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2023-12-02桂余徐岑琛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年5期

桂余　徐岑琛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民族概念展开了不同的设计。一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二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无产阶级要组成民族”；三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后，“地域性的人”要向“世界历史性的人”转变。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提出“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从革命性到现代性再到世界历史性的演进。正确认识以上逻辑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谋大同的历史认同，有助于把握世界民族发展大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从理论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因而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观，首先需要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涵要义与逻辑脉络。就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研究的现状而言，已经有学者指出，“国内有些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提出的‘民族概念不加区分地笼统理解”[1]，并指出这种大而化之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的方法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虽然他们没有系统地对“民族”进行集中的讨论，但其民族的观点和主张散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按照社会形态变迁发展规律，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前，“民族”大多指代狭隘民族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反对民族主义中的偏见和优越感，并指出其本质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2]。第二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后，应该“把自身组织成民族”[3]。第三阶段，在生产力不断持续发展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结合国情、世情以及时代主题来面对“民族”的复杂性，先后提出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概念。这三个概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发展三个阶段的认识，有效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民族观面临着繁杂多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网络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这意味着，如何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朝着理性合法的方向发展，引导网民将维护民族利益的情感转化为守法爱国的实际行动，从而帮助网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内蕴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规避技术民族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强制性的科技本土化、遏制性的科技排他化、牵连性的科技政治化，引导人们在认知上清楚中国坚持自主创新的高科技发展之路、正视中国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非排他性；如何摒弃极端民族主义带来的非理性爱国主义，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民族发展道路是走中华民族共同体道路，不是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回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逻辑理路，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概念的三次顶层设计，应对当今多元民族主义思潮，为未来指明正确的方向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5]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史脉络，才能进一步生成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夯实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

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的革命性设计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民族”的批判性观点大部分散落在为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和民族原则而写作的论战文章中，这些观点导致后人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时，常常简单理解为“反民族主义”或者是“非爱国主义”。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的批判的确是针对民族主義，但只是针对利己性的民族主义而已，这一观点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斯拉夫主义中的“唯有信仰可以克服个体的局限性”以及斯拉夫主义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观点的泛滥，并批评其为“大规模的利己主义”中得到佐证。应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这种利己主义的民族性是受到社会历史制约的，即有其自身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历史的合理性认识，基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第一阶段的认识，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的“民族”的内涵几乎可以和民族主义画上等号。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民族”消失的首要条件，是“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6]，“民族”也得以实现自我解放，这就将第一阶段的“民族”概念从方法论角度直接指向了无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实现真正地“民族解放”的重要手段。

回溯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遏制中国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因素，同时，“民族救亡压倒民族启蒙”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所争论的话题之一，无论其结论如何，都可以看到“民族救亡”成为该时期理解“民族”的重要底色。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革命时期，紧扣时代脉搏，救亡图存，提出“民族解放”的重要概念，认为民族解放是事关国家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一认识也从侧面论证了民族解放的革命性特征是其基本特征。其实，“民族解放”本身就带有革命性属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夺取政权，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而进一步打破社会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消灭阶级剥削，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民族解放。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第一次设计中，基本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概念的最早阐述。

第一，以“阶级”重新认识“民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时期，基本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发展第一阶段的理解。从具体的社会现实看，近代国民党、国社党也因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将“民族复兴”列入其官方话语。特别是国民党，其民族复兴论以恢复“民族精神”为前提，以开展各类民族复兴运动为路径，以推进“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为目标，从军事上、理论上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国民党、国社党以“民族精神”为改造国人国民性的观点，以及背后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与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斯拉夫主义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面对建立在唯心主义观点上的“民族复兴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明了唯物史观是认识“民族”的科学方法，且从革命的目的性出发，认为必须要从阶级角度来重新认识民族。一方面承认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限度性、阶段性，另一方面要求各革命阶级在民主自由解放目标下的统一。毛泽东虽然强调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在整个革命时期并不反对革命中的“民族主义”。就如同毛泽东在1931年对民族自决作了一般性的解释，这个解释基本照搬了苏联的民族纲领，即民族斗争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斗争、“主张无条件的民族自决”[7]等。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在1940年依旧强调：“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8]

第二，无产阶级是实现“民族解放”的自觉领导者。无产阶级是民族解放的自觉领导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据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民族观点，有助于“为建设扫清道路”[9]。而哪些人来为建设扫清道路是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主体理应是工人阶级。然而工人阶级在当时的中国数量少，是不争的事实，农民、小资产阶级则相对较多。基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中国共产党必须为民族解放进行主体设计，就不得不考虑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和对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问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无产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从方法上看，民族和阶级在革命时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那么就不能简单强调阶级而忽略民族本身的历史价值。事实上，从阶级属性看，一些与无产阶级相对的资产阶级、富农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革命力量。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的现代性设计

安德森在谈论民族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曾这样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掠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10]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民族”概念的确是和“民主”“国家”等概念一样，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解放”而逐渐消失。但是，安德森这种理解仅停留在认识论层面，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要做到认识世界，更强调的是改造世界，所以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角度上看，马克思对民族的理解核心并不是在怎样看待“民族”，而是对“民族”进行科学改造，也就是如何构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马克思认为，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中国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下，中国“被动式”卷入现代化的探求与实践之中，现代性变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本质要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更成为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发展作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次设计，此次设计的核心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民族是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走现代化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途径。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其最根本的任务是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样才有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在精神及其价值上追求的特征体现，给予了现代民族主义生存的空间。“现代性——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层起源，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11]在这种现代性特征下，无产阶级如何自觉地组织成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展开了对“民族观”的第二次顶层设计。

第二，“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族解放”的任务得以初步完成。这个时候，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后如何对民族进行改造，即一方面既要承认民族国家所要迈向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现代性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民族主义危机，就成为共产党人需要思考和面对的实际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1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民族”并没有消失。从理论逻辑看，赢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本身组成“民族”，这实际上就彻底脱离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概念。

毛泽东指出，“無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13]，无产阶级要将自己转化为民族。邓小平也多次阐述，“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相容，它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内决不能允许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存在”[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着重强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团结的大敌，要坚决反对”[15]。可见，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始终反对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概念。当然，单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点与无产阶级将自身转化为民族还是有距离的，即单纯的批判不能取代经验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因为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体验而将“无产阶级”凝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受尽剥削的民族，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民族解放，实现现代化。而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民族”，也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无产阶级要成为民族情感的自觉担当。马克思的追随者之一鲍威尔曾用“品性共同体”来解释民族，这种民族品性随着历史的发展被融合到一起，逐渐形成了“本能的民族感”。这种本能的民族感也会经历“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随着无产阶级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并用无产阶级政权握住民族的旗帜后，无产阶级本身的任务就是自觉地承担起民族感，这种民族感“本身是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所以他认为他的民族的品性也是有价值的，值得发扬光大。因此，凡是符合其民族特点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是善的，凡是与其对立的就是卑贱的”[16]。这一观点用韦伯的现代性观点来解释似乎更为易懂，就是强调无产阶级应当自发承担起“民族”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不仅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肯定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那些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复兴。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一直坚定反对民族主义思潮；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民族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所组成的。“中国梦”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提出的，两者是一个整体，绝不可以分开讨论。从内容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17]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指向的是民族国家现代性问题，也就是中国如何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优秀特质，从民族观上看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转化为民族后对民族感的自觉担当；另一方面，“中国梦”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融入每一个民族个体，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强调了民族复兴的现代性和个体解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倘若将两者分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会有陷入民族主义观点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工人阶级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以国家主人翁姿态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18]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观的世界历史性设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指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自身要组织成民族，还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终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解放”，会促使民族的消亡。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了现代性危机即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消亡的两个条件：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异化”现象会变成一种越发“不堪忍受的”力量；二是“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9]。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的设计中，无产阶级所组成的民族也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内才拥有其价值，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发展，无产阶级组成的民族最终会被社会历史性的人所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把人类社会民族现象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看待，具有世界历史性，基本观点是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尊重民族差异，反对民族分裂、倡导民族团结，把民族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解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的全世界民族大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性”的理解。经过长期奋斗，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随着世界范围内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交流已经成为可能。并且，由于国际范围内整体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就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世界性危机成为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时，也指出世界性的恐怖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气候危机、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化解，反而愈演愈烈。那么，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生产力发展所带来“异化”已经浮现、人与人的普遍交往逐渐成为现实，打破地域的人的思想束缚，转而构建一种拥有世界视野的世界历史性的人，就成为当下化解世界性危机的重要一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对塑造世界历史性的人而言，无疑是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概念的第三次顶层设计的思路。

第一，从“世界历史性的人”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一方面，要从“世界历史性的人”来理解“中华民族”。从理论逻辑看，“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应该是无产阶级所组成的民族，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同样只有在当下的历史阶段才能有意义。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性的人”角度来理解“人类命运”。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宿命论中，“命运”似乎就是一种“偶然性”，人一出生就被抛入了一个特定世界，后期的成长和发展也是受到命运偶然性的钳制。马克思则批评了这种宿命论观点，指出“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0]。随着地域的“民族”被消灭，个人摆脱资产阶级宿命的钳制，单个的人“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1]。在这种认识下，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便和全球性质的全面的生产联系起来，也即是说个体的人必须打破地域性“民族”的束缚，才能突破传统意义上“命运”的钳制，真正实现个体的解放。

第二，“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率先感受者。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命运与世界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地域性的“民族”的人将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历史性”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互赢、合作、共享的负责任大国。当前，西欧多国极右翼势力进行各种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宣传，推动反移民排外运动，鼓吹民族自决，加剧西欧社会的不稳定性。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并以负责任的态度为世界提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和民族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从时间和理论的逻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为先行条件，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递进、延伸关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2017年又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并赋予其世界历史性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指的是长期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是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历史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从国内视域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价值在于发展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认同。从国际视域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的民族观念，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率先感受者。这种感受还必须广泛传递到世界范围内，方具有世界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主要包括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和实行多边主义的决心。这“四个决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经验，这种经验只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传递，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才可以被称之为普遍的经验[22]。对此，在2017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标志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契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会成为人类的普遍经验。

五、结语

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民族解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而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才更有底气和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次论述中所透露出对“民族观”的理解，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设计，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致思理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的伟大贡献。管窥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三次顶层设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民族解放是反对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既追求制度、形式层面的民族解放，也追求事实、观念层面的民族解放。第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无产阶级组成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人类未来发展方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途径，其依托力量是无产阶级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第三，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民族国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国家，而是爱好和平、互赢共惠、携手共建人类美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为先行条件，其突出的世界性意义就是为世界各民族共同发展、化解世界性危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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