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意峰

《芳华·记忆》影像馆坐落在原五金仓库，现在早已改成了厂史陈列室，自然不是我们当初那个县国营二棉，而是茂林纺织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茂林当年即为二棉厂的职工。二棉厂资产重组后李茂林挑头办了私人公司，那时可是远近皆知的一段传奇。因此渊源，策划影像馆的韦总前往斡旋难度自然就不大。天香楼的一顿酒推杯换盏地喝下来，李董的舌头就麻了，说话含混不清，恢复了当年小青年李茂林的率直。去搞吧，搞得越大越好，他甩着手对韦总说，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二棉厂藏龙卧虎，到处是咱们的人。韦总端着酒杯笑眯眯看他，觉得眼前的人可爱极了。

我跟韦总有点交集，倒不是生意上的往来。前几年他的摄影公司发展得比较迅猛，政府的招商宴席，大江南北的展销会，各地标注的旅游景点，都晃动着他们公司特款的黄马甲。不过那一次拍照采访的是我，他作为策展人规规矩矩双手交叠站在我面前。所以他电话打过来，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双近乎认真的眼睛，执拗地瞅着你，像要瞅到心底去。

影像馆分两层，青砖铺地，展览面积近600 平方米，由生产、生活、匠心、芳华、风采五大板块组成。我真的一点都不惊讶，馆内陈列了大量历史照片、文字史料、实物展品、影像视频，光是形形色色的老照片就有1000 多张，黑白，彩色，柯达，凤凰，等等。

记得当年二棉厂可是县里最大的国有企业，有的大中专毕业生宁可不去银行，也想挤破头分配过来，说情拉关系的趋之若鹜。当然，花无百日红。现在，厂子早就惨淡收场，工龄买断后，工人们大多自谋生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坚持下来。自然，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国营职工，而是转型为私企员工。

李茂林当然是最开心的。他指着图片给韦总一一做解说。什么1983 届浙江电大二棉教育点学员合影，什么全厂吉他口琴大奖赛，什么厂政工人员赴无锡国棉一厂培训学习。韦总的脸上挂着那种随意又淡然的笑。一行人说说笑笑到了楼梯转角一个橱窗边。李董忽然惊奇地指了指说，哎呀，大家看，韦总也在啊。那是拍摄于1991 年5 月的一张黑白老照片。背景是一个湖，湖面上柳枝依依，漂泊着一艘船。船是那种特制的简易游船，船底以成排竹木铺成，用钢筋做支架，上面撑起了一块布篷。船上左右依次坐了两排人。中间顶头小木桌上放一只四喇叭录音机，是那个年代时髦的标配之一吧。众人的脚步停滞了，都凑近了打量，好像那里面有自己熟悉的故人。有人注意到，画面中，打头的一个小伙还斜靠在支架上，惬意地捋着自己的头发，看上去还真是神似韦总。这是我么？连韦总也笑了，乐呵呵地盯了一会。不是你又是谁呢？我也发了疑问。那远去的小伙胸口的确是挂了一台当时流行的海鸥相机。众人都笑起来，好像这人本来就该是韦总。

当晚我在厂区的公司招待所二楼过了一宿。我想感受一下氛围，看是不是还存有从前的气息。许多年前，我先是在车间做工人，又调入政工科写材料、编厂刊，后来寻到一个机会考入县报社。这些年给厂里陆续写了不少相关通讯，感触颇深。招待所的小房间还像以前一样幽静，室内床位桌椅的摆设基本也没怎么变，临窗望去还是一片杉木林，而在杉木林的周边像麻将牌一样罗列着几幢厂房。除了喜欢幽静，我更在意视野的开阔，仿佛站在这儿，就掌控了全局。

可我的心境再没以前那么活跃。以前为写材料，特意申请了招待所二楼的这个小房间，往往写着写着就起身望远，伸腰蹬腿，感觉精力特别充沛。你能望见厂道上工人们三五成群走路时的昂扬姿势，但此刻路上行人稀少，简直门可罗雀。已近黄昏，天空阴惨惨，阳光早已躲到别的地方去了。

忽然，一只夜鸟从厂房的波浪形屋顶飞腾起来，哇哇地叫着箭一般射入那片杉木林里。

这鸟还是从前的那只鸟吗？我有点恍惚。那一刻，我产生了难以确定的虚无感。我想起白天的影像馆，图像里那么多人事，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吗？又有多少人再无缘进入我们的记忆影像中？

我陡然想起一位故友，说同事也许更准确些。他就是那只不知名的夜鸟吗？或者，其存在与否，仅仅是我脑海里倏忽之间的一个念想？

这位同事之所以成为我的记忆，是因为其名字酷似我喜欢的一位荷兰球星。他叫范培西。但为了叙述轻简，我愿意把他唤作范佩西。年轻时大概读了几本书，我乐于给人取绰号。“树皮”指的是满脸疙瘩的人，“可乐瓶”专门搜集空塑料瓶卖钱，“板搭搭”受上司斥责后把办公桌换成小矮凳。范佩西那时还不叫范佩西，而是“屋顶上的人”。也有说他“神经病”的。这两者现在想想觉得不可思议。可当年的确形成了共识。不然，一个人没事跑屋顶干嘛？

那时候我还在车间当维修电工。有一次，夜晚走坡道一不小心崴了脚，正值领导指派任务到厂房屋顶布置消防联动线。我有点犯难了。这领导刚来，说一不二，又是个兜篮子的货，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同事老郑暗中数落说，就你重脸啊，人家可不留情。老郑瞟了一眼我的脚，说你不找找“神经病”？“神经病”就是后来的范佩西。我的脑海中立刻晃动着麻秆一样瘦长飘摇的身影。范佩西也是工程部的人，但他平时老发愣，也不大分得清，都觉得他脑子慢半拍，只能打下手，抽个线，爬个高什么的。我就把他找来了。这家伙正爬在高梯上修路灯，下来时憨憨地搓着手说，有人晚上上公厕看不清路。我说这人不会是女的吧？他脸一红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人家有老公，她老公会替她端尿盆的，与你何干？他更忸怩了，吭哧半天，分辩说这家属宿舍的路灯不也是工程部的维修范围？我就被他噎了一下，但脑子比他快半拍，马上翻了个白眼说，拉倒吧，这家属区的路灯咱厘得清吗？

真是这样。二棉厂家属区是个维修的“重灾区”，楼房旧，人口多，地形杂。工程部也花费力气整治过相关管道、线路。可不是这儿堵塞就是那儿断线，更可气的是有人为了摸黑做事还故意把路灯砸了。于是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儿也就成了三不管地带，顶多例行公事地那么走上一圈，抽样换几个灯泡了事。我们都知道范佩西就住在家属宿舍，可老郑不也一样？还是这家伙犯倔。

不过这也反证了范佩西良好的心态。谁叫他都应声。从大人到小孩。他帮人拉车扛行李，给子弟学校的学生追过湖上的足球，还真替女人端了尿盆，这是后话。范佩西说，成，就这么着。说这话时，我盯着他的眼睛。我不喜欢勉强别人，包括他。范佩西的眼睛有点白中偏蓝，透着亮色，一点也看不见感伤的样子。

是个很好的天气。站在厂房的屋顶上，大概天更蓝，云更白。我在底下放线，范佩西则在屋顶上往来穿梭，按照布局将线固定在指定的位置。他个子高又瘦，行动起来显得轻便灵活，很像一棵挪移的竹子。竹子怎么会挪移呢？但他的双脚的确随时黏在屋垄上、平台上，格外稳妥，简直像拥有某种天赋。或许连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他来回跳动，看起来兴奋、新鲜，布线的每个动作行云流水。在我印象中，未曾见他如此自主、熟稔。我不得不仰脸提醒他小心脚下打滑。但他嗯嗯地应着声，丝毫没有放慢节奏，反而闪转腾挪，竟使人觉得酣畅如一场杂技演出。

老郑赶来了。老郑肯定是不放心，可他年龄毕竟比我大一轮，也不可能上房。老郑遥遥望着范佩西。后者沐浴在阳光下，白亮的光晕使之如皮影戏里的人物，虚飘空灵。老郑都有点吃惊了，说，这家伙想干嘛？我的心中此刻充满了骄傲，头也不回地说，应该是在表演。

到底还是累了。我把一瓶矿泉水扔上去。范佩西一边擦汗一边喝水，脸成了古铜色。老郑说下来歇歇吧。范佩西说没事。他站在瓦垄上，风大，把他的衬衣下摆吹了起来，像起舞的布条。我们不说话，手心捏一把汗。他倒不在乎，凝神眺望着远方，颇有些睥睨群雄的姿态。我们猜测他大约在望那些道路、河流、屋舍、树林什么的。他的脸上有一种茫然的神色。

老郑古怪地笑了笑，压低声跟我说，“神经病”上线了。果然，范佩西用手掌靠拢嘴巴，朝我们喊，上来看啊，这儿啥都看得见。听了这话，我在底下寻思，他想说的大概是这边风景独好，只是没说明白，到底脑子不灵光。这时老郑闷声闷气地冲他嚷，你走不走？我们可回去了。范佩西快活地吹了下口哨，把我们吓了一跳。范佩西喊，你们先回。得，我在心里嘀咕，这下真现原形了。

连着几天布线，老郑就把这个当笑话四处讲。我倒是情愿理解为范佩西心中有诗与远方。可他配么？我们又配么？所以赔着傻笑时我总觉得心里有那么一点悲怆。我搞不懂范佩西的脑回路是如何结构的，但隐隐也浮起一点莫名的兴奋。

是范佩西把这点兴奋转化为现实。范佩西竟然邀请我到屋顶看风景。那天傍晚，我正在宿舍翻卡尔维诺的小说。有那么一点难以启齿的爱好，被我称之为地下工作。我心里蕴藏着一个写作计划，但不好讲出来。因为它太神圣了，一点尘灰我都不忍心落在上面。范佩西刚敲门，我就把卡尔维诺合上了，重新飞回了现实世界。傍晚的光线黄黄的，柔柔的，像范佩西古典主义的心情。范佩西说，走，兄弟，陪我逛一圈。这倒把我搞得迷迷瞪瞪，我说，我还没吃饭呢。范佩西拍了拍他的口袋说，饭有，酒也有。我发现，这句话像曙光一样点亮了他的眼睛。

我从没见范佩西这么放肆过。喝酒时他把衬衣脖领的纽扣解开，露出里面麦黄的皮肤。范佩西说，到了这儿就喝酒，一切尽在不言中。他站起身，左手叉腰，大拇指往外翻，一仰脖，右手瓶子里的酒就往下灌。酒精经过口腔、食管、胃、十二指肠、空肠黏膜，最终抵达了肝脏。像梁山好汉那么豪放、痛快。我看呆了，没见过这个样子的范佩西呀。我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仍能吆喝他，指使他？我更不知道范佩西把我找来是何用意。

范佩西像是看出我的疑惑，把酒瓶递给我，用下巴示意我喝。这样我只能勉为其难地抿一小口。范佩西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这地儿不赖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啥都看得见。他像伟人一样遥指，你看，子弟学校，厂区大道，办公楼，机动车间，三纺车间……我也像个傻瓜一样不由自主站起身探着脖子望。我望见地面上的几个人缩小了三四倍，迈着短腿，走姿相当奇特。范佩西絮絮叨叨还在旁白：子弟学校的粪管堵住了，是我去掏干净的；厂区大道地下电缆敷设时我也在，他妈的分量够重；办公楼顶层广播室里有一男一女，专拣午休时间偷情；机动车间的主任是个烟鬼，悄悄躲在库房后面种罂粟……我嘿嘿一笑，范佩西说的这些我也有所耳闻，但从来没提，不是不敢提，而是不当回事，觉得这个世界本就如此，但现在站在屋顶听他咕哝，不由心跳了跳。

还有个好地方呢。范佩西意犹未尽地对我说。他嚼着鸡爪，脸上是酣然的酒红色。

范佩西带领我翻过那段风管，跳落到一面直立的水泥壁下。现在，因为有了屏障，风小多了，视野也小多了，但是这样的小给了我安全感，或者胆量。我们背对东面，望见的几乎就是西侧的景物了。可当我的视线遥遥地跌落下去时不免吃了一惊。这不是厂里的女浴室吗？范佩西的脸色很平静，也许他早见怪不怪了。想不到你还有这爱好？我忍不住嘎嘎地笑起来。大约是听出话里的讥讽意味，范佩西的脸皮似乎变成深褐色了，他的眼睛却在确凿无疑地闪光。跟你直说吧，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范佩西顿了顿说，我可是把你当朋友才带过来的。

范佩西说，他观察这个点很久了，倒不是说要偷看谁谁谁的裸体。范佩西说，信不信由你。他这么说时女浴室的玻璃窗蒸腾着雾气，可以看见影影绰绰有人在里面走动。我有点心猿意马，我听过关于公共浴室里发生的一些绯闻，脑子里就不免胡思乱想。半年前，老郑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叫小王。见过一面。那一面，小王很沉静地坐在宿舍的小床上，起劲挑毛衣，我枯坐了半天就怅然地走掉了。现在我突然想起了小王，在想小王如果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喂，喂。是范佩西招呼我。范佩西说，我也就只跟你说，没别的想法，我只是觉得浴室里发生的事情最真实，平时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到这儿都原形毕露。说完他哈哈笑起来，笑得竟然抹起了眼泪。这时一只夜鸟从头顶飞过。他吓了一跳，凝望黑暗的远方。我们站在屋顶上，像不像两只鸟？他说。见我不说话，他又说，如果能变成鸟，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笑完了，他认真地望着我，眼神透着无助。

我到底还是悄悄把这事跟老郑他们说了。鬼话。领导正好来传达上面的工作指示。他笑眯眯地踱过来，似乎对这个话题也颇感兴趣。领导说，鬼话连篇，他以为他很单纯，还是十八岁的后生哥？再说，十八岁的后生哥看见那个场所心思也活络哉。所以老郑平时说得对，领导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我总觉得有义务为范佩西分辩。我说，也许他只是看看笑话，解解闷。老郑笑笑说，不见得。我说，为啥？老郑瞥了领导一眼，后者正用宽厚慈祥的眼神望着他。于是老郑抖擞精神，语出惊人，说，“神经病”出家丑了。老郑在我们暧昧眼神的鼓励下，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了。老郑说，“神经病”的老婆搭上了外人，原因不详，这个外人是管厂子公共浴室的，平常腰间挂一串钥匙，走路叮零当啷响，分头油光光，趾高气扬，派头十足，他妈的不就是个管大门的，搞得像管妓院的一样。说完老郑愤愤不平地拍了一下桌子。领导在旁边拊掌大笑。老郑却又把声音压下来，正色说，可管门人有个舅子，是厂部傅书记。领导收敛笑意说，不说了，不说了，点到为止。老郑朝我咕噜一笑说，就是武大郎碰见西门庆的现代版嘛。

自此我就闭紧了嘴，这也不用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有意无意地与范佩西保持了一点距离。我感到这家伙身上散发着一种危险的气息。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然而，令人绝望。我只是二棉厂的一个青工，怀着虚妄的靠近文学的梦。白天，要为工作流汗，到了晚上我就拼命读那些经典名著。适逢厂子邀请省里的日报记者开办一个通讯培训班，我也报了名。因为文笔还算流畅，居然与那位授课的沈记者交上了朋友。那段日子，我感觉时间在飞逝，但每一天都过得满满当当。

储能式螺柱焊焊接需要将设置好的能量额度冲入电容内，随后焊接时，能量从电容中一次性全部释放，用于焊接，焊接时间为1-5毫秒。储能式螺柱焊的焊接能力有限，一般运用于焊接直径3-10毫米的螺柱。

我不太关心范佩西的动向了。他也很少私下联系，因为我“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只是在工作时有短暂的交集。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或者说恢复了老样子。有事时唯唯诺诺，没事时脸色呆板，在外人看来全无生气。大家嘻嘻哈哈的时候他也安静地坐在角落想心事。有时候他望向窗外的天空，若有所思，大概又想起了那些屋顶上的往事。

可一些消息仍源源不断从他人的嘴迁移到我的耳中，像植物样斑驳地生长。那都是些“恶之花”。说范佩西有一次在屋顶上望见他老婆跟管门人在家属区小屋里乱搞，险些气疯了。老郑说，不可能，家属区那么远，怎么望得见？又不是千里眼。传播消息的那个管物料仓库的女人嘴一撇说，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有人看见，“神经病”在屋顶上晃几晃，差点翻下来。这一点老郑倒是同意的。他说“神经病”就是神经病，好好的你跑屋顶去，等下来人家早完事了。管仓库的女人说，可不是？这种女人早该离了，听说子宫都割了。老郑一摊手说，那就是说，男人做那件事没什么味道了。老郑的脸上落满了遗憾，仿佛他才是那个倒霉的男人。

接下来几天就显得百无聊赖了，好像整个班组乃至部门的人都在等着什么。可又说不清是等着什么。总之是混混沌沌的。也许日子就在这种漫无边际的莫须有的等待中流逝。我们没有听见任何波澜起伏的新闻。老郑闷闷地说，一脚踢不出个屁，说的就是这种人。我说，也难怪啊，毕竟别人有后台，咱都是台脚下一只蚂蚁。老郑笑着说，也是，都一样，扶不起的阿斗，跳不起的蚂蚱。

话虽如此，我仍是希望把日子过得有声色。我交了新女友小林，厂部做团委工作的。我们是在全县通讯培训班上认识的。小林梳着马尾辫，走路一阵风，辫子就时常跳跃，另外，手中揣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夹一支钢笔也是她的风格。她是厂里的通讯积极分子，每年都受到表彰。她喜欢苏俄文学，而我，正好对契诃夫情有独钟。我们渐渐地在一起攀谈起来。小林知道我在悄悄考自大，目光里就有了欣赏的光彩。可她哪里晓得非如此，何以打发漫长的时间。她偶尔会到宿舍来看我，顺便翻一翻那些木柜上陈列的文学书。有一次她问我，最近厂里在内聘科室人员，你为什么不去试试？我笑笑说就我，不行吧？她说你怎么就不行？我说你行就行。我说，可我只是一个工人。她诡秘一笑说，只需努力，自有贵人相助。又说，是政工科要招一个搞宣传的人，可以试试看的。是的，我们平时聊的大抵是这样的内容。无非是两个年轻人信息、思想的交流。但宿舍楼里的其他人不这么看。他们的目光闪着暧昧的光亮。有一次小林进门就满脸愠怒地说，太无聊了，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说怎么回事啊。她说楼下有个老太婆把我拦住，问我啥时候跟你结婚，她讨几颗喜糖吃吃。我想了想说，那你觉得咱俩啥关系。她的脸上浮起了红晕。

也许是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她站在窗边，望了会窗外的云杉。厂子建在一个山坳里，周围多的是那种亭亭如盖的松科类植物。忽然她扭头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姓范的同事？我说是啊。她的眉头皱起来，说你那个同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没事喜欢到屋顶窥视，很多人都有意见，都告到保卫科了。我略感吃惊，忙说，可能是一种习惯吧，他没什么恶意的。小林说，有这样的习惯吗？大家都不舒服啊，总感觉有人在偷窥自己的隐私。我不以为然说，那么高，那么远，又望不见。小林不高兴地沉下脸说，小温，你这样想就不对了，你还想做作家，什么是作家，鲁迅先生说得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她这么说，我头大了，忙说，我说不过你。小林瞪大了眼睛，有点天真与无辜。小林说，这不是说得过说不过的问题，是基本的思想觉悟呀。见我不吱声，小林忽然醒悟似的说，哦，明白了，他是你的同事，你才庇护他。我脸一红，摇头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小林的疑心更重了，把脸转到我的面前，注视着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以后少跟这种人来往。

事实上，不消小林劝阻，我自己都害怕。我又一次感觉到范佩西身上散发的那种危险的气息。那种悬于一线的随时坍塌的可能。但是，如小林所说那么决绝我又很难做到。我的内心充满了沮丧。与范佩西碰面，似乎成了我的至暗时刻。

好在我有自己的事要做。我的通讯稿一篇篇被厂广播站播送，有几篇竟然被县报采纳。还在小林多方引荐下，接到政工料的通知去那边报到。消息不胫而走，工程部的同事们嚷着要我请客。我也不好推托，就在厂子附近的得月楼请大家吃饭。差不多整个部门的人来了，当然人数不多，也就凑齐两桌。有人发现范佩西没来。这于大家而言似乎情理之中，在我，却是意料之外。领导乘着酒兴一挥手说，没事，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地球照样转。这时有人在交头接耳，说这姓范的是谁啊，了解的就说此人精神可能有点问题，没事喜欢在屋顶上溜达。也有一本正经说范佩西家史的。刚开个头，听的那个人就明白了，说，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

我舒了口气，知道自己终于可以远离那道投射过来的狐疑的目光。我忽然理解了屋顶下的人们的心情。政工办公室在厂办大楼的三楼，窗明几净，有一张皮革的转椅服侍我工作。很快我又搬离了原先的集体宿舍，住进了厂招待所的一个独立小间。这样，小林过来跟我探讨文学方面的事就比较方便。

第二年的春天，办公室窗外的桃花开得很旺。粉红色的桃花炫酷得像电影里的布景。我的一个远方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同学刚做了交通局的科长，有点踌躇满志。他问我现在在哪儿高就。我说在一个厂子里做事。他的语气就有点轻慢，接下来说的是别的几位同学，一个常年生病，一个做生意赔本，还有一个支支吾吾不肯说。言下之意他活得最滋润。后来他说起前几天有一个女同学犯了花痴。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女同学被骗财骗色，失心疯，看见桃花就犯晕，结果不慎滑进路边的泥塘中溺死了。这时我对他老讲这些事有了反感。正想着如何摆脱，忽然听见隔壁保卫科一阵喧闹。我就势挂了电话。

保卫科的门洞开。我看见三个保安摁紧了一个人。两个掐胳膊，一个掐脖子。被掐的人想把脑袋拗起来，几次不成功。我的进入使保安有点分神。他终于拗起了脑袋，果然是范佩西。刚才看那瘦条个子我就觉得非他莫属。他正在看我。眼珠像死鱼一样，忽然，那眼神活泛了。他冲着我大叫大嚷，他，他可以给我作证。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我望见范佩西的嘴脸被压迫得变了形，但那褶皱里却透着一丝讥讽的笑意。

老实点，信不信我打你一顿。年纪轻的保安威吓道。那两个年长的保安老何老夏我是认识的。老何说，小温，别理他，这家伙变态，偷女人衣裤。老夏稍微耐心点，说，小温，这人哪，没事爱跑到屋顶上，东家长西家短，扰乱社会秩序，搞得人心惶惶。我说，三位师傅消消气，有话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就把范佩西松开了，后者气呼呼地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揉着他的臂膀。老何说，这家伙把傅书记家属的短裤胸罩偷了，还胡咧咧说人家是婊子。老夏说，本来没有的事，这小子胡说八道。范佩西在椅子上叫起来，小温你说说看，我自己有老婆的，是不是？又说，山人自有妙计，我哪句话是假的？年轻的保安把眼一瞪，范佩西的身子缩了回去。他们四个各说各有理，我还能说啥。我除了解释就是解劝，信誓旦旦地保证范佩西大概只是喝了点酒才说了胡话，办了糊涂事。这样三个保安每个人都凑近范佩西，验货一样看了半天，拉下脸说，小温你可别做伪证，他哪有喝什么酒啊。到这个退无可退的地步，我也只好牙一咬说，请不要为难他了，你们还不知道吗？他就是个神经病，你们跟神经病搅和什么呀。话一出口我就惊呆了，觉得说错了，乱套了。我他妈怎么跟老郑他们一样了呢？范佩西的眼睛也睁圆了，慢慢地那眼珠又变得死鱼一样委顿下去。是啊我是神经病。他凄楚地笑笑，冲我点点头。老何老夏倒是满意了，尤其是老夏。都说老夏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做保安，因为此人作风太仁慈，简直是妇人之仁。果然，老夏一副拉架说和的姿态，算了算了，早说他是个神经病，你们还不相信，这不，小温也说了，他自己也承认了。老夏走到范佩西面前，猛地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小子，下不为例啊，好好的人不做，找死啊。说完他还朝我挤了挤眼。

日子稀稀拉拉往前走。这年冬天，在那位沈记者的提议下，我参加了县报采编人员的招聘考试。这信息还是他电话告知我的。他说你还年轻，要多尝试一下不同的生活。这话暗合了我的心理。那时候的我很想去外面走走看看，觉得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困在靠近山坳的厂子里。小林比我要冷静得多。她说这儿不是挺好吗？你是厂部的笔杆子，大家现在都了解你，尊重你，最主要领导看得起你，办事什么的都很方便，为什么非要出去闯？小林这段时间隔三岔五来小楼，烧点菜什么的。偶尔她也不回去。她越来越考虑现实问题，有时候检讨自己以前天真，也不许我天真。我说，你放心吧，鲁迅先生说，路是走出来的。小林就不再说什么，只是嗔怪地望着我，眼中闪动着一丝母性的光芒。是的，我觉得她越来越像我的母亲而不是别的啥。来年，办公室窗外桃花再度殷红的时候，消息出来，我被县报录取了。他们给了我梳理交接的时间。

接着就是一番通告，宴请，致谢……这一套程序下来我感觉乏累，但心里还是高兴的。我几乎成了国营二棉的一个传奇。我走到哪儿，总觉得有人在身后指指点点，说，看，这人哪，时来运转，当年只是个小工人。我并不理会，我的血管里本来就流淌着工人的血啊。喝醉酒照例会拍桌子骂娘，像老郑一样说话不转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变异了。坐在办公室那张皮革椅子上，我提醒自己要文明，像个知识分子那么婉转地说话，即便别人甩你几个巴掌也要学会忍受，像古代娄师德那样笑脸相迎，唾面自干。可不敢得罪人。已有人在规范我的行为。比如小林，乐于把我打扮成一个兼济天下的书生，从服装到言谈。我有点担心这样下去，我将不我。

我基本已收拾停当。被褥、衣服与书本什么的已托运过去。我站在招待所那个小房间的中央发了一会呆。屋里空荡荡的，好像当初刚搬进来时的情形。我的心也空荡荡的。后来我点了根烟，走到窗边眺望远方。远方那片杉木林默然静立，如往常一样。你找不到任何一点起伏的波澜。你也找不到任何一点时间的痕迹。可是，找不到不等于不发生呀。我被这个结论吓了一跳。

第二天我没跟小林打招呼，独自逛到家属区。家属区是由二十多幢筒子楼构成。楼分四层，格局相仿。穿过熟悉的水泥甬道，我一眼就望见二楼范佩西家那扇涂了绿油漆的门。很久以前我来过几次，还在里面喝过酒吹过牛。我恍惚望见范佩西佝偻着身子从门里出来，做一个里面请的滑稽动作。可还没跨上第一级台阶就听见乒乓一声响，一两块瓷片飞溅而来。接下去我就听到女人的声音在那扇门里面喊，你说你有什么用，还写揭发材料，都看死你了。沉默了几秒，范佩西气急的叫声响起，你他妈是我的老婆吗？是别人的老婆还差不多。我愣住了，刚想转身，范佩西大概听见了楼下的脚步，一探头说，是你啊，上来呀。

我上楼去，没看见他老婆，却看见公共楼道与绿油漆门内的地上扔着碎裂的碗盘，小半只或者半片。范佩西说你进来呀。他把手里的一个尿盆塞进桌子底下。我说你们有事我就不进去了。范佩西脸色尴尬，搓着手说，也好，去外边走走。

我们沿着小吃一条街走，绕过灯光球场，进了厂门。我们围着厂房转。范佩西说，你找我干嘛？我可是危险分子。我瞥了一眼，那张脸的线条生硬，鬓角跳出几根白发，显出几分苍老。我说我就是来看看你……范佩西说，哦，明白了，你马上就要高升了，那么，就祝你步步高升。我也生气了，嘴巴却在笑，说，我是滚蛋，滚得远远的。范佩西口气缓和下来说，有得滚就不错了，老子还巴不得呢。说完范佩西忽然停住了脚步，笑着朝我努努下巴，我就知道了。现在，我们鬼使神差地转到食堂的后面。

沿着台阶我们上到了屋顶。我们坐在屋顶的那块平台上，望向天空。天空中有繁星闪烁，天色偏蓝，织锦一般精美。我忍不住问，怎么回事啊，你还要揭发别人？范佩西懒懒地说，是啊，通奸、贪污、作风不正、以权谋私，每一个罪行都值得大书特书。我说，你以为你是纪检委？范佩西说，包容恶就是恶。我说，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范佩西说，我是到了屋顶后才有了顿悟，才有这样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我注视他良久说，你就没觉得自己有点那个？范佩西说，我怎么啦，我只是揭发真相。我说，你这么上房，所有人都不高兴。范佩西忽然站起身大笑，你们这群庸人、恶人，我为什么要让你们高兴？听了他的话我很震惊。一直以来我认为范佩西本性循规蹈矩，虽然慢半拍，可差强人意，后来也只是思想偏离了一点轨道。没想到竟如此偏激。在他眼中，难道我也是恶人吗？犯了汉娜·阿伦特宣称的那种平庸之恶？

屋顶上凉风习习，如果不是这番争论倒不失为休憩之地。范佩西大概也不愿再提及这个话题。他甚至与我保持了一点距离。他在平台上踱了几步仰脸说，你看，夜色多么美，星星多么纯净。我说，是啊，人间难得的景色。范佩西脸上露出了陶醉的微笑。他忽然把两只胳膊端平，左脚点地，右脚凌空而起，作大鹏展翅状。他扑闪着两只胳膊，好像是夜鸟的双翼。你说我变成鸟好不好？他问我，眼神狡黠。我没好气地反问他，这可能吗？他并不搭腔，而是用梦游般的声音说，有时候我可真想变成鸟，只有鸟才能自由飞翔，飞向外面的世界。我冷冷说，即便如此，总归也要落到地面。范佩西收拢了他臆想中的翅膀，看着我，说，鸟和人不同，落下来也是落在屋顶上。

问题是，范佩西这只鸟，一落下来就摔死了。

我是在进报社一年后再度听到他的消息的。我在商场碰见了老郑。老郑已退休，手拉着他的外孙在闲逛。我请他们去附近果品店喝了鲜榨橙汁。老郑现在活得更坦然，肚子凸出了不少，一副指点江山的姿态。老郑说“神经病”死了的时候，我无法将之与范佩西对上号。我知道我记忆的一部分已开始清零。但当他说起那个屋顶上的人时，昔日场景似又重现。

老郑说范佩西终于还是与他老婆离了婚。这样他就更加自由了。范佩西仍保持着在屋顶行走的习惯，后来还演化为去屋顶喝酒。喝了酒的范佩西特别亢奋。能够像独行侠一般衔枚疾走。因为裹着一件黑色茄克，风一吹就像船帆一样鼓荡起来。老郑说，望过去像一只傻不愣登的海鸟。光是独舞倒也没事，问题是范佩西有时会到厂部检举，去报社爆料，或去市政府上访。很多人看见他夹个皮革包在路边等车。

他这样在屋顶，别人就有危机感，于是告到派出所，但法律限制不了，毕竟他没有伤害到别人。派出所的人也只能口头警告。怎么说呢，就当是一棵树吧，一只野猫吧，或者一只鸟。

他终究被开除了。因为有一天他居然状告了领导，说领导侵吞了部分工程款。领导被喊话后回来，气得把茶杯掷地上。平常我可没少为大家谋福利啊，工程部怎么出了这么个白眼狼。领导骂。所以，老郑说，后来，也有人叫他白眼狼。

那么，范佩西又是怎么死的呢？老郑说，这谁也说不清，也许是他自己喝醉酒从屋顶上摔下来，也许是有人在他必经的屋顶的台阶、斜坡、瓦楞上动了手脚。总之，有一天清晨人们在一条凸起的沟坎上发现他死了，脑浆都磕出来了。一些骂过他的人还为此被派出所传讯。

可人死又不能复生。老郑的语调颇为感慨，以后的事你想必也听说了，国营二棉终究被几只蛀虫弄倒灶了。许多下岗工人大多去县政府门口静坐，连领导也去了，但又有啥用？国家有政策啊。老郑说，争取不到利益，大家后来就说说笑笑，很多仇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朋友。领导也显得格外平易近人，还开玩笑说他挺怀念一个故人。有人问这个故人是谁。领导说，“神经病”啊。有人说人都死了还怀念个屁。领导幽幽答道，正是因为死了才怀念，可惜啊，此人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带头跳上屋顶向政府讨个说法。大家哄堂大笑。

小林来招待所的小房间看我时是个黄昏。小林一直坚持在厂部工作，十多年了她已从团委岗位下来，做了工会主席。她说她怀旧，离不开这个地方。我俩平时各忙各的。那个小房间还是原先的格局。小林边收拾衣物边问我看展的情况。我说，影像馆搞得不错，重大事件都上去了留下了。顿了顿我又说，不过总还有被时间遗忘的。小林笑了，说这当然。我迟疑一会问，范佩西记得吗？小林侧脸想了想，是那个屋顶上的人？我说，是啊。小林说，不早就摔死了？我心一动，问，他死的情况你晓得的？小林说，晓得的。我说，那你当初怎么没告诉我？小林愕然道，有这个必要吗？我说不出话来。我有点恍惚。过了一会我问，那个人真的死了吗？小林的眼神又流露出母性的光芒，嗔怪地说，你看你犯傻了不是。

可不知何故，我总以为传闻终究是传闻，“那个人”仍活着，早已腾云驾雾而去，寻找他的新生活，这或许源于某种心理暗示，甚或幻觉。在报社里，我是负责采编一块的，免不了会听到一些负面事件，也不乏有人给我提供这方面的线索。有一次我正在呆和尚面馆吃早餐，有个陌生电话打来，让我去县政府门前看看，说有特大新闻。他的声音喑哑，但掩饰不了一股兴奋劲儿。我没理他。可最终还是决定跑一趟。

县政府在城西延安东路18 号，很高的一幢主楼，巨大的玻璃幕墙闪闪发亮。可还没靠近大门路就给封堵了。汽车喇叭声四起。延安东路这一段平日车辆就多，现在更如盲肠般凝滞。许多人纷纷打开车门仰望，问怎么啦，怎么啦。原来县政府主楼高高的天台上竟然竹竿样戳着一个人，像贴在那些闪亮玻璃上的一个多余的零件。旁边有人讲解员一般介绍这个人是个下岗工人，母亲肺癌晚期，老婆跟人跑了，自家房子拆迁又觉得赔偿款少了，就跑到县政府要挟闹事。可提的那些要求，政府部门是无法满足的，因为早就按规定安置了呀。讲解员笑笑说，这人每次来，都随带皮包，里面据说是一些揭发别人的黑材料。

可还没等我仔细眺望，那个人大概觉得无聊，开始沿着天台来回走动。楼底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有人取出手机录制。还有人交头接耳，说救援人员上去了。果然就有几个穿制服的人绕到安全梯那边，悄悄往上攀登。也有人脸色茫然，大概仍觉得此事发生得有点蹊跷。

我下了车，挤到县政府门口，打算观看事态的发展。我打开手机，点开拍照功能，对准主楼顶层的方向，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捻，天台的景物一下子放大、迫近了。镜头里那个人已停住脚步。只见他端平胳膊，左脚点地，右脚凌空，作大鹏展翅状。那两只胳膊扑闪着，犹如鸟雀的双翼。由于他站立的方位接近于背面，我只望见大半个后脑勺，但他的动作却让我的心猛地一沉。

有一个瞬间，他转过脸，冲着镜头笑了笑，脸上露出一副陶醉的忘我的神情。我的手抖了抖，手机差点掉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