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小风

我的家乡旧名柏溪，这名字缘于那条蜿蜒贯穿全镇、一年四季清水泠泠的溪流。镇后有座大山，不知其名，山脊线条柔美，极像女体横陈；山体绵延到我们村后时，它变成了一把太师椅的靠背，坐拥住了整个村落，我们村民叫它后山。

学龄前，我曾经放过两年牛——可能父母舍不得我跟着他们上山下地吃大苦，而放牛相对轻闲。大部分时间，我们这群放牛的会在后山下找一处草叶丰美之地把牛一放，聚在后山嘴聊天。后山嘴有块坡坪相对平整，靠近山崖处长着棵苦楝树，树身高大，青藤缠绕，远望披头散发，近看虬劲蓬勃。苦楝树在我们村很常见，房前屋后，坟滩溪岸，四处都有，这棵是我见过最老、生命力却最为旺盛的，年年风儿一暖它就开花，像浑身披挂紫色罗衣，周边空气弥漫起呛鼻的苦香。南方雨水多，尤其梅雨季，下一场雨，花落一地，刮一阵风，又是一地，树下经常铺着厚厚的紫色花毯；它开花似乎没有穷尽，落花归落花，照样满树都是，一波连着一波，不间断地从春一直开到夏。秋季它果实累累，远远望去通体金黄，那些漂亮浑圆的金色楝子极其苦涩，我至今记得味蕾接触到它时被突如其来的厚麻感裹挟的恐怖滋味。也正因为其苦，除了我们几个放牛的偶尔揪些下来当弹弓的子弹玩，连鸟都弃之不食，蚂蚁更是躲着走。冬季因为不放牛，我对它的样貌便没什么记忆，只记得翌年开春大家重聚树下的时候，我被掉下来的苦楝子砸疼过脑壳。

老楝树下的话题遍及全镇的犄角旮旯。柏溪出过不少厉害角色，从政的，从商的，为学的，各行各业都有翘楚，但这些人“高处不胜寒”，我们的话题更多围绕的是普通人和一些“畸人”，如匪、丐、巫、妓之流。不得不承认，我的老伙伴们知道得真多，从上古“名人”的传说轶闻，到寻常男女之间的私情，乃至某户殷富人家借腹生子等等隐私，他们几乎都了如指掌，津津乐道。毫不夸张地说，有些故事带给了我性启蒙，以至于这么多年来它们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发酵。

这次春节我回乡，重登后山嘴，发现那片缓坡正被开发成公墓地，墓穴方方正正，一层一层，密密麻麻，阳光正好照在上面，很有格调。当年那棵葳蕤无比的老楝树早已影踪全无，寒冷的空气中没有一丝它留下的气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我的脑海就被一个画面袭击，是童年的某个严冬黄澄澄的苦楝子高高悬在枝头的景象，然后，那些旧人、旧闻和旧时光纷纷涌上心头。寒意瞬间裹身，冷得我汗毛直竖打起哆嗦，莫名的感伤却热辣辣地冲出了眼眶。再回想起我小时候，春天见苦楝花开，秋季见苦楝子满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同属一棵树，它们是一体的。估计那些和我一起放牛的人也跟我一样漠视了这一点，楝树开花的时候，除了放牛，就是看花；楝树结果的时候，除了放牛，就是偶尔摘下苦楝子来玩。而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就像这楝树的花和子一样，春夏默默绽放，秋冬在风中高悬，无人在意——我们的命运，和一朵楝花、一粒苦楝子并无差别。

当年俞平伯重刊张岱的《陶庵梦忆》，周作人为其写序解读，大意是说，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只因身在此山，有点迷惘，没有玩味的余暇。所以人多爱逃避现实，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才是甜美的。非但是老年人记起少时的生活觉得愉快，就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他说，这就是“梦忆”的魅力。那么，我是陷入梦忆了，在后山嘴，那棵曾经的苦楝树下。冥冥中，它仿佛在告诉我，千百年来，它一直生生不息，春去花还在，冬来子高悬，就这么成长着，衔接着，像在完成对四季时令的承诺，而小小的我，以及那些人，讲故事的，听故事的，都留在它的记忆之中，至今很鲜活……那么，是时候将他们付诸笔端了——

一

我赶着牛拐出村庄，就望见后山嘴那棵苦楝树下已经坐了个人，活脱脱一个大写的“C”字。不用问，准是岳用驼背。第一次看到他时，他们骗我他背上的是个包袱，里面装着吃的，我将信将疑，岳用就转过身去在我面前半蹲下来，我伸手摸了摸，硬硬的。忘了是谁在一旁寻我开心：“你把手伸进去掏掏看，想吃啥就有啥。”我马上回他：“我只是还小，又不是傻！”善意的笑声瞬间四起。

将牛绳在牛角上缠好，让牛自己吃草，我向后山嘴攀去。说攀其实也不准确，那个坡度不陡，只是有点小长。近了，可以看到岳用腰靠粗壮的苦楝树干，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不停地编织，新鲜的晨光迎面涂刷着他糯米团子一样的圆脑袋，他整张脸像上了层小麦色油漆。喊一声“岳用”，他抬起绿豆大的小眼睛冲我一笑，额上三道抬头纹立马显现，刀刻般清晰。他手中的是带着长柄的棕榈叶，他在编的东西已经有了小半轮廓，我知道它最后会长成一只漂亮的苍蝇拍，岳用跟我讲过，这是准备送给我的。

驼背卓岳用，名字挺惊人，因为它喊起来跟我在小人书上看到过的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儿子“岳云”一个样。岳用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只说和同村的绍德同年，我估摸着算了下，他1930 年前后出生。驼背很老实，又口吃，一直单身，一辈子只会放牛，没干过别的，大家心里都有点看不起他。我说的“大家”是指我们这支放牛队伍。我们的主力是一帮15 岁上下的半大男孩，经常调侃他，他也不生气；当时我7 岁，还没上学，我也跟着大家直呼其名，但岳用从来不恼，还对我特别好。他人缘挺好的，别人有事叫他帮忙从不推辞，还表现得很乐意。最让人羡慕的是他有一双灵巧的手，会用棕榈叶编织苍蝇拍。其他人赶牛都是随手折来毛竹枝揪下竹叶做成的简易“鞭子”，唯独他手握一柄纯手工绿色苍蝇拍。当硕大的牛虻叮上牛身，他立马举起苍蝇拍轻轻拍打，稳、准、有力又温柔。

我们这支队伍中，上了年纪的连驼背一共四个，其中一个老头是看护山林的，七八个半大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小平的，早早失怙，他妈妈一人拉扯五个孩子，是村里最困难的一家。有一天有个大孩子出了个主意，叫岳用干脆娶了小平妈，其中一个立马接口就喊：“驼背，童子小官人！”所有人捶地俯仰大笑不止，我看到岳用的脸先是红了一下，腮帮子像青蛙那样一鼓——那是他将要说话的前兆——但他最终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只拿一对绿豆眼咕噜噜一圈扫视，就迅速恢复了低眉顺眼的样子，跟着大伙一起讪笑起来。

包产到户后，放牛队解散，岳用驼背分到一小块地和一头牛。他就一边种地，一边放牛。地都他一个人种，没见过有人帮他。时间很快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岳用老了，干不动了，牛被他卖掉，田地荒芜，长满了野草。那年春节前夕，大概农历腊月廿三吧，农家约定俗成的年前扫除日，在村外柏溪洗完八仙桌回来的我爸说：“岳用驼背出去要饭了。”按说岳用放了一辈子牛，平时又特别节俭，应该会有积蓄养老，去外地要饭？我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他一辈子攒下的钱被人骗光了。是他的情人，住他附近，跟他年龄相仿，但辈分长他两辈。这女人我叫她阿婆，是个悍妇，她老公经常被她扇耳光扇到面孔红肿出不了门，村里男女老少就没有不怵她的。没想到她还有这一手，我心里对驼背充满了同情。但我父母接下去的交谈却很快刷新了我的三观。我爸说，驼背老实是因为没能力，他也有作恶的时候。文革时，他路遇一个富农家的女儿，上去就摸了一把那女子的胸。女的骂他，他说，你一个富农的女儿，摸你咋啦？天晓得，说这句话时，驼背一点都不结巴！

每年过年那段时间出门要饭，岳用驼背大概坚持了三年。后来村里觉得他影响了我们村的名誉，于是就把他送到镇上的敬老院去了。没过几年，驼背去世，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用的香烟都是大红鹰，比一般人家结婚用的还客气。听主事的族人说，丧事办完还有50 多斤硬币没有花掉，看来要饭几年，驼背又留了不少积蓄。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没忘记一件事：驼背的邻居有一次晚饭时听到驼背好像在请客，感到很诧异，因为从来没看到过他家来客人。好奇之余便想去他家看看，但是门窗都关着，只听到他一个劲在说：吃啊，多吃点，下饭过咸一点好了……邻居就更好奇了，找到一个窗户的小破洞凑近去看，原来没客人，驼背一个人在比划。

驼背去世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他情人的小儿子，因谋财害命被枪毙了。

对了，当年岳用送我的那把苍蝇拍，比他自己的那把小一圈，花纹不是他的十字花，而很像我妈给我织毛衣的元宝针，很紧实，还多了一道S 花的锁边，手柄长度嘛，捏在我手中不长不短刚刚好。这是其他人都没有的待遇，我却没拿出来用，而是把它留在家中，偶尔才把玩一阵，嗅嗅它特有的植物清香，后来时间久了它变黄、脆化，被我妈当作柴禾烧了。

二

中午快开饭了，家里弥漫着米饭的香气。我正在拔筷子准备往饭桌上放，忽听灶前正在忙活的老妈高声叫我：“儿啊，快先来盛碗饭，林超来了！”我扭头往家门口一看，果然，林超像往常那样高高地杵在那儿，左手拈个空搪瓷碗儿，右手拄根竹棍支在光脚边；因右肩上还挎了个粗布袋，他的身体似乎不堪重负，明显往右下方倾斜。我家的黄狗阿斗一声不吭趴在门槛前，它已经跟林超熟得连招呼都懒得打一声了。

我找到那个缺口的饭碗（它几乎被固用），盛了满满一碗饭端出去，林超赶紧前趋几步，将竹棍往胳肢窝下一夹，双手将那只瘪痕累累磕掉了大部分瓷釉的搪瓷碗翻过来捧好，微微弯腰，脖子前倾，像一头温顺的牛默默瞅着我。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林超胡子拉碴，浓眉大眼，头发茂密，虽然一身脏兮兮的百衲衣，连那个装饭的布袋也是补了又补，乌瘦成铁耙样的脚丫子踩在一双满是裂痕的塑料鞋上，但他浑身并不发臭；当我小心翼翼地把饭倒扣进他的碗，硕大的碗底顷刻就被填平，那些瘪处似乎也被撑胖，甜甜的饭香四溢开来。林超见状，赶紧讨好地朝我咧了咧嘴，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黄板牙。

在我心目中，林超是一个标本式乞丐。他隔几天才来我们村要一次饭，非常准时，都是在中午开饭这段时间。他要饭是真的只要饭，不要米，不要菜，也不要钱，要完带回家再吃。如果主人家不搭理他，他也不勉强，马上离开，也不抱怨，因此村民普遍待他友好，至少没人在明面儿上欺凌他。平时没事，林超就在老街的肉铺边上坐着，目光呆滞，自言自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但只要一有人喊他名字，他立刻就“哎哎”应答，仿佛他就在等别人叫醒他。

听我外婆说，林超姓李，十来岁就没了父母，在我太外婆家放牛为生。太外婆家是大户人家，解放前家里长工短工有几十个。太外婆信佛，对人很照顾，唯一不好的是她自己吃素，要求家里人包括干活的一律吃素，但好在每个人都管饱。可能由于青春期没挨过饿，林超成年后长得人高马大，他老实巴交，勤勤恳恳，照看的牛头头跟他一样膘肥体壮，我太外婆因此对他青睐有加。那些年，林超每年过年都有粮食和钱带回家，攒下不少积蓄。

解放时林超二十出头。他回了家，也分到了田地，但很快他就感到不习惯，因为做长工时回来只要洗干净手就能吃现成的，连碗都不用洗，现在忙活一天回家，不仅需要自己生火淘米烧饭，还得动脑筋煮菜洗衣缝被……而且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饭量惊人，每天都没吃饱，而饥饿让他动不动就全身乏力，四肢发抖，甚至眼冒金星。一次我太外婆在田畈碰到他，脸色苍白拄着锄头摇摇欲倒，赶紧拿出随身藏着的一把黄豆（这是她念佛多年养成的习惯）塞到他嘴里，他胡乱嚼了几下迅速吞咽落肚，整个人才缓了过来，然后他委屈地对我太外婆说出了一生中难得清晰的一句整话：“还是做长工好。”

我外婆说，林超开始去要饭，应该是在太外婆去世之后。我太外婆享年六十九岁，当时已算高寿。成为职业乞丐后的林超，在我家乡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奇怪的是，林超从来不到我外婆家要饭，每次从她家门口走过，他总是低下头加快脚步。我外婆跟他打招呼，他红着脸就是不搭理。

然而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妈和同村的几个婶娘姑嫂凑在一起骂林超，说他“真不是个东西”。原来，这个林超，每天睡到自然醒，伸着懒腰大着舌头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哎呀呀，时间不早了，我的大小媳妇们该为我做好饭了！”他出门前还时常自言自语“又好吃饭去了。”就差配上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了。我像记堂弟欠我玻璃弹珠一样把此事记在心里，暗暗发誓要给林超好看。过了一阵我去街上玩，看到林超照例坐在肉摊边发呆，一动不动，宛若泥塑木雕。与平时不同的是，他光着两只大脚板，离他不远的身体后侧，规规矩矩摆放着一双崭新的套鞋——看样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严冬，他已经做好了充足而精心的准备。我趁他不注意，掏出小鸡鸡，往那两只套鞋里各滋了半泡尿，随后溜之大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好久没见过林超了。他大约应该是死了。

三

暑假的一天，窗外蝉声如雨。我正在家中写作业，忽然听到外面的狗远远地叫了起来，此起彼伏，有气无力。我判断是有人进村了，但不可能是生面孔，否则长年在村口游荡的我家阿斗不可能这么低调。果不其然，世界很快恢复宁静，蝉鸣又起，我也就将心收回到了暑假作业上。才过了没几分钟，一声歇斯底里的大叫和紧随其后的哭嚎惊起了我的双耳。我不由自主站起身来侧耳倾听，但哭声就在这一刹那戛然而止，连同蝉们也全体噤声，周围一片死寂。随着鸡皮疙瘩爬满全身，我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恐怖漩涡，脑海中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有个黑衣人捂住了哭泣小孩的嘴，而那个惊恐万状的小孩，大概率是我堂弟。

正是双抢季，父母都在田头忙活，村里只留下派不上用场的小孩子看家，其中包括我和堂弟。堂弟家和我家就隔了两间屋，父母和叔婶交待过，让我好好照看他——堂弟比我小两岁，下半年才上小学一年级。门外阿斗的吠叫声越来越近，我决定出去看个究竟。

果然是堂弟遇到了麻烦——一个麻杆般的男人正右手抓着一条蛇凑在他面前，左手扣住他的肩不让他动，可怜我堂弟吓得浑身哆嗦满脸是泪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阿斗比我早到了，但它只会调整着身姿和角度冲着麻杆狂吠——因它挨过此人的踢。我立即将堂弟家院门边倚着的一根竹棍抄在手中，聚了聚气，壮起胆子大吼道：“死八车，你不想活了吗？”冲上去之前不忘回头朝外面大喊一声：“爸爸，快来呐！”麻杆男身上挨了我两棍，但他仿佛知道我是在虚张声势，不慌不忙收了蛇，将它放入随身背着的挎包内，然后乜着三角眼瞪了我一秒钟，又朝我脚前吐了口唾沫，才悻悻地走了。阿斗作追咬状，被他蹲地摸石块的样子吓住，夹起尾巴改变方向跑了。

惊魂未定的堂弟告诉我，八车来要饭，见家中大人不在，就命他给舀一大碗米，否则就要放蛇咬他。一开始他还以为八车只是吓唬吓唬自己，没想到他真的掏出了一条蛇，于是他就直接被吓哭了。

八车是唯一名气大到能跟林超匹敌的乞丐，姓汪。在我的家乡，只有他们村长年出乞丐，一代接一代。听老人说，这是他们村的风水。很久很久以前，汪姓祖宗为兴旺子孙后代计，请来一位风水先生帮看坟地。风水先生一番勘察后说，好的坟地倒是有一处，但如果说出来，我的眼睛就会瞎掉，这代价太大，我不能讲。汪姓祖宗遂提出，由他们族里给先生养老，并发誓一直好好待他直到送终。先生被他的诚意感动，说出了坟地所在。汪家很快发达起来，先生的眼睛也真的看不见了。但汪家人对先生却没客气多久，很快就背弃承诺，开始叫先生干这干那。有一年夏收季，先生被差遣去烈日下看晒谷场。他头戴一顶破草帽，坐在一把小竹椅上，双目茫然空洞瞪着前方。由于麻雀层出不穷，他必须时不时张开双手作驱赶状同时放声吆喝“嗬去嗬去”，很快便汗出如浆。这一幕恰巧被途经此处的先生爱徒目睹，震惊之余问先生怎么落到这等田地，先生干涸已久的眼窝顿时渗满泪水。最后，爱徒在先生授意下，找到那块坟地，破了汪家风水，先生双眼奇迹般复明，而汪家一落千丈且每一代都会出个要饭的子孙，八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八车和林超的乞讨风格截然相反。八车从来不要香喷喷的米饭，只讨钱和米，而且时间不固定；如果有人不给或给少了，他就说坏话，甚至骂人。八车不穿破衣服，而总是身穿一套发白的军装，身上背着的是一只洗白了颜色的军用挎包——据说他的亲哥学富当过兵，不过早就跟他断绝了关系，原因不详。

八车消息特别灵，我们家乡及周边乡村哪里有红事白事，他都了如指掌；遇到十一、元旦等大日子，他还要赶场。村中但逢红白喜事，他总是早早到场，独占一桌等着开席。仗着主人家图吉利不会赶他，他会吃到酒足饭饱，然后拿出预先备好的塑料袋打包走人，收获满满，比平时挨家挨户讨要强多了。当然也有例外。那天我们村有人办喜事，我爸当总管。见八车早早跷着二郎腿坐在桌边，我爸便吩咐帮忙的小伙们轮流过去摸他的头，一边问他：“八车，你礼金随了多少？”车轱辘话还没问到第二轮，八车就一瘸一拐地溜走了。

八车的腿原本没瘸。听说是有一次他到我们隔壁村要饭，看到有个妇女刚好背着锄头回家来。八车见她颇有姿色，就故意说要饭吃。那妇女没好声气地对他说：“现在哪有饭，你不是看到我刚从地里回来吗？”八车就像干活回家的丈夫骂老婆一样说：“这个点饭都没烧好，你在寻死啊？”妇女大怒，一锄头砸在他脚上，就这样八车落下了残疾。

八车讨人厌，却依然能这样混下去，是因为他另有“绝招”。我们家乡人出门去城里，如遇钱包被扒，只要找到八车，过两天他就能将钱包找回来，里面的证件、存折之类原封不动，钱则要看具体金额，如果本来就少，那铁定是有去无回；如果成百上千，八车就会拿着所剩无几的钱币回来跟失主说，他已经作主留了部分“酬劳”给对方，人家冒着风险干活也不容易；然后他还要从中抽取一两张，说是“提成”，再扬长而去，失主多半只能自认倒霉。我叔叔有一回去宁波，一上公交车他放在屁股兜的钱包就让人扒走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回到了家。后来托人找到八车，隔天那只钱包就回到了手中。我叔叔送了两包烟去，还遭了八车一顿抢白：“屁股是人身上最麻木的地方不知道吗？你这种笨人钱包要贴胸放懂吗？”我叔回来气哼哼说，要不是钱包里有重要东西，才不会送上门去自取其辱。我却猜测，更可能是我叔知道他拿蛇吓唬我堂弟后扬言要教训他，他听说后才设计报复的。八车当了一辈子光棍，自然不会懂当父亲的护犊之情。

八车死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镇上有四五个半大男孩，约摸十五六岁的样子，头脑都有点问题，平时靠在马路上骑三轮车拉客赚点生活费。不知是自发的还是受了谁的撺掇，从某天开始，这群大孩子相互约好，每晚都一起去揍八车。这些小子力气都挺大的，每天一顿拳打脚踢，八车实在熬不下去，于是就喝农药自杀了。这群孩子因为都是傻子，被抓后什么都问不出来，拘留几天就放出来了。因为生前得罪的人太多，八车的死也就成了永远的谜。

四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芦溪供销社的布料柜台前来了一个面容姣好的妇人，四十来岁的年纪，皮肤白，眼仁黑，站在一长溜整整齐齐的布匹前，目光来回扫视了好几趟，最后像终于下定决心一样，轻轻咬了一记下唇，拿手一指中间那匹最亮眼的布说：“这个，给我扯6 尺。”

布柜营业员记得这个女的。自从这一批新布料到货后，这女的已进来看过好几次了，每次都站在柜前看半天，然后扭头匆匆离去。这女的在外面看的次数更多，布柜跟外面的大路只隔了一层玻璃，营业员注意到，她路过这里时脚步明显放慢，双眼像被吸盘吸住一样。营业员心里清楚，那“吸盘”就是这匹红底白点的的确良。在清一色的暗色系布匹群中，这匹布是那么的出众，不仅颜色艳丽，面料更是出类拔萃。它叫“的确良”，跟之前普遍的棉布相比，它挺括，不容易皱，且结实耐用，市场上才刚开始走俏。“的确良”价格比棉质布料要贵不少，他们供销社的领导也斗胆进了几匹试着售卖。这不，女人看中的颜色最鲜艳的这匹，目前已经被爱赶时髦的姑娘媳妇扯走了不少，跟其他几匹暗色的相比，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下去。

营业员将布匹抱下来放倒在柜台上，熟练地拉出丈把，让布匹欢快地原地打几个滚，他才揪住布边拿过竹尺开始量尺寸，同时开口道：“是打算做件短袖上衣吧？你穿这颜色肯定好看。”妇人没吭声，只紧紧盯着他手底下的布料，像担心它长出腿跑了。在落剪前，营业员抬头看了妇人一眼，她的脸红红的，好像比之前更好看了，他就忍不住将剪刀头往里移了一寸多，才一刀铰了下去。

事态是在妇人付钱时急转直下的。“五角五分一尺，六尺一共三元三角，嗯，有点贵。布票两张。”营业员话音刚落，妇人就急忙张开攥得发白的手心，把一张折叠成窄硬长条的纸钞和两张布票一起递到了他鼻子底下。他费力地将那张纸钞展开，又将它放在柜台上推捻了几下，它才总算躺平了。这是一张崭新的十元纸币，棱角坚挺，还带着淡淡的油墨香。他刷刷几笔填好发票，撕下，又将十元钱拈起，与那两张布票叠在一起，转身往钢丝绳上的大铁夹子上一夹，店中央高高在坐的收银员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已全神贯注准备迎接滑过去的铁夹，就在这时，营业员瞥见了钞票上印着的那串数字，心中顿时“咯噔”一下，热血霎时冲上头顶。“呀，不好意思，忘了今天停电，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去财务科换零钱给你。”

这个名叫梅女的俏丽妇人那天没等来营业员找给她的零钱，却等来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因为她手中这张崭新的十元纸币跟一桩巨额盗窃案有关。十年多前，芦溪供销社保险柜内的一万八千元现金在一个夜晚突然被盗，公安人员根据芦溪供销社布柜营业员手中的纸币号码确定，它就是被盗走的那笔钱的其中一张——那笔钱款是当年供销社准备好翌日收购生猪的，从银行取出时全新、连号，十年来，这串数字从起始号到尾号已经被所有供销社工作人员以及负责此案的公安人员烙进了心里……

用赃款买布而被当场抓住的梅女非常硬气，一开始坚决不肯说出钱的来路，她一会儿说是自己赚的，一会儿又说是在挖土豆的路边捡到的，后来干脆闭口不说，如此扛了一个多月，公安人员终于在她家那头大肥猪的帮助下撬开了她的嘴——这头因饥饿过度而狂躁不已的猪把重重的石质食槽直接拱翻，露出了一个油纸包的一角，被一个一直不甘心、持续去她家翻找赃款的公安干警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九百九十元连号人民币。

梅女招供后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村的赵朋仁家突然来了一大帮公安人员，正悠闲撕着油条过泡饭的他立马被控制起来。来人开始掘地三尺抄家，朋仁老婆吓得说不出话。朋仁倒是很冷静，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他老婆说了一句话：“这一天还是来了。”他老婆闻言，不再瑟瑟发抖，走到丈夫面前看着他说：“你放心，我会等你出来的。”她还举起双手在丈夫戴着的手铐上按了一下。据当时也去看了热闹的我妈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朋仁老婆直视丈夫。

自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朋仁在我们村是个神一般的存在。他记忆力超群，心算速度奇快，听说有人曾经用算盘跟他比赛，但都算不过他。大跃进前，大队砖窑厂收木柴，他负责过秤。每天都有几十车手拉车的柴要收，一车柴要分四五次才能称完，但他从来不用记账，一一称完后再去屋里给几十个村民付钱，等钱发完他才记账，从来没出过差错。后来他被离我们镇二十里路的芦溪供销社招去当了会计，工作得心应手，在芦溪也有了一定名气。大跃进开始，他被下放回家，由于身子瘦弱，他无意于干农活，便在一个大赌客的邀请下，去那人的赌场当上了“桌角”（就是赌客打牌九做庄家时，他负责帮庄家收钱、付钱，也帮助算牌，庄家赢钱时他能分得一杯羹）。在家闲着没事时，他就和村民们打打牌。由于记忆力好，脑子快，别人出过几手牌后，他就能算准人手上都留着些什么牌，因而几乎每次都能赢钱。

忽然有一天，朋仁不知怎么就生出了一个念头：生活无趣，我要搞一票大的！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抬眼看到日历——明天就是芦溪供销社固定收肉猪的日子，下午下班前，保险柜里将放满现金。而当时他已经离开那儿一年多了。作为供销社优秀的前财务负责人，他保管办公室和保险柜钥匙好多年，离开前他自然将它们上交单位了；只是没有人知道，在他第一时间得知自己将被下放的消息后，他就偷偷将这两把钥匙作了备份。

那天晚上，他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催促着，趁着夜色徒步二十里路赶到芦溪供销社，用那两把被他捏到发烫的钥匙熟门熟路走进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了一万八千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当时公安人员怀疑是在职人员贪污的，查了十年都没有怀疑到他头上。

朋仁年轻时家境殷实，又因为打小特别聪明，父母对他宠爱有加，就是给他娶的媳妇长得很丑，还邋里邋遢，但好在她勤劳，对公婆言听计从；朋仁是个孝子，只能将就着过日子。因为不开心，他常常在外花钱买欢，相好的一个接一个，他老婆似乎并不介意。她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忍。朋仁爱赌博，深更半夜不着家，她就跑去现场一声不吭站着，直到朋仁坐立不安，忿忿离了赌桌，出门揪住头发就一顿劈头盖脑地打。但是第二天她照样出现在田头，依旧蓬头垢面，挂了彩的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使她看起来更丑了。还有一次快吃饭了，朋仁嫌她做的菜不好吃，让她滚出去，她尝了一筷说“不是还好啊”，朋仁就一脚踹在她肚子上，她捂着肚子倒在地上，就这样“滚”出了门。但她哪里都没去，起身后拐进公婆家抄了把镰刀直奔自家稻田，就开始埋头收割刚成熟的稻子。等她婆婆带着吃的找来时，天色已暗，她也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但她只是当着婆婆的面重重捂了把肚子，然后把上衣下摆打了个死结勒紧，继续拼命挥动手中的镰刀。她婆婆只好把吃的放在田埂上，摇头叹气走了。

外面那些女人，朋仁最喜欢的就是芦溪一个独自带着小女儿过活的寡妇，她就是梅女。拿到那笔巨款后，他分给梅女整整1000 元。梅女谨慎，将钱埋藏在猪食槽下整整十年，分文不敢动用，却终究没能抵挡住一块漂亮布料的诱惑。

陈年积案告破，朋仁被判死缓，后来因肝病于一九八零年提前释放。朋仁出狱回家后，他老婆很高兴，逢人就说“我孩子他爸回来了”，恨不得碰到柱子也说一遍。当时朋仁的父母都已过世，他老婆天天陪在他身边悉心照顾他，给他盛饭添菜端茶递水，但他似乎依然不开心，天天不是踢鸡就是骂狗，要不就眉头紧锁，黄着一张病脸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沉默不语。

朋仁归家不久后的一天晌午，我妈看到有个二十几岁的陌生小妇人出现在我家门口。小妇人面容姣好，身材瘦削，却手拎一大篮金团，有点不胜体力的样子。她先是很有礼貌地问我妈朋仁家住哪一间，又解释道，她妈妈是朋仁的老朋友，听说他回来，就命她来探望。我妈一下就明白了这小妇人是谁，赶忙帮她指路。

释放大约四年后，朋仁去世，送丧队伍中没有梅女母女。

五

阿财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脸麻子，抠抠搜搜，走路低头，看到角落里有一张废纸片也绝不放过。在我们村，阿财的小气和节俭是公认的，他如果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他家里吃饭，桌板上永远只有一个菜，不是咸齑，就是臭冬瓜。土豆在他们家是当咸鸭蛋吃的。一家四口，烧饭时就蒸四个土豆，一人一个，各吃各的；吃的时候用筷子撬一点土豆往酱油里一蘸，一口饭一筷子土豆，边吃边算计，饭和土豆总是能同时吃完，见识过的人都叹为观止。不过阿财总是说，比起以前吃“盐粽”的日子，已经好太多了，知足吧。盐粽我没见过，听我爷爷说，是将盐裹成粽子模样，然后煅烧，盐的味道就变鲜美，吃饭时拿筷子头蘸一下，很下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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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财四十来岁才娶到一个残疾老婆，那女人瘸了左腿，两边嘴角白白的，总是在发炎。后来听阿财吹嘘他老婆比他还节约，才知道她的嘴角是怎么烂的了——她在擦屁股之前总是不忘先抹一下嘴，而那纸从来都不是卫生纸，而是那种粗粝的黄草纸。然而就这样一个跟他堪称“志同道合”的老婆，阿财也要处处提防着。每次出门干农活前，他将家中能上锁的地方都上了锁。由于米缸上不了锁，他又生怕老婆偷家里的粮食接济娘家，就把缸里的米抹平，写上字，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米缸上的字有没有被动过。

在我印象中，阿财很大年纪才有了孩子，他女儿比儿子大两岁。他偶尔领着小孩外出，样子不像当爸爸的，更像是爷爷。记得他儿子七八岁时还一直穿着他姐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看上去不男不女的。有段时间阿财当起了大蒜贩子，从外面进些大蒜回来在家里进行加工，老婆和儿女一起往大蒜头须处塞泥，他负责往大蒜堆上喷水，以增加大蒜的重量。这一切就在他们家门口进行，他们全家齐心协力，光明正大，左邻右舍见了只好躲着走。

听村里老人说，阿财之前娶过一个老婆，年轻漂亮，还有文化。因他实在太吝啬，女的受不了，就远走高飞了。不过这个传言被阿财否定了。他说他前妻是来他这边避难的，前妻家里是富农。文革结束，她不想和他过，他就爽气地和她离婚，放她走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吝啬鬼阿财的知名度还在大幅提高。那次他去街上买带豆，来到摊位前，阿财先问摆摊的能不能便宜点卖给他，摊主知道他这个人的尿性，不假思索便答应，说反正是自己种的，便宜卖就便宜卖吧。结果他反反复复精挑细选，最后总共挑了4 根带豆让人家称。摊主勉强给他称好，算出来的金额零头是4 分。他又说四舍五入，要求把4 分舍去。卖带豆的也就由着他，无话可说。没想到的是，付完钱后，他又迅速抽了8 根带豆，说要给他加几根的。卖带豆的彻底无语，跟别人讲起这桩奇事时，只一个劲儿讲，“就当送人了。”

1990 年左右，我在我家西瓜地附近的马路上卖西瓜。有一天，阿财居然来买西瓜了。那是下午收工时分，他微微佝偻着背带着一种讨好的笑容走到我面前，问我西瓜能不能便宜点。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谋划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说给他便宜5 分钱一斤。他挑了个最小的，我称完后他很爽快就付了钱。我以为他马上要吃来解渴，便举起西瓜刀准备帮他切开，他慌忙捧起西瓜说，不要切，我要回去和小孩一起吃。从瓜田到我们村走路需要将近一个小时，阿财又没有自行车，我目送着他双手捧着个小西瓜的身影越来越小，心想这个夜晚他家将像过节一样快乐。而我心里则更快乐：因为我在瓜田旁卖西瓜要比镇上足足贵一毛钱一斤。虽说给他便宜五分一斤，但还是比街上贵；阿财极少买瓜，肯定不知道行情，要是被他知道，是会吐血的。成年后，我谈成过很多大生意，但小时候从阿财身上赚到过钱，是我今生最骄傲的事。

阿财后来还出了两回名，一回是他儿子买房子，他一口气给了8 万元；还有一回是他去世，留下的现金凑在一起居然有17 万多，另外一大包硬币因为太脏没数成。

六

良庆姓袁，在我家乡是小姓，他又是独子，少不得遭人轻视。

他平时和常人没什么两样，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一切正常；头脑糊涂时，就会说一些大话和笑话，特别是人多的场合，说起来更卖力，音调比往常高八度，脸红脖子粗，老一辈人称其是“人来疯”。良庆会编段子，段子还都押了韵，水平跟说单口相声的方清平有得一拼。他还能写藏头诗，当时我们家乡有个男的跟一个军嫂好上犯了“军婚”，他写了首打油诗，一共十二句，每句首字连读下来正好是“柏溪XXX 犯军婚罪该万死”。他曾说周恩来总理是他家亲戚，还编出一些自己和周恩来交往的经历，讲周总理请他去绍兴老家，陪他逛街喝酒吃茴香豆，坐乌篷船出游时还摘下艄公头上的毡帽戴在自己头上哈哈大笑；他说周总理回忆往昔，讲自己留学法国期间和邓小平一起开豆腐店筹措革命活动经费……煞有介事，有根有据，不认识他的人基本上信以为真。认识他的人也不止一次上他的当。有一回他又当众说起，镇上哪座山一处秘密涵洞被他发现，外头巨石堆垒，内有不知谁珍藏的金银珠宝，过段时间他准备去将它们拿回家，谁愿意帮他的忙，他愿意分一点当作报酬……有人被贪念和好奇心激励，半信半疑跟着去了，爬山爬到一半，才从良庆口中套出实情，又累又气却只能自认倒霉。

良庆编故事编出了一桩事故——他为此坐了几年牢。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良庆神秘兮兮地告诉别人说，他在去往象山的东海海域的一座小岛边看到一艘橡皮艇，在一个岬角停着，靠近一个山洞，船身随着海潮起伏，上面有报话机竖着天线，估计船舱内还藏有特务呢。因为他描述得有鼻子有眼，让听的人也身临其境，就像目睹了一般。可想而知，接到密报后公社很重视，马上汇报到县上，县里火速出动公安人员侦查，结果当然是兴师动众却一无所获。将良庆抓来一问，说又是心血来潮即兴杜撰的。就这样，良庆锒铛入狱，罪名是报假案。

良庆家是开铁匠铺的，以前的主劳力是他爸。他爸叫财仁，用我们的家乡话喊起来跟“财神”一个样。他爸智商不是很高，讲话大舌头，只会打些最简单的农用柴刀和锄具，质量还粗糙。但好在他们家位置正处于三岔街口，人流密集，他妈平时兼卖点自家种的果蔬，因此日子勉强过得去。曾经有人在他家附近租了店铺，重新装修一番准备开业，得知邻家铁匠居然名叫“财神”，便想讨个好彩头，特地找上门来跟财仁商量，让其于开业当天去新店敲门，然后店主假装在里面发问：“谁呀？”财仁只要回答“财仁（神）啦”仨字即可大功告成。财仁乐滋滋地吃着那人带来的糕点，满口答应。那人告知财仁确切日期和时间后，还追问了一句“记住没”，财仁颇有些不高兴，含着食物答道：“你问我答，这又不难。”那人遂满怀希望而去。那日凌晨，吉时一到，果然敲门声准时响起。新店主按捺住怦怦的心跳，扬声问：“谁呀？”他万万没想到，门外传来的大声回答是“祸（我）啦”。可怜的店主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打起精神重新又问了一遍“到底是谁”，但财仁依旧大着舌头粗着嗓子答复说是“祸啦”“祸祸祸啦”……说来也怪，那家店铺后来一直兴不起来，做什么生意都冷冷清清的，店主换了谁都一样。

铁匠财仁年纪大起来，铁匠铺的生意就全靠儿子良庆了。良庆干活时完全是个正常人，认真、投入，特有匠心。他打造的刀具铁器件件是精品，不带一丝毛刺。他最拿手的活就是打制老式铁钉，这种钉子用途广泛，大到造船和修建古建筑等，小到钉棺材板，都少不得要用到，因为那些地方批量生产的铁钉反而没用。那些出自他手的不同规格的老式钉子，每一枚都大小均匀、笔直光滑、棱角分明，可以说无可挑剔，因此我们镇及周边的同类市场被他一个人垄断。不是说没人能打制，而是人家做不出跟他一样完美的。良庆入狱后，他爸财仁只好重操旧业。每当那间昏暗的临街铺面又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小小的我就会跑去看热闹，老财仁一般光着上身，像一只老虾努力叼着比自身重无数倍的食物在挥舞，他身边还站着个助手，双手抱锤一下接一下配合着他，那是他老伴儿，一个干瘦成小小一坨的老太太，满头白发稀稀疏疏，纵横全脸的皱纹诉说着苦楚，也写着“坚毅”两字。

良庆的父母没等到他出狱就殁了。良庆就独自过起了异常逍遥的日子，吃香的喝辣的，还给自己买了一件很高档的黑色呢大衣，去人多的地方时就穿在身上，有村民去喝喜酒曾向他借，被他一口回绝。他不再像之前那样亢奋激昂，听说是因为入狱前他先被关在精神病院用了一段时间的药。他依然爱四处凑热闹，穿着黑色呢大衣站在衣着朴素的村民中间，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那年秋天，良庆正穿着大衣闲逛，路遇同村一个平素就蛮关心他的妇女，妇女对他说，你这件大衣那么脏了，最好在天气冷下来之前洗一洗，这么好的衣服你一个男人洗不干净，就让我来帮你洗吧。良庆很感动，就将大衣脱下来交给了她。过几天，良庆去那妇女家看大衣洗好了没，妇女说，早就洗好了，但最好你先别穿，等天冷了再穿。你一个光棍汉，家里脏兮兮的，保管不好，我在家里帮你藏着，等冬天时你再来拿。终于，良庆等到了第一波冷空气要来的消息，他跑去妇女家讨问自己的呢大衣，没想到，那女人冷冷反问他，不是当时就拿走了吗？良庆急了，却不知该如何证明自己没拿过大衣。这下女人得意了，轻蔑地说，神经病，就是脑子不正常。就这样，良庆的呢大衣没有了。

以前信奉“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良庆一下子变得非常节俭，桌板上的菜从有荤有素减少到仅有一碗。他觉得自己这样被人欺负，是因为缺了个老婆。他下定决心要攒钱娶老婆。晚饭前喝白酒的习惯一下子改不了，但吃花生米的速度可以减慢，一颗分成四次吃，先把花生米掰开两瓣，每瓣再对半咬开。

后来，良庆家真的出现了一个外地口音的女人，带了一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这对母子在他家住下后，良庆花钱又大手大脚了，经常买笋干、鱼鲞这类别人不常吃的美食回家，饭点路过他家，飘出来的食物香味令人垂涎。但可惜，没过几个月，这对母子就离开了他。我亲眼看到良庆把那娘俩送到车站。良庆还掏出一张五元的纸币蹲下来对小男孩说，叫一声爸爸，钱给你。但那已经高了一拳头也白胖了许多的小男孩只是咬着嘴唇拿脚尖碾地，始终没有开口叫他爸爸。

后面良庆正式娶过一个老婆，办了酒席，不少街坊邻居都受邀去吃了席，但听说那女的不会生孩子，后来跑了。

七

这天晌午光景，村口的大樟树下传来了欢快而豪放的男声：“爆米胖嘞！”不用问，是世徳矮子又来爆米胖了。我们这里说的“米胖”即爆米花，但爆米胖不止爆大米、玉米，也爆年糕干甚或番薯干。世德来我们村爆米胖，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尤其是小孩。其他小孩得动用撒娇或纠缠甚至耍赖等手段才能得到家长允许，去让世德爆上一锅米胖解馋。我在家中比较得宠，我妈一听到世德的高喊，就给我备好了一碗年糕干和一碗干玉米粒，然后随手撕下当天的日历，从糖精瓶中倒出几粒包上，搁在年糕干上，又往我手心里塞上几枚硬币，轻轻说了句“去吧”，就转身去忙活了。

当我小心翼翼端着两只碗匆匆赶到时，世德的工具车旁柴禾已经成堆，等着加工的大米、玉米、年糕干分别在各自的容器里一份挨着一份排起了长队，旁边则杵着它们细瘦的主人（多为小孩），仿佛他们一离开，自己的东西就会被人调包或偷走一部分。因为是农闲，也有不少姑娘媳妇在场，几个年龄稍长的妇女将世德围在中间，高声大气地和他聊着天，其中的美英婆人高马大，声量也最高。世德个子虽矮，但身板魁梧，一双狭长的桃花眼，外覆长而密的眼睫毛，笑起来龇牙咧嘴，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和几近紫色的牙床，还总是动不动就像害了牙疼一样倒吸气，这副尊容配上他轻佻的神态，活脱脱一个好色之徒。

火柴擦出小火苗，一团回丝被引燃。第一户人家带去的柴禾品质不错，一放上去就着，火舌越蹿越高，烟几乎没有。有人不禁催促：“快点呀，等下柴都烧光了。”但世德却好像并不着急，不紧不慢拿把铁钳钳住一块乌漆抹黑的布，开始一下一下地捅铁葫芦的肚子。“急啥，总要先弄爽快再讲。”他脸上带着坏笑，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妇女，长睫毛跟着手上的节奏一遮一遮，“哎呀，讲错了，不是弄爽快，是弄清爽！”几个年轻的小媳妇立马脸红红地低下头退开了几步。世德见状，正中下怀，喷出两声“哈哈”后就开始倒吸气，像一只鹅受惊后的狂叫。在这令人烦躁的笑声中，他将第一碗大米倒入铁葫芦的腹部，盖上盖子，开始慢吞吞拧上面的限力阀，但眼睛却还在继续开小差，盯着前面的小妇人问：“你是不是某某人的儿媳妇啊？新嫁来不久吧？”还没等人家回答，他就自顾自说了下去：“按辈分，你要叫我一声爷爷的，因为你爹其实是我生的。”小妇人气得竖起眉毛骂了句“神经病”，跺脚离开了。将铁葫芦架上火之后，他坐下来开始摇动把手，铁葫芦的身体便滚动起来。世德见无人应答，便扬起大脑袋，脸盘稍稍侧转，视线落在另一个稍年长些的妇女脸上：“你不晓得吧，你得叫我外公，因为我跟你外婆……哈哈……”他看着那妇女愠怒的神色，兀自笑弯了腰，不时左右开弓举起胳膊擦拭眼角笑出的泪。就在妇女们的斥骂声中，我看到美英婆像移形换影一样突然出现在世德身后，重重一搡，就将他整个人推倒，然后用眼色示意身旁两个妇女一左一右摁住世德的肩膀，她自己则缩下身躯，两只手像铁耙一样突然向前一伸，一扯，世德的裤子就到了她手中。她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迅速将它们胡乱一团，然后大步流星离开乱糟糟的人群往大队间方向跑了几步，最后奋力一甩，世德的裤子就飞上了大队间高高的屋顶。

这个过程中的世德完全是懵的，等他停止挣扎，从大家的狂笑中清醒过来，已完全变成了一只战败的公鸡，头上、身上沾满草屑，下身光溜溜的，胯下乱蓬蓬的漆黑一团，他赶忙蹲下身子捂住紧要部位，像京剧里演的武大郎那样挪动着躲到柴禾堆后，开始哇哇大叫。

那天，世徳向被他欺侮过的妇人们道了歉，还在美英婆的逼迫下，挨个叫了她们“奶奶、外婆”，还免费给所有人爆了米胖。我妈给的加工费就这样落入我的腰包成了我的零花钱。

美英婆当时六十多岁，还力大无穷。我见过她用扫把挑着两箩筐稻谷，两手提拎着绳子防止扫把断掉，面不改色，健步如飞。听说她年轻时是个出了名的悍妇，家中老公经常被她吊着打，外头则跟上下三村的人都吵过架，且没有不赢的。我们村里人包括我妈都对她避而远之，但她对我很客气，路上遇到了会塞给我小糖什么的，不过我妈不让吃，直接夺去丢掉，还告诫我离她远一点。后来我才渐渐从大人们的闲谈中知道了答案。特殊年代，美英婆当妇女主任，批斗时，她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她的格言是：批斗得越狠，越说明阶级立场坚定。她还自行发明出一种酷刑，让被批斗对象跪在落地耙上，一跪就几小时。落地耙是当时农民常用的一种松土农具，由几根木条组成梯形，下附几颗钉子固定，十分简陋，但没什么肉的膝盖长时间硌在稀疏的窄木条上，那痛苦可想而知。有一个地主家的儿媳，长得清秀，又有文化，知道即将要被拉去跪落地耙，就事先在膝盖上偷偷包了点棉花。结果被美英那悍妇检查出来，照着面孔就是一顿暴打，以致那女子被毁容。女子对着镜中自己惨不忍睹的脸，一时想不开，抛下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上吊自杀了。她死后，因家里已经赤贫，买不起棺材，她丈夫就在山上给她挖了个坑，与自己的母亲一起用门板抬去埋了。她的丧事，没有一个亲友到场。

美英婆老了在家中依旧说一不二。她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媳生下女儿后突发瘫痪，但美英婆非但不照顾，还不许自己的儿子照顾，这个儿媳就趁一次娘家来人，逃去娘家，再也没回来。她的另一个儿子生的是个儿子，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美英婆的这个孙子在水库洗澡淹死了。

八

村口传来一声吆喝，很独特的一声长音，高亢，绵长，尽头会拐弯。虽然一直没听出喊的是啥，但我知道，那是方绍民又来阉鸡了。揽到生意，绍民会熟络地拖出主人家里那种有靠背的竹椅，坐到足够空旷的地方，把随身携带的油纸伞倚在椅脚边，然后拉开看不出颜色的褡裢袋口，掏出一个血迹斑斑的旧布袋，展开来，里面是几把锃亮锋利的手术刀、一团棉线和一根细长的头带尖钩的长钉子。半大小雄鸡在他的手掌中拼命挣扎。只见他伸出三个粗黑的手指，才几下，鸡翅膀下的几根羽毛已被拔去，然后一刀下去，鸡肋间就裂开一张小嘴巴，有血珠渗出；他放回刀片，操起那根细长的钩子，缠上一条棉线，探进鸡的胸腔，用棉线勒出两米粒大的东西来。据说这就是雄鸡的睾丸。整个“手术”也就几分钟，小家伙被永远剥夺了繁衍的权利。

阉鸡不是方绍民的主业，他是一名兽医，主要给猪看病。村民家里的猪病了，他上门给猪量体温，再给猪打针。他干的最多的活是给猪绝育。猪仔长到六七十斤时，不管公母，都要做绝育手术。母猪的绝育手术复杂一点，工钱也高一点。记得公的做一次两元钱，母的要三元；公的几分钟就能完成，母的最起码要十几分钟。那是上世纪80 年代初，绍民几分钟就抵得上农民两三天的收入。

方绍民不是我们村的人，但一直在我们村里租房子，隔一两年就要搬次家。他平时话很少，非必要不和人交流。如果给小公猪做手术，完了后他每次都会问一句：“蛋蛋你们要不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家都是不要的。那时他租住在我家附近，经常看到他手抓血淋淋的小猪蛋蛋回家，在饭锅里蒸一下用来下酒。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好几场手术，他几乎每天都能用猪蛋蛋下酒，吃得津津有味。我曾经闻到过猪蛋蛋那股味，非常重。那天路过他家，他刚好将饭锅盖掀开，骚气热腾腾直扑窗外，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堪比我爸施肥用的浓氨水。我慌忙捂住口鼻跑开，那腥臭引发的恶心感却愣是让我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不知道绍民是怎么下口的。也因此我一直嫌他脏，有一次我家里做青团，帮忙的嫂子婶娘来了好几个，他居然也撸着袖子想来帮忙，被我一把推开。

方绍民家兼卖兽药，主要是猪的驱虫药。那药除了给猪驱蛔虫外，还可以给人除虱子用。那个年代，农村人普遍不讲卫生，女孩子头上长虱子的不少。将那种药捣碎，洗完头之后避开头皮撒在头发上揉匀，再用毛巾包住头发，过个十来分钟，解开毛巾，用篦子梳遍头部，能梳下一堆白花花的虱子尸体来。记得有个粗枝大叶的妈妈，因为没掌握好药量，还让很多药粉直接沾上了女儿的头皮，结果那女孩中毒，顶着个果桶样的肿脑袋去上学，老师同学都吓得不轻，老师让去医院看看，她家人却置若罔闻。当时女孩长虱子若被人知道，会被喊作“生虱猪娘”，很是丢人，因而只在私底下治。那时经常有妇女问我绍民家怎么走，我就可以判定八成是她家女儿长虱子了，我感觉自己掌握着一大帮女同学的隐私。

绍民的老婆跟绍民性格截然相反。她勤劳活泛，能说会道，会理发，会绞面，人家一喊，她就上门服务，还比店里便宜一点。绞面是她的独门手艺，先将两根线搓呀搓绞起来，然后一头捏紧，另一头咬在牙间，贴近要绞面的女子的脸，然后慢慢地松手，女子脸上的汗毛就被线绞拔起来了。绞过后的脸会干净很多，看起来也白了很多。一般新嫁娘都会在结婚前一天或结婚当天清早让绍民老婆为自己绞面，因而绍民家经常会有喜糖吃。平时找上门来让绍民老婆绞面的姑娘也不少，她总是来者不拒，可惜就是没人想学她的这门手艺，包括她的两个女儿，绞面这门传统的美容手艺现在应该已经失传了。

绍民极自私，赚的钱都是自己保管，只顾自己抽烟喝酒买下酒菜，家人的生活基本不管。他有头痛病，长年服用一种一毛钱几包的头痛粉，但他老伴头痛了，向他讨一包头痛粉他也给得很勉强。六十刚出头那年，绍民发了一次烧就去世了，我怀疑是不是他猪蛋吃多了的缘故。

我们镇上像方绍民这样的人家不止一户，他们无房无地，死后也无祠堂可入，平时租住别人家，甚至寄居在庙里，俗称“方家大瓶”。后来我听我同学的爷爷说“大瓶”这个叫法不对，应该叫“堕民”。他说堕民是罪臣后代，解放前地位很低，只能从事极为卑微的行当，而且不能收钱。因为没有自己的田地，等收割稻谷的时候，他们会挑着两个箩筐去田头问村民要点毛谷。看到大户人家收割，他们就会带上自己做的点心给长工吃，以期多要一点毛谷。我后来特地查阅了相关资料，说是元朝覆灭之际，驻守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元军被俘后为免一死，向上面告饶说愿世代为奴，于是明朝政府“定户籍，匾其门曰丐”，禁止这些人读书、入仕，甚至剥夺自由，禁其工商耕种。男的靠收旧货、兑鸡毛、抬棺材、剃头为生；女的则在人家婚庆吊丧时讨些剩羹冷饭，也有专门道喜或哭丧的，人送称谓“送娘子”。堕民史一直延续到民国，各族共和，“送娘子”们才得以翻身。

而绍民老婆一直硬硬朗朗的，据我所知，他们的小女儿长大后成了一名小学老师，女婿后来还当上了某市市长，绍民老婆被他们接去家中养老，一直活到八十多才寿终。

九

那天饭点，银海在大队间搓完草绳，将“吃饭家什”木榔头扛上肩，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劳累了半天，他双臂酸痛，屁股发麻，垂了半天的脑袋重得根本抬不起来。如果不是想着要尽快见到才几个月大的宝贝儿子，他真想一坐不起，或直接瘫在草绳堆里睡上一觉，可能也不至于那么疲惫。每天他都感到饿，前胸贴着后背，浑身无力，一动就冒虚汗，又无法节约体能——他是个靠劳力吃饭的农民，是家里的顶梁柱，本来家中只有俩闺女，现在老婆又为他生出了个宝贝疙瘩，他不咬牙硬扛，还能咋样？最近几天，他又新添了时不时就眼冒金星的毛病，听村里有文化的人说，目前全国人民都处于“困难时期”，是天灾加上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大家都在挨饿，饥荒折磨的又不止他一个……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惟有在心里安慰自己，马上就能见到三宝，将他抱起来，闻闻他身上的奶香味，饿病就好了一半。

家就在眼前，突然几声洪亮的婴儿啼哭灌进耳朵，一声接一声，由重到轻，上气不接下气。银海听出这是自己宝贝儿子的哭声，浑身一激灵，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口，一把推开了屋门。一阵歇斯底里的叫骂伴随着一股诱人的熟饭浓香扑面而来，只见他的三宝躺在床上蹬着腿脚哭得脸都紫了，他的妻子正用手指着一个缩头缩脑捧着东西的老头破口大骂，“老不死的，活不会干，只知道吃吃吃，你偷吃我家三宝的粥，不得好死！”见银海突然出现，屋里顿时静默，两个大人同时扭过头来看他，他看到妻子嘴唇哆嗦，泪流满面，老头手中死死捧着的是他家煨粥的罐，他的嘴在不停地蠕动，还伸长脖子吞咽，胡碴上醒目地糊着白色粥粒儿，核桃般的老脸上居然还挂着莫名其妙的微笑。儿子还在不停地哭，妻子也不去抱，而是用哭腔对他说：“你晓得，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下去，我们的三宝迟早得饿死！”一簇无名火直蹿银海指间，倒拎在手中的木榔头“唰”地竖起，朝着老头的脑袋就甩了过去。老头应声倒地，顿时没了声音。粥罐随之掉在地上，居然没破，只摔了些许米粥出来，银海飞速用食指将它们一把撸起送进嘴里，又将瓦罐捡起，舔了一口溅在罐沿外的粥汁，递给妻子，然后才品咂着口腔中香喷喷的味道，俯身去喊老头：“叔，叔，你醒醒，快醒醒！”但是他叔叔再也不会答应了。

在那个粮比金贵的年代，刚出生的婴儿待遇比大人稍稍好那么一点：每个月保证可以分到5 斤大米。银海的妻子因过度饥饿早就失了奶，就天天用炭火煨粥给三宝吃。银海父母早亡，家境贫寒，他单身了一辈子的叔叔以给他养老为条件，邀请银海一家住在他的房子里；他叔叔老了，整天在家待着；白米粥煨熟后香气四溢，对长期饥饿的人来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于是有一天，他偷偷把孩子的粥吃了，而且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

银海人老实，又勤劳，没有一个村民说他不好。他意外敲死自己的叔叔，被判处死刑。村民们自发去保他，集体出面请人写诉状，每个村民都签了名捺了红手印，结果奏效了，银海被改判死缓。最终，他坐了20 多年牢出来，村里安排他看管山林。

我加入放牛队伍时，银海已经快七十岁了，身板瘦小，特别和蔼，喜欢说笑话，是大家的开心果。那些半大孩子当时正处于荷尔蒙分泌旺盛时期，经常不是捉弄这个就是捉弄那个，偶尔也会模仿银海拿榔头敲击他叔叔的场景逗他，他还是乐呵呵的，顶多揪下几粒苦楝树子丢向学他的人。还有人问他，毛竹筒饭（牢饭）什么味道，他也不生气，扭过头去假装没听到、不说话。银海管山非常负责，看见有人偷柴就好言相劝，放人离开，不像其他看山老头，总是凶巴巴夺别人的柴刀。

银海坐牢的那些年，他妻子一个人艰难拉扯三个孩子长大。他回来时，两个女儿都已出嫁。银海妻子有个外号叫“和气嫂”，村中也曾传出她靠几个男人接济度过艰难岁月的闲言碎语，但遇到她的人没有一个不尊敬她的。

银海很长寿，2015 年我回村时路过他家，一眼就看到他坐在门边，静静看着我。当时他大约95 岁，人干干净净，和他70 来岁时变化不是很大。吃了那么多苦，还那么长寿，非常难得。

十

我病了，毫无原因，一直高烧不退。去医院看了，吃了药也挂了盐水，但没什么起色。父母很焦虑，我半夜烧醒，听见他们在商量，“要不带去让米伯瞧瞧。”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将我驮上（我妈怕我坐不稳，还在我屁股底下垫了个软布垫），去了三里开外的米伯家。一路上我迷迷糊糊抱着我爸的腰，头抵在他的背上像个木鱼断断续续敲个不停。当一切静止下来，我就知道到地方了。

这是一个有着黑漆大门的阊门，石门槛高到我小腿肚，跨进去，地面铺着大块青石板；左侧天井里鹅卵石组成好看的花朵图案，上面挤满了碧绿的车前草。右边是一间敞堂及一排装了镂空雕花木窗的房子。我爸在其中一间门板上贴了张黄色小纸符的屋子前叫了声“米伯”，蜷起手指在门上敲了几下，就推开门拉着我的手进去了。里面很暗，看不清地面的材质，踩在上面不像是木地板。过了一小会儿，我才适应里面的光线，发现这屋子还是最古老的泥地。我外公外婆家当时也是这样的泥地，油黑发亮，冬暖夏凉，我知道那是泥土夯实后人在上面长年踩踏的结果，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阿侄来啦。”一个男声忽然从半空中传来，我这才注意到室内还有一部木楼梯，有人正从那儿一步一步往下而来，一身白，伴随着他的还有阵阵白色烟雾。

走到我眼前时，我才看清原来这是个一身白色飘逸衣裤的老太婆，七八十岁，梳着个大背头，嘴上叼着个烟斗在吞云吐雾。见到我，她微微一愣，旋即又恢复了那种不可一世的表情，半闭着双眼朝我爸开了口：“我小孙孙怎么啦？”“发烧好几天了，吊了盐水好一点，不吊就又烧上去了。”我爸边说边将一包烟递给她。老太婆迅速接了往裤兜里一塞，烟就顺着兜滑了下去，那手紧接着就往我的额头伸来。我努力站直身体，努力睁大双眼，但她的手按上来时还是不由自主闭上了眼睛。她的手是凉的，很舒适，还带点湿意，她应该刚洗过手。那只手离开我的额头之后，便往下在我的鼻孔前凑了凑，停留了不到一秒钟，就猛地抽了回去，仿佛被我火热的呼吸灼烫到了。

“把孩子的舌头扯出来，我给他放点血。”老太婆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女声，那种正常的老奶奶发出来的苍老的声音，清亮又果断。我爸立马说：“好的！”声音里饱含喜悦。他蹲下来抱住我，命令我说，“张嘴，伸出舌头，像阿斗那样！”阿斗是我家的狗。我脑子再昏沉，学阿斗吐舌头还是知道的。老太婆是什么时候拿针的我全然不知，只知道我伸着舌头刚抬起头，就有两个手指牢牢捏住舌尖往上抻，差点整条舌头都要被揪出口腔。我忍不住打了个恶心，下颌剧酸，脑袋便不由自主跟着前伸出去，被我爸的手牢牢捧住。说时迟那时快，我感到舌根底下传来三记剧痛，与此同时，舌头被释放，缩回了口腔，我整个脑袋倏尔一轻，眼前一亮，吃痛后打算大叫出来的一声“啊”直接转变成了一声闭嘴的轻哼“唔”，尾音还带着疑惑，惹得我爸忍不住笑出了声。“多吮一吮，血吐掉。”老太婆擦拭着手中长长的银针吩咐我，我惊奇地发觉，刚才还装模作样的她居然变得慈眉善目，目光如水。我去门口吐血水（一开始这血多且发黑，后来慢慢变红也少下去了），眼角的余光正好看到我爸往她手中塞钱，被她拒绝，她看向我爸的眼神带着娇嗔，仿佛还是个妙龄女子。

那天离开那个神秘的老太婆家时，她还叮嘱我爸让我再去医院挂盐水，“记得是抗病毒，他不是细菌感染！”果然，重新挂了两天盐水，我的烧就退了，而我的舌头肿痛，说话也像含着东西，当天晚上就好了。我恢复健康之后有一天夜里，我听到我妈饶有兴致地向我爸打听“米伯”怎么给我治的病，我爸就将治疗过程给她详述了一遍。我妈听到最后，居然揶揄道：“哟，老巫婆对你是真好，一见你就忘记装神弄鬼了，还没收你钱！”我爸低声讪笑：“不是亲戚嘛，我是她阿侄呀。”

大约两年前，我作为乡贤，受市领导邀请随他们回乡商讨“乡村振兴”事宜，在实地踏勘拆迁地块的时候，居然再次与当年那扇黑漆大门迎面相遇，只不过它已油漆剥落面目全非。推开吱呀作响的大门，映入眼帘的院落破败不堪，敞堂凌乱地堆放着破床、农具，并散发出一股经年积压的霉味。天井上的车前草倒是更密了，中间支着一副三脚竹架，上面晾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表明这里头还有人住。我问同行的镇领导，住的人可是姓“米”，镇领导摇摇头答说不知道。那晚我没有回城，而是回老家跟爸妈过了一晚上。从爸妈口中，我才知道了那个老太婆的一些故事。原来老太婆出身大富人家，那个黑漆大门的整个院落原本都是她家祖产。她祖上是当官的还是行医的，无人知晓，只知道她懂医术，会针灸，她有一枚三棱针，遇上小儿惊厥或大人中暑，只消去她那里让她挑上几针，马上就能收效。我妈说曾经亲眼目睹她给一位中了“瘪螺痧”的男子治疗，那男的已经奄奄一息，由人扶着坐在竹椅上，老太婆当时还不是很老，手执粗粗的三棱针一蹲下就直接扎向男人膝后的中间位置（我插嘴道“那叫委中穴”），只见乌黑的血立时就淌了出来，男人两只脚后很快就各聚了一小摊。没过多久，男人就站起身自己走了，他小腿肚后面那两道凝固的黑色却一直留在了我妈的记忆中。我问我妈瘪螺痧何解，我妈说，就是严重中暑，脱水到连手指上的螺纹都瘪下去了。哦，原来是现在的热射病。

我爸说米姓老太太是他的远房亲戚，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说辞，我爸在本地也算有点威名和口碑，她就故意七拐八绕跟我爸扯上点亲戚关系，其实是用来明哲保身的。老太太家道中落后，还依然保留着大小姐作派，她从不参加劳动，身上的衣服不是绸的就是缎的，上了年纪后，以前的好衣服都穿烂了，她只好穿纺绸，同阊门有织布的老太太送她自织的棉布，还被她嫌弃太硬，不要穿。她平时抽烟喝酒，大鱼大肉，从不忌口。很长一段时间，她靠装神弄鬼给人看病为生，其实是手中有祖传的医书和秘方，但从不为外人道。我爸有一次得了百日咳，久治不愈，最后还是去她那里求医，她二话不说就给开了方，我爸回去抓好药，吃了一个疗程就好了。

满80 岁之后，米氏不再给人看病，开始吃素并念经，我妈就经常从她手里买经懴，她的经懴用的材料好，锡箔完整锃亮，折的元宝也很完美，烧出来的灰洁白带着清香；不像有的老太婆，为了节省成本，用的锡纸又薄又脆，上面的锡箔手一沾就掉，尺寸还小，一烧还冒黑烟。我妈说，这要归功于她念经时的虔诚。

米氏活到90 岁去世。我妈说她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她归葬大约一周后，没给她送个花圈再送上一程有点过意不去，毕竟有点沾亲带故。我爸则说，米伯才不会在意呢，她生前要是在意别人说她风流，叫她巫婆，就不可能活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