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背境下译者需具备的三个意识

2023-11-30李靖

理论观察 2023年8期

李靖

摘要：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翻译对树立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使命。在“文化走出去”背景境下，译者应树立问题意识、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在翻译实践中，增强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深谙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和文化背景知识，不拘泥于固有的标准，勇于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问题意识；语言意识；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8 — ０157 — ０4

21世纪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使我们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百年巨变，世纪疫情，中国发展向第二个奋斗目标迈进。世界各种文化频繁交流、融合，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跨越，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习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加快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党和政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构建国际话语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和要求。习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强调了文化的作用，指出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目前世界上的通用语言仍然是英语，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仍然需要借助英语这门语言。目前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处于“有理说不开了，说了穿不出”的尴尬境地，造成这样的局面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我们的新闻咨询、科技发展、文化作品首先被外国媒体先翻译进行传播，这中间难免存在着信息差，甚至是误解、曲解。所以，“文化走出去”要求我们争取主动权，自己将作品翻译出来讲给外国人听［1］。

翻译在国际交往中，担任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任。我国翻译界自改革开放以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方面都在不断进步，不断积累。翻译理论研究正在逐渐摆脱过多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行为模式，逐渐开始形成具有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翻译范式，翻译实践也慢慢从以外译为主演变为关注内译，为的是有更好的译作产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国际交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2］。在进行翻译实践之前，译者首先要树立明晰的、正确的意识，正确的意识能够指导我们选好有利于文化传播的翻译材料并产出高质量的译作。本文将探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译者应该树立怎样的意识，以期对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译者进行翻译实践理清思想，提供帮助。

一、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学术理论研究的起点，有问题才有思考，有思考才有创新。从问题意识出发，不但有利于译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也有利于学者明确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学术理念，增强学术责任感。强化问题意识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谢天振、许钧、韩子满、傅敬民都强调过翻译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3］。问题意识包括学术问题意识和实践问题意识两个方面。

在翻译理论构建方面，回顾过去的40多年的发展，我国译学界从借鉴西方理论到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逐步构建了跨领域、多学科、多范式研究的创新性翻译理论话语体系［4］。生态翻译学、推手论、大易翻译学等具有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相继问世。然而，理论的产生并不等于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构建新语境下适合中国发展的译学理论仍是我国翻译学科当下面临的迫切任务。呼应社会发展新形势相，增强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树立问题意识，从译学出现的真问题出发，积极创新，为我国译学理论的构建和内涵式发展做出突破性贡献，也为整体萎靡不振的国际译学界贡献中国力量，是新时代译学理论发展之路。

在翻译实践方面，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翻译被赋予了更重大的意义，翻译的研究使命随着时代变迁而变迁，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摆在眼前。译者要根据时代语境的变化调整研究对象、问题和方法，该顺应大势，关注现实需求，呼应时代的重大命题。自改革开放到目前，我国翻译界实践以外译为主，内译数量和质量还不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译者应该密切关注涉及社会发展、民族交流的重大现实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需紧贴社会现实，把中国文化、中国现实和中国需求作为翻译理论研究及实践活动的根基，服务于新时代我国“文化走出”的战略，完成翻译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传播功能。谢天振教授指出我国的翻译活动正在从“译入行为”逐渐转变成“译出行为”［5］。何刚强教授也在一些翻译高层论坛上提出内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许钧教授指出译学界应要呼应时代重大命题，立足历史，关注现实，选择真正在中西方交流中起作用的文化成果作为研究素材。中国的文化典籍、优秀文学作品、医药、军事法律典籍及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的题材是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和思想价值观，这些具有典型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题材应该是“走出去”的重要选择对象。通过翻译实践活动，这些经典作品被重新阐释，得以延续、生长与发展。同时也丰富了译介体系，更好地展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正面的形象［6］。

二、语言意识

翻译最基本的意义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任何翻译策略的选择到最后都落脚于语言上，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要有清晰的语言意识，选择合理的语言策略完成译作。语言的异质性是译者面临的首要挑战，在翻译实践中，原作的文字、句式和篇章无不考验着译者。面对异于母语的一些表达方式，有的译者妥协通融，缴械投降，也有人试图寻找新的可能性。语言形式上的差异经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就是直译和意译，在翻译史上，对两种策略的讨论和阐释和阐释也从未停止过。直译可以最大化的保留源语的词汇和句式特点，然而它的弊端也经常被人诟病，直译下的句子经常晦涩难懂，拗口不通，破坏读者兴趣。极端的直译就造成了翻译腔，或翻译症。鲁迅是直译的支持者，他强调译文应该最大限度地保留异域特色，他对直译的推崇以至于到了硬译的地步，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梁秋实、赵景深等人的反对。但鲁迅的这种做法也有社会根源，当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进外来文化来启迪民智，同时丰富汉语语言体系。所以鲁迅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人的时代责任感，符合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需求［7］。和直译相比，意译下的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对流畅通顺。但意译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有时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会偏离原文，“得意”而“忘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形”是“神”的附着体，没有了“形”，何来“神”？说到底，过分地追求忠实，或者过分地追求通顺都容易走向极端。形神兼具是最佳译作，而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形神兼备又是如此难以达到。译者要树立全局观，在忠实与通顺之间保持平衡，尽量在不是原作风味的基础之上保持译文的可读性。

许钧教授指出无论任何时代，翻译理论的创新都应该以语言作为坚实的基础。翻译首先是两种符号的转换，不能否认符号在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符号在其创造与使用过程中形成并拓展了人类思维，延续并传播了人类文化。所以，译论如何创新，都不可偏离语言符号本身，这是翻译的安身之所，也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翻译的语言价值也正是因为语言异质性的存在，因“异”而起，为“异”而生［8］。语言异质性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和革新，也延续了文化的发展。任何文化都有消逝的一天，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翻译为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注水”，历史上重要的“注水”，一次來自于印度，一次来自于西方［9］。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正确看待语言的异质性和语言发展规律，并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策略来处理语言的异质性。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不同。汉语多是流水句，一逗到底，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隐藏着语境当中，需要读者去体会。而英语句子像一棵大树，有树干和树枝，树干即句子的主干，其他修饰成分如分词和从句都作为树枝来处理。每次都把汉语的逗号翻译成and是不地道的，应该分析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合适的连词，或者把汉语其中的一个短句子处理成分词短语或者从句。

示例1：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闽江上，距成都市约50公里，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该句子有两个逗号，三个短句子，分别讲述了都江堰的位置和建造时间。如果机械地用and 将三个句子连接起来，翻译为 The dujiangyan sits across.... It was built in....这种做法不够地道。中文句子一般前轻后重，前面是次要信息，最后是主要内容。可以将“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作为英语句子的主干，位置信息用分词短语或从句来处理。示范如下：Sitting across/Located in...，the Dujiangyan was bulit in... 或者The dujiangyan， whcih sits across...，was built in...。

示例2：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根据分析，前面两句是维护公平竞争的措施，第三个句子是结果。这个句子翻译为 We bolstered...， took action...and prevented...， thus ensuring fair market competition。“thus”一词体现了句子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用现在分词短语ensuing...表结果。

示例3：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翻译为英语为：A man of virtue is like the wind， while a petty man is like the grass. Once the wind blows， the grass is sure to bend。汉语句子短小精悍，但隐藏两个逻辑关系：第一是将君子和小人进行对比；第二，如果有风，草就倒。这是条件和结果的关系。翻译成英语时添加了连词while和once，while可用于连接两个并列的事物进行对比，Once意为一旦，表示条件。两个词的添加将汉语句子之间的内隐的逻辑关系外显出来，更加符合英文重形合的表达习惯。

三、文化意识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文字形式上的转码，更是深层文化的交流。它要求译者掌握一定的词汇量、谋篇布局的方式，更要探究词汇、句法以及背后的文化溯源。中国的古文、诗歌、对联、中医、饮食、历法、有内涵的人名和地名、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哲学思想，这些方面由于和西方文化不对等，在外译的时候经常会出错。谢天振教授提出了“文化意象”一词，文化意象有多种形式。它可以是一种植物、一种飞禽或走兽、一个数字，或者一条谚语、一则典故。龙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不同的寓意，我们认为神圣威严的龙在西方人眼中却是凶残、可怕的怪物；常遭中国人鄙视的狗在却被西方人看做是朋友，所以英文中会有“love me， love my dog”这样的谚语；英语中有“as wise as a owl”这样的比喻，而我们却没有，因为西方人认为猫头鹰象征着聪明机智，而中华文化中猫头鹰却是黑暗、奸诈的代名词；在我们文化中，海燕是勇于搏斗的战士，而在西方文化中却预示着灾难。由于饮食文化的不对等，日常食物的翻译也是翻译的一大挑战。在2021年的冬季奥运会上，滑雪选手谷爱凌当被问及韭菜盒子的英文时，一时语塞。她本人给出的翻译是“a kind of rice noodles with Chinese chives”；美联社翻译为：a fried dumpling filled with chives and vermicelli noodles；北京旅游网将其翻译为“fried Chinese Leek Dumplings ”。中西方的饮食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翻译无法做到字词对应，只能从其食材或形状入手，进行解释性翻译。再如，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也是一大难题。如我们经常使用的“天”、“理”、“道”等字，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含义。而它们也不能单纯地用英文单词“sky”、“reason”、“law”来翻译。当我们说“天理”的时候，侧重的是宇宙的基本规则，指事物的本体或本原，与“人道”想对应，可以用“way of heaven”来表示；当我们说“天道”时，我们指的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可英译为“natural law”［10］。单就“道”这一个字来讲，有人将其翻译为“common law”，但该词的字面意思是普通法律，显然这一翻译是狭隘的，既没有准确体现“道”的哲学意义，也没有传达出原文的文学美感。另外一种翻译“Tao”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但它无法表现出原文在修辞上的巧妙之处［11］。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所以准确传达内容比照搬形式更重要。归化法将读者带入译语文化环境，有很多译者在遇到文化意象错位时经常采用归化法，选用和目标语具有相似概念和内涵的词语来替代源语，例如用“God”翻译“佛祖”，但问题也产生了，我们英译出来的作品更多地接近目标语文化，译文是更民族化了，但同时也把我们民族化的东西化掉了。过渡的归化在不自觉中会产生文化同化结果，而高水准的翻译活动应该是一种良性的文化互动［12］。纵观历史上语言的發展规律，并不是完完全全在一个“纯洁”的环境中变化的，各国语言汇总在一起像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互相交流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没有必要为了保持语言的“纯洁性”而故意剔除一些杂质，这种做法既不利于文化交流，也不利于语言的兼容并蓄、多元化蓬勃发展。一些有中华文化渊源的词语也被西方接受并以拼音或直译的形式写入《牛津英语词典》，如guanxi（关系），add oil（加油）。李海峰指出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译者应该具有坚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对于一些具有中国内涵的词汇可以采用办法是：汉字+汉语拼音+目标语释义，即保留了汉字，又有目标语的解释，对于传统文化和读者理解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如：一笔一画写下“幸福”和“爱”，参考译文为：copied stoke by stroke the Chinese character“幸福”（xing fu， happiness）and “爱”（ai， love）［13］。

中华文化思想术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思维价值观，一些对我们而言司空见惯的文化负载词却无时无刻考验着译者。一个高水平的译者首先应该有渊博的学识，积累大量的词汇和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对于词汇的学习，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量上面，也要有意识学习词源的一些知识，了解其命名理据和发展由来。对于特定民族的节日、禁忌、生活方式等等都要有意识地广泛涉猎，既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他知之明”。在“文化走出去”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译者不妨大胆尝试，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多用异化法或音译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总结

时至今日，我国翻译领域的研究从一条羊肠小道迈上宽阔大道，但目前仍然还处在路口，涉及的很多议题还有待研究，一些概念的定义仍在争议之中，范式的确立也还在探索之中。未来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互撞，译者肩负的时代责任将更艰巨。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译者应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夯实学问功底，深谙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和文化内涵，树立问题意识、语言意识、文化意识。问题意识有助于指导我们筛选合适的翻译素材。语言意识能够帮助译者翻译出来流利通顺的英文，特别是在句法和篇章层面，更加符合英语母语人士的阅读习惯。文化意识能够使翻译作品更好地传达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吴赟.国际传播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2（01）：12－22.

［2］邱大平.国家形象时域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

［3］蓝红军.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J］.上海翻译，2018（03）.

［4］蓝红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译学理论建构［J］.中国翻译，2018（06）.

［5］谢天振.翻译巨变与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J］.东方翻译，2015（06）.

［6］张健.全球化语境下外宣翻译“变通”策略刍议［J］.外国语言文学，2023（01）：19－27．

［7］许钧.关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J］.外国语，2021（01）.

［8］刘云红.翻译研究的创新与求真［J］.外语界，2021（03）.

［9］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3.

［10］韩震.中国文化传统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252.

［11］赵彦春.中华文化外译缺失的学理叩问［J］.中华文化论坛，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