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君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丁日昌与潘祖荫均为晚清重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有丁日昌致潘祖荫信札5 通，是20 世纪50 年代从国家文物局调拨入藏的，此前从未公开刊布。现以时间为序，将其一并整理，并进行简单笺释，以惠学林。

一、丁日昌与潘祖荫

寄信人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号持静，生于广东丰顺，早年在粤东为幕客。咸丰四年（1854）招募乡勇，解三合会围攻潮州之围，咸丰六年被授为琼州（今海南）府学训导。咸丰九年起，相继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咸丰十一年七月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同治二年（1863）九月转投江苏巡抚李鸿章幕府。自同治三年起，先后任苏松太兵备道，两淮盐运使。同治六年正月，任江苏布政使，十二月，升江苏巡抚。同治九年闰十月丁忧去职。光绪元年（1875）八月任福州船政大臣，十一月补授福建巡抚，兼办船政。光绪二年三月，卸任船政大臣，专任福建巡抚，光绪四年四月因病开缺。丁日昌辞官返乡后，定居于广东揭阳。丁日昌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他视野开阔，注重实干，在兴办洋务、对外交涉、巩固海防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丁日昌还是知名的藏书家，他在揭阳的藏书楼百兰山馆，藏书达10 余万卷，冠绝岭南。

收信人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咸丰二年（1852）探花，咸丰六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历任国子监祭酒，工部、户部、礼部侍郎，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军机大臣等职，加太子太保衔，卒谥“文勤”。潘祖荫是著名的金石学者与收藏家，编有《攀古楼彝器款识》，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

丁日昌与潘祖荫相识于何时，已无法查证，二人的集中交往，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同治八年（1869），一是光绪元年（1875）。同治八年四月，江苏巡抚丁日昌入京请觐，下榻法源寺。作为苏州人，潘祖荫对这位家乡的最高行政长官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四月十一日，潘祖荫、翁同龢、彭祖贤三位苏州籍京官公请丁日昌[1]719。四月廿二日，翁同龢到法源寺回访丁日昌，遇见潘祖荫与许庚身，三人一起在丁日昌处用晚饭[1]722。光绪元年三月，丁忧起复的丁日昌赴京参加筹办海防的重要会议。四月初九日，丁日昌请客，客人有陈兰彬、彭祖贤、潘祖荫、翁同龢等[1]1162。此次在京期间，丁日昌作《京邸对月赋呈潘伯寅、翁叔平两侍郎》诗：“又此三人又此杯，又邀相识月徘徊。眼前宦味各如水，门外车声何故雷？望雨待闻干瓦响，摊书暂把老怀开。七年小别浑如梦，肯信他年梦更来。”[2]1177-1178最后一句的“七年小别”，就是指同治八年丁、潘、翁三人在京见面，到光绪元年丁氏再次进京，已相隔七年。此次出京之后，丁日昌与潘祖荫再未会过面，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本文所引5 通信札，全部写于光绪元年丁日昌出京之后。

从信中丁日昌以“如兄”自称的情况可知，丁日昌与潘祖荫为换帖的结拜兄弟。对二人结拜的时间，并无直接记载。不过，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五日，丁日昌离开北京前夕，翁同龢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3]设宴为其饯行，潘祖荫亦在座。席间，翁同龢与丁日昌换帖结拜为兄弟[4]256。潘氏与丁日昌结拜，可能也在此时。因义结金兰，丁日昌与潘祖荫，比起一般的京官与地方大员的关系，又密切了许多。反映在书信中，丁氏向潘祖荫倾诉肺腑时，都是一吐为快，并无遮掩，这无疑提升了这些信札的文献价值。对丁日昌与潘祖荫的交往，目前学界并无相关研究成果。对丁日昌致潘祖荫的信札，也未见有公开的披露。从这个意义上讲，故宫博物院所藏的5 通信札，自有其重要的价值。

二、信札考释

从内容来判断，故宫所藏丁日昌致潘祖荫信札，作于光绪四年至七年（1878-1881）。写这些信札时，寄信者丁日昌都在广东揭阳。光绪三年七月初五日，福建巡抚丁日昌请假回籍养病，离开福州[4]289。后辗转经香港，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揭阳[4]292。光绪四年四月初六日，丁日昌以病体未愈，奏请开缺，获准[4]299。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丁日昌奉旨赶赴福州，处理乌石山教案[4]309。光绪五年三月十一日，处理完教案的丁日昌离开福州，十六日返回揭阳[4]312。收信人潘祖荫则一直在京城任职。为便于笺释，笔者把每通信札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编号与名称用括弧标注在信札末尾，并根据其主要内容，给每通信札归纳了一个小标题。

（一）晋豫赈捐

伯寅仁弟大人手足：自三月至今，未通一信，想公必疑海外老坡定已羽化，然比来疾病颠连，较之羽化，未达一间耳！闻公抱周昌之戚，况味可知，中年哀乐，本易伤人，况在尊长之忧耶！望为时自爱，勿过摧伤，是所至祷。顷阅邸钞，知公仍领农曹，半年以来，咃然开口而笑者，惟今日耳！然公手笔太阔，视阿堵如粪土，想不因热官遽减穷骨也，呵呵！兄春间因晋豫死人如麻，不得已力疾起办赈捐，化得一百余万元，皆虚衔封典翎枝之类，佐贰不过三四名，道府州县则绝不许捐。盖实官之弊，甚于水旱盗贼，水旱盗贼，害在一时，实官则害延数世也。现俟续请大批照到，即日可以竣事（照由津局转请，公可否严催书吏早发，俾兄可速了此起勾当）。奖务已遵照部议，由各分局径送津局代办，兄可省许多经手。从前因晋豫人心岌岌，故拼身命而为此举。今该处已得透雨，敝处捐事又有头绪，顷已疏辞专折奏事，从此闭户养疴，不问人间事矣。十年来病不脱体，比更沉剧，有人言皆宋版书为祟，兄拟学王处仲开阁放柳枝之法，公以为何如？海滨苦无良医，颇思遁入罗浮，寻黄野人一究丹诀，长生未暇学，愿学长不死，公以为有济否？一笑。揭阳不通驿，寄书正难。适有邻人郭主事赴都补官之便，托寄此函，如逢西王母蟠桃开花结子也。并附上槟榔扇二件，夏布四件，墨精眼镜一件，皆目前御暑之具，然到京恐又值弃捐箧笥时矣。沉香文具一匣，老兄得此全无用，聊助公涂改清庙明堂之用。酷暑力疾，挥汗布达，叩请侍安。云海万重，无任依恋。如兄日昌顿首，六月廿八日。

外赈捐之数、解数二折呈电。（新00179770-2/7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册-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作于光绪四年（1878）六月廿八日，主要谈募款赈济山西、河南灾区之事。“尊长之忧”，指光绪四年三月初三日这一天，潘祖荫的二伯母陆太夫人于丑刻病故，二伯父潘曾莹于午初病故[5]，夫妇俩同日以高寿故去，在当时被传为美谈。潘祖荫之父潘曾绶一直在京随潘祖荫生活，故丁日昌在信尾用“侍安”问候。“仍领农曹”，指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潘祖荫任户部右侍郎，五月二十五日，派管理三库（银库、缎库、颜料库）事务[6]207。相比其他五部，户部的薪酬待遇最好，属人人羡慕的“热官”，不过，潘祖荫酷好搜罗金石碑帖，出手大方，经常为古物一掷千金，户部的丰厚收入，对其帮助有限。光绪三年至四年，山西与河南遭遇严重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之请，丁日昌利用熟悉潮汕地区绅士富商的便利，在海内外为灾区广泛募捐。李鸿章在光绪四年五月十四向朝廷所上的《丁日昌劝捐得力片》中说：“前后经手筹劝捐数，除台湾林维源等五十二万元之外，潮州约三十万元，南洋、香港、新嘉坡、小吕宋（今属菲律宾）、暹罗（泰国）、越南各埠十六万元，台湾约七八万元，合计已逾百万。”[7]79这些捐款者，都希望通过捐纳这种方式，在朝廷获得一定的衔职。丁日昌在光绪四年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说：“南洋各埠寄居华人，合计约一百余万人，无不仰慕皇风，系怀故土。其各埠管事头目此次帮同劝捐，尤为出力。拟将各头目于事竣后，仰乞恩施，奖以虚衔，庶几以我冠裳，易彼介鳞，将来遇有缓急，亦可储为指臂之助。”[2]979朝廷提供给捐纳者的衔职有两类：一是荣誉性的虚衔，可赐花翎顶戴，但并无实职，这类占比最大；二是佐贰之官，如同知、县丞等副手，占比较小。至于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实官，则不在此次捐纳之列。丁日昌甚至认为捐纳实官的危害，远远大于水旱盗贼。丁日昌所募善款均先汇至天津，由李鸿章所办的天津转运局代为采购粮米，再运往晋豫灾区。办理捐纳衔职的手续，也由丁日昌“知照李鸿章，核明请旨奖叙，前发部照不敷，著李鸿章于天津局所存部照内随时拨给，以资便捷”[8]。丁日昌希望潘祖荫叮嘱户部办事人员，对天津转运局的相关请示及早批复，以使赈捐事务早日结束。“疏辞专折”，指光绪四年四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开缺，按常例，开缺之后，将不再保留专折向朝廷奏事之权，但因募捐赈灾款的需要，经李鸿章请示，朝廷破例允许在赈捐事宜未完竣之前，丁日昌可继续向朝廷专折奏事[7]80。丁日昌最引以为傲的，是他的藏书。太平天国战争使江南地区的藏书大量流散，丁日昌乘势悉力搜罗。丁日昌的书斋名持静斋，又名百兰山馆，早在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就由其门人林达泉编成《百兰山馆藏书目录》[2]1632。丁氏所藏宋版书籍中，以同治三年在上海所购的淳熙本《仪礼郑注》十七卷最为知名[4]121。同治九年，由莫友芝将丁氏藏书编成《持静斋藏书纪要》二卷，其中含宋刊本十三种，元刊本十八种[4]156。同治十一年，丁氏又刊刻《持静斋书目》[4]231。“王处仲”，指晋人王敦，此处丁日昌借用好色的王敦开阁释放婢妾（柳枝）的典故，来喻自己对所藏宋版书的自得与洒脱。“黄野人”，相传为晋人葛洪的弟子，居于岭南罗浮山，常化身为各种人物或动物，与有缘者不期而遇。“郭主事”，指户部主事郭绍唐，揭阳富商郭升裕之子，后在福建龙溪、漳浦等地出任知县。

（二）因病辞职

伯寅宫保尚书仁弟大人阁下：连奉闰月十六、廿三手书，所以勖存之此甘厚，词旨尤洒然，如在贤良寺竹窗话雨时也。公识见政论皆高出时世人万万，然世人亦未必尽能知公也。筠老闻总署催其出山，确否？若农不惟回后未见，亦且不通音问。林达泉乃日昌训蒙时弟子，因其笔下好，提絜之而至求人。此君的是边才，不意竟殁于台湾。时事日难，人才日少，可叹也。公何以知其人正矣！公之留心时务也，尽人皆如公，天下安得有事乎！日昌奉命办海防，本不欲辞，无如前在台受瘴过重（双足痿痺），不惟不能立地，而且不能下床，是以不得不辞。闽抚渡台者三人，一人已死，春帆左半身不遂，日昌则右半身不遂，合之仅成完人耳。公愈任重事愈繁，伏乞加餐饭慎起居，以慰天下之望。在闽时虽屡陈倭事必变，必须及早得备，痛哭流涕，自思不匪贾生。其稿似叔平及公处皆曾寄阅，不知尚存否（光绪元年复奏总署大条，亦屡及倭事，并言日本使臣当精益求精，今子峨果以躁急生事，原稿似公处亦当有之）？请取阅所言与今日时事吻合也。病甚，不能下床，语气不能贯接，公怜之念之否？敬叩侍安，依依不尽。如小兄日昌顿首，四月廿五日。

京中通信者，只有公与叔平两人，可以知兄之孤矣，一叹！（新00179770-3/7 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册-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作于光绪五年（1879）四月廿五日，主要谈丁日昌递上辞呈，不再应召之事。光绪五年三月，潘祖荫加太子少保衔，故信中以“宫保”称呼潘氏。光绪五年闰三月，朝廷命丁日昌以总督衔办理南洋海防，并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大臣。丁日昌以自己疾病缠身、无可靠助手、不熟悉海防等为由，上疏力辞[4]312-314。潘祖荫得悉朝廷准备让丁日昌重新出山的消息，于闰三月十六日与廿三日两次作信向丁氏通报情况，丁氏回此信予以答谢。贤良寺在北京皇城东面的金鱼胡同一带，因临近皇宫，许多地方大员进京述职，多居于此。丁日昌进京居住于此时，潘祖荫曾到贤良寺走访共话。“筠老”，指郭嵩焘，本年初，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因被副使刘锡鸿弹劾，被迫辞职，闰三月回到家乡湖南，以后再未入仕。对郭嵩焘，丁日昌赞成其学问与人品，对其办事能力，稍有看法。在光绪二年八月致翁同龢的信中，丁日昌直言：“筠仙慨然西行（赴欧洲任职），其人极有血性，然过于忠厚，或恐能融洽而不能分明。”[9]58-59在光绪四年致福州船政大臣吴赞诚的信中，丁日昌也说：“筠老经营洋务，其立心是矣，而措词非也。鄙意泰西商务不可不师，军火不可不效，要刻刻存逄蒙学射于羿之心，庶几有报仇洗耻之一日。日昌上年复总署书，谓筠老学问、文章俱臻绝顶，独于洋务尚有隔膜，公以为然否？”[2]981不过，郭嵩焘却对丁日昌推崇备至，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他在京时曾对翁同龢谈及，“方今洞悉洋务者止三人：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也”[1]1219。“若农”，指广东顺德人李文田，咸丰九年（1859）探花，曾与潘祖荫一起在南书房行走。同治十三年（1874），李文田请假回乡奉母，光绪十一年才再次进京任职。光绪七年八月，李文田到潮州一带游历，居于揭阳东郊丁日昌的絜园之中，饱览丁氏藏书[2]1633-1634。丁日昌去世后，李文田曾为其撰《总督衔原任江苏巡抚丁公行状》[2]1617-1619。“林达泉”，字海岩，广东大埔人，咸丰十一年举人，自同治四年（1865）进入丁日昌幕府[4]120。光绪三年五月十六日，由海州知州升任台湾知府[10]。在江宁（今南京）受两江总督沈葆桢之托，林达泉为丁日昌校刊《抚吴公牍》一书，并作序言一篇，道其原委[2]1632。光绪四年十月，林达泉因病在台去世，年四十九岁[4]308。因日本吞并琉球（今冲绳），窥伺我国台湾，清廷加强了对台湾的防务，命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会），以期两地兼顾”[2]122。先后赴台处理政务的福建巡抚有王凯泰、丁日昌、吴赞诚三人。王凯泰，字右轩，号补帆，谥“文勤”，江苏宝应人，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光绪元年，以福建巡抚的身份移驻台湾，在台期间，病情加剧，回到福州后即于十月十四日病逝，丁日昌接替其出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离开福州启程，十八日抵基隆，二十九日到达台湾府城（今台南）[4]275-276。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日昌因病离台，二十八日回到厦门[4]286。光绪三年丁日昌第五子丁惠宣出生，为纪念台湾之行，取乳名为“台巡”[4]277。我国台湾气候炎热，瘴气最盛。光绪三年二月丁日昌在台巡守期间致信翁同龢（叔平）说：“王文勤（王凯泰）在此不出门户半步，不吃晕酒，不早起，亦终不能逃死。兄见物便吃，极烟瘴处土人所不敢到者无不周历，上道时四更即起，二更方住店，现在病虽增重，将来亦不过是死。等死耳，而兄方寸无戚戚之忧，则胜于王文勤矣。计三年中倭兵丧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淮军丧于疫者官九十余人、勇五千余人，其余地[方]兵勇之丧亡者约五六千人，亦算台中一大劫也。”[2]954吴赞诚，字存甫，号春帆，安徽庐江人，光绪二年三月接替丁日昌督办福建船政，光绪四年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兼理船政和台湾海防。在赴台期间，积劳成疾，患中风之症，回大陆后卧病三年，于光绪十年五月廿四日病逝。“子峨”，指何如璋，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三年十月任首任驻日使臣，到任后，就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入贡一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丁日昌去世后，其行状，由“钦差出使日本大臣、二品顶戴、翰林院侍读何如璋填讳”[2]1617。

（三）通报病情

伯寅尚书宫保仁弟大人阁下：去夏奉手教，语长心重，期望之殷，溢于言表，感何可言！南北万里，寄书不易，既不敢以叶语枝词上渎左右，欲作肺腑语，又恐失落他人之手，故半年无一字奉还也。献岁发春，伏惟勋福两隆为颂。刑曹本繁，又兼多事之秋，任怨任劳，况味可想。文星翁在闽共事两载，明果廉毅，极所佩服。公与同舟，定可相得益彰。日昌精神气体初无大损，只因双足在台受瘴发肿，不能步履，而右足尤甚。去夏旨准辞差，令来京陛见。秋间足肿稍退，拟即起程，乃因求效过急，服重剂补药，病遂反复，卧床不起者二月有余。服石羔（膏）、大黄诸凉品殆斤许，始稍稍扶杖能行。然数步外非人扶持，即丝毫不能动也。疆吏渡台者四人，王、沈均先后物故，存者都成凿齿半人，想亦不复能久。极欲来京就医，求一闲散京秩自效（衰惫如此，断不能再膺疆寄），无如足病为人人所共见，难以遮掩耳！目筱湘之不能起，诡藕舲之衰病，皆见弹劾，闻之悚然。今拟无事则养疴，有事则挺身出受锋镝，我公以为有合于道否？乞明以教我。倭事尚未就绪，而俄事又接踵而起，群议纷纭，究竟如何归宿。吏治非澈底澄清，军政非改章整顿，万万不能有济。去秋虽痛哭上陈，惜人微言轻，未闻政府见庀施行。俄与倭相为表里，必须蓄全力以御之，方免东西交乘，目前各有备御，皆系有名无实，诚未见可以一战也。我公为国家重臣，想必有密谋秘计，足以挽回时局。兹乘邱孝廉（渠日内有人南旋，倘蒙赐复，可托代寄）北上会试之便，力疾肃函，敬请侍安。天下事方未了，乞强加餐饭，为时自卫。如小兄日昌顿首，正月廿六日。

愚侄丁日昌恭叩老伯大人新禧。（新00179770-1/7 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册-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于光绪六年（1880）正月廿六日，主要是向潘祖荫表达新年问候并通报自己的病情。正月廿六日这一天，丁日昌也给在京的翁同龢写信，与此信一并托人带出[9]65-66，这与本文第2 通信札中提及的“京中通信者，只有公与叔平两人”的情况吻合。“文星翁”，指文煜，字星岩，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年（1868-1877）任福州将军，光绪四年十二月调任刑部（刑曹）尚书，光绪五年四月，潘祖荫由工部尚书转任刑部尚书[6]209，与文煜成为工作搭档。丁日昌任船政大臣与福建巡抚时，与文煜同城为官，两人配合良好，丁氏希望潘祖荫也能与文煜愉快合作。因赴台时加剧病情，丁日昌开缺后一直在揭阳养病，不能再赴京请见。京城中的好友文煜、翁同龢、潘祖荫，则希望其能复出。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在写给丁日昌的信中说：“文、翁、潘三公，常有信劝出。文、潘皆局外之人，翁虽稍亲近，然数月不一召见。枢庭（军机处）与讲帷（毓庆宫书房），划分两家，不甚通气。政府周公（恭亲王）久不自专，前惟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4]322京中掌实权者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比较看重高阳人李鸿藻的意见，文、翁、潘三人均非军机大臣，是“局外之人”；翁同龢虽在毓庆宫书房教光绪帝读书，有见到皇太后的机会，但也不多，不能为丁日昌说话。“疆吏渡台者四人”，指王凯泰、丁日昌、吴赞诚三位福建巡抚与沈葆桢。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沈葆桢以福建船政大臣的身份出任钦差大臣，赴台筹办海防，负责对日交涉。光绪五年十一月，沈葆桢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王凯泰与沈葆桢已逝，幸存的吴赞诚与丁日昌也是病体缠身。“筱湘”，指李庆翱，字公度，号小湘、霄骧，山东历城（今济南）人，咸丰二年（1852 年）进士。光绪三年，因辖境灾荒严重，在河南巡抚任上的李庆翱自行截留漕米五万石以赈灾民，后被参奏革职。“藕舲”，指万青藜，字文甫，号藕舲，江西德化（今九江）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73 岁的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万青藜遭到御史孔宪瑴的弹劾，言其“纳贿揽权”，“纵容家人在外招摇勒索”[11]。后经载龄等人奉旨查办，“揽权纳贿”查无其事，惟有门丁朱二得受州县赏银，实属有干例禁，将此门丁杖责后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2]31。想到自己在任时经常被守旧势力无端攻击，对李庆翱与万青藜受言官弹劾之事，丁日昌感同身受，也坚定了他不再拖着病体出山，授人以柄的决心。“邱孝廉”，指邱晋昕，字翰臣，号云岩，广东大埔人，此次进京参加会试中式，后官至福建邵武知府。“倭事尚未就绪，而俄事又接踵而起”，分别指日本吞并琉球威胁我国台湾与沙俄利用伊犁问题，胁迫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之事。“去秋虽痛哭上陈”者，指光绪五年丁日昌所撰的《上总署论海防事宜书》，其中谈及：“目前东西洋环而窥我，我若加一分整顿，彼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自强军事，彼即早一日消弭衅端。盖必我有可战之具，而后将来可出于不战；若我势不能战，而希冀旁人调停，使不出于战而出于和，则其势必至于战而后已。”“总之，我于海防尚未筹办周备之前，似宜一意主和，内则迅筹战备，外则虚与委蛇，不可存忽战忽和之见。然此事即使目前能敷衍了结，而倭人矜骄已甚，势必更有无厌之求，惟有迅图自强，蓄全力以待之，庶几有洗耻报仇之一日。”[2]992-993从中可见丁日昌对敌我双方形势的清晰认识和勇于应对的不凡识见。老伯，指潘祖荫之父潘曾绶，时年71 岁。

（四）纵谈边务

伯翁宫保尚书仁弟大人阁下：四月间由邱大令晋昕处递到复书，关爱之情，逾于骨肉，读毕且感且泣。中秋前后，复由刚子良观察交到五月朔日手书，并大著六本，荷蒙注念，有加无已。元忠肉甘，久为时所不容，知之深期之笃者，惟公一人而已。要当谨保晚节，以副厚期。细询刚君，知公身子较前健好，惟劳怨皆一人任之，恐亦非持久之道。况今日之劳怨，又非往日泛泛之劳怨可比乎！望稍稍调摄，俾能长任艰钜，保身即所以报国也。子良清操绝伦，力矫时趋，甫下车即颂声载道。公门下佳士，定不止此君。然此君固已铁中铮铮矣。粤中吏治，疲苶已久，得此君斡旋之，庶有救乎！兄春初即得不寐之症，窃忧必有奇病，夏间骤患关格，饮食不进及大小便不通者二旬有余（已备后事）。自谓海外老坡，可以飘然仙去。医者强饮以大黄、芒硝等药，始有转机。卧床四月有余，比始能坐，且每顿能饮薄粥瓯许，当全然有生矣。惟左足向患痿痺，尚不能行；右手在台时中风湿特重，略写字数行，即酸痛欲扶，此则近日所患苦者尔。时事非一言所能尽，战则患在目前，和则祸在后日，然至今日非能战则万不能和，惟有避彼所长，乘彼所短，或可搘此全局。山中无物可以报琼，有旧存安南清花玉桂，藏二十七年矣，当无火气，乞莞存以当芹曝之献。凡桂有油则新，易动火气，然无油而无味，则力弱不能直透丹田，故须无油有味，水清香者为上乘。然清花（化）近为法国所占，此桂不可复得。诚恐数年后，高丽参行将与清花桂一辙矣！可为太息。时事日变，非决计自强，万万难以自立。今之吏治兵事，率多有貌无神，固非伐毛洗髓，不足以挽回积习，但恐尚未奏刀，而己毛己髓已先被他人伐之洗之矣。公闻之得勿哆然开口而笑也乎。久欲作书，无便可寄。兹适有署潮州府徽公之少君长部郎回京供职，托其顺达此函，以当面谈，力疾手肃，敬请勋安。天气渐寒，庀祈眠食珍摄，为国自卫，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小兄日昌顿首，十月初三日。老伯大人前祈以名叩安。

再高丽为东三省屏藩，似宜遣重臣，劝令力图自强，助以得力军火，并劝令与英法美诸国通商，时时遣使至欧洲以通情谊，稍藉公法维持。若彼仍胶执成见，则莫如暂为兼并（或派员代执国政），庶免他人先我军。《（左）传》曰：“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否则俄倭先下辣手，我转噬脐无及矣。高明以为然否？又叩。（新00179770-4/7 丁日昌李文田手札册-丁日昌致伯寅）

此信于光绪六年（1880）十月初三日，主要谈越南与朝鲜等藩属国的防务。作此信时，因丁日昌右手正为风湿所困扰，故比起其余4 通信札，此通信札下笔很轻，字迹略显飘忽。“刚子良”，指刚毅，刑部笔帖式出身，潘祖荫任刑部尚书，是刚毅的上司，故丁日昌称刚毅为潘祖荫的“门下佳士”。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刚毅补授为广东惠潮嘉道员[12]46，驻潮州，得以结识在揭阳养病的丁日昌，并得到丁日昌的赏识。光绪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刚毅升任江西按察使[13]。“清花玉桂”，越南北圻清化所产的野生肉桂，有散寒止痛，温经通络等功效。光绪三年十月十六日，丁日昌在致翁同龢的信中说：“送上安南清花白水玉桂一枝，乞检存。此物佳者能引火归元，白水为上，绿水次之，赤水则下品矣，皮须去净，方无燥气。”[9]64十一月初四日，翁同龢收到书信并清花桂一枝[1]1364，并作《闻雨生兄得请开缺喜而作诗奉寄》七律二首，作为答谢[14]。“潮州府”，指潮州知府张联桂，字丹叔，江苏江都（今属扬州）人，后官至广西巡抚。“少君长”，指张联桂之子张心泰，字幼丹，曾任山西平阳府通判，丰镇厅同知，归化城同知，河南通许知县等，此信由其从揭阳带到北京。丁日昌长期办理洋务，熟悉世界局势，对时局的认识极具前瞻性。面对法国进逼越南，日本染指朝鲜的形势，他主张中国派出人员，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加强对这两个藩属国的影响与控制，以免他们落入外人之手。光绪五年，丁日昌在上总署的《时务条陈五则》中建议：“越南为我藩封，恭顺等于高丽，近为法人蚕食，将由股肱而及腹心，而该国萎靡不振，一任自然，诚恐一旦为琉球之续，坐视已于心不忍，挽回亦势有所难。可否密商广西巡抚或广西提督，以查办土匪为名驻扎关内，与该国王或亲信执政速商自强事宜，如练兵、购械等事，并联络外交之法。……惟此事须筹之于先，若延至一二年后，越南心腹险要之地全为法人所据，则亡羊补牢，诚恐无济于事。”[2]1017果如丁氏所料，五年之后，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彻底失去藩属国越南。丁日昌对朝鲜问题的认识尤为深刻，他建议：“高丽积弱过甚，若不勒令自强，诚恐道旁筑室，图效无期。盖高丽之利害即我之利害，为高丽计即为我东三省计，非仅如琉球黑子弹丸，无关痛痒也。……又闻高丽近来学习外国言语、机器者，倭人辄引往该国厂中学习，从此渐习渐深，水乳交融，久必联为一气。其实中国机器厂甚多，似可引令前来学习。夫高丽为倭所忌刻，固为我之害，即高丽为倭所亲密，亦非我之利，若中国不于彼处要口派员督办通商，兼为之联络指示，恐亲者遂将日疏，而疏者转将亲日矣。”[2]1018-1019十五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非但退出了朝鲜半岛，还割让了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丁日昌的担忧，不幸被一一应验。

（五）请作序文

伯翁宫保尚书仁弟大人阁下：正月间奉冬月手谕，爱才怜旧，情见字词，伏读再三，惟有感泣。日昌磨蝎入年，到处被谤，所稍稍自慰者，受大贤之深知，举国非之，一人是之，固已快然，自足而无憾。承铭抄疏稿，小巫何亟以见大巫。前抄上二本呈教，余俟随后续呈。刚子良有德无才（足与城隍并驾齐驱），足见洞烛一方，然其心术尚可取也。承询操守可悉之人，似新放惠州府李君用清可当“廉勤”二字，但恐才短耳！其余所知未广，不敢妄举。日昌夏初本拟北上叩谒大行慈安皇太后梓宫，装已束矣，以足病骤发，寸步不能移动，秋冬间倘有痊愈，即当由内海北上，惟望示其迷途，俾得有所遵循。感祷无极，病中手肃，敬请侍安，伏惟心鉴，不尽驰依。如小弟日昌顿首，六月廿四日。

再，拙作甫开刊，为敝帚自享计，先寄数篇求诲，如以为孺子可教，乞为一序何如？（新00180836-58/79 丁日昌致伯翁宫保札）

此信作于光绪七年（1881）六月廿四日，丁日昌在信中主要谈及近况，并请潘祖荫为自己的《抚吴公牍》撰写序言。从信札左下方“博山所藏尺牍”长方朱文收藏印来看，应是潘祖荫侄孙潘承厚（字博山）的旧藏。因丁日昌兴办洋务，提倡积极向欧美学习，引起保守势力的不满，蔑称其为“丁鬼”[15]，将其名刺上的“丁日昌”三字改为“不自量”[16]。第4 通信札中丁日昌盛赞刚毅，但潘氏复函对刚毅持保留意见，故在此信中丁日昌附和潘氏的看法，认为刚毅“心术尚可取”，但“有德无才”，从刚毅后来极端保守排外的行事方式来看，还是潘祖荫对其认识得透彻。“李用清”，字澄斋，号菊圃，山西平定州（今属昔阳）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光绪七年任惠州知府，后升任贵州布政使、陕西布政使，以“清廉”闻名。“疏稿”，指丁日昌的《抚吴公牍》，该书共五十卷，由丁日昌门人林达泉校刊，收录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的奏疏文稿，前有沈葆桢、翁同龢等人的序言。丁日昌此次恳请潘祖荫作序，潘氏遂作短序如下：“一片婆心，十分苦口。其精神周到，烛见幽隐，虽张仪封于北溟逊之。国初时仕习犹胜于今日，今则锢蔽日深，不惟不知感知改，且工于腾谤，安得尽如吾丈者而振顿之哉!读罢三叹。侄潘祖荫识。”[2]1631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薨逝，作为开缺官员，丁日昌因病不能叩谒，深表遗憾。

三、余论

故宫博物院所藏丁日昌致潘祖荫信札，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丁、潘二人的新材料，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赵春晨先生整理的《丁日昌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孙淑彦先生编撰的《清丁日昌先生年谱》对此均未能收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述信札，可进一步丰富《丁日昌集》与《丁日昌年谱》的内容。

乌云毕力格先生将史料分为“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两类，其中的“遗留性史料”是历史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在形成之初，即不以讲授历史为目的，虽不能反映历史的完整性与内在联系，但内容却客观可靠[17]。丁日昌与潘祖荫这对盟兄弟的私人信札，正符合遗留性史料这一特点，虽不能说明整体，在说明局部问题上却无可替代。这些信札对了解丁日昌个人的心理活动，友朋雅谈、乡居养疴等，提供了不少真实生动的细节。另外，将丁日昌对列强觊觎中国的看法与判断，对未来时局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应变意识，也很好地表达出来。对我们深入认识丁日昌其人有所助益，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