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思玮,黄诗艺,李 西,朱春艳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是民族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景观形态,是中华文明乡土记忆与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也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地域旅游资源。它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历史人文条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以其空间形态上呈现出的地域特征、空间意象、审美价值及富有变化的小尺度,给人以极具“可识别性”和“可印象性”的空间体验和形式语言。近些年,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所传承的独特地域文化和优质突出的旅游景观成为不容小觑的重要资源和潜在力量[1],成为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但伴随着外来发展因素和城镇化规划思维的涌入,进而引起传统村落山水环境、人居环境、“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等遭受冲击性破坏,以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境地。部分传统村落也由于文化流失、产业调整、建设规划等存在“千村一面”“照搬照抄”的发展现状,导致村落景观空间越来越不具有地域特征和可识别性。因此,如何在尽可能地保护其原始风貌和整体景观格局,延续村落文化氛围和景观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村落景观空间是村落聚居所呈现出来的外观形象,由村落的总体空间形态以及村落中民居建筑、公共性建筑和与建筑互为图底关系的街巷、河流、广场及农田等空间要素的实体表现形态构成。村落的空间特质与城市相比,空间格局与功能划分相对简单,并且存在差异性与特殊性。不同的村落空间组成要素的异同,直接反映了村落空间环境的千差万别、景观各异,相对于一般地区村落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是通过内部要素不断协调、顺应自然有机生长起来的,更具有地域性和独特性。这是观察者识别和记忆村落景观的关键,也直接影响村落的空间秩序与意象[2]。笔者基于空间构成要素分析模式(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运用实地调研、空间标记、参与观察等方法,解析具有独特景观形象和民族文化内涵的直波村,归纳提炼不同于其他地区村落景观空间要素,结合直波村自身空间特征、景观资源优势和直波村的发展问题提出保护策略,以期促进村落景观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地概况

直波村(藏译为“汹涌的流水”),位于阿坝州马尔康市境中南部松岗镇梭磨河与木足沟交汇的东侧山麓上,全村共有142户人,主要的民族身份为嘉绒藏族[3]。村落紧邻国道317川西北旅游环线,距离马尔康市城区13 km,距离成都市333 km,属阿坝州实施全域旅游的核心区。境内属高山峡谷地带,聚居点平均海拔2 510 m,河流冲积而成的可供耕作的两岸阶地宽阔平坦、土壤肥沃,成为定居与生存的基本因素。据文献记载,清朝时期直波村就形成了“一村两寺两碉楼”的较大规模村落形态,民居以寺庙为中心逐次布局,背山面水,与周围自然环境浑然一体。随着民族的融合交往、对外的交通发展,直波村规模布局和常住人口也不断增加,民居围绕寺庙四周紧密布置,沿河谷不断扩散分布。直波村大体保持着传统的空间结构肌理和布局形态,历史遗存的文物古迹和建筑物、构筑物基本留存着传统形制、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2001年直波碉群被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直波村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藏羌碉楼与村寨”,也入选了《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7)》和第二批“四川最美古村落”(2019)。

2 直波村景观空间构成要素解析

2.1 道路道路是传统村落景观空间中的主导要素,其他空间要素也是沿着道路系统展开布局[4]。直波村属于山麓河岸型村落[5]。根据道路的路面宽度、功能及特征将直波村的道路系统大致分为3个等级:对外主干道、村内支路、村内巷道。道路受河谷地形限制和建筑空间的围合而分隔成线性空间,主次分明,空间序列清晰。村内横向道路基本沿河岸且平行于等高线布置,纵向道路迂回盘旋、上下贯通,表现出道路空间的山地适应性特征。

直波村内建筑及其他空间要素形成了不同的道路空间组合形态,道路呈现收缩、放大、曲折布局。其中,最常见的道路围合形态即“建筑-道路-建筑”,两侧建筑立体界面的门窗、出檐、煨桑炉等建筑符号丰富了视觉景观,也增强了道路空间的趣味。通过实地调研测绘,以道路D/H值作为衡量街巷空间感受的依据[6]:村内道路相对尺度普遍较小;大部分村内道路路面不宽但空间舒适宜人,D/H值在0.5～1.2;部分狭窄支巷活动范围较小,竖向空间高耸,D/H值在0.2～0.4,空间内聚收敛,比较压抑封闭。

2.2 边界边界是除了道路之外的另一个线性要素,是2个不同区域的界限[4],主要功能是围合、划分和界定区域的特殊界面。受地形地貌因素、村落历史变迁以及宗教信仰习俗等影响,直波村的边界具有强烈的领域性和可识别性,往往容易被观察者所认识和感知。村落遵循“背山面水”理想居所的选址原则,背靠松尔石山,面向梭磨河谷,河流岸线、农田边缘、山体天际线与山缘线等构成了村落开放的自然边界和山水景观格局。而村内人造边界因生产防御和宗教信仰因素往往异常强烈,村口土司古遗址夯土残墙构成的防御性边界及为避免洪涝泥石流而建造的驳岸边界等在组织和连接区域方面表现为半开敞型“边界”特征。为表达宗教信仰崇拜以及开展朝拜、转经、煨桑等宗教仪式,村民在村落边缘修建白塔和祭祀场所并形成了围绕村寨的转经道路,这一类边界空间是藏族村落所独有的,不论是在空间形态组织过程中,还是在心理感知过程中,都是一个场所范围的限定,更大程度上是村民主体对村落边界感的心理安慰与暗示。

2.3 区域区域是指聚落中面状构成要素,具有明确而清晰的边界、较强的领域感和“一个地方的场所感”[7],往往反映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直波村作为传统的高原农耕型聚落,其区域可分为民居区域和农田区域。民居建筑是村落空间形成的基本要素,也是村民居住生活的场所。村内典型的嘉绒藏式碉房连片呈集中式布置,构成了村落肌理与整体感。建筑2～4层不等,由石材、黄泥层层叠压砌成,墙棱锐利,线条分明,房顶采用平顶式或局部坡顶,墙缘尖角耸立,砌筑有煨桑炉,上挂五色经幡。此外,建筑装饰极具嘉绒特色,以石木材料原色为主调,以门、窗、墙面等装饰彩绘,外墙上常绘有万字符以及日月、星辰等图腾符号等。漫步于碉房建筑群中,无论是建筑布局、结构纹理,还是装饰细部都显示了直波村独特的地域特征,因而民居建筑区域也成为最易被感知和记忆的景观空间要素。

农田区域位于直波村周围相对开阔、平坦的地带,是村民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农田往往结合民居建筑分布,一是为了便于村民的耕作、灌溉及适于村民步行耕种,二是为尽可能少占用有限的耕地,相邻宅间的空地也得到有效利用。农田从村落内部一直延伸到边缘,每到春耕与秋收时节,都会呈现一幅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农牧生产景象。

2.4 节点节点是观察者往来行程的集中焦点,它可以是道路的交叉点,也可以是村民的公共空间活动场所。在村落景观中,某些节点成为村落的中心和象征,可称为核心。直波村的节点空间往往与道路相连,根据性质可以分为两大节点类型,即村落日常生活中休闲交往、聚会等功能的生活景观节点,如游客中心、节庆活动场地、古碉广场(锅庄场地)、道路交汇点等;承载村民宗教信仰、祭祀朝拜的宗教景观节点,如寺庙广场、白塔、大黑金刚石等节点空间。直波村内核心节点空间有:①古碉广场(锅庄广场)。古碉广场位于直波藏寨的中央,是村内主干道和众多街巷的交汇点,以碉楼、玛尼堆和塔子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古树林荫,纵横交通及视觉的开敞性和准入性都较好。②寺庙及广场。直波村全民信教,寺庙是村落内的最重要节点。2座寺庙处于村落的相对制高点,道路和民居建筑围绕寺庙布局。平日供村民祭拜、转经使用,在宗教节日举办诵经以及文娱活动,成为村中最具文化特色和民族魅力的节点。

2.5 标志物标志物应当是村落空间中具有唯一性或少数性又令人难忘的空间要素,带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性或特殊的象征意义。直波村最具特色的标志物之一是直波碉楼,在形制、建造、审美、民族信仰等层面都具有独特性,自然构成了直波村重要的标识和视觉中心。碉楼依山势呈南北分布,南碉位于村落入口地带,高29.0 m;北碉在村北山脊祭祀场地旁,高24.7 m。碉楼平面呈八角星形,外形上小下大,碉楼竖向的形态丰富了村落的天际线和空间层次,且完美呈现了嘉绒藏族高超的建造技艺、审美理念以及民族情怀,成为区别于其他村落的重要特色标志物。

村内的寺院在空间上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其物质特征具有唯一性,既可以看作是节点,也可以是标志物。寺院浓郁的宗教氛围、强烈的外墙及屋顶色彩、雕刻精细的建筑构件等在整个村落空间中都令人难忘。寺院不仅具备物质形态属性,还具备精神属性,村民通过寺院的空间划定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村内表现出身份认同和信仰情感的共鸣。另外,屹立在直波村半山腰上的“色尔冬”寨神树以及冬尔单大师修行所留下的“圣迹”金刚石,历史深厚且具有宗教神话色彩和图腾崇拜功能,在外形上具备一定的地域标志性。

3 直波村现存的问题及保护策略

3.1 直波村现存的问题直波村不但是成千上万的游客共同感知的景观事物,也是众多村落建造者不断建设改造的产物。随着松岗镇城镇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直波村常住人口、村落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村落整体格局随着人口增长、民居密度的增加而沿着水系与山体的边界往谷地深处拓展,对脆弱的自然山体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也侵占了河谷农田。同时,直波村在旅游开发中掀起了改建、拆建原生村落的热潮,使得原本地域特色鲜明的人居环境景观被快速“改写”。传统街巷路网的宽度与承载力也愈加难以满足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需求,道路宽度与路面材料等都有所改变,部分道路已水泥硬化。村内百年历史建筑因年久失修、住户外迁而自然老化与损坏,而新建房屋的现代建筑元素和理念对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和空间结构造成了建设性破坏。“彩钢瓦”“水泥墙”等新型建筑材料与技术的介入,“拆真建假”“拆旧造新”等现象导致建筑风格新旧之间的矛盾,传统建筑所蕴含的结构形制、生态智慧、传统美学等诸多文化信息也随之消失。随着镇村统筹、村民的工作生活方式逐渐城镇化,较为年轻的村民对嘉绒传统的生产生活日益陌生,寺庙经堂、村社广场等文化空间原有功能弱化,地域建筑形式所确立的场所感与归属感逐渐丧失等。总之,直波村在保护与开发的同时,面临着村落景观意象模糊化甚至破碎化的危机。失去了独有的传统空间尺度和空间意象,将不利于村落文化资本利用与旅游景观品质提升,直波村的历史底蕴、文化活力及形象魅力也会淡然失色。

3.2 保护策略

3.2.1保护村落空间格局,恢复村落历史风貌。传统村落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其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保护村落传统空间布局,正确处理村落的“山-水-寨-田-草”的空间关系,避免村落建设用地扩张而对周边自然环境造成延伸和侵蚀。任何一个要素改变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进而改变景观的空间构成,从而影响整体的景观意象[8]。首先,依据直波村景观空间要素体系,划定村落景观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持原有的自然形态肌理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突出直波村的山水意象。重点保护可意向性强、核心价值特色的空间要素,针对意象性较差、从属价值特色的意象要素,进行改造、美化,增强其景观文化内涵。其次,严格保护传统风貌特征,延续建筑、庭院、街巷、广场等不同空间组合形成的空间意象,保护村内灵活多变的街巷空间,部分扩建、占用现象按照原有空间形态对其进行整治、拆除,恢复街巷空间的连续性和趣味性,形成良好的村落空间秩序[9]。并对历史遗存建筑的周边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进行修复,而对新建建筑在满足村民主体需求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建筑密度、形制、体量、高度、风格、材料等,确保与传统村落的景观意象和地域特征相协调共存。对维系村民关系和影响村落民俗文化生活的寺庙、佛塔、转经廊、锅庄广场等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和修缮。此外,村内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应大力完善,提升村落人居环境品质,但不得破坏村落景观空间的完整性、历史性与和谐性。

3.2.2活化村落历史文化,留住乡土民族记忆。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元素是村落的灵魂,而景观空间则是村落历史文化表现出的外在现象和重要形式。在直波村发展过程中应既增强物质文化景观的保护,又强调非物质文化景观的传承与展演。强化非物质文化作为景观空间生产的内生动力作用,以更好地延续乡土文化气息,留住乡土民族记忆[10]。维护和恢复直波村寺庙宗教活动、4月嘉绒农耕节、7月看花节、10月跳神节等传统节庆习俗,鼓励村民将农耕、宗教、民俗等文化内容与嘉绒锅庄歌舞展现给游客,盛装展示嘉绒藏族服饰,制作与销售特色食品,推广高原生态农牧副产品等,以文旅促产业兼顾保护与发展,以政策引导和观念植入支持和鼓励村民保留传统生活习惯和原生景观空间。通过村落文化的传承,以不同载体建构村落文化景观的多元表达方式,激活村落文化空间的活力,延续或恢复必要的乡土景观迹象。

3.2.3发挥村落景观优势,打造村落特色形象。传统村落是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及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11]。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造就了直波村景观的原真性、多样性、丰富性、特色性的特征,使其成为藏区和川西北旅游环线的典型性发展村落和旅游热点目的地。直波村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和“四川最美古村落”,村内的直波碉楼也列入重点文保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丰富而独有的文化遗产资源属性更是有助于提升村落旅游发展的竞争力。因此,应全面认知直波村的资源价值优势,丰富传统资源体系,将现有的旅游形象结合资源优势升级为经济和产业优势,围绕村落的性质和文化设计与一般乡村旅游不同旅游发展规划。提炼其物质和精神文化特色,强化村落的景观要素,打造“川西北旅游产业带”和“大九黄线”的传统乡村旅游名片和旅游形象。再者,建立直波村的导视系统和宣传系统是村落旅游的发展关键。提取村落文化符号,建立明确、风格统一的标识体系,并且利用公众主动获取信息的方式,科学整合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如自媒体短视频平台、旅游杂志、户外广告牌等宣传解说媒体,提升直波村景观意象的知名度,进而实现村落文化传承、形象建立与旅游开发的协同发展。

4 结语

直波村是在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集中体现了嘉绒藏族传统村落的景观特色、民族风情和文化内涵,是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有机融合的整体。随着川西北藏区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的深化推进,为直波村的保护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其蕴含的独有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也更加弥足珍贵。该研究结合直波村自身属性分析景观空间的物象构成及特征,挖掘直波村传统村落景观的景观意象特色、景观资源优势和传统文化内涵。立足于“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视野,窥探村落现状的发展要求与发展问题,提出村落景观空间的保护优化策略,以期提高传统村落的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实现整个村落历史文化与旅游景观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