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雯,李建国,郑嘉怡,潘华峰*

(1.广州中医药大学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广州中医药大学 科技创新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能力迫切需要相应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是重中之重。为厘清现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规律,需要从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历史中去汲取经验和教训。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几千年的历史规律反映了中医药文化的基本属性以及与其他文化的相处方式和传播模式,从中寻找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的历史规律并进行总结反思,有利于促进现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模式的发展和创新,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认同和国际话语权,达到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增强文化自信的最终愿景。

1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概况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十分悠久,首先向中国周边国家辐射,如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朝鲜半岛有文化交流与医学往来[1],周致中《异域志》中写道:“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医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公元5世纪时出现中医东传至日本的记载,日本安万侣所著史书《古事记》中记载:“天皇初将即位的时候,辞不就,说道:‘我长有疾病,不能即帝位。’但自皇后以至诸卿固请,因遂治理天下。其时新罗国王进贡物八十一艘,贡使名为金波镇汉纪武。此人深知药方,遂治愈天皇的疾病。”[2]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通过佛教僧侣的往返中国与印度,促进两国在医学上交流与往来。

而从唐代开始,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医药文化达到第一个国际传播高潮。明代中医药文化通过朝贡体系、丝绸之路、海上贸易体系等,向东亚、南亚、中亚、西亚甚至西欧等处传播,《本草纲目》《针灸聚英》《伤寒论》《脉经》《黄帝内经》等医药典籍被广泛翻译,人痘接种、针灸及脉诊等中医经典理论及临床传入欧洲。17世纪卜弥格根据《本草纲目》编写了拉丁著作《中国植物志》,这是第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书籍[3]。此后,欧洲陆续出版有关针灸、脉诊、本草学方面的中医药译作。如荷兰医生瑞尼1683年在伦敦出版的《针刺术》、法国驻中国领事达布理于1863年出版《中国医学大全》[4]。

现代中医药文化向西方传播始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恢复建交之后,美国开始刮起一阵“针灸热”“中医热”,并迅速蔓延至欧美各国。这是现代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之路的开始,现代中医开始走出国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实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之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迎来新的机遇,开辟了中东欧国家新战场。

2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认同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国民总体给国民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之富有逻辑地整合到统一的文化整体中。对于同一个疾病和健康问题,会有多种诱因,不同民族对每种诱因的关注程度不一样,解释逻辑不一样,赋予的意义不一样,认知和解释的惯性和倾向也会不一样,就会形成不同的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必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长期处于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改造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认同的问题。文化认同是拥有相同文化特征和背景的人群的群体特征,有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5]。

中医药文化认同是文化认同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认同,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处在不同国家的医药文化,如果有相同的经济、社会、人文等文化背景,那么这些不同的医药文化容易融合在一起;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如果医药文化交流频繁,容易相互了解,被当地人民所接受。如果不同国家的医药文化,社会主流文化也不同,医药文化交流也比较少,那么这种医药文化跨国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被对方曲解和重构,要么排斥,要么成为本地医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文化认同状态,包括中医药文化的主体化、中医药文化的客体化、中医药文化的同化化。反映了中医药文化认同程度,从被输入国来看,对应的分别是对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吸收、改造或者排斥三种状态。

2.1 中医药文化的主体化

中医药文化的主体化是指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过程中,被对方基本接受,形成了事实上的本国主流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被高度认同,甚至对被输入国社会主流文化产生深度影响。譬如唐代的日本、高丽,汉代以来的安南地区。日本国公元5世纪就开始引进中医药,精选中国的医书典籍编纂,《医心方》《顿医抄》《福田方》《明堂图》《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等经典医籍对古代日本医药有决定性影响。日本按《诸病源候论》的分类引用中国医书约160种[6];唐朝时期日本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为医学生必读教材,古代日本国民对中医药文化是普遍接受的。高丽地区从公元前11世纪就开始引进中医药,采用大量中国古代医籍文献[7],参考《大明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部分药物[8],大量引用16部《伤寒论》专著及1部《金匮要略》专著中的内容[9]。安南地区在公元前257年就开始引进中医药,《新方八阵国语》《海上医宗心领全帙》《本草植物纂要》等本地著作就深受中医药典籍的影响。《景岳全书》受中原《锦囊秘录》影响极大,记载了大量中国出产的药物[10];古代安南地区的北药是其主体的医药形式。

2.2 中医药文化的客体化

中医药文化的客体化是指中医药文化在跨国传播过程中,虽然为对方接受,但是文化认同程度不高,并没有被纳入社会主流医药文化,输入的中医药文化与原生的医药文化相互并存,但中医药文化是属于非主流且独立存在的状态。譬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非等国的中医药文化,各国存在的针灸文化等。马来西亚虽然在14世纪就开始引入中医药典籍,《马来医药书》方剂中引用了大量的中药材,但目前马来西亚并没有实现中医药立法,中医师地位不被国家立法承认,中医药未被纳入医保体系[11];中医药商标也不受国家的承认与保护,中医药被纳入传统与辅助医学的范畴[12],与伊斯兰医学、顺势疗法、各民族医学等一样,是独立存在的,而现代医学是主体。泰国在1987年由国会上议院批准使用中草药;2000年6月颁布《关于批准使用中医方法治疗疾病的规定》,使得中医药合法化。新加坡于2000年11月批准中医师法案。南非在2000年通过中医立法,中草药向南非出口不受限制。2000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中医立法,2012年,全澳大利亚通过中医立法。这些国家承认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但是中医药文化并不是它的医药主流文化,而仅仅是一种客体状态。

2.3 中医药文化的同化化

中医药文化的同化化是指中医药文化在跨国传播过程中,完全被对方“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中医药文化被批判地吸收,同化至本地文化当中,成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文化不被输入国国民认同,被输入国的主体民族并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譬如当今日本的汉方医药、韩国东医、美国和德国的植物药和草药等。日本汉方医学是中医在日本长期发展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一门分支,其理论体系来源于中国传统医学,即在中医药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日本实际国情不断进行改良优化的日本传统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技术传到日本经历全盘接受阶段、被模仿阶段、被运用阶段、日本化阶段,最终独自发展,形成了日本独有的汉方医学[13]。日本在汉方药的开发利用上技术也先进,甚至在某些技术上超越中国[2]。如今以中医为源的汉方医学已经成为日本现代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日本相似的是,朝鲜在长期与中国的医学文化交流中,形成了朝鲜半岛医学体系,即东医,以朝鲜半岛《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及《东医宝鉴》等医学著作的撰辑为标志,东医正式形成[1]。

从中医药文化的历史传播来看,国家强盛时期,中医药文化容易成为输入国的主体文化。东亚各国作为中国的邻邦,长期以来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包括人员流动、汉字、道家思想等传播。但中医药文化在东亚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隋唐时期日本和高丽的主体文化,汉朝以来安南的东医文化,宋朝以来的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医药文化,无不把中医药文化作为社会的主体文化来加以奉养。但是在国家衰弱时期,中医药文化影响力会逐渐弱化,变成客体地位甚至被同化。譬如清朝以来,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国家逐渐衰弱,日本和韩国就在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完善日本汉方医药和韩国东医,越南的中医药也由主体地位变为客体状态,目前在东南亚有些国家,中医仍然没有获得合法地位;而那些地理位置较远,与中国文化背景相差较大的国家,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更是任重道远。

3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主要历史特征

3.1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处于初级形态,缺乏战略传播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处于初级形态,主要依靠社交传播、大众传播和学术传播,缺乏战略传播。社交传播主要是通过国外华人社会的社会交往、口口相传等进行,题材和叙事模式仍然是中国式的,国外受众情感认同度低。大众传播一般是通过媒体、新闻等中介进行传播。这些传播模式具有传播面窄、内容不权威、碎片化等特点。中医药文化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学术著作、学术活动等进行,历代中医药典籍是重要的传播载体,也是周边国家接受中医药理论和体系的主要来源。但目前我国中医药文化领域重典籍轻现代研究,导致具有重大传播意义的中医药名著很少出现。目前的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学术活动来进行,受限于华人圈子,真正与国外文化深度交流、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术传播较少。战略传播是一个国家为体现国家战略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对特定重要受众群进行传播、沟通、交流以实现具有战略意义、战略价值影响的现象、活动和过程[14]。纵观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历史,缺乏政府有针对性的战略目的和目标,对受众无战略性影响,也无政府的积极作为和主动意识。

3.2 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与一般的文化传播规律相反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首先从精神文化传播,再过渡至行为文化传播,然后才是物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一般的文化传播规律相反。文化传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物质文化的传播、行为文化的传播、精神文化的传播。一般的文化传播规律包括几个阶段,首先进行物质文化的传播(中国茶叶的贸易、国外咖啡、可乐的贸易),在输入国产生物质文化;其次才会发生行为文化的传播,在输入国产生行为文化(喝茶、喝咖啡、喝可乐等行为);最后影响输入国大众素养和国民认知,产生精神文化(茶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则是精神文化传播在前,行为文化传播在中,物质文化传播在后。中医药货物贸易大大落后于中医药服务贸易,而中医药服务贸易大大落后于中医药文化交流。反过来讲,我国中医药文化交流掣肘着中医药服务贸易;中医药服务贸易掣肘着中医药货物贸易。

3.3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没有产生高额的利润

一国文化的传播,如果能够带来商品和服务的输出,能够为国家和民众产生足够利润,普通民众才有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文化的跨国传播。如果普通民众获得不了多少利润,那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就不会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从而丧失内在驱动力。古代的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非常注重中医药的政治内涵、文化内涵,而弱化了科技内涵、医药内涵;因此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政治和文化行为超越科技行为、治病救人的医药行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作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输出,显然无法单纯依靠普通民众的商业行为维持。

3.4 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缺乏政府主导

古代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缺乏政府主导,是无序的,层次低,恶性竞争严重,导致企业利润低。只有高质量的传播,才会有普遍的认可和需求;有了需求和市场,才能够给企业创造高额的利润,给政府带来高额的税收;从而推动合法化,形成良性循环。相比于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等,我国的中医药文化比较内敛,跨国传播的封闭性比较明显,主要依靠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连通,集中在各国各地区的唐人街、华人社区等。国外受众主要是由于对当地的中医药文化感到好奇,进行试探性接触,而华人华侨作为主要的传播者,并没有得到比较标准的受训,而是根据自我的理解进行文化输出。中医药文化自身内部整合性不够,其中间杂着为了生计而进行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虚假宣传等无序竞争行为。中医药文化跨国传播过程中,国家领队的缺失使中医中药疗效和安全性普遍受到质疑,继而影响中医药文化的跨国传播。

3.5 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可持续性不强,效果较差

中医药文化在日本、韩国历史上本来占据主导地位,后来由于对方的经济、科技、知识产权等先发优势,逐渐把我国特色中医药科技内化融合为该国医药科技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我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法支撑中医药的科技创新,导致我国的中医药科技在国外并没有持续的垄断优势。《世界专利数据库》统计资料显示,在世界中草药和植物药专利申请中,中国的中药专利申请仅占0.3%,日本已抢注了全球中成药70%以上的中药专利。目前日韩在国际中医药市场上的影响力远超中国。日韩两国的中医药发展得到政府引导、民众接受、学界推动,对中医药方剂的研究创新、质量管理和知识产权都十分重视,中医药文化成为了该国本地文化的一部分。譬如日本的中药颗粒化、美国的电针等。

4 中医药文化历史传播对我国现代中医药跨国传播的启示

4.1 加强中医药文化的学术传播

要在古代中医药典籍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异域文化特征,出版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医药理论和体系的学术大作,为重现我国历史上中医药典籍传播的盛世,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培养中医药某个领域的专长人才的同时,也要加强通才的培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兼通中外医药文化、理论与技术,具有极高造诣的中医药理论大家。在中医药学术出版领域汲古求新,优胜劣汰,才能出版具有真正高质量的学术精品。

4.2 完善中医药国际战略传播体系

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播缺乏战略规划,没有相应的中医药品牌输出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障做后盾,因此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播并没有推动中医药国际市场份额扩大,反而丧失了方向,导致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流失。国际上中草药和天然药物研发井喷,全球制药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利用其资本实力、研发能力和现代管理优势,对中医药文化及典籍进行抄袭、借鉴和吸收,反而垄断了国际天然药物市场。国外中医诊疗人员素质差异极大,良莠不齐,极大地败坏了中医药在国外的形象;国际市场上的中医药企业各自为战,相互之间恶性竞争严重,不合作不协调;中医药企业本身外向度不高,与其他行业的协同太少,阻碍了中医药文化的进一步传播。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需要发挥国家权威力量,在统一的战略规划下进行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与当地政府、当地精英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立法和教育,促进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在实施战略传播的同时,保护好真正的中医药文化。

4.3 大力推进中医药科技的发展

中医药科技水平是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主导因素。无论是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规模还是传播速度,中医药救治病患的能力永远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国际医药文化传播中,“西强东弱”的格局仍然根深蒂固,西医通过立法、准入标准、国际规则、知识产权、医疗保险、资本垄断等多种方式,借助西方媒体的国际垄断优势,限制、阻击和排斥中医药文化的战略传播。我国要取得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主导权,唯有大力提升中医药科技,提升中医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能力。国内要加大对中医药的研发投入,才能赢得口碑,冲破西方传媒的阻碍。

4.4 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认同度

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和经济相联系,与国家治理的思想相联系,这对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会形成重大挑战。因为一个国家的哲学、宗教、政治、伦理和治理模式,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被其他国家的文化所改造,很容易动摇这个国家文化的根基,这是其他国家排斥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基础。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内容设计,要具有阶段性,首先要重点传播与医学科学、药学科学相关的部分,减少对中医药文化的政治性、社会治理性等模式的探讨和输出,有效提高中医药文化认同度。

4.5 充分利用中医药传统优势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要与温病治疗联系起来。温病治疗是中医药文化能够在热带国家传播较广的关键。东南亚的气候环境潮湿闷热,当地疟疾、霍乱横行,这正是中医药治疗的传统优势所在。中医拥有系统而全面的温病理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医家在长期与瘟疫抗争过程中形成的外感热病学诊疗方法。目前,现代医学在治疗各种免疫性疾病、病毒性疾病、功能紊乱性疾病等方面劣势明显,我国要充分利用中医整体治疗、中医食疗、温病治疗等方面优势,填补其他国家相关医学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