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道宽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译介人，刘海龙、胡翼青是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学科领航人。本研究基于对三位学者的访谈，从媒介环境学的译介、学科流变及对未来的学科想象三方面考察该学派在中国的学科边界问题。该访谈实质上是对媒介环境学在后现代思潮下的边界“内爆”，及对传播学学科“规训”的一种回望及省思。正所谓不破不立，文章在借鉴诸多媒介研究领航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汉语世界的媒介环境学研究应打破传统的将媒介作为环境的单一研究视野，发展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观、“媒介即是膜”“媒介即中介”等多种面向的学术脉络，最终使该学派从“走进”传播学迈向“走出”传播学，进入更加广阔的跨学科领域。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 学科之困 传播学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5-086-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5.013

何道宽是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他在媒介环境学领域的译著高达60余本，引领着北美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学术旅行。如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何道宽是英语老师，是学者，也是读者，更是一位伟大的译者。他没有微信，不發微博，甚至不使用手机，几十年如一日地沉浸于翻译的世界，通过邮件收发信息，解答后继学子学术上的疑问，仿佛与媒介环境学技术理性思维融为一体，身体力行地告知我们要警惕技术垄断对人类的侵害。已进耄耋之年的他，依然活跃于媒介环境学的译界及研究场域。

刘海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副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刘海龙在传播学、宣传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等专著，启发了无数后继者。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表的“病毒传播学”相关研究、对“身体”问题的理解及在各种学术会议中提到的传播学的想象力问题，为传播学子提供了大量的有启发性的见解，不断赋予我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本文对媒介环境学学科归属的思考，亦源于其对传播学思想史“灰色地带”的相关研究。

胡翼青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传播思想史。著有《美国传播思想史》《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等专著。胡翼青对媒介研究有着相当独到的见解，言辞犀利且一针见血，其诸多研究论文及专著皆有很高的引用率，始终引领着国内传播学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

以上三位学者既是洞察媒介环境学先进理念的领航人，也是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行者和开拓者。本文的研究将基于对三位学者的访谈，探讨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灰色地带”、学科归属及学术想象力等问题。由于访谈期间适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访谈并未采取传统的面访形式，而是采用邮件、微信及电话等形式进行，这也为后期回访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一、译介：媒介环境学的选择性译介出版及其现实语境

朱豆豆：三位学者好！十分感谢三位学者对后辈新闻传播学子的关照，也十分感谢各位学者在百忙之中接受此次访谈。我们知道，是何道宽教授开启了将媒介环境学引入中国的历程。因此，我想先请何教授来谈谈，是什么契机或者说是何种学科想象力，让您开始了对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诸多媒介环境学派学者著作的引介工作？

何道宽：我对媒介环境学著作进行翻译引进，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国家正式确认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二是麦克卢汉的“复活”，即麦克卢汉研究完成了第一次飞跃（标志是保罗·莱文森出版《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一书）；三是相较于其他两个学派（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学科优势，我非常欣赏媒介环境学；四是我呼应媒介环境学派跨学科、多学科的追求；五是我国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来访，希望并推动我加强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引进和研究。

其中，良好的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环境是我开启麦克卢汉著作引介工作的重要外部力量，正如我曾讲过的，1997年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得以确立，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被教育部正式承认，我因此决定开启从英语语言文学到传播学的学术转向，之后我策划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开始译介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环境学学者的经典作品。

朱豆豆：您译介的国内媒介环境学人的作品相当系统，此次采访主要想了解您作为媒介环境学的文化中间人，是如何根据实际状况进行通盘考虑和选择，来引领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的。我们知道，许多出版社都支持您的翻译工作，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您对作品选择的自由度？您是否曾经因为版权问题，未能翻译一些关键性的媒介环境学研究论著，或是否曾经因为版权洽谈出现分歧而导致译著未能及时面世？

何道宽：我同媒介环境学派的几代代表人物都有深交，彼此适应，心心相印，互相鼓劲，我也大力提倡该学派的两个传统：一是由跨学科到多学科的激流猛进；二是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此外，我与十余家出版社建立了长期的工作联系，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这些出版机构都出版了我的很多译作，他们都希望与我合作，也给予我很多支持。

大家知道，西方传播学的主流始终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这使得媒介环境学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受到的关注度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于译著的选择，往往会优先考虑一些经典著作。当然，我也会针对学科建设和当下的研究趋势选择著作。总体而言，著作的选择往往受多方影响，除了上述因素，还必然受制于版权的限制，也需要看出版社的意向。其中，版权确实是个大问题，我曾推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洽购《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一书的版权，后都因版权方要价太高而放弃。2020年洽购《机器新娘》的版权，也因为版权方漫天要价而不得不放弃。此外，译者和出版社的推广工作也会影响汉译文本的受欢迎程度。

朱豆豆：您对媒介环境学派跨学科学术传统、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的推崇，在您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我想这也是您翻译的作品广受好评的原因。但在传播学理论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学者往往需要将其置于新闻理论的框架中去解读、想象，正如刘海龙教授曾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与西方不同，主要在新闻学术场域中进行。”[1]那么，您作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译介人，能否从译介的视角简单谈谈，在新闻学术场域中发展的媒介环境学是否呈现了及呈现了哪些被遮蔽的视野？

何道宽：在中国学者的诠释和想象中，一些媒介环境学者或其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并不活跃，或者说媒介环境学确实存在一些“灰色地带”，有很多被遮蔽的视野。由于一些著作尚未被引介出版，致使我们对媒介环境学的理解欠缺一定的整体观，这种情况在所难免。每年都有很多新的媒介环境学著作诞生，尚未引进的学术作品在国内的传播肯定会受到影响。如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的著作因为存在“剥削”之嫌，我认为理应回避。因我不同意麦克卢汉的一些做派，可能也会因此存在一些被遮蔽的研究视野。但整体而言，我认为中国学者在借鉴相关学术作品的过程中，应坚持“诗和远方”的情怀，做到放眼未来，实际上，麦克卢汉也可以说是未来学家。

朱豆豆：我发现您几乎翻译了麦克卢汉独作的所有作品，但对于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的某些作品，如与威尔弗雷德·沃森合作出版的《从陈词到原型》、与巴林顿·内维特合作出版的《把握今天：退出游戏的行政主管》等，您目前尚未着手翻译。当中提出的“全球剧场”等概念在汉语世界被一定程度上遮蔽，导致我们对其思想的全面探索受到一定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您未着手翻译麦克卢汉与他人合著作品的原因？你对译著的选择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何道宽：其实麦克卢汉的作品几乎被我“一网打尽”。只是他“剥削”亲友和来访学者的作风很是问题。这方面他“劣迹”不少，要者有二：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的书信全是由其口授，交由其夫人或秘书打字而成，特别是麦克卢汉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先后驻所的几位访问学者与他的对话整理成书稿，交给秘书打印后由其牵头发表，这些书就包括上述提到的两本书，以及《作为课堂的城市：理解语言和媒介》《地球村》；其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些著作的成书方式。我曾经承接了某出版社四本麦克卢汉著作的翻译任务，分别是《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指向未来的麦克卢汉：媒介论集》《媒介与文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其中，前两本书是麦克卢汉去世二十余年后，由两位学者整理出版的论文集，这一成书方式很正常，我乐意推荐；后两本书我觉得“不正常”，在其诞生过程中，麦克卢汉甚至没有任何参与，是两个超级“麦粉”将麦克卢汉语录集纳出版的作品，我是非常被动地承接了这两本书的翻译任务。

关于影响译著选择的其他因素，总体上，我对于译著的选择并没有受困于学科束缚，我特别注重突出传播学的传承创新、文理融合、未来眼光，为学科发展提供数据和资料，开创新闻传播学和新文科建设的新天地。

朱豆豆：您看重作品的诞生过程，重视作品背后作者本人投入的情绪和态度，可见，您对自身职业素养有着很高的要求。通过分析有关文献，我也关注到，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的专著中提到的很多观点都未投射于中国的理论版图，如“全球剧场”“全球膜”等，另外其他一些媒介环境学人的作品，如埃里克·哈弗洛克的《柏拉图导论》也并未呈现在汉语世界中。这必然会导致我们对媒介环境学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欠缺整体观，那么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种断裂的问题呢？

何道宽：由于一些著作尚未被引进，致使我们对媒介环境学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欠缺整体观，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事实上，这种“遗失”比比皆是。除上文提到的我有意回避的作品外，您提到的《柏拉图导论》，以及《媒介形式因》等，这些在国际上影响力显著的作品将古希腊哲学思想深刻地镶嵌其中。换言之，该学派还有很多尚未开掘的领域。媒介环境学的多学科关怀和未来眼光是不应该被人为框定的。

从翻译层面来看，学术翻译需要专注性，往往是那些对学术翻译有持续热情且将翻译视为终生理想的人员才能更好胜任这一事业。这从侧面反映了学术翻译事业之艰辛，需要译者坐得住冷板凳，靠团队而得的速成的翻译作品必然短命，精雕细刻的学术译作才能常青。在媒介化生存情境下，中国研究者不能忽视学术翻译，对该学派的翻译也需要及时更新，以开放的心态欢迎新的研究对象与可能。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加快翻译的脚步，尽可能呈现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整体视野。从研究层面来看，我们在中国语境中审视媒介环境学，不应受困于学科局限，而是应广泛地从其思想源头、媒介文本及历史语境出发，多角度还原媒介环境学原貌。

二、学科“变异”：从后现代思潮下的边界“内爆”到传播学的学科“规训”

朱豆豆：十分感谢何教授从译介层面作出的解读。接下来能否请刘教授、胡教授两位学者从研究层面，谈谈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有哪些不足，或缺失了哪些研究视野？

胡翼青：其实，任何理论的跨语际旅行，都或多或少存在遗漏的问題，由于何道宽老师的辛苦耕耘，媒介环境学的情况略好，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不仅仅是因为相关著作并没有完全翻译和引介进来，也因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自身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将研究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该学派是不是技术决定论的问题，这显然会遮蔽该学派的其他洞见。更辩证地说，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对这个学派的真正缺陷的无视。媒介环境学派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所能概括的，任何试图理解媒介环境学人不同思想的尝试，如果过分集中在技术至上视角这一单一路径上，必然会扭曲他们的思想。在当下，或许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许多人和施拉姆一样，只会用技术决定论来理解媒介研究，而不是以更复杂的方式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或许可以表达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海龙曾经撰写了《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或许也可以用“灰色地带”来回应你的问题。

刘海龙：我所说的“灰色地带”，并非指“陌生地带”，而是介于“黑”与“白”之间——在“黑”“白”界限模糊的学术空间中寻唤被忽略的断裂之处，从而打破传统叙事方式的霸权，找到新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而彻底地否定单维度的主流叙事。换言之，很多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或媒介研究相关成果，其研究背景多扎根于西方哲学与历史。从我国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领域局限于新闻传播学很难大展拳脚。中国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者主要以新闻学者为主，可能欠缺扎实的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基础，视野难免受限。

朱豆豆：两位教授都提到了学科语境或研究领域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比如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在西方社会，该学派的学术传统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酝酿。对于后现代语境的学科边界，Bloland在1995年的《后现代主义及高等教育》一文中借用了让·鲍德里亚的说法，认为后现代主义下的学科边界，正在“内爆”。换言之，该语境强调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及松散性。从北美到中国，该学派原本松散模糊的学科属性被“规训”在较为狭窄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在这一过程中，很多观点或作品得以从初始语境和叙事中脱离，并逐渐融入新的社会学科语境中。那么就学科层面而言，两位教授认为这种收编是否利于学科的发展，两种模式孰优孰劣？

刘海龙：媒介环境学学术传统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酝酿，后现代推崇的是一种开放的学科边界，在学科滤镜作用下，经由中译本构建起来的知识图谱显然不是英文原版的直接投射，而是必然受制于社会环境、学科及文化语境等其他各种因素，导致的直接影响是本土媒介环境学的学术焦点对某些理论的放大和对其他观点的遮蔽。对于这种收编，我认为孰优孰劣的对比并无意义，我们不妨将这种学科流变视为对外部学术环境变化的一种反映。

胡翼青：就传播学整体而言，不论西方还是中国，传播学学科建制问题一直被很多学者质疑，多认为如此狭隘和封闭的学术视野令人难以接受。学科分工和专业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传播学的学理建设实在太薄弱，主观随意、见机而作的行政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戏份太足”，而学理性研究往往被视而不见。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从不考虑自己的“第一哲学”的学科，甚至还以此为荣。因此，传播学应该打开自己封闭的学科边界，把自己的志业理解为一种方法，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媒介环境学在学科化的进程中已经开始受到传播学学科气质的“规训”，近年来更是在学科边界的建构上固步自封。媒介环境学的主流思潮还把自己当成静态媒介环境的环保主义者，显示出十足的保守主义，不承认媒介的行动性，甚至达不到麦克卢汉媒介思想曾经到达的高度。

朱豆豆：如胡教授所言，媒介环境学应当走出传播学的学科之困。那么，为走出这一学科之困，各位教授认为还有哪些未知的层面尚待开掘？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有哪些不足，或缺失了哪些视野？

刘海龙：相对于传播学的其他学派，目前媒介环境学的著作在像何道宽教授这样的翻译大家的大力引介下，其实绝对数量并不少，已经超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可见性。目前还有遗珠的恐怕是哲学领域的一些研究，如埃里克·哈弗洛克的《柏拉图导论》，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的技术社会理论，还有人类学领域对于口語文化的一些研究，如杰克·古迪关于口语文化的研究。这些成果可能打破了学科界限，成为各个学科的三不管地带。未来或许我们应该着力于从翻译、传播、应用等层面来开掘该派本土化的创新之路，从历史及哲学等不同层面深度理解媒介环境学，才有可能拓展更多的研究视野，甚至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胡翼青：我觉得应当建设更为开放的媒介环境学。在麦克卢汉时代，媒介研究孕育了无限的可能，但今天的媒介环境学，似乎严重缺乏想象力。约翰·彼得斯在这个方面给媒介环境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中调侃：“麦克卢汉的很多观点今天也站不住脚了，但这不是因为它们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而是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这些观点第一次被提出时就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阅读麦克卢汉是为了从他身上获得灵感，而不是严格地推敲他的学术水平。”[2]事实上，约翰·彼得斯的这些话也是在形容他自己，他的书里谈了很多费解甚至不必理解的观点，但他关于什么是媒介以及什么是基础设施媒介的观点，确实给我们看待传播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媒介环境学必须向当下的媒介体系开放，大众传播的时代已经结束，既不能像保罗·莱文森那样把媒介物实体等同于媒介，也不能像尼尔·波兹曼那样将媒介比作环境，媒介环境学需要像德国学派那样，在存在论的高度为重新理解媒介提供视角。

朱豆豆：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前会长兰斯·斯特拉特沿着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提出了“媒介即是膜”的隐喻，“媒介即是膜”的概念颇具将媒介视为中介的意味。因此，他认为“麦克卢汉真正关心的是中介过程，而不是媒介作为一种物的研究”。[3]各位教授如何看待“媒介即环境”的视角，是否有更好的研究视角取而代之？

刘海龙：“媒介即环境”是麦克卢汉提出的经典判断，经过尼尔·波兹曼改造之后，成为媒介环境（生态）学派的核心前提。但媒介环境学派秉持过于强烈的人本主义立场，以人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媒介总是潜在地被视为一种改造人的工具。这个视角会限制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比如错失了从后人类的、物的角度对媒介加以观照的方法。其实也有不少其他西方学者对此进行过反思，如约克大学的朱迪·加兰教授认为尼尔·波兹曼“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的“环境学”隐喻虽然助推了麦克卢汉的研究，但实际上抑制了传播学生态思维的发展。[4]

胡翼青：“媒介即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来的时候是很有革命性的，但它现在是反动的。正如我在最近发表的《媒介生态学的进路：概念辨析、价值重估与范式重构》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若将“生态”一词当作“环境”的同源术语，不仅是切断了该概念与原生语境的联系，其原有知识体系也有所遗失，同时，也使得该学派无法在新的语境中获得发展，其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功能也因此丧失。换言之，媒介环境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讨论的是环境而不是生态。尼尔·波兹曼将媒介理解为静态的环境，梦想将自己变成媒介环保主义者，这就使其不得不与结构功能主义的那些人共享同一种世界观，而这显然是对麦克卢汉的背叛。麦克卢汉一生提过了一次媒介环境学，可见他对这个隐喻背后的意识形态极度不满。然而，当下的动态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的媒介怎么可能被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结构呢，所以如果媒介环境学者个个都想成为媒介环保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三、想象：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构想

朱豆豆：Courmier曾释义过“根状茎”概念，这或许可称为一种适合媒介环境学发展的植物学隐喻。他认为，“根茎植物，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边界，相反，它是由一些半独立的节点组成的，每个节点都能自己生长和扩展，只受其栖息地的限制……根状茎属于一种必须被制造、构建的地图，一种总是可分离、可连接、可逆、可修改的线路，并且有多个入口和自己的飞行线路”。两位教授认为这种比喻是否恰当？能否谈谈媒介环境学的未来发展将何去何从？

刘海龙：这一比喻颇为恰当。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埃里克·哈弗洛克、沃尔特·翁、尼尔·波兹曼等学者，作为提出生产媒介环境学经典论点的核心人物，他们之间相互承继、共同建构着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大厦。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中，媒介环境学这种“根状茎”的学科特质愈发明显。如Brown和Adler所言：“互联网最深远的影响——一种尚未完全实现的影响，是它支持和扩展社会学习在各个层面的潜能。”[5]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外部媒介环境的更新迭代，媒介环境学经典的学术论点作为媒介环境学既有的根茎，在不同新媒介环境中成为建构社会意义的动态知识，它们在网络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知识映射如根茎结构一般可延伸至不同领域，媒介环境学“根状茎”的学科特质无疑在未来数字媒介时代将大放异彩。

胡翼青：媒介环境学若想具有生命力，必须发展为一种研究视角，这种视角必须具有媒介性，可用于透视整个知识界的对象。媒介环境学本来具有这个潜力，北美媒介环境学曾经包罗万象，研究者涉及的学科种类包括语法学、修辞学、符号学、系统论、历史学、哲学、控制论、传播学、艺术、文学，当然还有技术本身。其所关注的是，通过媒介技术的视角反思人和社会在整个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媒介环境学家可以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也可以是语义学家或哲学家。如Octavio Islas所言，“媒介环境学研究需要语义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等复合研究方法”。[6]这说明，他们曾经有一种独特的看世界的认识论。但近些年来他们在新媒介面前退缩了，他们不想成为技术决定论者，所以不敢直面强大的媒介技术带来的改变。我一直认为，一切对于技术的反思，其实都是一种真正崇高的人文主义，所以，我不明白是不是在功能主义的浸润下，媒介环境学已经高度常识化和市侩气了。所以，媒介环境学需要直面基础设施媒介，重新让自己从作为学科的媒介环境学回到作为方法的媒介环境学。

朱豆豆：当下对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仍旧只停留在理论描摹和释义阶段，其对宏大及抽象命题的关注皆基于西方的社会历史变迁，研究视角一直与当下微观层面的媒介实践前沿保持着距离。为此，胡教授也曾批判道，由于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是作为物种的媒介，关注的是宏大而空洞的社会文化问题，这些特征使媒介环境学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气质，导致的结果是，媒介环境学变得愈发远离媒介实践前沿。[7]那么想请问各位教授，您认为媒介环境学如何在中国媒介实践中展开应用？或者说，您认为媒介环境学批判性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宏大叙事，在解读中国微观媒介实践的时候应注意什么？

胡翼青：媒介環境学如何在中国本土实践中应用，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学者的问题。当下媒介环境学一直处于一种引介状态，中国学者的观点多集中于为该学派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似乎媒介环境学矮人一等，不能与实证研究或文化研究处在同一层面，因此必须给它确立第三范式的地位。也许20年前这么做还有点道理，20年后的今天，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媒介环境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发现了无形无相的媒介，这是一种世界观的颠覆，这意味着我们以往对内容开展的传播研究是一种虚无，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须知，传播是经由媒介生成的，媒介之外本无传播，对内容的生产和对内容的解读本就不是传播研究分内的工作。发现了媒介的居间性以及各种代理这种居间性的媒介物后，我们需要从两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一是寻找居间，因为需要从存在论的角度分析媒介的居间处于什么意义和什么范畴上；二是寻找代理物，因为不同的代理物会有不同的扩展向的关系组织方式，这就是媒介本体论和媒介认识论。然而媒介环境学日渐严重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根本无法胜任这个重任，所以这就是当代中国媒介学者的使命。当中国学者想从媒介环境学的起点进入传播研究，那么超越和否定当下媒介环境学的保守主义观点和静态的世界观，就是开展媒介研究中国化的必然。

刘海龙：是的，目前该学派有点式微，可能其范式本身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只注重人工技术，忽略身体技艺和非人工物（如约翰·彼得斯说的自然）；二是环境论本身有一定局限，类似功能主义，预设了和谐稳定等前提，而缺乏冲突论、存有论等视角；三是长于历史回顾，缺乏对短期冲击的回应，长于描述阐释，缺乏哲学理论上的提升；四是基本还是人文主义的视角，缺乏后人类主义的视角。

在当下阶段，或许我们应该对这个范式本身进行反思，融入媒介哲学的视角，同时要注意这个理论背后的北美实用主义色彩和美国特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增强对媒介环境学的学术想象力，突破简单的学习、介绍，多学习其思维方法，从中国经验中提升出理论，与其对话甚至修正其理论。

朱豆豆：感谢各位教授的真知灼见。媒介环境学作为一场范式革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新概念、新视角。最后想请各位教授谈谈，媒介环境学在社交媒体时代，可能的突破点在何处，或者说，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如何释放对媒介环境学在未来发展的想象力？

胡翼青：对于朱博士提到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我在《媒介生态学的进路：概念辨析、价值重估与范式重构》一文中所提到的，一是应该从关系的视角去思考问题，重视生态的隐喻在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二是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时代，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形成的时间和空间逻辑愈发清晰，建立在这一思维基础上的媒介研究将会形成一个热闹非凡的学术领域；三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思考媒介的内涵。因此，媒介研究应打破北美学者划定的框架，勇于冲破旧范式边界，重新吸纳较为成熟的技术生态学观，包括吉布森的技术可供性理论，斯蒂格勒、基特勒和克莱默尔的媒介技术哲学观，马休·富勒的媒介生态学以及北欧学者的媒介化与深度媒介化理论等，为媒介环境学建立新的认识论视角，才有可能激活媒介环境学，才有可能重新建构一种全新的中国“生成性媒介生态学”。[8]

刘海龙：媒介环境学更多给予我们一种研究思维，其思辨性的、具有批判性的、基于历史的长效视野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如胡教授所言，未来或许应尝试突破媒介环境学“媒介即环境”的固定单一思维，发展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观、“媒介即是膜”“媒介即中介”等不同面向的学术脉络，沿着不同路径探索不同媒介环境学人的思想主旨及言说语境，延续其在数字媒介时代的学术脉络，并将之置于媒介实践前沿中，反思该派在具体应用中的不足并及时予以补阙，并对之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加以修正、补充、拓展。

何道宽：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特曾言：“很多人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能像传播学这样——这里有广泛的想象，一切有待建设。”[9]这对国内外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中西语境下的媒介环境学将如何发展，一切皆基于不同研究旨趣及视野下的学术想象力。

如果宏观一点说，我强调媒介环境学派是想要纠偏和平衡。有人太喜爱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行政学派了，须知这个学派有“热战”和“冷战”的背景，是直接为体制服务的，咄咄逼人、排斥异己，很符合“美国例外”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有少数人很欣赏批判学派，但该学派批判多、建设少。而媒介环境学派拥有深厚的历史积累、社会关怀、人文精神、未来眼光，长于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在未来的人机融合时代，媒介环境学将有大发展，会作出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海龙.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8.

[2] 约翰·彼得斯.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 邓建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9.

[3] Strate L. Korzybski. Luhmann， and McLuhan[J].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2010（11）： 31-42.

[4] Stephens N. Toward a More Substantive Media Ecology： Postman's Metaphor Versus Posthuman Fu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8）： 19.

[5] Brown·J. S， Adler·R. P. Minds on fire： Open education， the long tail， and Learning 2.0[J]. Educause Review， 2006， 43（1）： 16-32.

[6] Islas O， Bernal·J.D. Media Ecology： A Complex and Systemic Meta discipline[J]. Philosophies， 2016（1）： 190-198.

[7] 胡翼青，王焕超. 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J]. 现代传播，2020（4）：24-30.

[8] 胡翼青，李璟. 媒介生态学的进路：概念辨析、价值重估与范式重构[J]. 新闻大学，2022（9）：1-13，117.

[9] Mattelart A.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M]. Guildford： Biddies Ltd， 1998： 3.

Translation， Variation and Imagination： Rethinking the Discipline Boundary of  Media Ecology in China——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s He Daokuan， Liu Hailong and Hu Yiqing

ZHU Dou-dou（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26，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He Daokuan is the main translator of the media ecology school， and Professors Liu Hailong and Hu Yiqing are the discipline leader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he three schola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scipline boundaries of the school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translation of media ecology researches， the flow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discipline for its future. In essence， the interviews are a retrospective and introspective reflection on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the "implosion" under the postmodernism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ased on the views of those leading media researcher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future media ecology stud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should break the traditional "media as environment" research vision and develop a philosophical view including "media as membrane" and "media as mediation" visions， so that the school can eventually move from "stepping in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a new vision of "stepping ou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enter a broader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Key words： Media Ecology; discipline dilemmas; communication study; inter-discipline

基金項目：北京物资学院2022年度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理论旅行：北美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及应用研究”（2022XJQN41）

作者信息：朱豆豆（1987— ），女，山西运城人，博士，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传播学、西方媒介文化、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