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桐源　廉婷

【摘要】书籍封面的现代图像应用，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书籍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就封面图像国际化进程而言，前期多直接“拿来”西方现代化图式套用于封面图像，后期伴随设计者海外求学与印刷科技推广、民族意识增强等，逐渐形成中国式的国际化封面形式，并影响了中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设计者运用现代设计理念，通过综合利用世界现代艺术设计思维、现代绘画语言、装饰图案、革新字体、摄影图片等方式，形成丰富的书籍封面国际化艺术形式。就中国社会与文化背景而言，早期的封面图像应用还不足以消化现代图式，现代图像原本的意义被改变。封面图像国际化产生原因较多，艺术家、文人、职业画家等的教育经历是后期风格转变与确立的主要原因，世界不同文化的引入，影响了封面图像的表现效果，提高了新文化传播速度，预示着中国书籍装帧艺术进入觉醒与自觉的历史时期。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封面图像 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5-107-06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5.016

“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在关于世界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母体中涌现的。”[1]中国现代书籍封面图像的形成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这一时期的书籍封面图像受到世界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形成了新的图像格局。设计者应用现代设计理念，采用现代绘画语言与表现形式，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打破了中国旧的封面样式，逐步形成并放大了书籍封面中呈现的国际化特点。

一、封面图像国际化形成的过程

1. 新文化运动前封面图像国际化已现萌芽

唐弢《晦庵书话》谈及：“书籍封面作画，始于清末，当时所谓洋装书籍，表纸已用彩印。辛亥革命以后，崇尚益烈，所画多月份牌式美女，除丁慕琴偶有佳作外，余子碌碌，不堪寓目。‘五四’新文人书籍对这点特别讲究，作画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丰子恺、陶元慶、钱君匋、司徒乔、王一榴等，皆一时之选。”[2]这里“所谓洋装书籍”，便是西方绘画或图案影响下的带有国际图式色彩的书籍效果。20世纪初，书籍封面内容与形式已开始变化，与线装书籍不同的美术封面出现。1901年玉情瑶怨馆木刻线装本《巴黎茶花女遗事》，封面左边书写老宋体字，并围有植物图案的样式，与之相似，1903年的《雪中梅》的封面同样带有植物纹样的花边，书名“雪中梅”则置封面正中间，这种设计形式的改变与延续已靠近现代艺术语言。1906年上海中新书局出版的《女狱花》，采用与书籍内容不相干的西洋人物作为封面图像，1914年出版的《小说时报》《中华小说界》等，封面多采用风景、仕女图案，迎合了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代表了一种西方化的大众文化意识，其中鸳鸯蝴蝶派的刊物《礼拜六》最为畅销，月销量达2万余份。[3]

2. 新文化运动前期封面图像国际化的“拿来”效应与文化传播

“某种文化观念的形成和艺术形式的创造，必定源自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二是地域和民族文化与相应的艺术意志。”[4]在新旧范式转换过程中，中国传统手工业文化系统逐渐转向国际性的现代文化。从现代图像运用方式上看，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国书籍封面图像国际化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为直接“拿来”世界各地的、成熟流行的现代绘画与照片样式，单纯突出、迎合书籍封面的美观与国际视效，不加修改地运用于封面中。后期多为鉴用，受过西方教育的设计者，在探索世界现代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通过梳理内化了的现代绘画与中国民族图式的结合，逐渐形成既有国际性图式特点又不失民族特色的现代封面视域风格。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版业迎来了产业革命，大规模现代书籍模式替代了中国传统书籍范式，书籍印刷方式、排版样式、开本页面等均发生了改变，必然带来书籍封面设计的改革。同时，出版商与设计者需要书籍在流通过程中迅速推广并“走红”，于是，设计者直接“拿来”现代图像与图案应用于封面绘制，形成特殊的国际化视域效果，构成了中国封面图像的新维度，促使大众视觉习惯发生革命性转变。关于“拿来”，鲁迅讲：“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5]设计者首先侧重于直接“拿来”运用世界各地图像。1920年出版的《新青年》“五四纪念号”，采用法国雕塑家罗丹的劳工神圣纪念碑图像作为封面主体形象，凸显了国际人民革命力量的联合与信仰。在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见图1）的封面上，马克思肖像作为封面主体，以摄影图像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明确书籍内容的世界先锋理论。上海新华印书局1920年出版的《兰闺恨》同样尝试了封面照片的图式设计，追求世界先进科技与图像写实的叙述手段。创造社刊物《创造周报》封面画采用了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制的《人的创造》，借用了壁画的创造寓意，试图突破地域间的文化界限。1923年版《隔膜》的封面图像则直接借鉴了意大利中世纪图案与人物相结合的画面，精致、庄严，突出了异国文化特色。《小说月报》封面多采用欧美名画和雕塑，提升了大众国际欣赏水平。另外，封面字体上由传统规范的格式化字体改变为国际流行的活泼字体，如阿拉伯字体书写方式、拉丁文字体书写方式等，为现当代文字造型设计的转变提供了参考。就封面图像艺术的发展而言，“这样的设计是一种探索，正在探索中国书籍装帧以具有艺术性的语言进行设计”。[6]这种对现代设计模式的追逐，是设计者通过国际视觉语言表达传播现代文化所致，改变了大众审美取向，为书籍封面现代风格的形式与国际样式的接轨，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开启了封面图像现代绘画手段的大门”。[7]（3）同时也应看到，书籍装帧现代化、国际化过程中，“拿来”的意义似乎比图像形式本身的内容更重要，它将各种国际性与现代性的符号汇集在一起，构成新的视觉语言，是一种新文化形式的符号探索。

3. 新文化运动后期中西文化“鉴用”与封面图像国际化转型

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新文化传播进程，留学海外的书籍设计者增多，他们强化了对世界各地的设计学习与绘画流派研究，艺术手段日渐新颖、成熟。现代印刷方式得以推广，由中国沿海城市推及甘肃、新疆等地，大大加快了书籍的传播速度。封面设计逐渐由初期对世界现代绘画图像的单纯借用转变为探索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的结合，将“拿来”图像逐渐发展成“鉴用”图像，为大众文化带来丰富的图像视觉盛宴，营造出多样式、开放的书籍封面兴盛局面，形成既拥有本土文化底蕴又具国际现代性意识的设计理念，影响了中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25年《黑假面人》的封面图像应用了怪诞手法，画面为体现出人性的变化，整体采用了强烈的阴阳对比。利用西方表现手段，结合中国传统脸谱造型，描述假面的定义，并应用仿宋体与黑体书写了“黑假面人”字样。1933年闻一多的《夜》（见下页图2），仿照美国艺术家肯特的作品，向大众直观地传达出中西图像结合的文化符号，利用西方表现主义手法刻画人体，采用中国传统白描手法绘制石狮图案，结合黑色背景向大众述说《夜》的内容，试图从思想深处引导大众对现实问题产生关注与思考。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武则天》，封面图像向大众展现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与西方现代绘画语言的有效结合，采用中国古代女性造型特点，运用现代表现主义手法描绘飘扬的衣袖，这样的图式效果呈现出不同文化形式的综合，传达出民族文化的包容特点。就设计风格而言，书籍封面图像深受西方包豪斯艺术影响，强化了图像中点、线、面的结合，逐渐形成了设计者独立的设计观念，并有了主体性的取舍。1928年版的《创造月刊》封面、1929年版的《莽苍社刊》封面，均利用现代绘画中的平面设计构成，结合传统线条的阴阳变化与现代艺术的立体派、表现主义的物象造型，作为封面中布局，凸显了先锋意义。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桥》（见图3），封面设计者利用西方现代艺术手段构思了人物和闪电结合的符号及汉字“桥”的变形体，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全然不同，迎合了国际设计思维，就“桥”字变形而言，与中国传统的书写体及文字图案变形不同，接近于拉丁语的书写方式。另外，由于国际及国内政治背景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带有民族性、抗争精神的作品，如《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是设计者向大众传递民族救亡、抗争思想，这样的主题及设计理念与世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就社会境遇而言，挽救民族危亡已成国人己任，封面圖像采用西方革命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语言，描绘中国工人劳动场面，可见设计者能够熟练应用几种国际流行的现代绘画语言。

二、封面图像国际化的艺术形式

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书籍封面由偏重制作工艺向国际化艺术设计领域扩展，逐渐突破传统单一的书名、题签样式，通过采用西方现代绘画流派、不同国家的装饰图案、摄影图片、革新字体等方式，形成国际化封面形式。

1.西方绘画流派的文化传播与呈现

美国艺术史学家乔纳森·费恩伯格指出：“艺术的功能引着我们走到了当代体验的边缘，让我们去尝试一些看上去牵强的、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新的东西，这正是为了发现哪些东西有可能快要成为需要认知的核心的内容。”[8]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西方现代绘画形式如立体派、野兽派、表现主义、构成主义、包豪斯、达达主义、波普艺术在封面图像中得到运用设计。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出版的《红灯照》（见图4）封面，设计者在绘制人体时拉长了人体的髋骨与下肢，夸大了人体腿部的比例，凸显了图像的自然力量，呈现出极端简化和装饰性的绘画特征。这样的造型特点与野兽派代表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生命的快乐》《舞蹈》《音乐》等作品的表现形式极为接近。陶元庆1924年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及1927年设计的《工人绥惠略夫》，陈之佛1929年设计的《东方杂志》，郑川谷1937年设计的《原野》《总动员》等封面，不同程度应用了野兽派的表现形式，在体现艺术表现力的同时，努力为大众建构国际性的视觉传播平台。陶元庆1926年设计的《彷徨》（见图5）封面具有较强的立体主义图式特征。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解构了人物的形体关系，利用长方形与多边形的组合形式构成人物图像，呈现出国际化的现代绘画效果。鲁迅在看到该封面后称赞：“《彷徨》的画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9]英国艺术史学家赫伯特·里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中提到，立体派“解放了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在战争的余殃中，将改变整个世界艺术”。[10]现代表现主义是中国设计者经常用到的表现手法，如1931年闻一多设计的《猛虎集》（见下页图6），封面与封底巧妙地结合虎皮纹理绘制而成，简单明快、浑然一体，既做到艺术家对描绘物象的艺术转化，又传达出作者的思维意识，成为封面国际化的典型代表。包豪斯风格影响了国际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并规范了设计构成元素，推动了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理念的形成，造就了新的艺术设计前景，为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国际化搭建了理论与实践平台。丰子恺在《装帧画例》中说：“书的装帧，能象征书的内容，使人未开卷时先已准备读书的心情与态度。”[11]闻一多的早期设计作品《梦笔生花》，运用传统线描造型和图案装饰，刻画出一位睡姿优美的少女形象，吸收了英国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的艺术风格。钱君匋曾介绍自己的书籍装帧技巧：“我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经积极吸收西方美术的风格，用立体主义手法画成《夜曲》的书面，用未来派手法画成《济南惨案》的书面。设计过用报纸剪贴了随后加上各种形象，富于达达艺术意味的书面，如《欧洲大战与文学》。”[12]由此可见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风格、形式对当时中国新生代艺术家的影响。

2. 摄影照片、文字演绎、民族图案等手段的应用与变革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设计者为追求图像的真实感，在书籍封面上运用摄影照片，为大众带来了具实的视觉体验，如《淮海大战》，设计者利用切实的战争场面作为封面的图像，增强了作品的现实色彩。设计者在书籍封面图案与字体的设计应用中，利用中外图像，如阿拉伯图案、古埃及壁画、古罗马建筑、现代西方人物造型、非洲木雕图式等进行封面绘制。文字演绎也是封面图像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汉字具有强烈的图形感，字形与字义都可传达出信息和内容，设计过程中具有无限可挖掘的造型潜力和想象空间。就文字而言，不拘泥于单纯应用汉字，尝试探讨几种语言的并用，且将文字看作形象加以变形、提炼，突破地域文化界限，做到文化的包容性、国际性，闻一多曾说，“字体的体裁，位置，他们的方法，同封面的面积，都是图案的主体元素”。就艺术表现形式而论，中国现代封面图像的国际化特点，即世界现代艺术设计思维、现代绘画语言、世界各地图案与文字信息、中国民族特色的集合。就社会现状而言，在封面图像国际化初级阶段，中国社会尚不足以产生与西方现代绘画一样的艺术思想，设计者对西化样式的选择略显被动，单纯以现代图式效果为接纳标准，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大众视野的传播内容，国际现代图像原本的意义在中国已经被异化，这是中国封面图像国际化艺术形式的特点。

三、国际化教育与地域文化影响

“风格就像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时代的内心的外在表现”，[13]中国现代书籍封面图像的国际化发展，与设计者的国际化教育和借鉴世界各地现代文化形式有关。20世纪初期，现代绘画艺术与现代哲学思想充斥着整个世界，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包豪斯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如火如荼，并向世界各国推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书籍装帧，“最初阶段没有专职设计人员，由社会上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兼任”，[7]（3）从书籍设计者的风格倾向与设计思路看，设计者受过国外教育或专业研习西洋绘画，深受世界不同地域的现代艺术观念影响。

1. 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推动

司徒乔1918年赴法留学研究美术，回国后兼任未名社和北新书局书籍封面设计师。司徒乔留下很多作品，如《莽原》《白茶》《浮士德》《饥饿》等封面，多以现代表现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为创作手段，综合中国传统造型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境遇。孙福熙1920年赴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任杭州艺专教授，讲解西方绘画技法与现代西方美术理论，其代表作品《野草》《小约翰》《冲出云围的月亮》封面等多采用写实与表现两种手法。另外，关良、林风眠、庞薰琹等人留学欧洲回国后，在教育人才与艺术创作中推动了现代化艺术思想的传播。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研习美术，在留学期间设计了自己的诗集《红烛》的封面，1925年回国任北平艺专教务处长，同时开始了书籍封面的设计工作，如《落叶》《浪漫的与古典的》《死水》等的封面，带有现代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作品特征。

2. 日本现代文化的渗透

20世纪初，日本现代文化艺术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学子追求新知识的重要国家。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他是书籍装帧革新运动的倡导者、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在《艺苑朝华》中介绍了英国的格斯金、杰平、斯提芬、惠勒、彭达格力秀，法国的哈曼、普尔、凯庆勒，美国的富尔斯、爱德华、华惠克、佐拉苏，意大利的迪绥多尔黎，瑞典的麦格罗斯、拉盖兰友，日本的永程义朗、蕗谷虹儿等人的不同艺术设计手法。他在介绍英国插画艺术家比亚兹莱的作品时指出，“作为一个纯然的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在他的带动下，书籍装帧艺术的改革与换代由北方推至南方，不同的设计者创造了不同的风格，推动了中国现代书籍艺术的发展，提升了国际化水平。丰子恺被朱光潜称为“近代中国第一漫画和版画家”，1921年丰子恺赴日本学习绘画，1927年其成为开明书店第一位书籍装帧设计者，1928年在上海的《新女性》杂志中，其首次引用日本词汇“装帧”，从理论上指出装帧与书刊封面设计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美术教育依据日本设计教育模式，设置了图案教学、手工教学等内容。1919年陈之佛留学日本，从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毕业回国后，对图案教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表号图案》《图案设计ABC》《图案教材》等书籍，将日本、欧洲的图案设计理论介绍到中国，奠定了中国图案教学的基础。陈之佛从事书籍装帧设计数十年，作品追求浓烈的民族装饰气息，善于将中国图案与世界各民族图案结合应用，形成既有国际流行意识又有民族特色的绚丽多彩的作品。另外对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有着重要贡献的李叔同、郑谷川等人，都曾在日本学习。他们在设计作品时融入了日本艺术风格，对中国现代书籍装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陶元庆虽未在国外留学，但曾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陈抱一等名家学习西洋画，对中国传统绘画、东方图案画、西洋绘画均有涉猎。叶灵凤的封面设计，主要受日本的艺术风格和英国19世纪的装饰画家比亚兹莱的影响。

3. 苏联美术的革命指向

苏联美术对中国现代书籍封面图像的国际化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初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逐渐兴起，《新青年》作为宣传进步思想的阵营，封面设计中时常应用共产国际的徽标与领导人的照片，如马克思、林克兰佛、基内卡等人的肖像照。《十月》《共产党》《苏联版画集》等封面画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美术的影响，应用了苏联的建筑、风景图片及木刻绘制技艺。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表现抗争、自由、革命题材的进步封面图像逐渐增多，如钱君匋的《阵地文艺》、爱尔科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丁玲的《一年》等。

4. 国际化的黑白木刻应用

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新兴木刻诞生后，世界各地的版画家作品，如德国版画家柯罗惠支、英国版画家吉宾斯、苏联版画家克拉甫兼珂、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及日本版画家栋方志功、谷中安规、川上澄生等的大量作品被引介至中国，对书籍封面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如1936年出版的《活着》，封面右下角应用欧洲黑白木刻语言制作的托尔斯泰像，这种版画语言已成为同时期世界流行的图式，被广泛应用。鲁迅、闻一多、陶元庆、钱君匋、司徒乔等人在设计封面时，或直接或间接运用了木刻作品。伴随设计者的国际化教育的增多以及设计理念的逐渐完善 ，中国现代书籍在传播内容与装帧视觉上呈现出国际化面貌。

结语

“图像可以表达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浓缩了社会史或文化史的某些环节，成为记录或者展示或者反省或者解释的工具，这也是对象征意义的解释。”[14]现代书籍封面国际化，是新旧文化交锋的产物，架构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成为大众文化思想与观念传播过程的图像载体，通过现代图像感召大众，缩短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差距。设计者突破了传统表现语境的束缚，自发学习接纳西方现代文化，逐渐形成具有国际化特色的中国式封面图像，预示着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已进入觉醒与自觉的历史时期。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世界各地的图像艺术充斥着人类视野，中国书籍封面艺术依然行走在路上，依然面临严峻的发展考验，如何做到既自我独立又与国际接轨，仍是当代设计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现代书籍封面图像国际化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梳理中国封面图像国际化形成过程、艺术特点、形成原因，挖掘其承载的设计思想、视觉特征、艺术品格、文化内涵；另一方面，继古开今，研究弘扬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和创新精神，为后来学者提供借鉴与参考，对于构筑大众视觉文化，促进我国当代书籍封面设计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繁荣与发展，提升我国书籍装帧艺术对世界的影響，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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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of  Modern Book Cover Image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ZHANG Tong-yuan1， LIAN Ting1，2（1.College of Fine Art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 Department of Culture Technology， Jeonju University， Jeonju 55069， Korea）

Abstract： The modern image application of book cover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book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over images， in the early stage， western modern schema sets were used for cover images directly. In the later stage， with the overseas study of designers， the promotion of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hinese-style international cover forms gradually formed， which influenced the binding ar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ooks. Designers use modern design concept like comprehensive use of western modern painting language， decorative patterns around the world， photography pictures， innovative calligraphy and other ways to form a rich book cover international art 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arly cover image was not enough to digest the modern schema，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modern image was changed. Cover image became more internationalized， and the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artists， writer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painter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hift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e sty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fferent world culture also affected performance of the cover image， improved the publicity velocity of the new culture， and indicated the Chinese book design art had entered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self-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

Keywords： New Culture Movement; cover image; internationalization

作者信息：张桐源（1977— ），男，黑龙江海林人，博士，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版画史、印刷史、中西方美术史；廉婷（1976— ），女，山西阳泉人，韩国全州大学文化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方向、虚拟现實与增强现实、空间媒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