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楠

【摘要】元杂剧《破窑记》与明传奇《彩楼记》都属于“发迹”题材，二者在情节变化、形象塑造、思想内涵上有种种变化：情节逐渐丰富曲折，人物形象愈加鲜明立体，思想内涵由关注文人的生存命运到关注婚姻爱情。这显示了“发迹”母题由元到明的嬗变路径：从悲愤之音到欢乐赞歌。这种嬗变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发迹；《破窑记》；《彩楼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1-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1.010

“发迹”一直是古代戏曲中一个长盛不衰、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主要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实现由贫贱向显贵的转变为主线敷衍故事。这一题材作品蕴含着多元的社会内容和复杂的历史寓意，从中亦能够看出古已有之的精神寄托，然而，学界对这一母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多停留在静态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其进行动态研究的重要性。元代王实甫的杂剧《破窑记》和明代无名氏的传奇《彩楼记》有着大致相似的情节模式和人物设置，都可以归入“发迹”母题，但二者在艺术处理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变化，透过这些差异能够窥探戏曲发展的艺术规律。因此，本文拟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思想内涵三个方面的差异进行探讨，通过同一故事的演变去窥探从元到明“发迹”母题的嬗变以及产生这种嬗变的成因，从而指出“发迹”母题的嬗变与社会生活、历史变迁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依据的《破窑记》是脉望馆钞校本，《彩楼记》是由黄裳据明钞本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的单行本，而明抄本《彩楼记》是《李久我批评破窑记》的简本。

一、元杂剧《破窑记》与明传奇《彩楼记》的差異

明传奇《彩楼记》对元杂剧《破窑记》的改动和继承，集中体现在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等方面，对这些改动进行动态比较研究，能够以小见大，由此窥探出“发迹”母题由元到明嬗变的路径。

（一）情节变化：增加矛盾点，强化戏剧冲突

杂剧《破窑记》受“四折一楔子”体制的影响，容纳剧情能力有限，而传奇《彩楼记》不仅删除了一些呆板的功能性情节，还在原有的故事上增添了投店失窃、赏雪、祭灶、应试等情节，增加了人物之间的矛盾点，呈现出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其一，《彩楼记》增加了吕蒙正与岳父刘懋之间的矛盾点，使他们之间的冲突转化为正面冲突。《破窑记》只是单向地展示了刘父对于吕蒙正的嫌恶，吕蒙正并未有所回应或反抗，反而是他的友人寇准与刘父对峙：“尔以贫富而弃骨肉，婚嫁而论财礼，乃夷虏之道也” ①，去贬斥刘父以财选婿的行为。杂剧把本该发生在吕蒙正与刘父之间的冲突放到了寇准与刘父之间，使其家庭内部的戏剧冲突被弱化，借寇准所表露出来的劝谕功能被强化。到了《彩楼记》里，寇准被删除，与刘懋对峙的人换成了吕蒙正，看似是矛盾点的增移，实则是作者讲述立场和冲突实质的变化。《破窑记》中寇准与刘父的对峙昭示着王实甫的文人立场，冲突的实质乃是儒士地位的低下和世人对儒士的看轻，这一冲突虽与“发迹”主题相连，却与中心故事情节和人物无关；而《彩楼记》的作者则是以民间立场来组织和展开吕蒙正与刘懋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家庭冲突，不仅使游离于主要情节之外的戏剧冲突回归到主要人物中间，还为后来刘懋的“明辱暗助”埋下伏笔，使这一情节合理化。

其二，《彩楼记》增加了吕蒙正夫妻之间的矛盾点和生活情趣细节，一反《破窑记》中幽怨哀伤的压抑气氛，取而代之的是引人发笑的轻松氛围。王实甫把更多的笔触放在了吕蒙正处境的艰难困苦和发迹之后的扬眉吐气上，对于吕蒙正夫妻爱情生活的描写甚少。《彩楼记》则增加了吕蒙正与刘千金之间的矛盾点，使整部剧作洋溢着喜剧色彩，给原本略显枯燥乏味的“发迹变泰”情节模式增添了活力，使其在新时代被注入了新的表现形式，尤以“疑妻”情节最为典型。

这一情节在《破窑记》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初露苗头就已收尾，“疑妻”过程中也只是吕蒙正单方面对妻子的试探和发难，二人之间未产生双向的情感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戏剧效果。

而在《彩楼记》中，“疑妻”情节由高中试妻被改写成了夫妻日常生活中的误会，并占据了全剧五分之一的重场，反复描画吕蒙正对妻子的怀疑，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两个典型人物。窑外的“女迹男踪”使吕蒙正“顿起疑心似火烧”，一进窑门便装腔作势，说她给的白米粥“龌龊不干净”，百般刁难妻子，刘千金对此也不甘示弱，被惹恼后开始反击：“我丈夫好轻视人，纵然粥食不明，理当好问，他做这样式，我只是不说，待我问他要柴米。” ②成功用柴米反将一军。这样一来一往，矛盾层层迭起，看点十足又不失生活情趣，虽是戏剧冲突强烈迸发的一场戏，但轻松愉悦的喜剧氛围也在其中洋溢出来，实现了剧目风格的转变，从而冲淡了元代发迹剧中的悲情之感。

（二）形象塑造：从平面化到立体化

《破窑记》的情节较为简单，人物塑造也相对薄弱。而《彩楼记》随着情节内容的丰富，人物形象愈加饱满和立体，尤以吕蒙正和刘千金最具代表性。

先看吕蒙正。

首先，两部剧作都描写了吕蒙正的才华横溢，但《彩楼记》更为详尽，形象更为立体。

《破窑记》仅在第一折中借寇准之口一笔带过：“空学成满腹文章，争奈一贫如洗”“若论俺二人的文章觑富贵如同翻掌，争奈文齐福不至。” ③而《彩楼记》则通过多处情节直接体现吕蒙正的超凡才情。比如，彩楼之下吕蒙正听到丫鬟嘲笑自己像是雨打鸡，便当即吟诗：“雨打鸡毛湿，红冠不染尘，五更能报晓，惊动世间人。” ④以表达自己的非凡志向，还以“仙枝不许凡夫折，留待攀龙跨凤人” ⑤完美对出刘相的招婿对联。因贫困遭到刘相结亲的拒绝时，经过一番辩论，刘父也被其才华折服：“你看这穷儒对答如流，好才学。” ⑥后上京赶考，“春闱应试”一出中唯吕蒙正一人的回答得到了翰林学士的称赞，称他为奇才。诸多情节，都更加有力地表现了吕蒙正非同一般的才华，使这一人物特质更加凸显。

其次，两部剧作都塑造了吕蒙正的一贫如洗和怀才不遇，但《破窑记》中的吕蒙正畏惧权势、丧失自信；《彩楼记》中的吕蒙正既幽默风趣、乐观豁达，又贫而不卑、寒而不微。

同是去彩楼，《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只为“得些小钱钞”，面对刘员外刻薄的辱骂未有任何反抗，全然没有千古文人的傲气和尊严。而《彩楼记》中的吕蒙正从一开始就是为得绣球去到彩楼，又大胆当众展示才华，直接指责刘相的嫌贫爱富。千金初次来到破窑时，吕蒙正还风趣幽默地将窑门漏风，窑顶漏月说成是别具浪漫情调的“风扫地”和“月点灯”，给自己穷困的境况增添了一份诗意，从中可以看出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同时，剧作也毫无顾忌地对他的好猜多疑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如“辩踪泼粥”一出中作者借刘千金对他的反击话语。由此，一个更加多面化、立体化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眼前，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发迹”母题下发迹文人形象变迁的路径。

再看刘千金。

《破窑记》中的刘千金出身富贵，忠贞贤淑，为了追求爱情努力冲破封建家长的束缚。而《彩楼记》则在元杂剧的基础上赋予了她敢爱敢恨、刚毅倔强的性格特征。面对嫌贫爱富的父亲，刘千金果断决绝：“一马一鞭，彩球绝不退还”“一意要成双，赶逐离广堂。一心要与寒儒同鸳帐。” ⑦在爱情上，对夫婿始终保有信心，但也没有一味地依赖和妥协。在吕蒙正胡乱猜疑时，刘千金对他略施惩罚，使其难堪，颇显千金的聪慧伶俐和自我意识。较之《破窑记》，《彩楼记》的刘千金无疑更加关注自身，同时也显现出明代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萌芽状态。从温婉贤淑的端庄淑女到敢爱敢恨的聪慧女性，刘千金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彩楼记》中变得生动、活泼，更加生活化和立体化。

（三）思想内涵：由勉励文人到歌颂爱情

“发迹”母题下的同一题材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思想内涵亦有所不同。《破窑记》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元代文人的悲愤与无奈。到了明代，“儒人不如人”的激憤之音逐渐消散，《彩楼记》的笔触也从关注吕蒙正、寇准等文人的发迹情况转向关注夫妻间的家庭生活，进而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

《破窑记》也表现了吕刘二人对婚姻爱情的追求，但更多的还是以爱情为依托，借以表达作者对文人命运的关注。吕蒙正一出场便是穷困潦倒的落魄形象，他所居住的窑洞极其破败，以地为床，蛛网遍布，屋瓦破漏，天寒地冻，可想而知当时文人的生活境遇何等糟糕。正是基于这种文人的悲苦，作者在文中多处劝谕世人莫要看轻儒生。末折寇准的断语“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不通道到老受贫困，须有个龙虎风云会” ⑧，直接点名了作品的主题，便是为读书人张本，表达文人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和渴望发迹的内心，希望这一状况能得到改变。

明传奇《彩楼记》与元杂剧相比，思想内涵显然发生了变化，从题名便可以看出创作重心的转移，作品对文人不遇的牢骚和穷儒悲惨处境的同情逐渐消散，显露出的是乐观积极的心态和轻松幽默的喜剧氛围，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作者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去描写吕蒙正和刘千金二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从二人的彩楼相遇，到被逐后投店成亲、店中被盗、夫妻归窑、蒙正祭灶、辩踪泼粥等出，作者以轻松欢快的笔触，描绘了一对恩爱夫妻悲喜交织的生活画面。由此看来，“发迹”母题下的《彩楼记》已经逐渐褪去了文人发迹剧的悲剧色彩，成为一部焕发着浓郁喜剧色彩的爱情婚姻剧。

总而言之，虽为同题材作品，但明传奇《彩楼记》对元杂剧《破窑记》既有所继承，亦有所改变。主要表现为：情节上更加曲折，矛盾突出；形象塑造上更多面化、立体化；思想内涵上由表达文人不遇的悲愤转向表达爱情婚姻生活。

二、从《破窑记》到《彩楼记》嬗变的原因探究

从王实甫生活的元前期到《彩楼记》作者生活的明万历以后，社会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创作者的价值观和戏曲观众的审美趣味，正是这些，导致了《破窑记》到《彩楼记》的种种变异。

（一）时代背景的差异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七十余年，使儒生的政治地位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再加之元朝严民族、重吏员、求货利、倡夤缘，如此政治局势中，文人纵有远大抱负，也只能像泡沫一样顷刻覆灭。⑨仕途不通，为谋生存，一部分文人开始混迹勾栏，投身杂剧创作，并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熔铸于作品中。因此，元杂剧中的文人大多处于“儒人颠倒不如人”的低下社会地位，正如《破窑记》中的吕蒙正每日去到白马寺中赶斋才得以存活，靠岳父的暗中资助才得以上京发迹。生活的困顿、前途的渺茫，给元代文人的心灵以痛击，现实的缺憾使他们把对功名的渴望和社会不公的愤懑借“曲”抒发出来。《破窑记》就借刘月娥之口抒发了对有朝一日发迹的渴望：“学剑攻书郎，有一日开选场，半间书舍换做都堂。” ⑩元杂剧作家也大多以此来抚慰自己凄凉的内心，从而掀起了一股文人发迹剧的创作热潮。因而关注文人命运、宣泄内心悲愤成为元代“发迹”母题的重要主题。

《彩楼记》作于明代万历以后，此时的文人地位较高，从事传奇创作的又多为未入仕的知识分子和工商市民阶层，因而这个时代的发迹题材自然而然便减少了对文人命运的关注。《彩楼记》创作的焦点也开始转向爱情方面，以娱情悦人为主。对当时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思想文化方面。王阳明提出“心学”，要求人们致良知、去人欲、识天理。泰州学派则由此出发，提倡追求自由、肯定人欲，高举“情的旗帜”。李贽标举“童心”，汤显祖讴歌“至情”，袁宏道“独抒性灵”，冯梦龙揄扬“真情”。⑪于是，情与理的冲突便成为这一时期描写男女爱情的重要主题，主要表现的是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彩楼记》删除了《破窑记》中的寇准，增加了吕蒙正与刘懋之间矛盾点的原因，吕蒙正和刘千金二人对自主婚姻的坚持和刘懋的反对形成鲜明的情与礼的戏剧冲突，彰显了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因而在描写吕蒙正困苦生活的时候，笔触也较为轻松、诙谐。

（二）作者的价值立场不同

文如其人，剧作家创作往往受个人的志趣爱好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因而不同作者创作出来的同一题材作品必定有诸多不同之处。王实甫作为元代知识分子，在《破窑记》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文人立场和价值观念，他之所以会让刘月娥把绣球抛给“穷酸饿醋”的吕蒙正，给予刘月娥“心慈善性温良，有志气好文章”的择婿标准，显然是想与以梅香为代表的世俗标准相对立，肯定前一种择婿观念，否定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可以说刘月娥择偶观念的背后体现着剧作家对文人命运的关照。然而当绣球落在吕蒙正怀里，他却又连想都不敢想，认为是误落。这里，王实甫以一种对功名的怀疑心态，塑造出了一个被贫困生活扭曲了人格，吞噬了自尊的人物形象。这种否定怀疑与对功名的希冀和肯定同时存在，透露出以王实甫为代表的元代文人矛盾复杂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既与蒙汉文化差异，汉儒文化受到冲击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有关，又与元代文人长期欲得而不得的心理因素相联系，于是，元杂剧中便呈现出较为复杂、矛盾的价值观念。

《彩楼记》的作者虽不可考，但其表现出来的婚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刘千金即使遭遇来自家长的阻挠，贫苦生活的折磨，也依旧对爱情坚贞如一，而支配她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因，正是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除此之外，作者对于贫苦文人发迹更多的是保有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肯定的姿态，相信其终会成功，少了《破窑记》中那种隐藏在心灵寄托背后的否定和怀疑，使整个作品都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积极姿态。

综上所述，虽然《破窑记》和《彩樓记》都属“发迹”母题，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作者价值观念的不同，其情节逐渐丰富曲折，人物形象愈加鲜明立体，思想内涵也由关注文人的生存命运或抒发愤懑不平转向对坚贞爱情的赞美，从而勾勒出从元到明“发迹”母题从悲愤之曲到欢乐赞歌的嬗变路径。

注释：

①③⑧⑩王实甫：《破窑记》，王季思编：《全元戏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第351页，第369页，第352页。

②④⑤⑥⑦无名氏著，黄裳校注：《彩楼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第10页，第10页，第16页，第14页。

⑨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⑪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1]王实甫.破窑记[A]//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无名氏著，黄裳校注.彩楼记[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

[3]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6]俞为民.南戏《破窑记》本事和版本考述[J].文献，19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