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娅婷 胡晓华

【摘要】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也是一位深受清教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红字》作为霍桑探索人类罪恶与救赎的代表作，通过主人公海斯特的赎罪之旅批判了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制，并深刻探讨了“什么是罪恶”这一问题。细读《红字》，从中能够发现霍桑与主人公海斯特之间的密切联系：霍桑因祖先对清教徒的迫害一直负有羞愧和罪恶感，因此，海丝特在文中作为一个被谴责和孤立的形象，实则可以被认作是作者的化身；海斯特·白兰的犯罪与赎罪历程其实是霍桑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红字》；霍桑；海斯特；化身；自我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1-001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1.005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小說家之一，也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红字》发表于1850年，是霍桑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首部象征主义小说。《红字》以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医生齐灵渥斯和牧师丁梅斯代尔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为主线，讲述了女主人公坎坷的人生经历。该书集中体现了霍桑的思想艺术特色，在秉持了霍桑本人一贯坚持的“人性本恶，人皆有罪”的罪恶观的同时又表达了他对极端、苛刻的宗教教义的反对与抨击。此外，由于浪漫主义的影响，霍桑的小说中有罪恶的出现，也弥漫着爱与救赎的气息，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海斯特勇于追求爱情，敢于面对罪恶，并致力于寻求救赎。爱与救赎贯穿全文，成为探讨罪恶之外的另一大主题。本文将从救赎这一视角出发，以罪恶为切入点，分析作者与海斯特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揭示海斯特的救赎其实是霍桑的自我救赎。

一、霍桑与清教主义

霍桑家族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家族环境里浓厚的加尔文清教思想也造就了霍桑的清教情结，对霍桑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取材自祖辈曾经生活过的新英格兰殖民时期。

霍桑的祖先威廉· 哈桑和约翰· 哈桑都是清教徒中的重要成员。威廉·哈桑曾参与迫害贵格派信徒和镇压印第安人，霍桑在《海关》中写道：“最早的祖先样子严肃，蓄着大胡子……他还是一名残忍的迫害狂，贵格派教徒曾在他们的历史中提到过他”（霍桑，1980：217）。约翰·哈桑则是著名的塞勒姆女巫审判的首席法官，霍桑对他也更加关注，他在《海关》中提到：“在女巫殉道案中他臭名昭著，据说她们的鲜血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霍桑，1980：218）霍桑本人对他祖先的所作所为一直感到愧疚，将其视为一种罪过和耻辱，他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以示自己不认可祖先对于所谓“女巫”进行迫害的不光彩行为。他曾写到：“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祖先们是否悔恨自己，祈求上帝饶恕他们的种种暴行……我，一名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却为他们深感羞愧。”（霍桑，1980：218）与此同时，他又为祖先们在新英格兰致力于建立“山巅之城”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豪，“他很久以前便来到这里……俨然是一个大人物，仿佛是一个能制造战争又能缔造和平的人物。他的名声远超于我，与他相比，我的名字无人知晓，我的容貌鲜为人知。”（霍桑，1980：217）

由于对祖先行为既愧疚又自豪的复杂态度和矛盾心态，再加上家庭环境中浓厚的清教氛围影响，霍桑对清教思想既有接受也有反叛，一方面，他继承了清教主义关于“人性本恶”观点，认为一切罪恶都是源于人类内心的恶念，也认可了罪恶的普遍性和人性的堕落。在霍桑的小说中，描写罪恶、揭露人性的阴暗是主要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相信人的心灵存在着善，并且罪恶是可以通过自我忏悔或道德行为等途径来得到救赎的。因此，霍桑批判清教对人性的禁锢和压迫，他反对极端的宗教迫害，并对清教徒为排除异己而采取的残酷手段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可以说，霍桑一方面宣扬“人皆有罪，人性本恶”，认为上帝对人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又在人们犯下罪行该受到惩罚时表现出一种宽容的态度。海斯特所犯下的通奸罪，按照当时的法规本应被判处死刑，但在霍桑的笔下，她的惩罚转变为佩戴红字“A”示众，霍桑对于清教的批判以及对人性的宣扬在这里悄然流露。

对于霍桑来说，清教主义的影响是微妙且不可避免的。他在作品中揭露了人性的罪恶和堕落，主人公们犯下了各种罪行，但他又并未按照清教主义的道德标准让他们受到残酷的惩罚，反而是另辟蹊径，让“罪人们”在霍桑判给他们的刑罚中都能反思自我，得到救赎。

二、自我救赎的前提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总会有意或者无意把自己的思想和态度融入其中，霍桑也不例外。他在海斯特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和心血，在日复一日的孤独创作中，海斯特陪同霍桑一路走来，见证了他受到的挫折，他的痛苦、挣扎和释然之后心灵的平静。在这种长时间的相处中，海斯特如同一个幽灵一直萦绕在霍桑身边，并最终与霍桑融为一体，因而本文认为，海斯特·白兰，文中一个被谴责和孤立的形象，实则是霍桑的化身。

霍桑选择海斯特这一女性角色而不是男性角色来作为自己的化身源于他的家庭影响。在他的一生中，霍桑一直受到围绕他身边的各种女性的影响，她们在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霍桑的母亲伊丽莎白和他的姐妹们鼓励他成为一名作家，他的祖母和姨母负担了他早期接受的教育支出。他的妻子索菲亚也支持他的创作，并启发他创作了小说中的一些女性角色。霍桑的母亲在失去丈夫后一直郁郁寡居，总是以一种冷漠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霍桑曾表示，尽管他爱他的母亲，但他们从未接近过，“我爱我的母亲，但是，从我的童年开始，我们之间就有一种冷漠的交往，这种感情强烈的人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这种感情……我哭得浑身发抖。很长一段时间，我跪在那里，握着她的手；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斯图尔特，1999：92）受到母亲的影响，霍桑养成了孤寂独处的习惯，这种孤独感一直伴随着他，并延续到了海斯特身上，“她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孤苦伶仃，仿佛居住在另一个世界里”（霍桑，1980：35）。在海斯特接受审判时，爱人丁梅斯代尔的回避，以及海斯特自身和女儿远离人群的住所，都深深地体现了海斯特处于一种被抛弃，孤立的状态。

读完《红字》，不难发现霍桑与海斯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塞勒姆的一个没落清教徒家庭，再加上祖辈的影响，这两个因素使霍桑的生活中充斥着浓浓的清教氛围。出生于英国的海斯特来到了新英格兰殖民地波士顿，在这里生活、堕落并得到救赎。同样的清教背景使霍桑和海斯特开始产生联结，且此后这一联结不断加深。在波士顿，海斯特从心所欲不逾矩地追求爱情，却因此违反清教法规犯下罪行，霍桑本人虽未接触罪恶，但却因祖辈的行为所作所为产生了负罪感。鉴于同样为罪恶所困扰，两人的距离被拉近，逐渐靠近对方并开始产生特殊的内在联系。经历了公开审判后，海斯特最初持反抗态度，但因遭到周围群众的排斥，海斯特被迫“失语”。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整日不停地劳作，想借此获得救赎和解脱，这种解脱不单是世俗层面的，更是精神上的。同时，在的不断的刺绣过程中，海斯特创作了自己的作品，缝补了分裂的自我，成为了自己的艺术家。刺绣，其实一直以来就与女性创作联系在一起，被看做是用针线来进行的艺术性写作。由于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写作的主导，女性往往无法公开表达自己，进行写作。施莱纳曾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From Man to Man）中指出男性用笔来传播知识和表达思想，但女性却无法公开进行创作，只能通过针和线来表达她们的创造力和抱负。因而针和线就成为女性的“写作工具”，通过针线的编织形成的精美艺术品中，隐藏着女性灵魂的全部激情。刺绣是女性的无声表达，是女性的写作，是富有创造性、想象力的艺术创作活动。与此同时，霍桑背负的负罪感使他的精神世界在持续不断的折磨中逐渐变得空虚，他渴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但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对他来说唯一的宣泄途径就是写作。在写作中，在想象力的世界中，他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和解脱。同样的艺术家身份以及对与精神解脱和救赎的追求，再一次加深了霍桑与海斯特之间的联系。

海斯特的痛苦、羞耻和绝望等情绪可以被看作是作者的情感，他将自身的“罪恶感”投射到海斯特身上。霍桑以海斯特为化身，试图通过她的赎罪之旅来实现自身的赎罪，以减轻心中的内疚感。对海斯特来说“日复一日的受凌辱受折磨，最终会净化她的灵魂，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霍桑，1980：32），而这恰好也是霍桑期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相似的遭遇，相同的追求，在霍桑与海斯特之间的共性的凸显下，读者们自然能在他们二者间画上等号，并在阅读时自然地从霍桑的视角去看待海斯特所经历的事，去寻觅霍桑的心路剖析，去解读霍桑暗含其中的自我救赎。

想要得到救赎的人，内心深处往往背负着罪恶对自己的拷问。清教徒正是因为受到迫害才来到殖民地寻求新的生活，然而开始新生活后他们却对同胞做出了曾经自己痛恨的事。作为殖民者的一员，霍桑的祖先也参与其中，对无辜的人进行迫害，在此过程中他们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对霍桑影响至深，使得负罪和愧疚感渗透到霍桑心中，始终不得释怀。即便没有亲自犯下罪行，霍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强烈的内在驱使让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告知全世界自己所背负的“污点”。

作为霍桑的化身，海斯特自然而然地承接了这种“污点”，因而故事一开始，她就身负罪名。由于认为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海斯特在波士顿定居后偷偷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生下了女儿珠儿，这种隐秘的结合，对于清教徒而言是犯了通奸罪。为此海斯特受到清教徒法庭审判，却并未被处以死刑，而是要求她在胸前带上红字“A”以示她是一个罪人。红字“A”使海斯特由人变成了“反对罪恶的活生生的布道”，强烈的羞耻感使她更加饱受罪恶的摧残，正如霍桑深受先人恶行影响所带来的折磨一般，海斯特是霍桑罪恶感的具象化。

但海斯特是真正的罪人吗？她真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霍桑使海斯特成为“罪人”在引发读者思考的同时也暗含着他自己的疑问，在塞勒姆被迫害的人真的是邪恶的女巫，抑或是政教合一封建性社会下的无辜受害者？然而无论答案与否，罪行已经犯下，历史无法被更改。并且受到清教“原罪说”的影响，在霍桑看来人人生来就负有罪恶，罪恶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方面，是人的存在和激情的产物。即使在一个假设的乌托邦中，罪孽也永远存在。因此对于海斯特而言，罪恶，是早已注定好，无法摆脱的，这是她和霍桑得到救赎的前提。

三、自我救赎之路

忏悔罪行是获得救赎的第一步，霍桑的祖先并未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孽感到忏悔。但霍桑不同，他在得知祖先们的恶行后感到深深的愧疚与耻辱，于是在小说中作为霍桑化身的海斯特，选择坦白与忏悔自己的过错，接受公众的谴责。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和难以忍受的，他们却因此走出了一条坦荡、光明的救赎之路，给痛苦的心灵以慰藉。

但对于海斯特和霍桑来说，他们的“红字”是刻在骨子里的，而那“红字烙的太深，无法把它取下来”（霍桑，1980：21），因此想要得到救赎，仅仅靠忏悔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努力。在忏悔的同时，海斯特也时常反思，她与珠儿住在城镇郊区一栋孤零零的小茅屋里，在这种孤寂的处境中她并没有心生怨怼之情，而是想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思考怎样才能得到救赎。霍桑也是如此，他时常反省并“在赫伯特街那间藤蔓覆盖、幽灵出没的房间里潜心研究清教徒编年史，从中了解塞勒姆驱巫案的真相”（戈尔曼，2015：10）。然而越了解，祖辈犯下的过错与罪行带给霍桑的负罪感就越加强烈，犹如空气一般环绕着他，折磨着他，正如珠儿带给海斯特的痛楚一般。珠儿是“罪恶的标志与产物”（霍桑，1980：44），是海斯特痛苦的来源，但同时也是珠儿支撐着海斯特活下去。对于负有罪行的人来说，唯有以罪恶本身来提醒、惩罚他们，才能使他们有更多的力量来赎偿自己的罪孽。

霍桑没有选择避而不谈祖辈的过错，而是正视它们。在哪里堕落，就要在哪里赎罪，这样才能得到精神上真正的解脱。对霍桑而言，一切痛苦与罪恶皆起源于塞勒姆，“命运已经把他的根与这片埋葬着女巫们骸骨的神秘土地紧紧绑在一起”（戈尔曼，2015：31）。他没有选择回避，而是直面，并借机创作《红字》来吐露自己的“罪孽”。海斯特也同样如此。虽然她在接受审判时感觉到痛苦万分，但她没有隐瞒罪行或为自己辩护，出狱后也没有选择逃离这让她受折磨的苦难之地，而是毅然决定留在她犯下罪行的地方，对于海斯特而言，只有在这里接受良心的拷问，罪行才能得到洗涤，“她的罪孽，她的耻辱，便是她扎在这块土壤里的根，她仿佛在这里获得了新生”（霍桑，1980：31）。她更没有抛弃自己“行走的罪恶象征”——珠儿，反而对她倍加呵护，并努力将珠儿培养成一个正直的人。正是在直面自身罪恶的过程中，海斯特才更好地进行了自己的赎罪，与此同时，这种正视也使得海斯特的精神力量越发坚强。

對清教徒而言，苦修与善行是实现救赎的大道，霍桑也这样认为，因此他在小说中化身海斯特进行苦修，以此来实现救赎之路上的更进一步。在出狱之后海斯特遵循清教教义所提倡的自律与禁欲，“过着最简朴、最艰苦的生活，穿的是粗布做的衣裙，颜色是最暗淡的”（霍桑，1980：34），在这种苦修的生活中，海斯特抒发了罪恶带来的苦闷，并从中得到了慰藉。她勤勤恳恳工作，把自己多余的收入用来救济他人，带着一种“忏悔的念头替穷人缝制衣裳”（霍桑，1980：35）。她虽然住在社区的边缘，远离人群，但她以诚实纯善的心，并保持着清教徒一贯的谦卑态度，尽她最大的努力去重新获得周围人的尊重。她靠自己的双手勤劳工作来维持生活，不断帮助她周围的人，最终赢得了他们的爱和钦佩，并离开了使她伤心之地。此刻，原本佩戴在海斯特身上象征耻辱的红字“A”最终也变成“天使”的象征，人们也认为她胸前的“红字”已经“具有与修女在胸前戴过的十字架同样的作用了”（霍桑，1980：109）。由此可见，海斯特通过行善与苦修得到了人们的敬重，也获得了世俗的解脱，而霍桑也在这种象征性的忏悔与艰苦的赎罪过程中得到了慰藉，心灵的沉重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然而霍桑与海斯特的救赎之路还未完成，虽然海斯特离开了波士顿，但在故事的结尾她又回到了承载着她痛苦的地方，“海斯特·白兰又回来了，又戴起她抛弃已久耻辱的标志”（霍桑，1980：206），实际上海斯特此刻的回归才标志着她赎罪的真正结束，才是她得到真正救赎的时刻。“其他地方，相比之下反而会令她感到陌生和疏远”（霍桑，1980：32），这里有海斯特的爱与恨，以及漫长痛苦的赎罪历程。

海斯特的回归让不少人费解，不能理解霍桑为何要对海斯特做出这样的安排，但只要结合他的清教背景就能领悟此举。虽然反对清教对人性的压抑，但霍桑骨子里还是流着清教徒的血液，因而他不允许海斯特或者说他自己抛弃他的宗教，土地和文化，这也就导致了海斯特的回归。换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海斯特的回归正是霍桑清教精神的体现。霍桑造就了海斯特的回归，二者也因此融为一体，海斯特即霍桑。在塞勒姆，有霍桑祖先的罪孽，有他的忏悔。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海斯特也只有在波士顿才能触碰到真实，得到解脱。海斯特的回归，标志着二人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与自由，完成了他们的救赎之旅。

四、结语

在《红字》中，霍桑一直在探寻罪恶与救赎这一主题。小说中不仅有对罪恶的呈现，还体现出霍桑对于人性的思考。并且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致解读，读者能够发现霍桑与海斯特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霍桑在书写《红字》时选择把自身思想投射到主人公海斯特身上，把她当做自己的化身，她的一切苦难折磨是霍桑内心痛苦的体现。在这种程度上来说，所有海斯特做过的错事，所有她经受的磨难，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霍桑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且抚慰了他受折磨的心灵。简而言之，海斯特即霍桑本人，海斯特的自我救赎并不独属于她一人，而是和霍桑共享。在海斯特忏悔与赎罪的过程中，霍桑也通过她苦难折磨的救赎之路完成了自身精神层面的成长，对道德与人性有了深刻的认知，从而缓解了心灵的创伤，并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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