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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的三维阐释

2023-10-28曲值

廉政文化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自我革命反腐败中国共产党

摘   要:反腐败和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关键词,“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新时代十年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精髓要义。从历史维度看,“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性锻造的宝贵经验;从理论维度看,“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是诠释党的自我革命本质要求的重大命题;从实践维度看,“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是推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走向深入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自我革命;长期执政;历史周期率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3)04-0023-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和先进性,如何始终成为党的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在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与自我提高(以下简称“四自”)的实践要求中,反腐败是自我净化既“治已病”又“治未病”的根本性举措,也是触及灵魂过滤杂质、找准问题清除毒素、挖实根源割除毒瘤的治本之策;既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也是破解“窑洞对”第二个答案的要义所在。

一、历史之维: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性锻造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就具有反腐防腐的独特政治品格,贯穿于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伟大发展历程之中,从建党防腐到整风反腐,从运动反腐到对策反腐,从制度反腐到法治治腐,党的反腐倡廉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这体现了党对反腐败斗争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和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价值初衷。

(一)立党为本:围绕“建章立制”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拒腐防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唯物史观的两个出发点: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历史前提是创造物质条件的人,逻辑前提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具体条件,二者的关系不是绝对的,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历程的开启以建立党的局部政权为历史前提,以政治权力体系的形成和运行为逻辑前提。党在局部执政之前,既没有谋取私利的政治权力,也没有滋生腐败的物质资源,不具备产生腐败问题的客观条件。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以何种原则推进党的建设,如何保证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和先进性,如何防止党员蜕化变质,成为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否存在、发展并壮大的重大时代性课题。党的二大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为保持党的先进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和思想基础。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职务的组织原则。在这种形势下,既需要提升党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也要反对和防止国民党对党的腐化侵蚀。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渐向好,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相比国共合作之初的400余人猛增至近3万余人,党员人数在短时间内的陡然增加意味着党员质量的下降和退化,导致官僚主义频发,除此之外,党内出现投机分子,争相去国民政府做官,呈现出加入国民党后就“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2]172的现象,国共合作期间的部分共产党员进入国民政府就产生“做官热”,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掌握公共权力的客观条件,为自己谋取私利提供舞台。针对这种情况,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明确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坏分子在党内,必定会使它的党陷于腐化。”[2]283要将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腐败分子毫不犹豫地清除出党,颁布了党的历史上首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为党在幼年时期保障肌体不被侵蚀迈出了重要一步,也表明党对腐败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保持极高的警惕以及对贪污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态度。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政治品格,1927年4月,中共五大首次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保障党不变质的重要组织措施。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重拳出击,处理了一批有过功劳、做过贡献的高级领导干部,比较典型的有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等,在倡立新风的同时积极探索纪检监察体系并建立审计监督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党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各根据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贪污腐化的现象,通过延安整风、根据地廉政制度建设等方法,加强了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有力保证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围绕夺取全国政权中心任务时,也一刻没有放松反腐败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抱着“下山摘桃”的心态,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内小部分思想不坚定的人。党中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一方面为防止解放区出现贪腐现象,制定并修正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化的党内法规;另一方面为夺取政权后做全方位的准备,从思想、政治和制度上采取措施,提出“两个务必”,倡导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思想武器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党对革命根据地惩腐肃贪、廉政建设和反贪止奢进行了有益的历史性探索,开辟了发动群众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党的纪律与运动反腐相统一的反腐倡廉新路径,并形成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二)管党为基:强化“治理整顿”在现代化建设中推進反腐倡廉

新中国建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一系列关于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执政方略。理论准备不足、党内法规不健全、政治规矩不明确等问题在历经延安整风和历次党内集中教育的洗礼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在革命斗争重大转折关头仍会偶尔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即,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心工作从革命斗争转为经济建设,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高,面临种种转变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意志薄弱者如果不能抵挡“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3],就无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就会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执政党廉洁建设的理论与规定,为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打下重要基础。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党巩固新生政权,关乎社会主义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做到“两个务必”,但新中国成立后党员人数激增200余万人,一部分党员存在骄傲自满、进城当官的错误想法,并对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较为模糊,党中央及时调整策略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打击贪污浪费和腐化行为,有效清除了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堕落分子共计23.8万人,还有近9万人不符合党员标准被劝退。[4]“三反”运动打响了新中国反腐的第一枪,这是一场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肃斗争,同时也是改进国家机关作风的重要治理手段,严惩了大量的贪腐分子,挽救了一大批干部,纠正了党的作风,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场反腐败斗争对稳固新生政权、净化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分为两个时期,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侧重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整顿,开展继延安整风后的第二次全党整风运动,有力打击了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明确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0年代后将关注点放在经济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通过“四清”“五反”运动纠正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化公为私等问题,同时加强了党对监察机关和监察工作的统一领导。1979年,中央纪委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为《准则》)作为全体党员的行为准则,《准则》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涉及到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整顿党的作风发挥了较大作用,也打击了部分党员干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风问题越来越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全局,这一阶段开辟了以依法治腐为特色的廉政建设之路,治理整顿是这一时期的主基调,党中央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抓手,邓小平强调:“党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不抓不行了。”[5]同时,他叮嘱道:“中国要是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6]21世纪开初十年,针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新形势,党中央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制约监督机制,对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三)治党为要:坚持“标本兼治”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完善防腐治腐

新时代的十年,党的反腐败政策和措施进行了重大调整,围绕“坚决反腐败由何而来、新时代反腐败呈现为何、统筹规划反腐败向何推进”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提升了全党上下的精气神和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实现了既治标又治本的既定目标。党中央以反腐败斗争为破题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通过实施“打虎”“拍蝇”“猎狐”等基本手段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将反腐防腐作为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系统性工程,将“全周期管理”方式贯穿于反腐败斗争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领域,同时构建腐败治理的闭环链条,实现了从腐败与反腐败呈现“胶着状态”[7]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8]再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9]的更迭演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体现了管党治党“宽松软”向“严紧硬”的根本性轉变,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标志性成果和原创性贡献,诠释了反腐败作为党的自我革命最彻底的表现形式的发展规律和互动关系。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考验,拒腐防变、筑本强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极其关键,我们党及时调整思路,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释放制度反腐的持久性力量,强调要“扎紧制度的笼子”[10],相继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等党纪党规,为维护和推进党的纪律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实现了从“对策性反腐”到“制度化反腐”的转型,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以党的十八大为节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和突破,突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责任担当和全面觉醒,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中央将严的基调、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到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党的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从“标本兼治”同向发力向“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制度反腐的持久发力、不断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极开辟反腐败斗争的“第二战场”等角度深挖反腐败斗争的要害和软肋,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在革故鼎新中涤荡灵魂,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通过实际行动回答了“窑洞对”,探索了一条以自我革命为根本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

二、理论之维:诠释党的自我革命本质要求的重大命题

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1]74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勇于自我革命推进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凸显出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管党治党的时代主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立场,也是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一)反腐败斗争与党的自我革命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反腐败斗争与党的自我革命是紧密相联的,反腐败斗争以实现党的自我革命为目标,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反腐败斗争为抓手,二者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辩证统一、缺一不可,是回答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党的建设语境下,腐败是相对廉洁而言的,其实质是执政者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市场化,是违背人民意志和丧失政治道德的表现。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12]。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来源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阶级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重要条件和可靠保证。“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3]工人阶级作为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最紧密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生俱来就拥有着坚定的革命性、彻底的自觉性和严格的组织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作为权力的执行者,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14]。党的纲领作为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也是判断一个政党先进性的重要尺度。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明确提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15],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执政理念的核心要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上率下,从“关键少数”抓起,形成了刀刃向内的强大示范效应。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党站在人民立场对人民忠诚、为人民负责的现实表现。从“两个大局”时代背景出发,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仍然是新时代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消极腐败是“四大危险”中最容易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中形象,其危害性和危险性影响最大、持续最久、性质最劣,直接关乎党的纯洁性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从党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表明党与社会进步的内在一致性。党的纯洁性建设更聚焦于党的自身建设,围绕党组织、党员队伍、党性原则和理想信念等展开,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

(二)以反腐败为内核的“四自”能力贯穿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始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强党兴党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加强党的“四自”能力建设,以应对和抵御各种执政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再次强调要不断增强“四自”能力建设,以此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使党在经历革命性锻造的过程中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强调“四自”能力建设符合党的长期执政规律,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16]这段话既是毛泽东对执政风险预见性思维的生动体现,也是站在历史高度提醒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会自我完善、自我净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及时自我革新,以实现自我提高的时代警醒。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整体审视党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先进理念的吸收构成了一个立体且完整的发展坐标系。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党的发展过程中的修复力,对先进理念的吸收构成了党的建设过程中的创造力,由此闭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的修复机制。这也是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的“共产主义政党真正的适应力”[17]。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适应力来源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四自”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反腐败问题,如何将反腐败问题引向“四自”能力建设的“深水区”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性问题。其一,打铁还需自身硬,理想信念是推进“四自”能力建设的根本所在。要及时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是关乎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和魂,只有精神上不缺“钙”,才能真正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是抵御各种思想侵蚀的“定盘星”。其二,以政治建设引领“四自”能力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反腐败斗争和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所在。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其核心在于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其三,以優化党的制度性建设为基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时刻面临着权力腐败的挑战,铲除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以达到“三不腐”需要,应从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入手,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凝聚反腐败斗争的精神力量

坚持反腐败斗争是把握历史规律勇于自我革命的彻底自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凝聚反腐败斗争的精神力量是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也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升和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反腐败斗争领域的重要体现。自我革命精神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抽象形式,在反腐败斗争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勇于担当的使命观、身体力行的实践观,这些体现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观念铸就了反腐败斗争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18]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从根本上来看就是党性问题,而党性是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民至上的政绩观映射出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是自我革命精神在党的长期执政过程中的成功密码和强大支撑,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对涵养政治生态、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勇于担当的使命观是以自我革命精神筑牢执政之基的应有之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之前,政党与使命性之间并不具有先天的联系,西方政党以夺取并行使执政权为目标,政党在获得执政权之后围绕参与政权、维护政权开展政治活动,权力博弈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脱离群众,从而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从唯物史观来看,使命性不是政党的共有特征和属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政党和使命性之间产生了必然的联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1的使命观凝聚在党的全部奋斗过程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四自”能力建设显著增强,以强有力的实践举措将自我革命精神落到了实处。自我革命精神在反腐败斗争中提供了精神伟力支撑的同时也展现出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实践观发挥出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解决了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存在的认识不到位、实践不到位而导致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从党的总体性建设来看主要是因为党中央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不断巩固,党员干部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实践过程中从思想上实现了正本清源,提升了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实践之维:推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走向深入的关键所在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洗礼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党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把握历史主动的关键所在。从历史性角度来看,党在改革开放之后反腐败策略主要以治标方式为治本之策赢得时间,直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既重视处理腐败结果又着力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正是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释放出的明确信号。

(一)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始终需要刀刃向内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重拳肃贪、铁腕反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然而腐败行为本身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顽固性,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角度看仍然威胁着党的执政根基。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通报的数据来看,部分党员干部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以后仍不收手、不收敛,腐败与反腐败仍处于激烈较量之中,腐败形式升级变形,“围猎”手段层出不穷,想要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困扰既有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机制等不可避免的深层原因,也受到腐败形式、腐败领域和腐败手段的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对比其他国家腐败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来看,越是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腐败现象越是高发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关键性阶段,需要更加深入地处理市场与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体制发展转型时期原有不适应体制机制发展的旧制度被逐渐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健全完善,这也给了许多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唯物史观揭示出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活动,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较大惯性,部分党员干部在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官本位”思想有所抬头等导致了公共权力的滥用,破坏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战略规划。对于任何政党来说,凝聚力、向心力都是塑造强大政党的重要保证,一个松散无力的政党是毫无战斗力、凝聚力可言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长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19],先后实现了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的历史性巨变,从党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党的长期执政需要树立整体性思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20]131。腐败问题本身具有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双重共生性,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政治腐败导致经济资源配置错位,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的现象,权力干预市场配置会直接导致市场秩序的失衡和混乱。除此之外,腐败问题会直接导致党风不正,党作为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性作用,党风直接关乎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作为榜样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引领各个领域行为倾向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腐败问题会直接导致人民群众对价值准则和社会道德的不信任,社会凝聚力也会因此下降。

(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的时代课题

为什么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全体党员和党员干部务必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21],这既是警醒全党上下要坚决抵制腐朽思想、不良风气和错误观念的侵蚀,也是对“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2]和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经验总结,呼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断。自我革命解决的是关乎党长期执政存在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是对党如何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作出的科学回答。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所遭遇的风险、经历的磨难、斗争的激烈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23]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反腐败斗争是关乎民心这个最大政治的关键性问题。党和人民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部分腐败分子为获得私利滥用职权严重违背党的宗旨,直接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如果党不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有丧失的危险,人民群众委托给党的执政权随时都可以收回来,无数事实检验过的真理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0]8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24]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政治保障,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要刀刃向内,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力量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反腐败斗争走向深入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着力建设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是确保党长期执政、保持执政效能的战略举措,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发展方向应该将管党治党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在把握严的主基调下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战略安排,一以贯之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藩篱。

(三)进一步推进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遵循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是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决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经过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从反腐败斗争的进程和规律来看,其复杂性和严峻性一刻也不能低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需要释放制度反腐的强大效能,以标本兼治为方向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发挥着“免疫系统”的重要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1]党中央规划的反腐败斗争“三步走”战略对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加大惩治力度提高腐败成本是实现“不敢腐”设立的一道法律防线,这道防线以严厉的党纪国法为依托,对腐败行为进行沉重打击产生威慑作用。“三不腐”是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整體,有机统一于党的自我革命和反腐败斗争的丰富实践中。“不能腐”站在客观角度表明滥用权力的空间愈发狭小,党纪国法逐渐完善,为“不想腐”创造客观有利条件。“不想腐”指向主观认识,即客观上有机会腐败主观上抵制腐败,使“不能腐”的制度效能发挥更加充分。一体推进“三不腐”使党在推动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削存量、遏增量的阶段性成果。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是党坚持与社会革命同向共进保持自我革命强大动力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20]135零容忍是党反对腐败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和鲜明态度,坚持敢于动真格、硬碰硬保持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传递出坚决查处腐败问题的强烈信号。在完善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构建“不必腐”的机制是实现标本兼治、拓展“三不腐”机制更加完备有效的发展方向。“不必腐”是推动反腐败斗争走向治本的应然之举,“不想腐”是理想状态,“不能腐”和“不敢腐”之间存在一个过渡环节就是“不必腐”,从功能定位上来看,不敢、不能、不必、不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体现出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前两个部分属于制度性约束,后两个部分属于思想性约束,在构建“不必腐”机制时要充分考虑公职人员的利益诉求,党员领导干部合理利益保障程度越高,因利取义导致发生的腐败行为就会越少,廉洁程度也会越高。在合理的范围内优化资源激励的供给也是完善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构建需要思考的问题。

反腐败作为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方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确保自我革命常态化推进和保证党的长期执政的基本经验。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肩负着人民群众的重托,承载着实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希望,时刻保持自我革命精神的勇气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与西方多党制国家在相互揭短中遏制腐败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是真正的自我革命,一方面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革命性和自律性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党在反腐败斗争中坚持让人民监督权力,将自我革命精神和自我革命能力深入结合,确保党能够始终把握历史主动,在革命性锻造中推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走向深入。作为关乎民心的最大政治,“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一重要论断是党中央“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承诺,也是自身建设“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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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陈   瑶

Anti-Corruption Is the Most Thorough Self-Revolution: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QU Zhi(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nti-corruption and self-revolution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key words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arty buil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ti-corruption being the most thorough self-revolution” clarifi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the essence of the second answer of the Party to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Historically, the proposition is the experience forged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oretically, the recognition is a major proposition as an interpretation of self-revolution of the Party. Practically,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th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ti-corruption; self-revolution; long governance; history cycle law

收稿日期: 2023-05-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2&ZD020)

作者简介: 曲值(1993— ),男,吉林通化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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