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现祥　胡颖

关键词 城市包容度 外来人口 经济韧性 经济冲击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Ｃ９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９－０１０１－１２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不仅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而且能屡次从外部冲击中率先恢复。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２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总结道，“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正是经济的强“韧性”使中国多次化解全球性风险冲击，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①然而，中国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新旧动能转换面临攻关期，国际经济政治不确定性愈演愈烈。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改革发展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也绕不过，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② 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同样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载体，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正是一国经济发展所需克服的。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如何强化，就有可能找到提升一国经济韧性的良方。现有基于城市层面研究经济韧性的文献，主要围绕产业结构展开讨论．①此外，有文献关注到人口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视角包括技能异质性、人口分布、人口集聚等。② 事实上，人口是城市开展系列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基础。当谈及中国城市人口相关的话题时，绕不开讨论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人口无法自由在城乡间流动。改革开放以来该限制逐步降低，但由于户籍制度根深蒂固，加之地方政府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导致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不高，外来人口融入城市面临较大障碍。我国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与以户籍人口所衡量的城镇化率相差大概１６～１８．５个百分点，③“半城镇化”问题突出。整体来看，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强，城市治理能力亟待增强，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那么，提升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能否强化城市经济韧性？机制是什么？如何有效发挥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经济韧性的作用？

为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先辨析经济韧性概念。“韧性”原指物体受到压力后恢复到原状态的能力，后来韧性逐渐转变为一种隐喻。在经济学领域对韧性的理解由浅入深可分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适应性韧性。工程韧性的逻辑起点是物理的机械运动，认为区域在遭受外部冲击后又会恢复到初始均衡。以工程韧性来看，区域发展只有单一均衡，为此其遭到了诸多质疑。生态韧性进一步认为区域发展具有多重均衡，区域在受到冲击后极有可能形成新的稳态。④ 可见，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都认为区域经济终会达到均衡，但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却并非如此。适应性韧性概念克服了这一点，它强调区域的经济主体会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自我调整，区域内的组成部分和结构会随之演变，故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且复杂、渐进且连续的过程。⑤ Ｍａｒｔｉｎ最先概括出适应性韧性的内涵：适应性韧性是指经济体在遭遇外部冲击后对产业、制度、技术等结构进行修复调整，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系统更新，重组新型发展路径的能力。简单来说，适应性韧性分为四个维度：抵御冲击、复原增长、调整更新、重组路径。⑥

针对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热潮始于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此次危机席卷全球，对世界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同时也带来许多潜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⑦ 因而大多文献以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作为预设背景，展开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不过文献对经济韧性的理解多半是工程韧性或生态韧性。为此，本文从适应性韧性视角理解城市经济韧性，将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视为一次外部冲击，考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基于适应性韧性的内涵，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考察分为两阶段：一是抵御复原期，考察城市抵御外部冲击、冲击后复原增长的能力；二是调整重组期，考察城市整合资源调整更新、重组发展路径的能力。同时本文还进行了相关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

本文可能的邊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视角上，本文以适应性韧性为视角理解城市经济韧性，通过划分抵御复原期和调整更新期的方式重新考察城市经济韧性问题。第二，研究内容上，本文聚焦于城市外来人口群体，考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外来人口既是城市中的边缘化群体，也是城市经济建设、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力量。本文研究对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市整体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有重要意义，也为全面理解中国经济韧性问题带来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１．文献综述

Ｆｌｏｒｉｄａ和Ｇａｔｅｓ最先将城市包容度定义为城市对不同群体的接纳程度。① Ｌｏｒｅｎｚ和Ｓｃｈｍｕｔｚｌｅｒ进一步认为城市包容还应体现在城市能实现不同群体的相互融合。② 由此，城市包容度可概括为两个基本特征：异质友好性与群体多样性。前者强调城市需接纳差异，允许存在异质性群体；后者强调不同群体在城市中能融洽相处。无疑，城市包容对城市人才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有关键作用。③ 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就是从１９世纪开始的美国移民热潮。美国自独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亟需大量劳动力建设经济。为此联邦政府大开国门欢迎外来移民，可以说是做到了“来者不拒”。如此强的包容度引起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美国得以吸纳大量移民，也因此被称为“民族大熔炉”。美国学者沙伊贝等认为，“作为一种额外劳动力，作为主要城市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作为１９世纪末因人口增长趋势而形成美国庞大密集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移民已使导致经济高涨的各种更纯粹的内在因素得到增强”。④

在中国，外来人口是城市中最“显眼”的特殊群体。户籍身份既是外来人口流动的障碍，也是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壁垒。⑤ 虽然在户籍制度持续改革之下情况有所好转，但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所遭受的隐形歧视依然存在，受当地排斥的现象普遍，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较低。⑥ 具体表现为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在工资收入、职业分布、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获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⑦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的研究认为中国的人口流动更接近国际上非法劳工的跨国流动。⑧ 较低的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将增加外来人口对其原籍所在地的信任，导致“回流”行为。⑨ 在中国，“候鸟型”人口流动现象普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呈现“形聚而质散”的特征。由此城市只能获得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短暂红利，难以获得人口稳定集聚带来的长期经济动力。

讓城市经济实现长期增长，也就是让城市经济更具韧性。针对经济韧性的理论研究已经渐成体系。对经济韧性定义的理解有三种：工程韧性、生态韧性、适应性韧性。其中，适应性韧性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的限制，认为经济体自我调整能力的高低才是决定其能否化解危机或把握机遇的关键。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发展较慢，这主要由于经济韧性测度存在一定困难。① 现有对韧性的测算主要有两种方法：指标体系法和核心变量法。指标体系法的缺陷在于还没有公认的权威指标，且该测算方法可能会将韧性的表现结果当作是韧性的影响因素。因而核心变量法是近年来测度区域经济韧性的首选，通常以就业人数或ＧＤＰ作为核心变量。国内对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集中关注产业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陈作任和李郇通过对比东莞市与常平镇的产业演化路径来解释经济韧性问题。② 徐圆和张林玲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经济韧性具有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多样化是其中的关键。③ 徐圆和邓胡艳在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基础上区分了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发现相关多样化通过一般性创新强化城市经济韧性，而无关多样化则通过新经济创新作用于城市经济韧性。④ 还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到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⑤ 不过大部分文献仅笼统将经济韧性理解为经济体遭到冲击后恢复到均衡状态的能力。

综合来看，城市包容指的是城市对特殊群体的接纳与融合，宽松包容的城市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在中国，外来人口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普遍面临较低的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导致外来人口呈现“形聚而质散”特征，城市也难以获得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经济韧性与经济持续发展密不可分。针对经济韧性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实证研究还在积累阶段。目前研究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文献，主要关注城市的产业结构和集聚水平，鲜有关注到城市包容度对城市韧性的影响。而且大多文献主要从工程韧性或生态韧性的视角理解经济韧性，但适应性韧性对经济韧性的解读显然更符合经济持续变化的事实。

２．理论分析

适应性韧性承认经济体的实时自我调整能力，凸显了经济体适应性能力的价值，也就摆脱了均衡理论的限制，将区域经济发展视为动态且复杂、渐进且连续的过程。当面临意外冲击时，系统中的异质性主体会积极地自我调整，涉及制度、产业、厂商等多个维度的经济因素将随之改变并相互影响，由此系统会渐进地走上一条新的增长路径，并且时时伴随变化。根据Ｍａｒｔｉｎ等提出的四个维度，⑥经济韧性涉及多个阶段的调整能力，分时期考察城市经济韧性合理且有必要。本文将冲击后各阶段分别简化为抵御、复原、调整、重组。考虑到抵御与复原两阶段衔接紧密，而调整与重组是一个协同过程，故本文将城市遭遇冲击后的时期划分为抵御复原期与调整重组期。

在抵御复原期，理论上高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将有助于城市化解危机。直接地，更高的包容度会带来更充裕的人力资本，随之而来的巨大消费潜力将有效平滑外部冲击带来的宏观波动。⑦ 同时，外来人口多元需求引致的城市设施多元化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集聚吸引力，利于城市在冲击后的经济回弹。深层次地，城市广阔的人力资本池能有效提高劳动力技能与工作岗位之间的匹配效率。即便是小规模投资也能带来较大产能，利于城市形成小而专、专而联的发展格局。这有助于城市分散冲击，降低整体经济损失，较快恢复生产秩序。同时，厚实的人力资本池也将避免劳动力市场的剧烈波动，这对于强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以上分析建立在市场作用能有效发挥的基础之上。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的国家在遭受冲击时，政府将迅速采取各种手段管控经济以抵御风险，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占据领导治理地位。而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的作用发挥倚靠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故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的保护作用在此时也许会受限。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在抵御复原期，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有类似于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但其作用的发挥可能受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

在调整重组期，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有助于强化城市经济韧性。面对意外冲击遗留的“伤痕”及内外部环境的突变，我们可能无法用当初发现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亟需为意料之外的冲击寻找意料之外的办法。而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能刺激城市创新，帮助城市尽快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整合资源、更新结构，并借冲击契机适时开启新型发展路径。首先，包容度较高的城市更易接纳外来人口群体的“差异”，包容“差异”是创新的前提。不同特征的人在交流互动时往往会产生群体间认知差异，在知识溢出、扩散效应的协同作用之下，创新想法极易形成。其次，提高城市包容度将促进外来人口更快融入当地社会，利于城市形成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由此人们会思维更活跃，思想更开放，日常交流更轻松，自我表达意识充分释放。① 不仅交流中产生的综合创新想法更可能得到充分讨论与实践，②而且外来人力资本与本地人力资本之间的双向互动、协同创新会形成积累学习效应，通过人力资本与知识溢出的循环积累机制为城市创新提供源源动力。创新能力强的城市可以利用知识储备及思想碰撞得到的新知识，帮助自己尽快适应环境变化，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根据Ｂｒｉｓｔｏｗ和Ｈｅａｌｙ的研究，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在遭受冲击后能较快适应环境变化，弱化冲击带来的消极影响，并能利用现有知识去寻找新的出路和机会，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③ 而且，冲击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和资源释放，创新能力强的地区能抓住契机，衍生新的生产活动，形成新的发展优势，进而重组出新的增长路径。④ 同时基于创新稳健发展的城市，经济基础不断优化，自身韧性条件持续增强，将更好帮助城市抵御未来可能的意外冲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２：在调整重组期，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将通过促进创新强化城市的经济韧性。

三、研究设计

１．核心变量说明

（１）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

本文采取核心变量法，借鉴陈安平的方法构建城市经济韧性指标：⑤

本文分两阶段考察经济韧性：一是抵御复原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考察系统抵御外部冲击，维持自身稳定尽快复原的能力；二是调整重组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考察系统自我调整更新，重组新型发展路径的能力。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为界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在受到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后其增速开始波动下滑。２０１２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１０％左右，在２０１２年之后保持在７％左右。对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自２０１２年后步入到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在此阶段，中国经济增速基本稳定在６％ ～７％左右。结合适应性韧性的内涵，本文认为这是经济体经过自我调整更新，渐进开启新型发展路径的表现。经济体虽不复之前高增长的水平，但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放缓，市场预期相对稳定。这是经济体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自身发展基础做出适应性调整的结果。为更直观看到两时期城市经济韧性的变化，本文利用高斯核函数估计这两个时期城市经济韧性指标的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由图１可得，在抵御复原期城市经济韧性指标分布明显左偏，说明大部分城市的经济韧性指标ＥＣＯｉｔ小于０，经济韧性较差。由图２可得，在调整重组期城市经济韧性指标整体右移，说明城市经济韧性有所提升。同时由抵御复原期到调整重组期，密度分布曲线由尖锋向宽峰演变，对应的核密度下降，说明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逐渐分散，城市之间差距拉大，体现了各城市自我调整能力的差异性。

（２）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的测度

较多文献从多样性视角构建城市包容度指标，如移民国籍多样性、餐厅种类多样性等。① 结合研究目的，本文以城市中外来人口来源地多样性衡量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多样性测度有泰尔指数（Ｔｈｅｉｌ）和细分指数（Ｄｉｖ）两种方式，具体公式如下：

為增强回归结果有效性，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Ｘ）：（１）城市制造业比重，利用城市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来衡量。（２）城市对外开放度，利用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３）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利用城市邮政业务总量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４）城市市场规模，利用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５）政府行为，利用城市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τｔ是时间固定效应，φｉｔ是随机扰动项。此外，式（４）和式（５）共同存在一个问题，即随机扰动项可能会包含城市异质性。城市自身存在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可能会导致经济韧性出现差异。为此，本文在后续实证检验时也会引入固定效应模型，通过组内差分的方法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３．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③ 测算城市经济韧性所用的就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城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测算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所用的外来人口来源地数据出自２００５年人口抽查和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在抵御复原期，本文利用２００５年的人口抽查微观数据；在调整重组期，本文利用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控制变量数据出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利用线性插值法填补部分缺失值，删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样本。为剔除异常值的干扰，对变量进行１％异常值缩尾处理。最终整理得到中国２４０个城市的相关数据。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１．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１所示。第（１）、（２）列和第（３）、（４）列分别是针对城市在抵御复原期和在调整重组期经济韧性的考察。第（１）、（３）列采用混合横截面回归模型，第（２）、（４）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前两列估计结果，在抵御复原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并不能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显著影响。虽然第（２）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的时变影响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但由于不能与混合横截面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相印证，基于严谨起见，本文认为在抵御复原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尚不具有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强化作用。这可能是在该时期政府宏观调控将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根据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迅速。特别是在以政府为中心、以经济规划为主导的国家，政府通常会采取集中统一的宏观调控手段来化解意外冲击带来的消极影响，此时政府治理是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来源。同时，在中国特殊的行政体系之下，地方政府在遭遇冲击后有加重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如更倾向扶持本地企业发展、更照顾本地居民的就业与补贴需求、加重劳动力市场的身份歧视等。① 这意味着在抵御复原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的稳定作用不仅明显弱于政府治理，而且还有可能会由于地方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而萎缩，使其不足以发挥功能，也难以积累形成明显的时变效果。

根据后两列估计结果，在调整重组期提升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能显著强化城市的经济韧性，且该影响还具有积极的时变效果。在调整重组期，城市需要重新整合生产资源、重新调整经济结构、重新锚定发展目标，对于劳动力和创新发展的需求不断提升。近年来，各城市纷纷开启的“抢人大战”为本文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支撑。此外，由城市包容带来的创新持续驱动着经济韧性的进步。提高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能为城市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并促进他们更好融入城市。当城市中不同特征的群体汇聚在一起时就会产生群体认知差异，增加了彼此学习互补、经验共享的机会。② 而技能有限但认知多元的群体往往会比高技能但同质化的群体更高效，这是因为知识溢出带来的技术扩散和新知识创造会促进产品改进与技术升级，加快城市创新。③ 同时，持续的高包容还将促成开放和谐的社会氛围，激发城市创新创业活动。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会进一步让城市更依赖于新技术开发，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并提供更高层次的包容性，由此形成包容—创新循环积累机制，持续优化城市的经济韧性条件。④

２．稳健性检验

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１）以城市平均在岗人数替代城市就业人数，计算城市经济韧性。（２）以城市和全国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之差衡量城市经济韧性。其次，替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１）以细分指数（Ｄｉｖ）作为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的衡量指标。（２）以城市外来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最后，考虑内生性问题：考察调整重组期的经济韧性时选取的是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是经济危机冲击后的数据，可能会带来内生性问题。对此，本文同样用２００５年的人口抽查数据来考察城市在调整重组期的经济韧性。为减小人口抽查年份（２００５）与实证检验时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８）相隔较远带来的误差，本文计算各城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随后按照城市各省外来人口占比“瓜分”增长率，以此递推后几年城市的各省外来人口数，并重新计算调整重组期的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指标。①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②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１．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城市规模

中国目前城镇化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大、中小城市发展，通过建设用地指标、户籍制度等手段限制人口向超大、特大城市转移。③ 故不同规模的城市对外来人口包容度有所不同，为此，本文依据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四大类，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在两时期提升或降低外来人口包容度均不会显著影响城市经济韧性，但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积极时变效果早已形成并持续存在。这可能是因为超大城市已具备较强集聚优势，城市无须通过管控外来人口来帮助维持和调整经济秩序。或者说超大城市的人口管控政策难抵自身强大的集聚吸引力，即便超大城市對人口流入有苛刻限制，但许多外来人口还是选择涌入城市。根据于潇和续伊特的研究，中国目前的超大城市已经形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链条关系，其中创新集聚是提升集聚质量，确保城市经济进入优化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④ 因此，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所积累形成的正向时变效果，其背后很有可能是创新在持续推动经济韧性的强化。

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在抵御复原期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无关，在调整重组期提升外来人口包容度会显著弱化城市经济韧性，但该影响会被积极的时变效果逐渐抵消。这说明特大城市具备一定集聚优势，城市包容度处于较高水平，能吸引留住部分外来人口，刺激城市创新活动开展，为城市持续发展带来助力。但若进一步提升外来人口包容度却会对城市经济韧性不利，这可能是因为当前特大城市的自身条件不能匹配更大规模的人口。魏后凯的研究结论与本文的观点一致，过多人口流向特大城市会导致城市的人口和空间规模过度膨胀，超越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加之不合理的规划布局和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城市会出现房价高起、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问题，对经济起反噬作用。⑤

根据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回归结果，在抵御复原期两类城市的外来人口包容度均不能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影响，但若在调整重组期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则能强化城市的经济韧性。但两类城市的外来人口包容度却有不同的时变效果：大城市的时变效果不显著为正，说明大城市只做到了吸引人口，还未能留住人口，无法保证长期不间断的创新活动，不能持续强化城市经济韧性；中小城市的时变效果显著为负，实际上指出了中小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城市建设管理、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等方面存在诸多缺漏。即便在政策导向下人口流入中小城市，但城市发展能力不足，社会资源无法得到合理调配，甚至还有可能会挤占可贵的创新资源，压缩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空间。对此，本文认为大、中小城市更应重视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注重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２）基于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

越来越多城市意识到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纷纷制定人才引进计划，掀起全国范围内的“抢人大战”。在这场“战役”中高技能人才是城市的首要争夺目标，低技能劳动力不一定是城市包容的对象。故有必要区分城市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偏好差异，探究该差异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各城市人才引进政策及方式不尽相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程度难以量化。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公共经济与行为研究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公布的中国城市落户门槛指数间接反映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该数据衡量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时期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时期２）中国１２０个地级市的落户门槛指数，具体包括了投资、购房、人才引进、普通就业等形式的落户指数。本文借鉴陈筱等的研究思路，将数据库中城市的人才引进落户指数和普通就业落户指数加总，得到与劳动力技能相关的城市落户门槛指数，①指数越高说明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越大。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时期２的指数减去时期１的指数，以所得的值是否大于０作为划分城市样本的依据：大于０组，说明城市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记为高偏好）；小于０组，说明城市降低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记为低偏好）。② 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无论是高偏好组还是低偏好组，外来人口包容度均不能在抵御复原期影响城市经济韧性。进入调整重组期，高偏好组若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会弱化城市经济韧性，但该影响会被积极的时变效果所弥补。这可能是因为高偏好组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已达极限，若再提高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则会招致种种城市病而阻碍城市经济发展。但这些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包容，由此引致的创新活动会一定程度上补偿经济韧性的损耗。至于低偏好组，在调整重组期时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能显著强化城市经济韧性，说明这些城市合理的政策目标应是吸引更多外来人口流入，劳动力技能水平不是首要考虑因素。此外，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强化作用会被消极的时变效果逐渐抵消，说明低偏好组要注重完善相应的城市建设，让城市设施与社会需求相匹配，避免过多人口带来的消极影响。

２．机制分析

城市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有利于城市创新发展。而创新会帮助城市尽快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推动资源配置优化，并进行适应性结构调整，重组新型发展路径。在此，本文检验创新是否为调整重组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路径。①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衡量城市的创新水平（ＣＲＥｉｔ），并进行相应的实证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首先，将ＣＲＥｉｔ引入基准模型，考察城市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由前４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城市创新不能在抵御复原期为城市经济韧性提供助力，但在調整重组期城市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持续的强化作用。这是因为创新本身蕴含风险，在抵御复原期的城市会更侧重于平滑风险以渡过危机，因此城市经济主体会减少对创新的投入。而当进入调整重组期，创新又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徐圆和邓胡艳的研究同样肯定了创新机制在城市受冲击之后稳定时期的作用，创新能力是城市在冲击后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基础，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越能在冲击后发展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新经济”部门。②

城市创新指标的引入令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的估计系数变小，显著性水平下降，说明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有可能通过创新影响城市经济韧性。为此将ＣＲＥｉｔ作为因变量，检验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由后４列的估计结果可得，在抵御复原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创新仅有“一次性”的助推作用，尚未形成对城市创新的时变影响。在抵御复原期城市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有萎缩倾向，这也许会抑制创新活动的持续进行。在调整重组期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能促进城市创新，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变效果。这与张萃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人口汇聚到城市中时会为城市带来多元技术、知识、经验，通过与本地居民的技能互补和匹配，可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③综合来看，实证结果证明了在调整重组期创新是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机制。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２４０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和２００５年人口抽查数据、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基于适应性韧性视角，区分抵御复原期和调整重组期，探究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１）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强化作用仅在调整重组期较为显著。在该时期，提升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且该影响还具备积极的时变效果。而在抵御复原期，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无关，这可能是因为在危机当头政府宏观调控占主导地位所引起的，同时意外冲击会加重地方保护主义，这将进一步引起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的萎缩。（２）基于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超大城市在两期提升或降低外来人口包容度都不会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影响；特大城市若在调整重组期提升外来人口包容度，则会明显弱化城市经济韧性，但该作用会被后续积极时变效果所弥补；大、中小城市若在调整重组期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则能明显强化城市的经济韧性，但外来人口包容度带来的时变效果并不令人满意。（３）基于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偏好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对高技能劳动力偏好较高的城市，在调整重组期提升对外来人口包容度会弱化城市经济韧性，但由于这些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包容，由此引致的创新会一定程度上补偿该时期经济韧性的损耗。对高技能劳动力偏好较低的城市，在调整重组期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则能强化城市经济韧性，但该影响会被负向的时变效果逐渐抵消。这提示低偏好组需加强与完善城市的相关建设以匹配扩张的人口规模。（４）机制分析显示，在调整重组期城市能通过提升对外来人口包容度来激励城市创新，进而帮助强化城市经济韧性。本文同样对调整复原期进行了相关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无法在该时期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影响。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外部冲击愈加频繁，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不断扩大。如何构建更具韧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必然是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考虑内容。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启示：（１）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是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有效举措。提高城市包容度是对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体现。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外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构建新型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致力于减少城市中户籍歧视现象，尽快剥除户籍附着的公共福利功能，在城市中创造更加自由平等的生活环境，建立更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保障外来人口的社会需求。（２）城市须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合理设定相关的人口管制政策。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应实行必要的差异化人才引进计划，谨防人口过度流入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但长期依赖死板的人口限制政策并不可取，城市应加快推动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的承载能力，推动人口有序流动。（３）创新是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强化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机制。危机过后城市更应看到创新的价值，要尽快扫除城市中阻碍知识溢出、创新转型的制度障碍，充分释放城市的创新潜力。当地政府需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城市秩序以及开放的发展环境，建立文化融合机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具有不同文化、技能背景的劳动力能够积极合作互动，提升知识溢出效率，扩大创新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