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外来人口是指那些现居住在本市半年以上，但其户口登记在外省市的人口[1]。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来人口的增长是一些一线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因各种客观压力而普遍处于弱势群体[2][3]，因此其主观知觉压力可能处于中上水平。知觉压力是指生活中所处的情况被评估为压力的程度，它反映了一个人对压力源的主观评价,并与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密切相关[4]。

以往对外来人口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外来人口，很少有文献直接研究由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或者由大城市流向乡镇、农村等区域[5]。对不同类型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外来人口心理健康状况，为提升外来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压力干预等方面提供依据。

一、方法

(一)方法与对象。本文通过网络随机发放问卷来收集数据。问卷的投放地区集中在甘肃和成都地区，也包括新疆、青海、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问卷发放是从2018年5月5日到2018年5月12日。共回收问卷424份，剔除不规范答题、缺失值与极端值，最终共获得408份有效问卷。

(二)研究工具。问卷包含基本的人口学资料，如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户籍地，户籍类型，现住地，居住时长以及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知觉压力量表是杨延忠教授[6]以我国的文化背景为依据，对Cohen[4]等的压力知觉量表进行了翻译和修订而形成。量表共有14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的形式，即“从来没有”、“极少有”、“有时有”、“经常有”和“总是有”，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到总分。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知觉压力越大。其中总分在0-28之间为正常范围；得分在29-42之间表示压力比较大；而得分在43-56则表示压力太大[7]。采用 SPSS 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设置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与分析

(一)纳入对象的一般特征

表2.1 纳入对象的描述性特征

(二)不同人口类型知觉压力的特征。根据我们的研究，不同流动类型的外来人口之间的知觉压力没有显著差异(P=0.377)为了了解不同类型人口知觉压力的特点，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以及多重比较。

表2.2 不同人口类型单因素方差分析

(注：*P<0.05)

从表2.2方差分析显示人口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3.686,P=0.026)。通过事后多重比较可以发现不管外来人口的流动类型，外来人口和非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具有显著差异。表现在农村流向城市的外来人口额知觉压力显著高于非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P=0.009)；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也高于非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P=0.027)。

三、讨论与结论

我们发现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总体上呈现出中等水平，提示注意外来人口需要进行适量减压。不同流动类型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没有显著差异。通过对被试来源的分析可以发现，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外来人口的流入地基本都是兰州、成都、乌鲁木齐这些西部的省会城市，相对于由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外来人口的流入地大都是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虽然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外来人口面临的文化差异，经济负担，心理冲突等可能高于已经拥有城市户口的外来人口，但是来源于小城市的外来人口面临的大城市的文化冲突，经济政治变革，本地人的心理排斥等不亚于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探讨具体流出地和流入地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

其次，外来人口与非外来人口之间的知觉压力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显著较高。外来人口的压力比非外来人口更加复杂繁多，比如：落户压力、教育压力、就业压力、文化震惊、社会排斥等[8]。尽管一些城市对外来人员实行一些绿色政策，如上海、杭州、成都等地的人才落户。但是落户依然具有一系列的限制，比如住房面积、学历水平等。其次，户籍本身也给外来人员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多方面的压力来源导致外来人口的身心方面受到重大影响，从而使其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等基本上处于低水平。来源于农村的外来人口在政治、经济、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受到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排斥[9]。总而言之，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外来人口的压力源是前人研究的重点，而且研究也着重强调了该类型外来人口处于劣势地位。由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相对于非外来人口也是具有显著的差异。这里的流动方式主要是指有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或者由二三线城市流向一线城市。这类型的外来人口本身的户籍是属于城市户口，但相对于流入地来说，其户口的潜在价值与相应的政策优势还远不及流入地城市。因此，其同样面临着落户压力、文化变异、心理排斥等压力。

基于以上对不同流动类型外来人口知觉压力水平的研究可以发现外来人口的知觉压力较大，显著高于非外来人口。因此，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应高度关注外来人口的身心健康，从增加政策支持、社会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支持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