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 洋 副教授（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 100029）

基于C-D生产函数的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研究

■ 曹 洋 副教授（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 100029）

本文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为基础，对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与结构特征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做分析。并利用变型的Cobb-Dauglas 生产函数测算1978年-2010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研究显示，由于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低度相关，对经济发展作用有限；而常住外来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对经济发展作用明显。因此，要在合理控制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的同时调整流入人口的结构特征。

常住外来人口 经济增长 贡献度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界定

根据劳动力流动的定义，可以将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定义为：指现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即指那些现居住在本市半年以上但其户口登记在外省市的人口。由于这些人虽然在北京市就业和居住，但却不具备所居住城市户籍，无法享受本地公民的各种社会公共服务，所以被称为“外来人口”。又由于他们绝大部分为了就业而进入城市，因此又称为“外来人口”（或“进城务工人员”）。所以北京市外来人口的构成应该包括三部分人，一是不具有本市户籍的外省市农民，即大家熟悉的“常住外来人口”，二是不具有本市户口的其它城市居民（具有其它城市户口的社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三是不具有本市户口的境外人士,国家统计局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的数据显示居住在北京市并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07445人，其中，外籍人员91128人，约占常住人口的0.5%。

关于常住外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相关作用关系有大致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的关系，表现为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的人均占有率下降；二是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是刺激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减弱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三是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表现为中性，库滋涅茨（1989）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而言，没有显示出有统计意义的正或负的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和该结论类似。

大量常住外来人口的存在，一方面作为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促进了北京市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实现了规模效应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进而推动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通过消费需求扩张和投资需求扩张，带动了北京市场需求的增长，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虽然城市常住外来人口的迅速增长也给北京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只有通过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测算，才能得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才能对常住外来人口流入的利弊做出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判断，从而解决我国常住外来人口城市化生存困境、纠正常住外来人口歧视，提升常住外来人口城市社会地位。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变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不同的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高低并不相同，本文的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这个变量来表示。结合北京市经济和人口结构演变的特点，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就常住外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进行实证检验：一是人口规模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及简单的回归分析；二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人口（劳动力）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常住外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放缓了北京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了人口抚养比。年龄结构年轻化是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主要特征，2011和2012年7月至9月项目组对北京外来人口集聚的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等8个区进行了外来人口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6420份。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平均年龄33.9岁，年龄中位数为33 岁，其中20-49岁的外来人口占总体的比例高达92%，详见图1。

表1 北京市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外来人口增长对比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放缓了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按照国际惯例，65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比例超过7%，60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比例超过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北京在2000年“五普“时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看，“五普”时，占8.4%，六普时，占8.7%，仅上升了0.3%。这是因为，外地来京人员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65岁以上仅占1.8%，老年人比例很少，由此缓解了老龄化的进程，降低了人口抚养比。

提高了人口受教育程度。北京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领先全国。从数据看，北京10万人内大学程度31499人，而上海仅为23407人。北京的文盲率为1.7%，比上海低一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既有北京市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政府投入有关，同时，也和常住外来人口的文化程度较高有关，因为来北京的都是具有技术和技能的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城市出现“技工荒”而北京没有出现的原因。

图1 2011-2012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年龄结构

表2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结构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Pearson Chi- Square）

表3 1978-2010年各要素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在文化程度方面，被访者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46.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20.8%；高中和中专/技校比例各占8.6%和4.0%；上过大学和大专以上的比例达到了占15.4%和4.2%，详见图2。

弥补了职业分布中的空白。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是城市建设、苦、脏、乱差活和高素质技能型“蓝领”工人的主要劳动力提供者，从就业的行业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四大行业，建筑制造业比重最高，占30%，其次是批发零售业，就业达到了26.6%，位于第三位是住宿餐饮服务业15.9%，这三个行业集中72.5%的外来人口。但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职业分布所特有的，那就是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排在第四位的行业是现代服务业（如传媒、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此行业的外来人口占行业就业总量的19.1%，由此可见，在京就业的外来人口不仅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在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如信息传输和软件业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因为这些人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由于北京的户籍政策限制，所以外来人口中也有部分高学历人才。

从职业分布上来看，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从事的是本地劳动者不愿从事而北京市又紧缺的职业，根据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2011年12月29日的公告显示，北京市求人倍率大于1的前十个职业，依次为：推销展销人员，求人倍率1.77，保洁人员，求人倍率1.49，饭店服务人员，求人倍率1.47，保安员，求人倍率1.35，保育、家庭服务员，求人倍率1.21，护理人员，求人倍率1.19，维修电工，求人倍率1.17，建筑，求人倍率1.08，焊工，求人倍率1.01，机修钳工，求人倍率0.77。

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2000年以来，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显著增加，从2000年“五普”占常住人口比重的18.9%上升到六普的35.9%。因此，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成为北京市劳动力提供的重要力量，极大缓解了北京市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同时，由于常住外来人口的持续流入，也使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保持均衡，延缓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大幅攀升，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同时，由于同样一个岗位，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只有本地劳动力工资的60%，所以企业大量雇佣常住外来人口以替代用工成本不断高涨的本地人口，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二）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北京市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外来人口增长对比分析表明，人口增长规模和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北京市1978-2010年常住外来人口迅速增长的年份是1986和1995，增长规模和增长率都比较突出，增长数量达到了100万以上，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45.89%和186.08%。但地区生产总值在这两个年份的增长并不高，这主要是由于常住外来人口的增长与增长幅度波动较大，常住外来人口的流入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而GDP增长相对比较稳定。

常住外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弱，详见图3：北京市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常住外来人口相关图，常住外来人口的增长不是线性和平稳的，而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是线性平稳的，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5，相关性较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数量规模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044，贡献率较低。

（三）常住外来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分析

选择常住外来人口结构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指标，和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 以1978 年为不变价） 作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见表2） 。常住外来人口的结构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以上，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常住外来人口年龄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表明，常住外来人口转移进入北京市的劳动力大都是14-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劳动生产率较高，劳动能力较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力。常住外来人口性别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较高。常住外来人口流入的性别结构与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对应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相适应，从以从事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男性劳动者为主向以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男、女劳动者均衡为主，劳动者性别结构的逐渐改善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善，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常住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度显著相关。常住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87、0.993，接近于1，这说明常住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劳动能力，提高了劳动边际生产力，缓解了北京市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供求缺口，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常住外来人口职业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呈现出相关性。常住外来人口从事了北京市“最苦最累”的工作，也是城市人不愿做的工作，填补了城市需要的“职业空白”，对促进北京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

图2 北京市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

图3 北京市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常住外来人口相关性

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经济增长贡献度模型构建

结合上述分析，常住外来人口结构特征与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可以利用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出常住外来人口及其相关特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Y=F（K，L，A）=AkαL1βL2γ，定义Y代表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DP，1978年不变价），K为资本投入（历年按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1978 年不变价），L1为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历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人员数），L2为常住外来人口结构特征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A为技术进步（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测算结果，采用余值法计算）。

两边取对数， 即可得到增长率之间的方程：

lnY=lnA+αlnK+βlnL1+γlnL2

其中，lnY为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lnA技术进步增长率；lnK、lnL1、lnL2分别为资本、常住外来人口劳动力增长率、常住外来人口结构特征变化率，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常住外来人口增长的产出弹性，γ为常住外来人口结构特征变化率产出弹性。估计α、β的取值，常住外来人口规模的劳动产出弹性β用劳动报酬占GDP 比重代替，γ=1-αβ。计算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0.44，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了40.7%，而且产出弹性比较高，说明北京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投资拉动型”特征，投资放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但常住外来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变化率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了0.56，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了投资，但由于本文只测算了常住外来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所以不能说北京人口成为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第一要素。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增长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为0.19%，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12.8%。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结构变化率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为0.37%，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23.4%。北京地区常住外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贡献率较高。

结论

通过对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以及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对常住外来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及增速与经济增长呈弱性相关，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呈高度相关；常住外来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超过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一）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及增速与经济增长呈弱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而且人口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上述的系列分析表明，人口规模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总趋势方面表现出基本趋同，但是个别年份的相关程度则并不十分显著。尤其是在常住外来人口流入速度与GDP、人均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呈弱性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65和0.39。所以，考虑到北京市目前的人口密度和资源承载能力，可以考虑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控制常住外来人口的持续流入，并且控制常住外来人口规模的增长对北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

（二）常住外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

无论从描述统计还是相关分析以及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分析来看，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较高，两者存在高度相关性。这就要求在控制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调整常住外来人口流入结构适应北京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鼓励年龄轻、受教育程度高、适合北京市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的人口流入，抑制受教育年限短、非适龄劳动人口的流入。

（三）常住外来人口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度较高

分析表明，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正逐渐摆脱对资本和劳动的高度依赖，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以及结构特征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度仍然达到了0.5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了36.2%。这说明常住外来人口对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对经济增长直接拉动上，还表现在改善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常住外来人口社保缴费成为社保基金结余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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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玮.西部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西部六省1978-2004年宏观经济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D].西北大学，2008

3.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分析—对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07（10）

4.Cynthia L.Estlund，The Ossfication of American labor law，Columbia Law Review，October，2002

▲ 资助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下城镇贫困人口的统计研究”（项目批准号：11BTJ002）的阶段性成果；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农村养老保险收支状况平衡分析及制度标准测算研究”（项目编号：9122004）的阶段性成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重点资助项目“北京外来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统计研究”（项目编号：20112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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