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审美需求的变迁，产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红色歌曲在当下民众生活中的传播逐渐式微，但红色歌曲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其传承和延续是记录历史和凝聚民族精神的一种重要途径，富有重要的时代艺术特征和鲜明政治文化内涵。新时代文化自信背景下，诸多红色经典歌曲通过新编曲、深立意、强传播等方式被重新演绎，掀起再流行的热潮。考量红色歌曲再流行的价值嬗变，唯有遵循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特征，平衡适度原则，构建受众和再流行歌曲之间的良性双向传播机制，才能让艺术价值和传播价值相辅相成，更好地让经典红色歌曲在新时代的艺术舞台和民众生活中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关键词】红色歌曲  融媒体  音乐流行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3）16-0019－06

歌唱是人类文化活动中最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生产与娱乐活动。较其他文艺形式而言，由文字及音符等符号体系所构成的歌曲，以其灵活的创作过程、精练的体裁形式，以及丰富的内涵意蕴，具有更容易被习得与获取的便捷性。尤其是歌曲特定的审美和情感体验，在价值观建构、社会习俗以及制度认同上，常常被作为“表意”的符号体系为特定文化权利所调配，从而占据文化场域中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时期诞生了诸多歌曲，这些歌曲就在民众的个体情感世界、时代精神感召及特定的意识形态多元互动中被建构，从而流传下来成为“红色经典歌曲”。

红色经典歌曲是红色文化的生动记录，是感悟革命精神的有效切口。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十八大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腾飞，民众爱国情怀持续高涨，音乐创作及社会互动增强，引发了经典红色歌曲“再流行”现象，这不仅为主旋律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而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一、红色经典歌曲内涵及其“再流行”

红色歌曲，简称红歌，是我国主流文化中带有政治色彩的歌曲统称。近年来，关于“红色歌曲”的概念，许多学者都展开过讨论。例如学者周耘在《红歌：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一文中提到，红色歌曲概念是“指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段的歌曲作品，而‘文化大革命前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歌曲作品是其核心”。这个概念从狭义上限定了红色歌曲产生的时间，但忽略了对其主题及内容形式叙述；也有从广义上对红色歌曲进行定义，如王新乐在其《“红歌”随想》一文中认为，“红色歌曲”就是“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歌唱性、节奏感”。在这里，红歌的定义比较宽泛，只要在内容上符合爱国革命主题的歌曲都被归为“红歌”，缺少时间范畴的表述。虽然上述两个概念对红色歌曲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界定，但都忽略了和其相似的一个词“革命歌曲”，这也就忽略了从时代特征和社会属性对红色歌曲进行概述。

作为“革命歌曲”的延续，“红色歌曲”这一概念的使用，据杜建华《人民日报》人民数据库检索结果，“1946年5月15日以前，已经有了‘红色歌曲这一概念”的使用，但使用频次极低，“而在2008—2011四年中含有‘红歌报道共计212条，平均使用50.5条/年。”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前），“革命歌曲”一词使用比较高频，此后，使用频次就大幅度降低了。“红色经典”一词自2004年以来成为高频使用词汇，并出现井喷式增长。这一统计也印证了“‘红歌（红色歌曲）对‘革命歌曲的‘替代，及‘革命與‘红色的此消彼长。”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以来“红歌”“红色歌曲”“红色经典”等词汇使用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出现混用、借用及泛化使用现象，但其共同性都体现出以“红色”代替“革命”的现实语境，以及时代变迁中媒介引导下的“去革命化”主流价值呼声。

红色歌曲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真实记录，一直是与中国革命前进和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因此，红色歌曲更应该是一个与时俱进、内涵不断被丰富的概念。尤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发展时期，红歌的外延逐渐扩展，内涵更加丰富。就其艺术特色来说，它不仅是在中国革命各历史发展时期中承载群众浓厚情感与精神追求的艺术创作，而且包含具有强烈时代感与精神气质、反映主旋律、追随时代脚步的歌曲，更可以指那些健康向上、启人心智、讴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歌曲。从其题材上看，包含诸如军歌类、英雄类、领袖类、爱党爱国类、祖国山川类、幸福生活类等歌曲类别。在历史的实践中，这些歌曲经由群众不断创作、表演和推广，一个个时代虽然过去，但其时代精神往往会被凝聚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流传下来，继而锻造成为经典。作为革命精神的弘扬者、军民情谊的歌颂者、恢宏革命历史的承载者，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传承推动者，再度流行的经典红色歌曲为新时代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指明实践路径，为讲好中国故事开创了新视角。

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红色歌曲以新的形式创演、融合多元化媒介手段进行传播，使其重新唤起社会群体的“红色记忆”，并引发追捧热潮现象，称为红色经典音乐的“再流行”。其实，红色歌曲的再流行不是一个新现象。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就是：1991年中唱上海公司发行的红色歌曲联唱专辑《红太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专辑总销量达720万。进入信息技术日趋成熟、媒介交融发展的21世纪，红色歌曲再流行的传播形式大致能够分为三类。首先是通过特定纪念活动，如国庆期间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歌曲在各种公共场合播放和舞台表演；其次是通过影视作品传播，如2006年改编自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引发人们对其中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高原之歌》为代表的影视原声的怀旧热潮；最后是商业性音乐活动，如2006年起江西卫视推出的《中国红歌会》等节目，这些音乐活动使红色经典翻唱在音乐界成为潮流。可见，红色歌曲的再流行是音乐流行“节奏性”体现，它不是音乐的再复刻或者再模仿，而是“不断添加新元素”的螺旋式上升循环。尤其在融媒体触发的社会思潮及音乐文化多样性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这种现象更加常见，再流行的红色歌曲彰显了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内涵与价值。

二、红色歌曲再流行的新特征

在红色歌曲再流行中，新的时代特征融入进来，赋予红色经典新的生机。再流行的红色歌曲新特征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创新编曲唱法，彰显新意

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作曲技术革新和社会音乐文化进步，红色歌曲原有的编曲风格和演唱方式可能不再适应当下大众的欣赏需求。一般来说，红色歌曲改变原有风格的手段主要有利用新的录音混音制作技术优化听感、改变原有曲风颠覆印象、调整原有配器加入流行或其他新元素等。同时，新世纪以来的红歌翻唱一改最初的民族、美声等学院派唱法，大多倾向于由现代流行歌手来演唱经典歌曲，这些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往往会将自己的个人特点融入其中，创新性的个性加入是某些“老歌新唱”能够在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的诀窍。对编曲和唱法的创新令人耳目一新，优化了视听效果，缩小了红色经典歌曲与当今受众之间的距离感，更提升了红歌的商业价值。例如莫文蔚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编曲中，运用律动性的节奏设计、循环性织体的运用，以及彰显时代感的音色，大幅提升了年轻受众对这首歌曲的审美认知。

（二）丰富主题立意，契合时代

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经典歌曲在内容上既保留着历史记忆，又不可避免地贴近时代气息，赋予其时代特色，这也是老歌本身包容性和生命力的体现。在历史上，红歌主要从宏观的层面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民族独立解放的期盼，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歌颂，到当代，社会历史背景发生变化，经济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对红色歌曲的传唱既是对革命历史的回顾、缅怀和老一辈革命者初心的铭记，更体现了新时代每个个体共享民族复兴发展成果的民族自豪感和奉献祖国的坚定信念。例如在经典红歌演唱中，常常会辅以舞美场景的布局、电影影像的呈现，以及生动的舞蹈表演等视觉化元素，极大地丰富了歌曲的主题和时代内涵，尤其能助力新时代青年受众建立一种精神感召和审美认知。例如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郁钧剑改编演唱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以及阿朵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以现代性的音乐风格改编，明亮的和声色彩以及民族性的表达深入人心，更通过精心的舞美设计，生动诠释了歌曲的主题意境，呈现出一场视听盛宴。

（三）融合媒体技术，快速传播

老歌创作的时代基本属于旧媒体时代，歌曲的发行与宣传主要依靠唱片、广播、电视荧幕等传统媒介，而在当代，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作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并存，社会进入融媒体时代。当下的红歌不再单纯依靠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其推广得益于网络的程度越来越深。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为例，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首歌曲借助新颖的“快闪视频”载体形式，在特定公众场合、短时间内进行歌舞形式的表演录制活动，吸引全国民众、各单位纷纷加入接力传唱，促使这首老歌快速风靡全国，并掀起流行热潮。尤其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人民满怀对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求的期待，以及社会公众群体集体怀旧的心理认同感，主动参与到各线上音乐播放平台、院线电影、官方MV等大众媒介平台进行接力传播。此外，同名电影主题曲的也走出大众视野，让“王菲+主旋律歌曲”的模式同时又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巨大话题讨论度（单曲音乐播放量两周内突破1亿，评论量已经突破20万，在网易云音乐飙升榜、新歌榜、热歌榜、热搜等强曝光位持续霸榜一周）。在歌曲内在的强大传播潜力之外，基于网络远距离快速传播的特性和较强的交互性，各种媒体技术与媒介机构为歌曲的传播创造了巨大空间，其造成的廣泛效应是过去的年代不可想象、无法达到的。

三、红色歌曲再流行的价值嬗变

红色歌曲再流行的实质是由媒介机构主导的对长期纵向传播而来的一部分音乐作品的社会再生产。此时，音乐生产的动力发生转变——从以“音乐创作”为起点到以“音乐传播”为起点。在这个过程中，红色歌曲的原有价值已经被解构或升华，新的时代价值逐渐得以显现。红色歌曲的再流行不仅是音乐的多次传播，更是其内在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多次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属性价值：从艺术作品到音乐商品

一般来说，红色歌曲都是历史上广为传唱的优秀主旋律音乐作品，吸取了大量民间音乐精华，集合了国内广大优秀音乐创作者的才智，代表了当时较高的作曲技法和演唱水平，反映了当时群众的现实生活和艺术主张。在主题上，红色歌曲凝结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伟大的英雄主义、革命主义品质，保留着中华儿女最伟大的精神力量，展现着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这些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当今时代对红色歌曲的再传播、改编和翻唱丰富了歌曲中蕴含的艺术意象，赋予其时代内涵，有助于提高作品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促进其进一步流传。

在融媒体时代，随着信息科技和市场经济持续发展，音乐商业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以及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推动下，红色歌曲商品化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从红色歌曲再流行的形式来看，经典作品的再传播已经不能单纯地作为一种以回顾历史、传播音乐艺术为目的的公益行为，利用红歌跨越时空的艺术性形成的流行潜力，音乐人通过多种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对其进行包装，加强其作为商品流通的附加值，再投放音乐市场进行新一轮的传播，并从中获利。此时红色歌曲跨时代的艺术价值尽管得以传承，但商品属性的色彩也逐渐强化。

（二）传播价值：从政治功能到经济功能

红色歌曲作为当时社会现实在音乐上的反映，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是党和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整合人民意志、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文化手段。因此，红色歌曲被赋予极其强烈的政治教化功能，这种功能在今天依然有所延续。依据当今的时代发展形势，后人进一步挖掘老歌的思想寓意，展现出其对后世的新价值。这些价值通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行为，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发展建设，使红色歌曲保留长久以来的精神内核。当前红色歌曲在时代背景下衍生出了更多含义，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的认知认同，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信心，也鼓舞全民在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复兴而奋斗。

随着音乐商业化和音乐多样性程度加深，红色歌曲不再作为严肃的政治说教工具，其政治功能逐渐向经济功能转移。在融媒体时代，红色歌曲经济功能的发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由于红歌长久流传积淀的人文内涵与群众基础，比起不断从流行音乐创作端筛选新作品，将已有的红色歌曲进行再传播的成本更低，收益更高，而红歌的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具，这为现当代流行音乐产业发展提供范例与导向。其次，红色歌曲从改编、演唱到发行、消费的整个过程带动了音乐产业链的生产循环，提升了各个环节专业人员的行业价值，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最后，红色歌曲的再传播也带动了其他相关影视、旅游资源等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进行传播，展现了融媒体时代媒体整合运作推动产业变革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加快了媒介融合进程。

（三）审美价值：从教育鉴赏到怀旧娱乐

从根本上说，红色文化是展现真、善、美的艺术。作为先进音乐成果的红色歌曲，在作曲编排技法的运用上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内音乐行业的前沿状态，具有极高的艺术分析和鉴赏价值，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今天仍然作为高校艺术教育的范例。另外，红色歌曲凝结了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教育功能，通过音乐的形式激发了当时人民的爱国爱党之情，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促进了主流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融媒体时代的红色歌曲再流行，使音乐在教育和鉴赏之外，更增添了怀旧和娱乐的审美功能。一方面，以革命和爱国为题材的红色歌曲再流行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回溯，形成跨越时空的感染力，如今听来，仍能感受到当时由每个个体凝聚起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信念，与前人在内心深处实现跨时代共振，这种共振填补了人们内心对于情感归属与认同的渴望。另一方面，红色歌曲在经过现代编曲技法的改编和各种音视频平台再创作之后，娱乐欣赏性更为明显，可以使听众产生“由乐境、 入艺境、入心境”的目的美，为今后更多优质音乐作品的传播提供受众基础，促进音乐的良性传播。

四、新时代红色经典歌曲“再流行”的价值考量

任何类型音乐作品的流行都具有周期性和时效性，红色经典歌曲的流行也不例外。历史上一次次红色歌曲改编再流行、形成社会广泛关注的现象告诉大家：只有把握好红色经典歌曲传播的维度，考量“再流行”红歌的价值取舍，才能充分激发经典艺术作品的时代精神引领，让经典永远流传。本文认为，红色经典歌曲“再流行”必须有以下两方面价值考量。

其一，是否能很好地遵循音乐商品的二重性原则。当今属于流行音乐产业时代，音乐早已脱离纯粹的精神共享属性，被烙上商业印记。作为商品属性的音乐作品和普通的商品不同之处就在于音乐商品具有二重性，即：藝术性和商业性并存。如何避免消费主义的逻辑和流量唯上的商业倾向对红歌内核的侵蚀，是事关经典传承的首要问题。通过改编新唱能让“过去式”的歌曲焕发新生，不仅能让受众得到感官上的享受，愉悦身心，更重要的是能从传唱中汲取精神力量，找到文化认同感和当下时代追求。过度改编和随意演唱，通过制造噱头迎合商业利益，不仅无法凸显红色经典歌曲的深层艺术价值，而且不利于民族优秀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传承。因此，红色经典歌曲的“再流行”必须遵循艺术表演规律，强调其艺术审美性对商业性的统领和支配，即在不违背红色歌曲政治意蕴的前提下，考量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导，以及商业逻辑的挖掘。

其二，能否构建良性的双向传播机制。双向传播，顾名思义，是指存在反馈和互动机制的一种传播活动。在双向传播过程中，双方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红色经典歌曲的流行制作必须在音乐受众与歌曲之间建立双向作用。一方面利用各种媒介和手段推广传播，使受众熟悉并了解红色歌曲。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社会当下，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构建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通过媒介来呈现、转译、解码、流传“红色”文化资源，以加速集体民众对“红色记忆”的再生产，对于红歌来说，受众基于歌曲的推广和传播正是新时代环境下一种必然选择。反过来讲，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红色经典歌曲无不具有精神崇高、乐观向上、丰富感染力的艺术特征，像《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南泥湾》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一代代传唱中，其革命精神已然内化成为人们的精神内核。 因此，红色经典歌曲不仅是音乐艺术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教育价值更是体现在对社会民众的革命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观培育等诸多方面。虽然历经岁月洗礼，但红色经典歌曲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涤荡不良社会风气、彰显社会正能量、激励共创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五、结语

红色歌曲是我国音乐艺术瑰宝，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艺术内容赋予它们强大的传播潜力，使其能够突破一切历史条件的阻碍传唱至今。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平稳迈进，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主流文化的发展，红色歌曲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视觉与听觉、“老歌”与“新编”“新唱”的碰撞下，经典红色歌曲走下神坛，不再作为政治宣传的附属品，更多地发挥其艺术价值、传播商业价值，以及教育普及价值，凝聚了新的传承动力，延长了艺术寿命，为新一轮的音乐流行奠定基础。面对红色经典歌曲“再流行”中的价值嬗变，必须加强其价值考量，只有遵循适度原则，不断平衡艺术性和商业性，通过继承和发扬，才能让传播价值和教育价值相辅相成，让老歌在新时代的艺术舞台和民众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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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建华.“红色记忆的嬗变”：对“红歌”媒体呈现的考察（1979—2011）——以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为主[D].上海：复旦大学2012年.

[4]红歌专辑《红太阳》席卷全国：720万盒惊人销量，至今无人超越[DB/OL].搜狐网，2019-04-10.

[5]王菲版《我和我的祖国》在网易云音乐播放破亿[DB/OL].中国青年网，2019-10-10.

[6]魏巍，魏煌.关于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词曲创作[J].人民音乐，2020（03）：76-79.

作者简介：冯玲，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文化价值观研究：1978-2018，项目编号：2019SJZDA122。本文为南京艺术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江苏红色资源在艺术类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路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JYZD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