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芳

2016年3月13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希拉里·怀特哈尔·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2016）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普特南在欧美学术界声名显赫，曾被誉为“美国哲学的活化石”。他用24本专著和300多篇论文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恢弘的哲学版图。他的学术优势横跨数学、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尤其在数学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等哲学分支上卓有建树。普特南多次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以至于有人批评他是一位“思想不稳定且善变”的哲学家。他常常告诫人们，在阐释他的思想时，一定标注上时间，因为或许过不了多久，他自己就会放弃甚至否定那一想法，提出新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而正是这种自我反思、自我修正，使普特南总是处于学术争论的最前沿而独领风骚。

许多学者非常认可且赞赏普特南的学术态度，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积极进取、不停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2016年普特南逝世后，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将普特南与亚里士多德相比，高度评价了普特南一生经历的数次思想转变，她在为普特南撰写的悼文中说道：“大多数哲学家会以论证的方式夸夸其谈，但他们最终难免陷入教条之中。不管新的论证说了什么，大多数人会不惜一切代價地去为陈词滥调辩护。普特南的荣耀则恰恰在于他从来不死守自己思考哲学的方式，因为他从来都是跟着论证走，而且常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做出改变并非是受制于外界的压力，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兴趣。这种谦卑的态度使他完全无愧于理性的尊荣。”

虽然普特南在英语哲学界的地位如日中天，但他早年却是以数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的。只不过后来在哲学家身份的对比之下，他那个数学家的头衔便似乎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了。不管怎样，他早年对于数学的兴趣可比哲学大多了。

普特南的数学启蒙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中央中学读书时有两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位是诺曼·泰森·汉密尔顿（Norman Tyson Hamilton），他出于对数学的热爱，致力成为一名数学家；另一位是威廉·图兰斯基（William Turanski），他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先驱之一。他们二人多年来与普特南频繁交流，切磋数学上存在的某些“bug”（漏洞），这引起了普特南对数学的极大兴趣。从中学时代起，普特南便总是对解决未知的难题充满热情。

1948—1949年，普特南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学习时光，他把自己在哈佛学习的这一年称为“我的数学家生涯”。对普特南而言，这段日子和他的哲学生涯一样重要，他曾在著名的“在世哲学家图书馆”丛书的《希拉里·普特南的哲学》（2015）专辑自传中说道：“除了哲学家生涯之外，就是数学家生涯最让我满意了。”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普特南攻克了数学领域的很多难题，先后发表了30多篇与数学相关的学术论文。196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得终身教职，同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专业课程并指导博士论文。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转向了哲学并将毕生精力投入进去呢？与早年对数学的狂热不同，普特南把自己年少时对哲学的兴趣看作是非常稚嫩的表现。他的哲学启蒙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那时他还在学校里创建了一个小型哲学俱乐部。但是作为中学生的普特南并没有把哲学同他自己的职业生涯联系在一起，而更想成为一个像父亲塞缪尔·普特南（Samuel Putnam）那样优秀的作家，或者成为像豪斯曼（Alfred Housman）和斯温本（Algernon Swinburne）那样潇洒的诗人，抑或成为他的两个好朋友那样卓有成就的数学家。

与数学相比，普特南对哲学兴趣的起势可能稍显滞后，然而难得的是他在哲学上厚积薄发，不仅是真正的科班出身，而且追随的导师几乎全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哲学大家。

1945年，普特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式接触与哲学相关的课程。在这里他遇到了把他引向哲学殿堂的老师们，如丘奇曼（C. West Churchman）、摩根贝斯（Sidney Morgenbesser）、鲁德勒（Richard Rudner）等，他们后来成为普特南一生的学术挚友。在哈佛大学修读研究生学业期间，普特南受教于著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同时还跟随另外三位杰出的哲学家学习哲学课程：怀特（Morton White）的美国哲学课程、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的知识论课程以及沃尔夫森（Harry Austryn Wolfson）的斯宾诺莎课程。随后，他前往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继续求学。1951年，在来自德国的哲学家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学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普特南终生专注于哲学研究，离不开这位昔日柏林学派代表人物对他的影响。普特南后来刻意“模仿”赖兴巴赫：“我以前的一些学生常常夸赞我，因为我喜欢就‘大问题’而不是一些技术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而这些恰恰是赖兴巴赫教给我的。他常常教导我：一个分析哲学家并不意味着要拒斥那些‘大问题’。”普特南常说，无论是学术上的认真审慎，还是生活上的乐观向上，赖兴巴赫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老师。

好的老师就像是一盏明灯，为普特南照亮前进的道路。1953年，普特南在普林斯顿大学遇见了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当时的卡尔纳普早已闻名世界，而普特南只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初级教员。他刚刚参加工作，既没有任何研究项目，也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但卡尔纳普从来没有看不起他，反而非常尊重他，这让普特南颇为感动。在普特南迷茫的时候，卡尔纳普常常主动找他谈话，有时给他讲讲自己有趣的经历，让他放松；有时同他分享一些哲学观点。他们二人甚至还会因为见解不同而“争吵”起来，但争论过后，普特南总会由此迸发出全新的思想火花。是卡尔纳普在普特南最缺乏自信、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引领普特南走上了正确的学术道路。

在普特南以前，心灵哲学领域主要存在着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即我们的心理状态可以通过外在行为或者行为倾向表现出来。比如，你感受到热，通过你不停地扇风或者你的汗珠滴落，我们可以看出“热”的心理状态。第二种观点是类型同一论（type identity theory），认为我们可以为每一种心理状态找到相应的物质与之关联，每种类型的心理事件就是一种类型的身体事件。但普特南对于这两种观点均不赞同。在他看来，心理状态不能简单还原为行为状态或大脑状态，他坚信心理状态是一种功能状态，这是我们在对世界怀有信仰并产生某种欲望的情况下激发出某种行为的原因，其特征是与外部刺激（来自感官的输入）、行为反应以及信仰、欲望等其他心理状态产生某些因果联系。功能状态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类型的物质，却可以在非常多样化的硬件中实现—无论是人脑、机脑，还是具有不同进化历史和生物构成的外星人。

功能主义是普特南对心灵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他采用功能主义的路径，为传统心身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1954年，卡尔纳普邀请普特南参加一个小型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有关心理学概念的本质，这个讨论引起了普特南浓厚的兴趣。但究竟什么样的契机让普特南走向对心灵哲学的探索，似乎并没有明确的事件与之相关联。他把自己心灵哲学旅程的开启看作是顺水推舟式的。20世纪60年代，普特南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而此时正值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他在这样的背景下构想出人的“心灵状态”是一种计算机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0年，普特南发表了论文《心和机器》（Minds and Machines），正式阐发了这个在脑海中构思过无数次的想法。他认为，传统心身问题的难点总是同语言和逻辑相关，总是寄希望于经验事实；他试图表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计算系统来进行解答，而这种解答与经验无关。1967年，普特南又发表了两篇论文《一些机器的心灵生活》（The Mental Life of Some Machines）和《心灵状态的本质》（The Nature of Mental States），继续为功能主义学说辩护。普特南的理论版本可以被称为“强人工智能”或“图灵机功能主义”，这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有关图灵机构想的启发。普特南认为，图灵机具有各种各样的结构，既可以是手动的，也可以是机械的，而我们不应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机器，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计算工具，主要负责信息的输入输出以及信息被处理时的内在状态等。那么请想象一台负责运作各种生物心理状态的机器—不同机体运作的过程可能不同，但整个计算工作会圆满完成。

普特南在哲学研究上最知名的贡献当属他提出的两个著名思想实验。1975年，他在论文《“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中设计了一个“孪生地球”（Twin Earth）的实验。假设太阳系中存在着一颗行星，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复制我们的地球，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以及他们的精神活动（如信仰）都和地球上的我们完全一样，普特南将这个复制品称为“孪生地球”。在“孪生地球”上，有一种东西看起来、摸起来、尝起来甚至其使用功能都完全像地球上的水。这个我们在地球上称之为“水”的东西的化学式是H2O，而“孪生地球”上的人称之为“水”的东西的化学式却是XYZ。因此，尽管“孪生地球”上居民的内部状态跟我们是一样的，但当他们说出“水”这一词语时，他们指的是化学成分为XYZ的物质；而当我们说出“水”这一词语时，我们指的是化学成分为H2O的物质。—这两个“水”的词语无法具有相同的意义。普特南由此得出结论，即在一种语言中，语词的意义不仅仅“在头脑中”，而是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这就是他在“孪生地球”这个思想实验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rnalism）学说。鉴于此，普特南否认了传统的意义概念。

1981年，普特南出版了扛鼎之作《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他在该书第一章就提出“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实验。后来这个思想实验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虚拟世界的素材，例如著名的美国科幻小说《雪崩》和电影《黑客帝国》《盗梦空间》《头号玩家》等，都延续了“缸中之脑”思想实验的灵感。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缸中之脑”实验不再局限于科幻作品创作，而是成为人工智能和信息科技探索的前沿主题，“脑机接口”、VR、AR、元宇宙等概念的出现也均与此相关。

在你的头脑中，是否萌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是这个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个体吗？这些提法看似十分荒谬，但其中蕴藏的内涵值得我们深思。普特南刻画了这样一种情形：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施行了一场手术，他把一个人的大脑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能维持大脑存活的营养液的大缸里；大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计算机完全控制着缸里的大脑，使脑的“主人”完全意识不到情况的变化—对于他来说，周围的人、物体、天空等依然存在，就像真实的环境一样。然而实际上，这个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计算机向脑神经末梢输送电脉冲的结果。这台计算机的智力水平很高，如果这个人想要抬起手来，计算机的反馈就会使他“看到”并“感到”自己的手举起来了。邪恶的科学家还能够通过改变计算机的程序，按照科学家的意志使这个人“经历”任何境遇或环境。进而我们生发了一种更“大胆”的设想：一台超级计算机控制着整个世界，造成了整个人类的“集体幻觉”。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如何确保自己不是处于上述困境之中的那个人呢？

不过，普特南在提出这个当代怀疑论的实验后，紧接着就对之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提出‘缸中之脑’这个问题，恰恰表明我们不是缸中之脑。而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的话，我们便既不能说也不能想‘我们是缸中之脑’这一命题了”。在普特南看来，我们之所以会迷惑于“缸中之脑”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持有一种“神秘的”指称理论，即认为头脑中的事件必然对应于我们语词所指的对象。我们所指称的语词与它所表象的东西之间具有一种固有的、内在的、神秘的联系，只要有人说出“缸中之脑”，就一定是指我们当前脑海中浮现出的“缸”和“脑”。因此，“缸中之脑”假说乃是自相矛盾的。

按照“缸中之脑”实验，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另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来说明普特南对于当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贡献：如果你是一个哲学研究者，现在请你把有关普特南的哲学思想从自己的大脑中去除，然后再检查一下大脑中所剩下的哲学版图，其碎片化的程度就可以反映出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普特南的影响。如果你去除掉“孪生地球”和“缸中之脑”等思想实验，脑中的哲学版图是否残缺不全？普特南哲学的影响蔓延至上百个国家，至今他的学生们和众多解读者依然像他那样，继续丰富和延展着我们大脑中的哲学版图。

自19世纪末以来，在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家群体里，有实用主义之父皮尔士（Charles Peirce），有提出“教育即生活”的杜威（John Dewey），有“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有为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相结合而做出卓越贡献的蒯因，还有给分析哲学当头一棒的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等。在這个百花齐放的哲学殿堂里，普特南教授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著述等身的成就占据一席之地。普特南所涉猎的学术范围极其广泛，从前期的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知识论，到后期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学哲学、犹太哲学等。不仅如此，他在所涉足的领域都做出了原创性且持久性的贡献，“孪生地球”和“缸中之脑”等思想实验已成为讨论怀疑论、语义外在论以及实在论等问题时无法规避的关键问题。

普特南是幸运的，他在20多岁的时候先后遇见了两位来自欧洲大陆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赖兴巴赫和卡尔纳普，并同他们有过深入的学术交流，这是使他后来成为世界极负盛名的哲学家的因素之一。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高度赞扬了普特南教授对当今世界哲学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书写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最精彩的哲学辩论的历史，那么从希拉里·普特南的哲学开始无疑是最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