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晶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尽善尽美”文艺思想，他强调“善”与“美”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也是文艺作品的内在尺度，更是阐释与评价文艺作品的理论依据。在戏剧创作实践中，高尔斯华绥坚持追求作品的“善”与“美”。在思潮多元的当代语境中，他的戏剧思想对我国戏剧艺术创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戏剧艺术的“善”与“美”

高尔斯华绥在《艺术之遐思》中明确提出：“艺术是人类精力的别出心裁的表述，历经了感觉和感知的精巧的结合，此种表述通过激发人体内非人情的感触来协调个人与茫茫宇宙的关系。最伟大的艺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一个足赤完人体内非人情的感触。”[1]即艺术通过感知和情绪来加工、创作对人精力的想象，试图以刺激人的非个体感情来达到个体与宇宙平衡的目的。

艺术应该源于生活，每位作家潜意识中的经历都是创作的宝库，蕴藏着其对生活的第一手信息（见闻）和第二手资料（印象），有了这些一手和二手的生活体验，作家才有了创作的可能。但艺术并不因此比生活伟大，只有具备了高尚品德的艺术，才有可能比生活更伟大。高尔斯华绥认为“美”是一种宝贵且崇高的情感，是艺术的核心品质之一，是事物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可言说的“和谐”，意味着圆满。高尔斯华绥将“和谐”“匀称”“均衡”归纳为“尽善尽美”的三种体现。总之，“尽善尽美”不仅指完美的静谧与和谐，也包括完美的爱与正义，没有什么能够比生活的美和建立在希望基础上的行为更有价值。[2]只有“尽善尽美”的艺术才能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谐，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匀称，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衡。

高尔斯华绥希望艺术家引领“美”，创作是“为了人类更大的幸福和尊严”[3]。尽管生活充满未知的变数，但是如果人们学会关爱他人，不自私自利，将“美”带入生活，那么人类就会过上幸福生活。“如果你（剧作家）有一个足以引起戏剧兴趣的题材，你也能够充分有力地、自然地再现它，就好像你是第四堵墙，你才能够呈现给观众一部好剧。”[2]

在《写戏常谈》中高尔斯华绥明确反对20世纪初期西方剧作中大量存在的“费尽心机写的假定的、直接的善战胜假定的、直接的恶”，因为这种歪曲的道德所产生的危害使“戏剧的艺术、人性和意义变色”。[4]高尔斯华绥赞赏的剧作家“既不牺牲自己的作品来满足虚荣心，也不将人物性格当作嘲弄观众的木偶”[4]，他们能从舞台表演的角度出发，能抵御公众的偏见、偏好以及出版商和本人经济的压力，能根据自己的人生观选择、融合并忠实地呈现人世间的各种善恶、成败、悲喜等现实，能够悲喜同重，能够真正热爱人类、对各种人类景象一视同仁。他们不偏不倚，热爱生活，有远见和毅力，避免出于直接、实用的目的创作。

这样剧中人物才能具有“生命”的奥妙，剧作才能充满必然性的力量，能经受时间的检验，让观众首先思考作品中的故事和人，从自然和现实中获得感悟，汲取道德力量。总之，伟大的剧作应该具有广博的人道主义色彩，应该体现“生命的尊严”[5]，能够“促进人更多的善与尊严”[3]。

二、戏剧实践的“善”与“美”

高尔斯华绥坚持“尽善尽美”的艺术思想，创作了26部戏剧作品，大都采用写实的方法，明确剧作道德功能，剧中人物们的生活、感情和思想都分外真实、鲜活，剧作充满了“美”与“善”的力量。

短剧《一炮而红》集中体现了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创作观，该剧采用“剧中剧”形式，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剧中戏剧制作人精心排演寓言剧《俄狄浦斯和他的竖琴》，剧院经理表面对该剧赞不绝口，实则只奉承女主角，对其他演员视若无物。他再三要求导演在剧中添加迎合观众口味但与该剧风格不符的滑稽舞蹈“鼬鼠舞”，以求演出一炮而红。经理认为戏剧的美和道德蕴意不值一提，剧院并不需要这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制作人却认为不能低估观众的品位而竭力反对。通过剧院经理与戏剧制作人的冲突，高尔斯华绥讽刺剧院经理对戏剧艺术“美”与“善”的漠视。《俄狄浦斯和他的竖琴》的剧作者只会虚构神话人物故事，角色对白也照搬妻子随口之言，还恬不知耻地将其称之为受“灵感”启发而作。这种戏剧创作方式为高尔斯华绥所不齿，他认为：“一个戏剧家，被现代的社会环境压力重重包围，强烈地感受到怜悯，倾向于自然[写实]主义方法，自身又带些讽刺的成分，不能写出六七尺高的人物，也不能写出远离他时代问题和运动的剧作。”[6]在剧作《一场闹剧》中，高尔斯华绥刻画了只顾经济利益的报社主编和编辑们，他们一味迎合读者的低俗趣味，再三突破道德底线，发布不实言论给主人公及其家人的生活和心灵造成巨大伤害，成为英雄陨灭的推手。故而戏剧作品应该“来自对无趣味的反抗，对大公司垄断和一切商业成功的厌恶”，[7]艺术不仅应该源自生活，更应该表现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人之间的和谐。

高尔斯华绥在戏剧创作中时刻提醒自己不割裂创作与生活，要在现实中生活，去感受和理解现实。他的剧作贴近个人生活经历，涉及法律、战争、工人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殖民地战争等看似日常实则严肃的话题，将读者和观众带回到相关的历史现场，人物现实感强烈。

高尔斯华绥剧作中的女性常常在传统家庭角色与现代独立、有思想的女性等伦理身份之间来回转换，这也是高尔斯华绥常用的戏剧手法——一个被动的、无情感导向的、色彩模糊的伦理身份，一次尽量避免任何感性诉求的伦理选择，一场伦理责任失范导致的伦理悲剧。《欢愉》借助少女卓怡的视角，折射出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爱情和家庭中女性伦理角色和观念的碰撞与转变。剧中老中青三代人之间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困惑、误解、选择、分隔甚至毁灭等伦理结的存在，都让该剧达到了预期的戏剧效果，也呈现出高尔斯华绥独特而鲜明的剧作风格——并不迫使人们去面对原则性冲突，而是引导观众接受主人公那样真实的、矛盾的、有缺点的人物。剧作《逃亡者》从现实角度展现当时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女性脱离不幸婚姻可能面临的困境——回归家庭以求生存或坚持自我而趋毁灭——绝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女主角克莱尔容颜姣好，善良大方，接受过传统贵族教育，她自我意识觉醒，渴望摆脱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追求自由。在朋友马里斯的鼓励下，她脱离空虚刻板的家庭生活，失去男性“庇护”之后，逐渐丧失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撑。克莱尔从未后悔对生活、幸福的坚守，一方面反抗虚伪的传统家庭伦理关系，不甘于充当“花瓶”的家庭角色，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又受社会道德约束，对自己的堕落内心产生深重的罪孽感。她极度孤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煎熬，最后用死亡来化解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以达到精神解脱。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娜拉离家出走戛然结束不同，高尔斯华绥关注离家之后的女性的真实生活，他根据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现实，勾勒出克莱尔追寻自我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展现了当时英国社会对于反叛女性的态度，让观众通过克莱尔的悲剧结局反思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引人向善。

高尔斯华绥的剧作多以社会公平、正义等为主题，涉及法律、经济、阶级、国家民族利益等各个社会方面，不仅具有客观、真实的特性，更体现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银烟盒》中穷人约翰和贵族杰克都偷盗烟盒，但结局截然相反——约翰被监禁，杰克无罪释放，约翰在法庭上的愤慨质问真实地表现了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们对时代和社会不公的反抗，揭示资本社会对不同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的人实行不同评判标准的现实。在《最前的和最后的》中，英国皇家法院律师基思的弟弟错手杀人，基思在兄弟亲情和职业道德之间纠结不已，随后安排弟弟逃离英国以避罪责并保全自己的声誉，弟弟却意识到要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正义》中律师事务所职员菲尔德在对弱者的同情和职业道德的冲突中选择违背职业道德去帮助弱者，最后入狱、疯狂、死亡。高尔斯华绥并不简单地用“善”与“恶”两分法的道德框架来建构戏剧，剧中没有一个刻意写就的恶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伦理困境中迂回缱绻，艰难抉择。超前于创作时代的剧作《争斗》以英国煤炭工人罢工为背景，不仅尖锐地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资矛盾，更使观众深切意识到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董事长安东尼、工会领导哈里斯和罢工领袖罗伯特在各自的家庭、阶级、组织和经济利益等诸多矛盾构成的伦理结中盘旋、抉择。高尔斯华绥以娴熟的笔法生动真实地刻画了立场对立的人物形象，又以自然主义手法架构情节，描绘经历饥饿与贫困的劳工及家属们的悲惨生活。高尔斯华绥并没有将目光局限在争斗中的某一方，而是力图反映斗争的复杂性，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最终战胜了狭隘的自由主义。该剧正是高尔斯华绥“和谐、均衡”观念的体现，当时的英国社会频频爆发的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或许只有包容才能避免更剧烈的破坏，只有建立在善意之上的社会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与均衡。

《小个子：三场式道德闹剧》集中体现高尔斯华绥对人之善恶的思考。剧中人物除小个子（Little Man）外均以国籍命名。火车站台上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乘客就“助人行善”话题各抒己见。火车晚点，停靠时间短暂，乘客挤作一团，站台一片混乱。一位妇女怀抱婴儿、身背大包难以登车、绝望哭泣，小个子接过她的婴儿和行李助她上车，火车启动后小个子发现妇女还是没能上车。婴儿面有红疹而且啼哭不已，德国人推断婴儿感染了烈性传染病，乘客们唯恐避之不及，小个子却蹲在角落轻轻安抚婴儿。火车抵达下一站后，因为语言不通，警察误以为小个子是婴儿劫犯并要抓捕他，同车的乘客又证实他的清白。妇女赶到后亦证明婴儿并无疾病，只是虚惊一场。剧终，洒水车喷出的水花在小个子头上折射出绚丽的光芒，神圣无比。剧中主要人物来自英、德、荷、美四国，民族特性鲜明：英国人自视甚高，待人冷漠，不轻言妄议；德国人冷酷无情，认为人本性利己；荷兰人一言不发，故作高深；美国人言行不一，前倨后恭，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结合体。小个子无名无姓，相貌平平，来历不明，但他冷静、理智、勇敢，坚持自己的信念，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道主义者，他取代了欧洲传统文明中的骑士和贵族这类英雄形象，并感化了冷漠的人心。这部剧作引发观众思考英国文化乃至整个欧洲现代社会存在的意义。面对弱者，四国人的表现似乎暗示欧洲文明走向枯竭和消亡，人们需要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事物来反思人类理应具备的品质和生活的意义。如果失去了“助人行善”的人生信仰，世界可能只剩下毫无意义的嘈杂和喧嚣。

高尔斯华绥的剧作以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体现他“尽善尽美”的文艺思想，观者在目睹了他塑造的一个个真实、鲜活的角色的具体行为之后能够思考人生的幸福与不幸，探究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三、结语

20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文化中各种元素的颠覆、激荡与碰撞并未让高尔斯华绥失去对艺术的信心，他追求“尽善尽美”，其介质就是保持完美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外界现实如何，人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正义、自由和善良，保持人的尊严，这就是高尔斯华绥文艺思想的实质。

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作品都尽量真实地呈现时代语境的方方面面，通过精心构思情节并巧妙地融合讽刺和悲剧，展现社会中人既微妙又复杂的伦理困境，借助看似疏离的人性再现人类的亲密和同情。剧作触动观众去反思反省、检视自己的良心，驱使人们不断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保持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调和矛盾，从而实现剧作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