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宇 郑达威

2021年可谓元宇宙元年,世界各国纷纷投入巨资开展元宇宙建设,我国“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及元宇宙,国内学界各个学科积极进行元宇宙相关研究。继国家层面制定元宇宙相关行业的政策规划之后,2022年省级层面的元宇宙相关政策纷纷出台:7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年)》,西藏元宇宙研究院发起成立并制定《西藏元宇宙建设方案》;9月河南省发布《河南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12月浙江省发布《浙江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与之相应,关于元宇宙的学术研究增长迅速。学者们从不同学科阐述元宇宙未来应用,也有一些学者开启了“冷思考”: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学者认为元宇宙产业在促进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同时,“异化劳动问题仍有可能在元宇宙与资本结合的数字劳动范式中存在”[1],还有学者认为元宇宙这一概念正在走向崩溃,炒作圈钱“笑到最后的永远是资本”[2];在社会伦理方面,有学者指出技术创新并非向善,“需要尽快为元宇宙的智能技术架构确立起对人类未来负责的责任伦理”[3],还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看待元宇宙仅限于“物”的范畴,“存在着难以统一的描述与规范、赞扬与批判、争夺与协商之争”[4]。由此可见,无论元宇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抑或元宇宙带来的技术异化,在元宇宙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更需关注资本驱动的技术创新背离服务人类根本宗旨的可能性。。

从资本到技术,从技术到人性,基于经济学与技术哲学的西方理念偏向于元宇宙的工具属性,或曰“物性”,并将人类“主体性”置于元宇宙“物性”的价值彼岸。2016年英国标准协会发布的《机器人和机器系统的伦理设计和应用指南》,强制规定“机器需要讲道德”,结合元宇宙的技术语境,即为物性与主体性必须统一。西方理念建立在人与物对立的前提假设上,旨在通过技术逻辑消解技术异化问题。相较技术起点的解决方案,庄子曾经指出主体起点的解决之道,他在《大宗师》中讲到颜回与孔子的对话,颜回认为内心与外物合一的“坐忘”状态方能契合大道,孔子将其总结为“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5]142,人与物合一将会产生“同化”效应。

综合分析东西方的物化概念,本文将元宇宙置于技术谱系进行透视,以主体性作为研究对象,对主体性的物化传播进行历史考察,尝试探究在元宇宙传播中人与物的本质矛盾,以及在人文建构基础上的解决之道。

一、东西方物化概念的对比考察

古代中国的物化概念主要出自中华元典的历史记载,近代西方的物化概念与近代科学诞生密切相关。通过对比东西方物化概念的流变与差异,物我之间呈现从齐一到分化的发展过程,其中科学主导的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

1.中华元典中的物化概念

先秦元典《周易》用六爻表示“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朱熹指出人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而“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6]264-265。《齐物论》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39,庄子通过人籁、地籁、天籁的三籁说引出“物我齐一”概念,认为主体正是受到外物影响,方才不能认识外物及其自身。对比人籁与地籁的自在,天籁之音则是自为,庄子通过“庄周梦蝶”的著名隐喻提出“物化”概念,后世学者往往将其用于审美研究,然而元宇宙面临的虚实关系正是一个媒介技术对传播主体的物化问题。

中国古代所言之“物”的含义广大,泛指主体“我”之外的所有存在。庄子所言的物化是指万物浑然一体,物我与人我达到孔子所言的无差别的同化境界。主体起点的物化概念在先秦元典之后不断发展:王充认为“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7],刘禹锡认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8],张载认为“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9]63。总体看来,“物我齐一”可谓历代典籍对物化概念的高度概括,后世陆王心学的“吾心即宇宙”“心无外物”等著名判断皆为物我齐一的时代精神。

2.近代西方的物化概念

中世纪前后的西方对主体性的认识同样不断发展,近代之前的经院哲学成为人与物关系的主导思想。如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的肉体与灵魂是上帝主导的辩证统一,主体的物质属性归于有限的地上之城,主体的精神属性归于无限的上帝之城,后者负责创造前者“变化运动的完善秩序”[10]。近代科学的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近代西方物化概念的重要思想源头,显著影响后世对主体性的认识。如牛顿参照物质性原理概括主体性本质,认为“每一个有感觉的灵魂”在不同的时空维度都是“同一个不可分的主体”[11]。随着近代自然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大量借鉴相关成果,如斯宾塞采纳达尔文依据“这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12]所定义的生存斗争概念,提出主体性存在的社会动力源自人类初期“以征服地球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同样速度来获得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13]。

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深刻影响甚至改造人类社会,面向物质世界的科学实践逐步转向人类主体自身。黑格尔认为“真理是全体”,单一主体只能“在绝对的他在中的纯粹的自我认识”中分有“科学或普遍性的知识”[14]。科学规定的普遍性与一般性潜在地限制人类主体的个体性与差异性,科学驱动的技术价值显在地控制人类主体的社会价值,两者集中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之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科学主导的技术进步加剧“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15]103-104,卢卡奇由此推断“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16]。近代西方的物化概念可以概括为人的异化——商品价值决定劳动价值,技术价值约束社会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为人类主体“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7],马克思主义名曰“拜物教”。

二、主体性物化传播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同样出现诸如李贽所云“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18]的异化现象,只是没有出现类似近代西方的物化概念,两者分野于科学技术造成人类主体的物化传播。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以及芒福德提出“机器以三个波浪席卷我们的文明社会”[19]8,本文将技术发展划分为“工具—机器—智能”三个阶段,呈现出人类主体对物质世界的三种实践。具体来说,工具是肢体驱动的技术,人类主体直接面向物质实践;机器是自动运转的技术,人类主体间接进行物质实践;智能是信息传导的技术,人类主体逐渐脱离物质实践。由此看来,物化传播表现为技术介入人类认识物质世界以及改造物质世界的历史过程,技术成为人与物之间的媒介,而技术本身也是一种物的存在。作为互联网迭代概念的元宇宙属于传播媒介的技术范畴,为了考察主体性物化传播的历史过程,需将思想史融入技术史,并将元宇宙置于“轴心时代(工具)—工业时代(机器)—信息时代(智能)”的技术谱系。

1.物我齐一:轴心时代的主体直观

轴心时代大致对应工具导向时期。雅斯贝斯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东西方,“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20]8;东西方几乎同时步入的轴心时代“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20]7,大致对应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6]300,天地生万物,万物之中自然包括人类;“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5]32,人与物相辅相成而天然平等,正所谓“物我齐一”。当人类开启物质实践,人成为主体,物则是对象。“万物皆备于我”[21],孟子认为物质世界是人类主体的参照体系;“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22],董仲舒认为人类主体对物质世界具有支配能力。随着物质实践不断深入,以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为代表的观念创新虽然超越“天与人不相胜”的庄子原旨,但是物我齐一的根本宗旨依旧稳固。“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9]63,张载主张“天人合一”统一于性理;“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3],朱熹主张人性是物质的认知基础,主体是世界的认识起点。

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判断,古希腊关于人与物的关系可以简单分为唯物与唯心两个阶段[24]: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率先提出“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分别将“阿派朗”与“气”归于世界之源;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不断地转化的活火”,爱利亚学派认为万物本源只能从超验的“存在”中获取。古希腊先将世界归于感知到的物,而数与火皆为逻辑上的物,存在则是完全脱离实物的抽象概念的物。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提出超验的存在概念,意味着主体成为超越物质的特殊存在,“物我齐一”的唯物开始转向唯心。到了公元前400年左右,阿那克萨戈拉率先将精神从物中分离出来,恩培多克勒“四根说”的“土、气、水、火”四元素,以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都是主体抽象出来的物质概念。直至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言及“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以及柏拉图开创“理念论”,标志着外物正式成为主体的实践对象。

亚里士多德所言“自然的活动也是有目的的”与朱熹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谓相互印证,轴心时代“物我齐一”的东西观念同于主体对外物的直观把握,异于主体与外物的彼此关系。儒家思想总体认为主体直观外物的逻辑前提是“齐一”,在儒家传统之外,先秦法家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25]100的价值标准,诉诸“燔诗书而明法令”[25]97的社会实践,儒法之间只有物质实践的方法不同,两者皆为主体之于外物的心理投射。以此观照古希腊的物我关系,从唯物的朴素认知到唯心的形而上学,人类主体的物质实践不是“尽其性”之后的“知行合一”,而是“有目的”指导的改造世界,主体对外物的直观把握逐渐走向此岸与彼岸的相互对立。物我齐一的主体直观高度关联东西方的技术水平,工具导向意味着从劳动工具到传播工具都要依靠人的操作;工业时代之前的东西方共同历经从木石骨蚌到铁器牛耕、从原生口语到文字印刷的技术发展,人类主体大多直接面向物质实践,人与物技术层面的一体化决定了观念层面的一体化。

2.物我分化:工业时代的主体异化

工业时代大致对应机器导向时期。柏拉图认为万物都是理念的分有,主体对外物的认识就像在洞穴中长期生活的囚徒,他们只能看到墙壁影像,一旦身处真实世界之中,“会认为他过去所看到的阴影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更真实”[26]。这个著名的“洞穴隐喻”恰能说明主体难以直观把握外物,主体认识外物需要凭借工具。“机器和工具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其对于使用者的技能和驱动力的依赖程度”[19]12,工具完全依赖手工操作,机器则是自动运转。“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5]85,马克思认为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是机器大生产,机器作为人类主体性外化的物质性存在,分有主体性的工具理性。“机器一旦问世,便不动声色地接管了过去被机械意识形态所忽视的一些生活领域,从而证明其存在的价值。”[19]53机器分有的工具理性不会停留于生产外物,机器通过意识形态塑造工业文明,进而影响人类主体的生活世界。以传播技术为例,火车、汽车测量的精准距离淡化了天涯海角的直观感受,广播、电视呈现的拟态环境取代了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受,机器不仅划定人类主体的认知边界,而且极化人类主体的物质属性。

工业文明可谓机器施加于人类主体的意识形态,突出体现在全球分工与文化产业两个方面。第一,全球分工对主体性的消解。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成果是将商品生产的三个要素通过全球分工而连为一体,以马克思所说的邪恶三角贸易为例——美洲提供原料、欧洲提供技术、非洲提供人力。“分工是作为一种完全非人格的力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因为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所以经济进步也就被非人格化了。”[27]亚当·斯密将劳动分工归因于“人性中进行交换的倾向”[28],“各种机器的发明”则是劳动分工的附属品,随着机器大生产逐渐走向技术垄断,人类主体成为全球分工的一个环节。第二,文化产业对主体性的遮蔽。尽管产品分配存在各种不公,全球分工激发的非人格化经济进步毕竟给予人类社会大量物质产品,在机器大生产不断缓解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人类主体的精神需求逐渐形成消费市场。由于现代社会的“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29]77,为了调和少数生产者与分散消费者的本质矛盾,负责展示人类主体的文化产品只能面向市场需求。诉诸工业流水线的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第二自然与当代社会却是对峙着的”[30],表现为文化产品所展示人类主体的“个性就是一种幻象”[31]140。

工业时代人类主体的物质实践总是需要借助各种机器,技术由此割裂人与物,象征工具理性的机器意识形态极度强化人类主体的物质属性,物我分化由此正式展开。人与物的分离可以追溯至轴心时代古希腊的主体直观,即人类主体的物质实践具有合目的性——人类发明工具的目的是认识并改造世界,当工具不再需要人类直接参与实践,人类只需改进工具就能解决多数问题。工业时代的机器自动运转而无须人工操作,人类主体不再直接面向物质生产,机器开始主导生产过程,人类主体逐渐成为生产过程的劳动要素。源自西方思想的机器大生产通过全球分工裹挟全体人类渐入主体异化过程,尤其是在文化产业全球扩张的加持下,技术产品的一般性和人类主体的差异性开始“假惺惺地统一起来”,“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31]108。与之相较,中国古代始终坚持生产过程的物我齐一,《吕氏春秋》提出“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32]的“三才论”沿用至《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同样主张“穷究实验”[33]之“成务”在人的技术有机论。物我分化现象直到20世纪方才传布中国,可见正是机器造成主体异化。

3.人机交互:信息时代的主体回归

信息时代大致对应智能导向时期。物我分化导致的主体异化具体表现为主体性屈从于物质性——在分工环节将人类主体置于劳动要素,在分配环节使人类社会役于物质关系。即便精神匮乏型生产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均不同于物质匮乏型生产,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依旧为媒介技术主导的工业生产,文化产品的精神核心蕴含着意识形态制约的虚假个性。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受到机器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同样具有压抑人性的异化现象,无时无刻不在呼唤主体性回归。早在魏晋时期,嵇康就已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4],批判纲常名教对人类本性的外部约束;到了晚明时期,袁宏道认为人的个性各不相同,“率性而行,是谓真人”[35],汤显祖也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36],不能强求一致;直至清末民初,鲁迅先生的诸多小说与杂文,皆是极力反对人性的压抑。无论主体性被纲常名教约束,抑或主体性被技术标准抹去,时至今日,科技发展使得人类主体面临“每一天,在任何方面,物质文化的财富正日益增长,而个体思想只能通过进一步疏远此种文化,以缓慢得多的步伐才能丰富自身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37]363-364。

“一个不受人类思想、行动、意志和恳求影响的中性世界的概念,是人类想象力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科学技术及其意识形态“本身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人类价值观”[19]319。在技术进步遥遥领先而物我分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人类注定长期依赖技术,解决主体如何驾驭外物而不是相反的永恒课题还要依托技术。进入20世纪之后,“建立在使用照相机以及类似的许许多多机械装置基础上的技术把意愿记忆的领域扩大了”,随着主体借助技术间接认识外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任何事物“在任何时候都能以声、像的形式被永久地记录下来,因而他们展示出一个实践衰落的社会的重大成就”[38]。当人类主体越发脱离物质实践,20世纪中叶引发工业革命的信息科学给予物我弥合以技术可能。“作为意义和符号、精神内容与物质载体之统一体的信息”本身就是物我齐一,“它在物质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39]。信息科学认为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分为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和社会信息,三者各有相对独立的信息形式,三者又有彼此交互的信息联系。

信息技术统合物理、生物、社会三种存在,不仅首次开启万物互联,而且通过人机交互探索主体回归。首先是万物数字化,二进制编码将一切存在“以0和1构成的更为复杂的形式保存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上”[40]114,主体与机器正式建立联系。其次是万物虚拟化,数字化的物质世界可谓虚拟现实,信息技术“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41],主体与机器开始彼此融合。最后是万物智能化,由于大脑神经“系统中的神经脉冲部分,其性质是数字的”[42],而人类“思维最终是来自于大脑的机械过程”[43]178,那么数字化的思维模拟成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主体与机器得以真正实现交互。基于图灵机模型的人机交互目前只能部分完成数字化、虚拟化和智能化,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人类主体的精神内容需要满足数字编码,无法模拟不能适应二值逻辑的人类思维,比如文学、艺术。第二,当下的虚拟场景多为面向市场的文化产品,难以实施主体意识的个性化智能呈现,比如数字电影、网络游戏。由此推之,既然人机交互仅是部分完成,那么人类主体也是部分回归。

三、元宇宙的主体性考察

参考当前的学界研究与业界实践,元宇宙隶属于智能信息驱动的虚拟社交平台,不同于数字电影的现场体验以及网络游戏的虚构场景。当人类主体置身于元宇宙构造的虚实一体的生活场景,物我之间在技术层面可以实现智能融合,在主体层面依旧存在异化可能。

1.元宇宙的物化传播

在主体性依旧被技术性限制而人机交互不断深入的情况下,集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于一身的元宇宙被学界与业界寄予厚望,已然成为拯救主体性的最新技术与最佳选择。作为互联网迭代概念的元宇宙大约等同于智能信息驱动的社交平台,人类主体可以依据自我意识塑造人机交互的虚拟环境,理论上元宇宙还支持用户之间相互接入的场景共享。“思想的物化(存在于文字、作品、组织、传统中)就是人与动物之分野的基础,人据此把他的世界,乃至把所有的世界据为己有。”[37]367元宇宙的人机交互仍然以技术为依托,不同于工具导向的直接实践与机器导向的间接实践,智能导向的计算机数据库参照自我意识物化一个电子世界,人类主体在此基础上开展社交实践。

正在开辟全新交往空间的人类主体“渐渐理解了第二次浑沌,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机器:这是力量的形象,但这种力量已从其肉体剥落,已游离于人性之外了”[19]47。元宇宙的社交实践同构于物质与意识二元一体的信息技术,人类主体在元宇宙中感知的物是数字虚拟呈现的物,实践对象是自我意识投射的物。从技术性层面来看,元宇宙的物化传播能够重回轴心时代的物我齐一;从主体性层面来看,元宇宙的物化传播在数字维度上继续消解并遮蔽人类主体。对比工业时代的全球分工与文化产业,元宇宙能够无限接入用户,数字场景类似网络游戏,人类主体既为原子化的消费市场,又能自主化地生产内容——元宇宙是商业运营的共享平台,人类主体是生产与消费的二元一体,数字劳动依旧存在异化可能。

2.元宇宙的主体性规划

从“物我齐一”到“知行合一”,从“水生万物”到“洞穴隐喻”,主体从外物之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以此破解物我关系的第一次混沌;从“洞穴隐喻”到“机器大生产”,从“物我分化”到“主体异化”,主体以技术手段解决匮乏问题而又受制于技术本身,由此陷入物我关系的第二次混沌。“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和解释、联结和组织、综合化和普遍化的符号的宇宙。”[43]元宇宙给予人类主体破解两次混沌的技术可能,然而继承物化、异化等工业文明要素的信息技术既要解决自我持存,还要避免人性偏离,两个问题的逻辑前提都是物质与意识、主体性与技术性存在着的天然差异,强调人与物的区隔。元宇宙只能实现智能驱动的物我同台,尚未达成庄子定义的物我同化。

综上,元宇宙的发展规划不能局限于技术性建设,还亟须主体性规划。“思想的物化为脑力劳动可能的保存和累积提供了形式;它是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人类历史范畴。因为思想的物化把生物学上非常令人生疑的东西,遗传继承,变成了历史事实。”[37]367人类主体既要凭借技术从事物质生产和思想传播,还要人类主体免受物我分化和劳动异化。庄子所言“物化”意为主体不受外物所累,主张自我意识对物质世界的投射,这就要求元宇宙不能仅凭技术解决物化问题,尤其不可脱离现实世界。“建构元宇宙的逻辑前提不能是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工具理性考虑,而应是人性、伦理、文化等价值理性考虑,如此方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辩证统一”[44],方可达成元宇宙的物我同化。

3.元宇宙的人文建构

“从形而上学上看,上帝所居有的位置,乃是对作为被创造者的存在者的产生作用和保存作用的位置。这个上帝的位置是不能空着的。取代这个上帝的位置,就会有另一个在形而上学上相应的位置开启出来”,当人类可以独立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时候,“这另一种存在者之存在这时已经成了主体性——而这一点正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开始”[29]268。分有工具理性的技术本为主体性外化的物质性存在,物化与异化即为技术性对主体性的传播偏向,一切机器皆为人的延伸而不是相反。物我本就统一,之所以产生主体性的物化传播现象,是因为人类自身为了物质实践而令其分化,以致于此岸的本真主体对立彼岸的异化主体。当前学界与业界经常谈及“人机共生”与“人机融合”两个概念,前者围绕智能信息驱动的技术座架如何实现全域虚拟仿真,后者针对生物性的人与机械性的物如何实现物理通信对接,两者都会始于技术问题而止于人的问题——人类如何在自己创造的技术环境之中协调人类自身的对立统一。

参照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与孟子“人禽之辨”的终极命题,作为灵与肉统一体的人类天然面临理性与欲望的二分法:正是理性把人类从动物之中区分出来,又是欲望不断激发人类从事物质实践。元宇宙的主体异化可能会产生两对矛盾:在概念层面,技术可理解为欲望驱动的理性设计,异化可理解为欲望对理性的技术自反;在操作层面,元宇宙的技术自反性表现为人工智能正在发挥理性功能并可能替代理性自身,虚拟现实不断转接现实欲望而即将突破现实伦理。与之相应,元宇宙的人文建构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人类既是现实世界也是虚拟世界的唯一主体,现实世界的主体持存对应虚拟世界的自我意识。其次,参照现实伦理合理划定虚拟交往的欲望边界,有效激发理性参与的虚拟交往。最后,欲望与理性在虚拟世界之中同样不可分割,只有坚持技术有机平衡,才有可能实现元宇宙的物我同化。

结 语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文明无法离开技术支撑,元宇宙尚处于从概念界定到初步实现的探索阶段,基于价值理性的人文建构必须充分结合工具理性的技术特征,这种元宇宙空间的建构理念可以称为数字人文主义。技术先行的元宇宙空间在数字人文主义的指导下,只有将人类自我的尊严、灵性等本质性存在及时嵌入,才能使元宇宙空间发展保持人类本身所期望的和谐与平衡。这就需要回到轴心时代的人生关照,回到终极命题:人何以为人?如此方能开启具有元宇宙特色的数字化人文建构。

参照主体性物化传播的历史过程可以推断,元宇宙的各种应用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参考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概念,元宇宙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会“促逼”和“摆置”人类主体——虚拟世界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复制,数字空间还对现实空间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重塑。当人类主体完全沉浸于元宇宙之中,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将会更加深刻、便捷地影响人文精神。未来元宇宙的数字人文研究必须紧盯“人的问题”,着力发掘元宇宙的技术逻辑与人文精神的和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