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涛 沈利华

无论是主动开启还是被动卷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事实上都已经处于现代化的洪流之中。需要明确的是,两百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缘起、过程与具体道路等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因而“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12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要特征,其中专门强调“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8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23,“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3]23-24。已历时两百余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独特的生态哲学意蕴。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自然观念、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系统工程思维方法、生命共同体价值观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生态哲学基础,为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一、重现“自然”: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论立基

在本体论基础层面,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和行动方案,必然有着一个基石性的核心概念范畴。“自然”概念之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恰如“商品”范畴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和生命的摇篮,并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甚至人类文明的产生和演进,提供了资源能源等方面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并强调要“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4]18,从而为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生态哲学本体论基础。综观地球生命演化史,大自然总是慷慨地给予所有物种生存繁衍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每当文明进阶至某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大自然也总是给予人类必要的原料和能源。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化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展开,离不开大自然所提供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及各种矿产资源。

“自然”是生命之母与文明之根基。从纳米级的病毒到地球上最高大的生物体巨红杉(Giant Sequoia),从亘古未变的厌氧菌到新发现的物种中国巨型蝾螈(Chinese Giant Salamander),从最低级的单细胞生物到万物之灵的人类……所有生命体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孕育、生长。人类文明诞生之前的自然母亲,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自然母亲怀抱中的每个孩子也都处于一种放养状态,直到人类的诞生。学会用火、懂得使用工具、发明了语言和文字的人类,在自然母亲的众多孩子们中迅速脱颖而出。经历了相对漫长的原始文明阶段,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先祖们不约而同进入到了农业文明阶段。此时的自然,更像一位有着超强孕育能力的多产母亲,成为人类仿效的“榜样”,甚至是一种“阐述人生的模式”[5]。此时的人类,已不再单纯依赖自然母亲提供的原料(食物),而是试图改变某些植物的属性以使其更加高产,或者驯化某些动物的习性以使其符合人类的需要。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由采集和渔猎变成了农耕和畜牧。

或许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语言、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这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与自然母亲其他孩子相比,这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也正是凭借这种特有的“想象”和“虚构”能力,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智人(Homo sapiens)在大约7万年前正式启动了伟大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6]3,23,并从此开始了在地球生物链中位置的快速跃迁。因而,尽管人类是出生相当晚的孩子,但其很快成为“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人类“最强有力”之处或在于,“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人类“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国——的居民”。正是凭借着这种独特的身心合一能力,凭借着对“意识”这一地球上最美丽花朵的独家经营权,人类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7]。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大幕的开启,人对自然资源无尽的占有和攫取、对自然母亲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严重伤害,已经影响甚至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在具有决定性的生产方式变革意义上,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无论怎样理解现代化,其核心和主旨即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因而可以说,工业化是构成现代化的基础内容与核心动力。“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8]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由西方先发国家倡导并主导的以科技革命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历了两百余年。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也将世界推入了现代化的浪潮。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股现代化浪潮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它使城市战胜了乡村,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当年笔下“文明的阴沟”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①,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以新的面貌再度成为令人失望的现实。

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就是完全依据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向自然全方位开战的历史。在实验科学的力量下,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发展而言的客观先在性和基础性被彻底否定;人类自视有能力洞悉自然的所有秘密,并理所应当地把自己当成了自然的绝对主宰。作为一个有机存在和“生命之母”的自然,就此被终结了,变成了一架巨大的冷冰冰的机器。这架巨大的机器“被在它之外的理智心灵,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设计出来、并组装在一起的躯体各部分的排列”[9]。人类以进步之名,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控制、掠夺,甚至彻底地征服。从此,一代又一代人似乎顺理成章地学会了蔑视自然母亲,“我们那种永恒的自然和独立的自然的观念将被一洗而去”,“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也将走向死亡”,“我们生活在自然将要终结的时刻”[10]。

曾经是生命之母与文明之基的自然,竟然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被活生生地终结了。被终结的自然反过来又对人类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最终酿就了史无前例的生态环境危机,使之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威胁。如果说源发于西方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已经足够快速,那么,在赶超的强烈愿景和巨大压力之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加迅猛,因为我们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好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生态文化基因与丰厚的生态哲学智慧,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坚决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了一堆没有价值甚至是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时创造的财富还要多”,他进而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永续发展,走美欧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是难以为继、走不通的”,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4]19。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主线

在认识论层面,人与自然关系构成了理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甚至人类文明史的核心主线。“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11]。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确立与变迁,对应着人类文明样态的结构性整体转换。原始文明时期人类拜倒在自然脚下,各种自然宗教和图腾崇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神表达;农业文明时期的自然是人类效仿的“榜样”,人与自然总体上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工业化暨现代化以来的数百年,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某种颠覆性变化,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尊重和顺从,变为征服、控制和掠夺。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但必须要从自然界攫取维持生命存续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原始人类获取食物主要通过采集植物和渔猎动物等劳动方式,“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为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情形”[6]75。从植物根茎、种子、果实到包括猛犸象在内的大型哺乳动物等各类食物,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和能量。大约在一万年前,地球上的几大区域几乎同时开启了从采集、渔猎走向农业农耕的历史进程。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智力与体力,努力驯化和竭力操纵着几种特定动植物的生命和成长过程,只是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淀粉、油脂、蛋白质、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特别是其中“黑麦、大麦、小米、稻米、玉米和小麦”等六大禾本科植物的驯化和培育,“堪称人类最壮丽的成就”[12]130,“因为整个世界文明都靠它们维持”,“倘若没有小米,就无法想象中华文明的诞生”[12]133。到了农业文明时期,自然母亲敞开胸膛,以肥沃的土地给予人类千百倍的回报,人类从此不再漂泊,过上了幸福安宁的定居生活。

某种意义上,“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6]319。可以说,有了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和大规模应用所提供的廉价、充足而高效的能源,才会有工业革命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工业文明时期是人类认识、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成功的阶段,从蒸汽机到电动机再到原子核反应堆,从工业产品到化工产品再到生化制剂,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大大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从此开始无节制地向自然大肆索取,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以及其他金属矿产,为现代化进程的狂飙突进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能源。

如果说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顺应自然,人与自然之间总体上是基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作关系,那么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演变为一种赤裸裸的开发利用,甚至是掠夺性使用的关系。当历史进入20世纪,沉浸于征服自然所创造的辉煌奇迹的人类开始意识到,工业文明在创造了远超过去的发达生产力和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人类陷入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在谈及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化时,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指明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13]。

工业革命以来,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早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已历经两百余年;而在中国,这一过程被压缩至几十年。换言之,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显露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或许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但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显现与应对,在我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显然,人与自然关系主线在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主线作用越来越清晰。针对约束渐紧的资源、环境状况和日趋复杂、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赋予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以强烈的生态意蕴和中国特色。

应该说,现代化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式和道路,在生态危机的幽灵驱之难去的当下,“具有生态意义的现代化进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需要互相引入和借鉴发展模式或理念方式的概念”[14],且必须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吻合,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毋庸置疑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式,为世界各国妥善协调自然环境与经济生产的矛盾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系统思维: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指引

方法论层面,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喻成“一种生态病”“一种疑难杂症”,“既有环境污染带来的‘外伤’,又有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的‘神经性症状’,还有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体力透支’”,因而“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4]72-73。

作为奠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之一的系统论思维,虽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理论雏形——整体先于部分,“部分要由整体来说明”[15],从而初步具备了一种朴素的有机整体视野,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关于“系统”的一般原理的系列论著问世,系统论才真正成为具有研究“范式”(Paradigm)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思维方法论。在贝塔朗菲看来,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联动的功能整体,而非各要素和部分的机械组合。系统论思维方式由此成为具有显著优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35年,英国植物学家坦斯莱(A. G. Tansley)在“讨论植物群落及其演替的‘超级有机体’概念过程时”,创造性地将“生态”与“系统”结合起来,引入了“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术语:包括各种生物及“最广泛意义上的生境因子”的“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整个系统”,它具有从原子到宇宙之间“最为多种多样的类型和大小”,是“地球表面上自然的基本单位”[16]。

照此理解,包括各种生命体在内的地球生物圈就是一个有机联结的系统功能整体,当组成系统的子系统或其中的要素改变时,整个系统的结构会随之失衡,功能也会发生某种改变。再延伸至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人类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聚落方式的城市化、政治理念的民主化与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等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历史转型。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总观点和总特征。

秉承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总观点和总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基本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4]73。“全方位”即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全面加强和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并被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17]。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基础上加入了“美丽”一维[18]。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3]23-24。这均体现了党和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勇气和决心。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柯布、格里芬等国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代表学者这样评价:中国站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高度为生态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了很长时间,得益于其特有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制度优势,中国将有希望走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前列,从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这能够在总体上帮助人们有力地挽救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特别是挽救人类文明②。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领域、各板块、各行业全方位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鲜明特征。

“全地域”即是要在国土空间规划和开发领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覆盖。亚欧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这块广袤土地与临海空间,哺育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国土空间资源作为中华民族得以生息、繁衍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必须要科学开发、合理规划,留住天蓝、地绿、水清、气洁的自然环境与美好家园。当前,我国国土空间的开发与规划面临着极大挑战,存在如土地人均占有量少、资源空间与主要消费地逆向分布、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脆弱等在内的先天不足。据此,2011年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强调要在开发过程中首先判定其主体功能,因地开发,精准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3]31-32。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布局的基本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覆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国土空间基础。

“全过程”即是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体制完善和机制运行中的全面融入。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与机制运行日趋完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形成。源头严防,指的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在源头解决,从基础性工作抓起,防止问题、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致力于通过对源头问题的预防、严防,达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效果。过程严管,指的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例如在生态治理的具体工作中要明确责任主体、列出责任清单,改善制度法治碎片化的执行现状,加大违章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等,致力于构建党领导、政府主导、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多方共治体系。后果严惩,指的是党政执行机关和司法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督处罚责任,对“未批先建”“无证排污”等违法情形应依法严惩,贯彻好、落实好、执行好“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终身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之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理念,从“人化自然”的本体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认识论高度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同生共荣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依循,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工程思维方法的代表性呈现,也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四、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论彰显

价值观层面,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构建一个更为清洁、更加美丽的世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现实追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抑或社会主义社会,优美的生态环境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人性与自然本性的统一,既是历史任务也是历史趋势,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9]。相对于自由、平等、正义等社会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价值观念,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等的生态价值观更容易获得全人类的价值共识。相比基于民主、自由等理念集结形成的“虚幻的共同体”,以人与自然之生命为联结的“生命共同体”更具原真性,也为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整体和协调的现代化奠定了生态理念价值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理念,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4]71。按照“共同体”范畴的较早权威阐释者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看法,不同于作为“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的“社会”,“共同体”是有机生命的结合,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20]。以此推演,包括所有生命物种在内的生态系统,暨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物种一起,共同构成了共生共通、命运相连的地球生命共同体。需要说明的是,在努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生命共同体”在理论逻辑上不断丰富,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扩充新的“成员”。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由“山、水、林、田、湖”有机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在2017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上,“生命共同体”大家庭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草”;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又把“沙”纳入到了“生命共同体”的视野之中。从“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再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重要理念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价值意义不断彰显。

与西方先发国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之“旧路”有所不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较早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更是明确了决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中寻找既能加快经济发展又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良方。经历几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等系列理论成果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构件,并在新时代获得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确证,“美丽中国”也因之成为“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的重要一个[1]360-361,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鲜亮中国特色。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性和普遍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已经超越了历时性的局限而日益成为一个共时性的“命运共同体”。生态环境保护也已经不是一国之事,也非一时之事,面对愈发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能真正地置身事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出发,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对立的思维窠臼,唤醒了人类社会对自然家园的原初记忆,重新联结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本质联系,恢复了“自然”在“生命共同体”中的地位,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奠定了世界范围内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共识基础。遵循“生命共同体”重要理念的价值指引,中国不仅自身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而且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作出了巨大历史性贡献,充分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生物多样性恢复、生态修复、碳达峰和碳中和等方面已经和即将兑现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我国在扎实推进蓝天保卫战、净土保卫战以及碧水保卫战中战果颇丰,三大基础性自然资源状况出现了根本性和全局性好转。特别是在植树造林增绿护绿方面,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根据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1]361。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的2021年世界地球日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形象地将大自然喻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根”,“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倡议“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2]274-275。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征程上的一抹亮丽特色。

总之,由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不同,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但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中,总有些值得总结和关注的普遍规律与共通之处。其中,如何正确理解“自然”概念以及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既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议题,也是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命题。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既要在现代化的共性与普遍性上加以认知;也要在发展道路差异与中国特色上予以定位。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均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但是,与世界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紧张状况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深刻意识到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重视并致力于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并以系统论思维致力于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21]。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将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里程碑式全人类共同价值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在谈及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时曾说:“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②具体可参见大卫·格里芬:《生态文明: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27—35页;J.柯布:《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4期,第5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