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曼

摘 要：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该紧紧围绕《“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更好地发展与传承非遗文化。川江号子是四川、重庆一带的传统船工号子，是过去川渝地区航运业发展的时代印记。随着经济发展与交通工具的革新，传统的人力船运逐渐式微，最终退出航运业。失去原生环境的川江号子今天仍然在坚韧地续写着它的千年历史，赓续着文化传承。

关键词：川江号子；船工；原生环境；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7；D422.6；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8-0034-06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推动非遗保护事业取得更大进步[1]。川江号子作为我国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过去川渝地区特有的体力劳动形式而产生的，见证了川渝历史文脉的赓续。随着川江航运条件的改善以及机械轮船的出现，挤压了川江船工的生存空间，川江号子也渐趋消亡。川江号子原生环境的消亡对川江号子的发展传承极其不利，今天川江号子得以“重生”，离不开很多前辈的努力，而未来川江号子的传承，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一、川江号子概述

川江号子属于船工号子的一种类型，是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领众和的歌唱形式，主要流传于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金沙江、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等流域。川江号子是川江流域内所有船工号子的总称，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民间水系音乐。2006年，四川省与重庆市均对川江号子项目申遗成功，川江号子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省东部和重庆市成为主要传承地。

（一）川江号子形成地理条件

川江号子的传唱范围顾名思义是在川江流域内，川江在古代又称蜀江、江水或大江。川江流域起点于金沙江，在四川省宜宾市与岷江汇合，流经重庆市，最后抵达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程长达1000多公里。因大部分河段处于原四川省（包括重庆市）境内，通常称之为“川江”，其中，以重庆主城为分界点，上游的300多公里为上川江，主要流经平缓的四川盆地；下游的660公里称为下川江，流经崎岖的三峡地带。川江流域面积达50万平方千米，流域内支流众多，多发源于高山地带，流经峡谷地区，水位落差大。

古代的四川、重庆对外交流主要依靠陆路和水路，结合四川、重庆的地形來看，四川盆地的四周分别被北面的大巴山、米仓山、龙门山，西面的邛崃山、大凉山，南面的大娄山，东面的巫山所包围，这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阻隔着四川盆地的对外交流，而川江流域内河流支系四通八达，为航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互相串联的水路交通网络便成为这里日常出行、走商贸易的首要选择。古代的川江流域物产丰富、资源众多，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包括盐、茶、酒等货物、丰富的矿产资源、木材、农副产品的运输，只能通过船运才能承载大批量的往来输送。但山势的险峻同样也给河道航运带来了诸多阻碍，如河道的蜿蜒曲折，水急滩多，山势起伏导致的水位落差较大。在一些水道复杂，遍布滩涂的地方，这些运输的木船往往需要经由大量的人力用粗麻绳一步步拉过去，于是在沿岸地区便出现了许多体力劳动者——船工。船工是指在过去木船时代，使用纤绳拉船的人，又称“纤夫”。船工是伴随着航运与木船出现的一种劳动形式，主要存在于水流湍急，水道复杂的地方。由于弯急滩多，拉船过程十分艰辛，船工们步履维艰，川江号子由此应运而生。

（二）川江号子内容分类

总览川江号子的“原生态”内容，大概可以将其分成三类：川江流域沿岸的物产及风土人情、船工劳作时的艰辛、世俗化的情感表达（主要表现为爱情），这些内容丰富而广泛，涵盖了社会各方面。川江号子的传唱既传播了沿岸地区的物产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也使船工在终日埋头拉绳中抒发内心的苦闷，是船工满足自身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

1.川江号子中传唱内容中关于沿岸地区的物产及风土人情

川江流域的范围从行政城市上划分，主要有四川省的宜宾市、江安县、泸州市、合江县，重庆市的江津区、巴南区、渝中区、涪陵区、忠县、奉节县、巫山县等11个区县级城市，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宜昌市秭归县、夷陵区、黄柏河口南津关。川江流域范围内城市众多，小镇云集，船工所过之处都会将当地的特色物产及风俗人情编制成脍炙人口的号子。嘉陵江是川江的主要支流，在《嘉陵号子》中详细介绍了嘉陵江沿岸码头的特产情况：

嘉陵风光如锦绣，各家码头有好吃头。“南充”河街的沙胡豆，“青居镇”出腊猪头。“龙女寺”的豆干香满口，川北凉粉拌麻油。“沿口”蹄花份量够，划算还是帽儿头。“三汇”橙糖看得透，“北碚”豆花第一流。“土沱”卖的高粱酒，醇香无不在心头。小麻花出在“磁器口”，惹得路人口水流[2]。

2.表达船工劳作时的艰辛以及他们不畏自然、众志成城的内容

船工的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他们需要整日弯曲身子，背上挂着纤绳，一刻不停息的往前迈。据《高坪区民间传统文化集成》中记载，当时在高坪区拉船的每位船工需要承受大约5吨的负重。在现在的机械化时代，人力负重5吨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当时的纤夫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如《白龙滩不算滩》中的描述：

白龙滩，不算滩，捏起桡子使劲扳。千万不要打晃眼，努力闯过这一关。扳到起，要把龙角来扳弯，众家兄弟雄威显，拉过流水心才欢。龙虎滩，不算滩，我们力量大如天。要将猛虎牙拔掉，要把龙角来扳弯[3]。

另外还有关于描述嘉陵江船工艰辛的号子，如“嘉陵江上啊，求碗饭哦。身背纤索哦走岸边咯！要问路程哟有多远呐，祖祖辈辈走不完！”

3.关于世俗化情感的表达，包括爱情、亲情等

这部分内容多轻快活泼，一般是在水流平稳时段，或是停泊与启航时，船工们由心而感，抒发着平静、轻松的心情。如《二四八月天气长》《心中只有拉船郎》《今天出门好灵光》等。上世纪90年代，崔志文作词，万首作曲，由川江号子改编的歌曲——《纤夫的爱》被广为传唱。该歌曲采用男女对唱形式，以简单直白的语句、欢快热烈的旋律，描述了川江流域地区船工与沿岸姑娘浓烈质朴的爱情故事。内容如下：

男：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女：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

综上而言，除了从内容着手进行分类，其他还有以地名、河流等为依据进行的分类。当然，以上的分类方式更多的是便于科学研究川江号子的文化内涵而主动采取的一种研究手段，在真正的船工生活中，川江号子应该是一种随意发挥、由心而感的表达，不拘泥于某一特定题材。

（三）川江号子的价值意义

川江号子是川江流域内金沙江、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岷江、沱江等船工号子的总称，鉴于每条河流的地形高低起伏及水势发展情况的不同而生成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川江号子因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珍贵的音乐价值，分别被四川省、重庆市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历史价值

川江号子有“长江文化的活化石”之称，曾被誉为“比人类语言还长的民间艺术”。川江号子的传唱内容包含了川江流域内各地区的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见证了流域内河运城市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方面，川江号子的传唱内容反映了川江流域内沿江两岸的山川风貌、地方习俗及风土人情等。川江各流域的船工号子歌词往往包含着沿江两岸的地名、物产、山川风貌及地方习俗等，具有丰富的知识性。这些口耳相传的歌曲为今天人们研究过去川江流域内的民俗文化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实践资料。另一方面，川江号子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川江流域内各城镇的历史、经济发展。历史上有很多城市的兴起都是因为交通，在川江流域内更是如此。川江流域内共有67条河流，随之兴起的河运城镇数量众多，如嘉陵江沿岸的昭化古城、阆中古城、周子古镇等都是因水运而兴起。

2.音乐价值

川江号子是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传统水系音乐。开船时，一般先由号工领唱，然后是船工们应和，也有众人领唱众人和的形式。号子声此起彼伏，气势磅礴。号工领唱时，声音必须高亢有力，体现出气势强、传播远的特点，因此在领唱部分使用的装饰音比较多，所以多用远距离音程。从音乐技巧分析上来看，川江号子广泛吸收了四川其他民间音乐因素，在号工领唱的声腔中出現了类似川剧腔调的悠扬、抒情，也出现山歌曲调的高亢、挺拔，而在合唱部分则相对简单[4]。号工的“领唱”与船工的“合唱”交织重叠，使川江号子富有生机而声声不息。

“一领众和式”这种歌唱方法虽然不是川江号子独有的合唱形式，但对于川江上的船工而言，这是最好的“冲锋号”。川江号子的传唱内容具有随意性，一般会根据周围景观、河流情况或心情等随意发挥，是一种具有川渝地方特色的民间水系音乐。

二、川江号子原生环境的发展

重庆、四川自古便有舟楫之利，川江流域内河道密布，水系发达，囊括了四川、重庆以及部分湖北地区的河流水系。发达的水系交通、丰富的物产资源促进了该地区的航运发展。可以说川江号子的出现、兴衰跟该地区的商贸、航运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一）历史盛况

川江流域的航运历史悠久，根据沿岸地区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石锚”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川江航运便已萌芽。到秦汉大一统时期，川江航运交通发展迅速，秦国攻楚便是沿着川江顺流而下。汉朝时，川江流域的盐业得到开发，开始向外产销，“汉代巫县盐官辖区的井盐顺江东下”[5]。隋唐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川江及其周围地区的商业贸易亦十分发达，川江成为内河航运中转的重要水路，延续到两宋时期，川江航运亦成为“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的交通要道[6]。元明之际，川江流域因战乱原因一度萧条不已，川江航运也受到一定影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萌芽、发展进而使川江航运交通再一次兴盛。近代以来，受到战争影响，重庆、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川江航运在物资、人员输送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是川江木船航运的鼎盛时期。川江流域的商业贸易的繁盛促进了川江航运的兴盛，也间接促进了川江号子的萌芽与发展。川江号子最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已无从考证，但根据川江航运的发展历史及考古出土文物，可大致推测至少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川江号子就已有了雏形。但由于“包括川江号子在内的各种劳动号子，属于民间性的文艺，所以在史书、文献中一般不予记载”[7]。郦道元曾在《水经注》中记载了渔夫对三峡的描述“巴峡巫峡三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表明了长江三峡山势的险峻，由此分析当时可能出现了类似的船工劳动。到了明清时期，有关川江号子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明代文人杨升庵在《竹枝词》云“上峡舟航风浪多，送郎行去为郎歌。白盐红锦多多载，危石高滩稳稳过。”这首诗描述了川江航运条件的恶劣以及船工们闯滩时的艰难情景。清代川籍诗人张向安也在他的诗《桡歌行》中写道“大船之桡三十六，小船之桡二十四。”清晰地记录了大小木船需要拉船的船工人数，这是川江航运繁忙场景的写照。

川江航运随着川江商贸的繁盛自古以来便是白帆点点，连绵不绝，号子声游荡在川江沿岸的山峰峻岭中，声声不断。这不仅是川江航运发展的鼎盛，更是川江号子发展的高峰时刻。川江号子与川江航运是相伴相生的，是川江航运自然条件的恶劣促进了川江号子的萌芽与发展，伴随长江船运而兴，川江号子日渐发展并绵延至今。

（二）历史变迁

川江号子因川江航运而兴旺，也因川江航运变化而衰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川江航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致使川江号子一度失去其生存环境而濒临灭绝。川江号子的濒危究其原因是川江船工这个职业失去了存在价值，川江流域险恶环境的改善、机械轮船代替人力木船的投入使用以及多元化交通的出现等种种因素，使川江船工职业首先失去其生存空间，从而致使依附于船工职业的川江号子也逐渐消亡。

首先是川江流域险山竣水环境的改善，即河道整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大力整修内河航运，尤其是针对川江流域内的河道，一方面通过炸平暗礁、险滩来疏浚河道，另一方面则是兴修水库、电站等调整河流水量，保持川江主干及支流的河流量平衡，将浅滩、暗礁沉没于河底。河运整修使得木船能够更平稳地行驶在江上，不再需要大量人力在岸边拉船，船工职业逐渐被淘汰，船工号子便也渐趋消亡。

其次是机械轮船代替木船的出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机械业迅速发展，机械轮船开始投入生产、使用。到六十年代，川江上已经出现机械轮船往来行驶，“川江号子”随着木船的逐渐减少开始走下坡路，到七十年代，由于机械轮船相比木船更具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川江上的木船基本被机械船大量取代，“川江号子”已淡出人们的生活，至八十年代渐至绝迹。

最后是交通多样性的发展。陆路及航空交通的修建，使得川江地区的对外交通不再单纯依靠水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重庆大力整修了一些残断路，新建了一批对外交通干路，如1952年建成的成渝铁路，连接四川至重庆的经济大动脉。1958年建成的宝成铁路，成为第一条北上进出四川的铁路，1990年重庆江北机场投入使用；1994年又建成成渝高速公路，沿线经过成都、资阳、内江、重庆等城市，同时还成为四川至云贵地区的大通道；1987年成都双流机场开通了成都至加德满都航线第一条国际航线；2011年中欧班列重庆始发站开通，这条路线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到达欧洲，成功打通川江地区至欧洲的陆路交通。

川江号子所依赖的原生环境被改变，那么就意味着孕育川江号子的摇篮已经消失。现今只有少部分河流还有船工拉船，但与过去不同，现在的船工拉船只是观赏性行为，需要船工拉船的河段也不再崎岖，即使他们今天还在传唱着船工号子，但少了江号子的灵魂。

三、川江号子的“活态”传承

川江号子的“活态”传承指的是针对川江号子而言，为了使川江号子能够延续着它的“千年辉煌”而主动被动采取的各类措施。川江航运的改善、轮船时代的到来，是船工职业逐渐消亡的必由之路，依附于川江航运及船工的“川江号子”也似乎因为没有生存的空间而岌岌可危。今天，人们还能在博物馆里、在艺术舞台上、在生活中看到川江号子的印迹，这对川江号子而言无疑是一次逆转重生。

（一）舞台艺术表演性传承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江船工职业受到极大冲击，依附于船工的川江号子也渐趋消亡，为保护这种珍贵的音乐文化艺术，音乐艺术团体和船工们主动将川江号子带上艺术表演舞台。

一方面是民间和官方音乐艺术团体的不懈努力，认识到川江号子的可表演性。1950年，重庆市话剧团的陶鹏在认识和了解川江号子音乐后，主动收集重庆范围内的船工号子，编纂《川江号子》并在公共场合演唱。1952年，中央乐团协同当地的老一辈音乐家郑律成、田寄明、朱中庆、羊路由、许文等人顺岷江而下，专程考察川江号子[8]。1955年，朱中庆编曲、田寄明填词的《嘉陵江号子》，由四川省歌舞团演员范裕伦数次演唱，甚至远渡国外，足迹遍及欧亚大陆，受到国际关注。另一方面是船工们积极主动将“川江号子”带上艺术舞台，让全国观众能够欣赏到这种独特的音乐艺术。1953年中国第一次民间歌舞会演上，乐山、宜宾、重庆、泸州等地的八名船工演唱川江号子类歌曲，反响颇大。1956年陈邦贵携《川江号子》赴首都剧场工人文艺调演并获一等奖。1987年，陈邦贵、蔡德元、陈昌福等三位重庆船工受邀前往法国邦维尼翁艺术节，献唱川江号子，最终荣获金奖殊荣。2002年11月，金沙江号子老船工江凈乐荣获第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金奖”。

正是这些艺术家和船工们的不懈努力，让川江号子能够继续得到传承，从四川走向国际，将川江号子发扬光大。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舞台艺术表演性保护具有一定滞后性和改编性，但对于当时岌岌可危的川江号子是一次新的“重生”，延长了川江号子的历史寿命。这些老一辈船工们也是川江号子的第一批传承人，肩负着川江号子保护与传承的重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保护

21世纪初，中国响应联合国倡导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正式开启了中国在非遗保护这一领域的工作。受到国家对非遗文化保护重视度的影响，川渝两地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收集大量实物与文献资料、实践走访调查等方法，2006年，四川省和重庆市申报的“川江号子”项目，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川江号子作为川渝地区独特的川江水系音乐文化，因川江航运的改善及机械轮船的出现变得岌岌可危。从小生活在川江边的陈邦贵，率先喊出“川江号子应成为重庆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的主角”的口号，在川江号子的发源地重庆及长江流域的诸多地方引起了强烈反响[9]。2005年7月30日，重庆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对面临濒临失传的川江号子等非遗文化采取措施进行有效保护，还成立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06年6月，川江号子申遗成功后，在重庆长寿区成立了专门性博物馆——《川江号子音乐博物馆》。

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号子的总称，其内容丰富而广泛。继川江号子申遗后，其他隶属于川江号子的部分船工号子也在积极申遗，包括嘉陵江号子、涪江号子、永宁河号子、府河号子、金沙江号子等，并陆续被列为重庆市级非遗与四川省级非遗项目。川江号子的申遗成功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包括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四级传承人的确定，从根本上保障了对川江号子的保护与传承。

（三）高等院校的保护传承

在帮助川江号子“重生”行动中，高等院校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到目前为止，包括四川省、重庆市在内的共有3所高校成为“川江号子”传承基地，以高等院校作为传承基地，能够为川江号子的保护传承注入更多的年轻力量。

2012年9月28日，首個川江号子传承基地在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挂牌设立，这是川江号子保护单位——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在川江号子传承地域内挂牌设立的第一个“川江号子高校传承和研究基地”。2015年5月27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举行了“川江号子传承与保护基地”授牌仪式，这是继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之后，又一所在高校成立的川江号子传承基地。2020年，重庆市“川江号子传承基地”正式落户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川江号子国家级传承人曹光裕也会参与川江号子相关内容的授课与专业指导。高等院校的主动参与，能够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及专业性的传承优势，这是社会公众参与所不能比拟的，同时也是未来川江号子在保护传承方面积极探索的一个新方向。

四、小结

川江号子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民间水系音乐的典型代表之一。作为川江流域的特色音乐文化，它见证了川江流域的商贸发展和城镇兴起，更体现了川江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2011年，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导演合作倾情打造了《印象·武隆》大型实景歌会，一经演出便获得社会广泛关注。歌会展演的主题为“消失”，以濒临消失的非遗“川江号子”为主线，通过对现代文明冲击传统文化现象的实景演绎，来表现已经或正在消失的艺术形式与生活方式，呼吁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传承保护。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脉络，出现过多如繁星的非遗文化，也有很多类似于川江号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原生环境的消亡，而渐趋成为一种“架空”的非遗文化，这类非遗同样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记录着不同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文化、精神内涵等，蕴藏着每一代人的文化基因、价值观念、情感结构，是全人类应该共同珍惜的文化财富。川江号子与川江航运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交通的高速发展，加上船运技术的革新使得船工这一传统行业逐渐消失，依附于川江航运及船工的川江号子，因其原生环境的消亡而濒临失传。今天川江号子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走出四川、走向国际，这是政府重视及民间组织采取积极保护措施的成效。川江号子生存发展的根基已经被动摇，加之老一辈传承人年岁已高致传承断裂等因素，川江号子仍然面临濒危困境，需要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川江号子的保护行动中。

参考文献：

〔1〕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EB/0L].h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 u/2021-06/09/content_5616511.htm，2021.

〔2〕邓晓.“川江号子”的文化内涵[J].中华文化论坛，2005（01）：17-22.

〔3〕〔9〕丁英顺.川江号子——跨越时空的千古绝唱[J].百科知识，2016（08）：50-52.

〔4〕伍明实.川江号子现状调查报告[J].中华文化论坛，2011（03）：34-42.

〔5〕邓晓.川江流域的物产、木船与船工生活[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4）：70-76.

〔6〕肖瑶.川江流域历史城镇码头地段文化景观的演进与更新[D].重庆：重庆大学，2014：15-19.

〔7〕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编.川江号子[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71-83.

〔8〕伍明实，朱中庆.川江号子随笔[J].四川戏剧，2006（03）：85-86.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On the Demise of the Original Environment of Chuanjiang Haozi and the Inheritance of Living State

RAN M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should closely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pla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o better develop and inheri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uanjiang haozi is a traditional boatman haozi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which is the mark of The Tim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industry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in the past.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transportation tools， the traditional human shipping gradually declined， and finally withdrew from the shipping industry. Along with the human shipping， Chuanjiang haozi lost its original environment， but lost its original environment today is still continuing its millennium history， continu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words： Chuanjiang Haozi； Boatman； Native Environment； Cultural 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