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阳，初丹，李春妹

摘 要：马克思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全部以《形态》简称之）中，马克思首先从“现实的人”出发，重新界定了所有制关系的概念，继而通过对现行阶级统治内部复杂结构的揭批，把握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最后，明确指出在充斥着不可调节性矛盾的现代私有制社会中，完全存在着通往共产主义的客观可能性。重新把握马克思在《形态》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批判，对于深刻剖析资本主义世界现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关键词：私有制；现实的人；分工；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8-0012-05

《形态》在开篇便明确提出：“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换言之，经历了“德法年鉴”失败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现实的人”出发，阐明了“现实的人”既有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性，也包含着“人的解放”的历史性规定。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绝对精神”瓦解的过程中，“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2]。这也正是马克思对以施特劳斯、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展开批判的重要原因。“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去占据黑格尔主义解体之后的市场份额，从而在德国形成新的精神统治物。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战过程中，为寻求共产主义道路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

一、对所有制关系的重新界定

（一）物质联系与“现实的人”

在《形态》中，马克思首先進行论述的是所谓的“现实的人”，其指的是囊括在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是活跃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发展个人才能、实现自我解放的人。这也就阐明了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一定是处于某种对象性活动所衍生出来的关系之中的，并强调了这种物质关系只有在人和人分工和交往关系的维度下才能够得到有序展开。因此，人和人的关系一定是处在将对象世界包容进去的物质联系之中的，并于这种物质联系中“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而以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却是高悬在物质生活之上的原则和概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则是“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5]，从被旧哲学层层封锁的物质联系出发，去考察市民社会中真实发生的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阐明了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下，人只是囊括在绝对精神统治之下的一种抽象概念，而并非“现实的人”，黑格尔将人从社会的物质联系中剥离了，将市民大众完全地禁锢在了意识的牢笼之中。“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因而当马克思借以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使德国统治哲学从天国降回到人间后，首先开展的便是以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哲学文本为参照基准，从“现实的人”讲述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诚然，在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法哲学的视阈下，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分工的进一步递嬗为基础而构筑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促成了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甚至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而这样的一种劳动分工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是因为它由一定的形式所支撑，其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都是财产的所有者，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展开普遍的交换。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明确地指出，在这个所谓“需要的体系”的形式之下，它的核心内容便是以对象为中介进而展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和统治。在《形态》中，马克思将现代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这种支配关系，嵌进了“需要的体系”框架中，从而使得“需要的体系”框架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而在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看来，在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是在一个被需要的社会体系中进行的，每个人都能凭借自己独特的才能进行对象化活动，从而贡献某种独特的财富，进而推进共同体的正常运转。马克思并不否认国民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图景，劳动分工的确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社会框架的精美度。但同时，马克思也进一步提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7]。人们聚合在一起，用文明的分工方式推进共同体生活的有序展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8]，“文明”也逐渐地失去了其固有的意味。

（二）劳动分工关系与所有制关系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9]，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则意味着从原本朴素的社会生活中开始演化出一批特权者，他们能够从人的对象化关系中超脱出来，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规定。因而马克思明确指出，这样的分离关系实际上是有着双重内涵的，一方面是思想和劳动的分离，具体可以概述为在生活中制定规则的人和按照规则去生活的人的分工。换言之，特权者致使财产和劳动出现进一步的分离，进而催生了一些阶级的出现，“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10]而在阶级性不断膨胀的分工过程中，导致了个人才能的巨大差异的出现、人的类本质活动的极度缺乏，逐步地“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11]。另一方面，当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发生异化以后，劳动分工实际上和在现实生活中被展开的所有制关系便等同了，其实质便是一方掌管财产，成为统治阶级；一方失去财产，丧失实践的主体性，沦落到被另一方所支配的境地。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就被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为劳动分工关系或是所有制关系。把它说成是劳动分工关系意味着展开物质劳动的一方和展开精神劳动的一方是对立分离的；把它说成是所有制关系则意味着不是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之间的简单差别，而是践行思想劳动的人对践行体力劳动的人的彻底支配。所以马克思是在劳动分工的体系下去讲述所有制关系的，其本质无非是基于权利关系而引申出来的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支配。是故，现代社会实际上和它以为已经远远甩掉了的传统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其核心内容依旧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剥削和统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其结果就是“现实的人”的本性丧失。此外，马克思在承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给定的社会体系是有着重大价值的同时，也对这个体系进行了批判，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12]。因而特权者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对于作为财富来源的无产者们的死活也就漠不关心了。

二、资产阶级统治的内部结构

（一）资本主义社会实存的统治关系

马克思在《形态》中，透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剖析，阐明了阶级的实质无非是在经济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人成了整个社会的规定阶级。这也为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及的阶级学说提供了概念性前提，阐释了无产阶级将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提出新的规定性，指明饱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工人阶级可以成长为下一个社会形态的规定者，去印证马克思所提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

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被承认的理性自由和契约关系的“照射”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便表现为一种间接的统治关系。首先，马克思阐释了现代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关系，其中也涵盖着黑格尔法哲学所强调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大原则。特殊性是指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分离，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和分工作为绝对的目的出发点；而普遍性则是指人和人之间受制于外在的普遍联系，其个人目的的实现必然要借助这样的普遍交换体系。换言之，“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14]。这也就说明了拥有双重对象身份的资本家，在对象化活动中完全实现了对丧失主体性的雇佣工人的彻底支配。而现代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关系实际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自由个体的抽象的、普遍的承认。而“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15]具体落实到对象化活动的关系中便是一群人垄断着对象，另一群人彻底失去对象。

所以，马克思指出，倘若这样的双重关系要在现实社会中得以继续维系，就必须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能够以经济统治的方式出现，是必然要借助外部的理性支撑。而这个“支撑”有着两个层次的规定性，其一是指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是以国家的权力为根据的。国家以保护私有财产和权利为核心内容的立法方式，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并让这样的法律支撑起了人和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因而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也必须被落实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关系。第二个层次便是一些酷似于黑格尔主义所宣扬的，国家是地面的精神的“统治契约”，其实质也不过是以国家的形式和权力对人们进行支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揭批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能够让市民社会中存在着的“特权者”的权利得以落实的国家。

（二）现代国家权力的理性支撑

马克思阐述了现代国家一方面是代表着社会生活中被垄断的权力，而另外一方面是指现代国家的背后一定是有着原则性高度的理性观念。即国家的阶级性是以某种普遍被“认同”的理性原则作为它存在的理由，从而实现它对权力的高度垄断，维持它社会中的特权者地位。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本和分工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样，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16]。这就促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支撑愈发成熟了，也进一步巩固了资本对工人们的彻底支配。但马克思指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建立起来的理性机制及精神慰藉是使得剥削性质的阶级关系被落实的支撑，而不是使得市民大众的自由发展诉求被实现的前提条件。因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7]。资本主义社会借助“合理”的理性机制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激增，但也造成了市民群众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现状。正如“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18]。也正是出于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病态的阶级统治结构进行了深刻的揭批，持续展开着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较量。

三、私有制社会的内部矛盾

（一）私有制条件下多重社会矛盾的展开

同时，马克思也从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剥削式”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揭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9]这是马克思早期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阐述。显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维度出发，在物质联系中我们将人和对象的关系称之为生产力，将人与他人之间的普遍联系称之为生产关系，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际上是作为两个方向上的规定，共同支撑起了人和人、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因此在物质联系中同时蕴含着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原则性差异，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差异。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成了分工的社会化，创造无比巨大的共同资源，但也使得现代社会中所有的人和物都被调用到200%的紧张程度。在无比完备的劳动分工链条中，包含着随时可以导致“生死”的竞争。因而，也就得出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0]的历史性结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背景下，“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21]。这样的同类竞争卷起的是资本对于无产者们的疯狂绑架，从而实现对“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彻底调用。简而言之，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理性完全是以崩坏人们的道德为代价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2]。另一方面，从交往形式的维度来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人被嵌入到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分工体系中，这已然说明了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对人进行了物的统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剥夺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存”领域的自身，最简单的便是工人为了活命进行“不知疲惫的”生产，而资本家则是为了进一步展开资本的积累才进行生产。鉴于此，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矛盾是多重的。

首先，工人和劳动之间存在着异化的矛盾。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社会“潜规则”强加于自身的异化劳动，工人同他所加工的劳动对象之间是没有任何主动性联系的，异化的劳动是工人最大的负担。其次，资本家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某个话事人，但他却要谋划整个社会化大生产可能带来的机会和风险，因为伴随着私有制生产方式的不断转型，即便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产者也难免会掉落到无产者的队伍中来，其也是被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所异化的产物，此为第二重矛盾。最后，当现存的社会财富无法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时候，其必然导致第三重矛盾——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浮出水面”。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确制造了空前巨大的社會财富，并借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问题在于它只能卖给那些有能力购买它的人，彻底的无产者们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何谈购买力？其结果便是出现了无法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结构性难题。所以这样的一种原则性矛盾一定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危机，导致工人成为过剩产业中的过剩人口，亦可称之为“生产过剩的瘟疫”[23]。因而马克思明确断定，“瘟疫”的出现表明了私有制社会的阶级统治结构已经开始了“自我毁灭”的进程。

（二）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通过对以上三个矛盾的分析，指出在资本“剥削式”的生产运行机制下，“它希望雇佣工人能‘活着，以便为它提供剩余价值，但它又同时让雇佣工人无法生存”[24]，这也就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囊括着“自我毁灭”的必然性。但这种辩证法性质的否定及“自由王国”的建构是需要借助某种阶级的力量来实现的，因而“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5]。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性事业，“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26]，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现实的人”的实践价值及可以真正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加之在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过程中，“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27]，而不是那些秉持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家们所鼓吹的——现实的人只是由绝对精神所构筑的精神实体。同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大量的人被机器“解雇”，“智慧的生命”把大部分的人甩出了社会化生产的群体范畴，这的确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根本性缺陷的。但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自动地进入到下一个历史发展节点。即便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旧社会的缺陷，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是有着“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28]的可能性。因而共产主义运动将会是无比艰难的。即使能够在理论层次上将“卑劣的”资本逻辑的实质讲述清楚，并指出运行着如此一般原则和逻辑的社会必定会导致巨大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也不会“听话地”将人类社会带入到下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在属于它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显露“自我毁灭”的败势了，但即便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符合辩证法意义上的自我否定赋性，也不见得能够顺利地开辟出下一个真理性的环节。同时这也是马克思在《形态》中倾注大量的心血去讲述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并借此让这个饱含可能性的幽灵呈现出足以让资本主义“走进”坟墓的庞大力量，催生出足以推翻私有制统治的对抗性行为。当然，这里所提及的对抗性行为，“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29]，亦是无产阶级同致使其饱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革命性斗争。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机制最终带来的只能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奴役和统治。那么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历史使命便是从当下的资本主义统治现状出发，将处于“非人”状态的“生产过剩的瘟疫”[30]重新安放至“现实的人”领域，“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31]。而马克思在《形态》中也明确地讲述了从劳苦工人到无产阶级的跨越是如何完成的，首先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为劳动工人创造了成为无产阶级的客观物质条件，加之劳动工人在主观思想上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缺陷，促使工人的思想和逻辑逐渐地上升到了无产阶级世界图景的原则高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物质领域的客观条件还是精神领域的思想启蒙，皆是需要饱受异化统治和压迫的劳苦大众进行深刻的挖掘，进而将这份可能性变为现实。

结语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将现实中囊括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是需要跨越诸多的桎梏，相较于资产阶级借助于政治革命建立私有制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遭遇实际上将会是更为艰难的。因为以自由交换为手段而展开的新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从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完全可以说社会转型在资产阶级展开政治革命之前就已然发生了。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这样的社会转型赋予理性的存在根据和新的国家形式，把“资本”变成维持社会运转的唯一规定性原则。而无产阶级所要建构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显露，同时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前所未有的庞大生产力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繁荣，在无形之中也加固了剥削性质的统治框架。所以，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能先行政治解放，再行社会革命，从而建立属于“现实的人”的共同体，只有率先掌握规定生活的权力，才能展开对现实生活的重新规定和安放。

总之，《形态》深刻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体制框架下，“现实的人”所追求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诉求，在资本那里是被完全否定的，资本主义所能接受的只是肆无忌惮地“吸食人血”，从而获取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些“牧羊人”的鞭挞下，活在现实中的人只有“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32]，才能实现人性的复归。因而，只有在充斥着共产主义历史意蕴的背景下，“现实的人”的实现才会真正成为可能。因为这种共产主义运动将会彻底地消灭私有和不合理的分工；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3]。

参考文献：

〔1〕〔2〕〔3〕〔4〕〔5〕〔6〕〔8〕〔9〕〔10〕〔12〕〔13〕〔17〕〔18〕〔19〕〔21〕〔22〕〔23〕〔26〕〔27〕〔30〕〔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142，143，145，147，151，164，179，187，199，202， 203，234，400，406，776.

〔7〕〔11〕〔14〕〔15〕〔16〕〔20〕〔31〕〔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123， 132-133，185，520，540，685，806.

〔24〕吳宏政，陈磊.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辩证法[J].求是学刊，2019，46（01）：53-61.

〔25〕〔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0.

〔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Marx's Critique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Capitalist Society

——Based on The German Ideology

WANG Jian-yang1， CHU Dan1， LI Chun-mei2

（1.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2.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Marx'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German Ideology （hereinafter all referred to as Ideology）， Marx firstly redefined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Real people". Then by revealing and criticizing the internal complex structure of the current class rule， grasp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clearly that in the modern private ownership society， which is full of unadjustability contradictions， there is an objective possibility to communism. Remastering Marx's criticism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Ideology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munist ideals and beliefs.

Keywords： Private Ownership； Real People； Division of Labor； Crit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