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

摘 要：《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是乾隆皇帝为记录重修妙应寺而御制的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碑文。该多语种合璧碑文，反映了乾隆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渐深化的现实。本文以《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考据方法，解读碑文中的满文、汉文和蒙古文，并将其置于碑文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和考释，力求揭示碑文背后的含义。

关键词：《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妙应寺；碑文考释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8-0025-04

碑刻文献，作为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作为石质载体的特殊文献，碑刻包罗万象，内容丰富，是史学研究、文学研究、古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在众多碑刻文献中，多语种合璧碑刻特点尤为鲜明。多语种碑刻把不同的语言文字镌刻在一块石碑之上，生动地展现了立碑时期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渐深化。多语种合璧碑刻不同文字碑文內容体现相同内容，这就存在不同文字之间的互译的过程，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沟通交流过程。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之间的互译，也涵盖了宗教、艺术、建筑等多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多语种合璧碑刻文献体现了大一统情境下不同文化交汇、交融的历史事实，是重要的历史符号，也是我国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入研究多语种碑刻可以对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历史进程有更深的理解。同时，多语种碑刻的存在也证明了乾隆时期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提倡和保护。深入研读和分析相关碑文，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渊源，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和包容，促进民族和谐与共同发展。《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是满、蒙、汉、藏四体合璧碑文。尽管目前学界已经对《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还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以充分挖掘这部碑刻的学术价值。本文结合蒙古文、汉文等相关资料，对碑文进行更为细致考释和解读。

一、关于妙应寺

妙应寺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妙应寺亦称白塔寺，位于现今北京西城区的阜成门大街以北，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也是北京历史上保存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妙应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代寿昌二年（1096年），元代《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中，记载妙应寺最早称永安寺，始于辽代。元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永安寺基址上开始新建寺庙，并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成一座大型藏式舍利塔——白塔。白塔的设计者是一位尼泊尔人，名叫阿尼哥，本名八鲁布，是尼泊尔皇族后裔，也是元代一位备受推崇的建筑大师和雕塑家。据《元史》记载，阿尼哥“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1]。阿尼哥在佛塔雕像的创作上成就卓越，是元代建筑史上著名的人物。其精湛的建筑技艺和艺术才华闻名于世，他的佛寺、佛像作品，推动了元代的佛教艺术达到新的高度。《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记载：“最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若内外朝之文物，礼殿之神位，官宇之仪器，组织，鎔范，搏埴，丹粉之繁缛者，不与焉。”[2]从这段记录我们可以得知，阿尼哥在元朝任职40年间，主持建造了15座宗教建筑。其中，大圣寿万安寺白塔最为著名。白塔高约51米，占地面积810平方米。当白塔完工后忽必烈命人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为寺址划界，从而修建了一座占地16万平方米的大型寺院，被赐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大圣寿万安寺规模大致是南邻阜成门大街北，东墙依白塔寺东街（元代是金水河，明代称河槽，清代称沟沿），北与狮子胡同相望（元代为天师府），西临福绥境、宫门口胡同一带[3]。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雷火袭击了大圣寿万安寺，烧毁了大部分寺院和殿堂，只留下了白塔独自屹立。《元史》对这次天灾有详细的记载：“六月甲寅，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灾。是日未时，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东鳌鱼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帝闻之泣下，亟命百官救护，唯东西二影堂神主及宝玩器物得免，余皆焚毁。”[4]在此之后几十年，大圣寿万安寺香火一度沉寂。直到明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白塔才被重新修复，并立下了一通《宣德八年重新修造碑》的碑刻。

在同一时期，明廷以南京朝天宫为蓝本，在阜成门内白塔寺西修建了北京朝天宫。这座新的朝天宫建造规模宏伟，占据了元朝大圣寿万安寺大部分遗址。《日下旧闻考》一书中，记载了有关北京朝天宫的信息：“朝天宫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师府也。”[5]同时还提到了《长安客话》中的记载：“……宣德间建朝天宫于阜成门内，白塔寺西，始为定所。”[6]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宛平人郭福向朝廷请求，由司设监太监出资重修大圣寿万安寺，经朝廷同意后，在原元大圣寿万安寺遗址上重建寺院，但其规模较之前大大缩小，不到元大圣寿万安寺的十分之一。寺庙建成后，被重新命名为妙应寺。关于这段郭福请奏重修的历程，《宛署杂记》有详细记载：“妙应寺，旧名大圣寿万安寺，因有白塔，一名白塔寺。元至正八年修，有塔记。至宣德八年敕修白塔。景泰八年，宛民郭福请于朝，修寺，赐今名。”[7]在明朝时期，太监因其生理条件，对晚年生活充满担忧。因此他们大多数笃信佛教，希望得到佛祖的庇佑。因此，许多太监愿意捐出自己的积蓄，以帮助寺庙的重建工作。妙应寺的重修，融合了汉族和藏族的建筑风格，使其成了一个典型的汉藏结合的寺院。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清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清朝大力扶持藏传佛教以巩固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妙应寺得到了精心的修缮和保护，并成为北京地区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同一时期，清朝还在北海琼山上仿造妙应寺白塔修建了一座藏式白塔。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妙应寺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修缮期间立有两通石碑，详细记述了修缮的过程和事宜。在这之后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妙应寺再次经历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修，并立碑记录了修缮的过程。这些碑文一直保存至今。

妙应寺这座历史悠久的寺院见证了多民族聚居的北京近千年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寺内的建筑和造像，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堪称佛教艺术的瑰宝。走进妙应寺，你所看见的不仅是艺术的盛宴，更是不同文化交流的见证，它是中华多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记录了乾隆皇帝挑选工匠重修妙应寺及整个修理的过程。重修妙应寺不仅是对寺庙的修复，更是对文化的一种赓续。

二、《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是满文、蒙古文、汉文、藏文四体合璧御制碑。本文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进行分析，碑文首题：“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碑额：“御制”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立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妙应寺七佛宝殿东南侧，拓片数目为两张，汉文部分和满文部分为碑文阳面拓片。蒙古文与藏文部分为碑阴拓片。碑阳拓片尺寸为229×78+39×35（额）cm，碑阴拓片尺寸为229×74（阴额）cm2。拓片汉文部分：11行，满文部分：11行，蒙文部分：11行，藏文部分：52行。《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记录了妙应寺重修的历史和背景，以及皇帝对于重修妙应寺的决定。碑文开篇，首先介绍了妙应寺的具体位置和康熙皇帝修建的背景。紧接着提到了妙应寺的始建年代，凸显妙应寺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后，碑文描述了自康熙皇帝重修妙应寺以来，妙应寺损坏严重。正因为如此，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并决定重修妙应寺。碑文继续记述了乾隆时期重修妙应寺的过程。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修缮寺庙，重建殿宇，修葺佛像，增设文物和供奉。碑文记述了乾隆皇帝重修妙应寺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乾隆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同时也为研究佛教及其在清朝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碑文保存了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为研究古语言文字提供了实物的参考，通过对碑文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满蒙汉藏四种语言的相互影响和演变。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向人们揭示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为深入探讨满、蒙、汉、藏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这对于加深人们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促進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具有积极意义。《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作为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碑文，其影响和价值不可忽视。它体现了多元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的政策，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资料。同时，该碑文也为多语种文字保护和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对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清代的多语种碑刻中的各体文种碑文会有或多或少的文本内容差异。一些碑文是逐字对译的，一些则是根据原文内容进行的翻译，而有些则可能与原文相去甚远。全面研究多语种碑刻的不同文种碑文无疑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还原历史事实。就“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这通碑文来说，其满蒙汉文碑文间的差异并不大，但在蒙古文碑文中，可以发现古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之间的差异，这进一步增加了该碑文在古文字研究中的价值。以碑文的汉文部分为基础，对照满文和蒙古文碑文部分进行比较研究，指出蒙古文碑文部分中的个别字词的古蒙古语使用现象，并给出其现代蒙古语的对应词汇。此外，在字词考证过程中，将参考《清实录》《清史稿》《日下旧闻考》等多种传世文献，对相关内容进行详细考证，以便准确地展现《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的全貌，从而便于后续的多语种碑文研究深入进行。碑文汉文部分抄录如下：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

1.京师①阜成门②东白塔③妙应寺，④自我

2.皇祖圣祖仁皇帝⑤增茸鼎新，迄于今几七十年矣，层构蘬然，凌峙霄汉，而金碧垩雘，渐复漫漶，寺之堂庑门⑥垣，亦滋剥蚀。朕惟首善之区，⑦凡琳宫梵

3.宇，⑧所以壮观瞻而卫法宝者，有其举之，莫可废也。兹寺建辽道宗⑨时，历元迄明，代加崇饰，迨

4.圣祖康熙二十七年，焕旧为新，

5.御制碑文，以修举废坠，无增侈饰之义，⑩垂示来许。夫慈氏之教，？輥？輯？訛无而能妙，空而善应，？輥？輰？訛寂感无方，不可思议，而窣堵波？輥？輱？訛为供养庄严第一功德。矧兹

6.圣迹昭垂，弘敞巍峻，光远益耀，都人士庶，莫不瞻礼虔奉，尤所当崇护于勿替者。方今蒙被

7.鸿庥，海宇乂宁，？輥？輲？訛黎兆殷阜，力有余羡，爰勅有司徴材召工，因其旧观，普事营饰，不陋不侈，？輥？輳？訛一循

8.皇祖之志。不数月而蒇厥事，翚飞鸟革，辉如翼如，宝铎金铃，相轮丕焕，寿隆？輥？輴？訛以来，数百年相传之胜迹，赖

9.皇祖持护之灵，得以弗坠。于赫哉！

10.圣泽之所庇者远也。役既成，识其缘起于石。

结语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以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四种文字的合璧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它成为一种独特的交流媒介，吸引了来自各个文化背景的人们前来研究、欣赏和交流，互鉴。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碑文置于其时代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通过对碑文所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脉络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全面地解析碑文，深入了解不同朝代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史实。

注 释：

①京师：蒙古文碑文作：neyislel qotun，qotun为现代蒙古文之qotan.

②阜成门：蒙古文碑文作elbeg-iyer bOtUgsen qaGalGan。满文作elgiyen i mutehe dukan。早在元朝建立元大都的时候叫平则门，直到后来明朝正统四年改称为阜成门，寓意为富饶且安定。在《清史稿》（卷五十四志二十九地理一）中有明确记载：“外则京城，周四十里，为门九：南为正阳门，南之东崇文门，南之西宣武门，东之南朝阳门，东之北东直门，西之南阜成门，西之北西直门，北之东安定门，北之西德胜门。皆沿明旧。”按清代居所位置《清史稿》记载：“而八旗所居：镶黄，安定门内；正黄，德胜门内；正白，东直门内；镶白，朝阳门内；正红，西直门内；镶红，阜成门内；正蓝，崇文门内；镶蓝，宣武门内。星罗棋峙，不杂厕也。”阜成门内居住着正蓝旗人.

③白塔：蒙古文碑文作caGan suburGan。满文碑文作shanggiyan subaraha。白塔亦写“白墖”.

④妙应寺：蒙古文碑文作GaiqamsiG belegetU sUm-e。满文作werguwechukei achabuha zhuktehen。在乾隆时期重修过程中白塔寺院又突发火灾，因扑救及时从而并没有发生大范围焚烧。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谕军机大臣等、据德尔敏四格等奏、妙应寺失火。延烧塔架佛殿僧房一摺。寺院宽阔。不应无端被火。且架木粗大。岂易燃烧。看其情节。此或有人与工员素不相协。潜行放火。亦未可定。着传谕舒赫德、令其密为查访。如有踪迹。即行严拏究讯。并具摺奏闻。寻奏、查妙应寺东有小庙一所。中有空院。紧连妙应寺塔座。修塔所搭之架。直跨空院内。逼近佛殿窗楞。架下又有南木匠搭盖蓆棚一所。堆积木屑刨花。是晚僧人在佛殿西间上香。将火纸插于炉内。火起。燃至窗纸。以致延烧塔架蓆棚。再塔院前系值宿工员住宿。后系匠头一二人住宿。并无闲杂人等。臣将僧枷示。并细加察访。实无放火情弊。报闻。”此次失火是因僧人上香不慎导致.

⑤皇祖圣祖仁皇帝：蒙古文碑文作qaGan ebUge ecige Sengzu OrOsiyeltU quwangdi。满文作han mafa shengdzu gosin hvwangdi。皇祖圣祖仁皇帝指的是康熙皇帝.

⑥寺之堂庑门：蒙古文碑文作sUm-e-yin ordo qasiy-a kUliy-e。在其中kUliy-e为错别字，正确写法为：kUriy-e。是指寺院走廊的门.

⑦首善之区：蒙古文作neyislel qotun [qotan]-u oron。满文作gemun hechen i ba。是指首都。在崇庆皇太后八旬大寿时清高宗实录有记载：“本年恭逢圣毋皇太后八旬万寿。普天同庆。顺天府属绅士人等、建设经坛。共申庆祝。京师为首善之地。近仰慈晖。伊等抒忱倍切。允宜特沛殊恩。以昭盛典。”这里明确指出首善之区即为京师首都.

⑧琳宫梵宇：蒙古文碑文作sUm-e-yin ger. burqan -u buqar keyid。意为雕饰华美的佛殿道院.

⑨辽道宗：蒙古文碑文作liyou doo zUng。满文碑文作liyoo gurun i doo dzung han。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朝第八位皇帝，在位时长46年。辽道宗信奉佛教在位期间大量修建佛寺、佛塔.

⑩无增侈饰之义：蒙古文碑文作：uralan cimeglekUi -yin jUil-i asuru ketUrigUlel UgekUy-e。在其中getUrigUlel為古蒙古文，现代蒙古语写作：ketUregUlUl.

？輥？輯？訛慈氏之教：蒙古文碑文作burqan-u yosun。慈氏在佛教中是弥勒菩萨的名字。梵语叫做Maitreya，意译为“慈氏”。慈氏之教是指菩萨的教诲.

？輥？輰？訛无而能妙，空而善应。蒙古文碑文作mOn cinar Ugei bOgetel-e. GaiqamsiG-tu bolun cidamui. qoGosun bOgetel-e sain beleg SitUn barildulG-a。这是乾隆皇帝对妙应寺寺名的阐释.

？輥？輱？訛窣堵波：蒙古文碑文作suburG-a，是一种印度塔的形式。窣堵波最早是埋葬佛祖舍利的坟冢，后发展成埋葬高增舍利的佛塔.

？輥？輲？訛海宇乂宁：蒙古文碑文作：delekei deki olon engke amurjiqu。其中olon为现代蒙古文之olan.

？輥？輳？訛不陋不侈：蒙古文碑文作：sayisi kereg ketUrigUlel UgekUy-e bUrin-e.

？輥？輴？訛寿隆：蒙古文碑文作Seu long。满文作sheo lung。寿隆在这里指的是“寿昌”，碑文中写道“自辽道宗……”早在辽寿昌二年就建有永安寺，因此再结合《辽史》（卷四十八）载：“南京宣徽使。道宗寿隆元年见宣徽使耶律特末。”可知寿隆是辽道宗的年号。于敏中等纂修的《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白塔寺建自辽寿隆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银。至元八年加铜网石栏，天顺二年改名妙应寺。春明梦录。[臣等谨按]寿隆原书作寿昌。按辽史，寿隆为道宗年号，而无寿昌纪年。昌字盖隆字之误也，今改正。”由此可知寿隆即寿昌.

参考文献：

〔1〕〔4〕宋濂，王祎.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程钜夫.程雪楼集[M].北京：中国书店，2011.

〔3〕杨曙光.北京白塔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5.

〔5〕〔6〕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7〕沈榜.宛署杂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erial Inscriptions on the Restoration of Miao Ying Temple

Rongguang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l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l inscription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ao Ying Temple is a composite inscription of the four bodies of Manchu， Chinese， Mongolian and Tibetan， which was erect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to recor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ao Ying Temple. The inscription reflects the deepening interactions and intermingling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also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erial inscription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ao Ying Temple， us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Manchu， Chinese and Mongolian texts in the inscription are deciphered and analyz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were produced， in an attempt to reveal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inscription.

Keywords： The Imperial Inscription on the Restoration of Miao Ying Temple； Miao Ying Temple； Inscriptional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