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静虹

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作家、教育家和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可谓教育思想的一位革命者，他有感于维多利亚时期教育的诸多弊病，力倡教育与审美的结合、教育与人的健全发展结合、教育与社会主义劳动理想的结合，虽然其中一些观点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来有些过激，比如弗雷德里克·基尔霍夫[Frederick Kirchhoff]认为莫里斯主张取缔传统强制教育的观点有点“反应过火”1Kirchhoff, Frederick.William Morris.Twayne Publishers, 1979, p.131.，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也认为莫里斯的主张“完全非正式和自发性的教育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Thompson, Paul.The Work of William Morris.William Heinemann, 1967, p.248.，但现在回头来看莫里斯的教育思想，仍觉得他的许多观念具有惊人的超前性，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一

莫里斯完成于1890年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不仅是一部描写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著名文献，也集中反映了莫里斯的教育观。《乌有乡消息》描写了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来到这个社会的参观者们问起当地的学校，可乌有乡的人们却对“学校”和“教育”这些词表现出毫无所知的样子，在莫里斯的笔下，乌有乡的教育机构根本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普适教育机构——学校，而是夏令营，孩子们每年定期地、自发地到森林里参加活动，此外还从生活和劳动中获取各种知识。莫里斯在自己的乌托邦里取消了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时代的学校教育是彻底失败的，他借《乌有乡消息》中老哈蒙德之口批评道：

在你的心目中，儿童到了在传统上认为是适当年龄的时候，就应该关到学校去，也不管他们的才能和性情彼此多么不相同。在学校里，也同样不考虑实际情况，硬要儿童学习一些传统的课程。我的朋友，这种办法意味着对身心发展的忽视，这一点你难道看不出来吗？由这么一个机构训练出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不受损害的，只有那些具有坚强的反抗精神的人才不至于被它压碎。3[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黄嘉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3页。

而学校教育的这种失败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制度：

在19世纪，由于社会是建立在有系统的掠夺的基础上，人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获得真正的教育。他们所谓的教育的全部理论是：必须把一些知识灌输给儿童，即使用苦刑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也在所不惜，同时要加上一些明知毫无用处的谎言……贫困的压迫只能产生这种结果。4同注3。

在《关于资本主义教育的思考》[Thoughts on Education Under Capitalism]一文中，莫里斯进一步批评资本主义普通教育的功利性，指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迷信教育是获取优等生活的手段，提升工资的竞争，包括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只是以商业成功为目的而获取专长，并不能给受教育者带来真正的教益，5Morris, William.“Thoughts on Education under Capitalism.” The Journal of William Morris Studies, Autumn 1994, p.4.用乌有乡人的话说，就是“人们被教育成工人，雇佣者，或者雇佣者的食客，但并没有被教育成为人。”6Ibid., p.11.莫里斯唾弃资本主义教育的功利性，完全不认为教育是提升社会阶级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精神导师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看法一致，两人都认为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其目的是提高人的自身修养，从而改善生活品质，这并不以薪酬和社会等级的提高为目的。莫里斯斥责资本主义阶级性和奴性的教育体制，这就是他要取消学校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附于其上的教育体制也将瓦解，而教育的功利性、无意义感和奴性自然也就消失了，关键在于废除压迫性的体制：

我们不再受压迫了，知识随处都有，一个人只要自己愿意去寻找，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知识……正如在其他方面已有，我们已经富裕起来了：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教育自己。7同注3。

没有了压迫，无需为生活奔波，时间自然就有了，兴趣使然，学习活动自然就形成了。此时，教育将由兴趣驱使，自发地存在于生活中，犹如其笔下的乌有乡，孩子们在野外搭建帐篷，观察鸟类，辨识植物，学会独立工作，通过自己的交往和学习，自主地从生活实践中获取知识。对于莫里斯来说，教育存在于社会之中，而不在于禁锢思维的学校，生活中的实用知识和技能都是取之不尽的教育资源，乌有乡中虽无教育体制，但学习无处不在。

从生活中学习，并不意味着不读书，乌有乡中大多数儿童身边随处有书，四岁就开始阅读，在开始阅读之前，孩子们在玩耍和实践中学会了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其他国语。乌有乡的人们考虑到儿童之间的差异，总是根据孩子的兴趣加以培养，从不强迫他们改变趣味。同时，孩子们在自然环境中接受教育，不仅更加健康，更美，而且从内心感受生命和自然，学会了欣赏和品味生活和环境的美。这些孩子是乌有乡种族特别优良的标本，尽情享受着生活的乐趣，8参见《乌有乡消息》，第36—41页。他们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而是自然的、美的、爱劳作的健全完善的人，莫里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教育。

二

在莫里斯的教育理念中，森林野营不但是教育儿童的重要形式，也是成人陶冶情操的好方法。乌有乡中没有体系化的教导制度，可是孩子们无所不晓，游泳、骑马、做饭、割草、木工、经商等活动取学校而代之，9参见《乌有乡消息》，第35—38页。教育随时发生在晒干草的田野上、宁静的小溪边，孩子们自发地在肯辛顿森林中漫游，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莫里斯之所以推崇这种自然中的教育，与他本人幼时的经历有关。

莫里斯六岁的时候随家搬到伍德福德府邸[Woodford Hall]，此地位于爱萍森林[Epping Forest]附近，莫里斯小时候就经常到爱萍森林游玩，感受大自然的洗礼，这是他灵感的源泉，曾为莫里斯作传的麦凯尔这样描述莫里斯的童年生活：

他生活在这片野生鸟兽活跃的森林，这对一个酷爱户外生活的小男孩来说简直是天堂。在这里，莫里斯与兄弟们赤脚漫游，或骑着他们的小马驹穿越森林。10Mackail, J.W.The Life of William Morris.Longmans Green and Comp, 1911, p.7.

成年以后，莫里斯对爱萍森林念念不忘。当爱萍森林的环境受到破坏时，莫里斯给《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的编辑写去《关于爱萍森林的三封信》[Three Letters on Epping Forest]，一度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莫里斯童年对大自然的经历影响了他的艺术理论，也影响了他的教育观。 应该指出，把人看作自然的一分子，要求人接触自然，接受大自然的教育，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卢梭，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莫里斯所崇拜的约翰·拉斯金推崇这种思想。浪漫主义思潮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高度赞扬自然、创造力、自由、想象力、童真、普通人的尊严和个人经验，1840年，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也主张孩子们在大自然中玩耍。在大洋彼岸，美国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人赞美自然中孤独的审美，后来到20世纪50年代，北欧地区又形成了所谓森林教育，并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境内迅速发展起来。回顾这个历史，威廉·莫里斯无疑也属于推崇大自然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在《艺术与劳动》的开头莫里斯就写道：“教育意味着合理愉悦的工作，美丽的环境和无忧虑的闲暇，这些内容是教育的必要部分。”11Morris, William.“Art and Labour.” Eugene D.LeMire ed., The Unpublished Lectures of William Morris,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 p.114.除了美丽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莫里斯进一步主张，无论人们选择的职业是什么，所有人都应该在愉悦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工厂应该干净、宽敞、明亮和通风，应该被安置在绿地中，而不是集中在城市地区或者城镇聚集地。12Morris, William.“Attractive Labour.”Nicholas Salmon ed., William Morris Political Writings.Contributions to “Justice” and “Commonweal” 1883-1890, Bristol, 1994, p.94.像傅立叶和马克思一样，莫里斯相信这样安排的环境美丽的工厂不仅是生产单位，也将成为教育的中心。未来的工厂将拥有“宽敞的建筑用于图书馆、教室、餐厅等等”，人们聚集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参与“社会聚会”，例如“音乐或者戏剧的娱乐”。13Morris, William.“Work in a Factory As It Might Be.” May Morris, ed., William Morris: Artist Writer Socialist, New York, 1966, vol.II, p.137.

在莫里斯的观念中，社会发展的未来在于“伴随着拯救人类劳动力的目的，直到大部分人实现真正的闲暇足以能够领会愉悦的生活。”14Morris, William.“The Aims of Art.”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intro.May Morris, Longmans, 1910-15, vol.23, p.93.闲暇一词来源于拉丁文“licere”，意指自由，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唯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休闲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15[英]曼蒂、[英]奥杜姆，《闲暇教育理论与实践》，叶京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19页。刘慧梅对西方的休闲解释说：“休闲本身包含了两层基本含义：自由和自由时间，教育和智慧……这两层含义之间是相联系的，首先要有自由和自由时间，然后利用自由时间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16刘慧梅、张彦，《西方休闲伦理的历史演变》，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4期，第91—95页。莫里斯意识到闲暇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把“无忧无虑的闲暇”与劳动，与“合理愉悦的工作”对立起来，这要归因于他的劳动观。莫里斯认为劳动究其本源不应是苦差事，莫里斯借乌有乡人爱伦的话说：

我们的生活——在劳动中休息，工作就是快乐，快乐就是工作。17同注3，第259页。

莫里斯赞颂劳动，劳动是促进教育的必要条件。他把劳动当作消遣，因为劳动的报酬就是生活，人们在劳动中可以获得创造的快乐，这种工作中的愉快又是什么呢？对此莫里斯写道，“愉快应该伴随每一件手工艺品的制作，构成愉快的基础是每一个健康的人在健康的生活中理解愉快的浓厚兴趣……愉快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多样化、创造性的希望和源自效用感的自尊，这些必然附带了伴随有熟练运用身体力量的神秘的身体快乐。”18Morris, William.“Art Under Plutocracy,1883.” 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orris/works/1883/pluto.htm

在《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没有正面谈论艺术教育，但这里随处可见艺术家和艺术品，实际上，乌有乡的民众拥有良好的审美趣味和手工技艺，船夫迪克会做精美的金属雕刻、装饰华丽的摩洛哥皮烟袋，比最优美的日本工艺品还要好的精致的镶金烟斗也属稀松平常。乌有乡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手艺，都需要身体的直接参与，莫里斯毕竟是个艺术家，是最早的设计师，能实现其教育理想的，能把他的美丽的环境、无忧无虑的闲暇和合理愉悦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是艺术，是美。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愉快的地生活，实现自身的存在，这注定是一种艺术地生活。我们必须从实现教育、实现人的完满的这个高度来理解莫里斯的艺术教育、审美教育，这不是把艺术仅仅当成一门技术教育，而是作为生活的艺术，作为人的艺术。

在《艺术的目的》中，莫里斯明确提出，“艺术的宗旨是要使人的工作幸福、休息充实……”19[英]威廉·莫里斯，《艺术的目的》，迟轲译，载迟轲主编，《西方美术理论文选：古希腊到20世纪》，四川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452页。另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orris/works/1886/aims.htm劳动的实用性不能与美分离，这就克服了劳动的功利性。被迫生产必需品会让劳动成为“没有艺术性的枯燥的工作”20Morris, William.“The Arts and Crafts of Today (1889).”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XXII, p.359.。艺术将成为“所有人日常生活中的治疗办法和慰藉”21Ibid., p.108.，是“人类劳动神圣的安慰之物，是日常为生活艰辛劳作的罗曼史”22Morris, William.“Art and Socialism.” 参见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orris/works/1884/as/as.htm.。人们通过艺术返璞归真，因为人类“一直努力美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23Morris, William.“The Lesser Art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 XXII, p.4.。

莫里斯的教育是艺术的，艺术甚至也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和目的，“……艺术的宗旨当然也包含在革命的目的里——即废除劳动的弊端……社会基本的变化将解放劳动，并且在实践中使人获得平等的地位，将引导我们通过捷径迎接我前面提到过的壮丽的艺术新生”。24Morris, “The Arts and Crafts of Today(1889).” p.459.革命的实现是与艺术的实现密切相关的，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是艺术的社会主义，他的艺术所存活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场所。

三

《乌有乡消息》所体现出来的教育观，莫里斯在生活中就已经在实践。从《大众福利》[Commonweal]主编的工作到凯姆斯哥特印书处的教育宣传，其实都与莫里斯的乌托邦教育思想有关。

1889年，莫里斯离开了社会主义同盟的宣传报纸《大众同盟》主编的位置，随后在1891年退出了同盟。此后莫里斯隐居于自己的凯姆斯哥宅邸，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印书处，以艺术的观念来出版书籍。此时莫里斯完善和开拓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形式，并通过凯姆斯哥特的印刷事业使之具体化。莫里斯从带有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艺术家转向19世纪80年代激进的革命者，这个经历可参阅汤普森[E.P.Thompson]在《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中的记述。25Thompson, E.P.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Pantheon Books, 1977, p.89.

与在《大众福利》担任主编时的方式不同，莫里斯在凯姆斯哥特印书处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抵制垄断资本。凯姆斯哥特印书处表面上只是印书，莫里斯放弃了说教和阐释，只出一系列极具装饰艺术性的书籍，貌似远离了政治。他更多地是通过社会凝聚力，建构一种非竞争性、和平共处的教导方式，这牵涉到莫里斯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凯姆斯哥特的印书工作包含了三个核心，首先是生产关系中的平等和互惠性；其次是装饰页面在创造性设计（美感）与接收（阐释学）之间的作用；第三是版面设计中装饰性和叙事性材料的合理布局。26参见Weinroth, Michelle.“Reinventing socialist education: William Morris’s Kelmscott pres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ist Studies, pp.36-56。显然，对于莫里斯而言，社会主义变革涉及艺术感觉和地位的转换，因为艺术变革具有道德和经济的因素。凯姆斯哥特印书处一方面远离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又引人注目，恰呈现了莫里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教育模式。这里印出的书籍具有装饰华丽的首字母和亚麻布纹的图案，展现了书的物质三维属性，它们仿佛具有真正的建筑深度空间。莫里斯像建造一幢美丽的房子一样来制作这些书，27Peterson, William S.The Kelmscott Press:A History of William Morris’s Typographical Adven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p.45.他一贯把建筑视为理想的艺术，而他在凯姆斯哥特则把这些书当作建筑的缩影来做。制作这些书如同当年手艺人合作建造大教堂，人们形成一个“艺术的联盟，相互帮助，相互从属，和谐完美。”28Morris, William.“The Prospects of Architecture in Civiliza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XXII, p.119.“凯姆斯哥特的书”于是像建筑一样成为劳动者精诚合作的象征符号：艺术家、刻工、编辑和作者在和谐合作的气氛里，干着合理而愉快的工作。于是通过凯姆斯哥特手工印刷书籍，莫里斯那有魅力的劳动概念，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公共劳动道德规范便重又出现了。《乌有乡消息》中的乌托邦社会里没有报纸，而莫里斯放弃《大众福利》那种说教式的宣传，转而在凯姆斯哥特践行一种社会主义式的劳作，这也是在呈现他的教育理念吧。

莫里斯的教育思想不仅包括针对孩子的社会性的教育，还包括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性的教育。因政治性的教育事关对莫里斯教育思想的整体理解，故也在此略做说明。

尼古拉斯·萨蒙[Nicholas Salmon]在其博士论文《威廉·莫里斯：政治视野1883—1890》[William Morris: The Political Vision 1883-90]29Salmon, Nicholas.“William Morris: The Political Vision 1183-90.”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Reading, 1992, pp.52-101.指出了威廉·莫里斯从事社会主义活动时的政治教育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通过政治演说，教育工人阶级对现状的不满足，30Commonweal, 9th June 1888。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orris/works/1888/commonweal/06-policy.htm因为工人阶级的不满足是变革的开始。为了击败有组织的敌人需要有知识，而不仅仅是一种谁是敌人，为什么是敌人的意识；政治教育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推动工人，使之意识到不仅仅是要带来社会主义，而且一旦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平等地生活。莫里斯似乎是想通过大众中的新阶层去适应后革命时代的自由；政治教育的第三个目的是激发起工人阶级对乌托邦的思考和想象，莫里斯的乌托邦与先前的乌托邦不同，先前的乌托邦均是与现实隔断的世界，但在莫里斯看来，乌托邦视域有助于帮助工人思考未来，认识到改变的过程将会怎样发生。乌托邦作为颠覆性的教育策略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审美设想十分美丽，而且在于它为读者培养想象提供了资源。

莫里斯作为他那个时代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反对国家教育体系，反对公共教育机构及其传达的思想，主张激发个体，通过自我教育发掘自己的潜能。在《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想象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社会，让这一原则得以实现。在那个社会中，教育不再是独裁主义的、获取性的和竞争性的，那里的人从所有虚伪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中解放出来。在莫里斯的小说中，新生的社会具有人类童年时代的结构样式特征，保持着一种与席勒的田园生活观念类似的纯真状态。在莫里斯的观念中，教育的努力是必要的，它将创造一种新的需求，反过来这种需要将会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但是这种教育的努力仅仅在新的社会才能实现其完整的意义，新创的艺术会明确呈现一种新的生活质量，使社会和政治改变的整体目标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