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张莉

一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刘勇、李春雨二位教授所著的《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是第一本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王富仁及其鲁迅研究的学术专著。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多次想到鲁迅作为一位伟大作家如何在当代持续产生他的影响力，也深刻认识到王富仁先生作为学者、鲁迅文学研究专家，是如何从“鲁迅研究”中寻找到属于他的研究思想和研究路径的。我以为，此书为我们留下了鲜明而富有洞见的王富仁先生的学术肖像，这对王富仁先生的研究将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当然，它也使我们从更新的维度去理解鲁迅研究、王富仁研究，在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汪曾祺先生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事实上我认为，做学术研究也应如此，要贴近研究对象，要深入他的思想内部，否则，研究就会“隔”，就难以打动人和说服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刘勇教授是王富仁先生的同事，从1986 年至2003 年，刘勇教授与王富仁先生在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共事18 年。李春雨教授则是王富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他们非常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王老师，这是这部专著贴近研究对象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切了解鲁迅研究世界里的王老师，了解文学研究世界里的王老师，所以他们对王老师学术思想的把握准确而到位，尤其是二位学者极为敏锐地抓住了“思想型”这一概念，既贴切又有创造性，让人深以为然。

在书中，两位学者为“思想型”做了深具说服力的说明：思想不同于学问，它不是一种知识获得，而是来源于生命内部的痛苦思考；思想不同于思考，它不是灵光一现的感想，而是具有体系的建构和逻辑自洽；思想诞生于时代，又必须超越时代。在两位作者看来，思想型的作家和学者至少有四个特点，比如要有思考的高度、思考的深度、思考的执着、思考的价值。这些观点深富洞见。作为王老师的学生，我一方面佩服两位论者对王富仁先生学术思想的精确把握，同时又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它不仅使我从学术思想高度重新认识和理解王富仁先生的著作，也让我深刻意识到王老师在他的有生之年，如何“将鲁迅思想作为方法”，如何“将思想鲁迅作为方法”，我以为，那正是王老师终生的学术理想。

正是因为热爱鲁迅，渴望将鲁迅的思想和他理解的鲁迅传递给更广大的同行和读者，王老师在贴近鲁迅先生的同时，最终成就了他自己。当然，我也认为，《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一书的魅力也在于紧紧抓住了王富仁老师作为思想型学者的根本。

今天，鲁迅研究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事实上，王富仁先生先前也历经了鲁迅研究的各种风潮，但是，风潮过眼，王富仁先生一直有他的不变、他的守持。比如，无论怎样，要回到鲁迅作品中去，要回到那位作为思想启蒙者的鲁迅那里。鲁迅固然有许多爱好，比如爱下馆子，爱看电影，但研究一位作家，最终还是要回到他的作品中去，回到他的文学思想中去，这也是我在读博士期间所受到的最大教益。

二

还记得十八年前王老师对我的教诲，研究作家要回到他的文学世界，回到他的思想深处，而不要被他的日常新闻和边边角角牵制。作为研究者，要努力摆脱那些表象和枝蔓，要努力进入文本内部，贴近作家灵魂深处去理解，如此，才是真正了解一位作家、一位学者、一个人。直到现在，我都常常想到他的话，也受益于这样的理解方式。

在我动笔写作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时，他多次对我说，要做有穿透力的研究，不要被那些理论捆绑住手脚，不要被看似热闹的争论迷惑，要回到中国本土语境中，要回到中国历史语境里去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以及解放的艰巨性。我的博士专著出版时，他特意写下万字长篇序言，其中说：“在这本书里,张莉几乎本能般地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揪出了一个带有本质性的文学现象——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首先是在女学生中间发生的,因而中国近现代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也带有鲜明的女学生的文化特征。”“张莉这部论著所提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换一种眼光看待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换一种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思路。至于它的写作本身，我认为，也呈现出一种切实而不浮夸的特色，资料的工作做得是很到家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流于‘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花样翻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序言》）这些评价，对于一位年轻学人而言，具有长久而深远的激励作用。

三

当然，读此书，我也特别注意到二位论者对于王富仁关于语文教育贡献的分析，那是我以往所不曾注意到的。比如书中提到，针对当下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主体性缺失问题，王富仁先生提出三个主体论的观点。他认为，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必须同时坚持文本作者的创作主体性、授课教师的教学主体性、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这三个主体性。正如本书所归纳总结的，王老师认为，“语文教材选文的创作者自身是有创作主体性的，能够有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自由。换言之，他们将自身的情感、心境融入作品中，并最终呈现给假想的阅读对象。因此，文本作者的创作过程并不是机械的，不是为了教学而进行的创作。对文本作者创作主体性的认识与接受，才能使得教师与学生在进行教学活动中不会凌驾于作者之上，偏离文本内涵，从而为正确认知理解文本打下坚实的基础”（《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第163—164 页）。通过对王富仁关于三个主体论等思想的分析，论者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王富仁的语文教育观是纯粹的素质教育，是真正的人本教育，‘求真’是这个教育观的重点取向。王富仁语文教育观所围绕的核心是‘人’，而并不只是‘人才’，培养的是人的情感，而非人的‘地位’，学生自身的‘幸福感’才是语文教育首先需要考量的。我们往往特别注重人才，其实首先是应该特别强调人！只有做好一个人，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人才。这种语文教育理念是王富仁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长河、当下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人’自身属性深入思考的结果。”（《思想型的作家与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和他的鲁迅研究》，第166页）这些话，读来真是心有戚戚。

正是锚定了“思想型”这一核心概念，这部专著带我们穿越各种表象，看到一位伟大作家的本质和一位优秀学人的贡献。

什么是王富仁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我想，是回到鲁迅，回到鲁迅思想和鲁迅作品本身。王老师坚定而深有洞见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思想令人敬仰，也值得我终身学习。

今年是王老师逝世五周年，每念及此，我的内心便很伤感。但这本书让我受到鼓舞。——王老师并没有真的离开，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学术影响也一直在。

2022 年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