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海燕

缘起

早就听同学提起他家祖上老字号逢胜泉在钟楼街一带“曾经辉煌过”，然而他们又找不到什么老物件来证明。怀着好奇，筆者两次造访太原市档案馆，终于找到一些关于老字号逢胜泉的蛛丝马迹。这些珍贵的史料或有助于揭开逢胜泉之谜。

往事

旧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酱是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钟楼街上曾经有一家驰名三晋的商号，名叫逢胜泉。逢胜泉是一家由平遥人开办，以销售老黑酱为主业，兼营酱油、香油、陈醋、糕点、豆腐干等食品的商号。逢胜泉的总部开设在开化寺西巷37号，是一个有着20多间房的两进院，院里都是瓷缸大瓮。逢胜泉在钟楼街上还设有3间门面房，负责总销售。

据老人们讲，逢胜泉创始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最初名为丰盛泉，是一家位于大钟寺对面的油坊，由平遥道壁村刘氏家族经营。清光绪年间（1875—1908），杨光仁、杨光元、杨光寅兄弟三人从平遥来到太原，批发丰盛泉的香油，挑着担子到郊区去卖。由于他们勤快利落、嘴甜人好，顾客络绎不绝，生意蒸蒸日上。后来，挣到钱的兄弟三人入股丰盛泉，成了股东。旧时，股东称为东家，经营者称为掌柜。丰盛泉后来更名为逢盛泉，取“躬逢其盛”之意。由于生意兴隆，逢盛泉在钟楼街、开化寺、棉花巷、柴市巷、鼓楼街口等处都开设了分店。

杨光寅（1860—1942）时期逢盛泉继续壮大。据1984年出版的《太原粮食志资料长编》（上编）和199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原市粮食志》显示，1934年，逢盛泉成为了开化寺街上有名的油坊。1936年，逢盛泉成为太原市年产值最高的油坊。据老人们回忆，逢盛泉不仅经营油坊，还经营酱、陈醋、豆制品、点心等，另有南京铺（旧指百货商店）经营绸缎。

旧时，传统酱料和豆制品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消费品。民国25年（1936年）的《太原作坊工业分类统计表》显示，当年饮食品工业131家，总资本数为197935元。其中，香油业为6130元，酿酒业为16180元，而酱园业则达到112475元。饮食品工业年产值总额达640501元，其中香油业14787元，酿酒业31360元，酱园业则达到49448元。再看从业人数，香油业从业者196人，酿酒业164人，酱园业则有404人。由此可见当年太原酱园业之繁荣。

后来，逢盛泉更名为逢胜泉，取《滕王阁序》“躬逢胜饯”之意。逢胜泉开设在繁华的钟楼街、开化寺一带，辐射带动能力较强，逐渐在太原供不应求，并销往晋中、吕梁等地。业务繁忙时，逢胜泉的老黑酱甚至要走火车或汽车货运，这在当时来讲是稀罕事，没有实力的商家是做不到的。逢胜泉的总号在钟楼街，门匾为著名书法家程子光（字虹川）先生所题写。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刘、杨两家精诚合作，从未产生过大的矛盾和冲突，被传为平遥商人的一段佳话。

那时太原城内有名的酱料店，除了逢胜泉，还有大兴号和世兴号。大兴号主营酱、醋、糕点，世兴号主营豆腐干、豆腐乳、酱、醋等。民国时期，逢胜泉与大兴号、世兴号的老黑酱远近闻名。尤其是逢胜泉的老黑酱，秘传配方独特，单传一位大师傅掌管。用晋中腹地的优质小麦、黄豆，经过三个月时间的发酵、天然晒制、露天陈放，再经过特殊配制，最后制成的老黑酱味道醇厚绵长。“慢工出细活”的逢胜泉老黑酱有着细、稠、黑、香的特点，顾客赞不绝口，八排大瓮都不够卖。逢胜泉的老陈醋选用优质高粱，经过蒸、酵、熏、淋、晒等工艺制成，酸而不刺，香醇可口。逢胜泉的最后一位大师傅是平遥东胡村的胡久筹，小名鲁四子，因家境贫寒，从小便到逢胜泉当学徒。因他聪明伶俐、勤恳好学，最终成为了逢胜泉的最后一位大师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星食品酿造厂退休。

杨光寅为人诚信、急公好义、爱交朋友，在钟楼街经商致富后，在当时的太原、平遥政商两界颇有威望。清末，仍有不少参加院试、乡试的士子在太原的官学学习。乡试三年一次，正式入官学之生虽有公家承担一定的食宿费用，但也需要家里补贴。对于备考的学生，官方则一律不承担费用，需要由个人出资。由于学校无法判断学生能否如期缴纳学费，因此要求有实力的商家提供铺保。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后，各类新学也纷纷成立，吸引了不少崇尚西学的有志青年，他们读书也需要提供铺保。当时，能在太原上学的学生大多家里经济条件较为优渥。但由于时局动荡，出于安全考虑，其家族往往按学校要求，将一年的学费交由平遥杨家保管，在太原上学的平遥子弟按月去钟楼街逢胜泉支取。遇有学生因生活困难缴纳不了学费的，杨家便资助其完成学业。因逢胜泉诚实守信按期支出，热情资助老家学子，结交了不少官员和商家。逢胜泉的生意蒸蒸日上，老乡们亲切地称逢胜泉为逢胜栈。

杨光寅年老还乡后，乡亲们选举他担任东胡村、西胡村、小胡村、小胡村西社、南杜家庄等5大社的社长，在当地很有声望。当时乡亲们打官司多有求助，杨光寅好客义气、乐于助人，在乡里传为美谈。据杨家后人回忆，杨光寅曾资助建设北京的山西会馆，在老家平遥县东胡村捐资修筑堡墙，募资修葺了雷音寺、关帝庙，并捐资兴学，东胡村庙和平遥双林寺至今留有其捐资的碑刻。杨光寅70大寿时，5大社联合送他一块门匾，上书“急公济源”四个大字，此匾曾多年挂在东胡村杨家的大门上。

当时，平遥商人对子弟的教育非常严格，东家亲子年轻时不能在自家商号学习经营，而要与其他商号“易子而教”，长子一般都在其他商号任职。杨光寅的二侄子杨春兰在逢胜泉当掌柜，儿子杨春植却在平遥票号当掌柜，孙子杨建亮少年时曾在糙米巷给河北的皮毛商万成号、万顺成当伙计。另一个孙子杨杰在旱西门32号的晋生泰调味店当伙计，老板是平遥达蒲的段德进。段德进原来是逢胜泉的伙计，段德进的外甥王林照也在逢胜泉当伙计，后来成了掌柜。逢胜泉不任人唯亲，培养了很多人才。

尽管“易子而教”，但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疏于管教，家大业大的杨家还是出了另类。杨光寅独子杨春植自幼聪明伶俐，“双手能写梅花篆”，16岁就在平遥票号当了掌柜。但由于他从小家境优渥，远离父母的管教，又受到旧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杨春植开始大量吸食鸦片。东家见他私德不修，干脆辞退了他。杨春植为了抽鸦片，成天变卖家产。被毒瘾折磨的他失去了理智，摔死了一个女儿。杨春植膝下无子，过继堂兄杨春兰的次子杨俊为养子。杨俊娶亲时才发现，新媳妇也抽大烟。接二连三遭遇家门不幸的杨光寅于1942年与世长辞，享年82岁。当年，杨光寅见儿子不成气候，侄儿杨春兰却一表人才，把逢胜泉打理得井井有条，家族也人丁兴旺，杨光寅就把逢胜泉的生意交由杨春兰经营。由于杨春兰经营得当，逢胜泉的生意再度风生水起，1951年资产超1亿元（约合现价110万元）。抗美援朝时，逢胜泉还曾捐钱、捐物，将大量的炒面、豆腐干送到前线。

对于杨家往事，曾任平遥中学副校长的杨学勇老师以三字经的形式作了生动总结：“（杨家）光字辈……仁、元、寅，走出去。赴省城，搞贸易。有字号，整三处。逢胜泉，大宅院。后场坊，前店面。平遥人，赶考举。贡秀才，住栈里。老乡娃，去读书。当铺保，代存费。杨光寅，好施舍。资学子，尽成器。良心人，多反馈。年岁高，归故里。太原业，春兰继。回乡后，任社长。讲公平，不谋私。修村庄，筑围墙。四道门，防盗患。为百姓，打官司。门路广，赢合理。办好事，不胜数。威信高，民感激。贤乡绅，闻全县。县太爷，见相揖。雷音寺，关帝庙。财神殿，大乐楼。观倾颓，待复修。化布施，奉己财。买材料，聘工匠。焕然新，显辉煌。民二年，寺开光。请高僧，做道场。虽小村，出大名。参会者，数千人……”

公私合营

笔者在太原市档案馆1951年的卷宗中发现了这样一则公函。公函原文如下：

太原市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评审委员会

审查通知书

（市审字1416号）

杂货业逢胜泉工厂（商号）：

你号（厂）所送之1951年5月31日资产负债表及附送之明细表，本会业经审查，核定如下。

杂货业逢胜泉工厂（商号）资产总额（企业帐面记载）78850940元，本会核定为144414428元，重估增值65563488元；负债总额（企业帐面记载）33432650元，本会核定为33716200元，重估增值283550元；财产净值（企业帐面记载）45418290元，本会核定110698228元，财产重估增值总额65279938元。（以上原为表格）

希你厂（号）根据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办法第十八条一、二两项之规定办理调整资本，并将同意书送达评审分会转本会。

此致

市评审委员会

1951年8月31日

据新星食品酿造厂《1956年—1957年工作报告》记载：“1955年，本市德合长、资诚号等6家糕点及酱作同业，在灯塔照耀下，劳资双方积极创造条件，于4月份自动申请公私合营，改名为‘新星食品酿造厂。不久，于6月份就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奠定了本厂的基础。本厂初合营的是德合长、资诚号、义集生、北谦亨、永盛泉等6家。它们规模较大、历史长久，所产的产品和广大劳动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过去，经营方式是自产自销，销售对象除本市人民外，还有本省外县的零售商。初次合营后，资本额为人民币133422.10元。其中政府投资10000元。”

据卷宗记载：“1956年，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引起了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太原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于1月 19日全部批准公私合营。我厂在这个高潮中，并厂合营了39户。”由此可见，逢胜泉参加公私合营，应当是在1955年6月至1956年1月之间。笔者在1955年的卷宗中发现一枚红印可以佐证。该红印为“山西省太原市公私合营新星食品酿造厂逢胜泉门市部经营专用章”。在1956年的一份卷宗里还发现一页公函，落款时间为1956年1月31日，落款章印是山西省太原市新星食品酿造厂。公函内容如下：

山西省太原市公私合营

新星食品酿造厂公函

（新秘武字第ΟΟ三号）

中共南城区委会：

函知我厂新合并之十二处门市部于二月一日继续营业并启用经营专用章。请知业备查由。

兹因我厂与私营食品工业大兴号、益生酿造厂、五四油厂、裕丰糖厂等三十八户已于本月三十一日正式并厂合营，根据原有基础门市部一十三处，仍保留一十二处，来加强对市民副食品供应。兹定于二月一日开始营业并启用新章。请知业备查为荷。

附件：各门市部经营专用章印模纸一张。

此致

山西省太原市公私合营新星食品酿造厂

1956年1月31日

由此可见，1956年1月31日前，逢胜泉就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并入新星食品酿造厂。

1955年6月至1956年1月间，逢胜泉参加公私合营，归入了公私合营新星食品酿造厂。合营并厂后的资产为255600.29元，另外還有“固定及低值易耗不能动用的”资产281909.89元，生产地点45处，职工总数663人。在行政和业务上归太原市工业局领导，在党组织上归南城区委工业部领导。公私合营后实行按劳分配，原老字号的员工、资产投入到新厂的运营中，挣的钱先归入集体账户积累起来。员工按劳计酬、多劳多得，年底评上先进还可以多分红。在这一过程中，新星食品酿造厂先由民建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后来，公私合营新星食品酿造厂成立了党支部，对参加公私合营的45家老字号的东家（当时叫“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逢胜泉掌柜杨春兰在公私合营后，成为新星食品酿造厂职工直到退休。国家为其发放工资和分红，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晋生泰也在公私合营中加入了新星食品酿造厂，杨春兰之子杨杰曾在新星食品酿造厂加工醋、料酒、酱油等调味品，后进入味精厂工作。

《太原市工商局、太原新星食品酿造厂公私合营协议书》中记载：“为了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极支援祖国工业建设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经公私双方协商，同意实行公私合营，并根据《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的精神订立本协议。在投资原则上，经公私双方同意，将私方全部固定、流动资产除去应付税金、职工福利金等外，其余全部作为公私合营之私方投资，并根据生产需要情况，公方投入一定数量的现金，作为公私合营之公方投资。在领导关系方面，合营后，企业在行政上受太原市工业局领导，但商业部分在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原则下，商品经营应由太原市商业局指导负责。公方在企业内部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应主动接受公方领导，公方应尊重私方的合法权益。私方在生产上、管理上应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合营后企业应采取适当形式吸收工人代表参与企业管理，以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人事方面，通过公私协商，由公方配备厂长，由私方从股东内提名副厂长若干人，经政府加以任命，下达生产计划。公私双方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清产核资原则对资产进行了核定。公债處理方面，公私合营前原企业购买之公债，合营后计股不分红，俟到期兑回现金投入生产时，始计算红利。债权债务方面，合营前私方之债权债务由私方自行处理，债权收回后必须及时投入合营企业。但遇有不易处理之债权债务时，可经公私双方协商处理。”新星食品酿造厂与各私营企业成立了并厂合营筹备委员会，以保障公私合营的顺利进行。

1955年7月16日，商业局通知新星食品酿造厂，要求把5个门市部包括人员、房产、家具等作价给国营公司接管，“不能想进多少货就进多少货”。为此，新星食品酿造厂提出：一是门市部收走后，工厂产出的成品由谁负责包销；二是今后的生产方针是自产自销还是加工计货生产；三是每日生产的成品必须当天销售出去，否则就会积压难以维持开支，如国营公司不接收酱料等产品，工厂可否自行销售。如顺利解决以上3个问题则同意移交，并请领导考虑如何妥善安置门市部资方人员。

新星食品酿造厂《1956年—1957年工作报告》显示，公私合营后工人工作热情高涨，新的集中化大生产模式带来了新的效益，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矛盾。由于有些资本家失去了存在感，便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在工作上当面应承，背后敷衍；有的畏手畏脚，不敢担当，工作失去了主动性。据1955年8月《新星食品酿造厂支部召开资本家座谈会的情况汇报》显示，有关公私合营以来的公私关系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思想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有：职工对资本家的职权不够尊重、对劳资双方不能同等对待（对资方不够好）、资方想提款、有些资方不适应工作，等等。与此同时，有的工人认为，原来的资本家不应再领导他们，因此工人为难上级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导致了部分门市出现“生产墨守成规，材料损耗大，经营管理不善，管理人员过多”的问题。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指示，新星食品酿造厂在厂内发起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制定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拟定厉行节约计划》，并对职工进行了教育，使得大家在思想觉悟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的来讲，合营以后职工的积极性很高，劳动效率也明显提高。例如，1955年6月，新星食品酿造厂计划生产老黑酱4250斤，8月计划生产老黑酱4900斤。

厂里还加强了统战工作，定期向职工作关于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政策和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大意义的报告，以教育职工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资方“有职有权”。同时也加强职工对资方的监督工作，“以防止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复生”。与此同时，厂里还改善了职工食宿、体育、医疗等设施，进行了扫盲教育和职工培训。截至1957年，共扫盲58人，培养高小生207人、初中生75人、高中生13人。

新星食品酿造厂总厂设在东羊市23号（义集生旧址），酱醋生产部设在唱经楼街22号（德合长旧址），糕点生产部设在红市街36号（资诚号旧址），并设红市街36号、唱经楼街22号、东羊市街22号（永通川旧址）、大南门街37号（北谦亨旧址）4个门市部。当时，新星食品酿造厂的老黑酱、老酱油的日产量指标都很高，可见老百姓对酱类调味品的需求量极大。公私合营开始时保留了逢胜泉的品牌，后逐步消失。逢胜泉和其他字号的工作人员按工作类型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生产豆制品、点心等食品的工作人员归入南城区食品酿造社，酱醋业工作人员归入酱醋二社。以上两家后来并入太原市食品酿造社（后更名为太原市食品酿造厂），又与食品一厂、三厂（原北城区食品酿造社）等合并成立了太原市食品酿造工业公司，后更名为太原市食品工业公司。

民建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笔者惊奇地发现，新星食品酿造厂的很多资料放在了民建太原市委员会的卷宗里。民建和工商业有何渊源？民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带着这些问题，笔者继续查阅资料，了解到当年民建参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成立于1945年，当时的成员主要是爱国的知识界、工商界中上层人士。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艰巨，党中央动员各方力量，把改造初期的部分任务安排给了民建和工商联。当时，很多企业都建立了民建支部，并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精神。

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工商业者刚经过“五反”运动，即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有的资本家以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没收财产充公，就抽逃资金回到乡下，还有的人移居国外。对此，毛泽东在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系统阐述了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希望民族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工商界代表人士带头示范，掀起了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

1955年4月，民建一大决议指出：“作为一个民建会员，应该争取做工商界骨干分子，以自己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和带头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带动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同前进。”民建山西省委积极培养工商界骨干分子发动改造，既做资本家的工作，又做家属的工作。1955年，太原德合长、资诚号、义集生、北谦亨、永盛泉等老字号率先加入新星食品酿造厂。

据永盛泉《为申请公私合营事》记载：“我厂劳资双方经过对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长期学习，明确认识了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前途。同时也明确了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公私合营，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乃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光明大道。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我厂由食品商业五户组织联营转向创设新星食品酿造厂。在区委工作组的直接指导、具体帮助下，我厂于4月1日正式成立。目前正在进行整顿，以求打好基础。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大力服务，发挥我厂积极作用，实现我厂贯彻联营转业的最终愿望，经劳资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申请公私合营，以便早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直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此具呈，请予核准公私合营是荷。谨呈。”

据《民建会太原市分会筹委会1956年一月份工作情況简报》记载：“我会一月份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全力围绕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而进行的。当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闭幕后，经过会内的传达、学习、讨论，在稳定思想情绪、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为给全行业公私合营进一步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充分分析估计了当前工商界的思想情况，改变了以往只是局限在会员中进行宣传教育的工作方法，把阻力变为助力，选择了在企业操有实权、不参加社会活动、认识相当模糊的老年资方24人，于1月8日邀请他们参加了座谈会。会前对工商业者会员进行了登门访问，积极沟通情况，座谈会中热情招待。会议由本会会员宋子纯同志（省工商联主委）主持，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并针对他们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反复讲清政策，帮助他们初步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工商业者应走的道路……我会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要教育成员努力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团结教育资产阶级分子，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沟通情况，反映问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全行业做好全面公私合营的一切工作。一月份共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一次，不同性质、内容的座谈会4次，组长（扩大）汇报会3次，下厂访问了解和个别谈话共18次。”截至1956年1月19日，逢胜泉等工商企业全部参加了公私合营。

《民建会太原市分会筹委会1956年二三月份工作情况简报》显示：1956年2月，民建又配合工商联推动工商界开展了“服务良好月”活动，召开了5次会员大会，传达讨论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和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精神，举行了汇报研究会4次，大小座谈会7次，个别访问和下厂访问27次，及时反映工商界人士的动态和诉求，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好各项政策。在省政协会议期间，邀请工商界人士座谈，交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1956年3月30日的《民建会太原市分会筹委会在政协山西省委员会一届二次全体会议期间临时支部工作情况简结》中指出：合营后部分私方人员对自己的责任不够明确，遇事不敢坚持正确的主张；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代表不够信任，因而使资方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民建在各企业内部都建立了支部或临时小组，在企业中共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56年6月5日，新星食品酿造厂成立了民建支部。

在清产核资工作中，经常遇到私营企业财产和家庭以及个人财产难以分清的情况，还有企业资产折旧的问题，因此民建骨干成员积极参与了清点财产和民主评议的工作。在人事问题上，按照“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方针进行相对妥善的安置。在和平赎买时，根据清产核资核定的股权数，由国家付给私方人员年利息。据杨家后人回忆，杨春兰一直领息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

改造开始后，东家（老板）变成了伙计（员工），有的东家不习惯，伙计也不习惯。有的人当了一辈子长工，突然成了主人，总像是拿了别人的东西似的，见了东家还是低声下气。也有的工人终于扬眉吐气，专门和原来的东家作对。作为原来的资方，有的人虽然加入了公私合营，但心里还是感到失落；有的资本家也想尽快适应新角色，却总害怕人民群众不满意，不敢有所作为。民建主动了解情况，努力化解矛盾，做了大量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原逢胜泉的大东家刘学向、二东家杨春兰留在了新星食品酿造厂，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承继

历史的一页早已写尽，砚上的笔却又新润。时移世易，逢胜泉等老字号早已消散于历史的烟云中。钟楼街上的逢胜泉虽已不在，但杨家“忠孝勤俭、善义好学”的家训却代代相传。杨春兰长子杨建进（1922—2019）初学经商，后弃商从戎，于1948年参军，参加过解放太原的战役。1949年冬，随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徐向前元帅曾任校长）南下，参加了解放宝鸡的战役，返乡后曾在平遥县武装部任职，1954年转业。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金质纪念章，并于当年辞世，享年97岁。夫人康兰英文武双全，早年参加了抗日战争，还曾担任平遥县第一任联校校长、第一届妇联主席，在计生委工作期间曾获全国先进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