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 孩

一

柳泽美代子是我妻子。今天是她去世后的第四十九天。

是一间和式的榻榻米房间。被安置在北墙左边的佛坛有着黑漆的外表和镀金的内饰，唯有两扇门的漆色不同，是淡淡的紫色。紫色是美代子最喜欢的颜色。佛坛的正中央有她的遗像，往前是用白布包裹着的骨灰盒，再往前是两根蜡烛。蜡烛之间有一个香炉，炉中的香飘出一缕缕沁人的青烟。

在佛教的说法中，人死后，每隔七天要接受一次阎王殿的审判。第四十九天是最终审判日，被决定能否前往佛祖所在的极乐净土。到第四十九天为止，死者的灵魂会在阴阳世界徘徊。这个阶段的死者属于“中阴身”。遗属之所以每七天举行一次法事，意义在于祈祷死者的灵魂可以前往净土。

照片里含笑的美代子只有四十四岁，披着乌黑的头发，脸庞清秀，眼睛细长。额前随意飘着的一小撮长发，给人一丝俏皮的感觉。这张照片是十几年前我随手拍的，没想到会被女儿们选来用作她的遗像。

四个孩子跟我一样，也身着黑色的正装，表情严肃。在日本，礼服和丧服是没有区别的。同一套黑色正装，配上白色的领带就是礼服，配上黑色的领带就是丧服。生活中我一向喜欢黑色，沉静、神秘、严肃、庄重，而今天的黑色，给我的感觉好似一种侵蚀到身体内部的爱抚。不知道美代子是否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温暖。说真的，四个孩子可以形容是如花似玉。唯一的男孩身高一米八，三个女孩的身高也都在一米六以上，这使他们看起来格外扎眼。前来吊唁的人群中，很多人为他们的年幼失母而唏嘘不已。站在我身边的中年女人对我感叹地说：“唉，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啊。”“可爱”这个词，更多的场合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于是我近于羞愧地回答说：“谢谢。”

孩子们的脚边趴着小黑。小黑是一只七岁的小狗，长着一身又厚又黑的毛。我怀疑小黑理解了今天是一个有着不平凡意义的一天，平时爱叫爱闹，此刻却静静地趴着不动。

僧侣出现的时候，人们不再说话，周围一下子静下来。客人是我和美代子的家人一起选定的，除了直系亲属，其他都是跟她的关系十分和睦的好友以及同学。来客的座位是按照跟她的关系的远近来决定的。血缘关系者坐最前位。

僧侣入座，法事开始了。

首先由僧侣致辞。他说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中前来参加柳泽美代子的法事，也很感谢让他来做主持，请大家多多关照。然后他开始诵经，诵完经就退场了。

紧跟着是作为丧主的我向大家致辞。

“今天，在百忙中前来参加亡妻美代子的法事，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承蒙大家的关照，法事得以顺利地进行。但是，作为丧主，我还是第一次操办这样的法事，肯定会有一些想得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美代子走了四十九天了，虽然我跟孩子们还没有适应她不在身边的这个事实，但我跟孩子们会齐心合力地生活下去。我想，我跟孩子们好好地生活下去，便是对亡妻最大的供养。希望大家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关照我们。还有，算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些饭菜，如果不赶时间的话，请慢慢地享用。真的非常感谢了。”

有几个女人抽抽搭搭地哭泣着，我心里感谢她们，但又希望她们早一点儿停下来，别再哭了。

美代子活着的时候，我一天到晚地叫她“美代子”，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她死后，却忽然觉得这个名字有了一些先前不存在的意义。怎么说好呢？就是我的脑子里，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些她在无意间留下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她的某一次笑容，她的某一种声音。她活着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可是很少出现这些东西的。

客人三五成群地去了餐厅，我跟着过去。不久，我发现那个叫高木的男人坐在靠角落的桌子边，一直都没有动过筷子。他的神情也给我很紧张的感觉，或者说恍惚的感觉。但我也不敢确定他是紧张的，或者是恍惚的。我走近他，问他是否想喝点儿什么。他看了看我，只说了一句“不用客气”。他的年龄跟美代子相仿，眼睛很漂亮。我很快就忘记了他的事情，因为我的心里都是悲伤。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美代子了。过了今天，这个世界上连她的灵魂都会消失了。

话说美代子走后的这一段时间里，人来人往的不说，光法事就举办了好几场，我真的累坏了。今天又忙了大半天，晚上我不想做饭，建议孩子们带一些剩饭和剩菜回家。

吃过晚饭，大女儿和二女儿一起去长野车站乘新干线去东京，因为大女儿在东京的一家公司里工作，二女儿在位于东京的中央大学上学。儿子上二楼去他自己的房间，看见他迈着有气无力的双腿，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想掉眼泪。最小的女儿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无忧无虑的样子令我想起了美代子。四个孩子里，小女儿的性格最像她了。特别倔强，还任性。

桌子上的残羹剩饭看起来一片狼藉，我开始收拾它们，并感到胸口有一阵非常实在的疼痛。对于做家务来说，我算是非常熟练的男人了。结婚前我是从日本的电影和电视剧来了解日本家庭的，以为男人在家里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结婚后我意识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过是世间的一个“错误的印象”，或者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罢了。

小女儿还在看电视，我拉开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对着罐嘴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忽然有了一丝飘飘然的醉意。然后我去客厅最东边的那个房间，拉开了屋门。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美代子在这个房间里同住过了。我在她的床上坐了很长时间，慢慢地有了一种可笑的感觉，觉得床上的被褥，架子上的衣服，化妆柜上的口红，甚至房间里的空气，都还残留着她的气味和体温。我打算今天就睡在她的卧室。墙壁上的时钟告诉我，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我躺到她睡过的床上。我很困，但腰酸背痛。我睡不着觉，难熬的时候竟然想起了过去的许多往事。

跟美代子结婚后，因为我工作上的原因，差不多有十多年都是跟她过着半分居的生活。我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来往往，她一直在日本。十年前我回日本是因为她得了癌症，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念及她的身体，一直是各睡各的房间。其实早在她患癌症之前我们就好久没有同床共寝了，要不是她去世的话，我都不知道会如此地想念她。

二〇一七年。

一月一日。晚上，一家六口人围着客厅的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说笑，一边看电视的娱乐节目。饭桌上都是美代子亲手做的年饭。其实，这个时候的她，已经被癌症折磨五年了。做过最初的手术后，她一直坚持化疗，人非常消瘦。因为没有头发了，她在家里家外都戴着一个用毛线织就的帽子。

有一件事迟迟不好意思跟美代子开口，就是我早已经订好了去北京的飞机票，会在一月十八日离开日本一段时间。日本春节是阳历年元旦，但一月二十八日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年初一，我要赶着去北京过春节。赶着回去的理由着实令我难以开口，除了我想陪一个叫苹果的女人过春节，还因为我想参加同窗会的聚餐。从小学到高中，我足足当了十多年的班长，凡有同学聚会，好像都不能缺了我这个“大人物”。

一月四日。我所在的长野县举行盛大的成人节仪式，凡是满二十岁的男女青年，都要穿上日本的民族服装，在家人的陪同下参加当地的庆祝活动。二女儿满二十周岁，为了陪她参加庆祝活动，全家人早上六点就起床了。一吃完饭，我立刻开车带着二女儿去附近的美容院。虽然天刚蒙蒙亮，美容院里却已经坐满了女孩子。每个女孩子的身边都有一位美容师，紧张并熟练地忙碌着。穿和服是一件蛮高的技术活，现在的年轻女孩没几个会穿和服的。即使女孩子的妈妈们会穿和服，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穿得像模像样。时代在变，中国平时不是也没有人穿旗袍了吗？话说“穿和服”已经是当今日本的一个产业了，而且是一条龙服务，不仅帮忙穿，还出租和服，还提供梳妆发型以及摄影等。通常的情形下，这种女子专门店是禁止男子出入的，所以我也没有例外地等在美容院的外边，在附近慢慢地踱着步。长野的一月，早晨是寒风凛凛，地上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残雪。可能我穿着比较厚的羽绒服，加上内心的激动，竟然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寒意。

大概过去了一个小时吧，二女儿笑嘻嘻地走出了美容院的大门。天！我的眼前一下子变得十分明亮。刚才还蓬头垢面的二女儿，现在被绣着各种颜色花朵的紫色的和服簇拥着，脚下的木屐使她摇曳出万般的风情。每次看见穿和服的女子，我的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徐志摩的那首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仪式之后，全家人去照相馆拍了系列合影。照相时，美代子跟二女儿并排坐在最中间的椅子上，大女儿和小女儿各坐一边，而我跟儿子则站在后排。洗出来的照片里，全家人的脸上都溢满着笑容，看起来非常幸福甜蜜。

有时候，被记录下来的幸福感会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幸福感。我家里的墙壁上，已经挂着很多张这样的幸福照了。日本人认为，七岁之前的孩子，是受神庇护的“神的孩子”。孩子到了七岁，才正式成为世俗社会的一员，迎来所谓的“再获新生”。健康祈愿这一古老的仪式，也被称为“七五三节”。据说日本将三岁、五岁、七岁作为孩子们的节日，还是受中国的影响呢。历法从中国传到日本时，奇数为阳。阳吉利。中国人说小孩子：“三岁开始理解语言，五岁生智慧，七岁换乳牙。”说的就是小孩子成长的节点。除了孩子们的“七五三”纪念照，还有孩子们上小学、初中和高中时的纪念照。照片一律都镶在木质的相框里。

一月七日。日本政府规定的法定假期结束了，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程序，这意味着美代子又要去医院做化疗了。跟往常一样，我开车送她去当地最大的综合医院——红十字医院。每次来这家医院，感觉都是人满为患，好在我对里面的一切都已经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了。

我将车停在医院的正门口，让美代子先下车，这样她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走最短的距离去二楼的化疗科。之后我将车开到医院大楼后边的停车场。通常我都会选择比较背阴的第二停车场，除了有很多空闲的车位，也因为车场旁边有一个小后门直通医院大楼。

穿过熟悉的大厅时，意外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美代子双眼紧闭地倚在大厅里的一个沙发上。我赶紧跑过去，发现她的脸色十分苍白。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问她哪儿不舒服。她说她的心脏突然跳得非常厉害，现在是两条腿发软，想休息一会儿。

我陪着美代子在沙发上休息了十分钟左右，然后搀着她乘电梯去二楼的化疗科。验血结果是半个小时后出来的。难怪她刚才会心跳加快，她的白血球太低了，已经达不到化疗的标准了。照医生的解释，心跳加快和手脚无力都是化疗的副作用，所以今天不能给她做化疗，要么让她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要么让她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我让她自己做决定。她想了一会儿，选择回自己家休养，还决定过了十五日再来医院复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时候，我的脑子里竟然蹦出了一月十八日要去北京过春节的事情来。不等医生做答复，我赶紧跟美代子商量，说服她在一月十七日那天到医院做复诊。她倒是同意了。回家的路上，道路两旁的树的顶端，像极了我心中的暗影。好几次我清喉咙想说话，最终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她的样子看起来精疲力竭，一直默默地闭着双眼坐在我的身边。

一月十五日。美代子的这个生日不用记也忘不了，因为是日本国的法定成人节。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送红玫瑰给她以表示我对她的庆贺和感谢。今年也没有例外。网购的五十七朵红玫瑰在我指定的时间送到家门口。以往的她，收到红玫瑰会表现得非常高兴。比如她五十一岁的那一年，红玫瑰到家后，她认认真真地数了一遍，确定是五十一朵后，撇着嘴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干吗这么较真啊，不是故意要讽刺我老了吧。她大我三岁，一直挺在乎这一点的。

这么巧赶上是周日，在东京工作上学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特意赶回长野给美代子过生日。饭桌上摆了两盘寿司和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蛋糕正中间用巧克力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看起来非常醒目。

但是，家里一点点过生日的气氛都没有，每个人都不快乐。美代子脸色蜡黄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决定在自己家里休养后，她的状况并不见好，甚至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基本上，她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连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好几次，我出于暗自的私心催她去医院复诊，但她就是不肯，执意要在过了生日以后。我觉得很闹心，问题不在她的顽固，是我觉得不应该在她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说起去中国的事，而我又不想放弃。

一月十七日。上午十点，我带着美代子准时到了医院。她进了诊疗室后，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楼道的长椅上。一个小时过去了，依然不见她出来。这种情况可是第一次出现，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时候，时间似乎被拉长了，一分一秒都数得过来。十二点半，终于听见护士在诊疗室的门口叫我的名字。

诊疗室有里外两间，外间靠墙的地方有一张铺着白床单的床。美代子静静地躺在床上，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穿白衣的护士。医生招呼我到里面的房间。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微微地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黯淡的目光中，似乎隐藏着深深的无助和无奈。

医生让我看X光片，接着告诉我美代子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他用手指着光片上黑乎乎的地方对我说，病人的肝脏比正常人大很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黄疸，必须马上住院。我试探地问他能不能两个星期后再住院。看见他不解的样子，我解释说我明天要去中国出差。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不死心，抱着侥幸心追问他：“病人还没有生命危险吧？”他想都没想地回答说，病人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即使此时此刻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有一阵我说不出话，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发酵，不久，我感觉鼻子酸了，视线模糊了，四肢麻木了，只有心在非常清醒地痛着。接下去，我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想止住泪水，使劲儿地用手捂着嘴巴和鼻子。医生的话，等于是在告诉我，对于美代子来说，死亡已经等在门的对面了。只要她推开门，跨过门槛，门就会重新关上。她跟我，就要天各一方了。医生默默地看着我哭泣，过了一会儿对我说，请不要哭了，如果连你都不坚强的话，夫人怎么坚持下去呢。年轻的护士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小声地问我要不要紧。我接过她递过来的纸巾，一边擦着泪水，一边向医生点头。这时候的我不敢说话，怕刚刚被强忍住的泪水会再度倾泻出来。医生简明扼要地交代了住院手续和需要准备的东西，最后对我说：“你还是先在这里休息几分钟吧，眼泪干了再去夫人那里。”

但我站了起来，意思是说我没事了。护士领着我走到外边的房间。护士离开后，可能是美代子感觉到我站在眼前，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我的眼圈又热了，泪水夺眶而出，她也轻轻地抽泣起来。两个人哭了一会儿，还是她从随身的背包里抽出两张纸巾，一张用来擦自己的泪水，一张递给了我。接纸巾时我顺便将她的手握在了手心里。这时候，我真想一直握着她的手，再也不松开。

回到家，我先给老同学打了一个国际长途，让他们不要等我去聚会了。我本来还想打第二个电话，想了想却放弃了。第二天夜里，我接到苹果打来的电话时，不等她说话就短促地说“我太太病危”，不等她回话就果断地挂了电话。

小女儿上楼，脚踩在地板时发出咚咚的声响。神思回到现实，忽然觉得面颊有一点儿痒，用手指抚了一下，手指湿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地流过泪了。再看时钟，已经过了深夜两点。没想到我在美代子的床上躺了近五个小时。睡意消失，我想喝一点儿酒，于是去到客厅。我先是在酒杯里加上热水，然后在热水中加了几滴烧酒。我端着酒杯又回到了美代子的房间。

说起来，自从我将美代子的骨灰带回家，在她的卧室里安置了佛坛，天黑后房间里的灯就没有熄过。灯亮着的话，有时会错觉她还活着。

美代子住院后，状态并没有什么好转，病情依旧往恶化的方向发展。不过，医院的护理工作很到位，她所有的生活起居都由护士负责。护士不仅照顾她的吃喝拉撒睡，每周还给她洗三次澡。亲属的探视时间规定在下午两点到六点。每天我都会在这段时间里陪她。我会带来新鲜的水果和饮料，会和她天南海北地聊天，会给她按摩腿脚。等她吃完晚饭，我就带着她要换洗的衣服回家。这一段时间里，我的身体都是消毒水的味道。使我惊奇的是，我把她活着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当成对我所做的努力的报酬。感动的次数多了，我终于明白过来，并不是因为她随时会死所以我才这么在乎她。结婚这么多年，跟爱不爱无关，她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了。而她也对我说，到了这个时候，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跟孩子们。

最坏的情形出现了。美代子的腹腔出现了大量的积水，肚子肿胀得像孕妇，腿脚比原来粗两倍。她只能被困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果然，医生告诉我，她的病已经到了无法治疗的状态，任何药物和手术都无济于事了。医生还解释说，继续投药和治疗的话，只能加大病人的身心痛苦，但为了延命，今后只能在营养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打算尽可能单独地跟美代子在一起，问医生有没有空着的单人病房。医生给住院处打了一个电话后，问我想在什么时候换病房。我回答说“现在”。

我告诉美代子换病房的事，她问我是谁的建议，我说是我。她又问为什么，还说她的病并不会因为换成单间病房就会好起来。我告诉她我想单独跟她待在一起。一定是我的话打动了她，她的下巴抽动了一下。我向她解释，说单间的话就不用受探视时间的限制了，还说没有外人在的话，两个人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说任何想说的话。她不说话，眼睛望着天井。她的沉默令我难以忍受，我抓过她的手握在手心里，小声地说：“有些事情，包括你的生命，我还不想就这么放弃了。”她看着我说了一声谢谢。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冒出了一句“我爱你”。结婚后，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爱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份爱的分量似乎非常重，但同时，我又感到非常非常愧疚。婚后我的很多经历都发生在中国，而她对那些经历毫不知情。我谢了她，并告诉她我也爱她。

美代子换到单人病房后，她住在东京的姐姐也专程赶来长野。白天由我跟孩子们陪美代子，夜里就换成她。

这样过了几天，美代子几乎不睁眼也不吃东西了。即使我去医院看她，她也一直都是昏睡。再去医院，我开始带上一本喜欢的书，一边读，一边握着她的手。偶尔我会用手指在她的身体上来来回回地触摸。一次，我的手指刚好触摸到她的大腿，她突然睁开眼睛问我：“你是不是把小黑带到医院来了？我看见它在我的床边跑来跑去的。”她开始出现幻觉了。还有一次，她也是突然间睁开眼睛对我说：“今日美去世了，她昨天晚上来跟我告别了。”她的不着边际的话，增强了我内心的不祥的预感。我觉得她已经在推那扇死亡的门了。今日美是她最要好的闺蜜，两个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四年前的夏天，今日美也得了癌症，为此我还陪着美代子去医院看望她。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形是好了还是坏了。我让美代子不要胡思乱想，还说等她的病好了，再一起去看望今日美。她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很快闭上了眼睛。

二月十一日上午八点半左右，我打算去医院的时候接到了护士的电话。护士用紧张的口吻让我尽快地赶到医院。我知道这个电话非同寻常，也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刚好三个女儿都在家，就让她们跟我同去。我也没忘记给身在松本市的儿子打电话。因为他开车，我没敢跟他说实话，只说有一些东西让他帮忙搬运。我特地嘱咐他直接去医院。

九点多，我带着三个女儿进病房时，医生根本顾不上跟我们说话，一直紧张地盯着连接在美代子身体上的那些仪器。护士们也紧张地围在她的床边。她姐姐跟我打了声招呼，但因为泣不成声，根本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

美代子戴着氧气罩，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不久，医生对着我们摇头，让我们有什么话就抓紧时间说，因为病人应该还能听得见。医生带着护士们离开了病房，三个女儿拉着美代子的手哭喊着“妈妈别走妈妈别走”。小女儿说：“妈妈别急着走啊，哥哥还没有到呢。”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站在床前看着美代子，她呼吸的间隔越来越大，跟着呼出了一口很粗的气，之后头一歪，似乎一下子就睡过去了。

女儿们也理解到死亡的来临。妈妈的死，无疑带走了她们的自信。她们突然停止了哭喊，开始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四周一片静寂。我按下床头的呼叫铃，医生马上就来了。确认了美代子的瞳孔和脉搏后，医生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对我跟孩子们也鞠了一躬。

医生在死亡证明书上写下美代子的死亡时间并签了字。她死于二○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上午十点。这是糟糕透顶的一天。这是糟糕透顶的一刻。她在临终的一刻，儿子来不及赶到她身边也是糟糕透顶的事。

看着慢慢僵硬下来的美代子，我忽然感到一丝莫名其妙的恼火。与其说是难受，不如说我感到了因虚无而建立起来的爱与悔。我曾经自以为是的强大和自信，在她的死面前，泡沫般毫无逻辑地隐退了。

早上六点，窗纸开始泛白，我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或许因为最近过于疲劳的原因，我的两条腿发麻，差一点儿就站立不住了。

自从美代子生病，做早餐就成了我的责任，久而久之，我的脑子里都有现成的菜谱了。今天我烤了三块鲑鱼，煎了三个鸡蛋，用生菜、西红柿和黄瓜做了一盘简单的沙拉。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她养成的一些习惯仍在继续。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去二楼敲小女儿房间的门，因为没有回应，直接推门进去叫醒了她。最近，她每天都睡得很晚。她上高三，正面临人生最初的挑战——高考。

接着是叫醒儿子，接着是三个人围坐着饭桌吃饭。等到我下楼到小黑那里的时候，它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本来我应该带小黑去外边散步的，但小黑的右后腿有毛病，一散步就瘸。我曾带它去医院让兽医查过原因，结果是它散步时过于全力以赴，给后腿带来了负担。也难怪它这样，按种类来说的话，它属于博美。据说博美的祖先生活在东欧波兰的寒冷地区，一直被人用来拉雪橇。博美被人类宠物化后，体型变得越来越小，性格也越来越乖，但拉雪橇时全力以赴的习性却传袭下来了。好在家里的庭院比较宽敞，小黑在里面东转转西转转，跟散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接着是我换上运动鞋去外边走路，说健走也许更加合适。早上快走四十分钟，已经成了十年里我生活的一个部分，风雨无阻。八点，儿子自己开车去大学上课。八点十分，我开车送小女儿去高等学校上课，途中遇到了红灯，停车时通过反光镜看见她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昏昏欲睡。最近，每次送她到学校，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美代子并感到深深的悲伤。其他同学的午饭，大多是妈妈亲手做的盒饭，而我作为父亲，却只能给她一千日元，让她去便利店买自己想吃的盒饭。到底还是孩子，实际上她倒是蛮高兴的，因为盒饭根本用不了一千日元，剩下的钱就归她了。她不太用功学习，有一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口头禅。她喜欢说明天开始好好学习。虽然她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但是我也不想强迫她。

回到家后，我沏了一杯吊耳咖啡。端着咖啡杯，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去二楼自己的房间。

我的房间是家里最小的，但正应了那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俗话。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有单人床，有学习桌椅，有衣柜，有书架，有计算机和打印机，有电话。时代发展到今天，只要坐在计算机前，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工作。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也许是周一的原因，中国方面来的商务邮件不多，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全部看完了。昨天夜里，因为我始终处在似梦幻似现实的状态里，没睡好觉，这时突然有了一股很强烈的困意。但闭上眼睛的那个瞬间，我的脑子里却突然划过了一个问号。那个今日美，真的跟美代子说的那样，已经去世了吗？

我再一次下楼去了美代子的卧室。她的枕头旁边有一摞子书信，我在书信中找到了一张来自于今日美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今日美家里的地址和电话。

电话里传出一位男子的声音：“你好。这里是大岛家。”

我说：“我是长野市的柳泽家。是美代子的丈夫。”

“啊，非常感谢你们对今日美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

“彼此彼此。您夫人还好吧？”

大岛沉默了几秒钟，低声地说：“很抱歉没有及时联系你们。今日美已经去世了。”

“啊，真是抱歉。请节哀。失礼地问一下，您夫人是哪一天去世的？”

“二月八日。”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感觉全身起满了鸡皮疙瘩。美代子说今日美昨天晚上来跟她告别的时候，正是二月九日。我的声音都有点儿颤抖了：“打这个电话，本来是想通知您和夫人，我妻子美代子去世了，时间是二月十一日。”

“也请您节哀顺变。不过今日美跟您夫人生前是非常好的朋友，她们两个人前后脚离开，我想不仅仅是巧合吧，也许是想在天堂那里继续为伴吧。”

盯着佛坛中央美代子的照片，我忽然觉得人的死不过是一个假象，不过是肉体消灭了而已，人的灵魂才是真正的生命体，像空气一样在世间飘浮。又或者如佛家所说，人在死后的四十九天里，属于中阴身，灵魂可以在阴阳两世游来荡去。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反正我开始觉得，灵魂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

我对大岛说：“打扰了。请多保重。”

放下电话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段时间里有惊魂未定的感觉。稍微平静后，我看了看手中的明信片。是一张贺年卡，背面有两行秀丽的钢笔字。

“小代，我们要努力，相信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好了后我们还要在一起玩啊。今日美。”

本来上午是阳光明媚的，下午天气竟恶劣起来，虽然没有下雨，但黑压压的云低低地悬在空中，令我觉得非常郁闷。

美代子去世的当天下午，遗体被黑色的灵车运送到殡仪馆。棺柩的四周摆满了亲朋好友送上的花圈。葬衣是孩子们亲自为她穿的白里透粉的衬衫。衬衫上面是一件黑白相间的西装。我请专门的化妆师为她化过妆，这使她的神情看起来非常安详。殡仪馆的门口，放着一个白色的落地灯笼，上面写着几个粗黑的大字：

柳泽家通夜

其实，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问过我，灯笼上是否应该写“王家”。我姓王。我是丧主，但我还是选择了柳泽。美代子跟我结婚后并没有改姓王，一直沿用她娘家的姓氏。即使她现在死了，不能做主了，我还是想尊重她生前的选择。

简单解释的话，通夜就是告别式，一般在人死后的第二天举行。通夜本来的意义是，死者在入葬前由亲友彻夜地守护。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本现在普及的，是两个小时左右的半守夜。

想不到傍晚下起了小雪，雪花一片片落下来将道路覆盖。大门口那个灯笼的光，看起来竟有点儿惨淡了。僧侣一阵阵地敲打着木鱼，诵经声绵绵不断。想不到大雪天还会有这么多的人前来吊唁，风雪中已经排起了一列长队。结婚后，美代子健康的时候，差不多有十多年我都不在她的身边，真的不太了解她的世界。

我跟四个孩子跪坐在美代子的棺柩旁边，向所有来访的亲友寒暄致谢。

告别的流程并不繁杂。人们一个个走近美代子的遗体，先是行礼，然后上香，然后祷告，然后跟我和四个孩子互相行叩拜礼。跪的时间久了，我的双腿开始麻木，接着是剧烈的疼痛。这时候，我真的顾不上日本的礼仪了，干脆将腿盘在一起，坐在布团上跟客人们寒暄。看到儿子拼力忍耐的样子，也让他学我的样子做。儿子如释重负。最可怜的是三个女儿。在日本，女性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能分着腿或盘着腿坐的。

送走最后那个客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木鱼声、诵经声、寒暄声、抽泣声，全部都消失了，只有房间里的香在继续缭绕着白色的烟雾。我看了一眼外边的世界，树上挂着绒绒的雪花，看起来像圣诞老人的头发。

美代子的妈妈，她姐姐和弟弟，以及她姐姐和弟弟的家人都留下来没走。每次跟她的家人聚会，我都会感谢孩子们。就说现在吧，儿子又在陪男人们喝酒聊天，而大女儿和二女儿则是跟几个女人一起挑选后日葬礼上要使用的美代子的照片，只有小女儿在桌子上默默地写着什么。

不知不觉地我迷糊了一觉，睁开眼已经是夜里三点了。美代子的家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榻榻米上，只有小女儿还坐在桌子那里写字。我觉得好奇，想凑过去看个究竟，但是遭到了她的拒绝。

我抚摸了一下小女儿的头，默默地走出房间去停车场。天亮前有一件事我必须办理好，就是将美代子的卧室打扫干净。她的遗体火葬后，骨灰要带回家，而我打算将她的卧室设置成灵堂。

小黑被我吵醒了，却欢喜地在我的身边摇头摆尾。这时候我想，如果小黑会说话的话，它是否可以告诉我，美代子死的前一天，它曾经去医院，在她的床边跑来跑去了吗？

我环视了一下美代子的房间，一时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大大小小的纸盒，花花绿绿的衣服，乱七八糟的袋子堆得到处都是，甚至没有我可以落脚的地方。我的头皮都开始发麻了。但我没有时间来细致地整理这些东西，所以一股脑儿地将它们搬到衣帽间。衣帽间有四个榻榻米大，说好听的话，跟仓库差不了多少。我用吸尘器将房间彻底地吸了一遍。

上午十点开始出殡。僧侣诵经后，我跟孩子们在美代子的遗体上装饰了很多鲜花。最后，小女儿将一个精致的信封放在遗体的右手旁边。我想信封里装的就是她彻夜写给美代子的感谢信吧。我感到非常非常安慰。

跑在最前面的是黑色的灵柩车，我跟大女儿坐在司机后一排的座位上。后边是隔窗，窗的后面就是美代子的棺柩。紧跟着灵柩车的是一辆面包车，里面坐着美代子的家人和其他几个孩子。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坐落在郊区的火葬场。火葬场依山傍水，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水清澈见底。河间散乱的石头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白雪，看起来纯洁无垢。

工作人员轻轻地打开棺柩上面的小天窗，正好可以看见美代子的整个面容。我打头，其他人跟着我向她的遗体做最后的告别。一轮下来，工作人员示意我关天窗。这是我最后看她的肉体了。抽搐了很久，我的嗓子里只挤出了“谢谢”两个字，然后我放声大哭。我的双手抖得太厉害，没有办法关上天窗，结果是工作人员攥着我的手帮我关上的。本来，日本人在葬礼上是不出声哭泣的，也许是受我的影响吧，十几个人一同大哭起来，感觉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傍晚我去学校接小女儿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等了一会儿了。日本几乎没有父母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我家里属于例外。有时候小女儿怕同学们看见，会提前在不显眼的地方下车，步行着走到学校。不是我溺爱孩子。自从美代子患上癌症，我的工作地点就由北京变成了长野的家，所以从早到晚都待在家里。接送孩子上下学，反而是“正好”可以外出一下的那种感觉。

过了四十九天，所有关于葬礼的仪式就告一段落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得到了很大的解脱。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四十九天里，我几乎都在回忆美代子的事，第一次觉得离她近得不能再近了。这样的感觉很荒诞，我甚至觉得，她的死，因为我过度的回忆而被超越了，已经失去本来的意义了。可是说心里话，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忆她，但能想到的大部分片段，差不多都是她病后的事。

我也终于可以拾回被中断的工作。我做的是那种叫“外包”的工作，具体说的话，就是跟日本的客户合作，开发高科技的计算机软件。

这类工作其实是一种重体力劳动，但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火爆的时期，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想往里面钻，究其原因，就是软件公司多属于外资企业，工资拿的是外汇。以前，我工作的一家日本软件公司，因老板是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九十年代初在南京成立了一家分公司。本来，公司招聘第一批软件工程师的时候，只打算选十个人的，结果有七百多个人来应聘。能被挑上的人，绝对可以说是百里挑一。还记得我作为总公司的人去南京的分公司出差，接送的车辆竟是南京市唯一的林肯牌轿车，连当地的警察见了都敬礼放行。那时候回国，有一种飘飘然的出人头地的感觉。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意识到改革开放后，钱似乎变得比什么都重要了。说到现在，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日本企业的实力每况愈下，而国内的企业却开始强劲崛起，与日本合作的公司越来越少，即使合作，多半也是勉强维持而已。好在我设立在中国的公司，做的是日本商务ERP的维护和特性化开发。正如很多人对ERP感到陌生一样，这个圈子比较封闭，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竞争。加上多年的合作，跟日本客户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信任，可以说到了相互依赖的程度。至少，眼下的情形是，只要日本客户的公司没破产，公司就能源源不断地接到项目。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网页，心立刻就寒了。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五百三十元。也就是说，一万日元只能换五百三十元人民币。这个比率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最低的。

透过窗玻璃，我看见昨夜的积雪压断了院子里那棵树上的一根树枝。整条街都是雪白雪白的。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作为日方公司的代表去A市，跟中国科研大学搞合作开发，整整待了三个月。那时候的一万日元可以换一千零八十元人民币。我想提醒的是，当时中国科研大学讲师的月工资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研究生的工资不到七百元人民币，而一万日元只相当于我在日本半天的工资。这样比较的话，天壤之别就一目了然了吧。

话说在A市的那三个月，因为对金钱的感觉不同，生活状态很是偏离。比如我天天去歌舞厅喝酒唱歌，即使可劲儿花钱，每天也不过是三十八元人民币。美中不足的是，用来下酒的东西只有花生、瓜子和水果盘。说是喝酒，除了啤酒就只有茶水和矿泉水了。偶尔有女孩子陪我跳舞，我也丝毫没有非分之想。那时候的女孩子实在太纯朴了。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住的那家饭店叫大富豪，对面有一排小房子，与大红大绿的外表相反，从窗户看到的里面近于寂静。不知道现在的A市，还有没有这样的洗头屋了。每次我路过那排小房子的时候，玻璃窗后都有几个穿着暴露的女子向我招手，让我觉得闹心。

其实日本各地有很多红灯区，什么样的服务都有，但我很少有进店的冲动。说白了还是跟钱有关。进一次日本的夜店，没有三万日元是绝对出不来的。

虽然人民币太坚挺了，日元太疲软了，但我细心地研究了公司当月的各种报表，得出的结论是，公司还可以勉强地维持下去。

下午，我开始整理美代子的遗物。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见证，诉说着昔日的点点滴滴。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整理东西其实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在她的东西中，最多的就是衣服了，衣帽间看起来跟袖珍服装店似的。断、舍、离，是整理的最佳手段，所以我打算把大多数衣服都扔掉，只保留那些有印象的。比如她跟我约会或者旅游时穿过的衣服。再比如她在孩子们过七五三节以及成人式时穿过的衣服。之后我去她的卧室整理她的床头柜。说真的，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个柜子，以为里面装的都是对她来说比较重要的东西。夫妻几十年，我甚至也没有查看过她的手机。我喜欢那个理论，就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隐私并尊重它。所以我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竟然有点儿失望。抽屉里不过是一些她的朋友们寄来的书信和明信片。第二个抽屉也令我失望，里面都是口红和香水，一部分甚至都没有开封过。最底层的抽屉里有几个奖状，最上面的“敢斗奖”令我不禁唏嘘起来。我依然记得她获奖时隐藏在空气中的那份快乐，因为我就是那次中国语辩论大会的评奖委员之一。

我和美代子是通过中国语相识的。一九八四年，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她是长野市政府的公务员。长野市因为申请举办奥运会成功，开始全力为四年后的冬季奥运会做准备。除了兴土木、建道路，还组织举办了很多外语学习班，目的是“不遗余力地推进城市的国际化发展”。日本人有一个很简单的认知，觉得北京话就是中国语，所以北京出生的我，很幸运地被聘为中国语讲师。

中国语教室被安排在市政府的一间会议室。开课的第一天，一下子来了三十多名学生，差不多都是市政府的职员。日后我经常会想起那天的开场情形。学习班的班长大谷秀雄站起来，用蹩脚的中国语，磕磕巴巴地看着我说：“欢迎王老师。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是长野市奥林匹克建设部的部长，用心选择毛主席的话来表示学习态度，让我有了一种可爱的感觉。这时候，会议室的门被打开，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进来，每迈一步都会微微地鞠一次躬，同时小声地说着“对不起”。我的眼睛跟随着她，看她入座。回过神来的时候，听见大谷秀雄冲着她说：“你来得正好，就从你开始，做个自我介绍吧。”她环视了一遍在座的人，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大家好，我叫柳泽美代子，在市政府儿童福祉课工作。我想学习中国语，请多多关照。”她上身穿一件淡粉色的短袖上衣，下身穿一条浅灰色的短裙，乌黑的秀发披在肩头。后来，我对她本人这样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青春外溢楚楚动人。

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六点到八点，我都会到市政府的会议室教中国语。课程结束后，大谷秀雄差不多总是叫上十几个人，去一家叫美丽华的中餐馆吃饭。学习班里的日本人都喜欢中国菜，动不动会聊起中国的时事新闻和风土人情。美代子负责接送我。她总是在周四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开着白色的PALUSA，准时来到我的住处，这使我在同学中看起来出类拔萃——众目睽睽之下，我会沾沾自喜地打开车门，故意坐到副驾驶座。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醉于紧挨着美女的那种感觉。还有，听她叫我“老师”时的那种很棒的感觉。

佐佐木秋男是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后来成了我跟美代子的证婚人。跟他的相识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时候，国内最流行的词语之一有“万元户”，现在似乎被“土豪”取代了。夏季的一天，中国第一批农民万元户访问日本。农民出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所以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的媒体甚至报道说是中国自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真实成果。

负责接待中国农民访日团的正是佐佐木秋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随农民访日团前来日本的，只有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鉴于此情，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愿意提供经费，雇用一位懂中国语和日语的当地人员协助采访和拍摄。也许跟我在市政府教中国语有关，这份差事理所当然地落在刚好放暑假的我的头上。虽然采访和录像等经常搞得我大汗淋漓，但欢乐却是倍增的。我不仅可以随着农民访日团旅游、住高级饭店，每天还有一万日元的收入。

也许是不值一提的琐事，但是，因为日本的《读卖新闻》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所以还是在这里描述一下吧。农民万元户访日团观光的第一站，是位于千叶县的迪士尼乐园。我高兴得直想跳，因为我还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呢。我们一大早出酒店，街上洒满了阳光，真是一个亮丽的好天气。不过，当我看着二十几个步履蹒跚的老农民，穿着西装漫步在迪士尼乐园里时，感觉上却像是在法国西餐店吃咕咾肉。我有点儿不舒服。那个年头，凡是出国的人都穿西装，这是谁决定的呢？迪士尼乐园的游乐项目，比如激流勇进、比如过山车、比如外空飞船等，真的不适合年纪大的人玩，访日的团员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看上去有点儿不知所措。佐佐木秋男建议坐旋转木马。他的建议引得我大笑。木马开始旋转，随着坐骑一上一下地浮动，团员们高兴得张开嘴巴，有的人甚至开心地喊叫起来。我看了也跟着有点儿兴奋。团员们开心的样子被拍成了彩色照片，刊登在第二天的《读卖新闻》上，而且是头版头条。

晚上，我随访日团住在新宿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饭店，跟佐佐木秋男同房。可能我还在兴奋，迟迟不肯上床睡觉。想不到过了十点，竟然有人敲房间的门。我打开门，看见两位团员靠着墙壁站在门前。他们光着上身，只下身穿一条很大的内裤，手里也都握着一把扇子。我赶紧让他们进屋。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心事重重。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其中比较胖的男人，两眼发光地看着我，问他们房间里的电视为什么看不了生活片，还特地示意我能不能帮忙问一下酒店。我问什么是生活片。他神秘地回答说，不就是那种男女在一起的片子嘛。原来他说的生活片就是毛片。我不好意思当着佐佐木秋男的面给服务台打电话，特地去了他们的房间。

回房间后，佐佐木秋男还没有睡，问我帮忙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没帮上，因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规定。他“啊”了一声，帮我冲了一杯茶。看来他也没有睡意，跟我聊起了他自己的事。他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务省工作。中日战争时，他被派遣到中国的东北。新妻随他一起去的，还跟他在中国生了三个儿子。他有很多中国友人，至今依然跟那些人保持着书信往来。战后，他曾代表日本外务省，全权处理了印度尼西亚的战争善后工作。回到日本后，他发现，战争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无法言说的创伤。他辞去了外务省的职务，携家人在故乡长野市开了一家小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再后来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他多次访问中国，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两次接见。他家里的墙壁上，一直挂着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照片。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九八六年，他带领日本代表团去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因为路过北京，我拜托他帮我带一封信和一些照片给爸妈。我是这样嘱咐他的，到了北京，知道住哪家饭店后，给我家打电话，让我爸妈到饭店取信和照片就好了。那时候，没有微信，打国际长途电话特别贵，信件是我跟爸妈联系的唯一方式。那时候的信件分两种，平信很便宜，但路上要走一个多月，航空信虽然一个星期就可以到我爸妈手里，但邮费贵得不得了。平时给爸妈写信的时候，我总是故意地将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张纸上。有人帮我带信和照片，特别是照片，可以令我省一大笔钱。现在想一想，为了省钱而麻烦人家，除了当时年轻不懂事，也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学生，手头上没有多少钱，把钱看得比较重吧。

后来，我收到了老爸寄来的信，说收到佐佐木秋男先生带来的信和照片了，还说他带的糕点也非常好吃。最后，他说他很抱歉，因为佐佐木秋男先生去我家时，赶上他和我妈去市场买菜，竟然让客人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其实，佐佐木秋男回日本后，只告诉我信和照片带给我爸妈了，根本没提蛋糕和等了半个小时的事。他死于九十三岁。仔细想一想，如果没有遇到他，日后我也许不会对日中之间的交流那么感兴趣。

下午，小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晚上跟着有联谊会。出席的家长几乎全是孩子们的母亲。班主任西泽老师就高考的趋势和注意事项做了详细的说明。说真的，我听得头都大了。日本的高考制度实在太复杂了。

虽然我是在日本上的大学和大学院，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国家教委选派的留学生，上哪个大学由中国国家教委和日本文部省协商而定。也就是说，跟日本的高考制度无关，也跟那些自费留学生不同，我是服从国家的分配到日本上大学的。

日本高考由统一考试和复试两个部分构成。统一考试在一月下旬举行，一共有三十多个科目。考生按照自己报考大学的要求来选取相应的科目。因为每个大学要求的科目有所不同，考生筛选时需要的是慎重。选的科目太少的话，会限制自己的报考范围。相反又会分散学习精力。这一点很像打仗，知己知彼才能旗开得胜。统一考试也叫一次考试，复试则叫二次考试。二次考试由各大学自己出题。大致的流程是，一次考试结束后，媒体马上公布考题的答案，考生根据答案评估自己的考试成绩，然后在一周之内提交报考志愿书，二月底去自己报考的大学参加考试。国立大学的二次考试，所有的学校在同一天举行，所以只能报考一个志愿。表面上看，考国立大学似乎是一锤子买卖，给人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感觉，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关于二次考试，其实在二月份有一个前期二次考试，三月份则有一个后期二次考试。即使前期考得一败涂地，后期还有死而复生的机会。个别大学甚至还加了一个中期二次考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高考对考生来说，比较慈悲也比较人性化，但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儿折磨人了。

跟家长一对一面谈的时候，老师让我看电脑的荧光屏上显示的红红绿绿的曲线、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几个工工整整的英文字母。我是搞电脑的，马上就看懂了所有曲线、数据和字母的意义。小女儿的成绩非常糟糕，只有数学接近了平均分数，其他的科目，比如国文，比如社会，以及地理和英语等都不及格。概率按ABCDE来显示的话，小女儿想报考的埼玉大学和新洲大学是E，宇都宫大学是D，东京农业大学是C。前三所国立大学应该没戏了，唯一有点希望的是私立东京农业大学。对小女儿的学习成绩我很难过。说到今后，老师让我不要太在意，因为这个概率是小女儿现在的成绩状态，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如果小女儿肯努力的话，还来得及考虑前三所国立大学。但是，老师有点儿不自然地说，如果小女儿执意考国立大学的话，作为家长的我，是否可以建议小女儿调整一下志愿大学的档次，考虑地方的国立大学。他这样说：“可能性会大一点儿。”我问小女儿能不能走推荐入学。他回答说：“学校推荐学生是有条件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高中三年没有休课，也没有迟到早退。”仅这一条，小女儿就被取消资格了。事已如此，我想小女儿高考的事，就顺其自然好了。据我看，人各有命，而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家长联谊会被安排在长野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包间不大，二十多位家长加上两位老师，的确是有点儿挤了。我没有心情喝酒，也没有可以聊天的人，没事找事，就不断地吃东西。也许是第一次，我真想给女儿找一个母亲了。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就是为美代子买墓地。在我们中国，不是也说“逝者入土为安”吗。

不少的日本人，结婚时去基督教堂，生小孩子时去神社，家里有人死了的时候去佛寺，给我的感觉真可以说是乱七八糟。

说到寺庙，可以说是遍布各地，而大多数墓地都建在寺庙里。一般的情况下，每家都有一块固定的墓地，世世代代的骨灰都合葬在里面。但美代子嫁给我，便是从柳泽家出来了。我呢，因为是中国人，想拥有自己的墓地的话，必须买新的。照一般的习俗来说，四十九天的法事一过，我就该给她下葬的。但因为没有墓地，只能等买好墓地后给她下葬了。

昌龙寺离我家很近，走五分钟就到了。美代子的父亲的墓地就在这寺庙里。美代子死后，所有的法事我都是拜托这里的方丈主持的。我决定在昌龙寺买墓地。说是买墓地，其实是跟昌龙寺买墓地的使用权。按照日本法律，墓地是不能买卖的，但使用权却是永久的。

方丈的住居前停了两辆奥迪车，我知道昌龙寺的生意不错，方丈应该很有钱，看来我的估计是真的。

方丈的夫人很客气地带我进客厅，然后沏了一壶茶端上茶桌，又在茶杯旁摆了几块和式点心。过了没多久，方丈来了。相互寒暄了几句，听说我打算买墓地，他看起来很高兴，马上拿来了一个小册子。据他说，寺庙刚好在出售一批新规划的墓地，而且都是明码标价。他让我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墓地。我把小册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为了不弄错，特地跟他确认说：“一米八乘一米八是一百二十万日元，一米二乘一米二是八十万日元，零点八米乘零点八米是四十万日元。”他附和着说是。这个价格是当地一般土地价格的十倍，但是，跟民间的陵园不同，寺院墓地一直有寺院的专家来管理和供养。在我的感觉里，选择寺院墓地的话，美代子就可以在信仰的包裹中安眠，得到永久性的救赎。我决定买最贵的墓地，并当场付了一百二十万日元的现金。方丈给了我一张“墓地永久使用证明书”。

实际上，谁都不知道我拿到一纸证明书后有多么感慨。美代子之后是我，然后是我的子孙，我们最终将厮守在一小块墓地里。

出了寺院，我直接去了位于离寺院最近的墓碑厂家。老板告诉我，制作一个墓碑，至少也要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得赶紧订购。不过，墓碑的种类太多了，日式的西式的，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只好跟老板讨主意。听说我姓王，他立刻判断出我是中国人。他让我坐下，说墓碑的石头都来自中国的福建，连墓碑本身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话，他还拿来福建工场的资料给我看。我是中国人，用中国的石头做墓碑，也是不错的缘分。我答应买这里的墓碑，他很高兴，马上拿出了一张问答表要我填写。要敲定的问题很多，包括墓碑的石料、颜色、形状、碑文等等。我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我不想独自决定，想周末带孩子们再来一次。为了让他放心，我预交了十万日元的定金。

下午，我决定接续整理美代子的遗物。今天一直在忙她的后事，有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敢斗奖状的下面是几张孩子们的奖状。我按时间顺序整理好奖状，然后将它们一一挂到客厅的墙壁上。我从头到尾又浏览了一遍，忽然有点儿伤感起来。时间流逝得太快了。我默默地喝了一杯加了热水的烧酒，放下杯子时，发现杯垫的竹片上，清清楚楚写着SAIPAN几个字母。这时候我才感到惊奇，这个杯垫是我跟美代子去塞班岛度蜜月的时候买的，已经使用了三十年了，而我今天才注意到它。

新婚旅游，按照美代子的计划，本来是去美国的夏威夷。她曾经跟朋友去那里旅游过几次，非常喜欢。最终没有去夏威夷的原因在我这里。美代子持日本护照，去美国不需要办理签证，但我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派护照，去美国需要办理签证。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那位签证审查官很客气地对我说：“你的存款只有二十多万日元，太少了。而且，你说这次去夏威夷是新婚旅游，但我们核实过了，你现在并没有登记结婚，你还是个学生。我们觉得你有移民倾向，所以决定不给你颁发签证。”他的话令我觉得脑子发热，有喝了过量的酒的感觉。使我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向他解释我根本没有移民的意思。美代子好像很失望，但我也没打算跟她道歉。在我们打算离开的时候，那个审查官突然微笑地对我说：“建议你们去塞班岛，那里的风景非常美丽，虽然是美国的准州，但不需要办理签证，条件是必须买来回的飞机票。”我看美代子。她说可以。

塞班是漂浮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离美国本土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大多数当地人的皮肤呈黑褐色，给我的感觉更像东南亚的土著人。塞班的天也给我非常蓝的感觉。我是第一次到热带南国，第一次看见椰子树和橡胶林，第一次潜游大海，第一次漫步白色的沙滩，所以一心只享受新鲜感和舒服劲儿了。说到美代子，她看起来也很开心。白天我们一起潜水，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会一直跟着我们。晚上，我们一起观看当地人的篝火表演，她将脑袋贴在我的肩膀上，我用手抱着她的腰。我们玩累了，就回饭店睡觉，她紧挨着我，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特有的气味和温度。我们迷迷糊糊地睡到天明。总之，无论是心情还是身体，她跟我都是非常协调的。一天，她居然在饭店的游泳池畔，倒立着用双手移动了二三十米，然后顺势跌入水中，溅起一大片银色的水珠。我很惊奇，非常想亲亲她。她说倒立可以令血液回流大脑，给大脑施加营养。

我跟美代子在塞班岛待了四天。或许因为我是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想在最后那天见证一下二战的历史。我们租了一辆车，先后去了军舰岛、万岁崖、自杀崖、最后司令部和美国公园。随处可见的大炮、坦克、飞机等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用斑斑锈迹默默地诉说着塞班岛战役的激烈和残酷。距那场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战争的痕迹并没有被洗刷掉。和平真美好。我从心里祈愿世界永远和平。

影集里有很多我跟美代子去塞班岛时拍的照片，触景生情，我变得忧伤起来。影集里还有我们的结婚照。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和服，我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和服。她跟我并肩站在一起，看起来喜气洋洋。说到日本人结婚，通常的情况下是先举办结婚式，后举办披露宴。结婚式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要么选择在教堂举办，要么选择在神社举办。她什么都听我的，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神社。我们的婚礼是由神社的宫司来主持的。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在大喜的日子里，我的心里藏着一份深深的孤寂。前来庆贺的客人差不多有二十多人，但全部都是美代子的近亲，我的近亲一个都没有。不过，虽然我看起来很孤单，但虚荣心却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因为佐佐木秋男做我们的结婚证人，所以当时的长野市市长也特地赶到会场为我们贺喜了。此外，我所在的新洲大学的教授也都出席了结婚式。我跟市长也就见了那么一次面而已，一期一会的感觉。还有，我和美代子结婚的事，在当时的长野市可是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那时候，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一个中国留学生娶日本公务员还是第一例。我跟美代子的婚事成了当地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信浓每日新闻》对我们的婚事做了报道，我甚至有了自己是“名人”的错觉。

跟婚礼有关，《干杯》成了我最喜欢的日本歌之一：

干杯 朋友 现在的你

站在高大的 高大的舞台前

出发 人生之路漫长又遥远

举起杯 祝你幸福平安

大谷秀雄做婚礼“结”的致辞。所谓“结”，就是“结束语”或者“终了发言”。按照日本的习惯，大喜之日不能说“结束”或者“终了”，因为不吉利。

说真的，这么甜美的回忆，我的情绪有点儿跟不上了，首先我已经潸然泪下了。美代子不在人世的事实，已经将所有跟她有关的一切都归档了。归档的不仅仅是她，佐佐木秋男夫妇、大谷秀雄，以及参加婚礼的新洲大学的教授，都已经成了故人。不过，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到头来谁都不得不接受，就像美代子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耐心地等着我去拥抱她一样。

二

还是那句话，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经是四月了。在北京的时候，到了四月，我总是被风沙或者雾霾搞得很难受，而日本铺天盖地的花粉，同样令我觉得苦不堪言。

花粉病是日本的国民病，有专家统计说，百分之八十的日本人或多或少都患有花粉过敏症。花粉开始弥漫的时候，日本跟防疫前线似的，大多数人都会戴无纺布口罩，有的人甚至戴封闭式眼镜和防毒面具。日本药店最显眼的地方摆满了专用的洗鼻水和眼药水。日本有“樱花前线”“梅雨前线”的专门报道，这时候，电视里都是“花粉前线”的报道。花粉由南向北，越近越令我感到沮丧，因为我整天流眼泪打喷嚏。都说中国人不太容易患花粉症，不明白我怎么就患上了。后来我看电视的讲解才明白，原来我所在的长野市，附近的山上种植的几乎全部都是杉树，花粉飞扬的时候，连山中的野生猴子都会过敏，也跟人似的流眼泪打喷嚏。

虽然花粉令我烦恼，但还是有一些令我觉得安慰的事，比如小女儿的事。她最近跟换了个人似的，开始努力学习了。她的变化跟她上周去东京以及东京附近的几所大学做实地考察有关。据她说，她跟两个高中同学去埼玉大学考察时，顺便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座谈会。在校的几个女生发表了考上大学的经验后，参观者开始提问。小女儿就课外社团活动的问题想听听她们的想法。也许小女儿那天打扮得有点儿“花枝招展”，脸上化着浓妆，手指做了美甲，脚上穿了后跟有十多厘米高的鞋子。回答问题的女生刻意避开小女儿的问题，几乎是半讥笑、半讽刺地说：“现在就惦记着玩的人，肯定考不上国立大学。”

女生的话诱发了小女儿跟美代子相似的好胜心，也给了她一次实现自我的好机会。她跟自己赌气，这样对我说：“爸爸，我一定好好努力，非要考上这所大学给那个女生看看。我要跟她在同一个校园里平起平坐。”我问她是为了赌气才要去琦玉大学读书的吗。她回答说是。早知道小女儿像美代子，倔强倨傲，但没想到这一点会发挥在学习上。我很高兴，告诉她我很愿意应援。

从这一天起，小女儿走着坐着躺着都会捧着一本书，连吃饭的时候都是盯着书看。以往，我用车接她送她去学校的时候，她总是闭着眼睛听音乐，现在是听英语了。还有，我不想做饭的时候，喜欢带孩子们去外面的餐厅吃饭，但是她开始拒绝跟我们一起去，说太浪费时间了。舍得放弃享受，也是她努力的证明。

这时候拜托小女儿跟我们一起去选墓碑，说真的，我有点儿难为情，但是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赶上是周末，大女儿和二女儿也专门从东京赶回长野了。

墓碑厂的老板跟我们打过招呼，冲了四杯茶就消失了。我以为他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慢慢地挑选，结果呢，不到两分钟，他又带着夫人回来了。我很奇怪，因为他的夫人一直盯着我的三个女儿看，而三个女儿因为看石料、选碑文，好像都没有发现被人家看。不久，老板的夫人对我说，你的孩子每一个都好看，从没见过一家人个个都这么好看的。我理解做生意的人的心理和公关技巧，但还是很高兴。后来，老板的夫人帮我们挑了一块最贵的石料，我连价都没有砍。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现金的时候，发现老板转过身看她，跟她一起笑。这样的事，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给我很喜兴的感觉。女儿们定的墓碑尺寸蛮大的，我觉得这一点也不错，因为将来不仅仅是我的名字，还有我儿子的名字，都会刻在上面。

出了墓碑厂，我不由得吐出一大口气，毕竟了结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街上开始热闹起来了，蔬菜店、花店、美容院正在做开门的准备。店主们抱着看板或花盆，摆放到店门口。我的身后跟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美代子死后，我还是第一次意识到周末这么热闹，做父亲的感觉这么幸福。可惜少了美代子，不然这样的画面就太完美了。

有一句笑话，说日本人不生孩子，但是非常爱小狗。这话说的是真的。日本核家庭比较多，很多夫妻只要一个小孩，或者根本不要小孩。究其背景，社会的老龄化、过于昂贵的教育费、停滞中的经济以及年轻人的低欲望化等等，都是日本成为少子国家的原因。所以，在日本，像我这样有四个小孩的家庭是极少数的。

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聊到家庭问题，问我在四个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我说都一样喜欢，因为都是亲生的。朋友说不对，因为五根手指也都是自己的身体长出来的，但长短并不同。我说孩子跟手指头不一样。朋友非要就孩子跟手指头的事跟我讨个明白。我也说不清楚，干脆举例来说了。我对他说，手指头丢一个少一个的话，大不了就是不方便、不好看罢了。但孩子丢一个少一个的话，心尖就被摘了。朋友说我跑题了，还说他想知道的，就是做父母的会不会在孩子们身上有偏心。我摇头说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还说他一定要知道答案的话，只能像我似的，也跟他夫人做出四五个孩子来。

我说我没有偏心偏爱，这话是真的。四个孩子中，大女儿和小女儿像美代子，小女儿尤其像。二女儿像我。我说的像，不单纯是长相，连爱好和性格都包括在里面。大女儿和小女儿喜欢吃清淡的食物，喜欢淡妆，喜欢小声说话，但二女儿就喜欢吃油腻的食物，喜欢浓妆艳抹，说起话来像吵架，连衣服也喜欢大红大绿的。儿子是个例外，说不出来像我还是像美代子。他长得很高，肩膀也很宽，一看就是“体育系”的男生，但是他身边的朋友都喜欢他。

在北京，我曾经有过一个同居了十几年的女人，现在还维持着通信关系。但是，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她结婚。四个孩子将我跟美代子厮守在同一个共同体里，就是所谓的家。家就像一棵有枝有叶的大树。说到那个跟我同居的女人，对美代子和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公开的秘密。身边的几个好友都说我是一个“花花公子”，也许这个评价是对的。现在我已经几十岁了，仍然没有改掉多情这个恶习，或者说是性格上的弱点。说得具体一点儿，我总是很容易为女人动心，但如果女人来真格儿的了，我又觉得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负担。我也不单纯就是想寻求快乐，对跟我好过的女人都有感情。

跟美代子交往之间以及交往之前，因为我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曾经制造了一件“移情别恋”的事，而且当事人之间闹得乌烟瘴气。对于美代子来说，“移情别恋”一事，不知道是不是在她心里的“备案”。

事件的女主人公有一个很好听的童话般的名字，叫青柳千鹤。她比我大一岁，是小学校的音乐老师。我看得出她很有音乐天分，因为她什么琴都能弹。钢琴、提琴、手风琴，虽然我不是很懂音乐，但她手里弹出的曲调，总会令我心里涌出多种情绪，而这些情绪拥挤在一起，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她还会画一手好画，特别是铅笔素描，几笔下来就可以勾勒出一张肖像，而被画的人物看起来真的是栩栩如生。我认识她的时候，还住在学生公寓，公寓的墙壁上贴了好几张她为我画的肖像素描。可笑的是，这几张肖像素描的名字都叫“好汉”。后来她跟我提到过对“好汉”的理解，就是“好男人”的意思。我想她的理解也没有错。

跟千鹤的相识完全是一种偶然。我住的学生公寓，一共有三个单间。我住其中的一间，天津来的小李住在我的隔壁，另外一间是空着的。小李也是男性，所以按一般的常识来说，即使新人入住，应该也是男生才对，没想到来的竟是一个女生。女生的名字叫渡边康子。康子长得蛮可爱，个子矮矮的，身体微微有点儿胖，皮肤很白，眼睛圆乎乎的。也许跟她学音乐有关，给人的感觉是天真烂漫。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一些举止非常开放，接近于调情，不知内情的人，很容易产生误解。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年轻人喜欢开玩笑，但她开玩笑的时候有点儿不着谱，或者说不知深浅。一次，她因为“不小心”穿了我的睡衣，还把袖子卷得高高的。还有一次，她因为“没注意”喝了我杯子里剩下的茶水。还有一次，她拿着刚刚晾干的胸罩和内裤，让我跟她一起欣赏上边的花边。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那时候我才二十一岁，是大学二年级的男生，可以说是热血青年，不仅风华正茂，而且血气方刚。对了，二十一岁才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跟很多人解释过，我们这届留学生，其实都在一九八一年考上了大学，年龄也只有十八岁。但是，上了半年大学后，因为被教委选拔为公派留学生，特地被安排到东北师范大学日本预备校学了一年的日语。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我就变成二十岁了。

说到康子，她大学即将毕业，到我所在的新洲大学附近的某小学校做毕业实习，因为只待三个月，临时性地住进了我们这个男生用的学生公寓。虽然有三个单间，但是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我、小李、康子，我们三个人自然而然地过起了家庭式的生活。小李炒菜做饭，康子刷锅洗碗，我呢，借口没干过家务活，厚着脸皮享受着饭来张口的生活。

有一天，康子的女同学来公寓找她玩。这个女同学，就是后来跟我恩怨很深的千鹤。一米六五这个身高，在中国算是中等个，但在八十年代的日本女生里，就算高个子了。千鹤不仅个子高，体态也很丰满。怎么说呢？我挺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女人味。男人见了她，大概都会想跟她亲昵一下。特别是康子的原因，我的身体经常会涌出一阵阵的反应。有一次，我对小李说：“康子再敢让我看她的内裤，我就跟她来一次。”小李哈哈大笑地说：“用中国话说，康子有点儿二百五，你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

千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她也很爱说话，爱笑，但跟康子给我的感觉不同，属于落落大方。她跟我和小李一下子就熟了，所以三天两头地来公寓。最令人高兴的是，她有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到了周末，她开车来公寓，载着我、小李和康子到处玩。她喜欢玩，阳光将她的脸都晒成咖啡色的了。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去海水浴，小李和康子坐在沙滩上，她跟我在水里游泳。中午的水温很温暖，她游到我身边，笑嘻嘻地将口里含着的海水吐向天空，水在空中花朵似的开放又破碎。我学她，也含了一口海水，但被盐呛得咳嗽不停。这时候，她贴近我，用手使劲儿地拍我的后背。我们在水里玩了很久。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好像比一般人多了一点儿什么。刚开始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反正她开始邀请我参加一些她组织学生举行的各种汇报表演。有一次，她还邀请我去参加她举办的音乐会。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盛情难却。音乐会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大黄河》，就是电视纪录片《大黄河》的主题歌。我突然明白了她邀请我看音乐会的目的以及对我的好意。《大黄河》是由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策划，由中日两国技术人员合拍而成的大型纪录片，一共有十集。影片不仅展现了黄河汹涌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详细描述了黄河流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影片播出后，反响巨大，颇受日本观众的好评，主题歌也随之红极一时，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千鹤是这首歌的乐队指挥。我坐在台下看她指挥，她穿了一身黑色的套裙，平时略显丰满的体型看起来精致了一圈。本以为指挥不过就是跟着音乐的节奏动动手臂，想不到她的手势和动作那么优美，表情那么生动，我这才意识到，指挥好似一种身体语言，诉说着一种协调的能力，一种凝聚的能力。我开始有点儿喜欢她。

有一天，千鹤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教她中国语。我说只要她肯努力，我愿意教。于是她建议我每周教她两次，除了每小时给我相应的报酬，有课的那天，还请我去外边的餐馆吃饭。我马上回答说好啊好啊。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康子因毕业实习而离开了公寓。说真的，康子在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她走了以后，我忽然觉得有她在的那份热闹其实很奢侈。还有，三个月虽短，但我有点儿习惯了她在的生活。她走后，我就不得不洗碗刷锅了。再说了，自从我开始对女性动心，一直没有积极的环境。我是学工科的，上燕京航空大学时，一个班有三十多人，但女生只有三个，还没等我跟她们熟悉，就被教委选拔为公派留学生。我所在的新洲大学工学部的精密学科，一个女生都没有，教学楼里连女厕都没有。幸运的是，千鹤继续跟我学中国语。

不久，千鹤被调到离长野市有六十多公里之远的明科小学校。日本的学校以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为基本单位，公立小学和公立初中是义务教育，学生按地域就近入学，上高中时才可以选择学校。而公立学校的教师属于地方公务员，必须在地域内的学校轮流任教，所以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移动。日本的役所也是如此，职员每年或者两三年就要换一个部署。说到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另一方面是让大家经验所有的工作内容，可以应对所有的问题和环境。

千鹤在明科小学校附近新租了一间单人公寓。六十公里，说近不近，说远也不算太远。不过，我们商量好了，一个星期见两次面，一次她来我的公寓，一次我去她的公寓。我更喜欢去她的公寓，因为我的公寓里有小李，而她的公寓就我跟她两个人。我想跟她单独在一起，我想她对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那天，轮到我去她的公寓，教完中国语，她说今天不去外边吃，干脆亲手做个简单的意面和沙拉吧。我说好。看来她是早有准备的，因为冰箱里有十多罐啤酒。我们吃意面，就着沙拉把冰箱里的啤酒都喝光了。我对她说：“完了，回长野的末班车已经过点了。”她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我说很愿意留下来。不过，实在是很蠢，她让我洗澡上床，然后她洗澡上床。在床上，她将腿挨到我的腿上。我吻她，还抚摸她，但是动作非常笨。她想知道这种事我做了多少次。我说第一次。她愣了一下，开始主动地引导我。以后，我不让她来我的公寓，都是我去她的公寓。但真烦人，过了没多久，她说要带我去她家，把我介绍给她的妈妈。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那时候我懂得日本的文化和习俗的话，我会不会跟她去她家，会不会去见她的妈妈。在日本，男女恋爱有一个模式，当双方觉得到了可以默认婚姻的程度时，会介绍对方给自己的爸妈。

千鹤的家在三轮区。后来我在长野待久了，知道三轮区是长野市内比较高档的住宅区，很少有高楼，基本上都是独门独院的一户建。但她家那一带的房子，由于建筑年代比较早，周边道路可以看到早年规划时的不周之处，就是道路非常窄。因为是这个原因，第一次进她家的院子时，我产生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院内像花园，有一棵很粗壮的松树，枝繁叶茂，树影正好形成一个天然的车棚。进院子后，她将车停在了树影中。

我跟在千鹤的身后，穿过院子里的花坪去她家。她妈妈等在门口，满面笑容地对我说欢迎。我鞠躬，说初次见面，请她关照，还说感谢她女儿长期以来对我的关照。就在这个时候，她妈妈突然跪下，将头垂到地板上。我吓了一跳，不明白她妈妈为什么对我这样的年轻人行如此大的礼仪。我真的不知所措，慌乱中想把她妈妈扶起来，竟忘了脱鞋子。她妈妈笑起来。我也笑起来。千鹤对我说：“你不用紧张。”

我觉得有点儿闷，不愿意主动说话，千鹤的妈妈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沙发上趴着一只懒洋洋的猫，全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我想把猫抓过来抱在怀里，但是猫却跑掉了。我一口接着一口地喝茶。千鹤的妈妈一连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比如北京的家庭状况，新洲大学毕业后有什么打算等等。她说她很感谢我跟她女儿的交往，还笑着对我说：“只要你跟千鹤好好相处，我也会把你当亲生儿子般对待。”我呢，也随口告诉她，大学毕业后，会在日本就职。

可能跟千鹤的妈妈做商务工作有关，她在穿戴打扮上很入时，尤其波浪式的卷发与她可掬的笑容非常般配。这时候我才明白，千鹤是把我当恋人介绍给她妈妈的，她妈妈是在考察我。说不清我的心情是否高兴，好像有点儿混乱。

话说回来，那个时候，中国女人嫁给日本人，或者中国男人娶个日本老婆，能在日本生活，似乎是一部分中国人的梦想。现在国内不屑一顾的事，在八十年代的我的眼里，都感到惊奇。虽然我住的是很一般的公寓，但有在国内住宾馆的那种感觉。水龙头往左开是冷水，往右开是热水。浴室能洗淋浴，也能泡池子。墙壁上有空调。电车跟火车似的方便。取钱有一张卡就行了。

说到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蒸蒸日上，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日本自己的感觉也很膨胀，经常有媒体吹嘘，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值得日本学习的国家了，世界该向日本学习了。日本的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老板盛田昭夫，联手合作，出版了一本风靡一时的书——《日本可以说不！》。几乎在同时，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希望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国际收入不平衡的状况。这跟经济发展过热，相反想通过日元升值来开拓海外市场的日本一拍即合。于是，由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共同签署了《广场协议》。此协议的背后其实就是日本大藏省的强力推动。协议签订后，日元急剧升值，国内经济泡沫般迅速地膨胀起来。现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来日本就喜欢逛美术馆和博物馆，原因在于他们在日本看到的艺术品都是真品。这是真的，那个时候，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基本上都被日本公司买下了，世界有名的艺术品都被日本人收购殆尽了。至今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卖掉一个东京基本就可以买下全美国。这个笑话说的就是东京珍藏着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不动产。遗憾的是，九十年代日本银行的金融宽松政策带来的经济泡沫破灭，使日本的经济跟着一蹶不振，我所在公司的计算机开发事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产品就是破产和失业。但这都是后话。

娶千鹤做妻子，这也许不是我的心愿，但留在日本的想法，多少还是有一点儿的。

中午，我没有离开，留在千鹤的家里吃午饭。她妈妈亲自下厨，做了日式土豆炖肉、西红柿炒蛋和炸鸡块。后来我才知道，土豆炖肉在日本是妈妈的味道。孩子长大后会跟父母分开住，最怀念的菜，往往就是妈妈做的土豆炖肉。晚上我也没有离开，而是直接住进了千鹤的房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每个周末，我都会跟她同居了。

夜里，两个人睡不着，千鹤问我会不会跟她结婚。我说等我大学毕了业再说，如果那时候两个人还想在一起的话，就结婚。她又问我爱不爱她。我嘴里说爱，心里觉得并不爱她，但又舍不得眼前的温暖和可以娶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的梦想。后来她开始挤我脸上粉刺的残迹。她不厌其烦地用指甲把黑点下面暗藏的小脓包一个一个地挤出来，用纸巾擦掉，再涂上消毒水。我问她这么做会不会觉得恶心。她回答说不会。我说一般人会觉得恶心，不肯干这种事。她笑起来，将脑袋放进我的怀里。

跟千鹤在周末同居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在北京的爸妈。

夏天，在千鹤的鼓励下，我考取了驾驶执照，开车载着她们母女出去游玩是我最喜欢的事。她坐我旁边的座位，她妈妈坐我后面的座位。不知情的人看我们，一定以为我们是一家三口。有一件事，令我觉得她们母女真的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

一九八五年，因大学上满了两年，按国家公派留学生的管理规定，我可以用公费回国探亲了。离开北京两年了，我想念爸妈，想念姐姐，想念北京的烤鸭和爆肚，想念前门的琉璃厂。从出发日的两个月前，我开始在日历上画圈圈。一天画一个。日历上每多出一个圈，我离回家的日子就近一天。我的心情真可以说是归心似箭。

那时候，在日本待过的人都知道，回国时最最重要的事，就是购买家用电器。出国人员有一个特权，可以免税从国外购置家用电器。八大件、四小件，都是那个时候的流行用语。

在东京的一家免税商店里，我用两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全部现金，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照相机四大件，还买了电风扇、录音机、电唱机和手表四小件。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接待我的。他给我的感觉很热情，在我打算结账的时候，推荐我买电视天线，还解释说电视天线不占用件数。我想这样就不用担心电视收视不好了，便买了下来。

我坐飞机先回北京，海运的电器要一个月后才能到海关。一个月后，我兴致勃勃地去海关提货，但清点时发现彩电不在货里。我很着急，彩电可是送给姐姐的结婚嫁妆。我用购物的清单跟海关人员交涉，但他们说海运公司只按件数收货，有什么问题的话，只能去跟发货方确认。

一个月的探亲期很快就结束了，回到长野后，一有时间，我就给东京的那家免税店打电话，但每个接电话的人都含糊其辞，事情迟迟没有着落。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千鹤的妈妈看出了我的抑郁，问我怎么了，于是我将有关彩电的事，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一遍。她二话不说地拿起了电话。电话接通后，我听见她用严厉的口气说：“你们店，为什么诈骗人？为什么欺负留学生？请把店长叫来跟我对话。”她在电话里跟什么人聊了一会儿，突然要我告诉她我的银行账号。放下电话后，她对我说：“对方已经道歉了，还答应即刻解决这件事，彩电费八万日元会打到你的账号里。”八万日元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啊，我非常感谢她。不过，通过这件事，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她很厉害，生活中最好不要轻易得罪像她这么厉害的人。

跟千鹤同居有四个月了，一天，她跟她妈妈找我谈话，其实是建议我跟我爸妈说一下跟她的关系。她对我说：“你要在信里跟你爸妈说明你有了女朋友，而且将来会跟她结婚。”她从抽屉里拿来了一本信纸，一个白色的信封和一支圆珠笔。她问我要不要附带一张跟她一起拍的两个人的合影。我说好，因为没理由向爸妈介绍女朋友，又不让爸妈知道女朋友长什么样子吧。我写好了信。信写得非常长，口气也很委婉。我是学工的，没有文采，所以写这封信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大致的内容就是介绍了千鹤本人的情况和她爸爸在她年幼时因病去世的情况，还特地描绘了她对我的一片爱心，最后也没有忘记说我会坚持完成学业，为国家做贡献的伟大理想。

文如其人。看着用歪七扭八的字写出来的胡言乱语，我觉得非常羞愧。但千鹤听了我的翻译后，非常满意，特地拿着信去便利店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她感谢我，但使她烦恼的是，她担心我爸妈会反对我跟她恋爱。在我爸妈回信之前，她想知道的是，万一我爸妈反对的话，我会怎么做。我说我会考虑考虑。她说考虑考虑是不是就是拿不定主意。我说我会尽力让大家都满意。我让她不要这么快就灰心丧气，因为她的样子很不安。

虽然我预想到家人看到信后会有什么反应，想不到结果比我预想的要严重很多。

回信是姐姐写的，说我的信对她和爸妈就是当头一棒。除了埋怨我没有跟他们商量就私定终身，还反对我找日本女孩结婚。借用她在信中的话来说，“世上没有理想的爱情，只有现实的爱情；没有空洞的爱情，只有脚踏实地的爱情。”她想说的是，虽然千鹤是一个好女孩，但是我太年轻，把她对我的好感误以为是爱情。还有，中国人跟日本人，不仅语言不同，文化和习俗也不同，真的结合在一起的话，会发生很多意料不到的障碍等等。她还转告了妈妈的一句话：“千万不要鬼迷心窍。”

其实我知道妈妈从心里不喜欢日本，不喜欢日本人。她对我说过，小时候，曾经亲眼目睹过日本人在华北平原做了很多坏事。还记得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日本首相访问北京，妈妈最看不下去的，就是一辆车上同时插着日本的太阳旗和中国的五星红旗。当初，教委选定我去日本留学，这本来是好多人想争取而得不到的事，但妈妈一直不同意，直到送我去机场的时候，还不死心地问我：“你能不能不去了啊？”

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当时的我是一个热血青年，以为去日本求学正是对她的报答。我心里想，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像革命前辈周恩来、李大钊、鲁迅那样，在日本求学后，回归并报效祖国。

爸妈和姐姐已经了解了我的私生活，还知道我打算跟千鹤结婚，我的心情很矛盾。我觉得就这么下去的话，爸妈和姐姐也许会跟我断绝关系吧。我不想爸妈和姐姐不痛快。明显的是，一想到有可能失去爸妈和姐姐，我在心里已经有一半放弃千鹤了。

周末，我跟往常一样去了千鹤的家，因为心中有纠结，晚饭没有食欲，只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千鹤问我怎么了。她妈妈用很担心的神情看着我。我几乎是不怀好意地拿出了姐姐的来信。千鹤很客气地让我翻译，我就用日语把信的内容解读了一遍。她一直不说话，泪水不断地涌出来。这时候，她妈妈问我爱不爱千鹤。我想了想，回答说爱，又说也爱我爸妈和姐姐。她本来是想将冲好的茶倒进茶碗里，但她搞错了杯子，将茶倒进酒杯里了。她去厨房将酒杯里的茶丢掉，回来后以奇特的神情对我说：“你爱你妈妈，也爱千鹤，表面上我看不出逻辑上有什么矛盾。毕竟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自己的人生，应该由你自己做选择。”我不吱声，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她所说的问题。因为她说的也没有错。她又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抓了抓头发，回答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我很矛盾，既不想惹爸妈和姐姐不高兴，也不想令千鹤伤心。我的意思是，我跟千鹤的事，最好先放一放再说。我看得出她妈妈不高兴。

看千鹤她妈妈的脸色，我知道不能继续在她家里留宿了。从这天开始，我结束了周末跟千鹤同居的生活，但我们还是经常见面，每次见面都是就结婚这个话题纠结不清。渐渐地，我对翻来覆去地老说这一件事感到厌倦。有一天，通过一个朋友，我认识了驻日本中国大使馆里的一位书记官，跟他的关系熟了以后，我拜托他帮一个忙，就是让他以大使馆的名义给我写一封信，信中强调“公费留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国服务”。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挺恶心也挺无聊的，竟然利用跟千鹤毫无关系的人来摆脱她。如果她知道了真相，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吧。

看完了信，千鹤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凝视了我一会儿，接着突然去厨房取来了一把菜刀。她将菜刀对着自己的胸口，非常伤心地对我说：“你要是跟我分手，我马上就死给你看。你信不信我会杀了我自己呢？”我感到一阵恐怖，之后再没敢跟她探讨分分合合的事。是的，跟她相处这么久，从没见她因激动而做出如此激烈的行为。我有了一种可笑的感觉，觉得她为了我已经到了“视死如归”的境地了，已经跟锁链似的缠在我身上了，我已经无法摆脱她了。

一年后，我带着千鹤到北京见爸妈和姐姐。木已成舟，知道左右不了我的选择，他们对千鹤的态度表现得很亲切。爸妈和姐姐在全聚德北京烤鸭店招待了她。那时候，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能用北京烤鸭招待客人，也算规格比较高的了。没想到的是，妈妈竟然将祖传的24K纯金戒指，戴到了她的手指上。看着金光闪闪的戒指，我很感慨。世上没有顽固的爸妈。到底爸妈施予孩子们的只有爱，而爱是可以容纳一切的。

带千鹤外游时，很多事情都令我觉得惊讶。比如到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名胜景点游玩，一般的情形下，总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但千鹤是外国人，只要我说一句“带着外宾呐，请大家让一让”，人群自动就会闪出一个空隙，让我们先进去或者先玩。一次去颐和园划船，卖票的窗口排着几十个人的长队，我只吆喝了一声“外宾来了”，立刻就买到了票。我知道这么做很卑鄙，但看到售票员拿着外汇券时的笑容，又觉得不这么做等于“吃亏”。说到外汇券，那时候，为了满足外国人和华侨的需要，国内兴建了很多宾馆和商店。但因为国内禁止外币流通，国务院在一九八○年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这些券，在指定的范围内跟人民币是等值的。我记得很清楚，券面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背面是三峡、长城、天坛、黄山迎客松等名胜风景。说穿了，外汇券其实是一种特权货币。使用外汇券就可以在国内买到进口商品，比如人头马威士忌，比如万宝路香烟。还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消费，比如一些不接待中国公民的特殊旅馆和餐厅。还可以在黑市上高价换美元。一些想考托福的人，没有美元的话就不能报名，所以出现了一批倒汇的人，俗称“黄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外汇券比人民币都有着更高的溢价。外汇券所带来的优惠待遇，无形中助长了国内公民的自卑感和洋人的优越感。

但也有千鹤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回国时，赶上全世界泛滥艾滋病，中国为了防范，对入境者做艾滋病的验血检查。我感到不舒服。按道理说的话，检查应该一视同仁，也包括外国人吧，但对象却限于拿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这种情况也只维持了两三年。

心情上的变化是回到日本以后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千鹤戴着妈妈给她的金戒指，我都有一种被它绑架了的感觉。这辈子，想做一个自由人的念头，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还有，走在大街上，或者在海滩上，看见那些令我觉得心痒痒的女孩时，发现自己喜欢的类型其实不是千鹤。我意识到，我有点儿夸大地感受了她的泪水和她的自虐。是的，那时候我怕她真的会自杀，但出乎我的意料，现在想起那个镜头的时候，感觉上竟像是一只大苍蝇落在了额头上。

一天接着一天，时间过得真快。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就职也没有回国，而是接着攻读硕士学位。一天，千鹤的妈妈提醒我该准备结婚的事了。我在心里算了算，她这样提醒我，已经是第五次了。虽然觉得疲倦和混乱，我还是用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买了一个一克拉的钻石戒指送给了千鹤。令我苦恼的是，对于即将来临的婚礼，我一点儿也不冲动、不兴奋，某一些时刻，我甚至有非分之想，期盼事情会有另外一条偶然的出路。令我惊奇的是，偶然在不久之后竟悄然地出现在我的身边。

一九八七年，读研的第二年春假，我陪十几个日本人去中国。这次活动是大谷秀雄主办的。他自己做访华团的团长，团员是跟我学习中国语的长野市政府的职员们。我们一行人玩得很痛快。一路上都是我在导游。在长城我给他们讲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故宫讲了珍妃井和九龙壁白龙木腹的典故，在颐和园讲了西太后腐败误国导致甲午战争失利的经过。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故事。我还保留着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美代子几乎不离开我的身边，总是不断地问这问那，而这令我感到莫名奇妙的兴奋和快乐。

有一天，为了选购礼物，我带大家去了友谊商店。茅台酒一瓶要八十元，但每个日本人差不多都买了两三瓶。我很感叹，日本人真的肯花钱啊。有人轻轻地扯我的衣袖，是美代子。她说想买旗袍，让我帮她挑选。我帮她选了一件粉红色的。她去试衣间，让我在外面等着。不久，她从两扇拉帘的中间露出头，笑嘻嘻地问我可不可以帮她的忙。我走过去。她还是笑眯眯地问我：“后边的拉链，我的手够不到，可以拜托你帮我拉上吗？”不等我回答，她已经转过身，将半个袒露着的脊背冲向我。我在电影和小说里看到过这样的情节，心突然开始狂乱地跳起来。我小心翼翼地，尽量让手别碰到她的肌肤，一点一点地把拉链拉上了。她回过头，朝我宛然地笑了一下，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是这回头的一笑，我觉得心被她拿走了。以后，团里其他成员的事，我差不多都记不住了。

游遍了北京，我带旅游团去了石家庄。石家庄市跟长野市是国际友好城市，经常有政府和民间的交流往来。石家庄市还赠送了几只小熊猫给长野市呢。我们到达石家庄市后，受到了政府的热情招待，副市长亲自设宴请我们。开宴不久，服务员端上来一盆醉虾，虾盆旁边放了一个装满了茶水的大碗。我心想，这么高级的饭店，怎么连个茶壶都不准备呢？石家庄市到底是个小城市啊。我端起大茶碗，开始往大家的小茶碗里倒茶。副市长看着我，想说什么但是忍住了。一个女服务员跑到我身边，对我说：“先生，这碗里的茶是用来洗手的。您知道，吃虾会将手搞得黏糊糊的。”我觉得血往太阳穴那里涌，脸开始发热。我还是第一次在饭店里吃醉虾。就是在这时候，美代子朝我转过头，带点儿调皮地冲我笑了一下。我马上就忘记了刚才的尴尬。

从石家庄去太原，路上要花五六个小时。我们乘坐的是绿皮火车。火车咣当咣当地晃，窗外的风景除了平原还是平原，河北的大平原真的可以说是一马平川。离太原比较近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变成了连绵不断的农田和村庄。可能是太单调了吧，大谷秀雄拿出一瓶在友谊商店买的茅台酒和一袋花生米。没想到我教他们的中国语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什么“酒鬼”啊，“海量”啊，“酒逢知己千杯少”啊，真难相信他们的中国语会说得这么好。一般的情况下，日本人只喝度数非常低的酒，而且基本是掺着水喝，所以几杯茅台酒下肚后，大家都醉得不省人事。大谷秀雄缩成一团地靠在椅背上，仰着脑袋，张着嘴。这时候，美代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轻轻地在他的下巴上贴了一张小纸条。我觉得好奇，凑上前看，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来。纸条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果皮箱”。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睡了。醒来后，看见美代子坐在我身边盯着我看。不久，其他的人也陆陆续续地醒了。出乎意料的是，自从有了美代子的恶作剧，我跟她之间的亲近感，好像一下子又增加了不少。

在太原逗留了一天，我们乘飞机去西安。飞机是中国制造的大名鼎鼎的“运5”，属于螺旋桨机，曾在印度尼西亚坠落过一次。飞机起飞后，我们都感到十分地恐惧，不仅噪音大，还四处漏风。机体一直忽忽悠悠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学员们会如此紧张，一个个挺直着身子不说话。我坐在后数第二排的座位上，美代子坐在最后那排的座位上。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她将双手从后面围住我的腰，其他的人都看不见。我一声不吱，希望她的手就这么一直围抱着我，不松开。我还有了一个可笑的印象，好像在跟她同生死共患难。而且，就因为有她在，似乎死也不那么可怕。

回日本后，跟往常一样，美代子一周两次地接送我去市政府的会议室教中国语，偶尔会邀请我到什么地方去玩。赶上节日，怕我寂寞，她还会送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为了回报她，我也会请她到公寓来吃饭。我包饺子，炸花生米，用西红柿炒鸡蛋。

冬季，学员们经常叫上我去滑雪。我是到长野后才学会滑雪的，技术并不是特别好。一次，我们去高级山道，大家都慢慢地滑着，我忽然想逞强，随性使出全身的力气蹬脚，结果身体像离弦的箭似的冲向山下。途中，因为失去了平衡，身体重重地摔下，顺坡滑出了二三十米。大家都赶来我身边，看到我没有受伤就开起我的玩笑。那天天气很好，蔚蓝的天空映着皑皑白雪。美代子调皮地跟我开玩笑：“王老师，你的裤子被划破了，我看见你的内裤了。”为了掩饰羞愧，我也开玩笑地说：“没有这个可能吧，因为我今天并没有穿内裤啊。”这个玩笑俗了点儿，但是大家都听得笑起来。她前仰后合地笑了一阵，突然小声地骂了我一句“ばか”，翻译成中文，就是“混账”或者“讨厌鬼”的意思。她的意思应该是骂我“讨厌鬼”。这个词很暧昧，恋爱中的男女在表达亲昵之情的时候经常使用。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当着一大堆人的面，什么都没有表示。

我跟美代子的关系开始急速地接近，但是我一直没有跟她提及千鹤的存在。反过来，我也没有跟千鹤提及她的存在。我似乎在等待着鸟儿自动地飞过头顶的天空。但有句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句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更何况一个长野市呢。不久，我跟美代子关系亲密的事，传到了千鹤和她妈妈的耳朵里，她们“审问”了我好几次。我可不喜欢有人像对待私有财产似的对待我。对她们的各种提问，我只回答“没有这样的事”，这样的回答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审问的次数多了，我跟她们的关系变得沉重起来，很想找个碴儿摆脱她们。我曾经对千鹤说：“我们互相不信任，走下去也很辛苦，还是见好就收吧，我们的关系最好到此为止吧。”她回答说：“我不信任你，是因为你最近在很多事情上欺骗我。”我不回话，因为我问心有愧。我开始躲避她。

一次，我跟美代子去看电影，这么巧被千鹤和她妈妈逮了个正着。这一次，她们可是来真格儿的了，决定暴露一出“丑闻”来，让我失去在市政府教中国语的那份工作。她们想狠狠地惩罚我。

起初，千鹤她妈妈给大谷秀雄打电话，把事由前前后后地说了一遍，很严重地指出我不仅欺骗了她女儿，同时也欺骗了柳泽女士，因为她相信柳泽女士不知道我已经有了未婚妻。

大谷秀雄给我打电话，叫我马上去见他，我马上赶去了。开始他不说话，脸冲着天花板，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不久，他开口说话了，说他刚知道我给千鹤买了订婚戒指，同时又在跟美代子谈恋爱，想听我本人有什么解释。他的夫人坐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一边为我们添茶，一边对我们察言观色。我想是三角关系的话题引起了她的兴趣，让她迟迟不肯离去吧。令我烦恼的是，我怕大谷秀雄厌恶我，不让我在市政府教职员们中国语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工作既稳定，工资也高，失去它会令我的生活变得拮据。我攥了攥拳头，严肃地说：“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大谷秀雄不看我，用硬邦邦的声音回答说是。我解释千鹤她妈妈说的事都是事实，只有一点是错的，就是我没有欺骗任何人。我把跟千鹤和美代子之间的交往以及自己的感情变化，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我每说一件事，他都会点一下头。最后，当我说美代子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时，他竟然笑了起来，对我说这倒是个很诚恳的理由。我的心放下来了。他又问我是否真心爱柳泽。我说爱。他问我跟柳泽结婚后是否会留在日本生活。我说会，还说前辈中有和日本人结婚后留在日本的前例。我解释说，只要我把奖学金还给国家，驻日中国大使馆应该会同意我的选择的。轮到他同情我了，尤其美代子是他的直系部下，很想为我们尽点儿力。最后，他帮我出主意，说事到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真诚地道歉了。我表示赞同，说愿意负荆请罪。他主动提出跟我一起去千鹤家赔礼道歉。想不到他的夫人突然抢过话题，说最好让我在北京的爸妈给青柳家写一封道歉信，一定要亲笔信，信中一定要称我为犬子。

离开大谷秀雄家的时候，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还差一点跟他的夫人也握了手。

几天后，大谷秀雄陪着我去了千鹤家。快进门的时候，他一再嘱咐我要诚恳，不能表现得“麻木不仁”。千鹤和她妈妈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那只跟我已经混得很熟的猫。按照她妈妈的指示，我跟大谷秀雄坐在她们的对面。我有了一种即将被人“问讯”，百分之百会输的感觉。她不看我。我也不好意思看她。倒是大谷秀雄先站起来，朝她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开始列举了我的种种过错，然后表示了深深的歉意，然后恳请她们看在我还年轻的份上，能够饶恕我的过错。大谷秀雄坐下后，千鹤的妈妈很气愤，说通过这件事，已经看透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根本不希望我回心转意。按照她的理解，我自己不道歉，让大谷秀雄代替道歉，证明了我是一个没有诚意的人。我赶紧跟她解释，说自己不是不肯道歉，而是没有脸面对千鹤小姐。她看起来更激动了，问我是否感觉到羞愧。我回答说：“毫无疑问，我感到非常羞愧。”

以为千鹤和她妈妈会置我于死地，不然就不会罢休，没想到对我的“问讯”到此也就结束了。她妈妈递给我一张纸，上面罗列了四年来我与千鹤交往中花掉的所有费用。记录非常具体和明确，以至于让我怀疑，是不是从一开始，千鹤和她妈妈就想到我们有一天会分手的。比如在印度料理店吃咖喱花了五千日元，在三日月旅馆住的一个晚上花了三万八千日元等等。一共是七百多万日元。

猫突然从千鹤的怀里跳到我的腿上，我吓了一跳。大谷秀雄愤怒地说：“哪里的印度咖喱要五千日元啊，一看就是三个人的份。还有旅馆费，三万八千日元明摆着是两个人的费用嘛。不能把你们花掉的费用也算在王老师的头上。再说人家已经来正式道歉了。能否结婚，归根结底还是看有没有缘分啊。”说到这里，他又转向我说：“你有权利不用支付这么大一笔钱，你还是一个学生嘛。”千鹤和她妈妈很生气地站起来，意思就是让我跟大谷秀雄尽快地离开。回家的路上，我问大谷秀雄为什么肯如此帮我。他想了想说：“你在我那里教中国语，虽然是临时工，但也是我的部下。至于钱，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吃亏，也许就是所谓的正义感吧。”

过了没几天，驻日本中国大使馆的二等书记官打电话找我，让我去大使馆述职。这时候我才感到千鹤和她妈妈的可怕。她们这么做，明显是想把我遣回中国。

跟中国大使馆打交道，大谷秀雄似乎不太合适。我想了想，给新洲大学人文学部的田口康雄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他马上就答应帮我的忙。说到跟他的相识，还是要归结到缘分二字。他是人文学部的教授，我是工学部的留学生，我们的关系本来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但我到新洲大学的第三天就跟他相遇了。

那天中午，我去学校的食堂吃饭，这么巧田口康雄教授也在，而且就坐在我的对面。后来他告诉我，他几乎不到学校的食堂吃饭，那天也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才跟我聊天的。他在大学教东洋史，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精通。我虽然是学工科的，但自幼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跟他聊得也算是合得来吧。以后，不上课也不去市政府教中国语的日子，偶尔我会单独教他中国语。我在学的期间里，他先后去北京大学进修过中国语，当过客座教授。他在北京的期间里，曾经去我家里吃过我妈妈亲手包的饺子。总之，因为多了这层关系，只要我交女朋友，就会带她去见他。他见过千鹤，也见过美代子。他一生没儿没女，对年轻人很亲热，也很照顾。在日本，人们可以不信一个总理大臣的发言，却会相信一个大学教授所说的话。就是因为有了他的辩护，我才幸免于难，最终没有被大使馆遣送回国。

那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在闯关。刚闯完了一关，又有一关拦在面前。我开始担心起来，万一在千鹤的问题上，我真的触犯了日本的法律，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决定找律师谈谈。

年轻的律师听了我的述说后，不假思索地说：“你这么做等于是婚姻破弃。女方如果上告你的话，你要赔偿金钱的。”我说我并没有订婚，只是买了戒指送给女方而已。他说我是中国人，不懂日本的法律是可以理解的。在日本，男女间的婚约关系是否成立，与仪式毫无关系。如果当事人在正常的情况向对方赠送了戒指，就算是婚约成立了。我问什么是正常情况。他解释说，正常情况是指头脑清醒。他还举了例子加以说明，比如酗酒之后的胡言乱语就属于非正常情况。他加强了语气，说就凭我送了戒指这一条，就可以成为千鹤起诉我的确实证据。我不甘心，辩解说我送戒指时，是真的想跟千鹤结婚的，而且根本也没有预测到后来会出现新的恋情。他说法律就是法律，即使婚约成立，也不是说当事人就非结婚不可，任何一方都可以因理由而解除婚约，但因为婚约破弃会给对方造成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有时候甚至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所以，被害者如果起诉的话，可以通过法律得到相应的补偿。

律师的话，使我的感情陷于混乱。虽然千鹤和她妈妈向长野市政府和驻日本中国大使馆告我的状，但并没有起诉我。如果她们起诉我的话，我被遣送回国是百分之百的事。我想她们母女二人最终也不过是想出出心头的气而已。

有一点也很重要，如果我知道送结婚戒指就等于婚约，那么当初我会更加慎重一点儿的。

从律师那里出来，我竟然有点儿感动，想给千鹤和她妈妈道个歉，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过去了。时过境迁，我的身体已经懒得再见到她们了。两个小时的律师咨询费花了我三万日元，说真的，有点儿心痛。

我白白地被千鹤和她妈妈感动了一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千鹤的事情已经消停了很久，并且跟美代子结了婚，并且在一家日本公司就了职。虽然我跟日本人结了婚，还在日本公司就了职，但因为我没有归化日本国籍，每隔一段时间，有必要去入国管理局办理签证的更新手续。延长在留期间，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已经办理过很多次手续，可以说是轻车熟路的。

那一天，大厅里乱糟糟的，几百个人中，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办理签证手续的外国人。叫我名字的，是一个面颊消瘦的中年审查官。我递上了申请资料，他看了我的名字后神情立刻发生了变化。怎么说呢，他看我的表情非常严肃。他看了我好几秒钟，似乎是在观察我。我不吱声，等他跟我说话。不久，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明这件事。有一对姓青柳的母女，来入国管理局控告你，说你道德败坏，欺骗人的感情。因为是这样的原因，管理局需要严格审理你的签证的延期手续。你必须提交书面材料。”

比起筹备书面资料，千鹤和她妈妈的绝情更加令我沮丧，于是我明白了我对她们的伤害有多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我的惩罚。审查官告诉我，书面材料一定要详细具体。他还警告我，我的在留期间没多少日子了，要抓紧时间。

加上前两次的经验，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在外国，一旦出问题，根本就离不开周围人的帮助。出生后第一次，我竟然产生了想哭的欲望。因为我的愚蠢，千鹤和她妈妈是如此地憎恨我。

我不想太多人知道我做过的蠢事，所以再次求助了田口康雄和大谷秀雄。这时候，他们已经是我的知心朋友了。两个人同意帮我写请愿书。所谓书面材料，其实就是请愿书。解释和请愿，两者间的区别似乎并不是很大，至少我看了两个人为我写的请愿书后就这么想了。

两个人的请愿书写得很长，我在这里就不具体转载了。大致的内容就是从他们跟我相识，到日后的一些具体的交往，到他们对我和千鹤以及美代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看法，到他们对入国管理局的期待等，都做了客观的阐述。

我将两封请愿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说真的，首先是我没有料到自己会感到心虚。文字中描述的一些事情，似一面镜子令我看到了平时没有看到过的自己。我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跟千鹤恋爱，为什么又会离开她。我比谁都清楚我离开千鹤，并不是真的想做一个自由人，而是另外有了真心喜欢的人。我很幸运，从很多人那里得到了善意。但我有点儿厌恶自己，因为我将本来属于两个人的私事搞得天翻地覆，给很多人和很多地方带来了麻烦。

我有一个很荒诞的感觉，仿佛另外一个我指着我说：“这个人迷恋日本的生活，在狭窄的世界里认识了千鹤，还跟她发生了各种关系。但是，当环境有所改变，因为看到了新世界和喜欢的女人，就说要追求自由，并抛弃了千鹤。”

千鹤的妈妈很生气的时候，对大谷秀雄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说得好像是，因为我跟女儿对他好，所以他才迷失了方向和自己而住到我们家。你们把他说得跟一条狗似的。”

我甚至怀疑田口康雄和大谷秀雄在请愿书里写的是不是心里话。他们这么写，是因为他们跟我有交往，也因为我年轻，还是个外国人，不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他们太善良，并且大度。

还有舆论也是个问题。长野市不算小，但千鹤跟美代子都是地方公务员，这个圈子就小了。发生的这些事让千鹤的名声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她和她妈妈去大使馆、大学、入管局等地方告我的状，也许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她们想公正。有时候惩罚就是为了公正。归根结底，问题的全部症结就在于我的移情别恋和优柔寡断。

三

转眼已经到了四月下旬，时间过得真快。

墓碑厂的老板来电话，说墓碑已经立好了，让我找个时间去验收。拜托他的时候，我是说过越快越好，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我家离墓地不远，开车用不了十分钟。因为是新规划的墓地，大多数墓碑都是新立的。在设计方面，传统的方方正正的深黑色碑石比较多，碑上一律规规矩矩地刻着“某某家之墓”。我不太喜欢这种老气横秋的样式，再说美代子死的时候才五十七岁，说中年也不算过言。在拜托方丈的时候，我特地嘱咐他将墓碑设计得西化点儿，但是不能有十字架。

我从来没有到过墓地。在我的想象中，墓地应该有一股特殊的气息，比如空气中带着潮湿的松林的味道。但也许天气太好，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晃晃的太阳，墓地给我的感觉竟是空气中有一股热乎乎的压力。墓碑的基石使用的是蓝中透白的大理石，周边是同样石材的护栏。蓝色石材中的金丝纹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庄重而又华丽。碑上只刻了一个很大的字“憩”。这个字是我跟几个孩子商量后，全体一致选定的。意思就是希望美代子能够静静地在这里安息。

墓碑前是一个香炉。香炉的旁边有两个祭奠时用来献花和烧香的石刻花瓶。香炉的下面是一块可以移动的石板，也就是墓穴的封盖。石板非常重，我用手掂了一下，至少也有三十公斤。我小心翼翼地挪开石板，想看看里面的构造是什么样子。我发现墓穴的四壁是用水泥直接浇筑的，没有任何的点缀和装饰。底部更不像样，连水泥都没有浇筑，直接在黄土地上铺了一层白沙。我不明白做工为什么这么简陋粗糙，还以为是墓碑厂在偷工减料。

接到我的电话，墓碑厂的老板马上就赶来了。我让他看墓穴。他问我怎么了。我说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样，但是墓穴的里边，根本就没有动过工，只是在土上铺了一层白沙而已。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他让我冷静一下。我做了一个深呼吸。他向我解释说，在日本，骨灰入墓的时候，要把逝者的骨灰从骨灰盒中取出来，直接放入墓穴，正所谓入土为安。墓穴之所以没有做手脚，正是为了逝者的骨灰可以融入大地。他还强调说，回归自然，才是对逝者的最大供养和告慰。他的话令我羞愧得脸都热了起来，只说了一句对不起。他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回答说没有。他笑了一下就离开了。

晚上，我跪在佛坛前，把新买的鲜花插到花瓶，然后点了一炷香，然后拿起小木槌在铜钟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咚——”的声音静了，我闭上双眼，开始跟美代子说话。

美代子，墓碑已经立好了，过两天你就可以在那里安息了。你不用担心，好好地休息吧，相信我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的在天之灵，也请保佑我们的孩子们健康幸福啊。至于你担心的小女儿，现在很用功学习了，所以你就放下心吧。

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小黑一直坐在我身后的地板上，一声不响地看着我。美代子死后，我越来越觉得它善解人意。我忙的时候，它不吵不闹，而且就像能听懂我的话似的，告诉它不要进客厅，它就绝不跨过门槛一步。后来孩子们告诉我，小黑不是乖，也不是听懂了我的话，只是害怕我而已。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它总是大摇大摆地随意进出客厅的。我心里觉得好笑。我也只是不敢跟它对眼罢了，一旦跟它对了眼，它就会一直粘着我不让我做事，而我又不忍心把它赶走。毕竟它是我跟美代子一起买的，美代子虽然死了，但它还是她的狗。我故意不看它，因为我要继续整理遗物。

昨天，我从美代子的一个衣服箱里发现了一沓子钱，连银行的封条都没有拆。我数了数，不多不少一百张。我想象不出她为什么要把一百万日元藏在衣服箱里。可是，意外收获就是意外收获，我还是很开心的，对整理遗物也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

家里有一个储藏室，里面都是一些平时不用，但扔的话又觉得可惜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柜子，本来是美代子娘家人使用的，但前几年她娘家因为重新盖房子，要处理旧家具，她觉得这个柜子不错，想送给二女儿，就让我把它搬了过来。没想到二女儿不要这个柜子，最后只好放在了储藏室。

柜子一共有五层抽屉。

第一层的抽屉里，放了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绿色和服。和服是美代子二十岁成人节时穿过的，我在她的影集中见过。说到和服，一个日本女人的一生，大概要准备两套吧。一套是没出嫁时穿的长袖和服，被称为“振袖”。振袖又分为大振袖、中振袖和小振袖。振袖和服的图案是一个整体。还有一套是婚后穿的袖子比较短的，被称为“留袖”。留袖又分为黑留袖和色留袖。留袖和服的花纹仅仅出现在腰部以下。未婚女孩可以穿色留袖但是不能穿黑留袖，明白人只要看和服袖子的长短，就可以判断出穿和服的女人是否结了婚。有一个日本女人偷偷地告诉我，和服的腋下其实都开着一个口，看起来以为是透气用的，实际上是为男人设计的。此外有四卷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有用黑色油料笔写着的孩子们的名字。它们是美代子怀孕时用来缠肚子的。还有四个方方正正的小木盒，用不着打开，我都知道里面装着四个孩子出生时剪下来的脐带。我想这第一层里的东西都是家宝，一个都不能扔。

第二层的抽屉里几乎都是没有穿过的内衣内裤，看它们的商标就知道是在中国买的。美代子生前去中国数十次，每次都喜欢买丝绸制品，而且买的时候都是成箱成箱的。其实她自己不怎么穿，大多数都用来送朋友了。我想这些可以赠送人的东西也先留着，也许女儿们可以送给她们的朋友。

第三层的抽屉里是孩子们七五三节日时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虽然只被穿过一次，但对孩子们来说，有着重大的纪念性意义，所以也不能扔。

第四层的抽屉里是跟美代子有关的病历、诊断书、医疗卡、收费单等。从第一本病历到最后一本病历的日期来看，正好是五年间的记录，也可以说是她人生最后那个阶段的记录了。此外还有十几张使用过的飞机票，目的地都是菲律宾。她被诊断患有癌症后，听人说菲律宾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有神功，可以通过所谓的“神灵手术”直接从病人的体内把肿瘤取出来，而且不留伤疤。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真的会相信所谓的“神灵手术”，反正她去治疗过很多次。为了证明给我看，还特地拍下了照片。照片中老太太的双手真的是血淋淋的。我不信什么“神灵手术”，觉得照片中的血是一种骗术，但如果这个骗术能够给她跟病痛相伴的勇气和希望的话，我也不想戳穿。她的床头上，一直摆放着跟神医老太太的合影。她甚至建议我跟她一起去见老太太，理由是老太太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不过，我没有跟她去见老太太。不是我不想令她满意，我只是不想有人把我当石头或者一棵树似的洗来洗去。我打算将这一层的东西都处理掉。

第五层的抽屉令我惊讶，只有一个厚厚的精装本被孤零零地放在角落里。跟美代子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本子。我打开本子，翻了几页，发现除了她写的一些文字，还有一些她画的插图。我想这个本子就是所谓的日记本吧。我很想读里面的内容，又觉得读的话等于偷窥了她的隐私，于是去佛坛前，把日记本放在了她的遗照旁边。

没想到美代子写的一本日记，会让我如此地牵肠挂肚。我本来想做点儿家务，却是什么都做不下去。好几次，我觉得脑袋里的血不断地往上冲，甚至不自觉地走近她的佛坛。既然待在家里这么难受，我想还是先去学校接小女儿吧。

我是比平时提前半个小时到学校的，刚停下车，就看见从教学楼里走出一个人，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朝着我走过来的。人到跟前，我认出是吉泽老师。距上一次面谈，我们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他冲着我挥手，意思就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赶紧下车，因为出门比较急，今天穿的是短袖T恤和体操裤，尤其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我觉得很难堪，但吉泽老师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有在意，而是满面笑容地夸起了小女儿。他说小女儿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上个星期的模拟考试，名次上升了很多，如果照现在的样子努力下去的话，考取一流的国立大学也不是没有可能。我高兴得一直笑，不断地说谢谢。他突然跟我说再见，离开时又嘱咐我，要在方方面面照顾好女儿，要让她吃好睡好，尽量不要生病，因为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刻了。我谢了他，说了好几次当然。

回家的路上，我把吉泽老师刚才跟我说的话，添油加醋地跟小女儿重复了一遍。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然后笑嘻嘻地问我，如果当真考上了国立大学，是否可以要一份特殊的奖励。我回答她，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摘不到，其他的要求随便说。她说想去外国旅游。我说我可以带她去中国的三亚。她说不想去三亚，想去泰国。我很奇怪她为什么想去泰国，但又不便深问。后来没话找话，我说今天的天气不错。她瞥了一眼窗外，就开始听英文了。

小女儿已经去过三亚七八次了，也许是感到玩腻了吧。说到三亚，曾经是我为孩子们变出来的魔法之城，绿色的海，白色的沙，风景真的美极了。多年前我带美代子跟孩子们去三亚时，因为尚未完全开发，旅游客人非常少，有天上人间的感觉。孩子们就是在位于三亚的天域酒店的游泳池里学会游泳的。据说现在的三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国内游客，变成一个非常喧嚣的游乐场。既然小女儿不想去，不去也罢。

晚上，吃完饭，我端着烧酒杯，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闷闷地喝，脑子里又想起了美代子的日记。这真的很烦人，也许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我开始觉得她将日记放在柜子里，其实就是故意留给我看的。一般来说的话，女人会把类似的东西藏在娘家，或者生前处理掉的。实际上，没人相信我对美代子的隐私毫不知情，包括她的少女时代。我现在很想看她的日记，感觉上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越南，所以很想去见识见识西贡。喝完杯里的酒，我去她的佛坛，将日记本拿到手里。我决定在睡觉前读一下。

我又喝了两杯烧酒，头有点儿晕。接下来，我抽了一根香烟。本来想看美代子的日记，想了解一下她会有什么样的隐私，想不到竟想起了自己那乱七八糟的往事。有一些事，我从来没有对美代子说过。这些事，发生在我跟千鹤反目为仇、跟美代子成为师生的那一段时期里。

女人的名字叫及川映子，是新洲大学工学部的一位助理教授。虽然我也在工学部留学，但我学的科目是精密机械，她教授的科目是工业化学，应该不会有认识的机会。但是，我喜欢打乒乓球，午休时会跑去大学的体育馆。她也喜欢打乒乓球，午休的时候也会跑去大学的体育馆。人多的时候，台子不够用，干脆四个人一起玩混合双打。没有人指定，反正我跟她就成了搭档。她的年龄在三十六岁前后，人很消瘦，皮肤白净，五官很端庄，总之就是看起来很淑女的那种类型。但她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机智而有力度。说真的，她跟我配合得相当好，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从来没有对手赢过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原因，不仅仅是午休的时间，不想听课的时候，我也去泡体育馆。

我敢肯定地说，日本大学的一些课，其实也挺枯燥的。时间久了，我发现学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喜欢坐前几排座位的学生，听课时非常认真地睁大着眼睛。另一类是喜欢坐中间座位的学生，听课时半闭着眼睛。最后一类是喜欢坐后面几排座位的学生，不听课，趴在桌子上睡大觉。而老师们对这种现象早已经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也从来不会去注意那些睡觉的学生。毕竟还是有一部分学生在听课。再说了，授课是工作，学生听不听都会拿工资。至于那些睡觉的学生呢，能否毕业就是自己的责任了。

刚开始，我理所当然是坐第一排的学生，因为我是国家公派的留学生，肩负着报效祖国的使命啊。第一次期中考试，出结果后，数学只有两个人及格，而我居然拿到了九十五分。毫无疑问，结果是我受到了数学老师的大力夸奖。也许是觉得我的数学好吧，一次，数学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题：三个正方形摆在一起，又画了两个对角线，求证两个角度之和。我只考虑了几秒钟就回答说是四十五度，并向老师描述了我是怎样推理的。老师看了看表，笑着告诉我说：“在三十秒之内做出正确解答的人，你还是第一个。”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是意识飘飘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发现日本的大学生根本没把学习成绩看成是第一重要的事。他们注重的是各种社团活动。通过社团活动，他们交朋友、了解社会以及锻炼组织能力。明白了这一点，我也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各种社团活动。早上，起床后先去大学打网球，然后回家洗澡。吃完早饭去上课。午休时去体育馆打乒乓球。下课后，要么是踢足球，要么就是打棒球。我身边的朋友多了起来，有人甚至说我选错了专业，应该去教育学部的体育系。

慢慢地，我发现映子教授总是出现在我的身边，她的一双眼睛也总是在注视着我。她甚至会出现在校园的运动场。当我踢足球时，抬脚射门，球射入网中，欢呼雀跃的人堆里，她也在拍手鼓掌。打棒球的时候，我经常会当投手。当我站在球场的中心，按照捕手的示意，一球一球地投出最擅长的直线快球和弧线球时，她会跟球迷似的发出惊喜的叫声。偶尔，我觉得她喜欢我，但这个想法又令我无法接受。她的年龄比我大很多，又是教授助理，她不可能选择我。按她的年龄来看，她应该结婚了，还应该有孩子了。我想她是把我当成乒乓球的战友吧。

可是，过了没多久，大学毕业后的我，成了大学院一年级的研究生。生日的前一天，很意外我收到了一个邮寄快件。看寄件人的姓名，竟然是映子教授。我感到惊奇，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看见了一支精致的圆珠笔和一封信。我打开信，看到的第一句话是：“生日快乐！”天啊，我到日本后，还是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我的心里对映子教授有了一种亲人般的感觉。

我接着读信，内容如下：

会有人给你庆祝生日吧。我也来给你祝贺。为什么？你觉得奇怪吗？没有为什么，是我自己愿意的，或者说，是想表达与你相识的感激，和明年你就要毕业离去的愁绪吧。总之，非常想送礼物给你，请你一定收下！如果能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我会很高兴的。本来，我是想亲手将礼物交给你的，但因为有所顾忌，所以选择了邮寄。请你不要在意啊。十六日，我跟大学请了一天的假，整整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觉得方便，而且你觉得不麻烦的话，我们一起出去吃顿饭吧。我只是想简单地给你庆祝一下生日。我们可以选择你喜欢吃的任何东西，请你不要客气。上午我会一直在家里的，你只要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就立刻开车去接你。再说一遍，如果不给你添什么麻烦的话，请你一定赏光啊。及川映子。

不知道映子教授是怎么知道我生日的，我感到哪里不对劲儿，有点儿怕，但另一方面，我又很想跟她见面，一起去饭店吃饭。模模糊糊中，我似乎在期待什么新的事情出现。她使我感兴趣，或者说她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十六日，一大早我就醒了。无论如何，我得将脸好好地洗一下。昨天睡觉前，我还去便利店买了一瓶发型固定剂。令我不解的是，跟千鹤见面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打扮自己，而跟映子教授见面时却是想到了。很久以后，当我背着美代子跟其他女人来往时，才找到了真正的解释。九点半，我照她写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她马上就接了。约好了我在大学附近的文化大厦等她，我就出门了。想象也许可以跟一个日本大学的女教授做朋友，一路上我的心都在不断地翻腾。

映子教授开的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她问我想去哪里，想吃什么。我早就决定了，去哪里让她来决定，就回答说随便。她决定去长野市郊外的邮政会馆。这时候，我早已经考取了驾驶执照，就主动要求为她开车。我还像绅士似的帮她打开了车门。她上车的时候，我不小心地碰到了她的手。她就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有几次我差一点儿闯红灯，而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她只在旁边无声地微笑。

说到邮政会馆，因为坐落在长野郊外的一个半山腰上，非常幽静。我跟在映子教授的身后，先是乘电梯到了最顶层，然后穿过大厅在一个靠窗边的位置坐下来。玻璃窗顶天立地，将整个长野市尽收眼底。平时在大学里感觉不到，从远处眺望，才知道长野市被秀水青山环抱着，非常美丽。大厅其实是西餐厅，墙上挂着几张照片，都是灯火斑斓的夜景。窗外跟厅内，展现的是长野市的两副面孔，白天的是模样，晚上的是神情。说真的，我喜欢晚上的长野市。令我觉得可笑的是，照片上竟然有一行小字，写着“十万美元的夜景”。不知道用美元来形容长野市，是不是模仿香港。香港称自己是“百万美元的夜景”。不过，跟香港比，长野市似乎谦虚了点儿。

有一件事我没有向映子教授袒露。我并非第一次到邮政会馆来，为了选择结婚典礼的会场，我曾经跟千鹤一起来见识过，还在这同一家西餐厅吃了饭，商谈了很多将来的计划。千鹤曾在这里问我是否爱她。我不敢说不爱她，说会考虑跟她结婚。

我的肚子饿了，很不客气地点了菜单里最贵的牛排套餐。我是来日本后才开始接触西餐的。虽然我是个不富裕的学生，但跟千鹤交际时，因为她喜欢西餐，所以在外边吃饭时基本上选西餐馆。映子教授很惊讶，想不到我的刀叉用得如此熟练。我“吃吃”地笑了几声。因为她要开车，不能喝酒，所以只为我要了一杯红葡萄酒。我喝得快，后来追加了好几杯。我肯定是喝多了，开始向她聊起了我家里的事和我自己的事。我说爸妈如何慈爱，说姐姐如何理解我，还吹嘘自己如何刻苦学习，成绩如何优秀，所以会被国家选拔为公派的留学生等等。听完我的话，她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报效祖国。她说她很想去北京看看。我就答应陪她去，还说北京原本有很多四合院和小胡同，院子里种树养鸡，小鸡抓虫子吃，可惜现在几乎看不见这么温馨的场景了。我还说，春天不要去北京，因为风沙大，头上要包一块大纱巾才行。我说话的时候，她有时笑，有时点头。

映子教授也向我聊起她自己。据她说，她爸爸是长野市一家大公司的高管，从小开始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不仅如此，她爸妈从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花钱送她去各种学习班培养兴趣和情操，所以她能歌善舞，特别是芭蕾舞，让她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出尽了风头。高考时，她爸妈花钱送她去有名的补习校，所以她顺利地考上了有名的国立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读了大学院。大学院毕业后直接被新洲大学聘用至今。她现在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是工业化学科的助理教授，升为正式教授是板上钉钉的事。

映子教授不仅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小孩子，这证实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们喝完了咖啡就离开邮政会馆了。她开车把我送回文化大厦，我下了车，目送着她开车离去。我沿着马路慢慢地走回学生公寓，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亢奋。今天我逃课了，但是心满意足。

晚上，千鹤会到学生公寓来给我过生日，但我一点儿也不盼她来了。最近，我们见了面就会吵架。自从周末不去她家里过夜后，她似乎急着结婚，而我一心想要自由，想跟她分手。我们已经开始互相憎恨。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这样一直拖下去，她会不会被拖得精疲力竭而自动地离开我呢。

第二天午休时，我一如既往地去了体育馆。映子教授也来了。不过，她的样子看起来跟平常一样，似乎昨天跟我一起去邮政会馆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接下去的一天也是如此。仔细想想，乒乓球搭档一起吃个饭，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八月里的一天，早上，我跑到大学和同学们打网球，不小心被地上的一个钉子扎到了左脚心，血流得很多，看见的人都惊呼起来。刚好在这个时候，映子教授出现了，问明情况后，吩咐几个同学架着我跟她走。到了医务室，她让我坐在椅子上，为了让校医看清伤口，还帮我脱鞋、脱袜子，还要来湿毛巾擦我的血糊糊的脚。我真想知道，如果被扎了脚的是另外的一个学生，她会不会也帮着脱鞋、脱袜子。我心里再一次觉得她可能喜欢我。我一个劲儿地谢她，她说她应该这么做，我就不再吭声。校医让我说一下受伤的原因。我说被扎了。校医问是被马蜂扎了吗？我说不是马蜂，是钉子。这话用中国语说的话，听起来完全没有语病，但是用日语说的话，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就颠倒了。我看到校医和映子教授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就好奇地问：“我说的话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吗？”校医说，钉子又没有生命，不会主动扎你的，所以被钉子扎的说法不恰当。我说那就是我自己用钉子扎了自己的脚。校医笑着点头说对，还纠正说：“是你不小心踩到了钉子。”

我有点儿放心了，因为校医和映子教授在看了我脚上的伤口后，能够开这样的玩笑，说明我的脚伤得不会太严重，至少没伤到骨头吧。事情发生在校园里，对我受伤的事，她们一致表示非常抱歉。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在走路的时候都会一瘸一拐的，根本不能运动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去体育馆了。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是拜托我当中国语学习班的老师。我看了一下名单，立刻明白这个班是映子教授特地为了我组织的。上次去邮政会馆，我告诉她正在市政府教职员们中国语，还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既轻松，工钱也比较高。名单里，除了她，另外七个人也是体育馆里的熟脸，都是女性。我想她是担心我不运动会无聊吧，一个星期竟然为我安排了三节课。第一节课从星期三就开始。教室就利用大学的教室。

一天，我教完中国语，正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映子教授偷偷地递给我一封信。在信中，她询问了我脚伤的恢复状况，还嘱咐我要好好地照顾自己。最后，她问我最近能否抽出时间跟她一起去看看大海，理由是她今年一次海都没有看过。我找不到应该拒绝的理由。我们决定开着她的车去，因为坐车去要花半天的时间，而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就到了。

我跟映子教授都没有下海游泳。海岸线很长，沙滩是白色的，有几处是光秃秃的石头。我们走过沙滩，在石头上坐下来看海。大海深处有几艘船慢慢地行驶着。她一直不说话，偶尔有海鸥的叫声透过空气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没话找话，但她似乎不想聊天。我也就不强求自己，一心享受碧水蓝天带给我的惬意了。

中午，映子教授要请我吃饭，我不肯，坚持由我请她。而且不管怎么说，她帮我组织了中国语学习班，我应该答谢她才对。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话，她老是喝茶，还不断地给我添茶。

第二天，我去大学上课，在教学楼里碰到了映子教授。她又递给我一封信。我想她是特地到教学楼来等我的。等不及回公寓，我坐在教室里开始读信。说是信，其实是她自己写的诗。

忍不住叹息

想一起在原野上徘徊

风微笑着

云

天空以及大地与我的喜悦共鸣

你成为阳光洒在我的身上吧

想一起在森林里徘徊

树香弥漫着

落叶铺在脚下

柔软

身边的你温暖宁静

你溢满阳光

在狂风呼啸的海岸

你会紧紧地抱着我吗

在月光的沙漠里

我纯化了对你的思念

让徘徊的空中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吧

抬头看见的是你的微笑

回头是你微笑的目光注视着我

心中膨胀着对你的思念

你到底在哪里

闭上眼睛

你会朝我走来

但我是独自的一个人

地球丰盈

光与风与天空

草木与树

山河与海

所有的生命都流入我的体内

以相同的节奏共鸣

你是我的喜悦与梦

令我着迷

你的宁静是你的故乡吗

对你的憧憬是无限的吗

大地让你存在

感谢认识了你

自从生命的流光映入眼帘

你是我永远离不开的梦想

我的喜悦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收到情诗。我不会写诗，无法把诗翻译得更好，但仿佛有一支管弦乐队突然在我的眼前排开阵势，每一个字都如音符击中了我的神经，感觉鼻子快流血了。本来我打算去律师事务所咨询婚姻法律的事，还打算去大学做实验、写论文，但我已经热血沸腾，只想马上看见映子教授。她总是远远地爱着我。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去山里野游。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她问我是哪一天。我回答说：“三天后我的脚应该完全恢复了。”

三天后，我带映子教授去山里。山是我根据她的诗特地选定的。有树的芳香，有绵延不绝的落叶。我跟她在一堆落叶上坐下来，风很温柔。我很想开玩笑似的躺下去，让她将脑袋枕到我的肚子上，但是却没有这么做。我到底是一个中国人，在我心里，老师是极其神圣的一种存在。我感到她的胸也在不断地起伏。这时候，她用手指了指天，不大自然地说天气真好。我说时间好像停止不动了。我知道她这样的女人只会等着男人主动，所以对她的感情觉得很难过。她一直说跟天气有关的话，说太阳会把我们晒黑了。她看见我的包上系了一个可爱的小海豚，显出很奇怪的样子，问我是不是喜欢小动物。我说是女朋友送的。她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朋友，我说是恋爱的那种。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尴尬，但是没有说什么。过了不久，她说我的鞋带松了，帮我系好了鞋带。

第二天午休时，体育馆没有映子教授的身影，我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似乎会发生什么想象不到的事，但是我也不能给她打电话，这种时候，也许她喜欢一个人静一静。第三天午休时，我急急地去了体育馆，还是没有她的身影。我想是我令她尴尬并伤心了。仔细地想一想，一个大学教授，跟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男学生表白爱情，又在山里被告知有女朋友，可能会觉得有失体统和面子吧。不过，几天没有见到她，我也就不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再说我正忙着搞一个实验，需要长时间泡在研究室里。映子教授躲着我，其实也给了我松一口气做实验的机会。

我做的实验是计算机合成全息摄影的实验。简单说明一下，所谓全息摄影，就是记录物体的三维信息，能够再现物体的立体影像。它的原理就是光线的干涉，任何两束光束相遇，都会形成干涉条纹，这干涉条纹的形状，是由光线所带的物体信息形成的，如果这干涉条纹被记录下来，如果这记录后的干涉条纹再受到同样光束的照射，就会通过光线折射，释放存储的物体信息，形成一个立体的物体图像。所以，如果你在雷鸣电闪的夜晚外出，如果你幸运的话，也许有可能看见似人似鬼的立体虚像。这时候一点也不用害怕，因为这是大自然在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记录的全息摄影。

但是，我正在搞的实验，并不是一般的全息摄影，而是叫做计算机合成，也就是说，假想一个还不存在的物体，假设它被激光照射后，形成了干涉条纹，应用光波的干涉原理，通过计算机就可以计算出条纹的形状，把它打印出来，这样，再用激光照射这人工形成的干涉条纹后，就可以再现这个假想的物体形状。用一则成语来形容的话，就是“无中生有”。举例来说的话，比如汽车，外形的设计非常重要，但只看图纸的话，看不出任何立体的感觉，所以只能做模型。用粘土做。按照图纸的要求一点一点地将粘土刮成汽车，又费力，又费时间。如果应用全息摄影的技术，就可以通过计算机的计算合成，人为地形成汽车的立体图像。可以说，这是汽车设计手法的一个小革命。

虽然我的专业是光学，但因为跟计算机打交道比较早，整天编程序，找BUG，经常是废寝忘食，不知不觉就迷上了计算机。不过，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计算机编程，既枯燥又累脑子。还记得大学二年级时我选修了计算机软件，可就是没有学进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因为是选修课，我也没太放在心上。到了期末考试，有这样的一道考题，就是用计算机把π算到小数点后两百位。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π＝3.1415926吧，小数点后边的七位数字容易记，但说到后边的两百位数字，真的是一头雾水。我照抄了一位同学做出的答案。这是我第一次作弊，也是最后一次。反正老师只要求交出计算的结果。同学很擅长计算机，以为他的答案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想不到老师看了我的答案后，突然皱起了眉头，说其中有两位数字是错误的。我吓了一跳，觉得老师很神奇，因为想不出一个人靠什么能够记住π小数点后边的两百位数字。我很尴尬，但知道这个时候解释什么都没有意义。老师并没有揭穿我作弊的事，只是提议我多看看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对软件编程讨厌到有心理障碍的程度。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找回了自信。

一天，研究室的一位同学拿来了一个计算机的拼图游戏，说真的，我的心痒痒的，因为要拼的是一张裸体美女。没想到一张拼图的游戏会这么难，几个人冥思苦想了一个下午也没有弄出来。我决定把游戏的源程序全部打印出来。一共好几篇，按行计算的话，大概有三千行。不过，那时的游戏真的很初级，编写用的也是BASIC语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开源代码。我说干脆把三千行看懂了再拼，但大家都说我白费功夫。

我把打印出来的游戏的源程序带回家，吃完了晚饭，开始一行一行地分析起来。我看得很仔细，慢慢地感觉快活起来。因为我看出了门道。于是，我在几个很关键的地方做了修改，觉得靠它可以让计算机自动地完成拼图。我很兴奋，睡觉前喝了两杯酒。

第二天，睁开眼，我饭也没吃就赶到大学的研究室。在其他同学到来之前，我想把昨天晚上修改的地方存档在计算机程序里。过了没多久，同学们都到齐了，我宣布计算机可以替我们做拼图表演。昨天，他们都说我会白费功夫，这时候等着看笑话似的围在计算机旁。我调出了刚才修改过的程序，按下执行键，几乎就在同时，计算机屏幕上的碎片，宛如被注入了生命的力量，上下左右地移动起来。也就是几秒种而已，一个清晰而又性感的裸体美女就出现在屏幕上。所有人都“哇哇”大叫，鼓掌的声音惊动了隔壁教室里的教授。教授跑过来要看个究竟，于是我又表演了一次。教授兴奋地竖着拇指，说了好几次“真好”。现在世界上到处都在应用人工智能，不知道我的这一次尝试算不算人工智能的应用，如果算的话，我想我才是人工智能的鼻祖呢。无论如何，这一次尝试让我喜欢上了计算机编程。除了去体育馆，在大学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跟计算机厮守在一起。过了一阵子，我成了研究室公认的编程高手。

利用映子教授没出现的这几天，我修改了计算程序，把程序上传到了东京大学的计算机中心。然后，经过超级计算机的运算，用精密打印机把结果打印了出来。为了取打印结果，我还专门乘新干线去了一趟东京。我将取回来的打印结果用精密相机拍照，然后又将拍照下来的打印结果缩小了一千倍。于是，洗印出来的胶片，成了肉眼无法分辨的干涉条纹。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再现假想的物体，还需要很多其他的准备工作。

一个星期以后，映子教授终于出现在体育馆了。她看上去比一个星期前明显消瘦了，但是样子很健康。乒乓球双打的时候，我们俩自然选择了对方做搭档。打完球，当我准备离开体育馆时，她轻声地叫住我，递给我一封信。一回到研究室，我就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

时间慢慢地流逝而去，让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了现实感。怎么说呢？以为是在梦中才会发生的迷迷糊糊的那种事情，现在却不得不作为现实来面对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因为事情太严重，也太残酷。也许你觉得我这么说有点儿过分。但是，与你相比，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似乎更加严重，因为我的立场，我现有的生活，我的伦理观，都无法给我申辩的余地。令我苦恼的是，不可抗拒地被你的魅力吸引，也是不可置否的一个事实。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会感到无限的自由、宁静和愉悦。不需任何承诺和约束地陪伴在你的身边，使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活生生的自我。冷静地分析一下，你出现在我生活里之前的几十年，我都在相同的环境中生活，似乎早已有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模式。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受孩子喜欢的母亲，一个受学生信赖的老师，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人，一定就会受这个模式的制约。所有不符合这个模式的欲望，都被我下意识地压抑着。万万没想到的是，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之后，原来被我压抑的欲望，不由自主地释放出来了。这使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自我，一个自由奔放的自我。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抹杀了这种欲望的话，等于抹杀了我心中的自由。抹杀了自由的我，等于抹杀了我自己的生命。

在你面前，我没有任何伪装，你感受到的情感是真实的。我也毫不后悔自己的爱，并且想将跟你的关系维系下去。你会感到害怕吧？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必然会在我的眼前消失，这一点我也是很清楚并有所觉悟的。正是因为我跟你的未来是有时限的，所以我觉得紧迫，决定把自己交付给你。这样的感情说给别人听的话，肯定不会得到理解的，所以我也不想做任何辩解。我现在只想接受自己，听从内心的所愿。感情上的烦恼是属于我自身的，我也没有意思让你跟我一起承受，所以你尽管放下心来。对你，我只有一个请求，请尽量多拿出一些时间跟我在一起。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视我为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人，或者是一个失去了品格的人。好几天了，我满脑子都在感受对你的爱，根本没心思做任何事，甚至备课的工作都无从下手。这封信，在你看来也许有点儿沉闷和无趣，看完后请将它销毁好了。请原谅！我的胡言乱语和胡思乱想。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我的快乐。如果你也对我抱有一定的好感，并且在我们相聚的时候感到安慰和快乐的话，我想我不再要求其他的奢望了。

从这封信里，我看出了映子教授的纠结。意思就是说，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人，但是为了自由、宁静和愉悦，会勇敢地去爱，而且对这份爱不求任何回报。说到她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是想在跟我今后的关系上讨个主意。我想她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只要在她渴望我的时候，我能拿出时间陪在她身边就好。而我呢，也是个男人，跟女人已经有过一些体验了，愿意在精神上满足她。她对我的感情，我觉得是走火入魔的那一种。那时候，新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屈指可数，物以稀为贵嘛，都知道日本人喜欢大熊猫到了如痴如狂的状态，我想她是把我当成大熊猫了吧。不过，说心里话，她对爱情的一套说法多少解救了我的内疚感。

到了这种程度，如果我对映子教授继续隐瞒千鹤的存在，就会觉得问心有愧，于是把跟千鹤的关系，从交往，到恋爱，到争执的事，一一说给她听了。她好像对我跟千鹤之间的事毫无兴趣，听完了就完了，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出主意。反正两个人将心里话跟对方说出来后，以后再在一起，一下子觉得比以前自然，心理上也轻松多了。是的，两个人都满意，因为相互寻求的精神安慰得到了满足。

映子教授诗兴大发，三天两头送情诗给我。我年轻，除了她之外没有人为了我写诗，所以每次接到她的诗，都会兴奋半天。因为舍不得丢掉这些诗，我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整理好。其中的两首，我特别喜欢。我不会写作，我来翻译的话，等于是在糟蹋她的诗。所以也不贴在这里了。

不久，我跟美代子交往了。关于这件事，我非常犹豫要不要告诉映子教授。说真心话，一边是千鹤，一边突然又冒出来一个美代子，我想她很难理解其间复杂的关系吧，连我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我跟千鹤、跟美代子、跟映子这三个女人都有情感上的关系，说得确切点儿，是四角关系。这样的关系足以说明我这个男人有多么糟糕。

一天，映子教授约我下一个周末去看海，但是那天我已经跟美代子约好了去看电影，顺水推舟，我借机把美代子的存在向她坦白了。她低着头，静静地听完我说的话，说她真心替我高兴，并祝我幸福。她看起来淡定极了。不过，这也很自然，她从头到尾都觉悟到有这样的一天，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呢，原以为她会流泪的，所以觉得有点儿失落。我答应她换个日子陪她去看海。她说好。

过了没几天，映子教授塞给我一个信封，以为是情诗，结果是一封普通的信：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感到很惊奇。大学的校园里，是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个人的呢？记得我是身不由己地回头看了你一眼。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看见你的次数多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我开始刻意地寻找你。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用什么方法跟你接近。我曾经想过要给你寄贺年卡，但结果却是选择了给你送生日礼物和邀请信。谁都不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乃是我人生中最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事。现在想一想，自己也惊讶当初竟然会有这般毅然决然的勇气。我对你的思念，已经在内心里孕育了很久，所以可以说是压抑不住地自然爆发了吧。还记得当时我非常担心，万一你拒绝了我，我该怎么办呢？那一次，虽然你正感冒，还发着高烧，但还是应邀陪伴了我。我在想，从今以后，我们还能够相伴几日呢？对于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我都觉得非常幸福。我不善言辞，偶尔也会做一些令你觉得迷惑的事情，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很相近吗？好像以前跟你说过，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的，但是和你相识后，我总是想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多久，都不会觉得厌烦和疲倦。这种情形，也许你会认为是我喜欢你，但我想原因不止如此，应该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你面前，我可以展现自己的全部而没有一丝一毫的难堪。也许是因为我对你的感情非常真诚、非常坦率的缘故吧。能坦率地告诉我你对我的感受和看法吗？关于我们的今后，想起来就会觉得心烦意乱。我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离别正一刻一刻地逼近，马上就会来临，心底是万般的无奈。回头看过去，是我主动接近了你，然后你走进我的心中，将我的心充满。但是，在你的心中，我到底占有多大的空间呢？这样问，并不是我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而是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所以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我有个请求，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你答应我，今后，在漫长的不能相见的岁月里，请你记住有一个深深地爱你、用全部身心思念你的人。请你不要忘记我。不久的将来，你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孩子，会有工作，会有新的住址，希望你一定要写信告诉我你的现状。说真的，时至今日，虽然我并非百分百地了解你，但你对我是非常亲切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就要过去了。今天，我本来想当着你的面说点儿纠结的话，但因为不善言辞，最终还是选择写这封信。请慢慢看吧。文思很乱，请你原谅。

跟映子教授认识有一年了，我已经看清她了，她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真的非常爱我。小说或者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描写，死心塌地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招手即来挥手即去。毫无疑问，我也喜欢她，因为她给了我安慰和极度的理解。但是，如果问我是不是爱她的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况且，她结了婚，有老公和孩子，而我呢，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很兴奋，但后来就只把她当成友人了。我从来不觉得，在我寂寞的时候，给我安慰的女人只能是映子教授一个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映子教授写给我的情诗也是个问题。跟我在一起时，总是表现得淡定而又沉静的她，却总是使用句子向我表述她的痛苦和现实的残酷。每次看她的情诗，我的心里都会生出一阵惆怅和沮丧。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无疑对我是一种惩罚。因为她的诗在提醒我，我一直都在伤她的心。

一九八八年，圣诞节那天，我跟映子教授见面，双方心里都明白，这将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不约而同地，两个人都给对方买了圣诞礼物。说得正确点儿，应该是分手的纪念礼物。令我惊奇的是，她的礼物竟然也是黄金。说是黄金，其实是一块金表。她告诉我是精工的限量版。金表灼灼生辉，我当着她的面戴到手腕上。我送给她的是一个用24K纯金做的胸花。胸花花掉了我几个月的生活费。我将胸花别到她的衣服上时，她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满是惊奇和幸福的光亮。有那么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寂寞，仿佛一辈子也忘不掉眼前的这个女人。每年元旦的时候，我都会按她的意思给她寄一张贺年卡，上面简单地写一些我工作和生活的现状。

跟映子教授分手后，我一边忙着跟美代子谈婚恋，一边忙着搞研究生的毕业研究。毕业研究很顺利，论文一气呵成。搞了三年多的计算机合成全息摄影研究，总算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圣诞节一过，马上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新年。辞旧迎新，我的生活中，也走马灯似的发生了很多事，真可以说是一件接着一件。

一月上旬，我跟美代子一起选定了举办婚礼的场所。

也是一月上旬，我去名古屋应聘，非常顺利地拿到了一家IT公司的聘书。

一月十五日，美代子过二十九岁的生日，因为是婚前最后的一个生日，过得非常隆重。

二月上旬，论文答辩结束了，我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

二月二十六日，我跟美代子在长野山王公济会馆举办了婚礼。

三月三日，我参加了自己的大学院的毕业典礼。

期间发生的一件大事，差一点就影响了我跟美代子的婚礼，好在结果是有惊无险。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的昭和天皇，度过了他非常有争议的八十八年的人生，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逝世。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举国上下取消了所有的娱乐庆典以示哀悼。哀悼期间一直要持续到天皇下葬为止。虽然我跟美代子的婚礼早在一月初就预定好了，但天皇的葬礼万一在二月二十六日以后举行的话，婚礼就只能推迟日期了。我跟美代子担心了很久，结果天皇的葬礼是在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比我们举行婚礼的日期早两天。可以说，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运气相当不错，所有的事都如愿以偿。

二月二十四日，昭和天皇下葬后，日本改国号为“平成”。就我跟美代子在二月二十六日结婚一事，我一直很感慨，说不定我们是平成年代的第一对新人呢。因为有这个原因，至今为止，我还是会对“平成”二字持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三月三日是大学院举办的隆重的毕业典礼。男生基本穿西装，女生基本穿和服。典礼后在一家酒店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派对。吃喝的时候，我一直默默地用眼睛寻找着映子教授。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东西，竟然希望她也在场。我不过是想向她炫耀一下西装笔挺的我，因为我觉得那天的自己非常帅气，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自己的心思，觉得有点儿残忍和浅薄，所以也有点儿厌恶自己了。可能因为失意的关系吧，我喝了很多酒，连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就在派对快要结束的时候，漂亮的女服务员给我送来了一大束鲜花，并告诉我送花的人希望匿名。不用猜我立刻知道送花的人是映子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鲜花取代了她，或者说鲜花就是她。她用鲜花将自己化为乌有了。我在鲜花上感受到了与她有关的一切。树林的气味，夏日的海，以及她的神情和她的裙子。我把鲜花抱在怀里，心想我大概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她了。因为我毕业了，要离开大学校园了。对于我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以后，我跟映子教授竟然在北京见了一面。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正在北京开公司，不仅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还精力旺盛。她所在的学部在北京有一个学会，她作为教授代表到北京。她问我是否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跟她见个面，我答应了。她住在西苑宾馆。说真的，为了早一点儿见到她，我起了个大早，急急地开着新买的桑塔纳2000出门。说到一九九九年，北京的街头上能看到的车，基本上都是夏利富康和那种小型的黄色面包车，捷达已经算高档的了。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桑塔纳2000应该相当于现在的保时捷吧。那时候开桑塔纳2000会觉得很拉风。想象身边马上会坐着一位气质高雅的淑女，我的心兴奋起来。约好了在宾馆的门口等她，她准时从大门走了出来。她的穿着很时尚。我赶紧走上前去，但出乎我的意料，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个脸瘦瘦的、上面布满了一丝丝皱纹的、脸色蜡黄的中年女人。我真的是感慨万千，觉得时间实在太残酷了。

映子教授笑着跟我打招呼，说好久不见了，还问我是否一切都好。虽然她的样子变了，声音却一点儿都没变。她将手伸过来，我一边握住她的手，一边对她说好久不见，欢迎光临北京。她用我非常熟悉的眼睛盯着我，握着我手的那只手好久都不肯松开。

我拉开车门，很客气地将映子教授让进车里，随后将车子开往长城。我很担心她跟我提过去的事，或者她的思念，或者她的痛苦。我没话找话，故意将沿路所见的风景和建筑向她做非常详尽的说明。长城只待了一个上午，下午去了装甲兵工程学院。学院在我家附近，所以顺便在我家的前前后后也绕了一圈。之后我带她去了山上的足球场，再之后是长辛店一中，因为门口没有守卫，竟然大摇大摆地进去了，还在楼道里转了一圈。这几个地方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真的是很矛盾并虚荣，明明对她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和感觉了，却希望她看到所有跟我有关的一切。最后，我带她去了因中日战争而出名的卢沟桥。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我们都反对战争。晚上，我带她去长城饭店吃晚饭。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可以说是当时北京最高档的餐厅之一。白天的北京灰蒙蒙的，夜景却别有一番风情。

这顿饭我们吃了很长时间。我向映子教授讲述了现在的工作情形以及没有见面的十年里的经历。她一直默默地听着，最后笑嘻嘻地对我说：“这十年，你成长了好几倍。”其实，容貌上变化很大的不仅仅是她，我的变化也不小，就说体重吧，已经达到了八十多公斤。在新洲大学的时候，我的体重只有六十二公斤啊。不知道她看了我的腰围后，是否也会觉得吃惊和失望。夜深了，我送她回西苑饭店，她先下车，我跟着下车，两个人相对而视。她大概看出了我的尴尬，先开口说话，感谢我辛苦地陪了她一整天。我松了一口气，让她不要客气，还说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她问我是否可以握“最后一次”手。我很难为情，觉得她不该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我伸出手，于是她将我的手握在手里说：“谢谢你，祝你一生平安幸福。”我谢了她，她就转身走进宾馆的大门了。

我在车里坐了好久才出发。我的手上，一直残留着握她的手时留下来的皮包骨头的触感。

没想到美代子留下的日记会令我想起映子教授。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看美代子的日记，现在我决定看，但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我所居住的小区的自治会长。他不说的话，我已经忘记了，今天晚上八点，自治会有一个消夏会。我匆匆地换了一身衣服就出门了。

说到自治会这个名字，看过日剧的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很多抗日剧中，差不多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帮着皇军维护地方治安。现在呢，它的性质是维护稳定，类似于中国的街道委员会。一些自治会，居民的婚丧嫁娶等大事小情，都会出面调解处理。我也当过一年的自治会长。

公民馆离我家很近，走五分钟就到了。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到齐了，我赶紧行叩拜礼，抱歉地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内山会长笑着朝我招手，让我去离他比较近的那个座位。他的左边坐着副会长，右边坐着前任会长。他们三个人坐在上座。所谓“上座”，就是距离房门最远的座位。

一共有二十多个人，除了我比较年轻，其他的人都在六十岁以上。不是我喜欢跟这些老年人在一起，而是作为一个异邦人来说，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手段。也就是说，参加这种消夏会，可以增加我跟当地人的沟通与交流，建立友好的地域关系。此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成员中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是我的学长冢田先生。学长让我参加消夏会的话，我是绝对不能拒绝的。他酷爱马拉松，每年都参加长野市举办的新春马拉松比赛，每次都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全程，每次都更新“完跑运动员”年龄的最高纪录。今年的他，已经七十四岁了。大学毕业后，他就职于东京电力公司，工作稳定，收入高，是日本经济泡沫时代里的佼佼者之一。他娶了一个很好看的女人，住着高级豪宅，唯一的烦恼是他的女儿，已经四十岁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出嫁。我想是他有钱有势，他女儿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比较挑剔吧。看来，有钱也不是完全都会带来好事的。

再说快七十岁的穗切先生，也特别喜欢中国，每年都带着妻子去中国旅游。一次，他当着我的面算了算去中国旅游的次数，竟有三十多次。他玩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有些地方连我这个中国人都没有去过。他是个中国通。二○一二年的时候，他曾经组织当地的居民去中国旅游，报名的人有二十多个，我被推荐为团长。我跟他一起计划的旅游方案是北京和上海四日游。全程住五星级酒店，包吃包住，包餐里有北京的烤鸭和阳澄湖的大闸蟹。但就在我们万事俱备、整装待发的时候，中日关系突然恶化。想想看，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我怎么能带着一大群日本人在北京和上海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呢。旅游的事情不了了之。

坐在右排中间，看起来文质彬彬但又给人深沉感的人是近藤。他六十多岁，是我们这个地区最有学识也最有阅历的人。退休前，他在日本的铁路公司工作，就是日本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的JR标志的那家公司。这家公司原本是日本的国营企业，后来被民营化了。虽然变成了民营企业，但背后最大的股东依然是日本政府，所以还是由政府在发号施令。在JR公司工作的日本员工，和中国国企的员工一样，端的是铁饭碗。可能因为近藤在JR公司工作了长达四十年的时间，稳定的工作环境形成了他温柔亲和的性格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JR公司组织的所有公益活动，他都会参加。他也是每年都去中国，但旅游的次数很少，多半是参加公益活动。比如到中国内蒙古的沙漠一带去植树造林，或者为中国边远山区的中小学校捐赠桌椅。可以这么说，他不仅了解中国，更加关心中国。有机会一起喝茶聊天时，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也会振振有词地发表一些对中国时局的见解。他既同情中国边远山区的贫穷落后，又看不惯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奢侈浮华。

说到紧挨着我坐的清水先生，他家离我家不远，每天早上我晨练的时候，都会看见他在自己家的农田里耕作。以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伯伯，没想到后来地区组织的一次高尔夫球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那次比赛，我跟他被分在同一个小组，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我很客气地让他在银色的T台开球，这样就可以缩短几十码的距离。我的意思是不愿意欺负老人。但是他执意要在标准的T台发球，我也就不再强求了，本来就是游戏嘛。令我惊奇的是，他的第一个开球打得又直又远，最后稳稳地落在了球道中央，居然比我的开球远出三十多码，令我觉得惊魂落魄。接下来的每一个洞，都可以说是对我身心的打击和摧残，让我觉得无地自容。十八个洞打下来，他打了七十六杆，我却打了九十五杆。我对他开始另眼相看，心想他可能不是一般的农民伯伯，或许有着什么不凡的经历。在日本，没有钱很难玩高尔夫的，即使有钱玩，也很少能玩得这么好。尤其他这把年纪了，应该是从年轻时就开始玩高尔夫了吧。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但因为喝酒的原因，我的脑子很兴奋。还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有了迫不及待地读美代子日记的冲动。

这一次，我是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被窝里读。小心翼翼地翻开了日记本的第一页，一行行秀丽整齐的钢笔字出现在我的眼前。

见字如见人，我拣一部分令我心动的贴在这里吧。

“今天，我特地买了这个新的日记本。上一个日记本，虽然还剩五六页空白，但是算了，我已经决定翻篇了。昨天跟高木君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起路口的那棵大树，上面还刻有我们童年时光的痕迹呢。他说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十次有六次故意去大树下转一圈。他喜欢回忆从前，竟然还记得跟我一起在树上刻身高的情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微妙。他依旧未婚，理由我没有问。我结了婚，有好几个孩子，看待他只能是旁观者的角度，但是吃完饭回到家后，心却隐隐地有些荒凉。高木君是我上初中时喜欢的第一个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忽视他的，也许是上了高中以后？如果不是那天偶然在车站相遇，或许我一辈子也不会特地去想他吧。”

“建军去中国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在那边的一切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虽然跟孩子们去中国看望并游玩了几次，但感觉怪怪的。换句话说，他总是喜气洋洋的，而我则感到说不清道不白的怅然若失。就算我不介意，但是他房间里到处可以感受到的陌生人的气味，仿佛在说，虽然最好的夫妻关系是相互理解，但我对他现有的处境，真的是比陌生人还要陌生。他房间的摆设和用具等，也都令我觉得他的品位变了。他的新世界似乎有另外一个人，说不定还是一个女人。种种思绪在我的心里翻腾，心情乱糟糟的。”

虽然我已经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才读日记，但还是禁不住唏嘘起来。日记中提到的高木，我想就是美代子去世后，四十九日的法事时来的那个男人。他自称是美代子的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首先，他烧香祈祷的时间比别人长，神情看起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落魄感，吃饭时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靠墙的角落里。还记得我因为担心而跟他搭过话。至于陌生人的气味，我想是姗娜使用的香水的味道。姗娜跟我同居的那几年，一直在歌舞厅工作，每天使用一种飘溢着柠檬气味的香水。

“从未见过高木君如此悔恨和痛苦的样子。听说我在学生时代喜欢过他，他的神情都扭曲了。奇怪的是我的心脏会上上下下地跳，有那么一刻，还试图从后面搂住他的腰安慰他。为了今后能够继续见面，为了今后能继续做朋友，我甚至连一句安慰他的话都不能说。然而到了夜里，想起建军房间里弥漫的陌生的气味，脑子里会浮现出高木君的身影。啊，头都痛了。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心都抑郁了。这种时候，忽然很想死。”

“这一天真的来了。建军介绍了他聘用的钟点家政妇，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女人。也许因为她给孩子们送礼物，陪孩子们一起玩，孩子们都很喜欢她，甚至称她为姐姐。我不得不努力掩饰内心的冲动，因为跟她握手的时候，鼻子里充满了我一直在意的那种柠檬的气味。直觉告诉我，她绝对不是什么钟点家政妇。她在的时候，建军的房子感觉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而我身不由己地坠入下去。”

“不知不觉间，建军再回日本这个家的时候，我们的对话变得少而简短，有时简直就是气呼呼的。那天，为了我埋怨他喝酒的一句话，他竟然离家而去一夜未归。不安感压抑着我，夜变得很长。我在心里想，也许他再也不会跟我同床共寝了。”

“我想起了很久以前那些记忆深处的事情，忍不住约高木君一起去饭店吃饭。不知所措的我，将所有的困惑抑郁都对他倾诉了。他说我这日子过得没有意思。他没说意义而是说意思。他让我把这样的日子毁掉算了。其实我是郁闷得太久，希望有一个我信任的人来安慰我。我觉得很丢人，竟然流了泪。他递了好几张纸巾给我。说再见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他说我难受的时候可以随时约他出来。我点头，他沉默了很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过了最难忍受的那个瞬间就会好起来。他的话像灵丹妙药，回家后我的心情果然好了很多。如果没有高木君，真不知道我是否能熬过内心的不安和抑郁。以后，当我觉得心里不安的时候，就找高木君吧。对了，回去的时候，我们特地去看了看路口的那棵大树，一只小鸟被惊到，扑簌簌地飞走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它。不过，直到现在，对这棵大树，我还是没有高木君那样深的感情。”

“是不是过于虚张声势了，医生说我得了癌症。这一次我真的是唉声叹气了，要知道孩子们有的还没有成人，建军又在中国做事，万一我很快死去的话，啊，真是不愿意想下去。也许是第一次，我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建军，他会不会觉得难以置信？我觉得很害怕。还有高木君，是否也要告诉他我的这个不幸呢？恐怕再也不能跟他一起吃饭了，跟他共进晚餐的时光，还有跟他共有的回忆以及倾心交谈的话，就要支离破碎了。我觉得很悲伤。或许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过去的许多记忆竟如春笋般没头没序地钻出来。想不起是哪个作家说的话了，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和未来的事、未来的事和过去的事都相互交织。我很想留下点儿什么，让建军和孩子们看到了能够想起我。”

“本来我希望建军回家是想他可以照顾孩子们，但听说我得的是癌症，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回来照顾我。真是不可思议，到头来我似乎要感谢身体生病了。院子里的枫树长出新的绿叶来了，只想建军早一点出现在门口。被宣判得了癌症之后，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有了答案。即使说到欲望，也是单纯得不得了，就是多活几日，尽可能看到孩子们成人。还有，新婚旅行没有去成夏威夷，想跟建军去那里旅行，哪怕待一天都可以。我想做的事不多也不奢侈，但前提是我必须治好癌症。我知道癌症很难治愈，我可能很快会死。人生无常。啊，那个位置又开始痛了，痛到难以忍受。就此搁笔，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写日记了。”

我有气无力地放下了日记本，感觉心被什么堵住了。一直以来，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天衣无缝，而除了我之外，美代子的心中不可能有第二个男人。但是我错了，美代子什么都感觉到了，她的情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在中国的大段时间里，很少想起她的存在，而现在她却生动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似乎触手可及。在她深陷混沌的时候，我一直都蒙在鼓里。幡然醒悟的是，她真的很爱我和孩子们，很爱生活和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才会在我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的。许多日子对她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挣扎。想起她临终前对我说的“爱你”这句话，心里有了万般的痛苦。我终于泪如雨下。我意识到，阴阳两界，不是她离开了我，是我离开了她。在我去中国后，爱情已经朝着终结走去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觉得非常非常孤独。忘记说高木君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他。

四

我曾对很多想来日本旅游的朋友建议过，来日本游玩的话最好避开夏季。春天来日本可以看樱花，秋天来日本可以看红叶，冬天来日本可以看白雪，但说到夏天，因为日本岛周围环海，湿气高，气候非常闷热。不过长野是一个例外。长野的海拔有五百多米，周围是环抱的群山，即使夏季，气温也比较低，给人相当凉快的感觉。因为这个原因，长野自然而然地成了日本的避暑胜地，其中最著名的地方是轻井泽。很多日本的皇族、财阀世家和各大公司的老板，差不多都在轻井泽拥有私人别墅。我是一个外来人，但跟那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样，也感觉长野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美和好处。尤其夏天，明明住在自己家里，感觉上却好像是在度假。现在，不少有钱人，包括海外的有钱人，以拥有轻井泽的别墅为荣，把它当成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听说有一个中国的房地产大亨，在轻井泽买下了四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让当地的日本人十分纠结，因为中国人连土地上的资源都一起买走了。

对于日本人来说，八月真是一个行事较多的月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以八月十五日成了日本“二战”的战败日。但日本官方将战败日称为“终战纪念日”，自一九六三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都要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日本政府决定将八月十五日定为“追悼战殁者祈祷和平之日”。

八月十三日到十六日，是日本的盂兰盆节。“盂兰”是梵语音译，意为倒悬。“盆”是汉语，是盛供品的器皿。有一种说法，是说此器皿可以解除先亡倒悬的痛苦。这么看的话，盂兰盆节实际上是一个“孝亲节”。盂兰盆节是日本的飞鸟时代由隋唐时期的中国传到日本，并与当地民俗结合而形成的独特的庆祝方式。日本人对盂兰盆节很重视，一般的企业都会放假一周左右，称为“盆休”。很多离开家乡在外省市工作的人，会利用“盆休”返乡团聚并祭奠自己的祖先。“盆休”期间，日本的电视和纸媒会报道全民大移动所带来的交通混乱和滞塞。这时候，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街道反而失去了平日的热闹，变得有点儿冷清。一般的情形是，十三日前扫墓。十三日接先人鬼魂。十六日送先人鬼魂。日本电视台会播放一些有鬼魂或心灵感应以及心灵照片等节目。我也看，但是一边看一边起鸡皮疙瘩，浑身凉飕飕的。一些地区还会跳盂兰盆舞。男人们头上系一条毛巾，穿统一的和式单衣，扛着轿子大声地吆喝。女人和孩子们穿着和服浴衣跳舞。舞蹈就几种姿势，主要的变化在手臂和脚，看起来十分优美。还有一些地区在河里放灯笼，让灯笼随波逐流。河灯一般是纸浆糊成荷花形，在底座上放上灯盏或蜡烛，也叫“荷花灯”。放河灯的目的，是普卜落水鬼和其他的孤魂野鬼，为其引路。河灯已经成为日本夏季的一大风景，跟和服一样，意味着一种完美的文化形态，充盈着人的视觉。

话说回来，我们家里的人却是各忙各的。小女儿忙高考，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开始看书。她床边的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签上是各种标记。二女儿参加了中央大学的潜水俱乐部，利用暑假时间去冲绳集训，一心想要拿到潜水执照。大女儿在日立集团下属的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福利待遇极好，但不知为什么，却想换一份新的工作。儿子研究生毕业，正在找工作，每天都在给意向中的公司投简历，然后是应聘和面试，看起来焦头烂额。而我呢，其实是全家最忙的一个人。今年的盂兰盆节，是美代子去世后的第一个节，所以说是“新盆”，除了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前来祭奠，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纳骨”。我要将她的骨灰移送并安置到那个新买的墓地，使她入土为安。

“纳骨”的那一天，天阴沉沉的，后来还下起了毛毛细雨。前来祭奠的有三十多人，黑压压地挤满了屋里屋外。披着袈裟的方丈，郑重地上了香后，一边敲打着木鱼，一边念起经来。这样的情景，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好几次了。是的，短短的半年之内，我已经举办了四次法事。即便如此，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跪坐，法事开始不到五分钟，就已经两腿发麻，浑身冒汗。所以我干脆又换了姿势，盘着腿席地而坐。

佛坛中美代子的照片左边，比以前多了一个小木盒。小木盒看起来普普通通，但里边装的可是她的身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被称作“喉仏”（喉咙）的那个部分。小木盒会一直放在佛坛，伴随着我跟孩子们。照片的右边放着她的牌位，漆黑的底色上，刻着一行金光闪闪的字：慈芳妙温大姐 位。

慈芳妙温大姐是美代子的新名字。具体说的话，柳泽美代子是俗名，而慈芳妙温大姐则是她的死后戒名。

戒名其实起源于中国，后随佛教传入日本，但中国从来没有在亡者中出现戒名，所以死后戒名是日本独特的文化现象，跟日本的本土思想有关。因为我不明白美代子为什么要带着新名字前往那个世界，特地去网上查了一下。

戒名本来是为僧侣授予的佛教徒的一个证明，到了江户时代开始出现了死后戒名。死后戒名背后的精神支撑是“对先祖的崇拜和祭祀”，因为家族的延续是家族成员最大的愿望。死后戒名所体现的，正是家族成员希望家族繁荣永存的美好心愿。家族成员去世后,其戒名被刻在家族墓地中的墓碑上，由子孙代代供养下去。成了家族先祖的死者,守护着家族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昌盛。戒名原本只由两个汉字构成，但随着死后戒名的逐渐增多，室町时代出现了现在意义上的戒名形式，就是院号加上道号加上戒名加上位号。戒名因此具有了一种更广义的形式。

我以为牌位上“慈芳妙温大姐”这六个字，应该刻在中间的位置上，却是刻在了左边。问方丈缘由，他说我购买的牌位是夫妻交差型。看我不明白，他解释说，按规矩戒名是女左男右，所以那右边的位置是特地给我留着的。我不记得购买牌位时做过什么挑选，一定是卖方的推荐。还有我觉得不习惯，按照中国的习俗，戒名应该是男左女右。想象自己也会被孩子们起一个戒名刻在牌位上，忽然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几十个人乘着一辆很大的汽车到了墓地。雨依然下个不停，方丈依然烧了香并开始诵经。我很难为情，因为方丈被雨水淋湿了身体。本来，我是用两只手捧着骨灰盒的，这时候就腾出右手，在方丈的头顶上撑了一把雨伞。方丈让我不要费心，我请他不要在意。忽然奇怪自己并没有被雨水淋湿，抬头看见头上有一把伞，是儿子为我撑的。儿子被雨水淋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美代子的骨灰，是我跟孩子们一起慢慢放进墓穴里的。先是从我开始，然后是孩子们，然后是亲朋好友们，轮流着上香祈祷。结束的时候，我看见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小女儿一直在哭，我真想告诉她不要哭了，但又怕她误会了我的意思，没敢说出口。

晚上，回到家后我很想一个人喝酒，因为我真的精疲力竭。但是我不能喝酒，因为明天早上要早起，六点钟就得开车送儿子去火车站。他要赶去一家公司应聘。

早上我是靠着闹钟才爬起床的。到了车站，我盯着正准备下车的儿子，告诉他要保持沉静。他点头，我就祝他好运。他冲着我翘了一下大拇指。目送着儿子渐渐地远去并消失，我在心中暗暗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如愿以偿。两个星期后，儿子收到了“内定书”，我决定好好地庆贺一下，想搞一个二次宴，因为我想到了美代子的日记，如果她看到儿子不仅成人而且成了社会人的话，一定会兴高采烈。一次宴我打算去儿子喜欢的海鲜店，二次宴打算去日式酒吧，让他体验一下未曾体验过的新的事物。

我去过几次拉面店旁边那家叫“直”的酒吧，老板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丰润女人。我每次去那里，都看见她穿着和服，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儿子运气好，也许是老板娘高兴，竟然安排了女孩来陪酒。刚开始，儿子稍微有点儿紧张，喘气粗了很多，但很快就适应了。女孩一杯接一杯地喝，儿子受她的影响，也喝得很快。怕他喝醉了，我故意找话题跟他聊天，问他一些跟就职的公司有关的情况。他就职的公司是有名的大企业，名字叫住友精工，是住友集团旗下的成员之一。主要的业务是生产塑胶产品，而产品被广泛地应用在汽车和高铁的减震功能上。最令我兴奋的是，这家公司在中国有二十多家合资企业，其中有三家是在北京。他向我表示，他会很努力地工作，会好好学习英语和中国语，争取早日被派往北京的合资企业。他说如果去北京的话，就可以经常去看望爷爷和奶奶了。我一直听儿子说话。本来，我只是打算带他来见见世面的，但现在我浑身发热，心想随便他喝多少酒吧，只要他能够尽兴。

我还是第一次感到，嫉妒一个人，有时候是缘于内心感到的幸福。这时候，我觉得有点儿嫉妒儿子。他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没有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所感受到的某些不足和局限。他没有乡土观念，没有不安全感，心地坦然地享受着平等的公民生活。同样是国立新洲大学的毕业生，同样拿的是硕士学位，可是，在职场的选择上，他比我幸运多了。换句话说，我在选择职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觉得不尽人意。

我对摄影情有独钟，连上大学的时候都选择了光学专业。留学日本后，没多久我就拿出了全部的积蓄，花了整整十三万日元，买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相机，也就是美能达的X-7000。这款相机可以说是全自动对焦技术的鼻祖，由于它的诞生，后续的美能达才有了辉煌的人气。我一直想去跟相机有关联的公司工作。可能的话，最好是去美能达公司工作。可以这么说吧，毕业后去美能达公司工作，是我的一个美丽梦想。

可惜的是，还没等我的美梦做完，美能达就一蹶不振了。美能达的失脚恰恰在于它的过于火爆。正应了物极必反和乐极生悲这两个成语。

X-7000上市后，以崭新的自动对焦技术风靡了日本市场。很多日本人都记得当时的广告语，就是“比人快捷比人精准”。这八个字将X-7000的性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出尽了风头的美能达野心膨胀，开始打美国市场的主意。说意外也不意外，美能达在美国市场上所向披靡，说话的工夫就取代了本土的产品。不幸的是，美能达疏忽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专利权。就产品开发来说，虽然美国在技术上不如日本，但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还是高于日本并领先于世界的。美国早在所有的领域申请了各种各样的基本专利，专利权网罗了科技界。不仅如此，美国还制定了美国本位的专利制度。想在美国销售新产品并不容易，最大的难关就是要给美国缴纳所谓的专利费。听说美能达公司做足了市场调查，也千方百计想绕开美国的专利限制，但最终还是落网了。美国法院以侵犯专利的罪名，给美能达公司开了三千亿日元的罚单。在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很生气，感觉美国是把美能达当成一个可以占便宜的女人，她来了，先跟她睡觉，给点儿甜头让她尝尝，然后再狠狠地收拾她一番，让她滚蛋。

因为这件事，我到现在还特别痛恨美国。因为美国摧毁了我的目标和梦想。我当时的感觉是，一下子被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职业。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是不得已才选择了跟计算机有关的公司就职的。好在我毕业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满大街都是工作。我就职的技研株式会社，一共有八千多名员工，可以说是很大的公司。公司的总部设在名古屋，分社星罗棋布在很多其他的城市。我跟美代子结婚后住在长野，所以公司将我安排在离长野市最近的松本分公司。

公司老板的名字叫关口三郎。第一次见他是在新员工的入社典礼上。那天，站在讲台上的他，穿一身白色的西装，系一条鲜红色的领带。他的胡子很有特点，嘴角的两边各留一小撮。他的发型是大背头，后边扎着一条小辫子。关于他，虽然形象上显得有点儿滑稽，却有很多迷人的传说。一九八九年，日本经济新闻评选出两位最活跃的企业家，一个是家喻户晓的孙正义，另一个就是他了。如果说失意中的我有什么安慰的话，就是有机会在他这样的人身边学习和工作。坐在会场里听他讲话，年轻的我，会感到无比的兴奋。他做事也令我觉得独出心裁。就说新社员的入社典礼吧，场地竟然选择了东京闹市里的一家迪斯科舞厅。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家迪斯科舞厅的名字，叫JULIANA'S TOKYO。全名应该是：JULIANA'S TOKYO British discotheque in 芝浦。后来听说这里是当年全日本最火爆的迪斯科舞厅。舞厅最大的卖点是扇子舞。舞台上，女孩子们穿着紧身衣和超短裙翩翩起舞，手里的扇子像美丽的飞蝶。还有，女孩子们随舞姿时隐时现的肢体，白得艳丽。一滴酒都没喝，我却觉得有点儿醉了。我发现我喜欢这种并非来自于酒精的“醉”感。也许是第一次，我想赚大钱，想出人头地，想拥有可以随时来这个舞厅的经济能力。后来我一直迷恋热闹的夜生活，不知道是否跟这一次体验给我的冲击有关。归根结底，这一次体验，使我的人生中未被触碰过的某一部分，突然发生了过敏反应。

当我在位于名古屋本社看到一楼大厅里那架美式战斗机和停车场里的十辆跑车时，才真正感到老板的财力有多大。听身边的老员工说，飞机是美式F104喷气式超音速战斗机，非常有名，不仅首次飞出了马赫2的速度，而且在越南战场上也曾大显身手。我忍不住围着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后来趁别人不注意，干脆偷偷地用手直接触摸了。十辆跑车是红一色的法拉利，我忍不住惊讶地对身边的老员工说：“简直不敢相信，全部是高级跑车啊。”他说这些跑车是公司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可以免费租用。我没敢吱声，心想我是个新人，一定轮不到我租的份。再说我在松本市工作，也不可能特地到名古屋租车。

到松本市分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支社长把我单独叫到了会议室。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公司已经了解了我在大学里的研究项目，希望我能够继续研究。原来公司聘用我后，对我的情况做了相应的调查。公司认为，我研究的计算机合成全息摄影技术，有可能增进激光打印机的技术，搞不好还会有所建树。支社长这样对我说，你潜心研究，至于必要的设备和资金，公司会全部提供。看到我的热情不高，他好奇地盯着我看。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很想给公司创造价值，具体说就是我想给公司挣钱，所以希望公司能够给我安排那种能够马上可以赚钱的工作。我停顿了一下，自我建议说，公司可以让我做计算机的软件开发。他微笑着说他理解我的心情，但对于公司来说，研究比赚钱更加重要。他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整个松本支社的员工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人被派遣在客户的公司。这些人天天都在为公司赚钱。最后，他强调说公司一点儿也不缺钱，缺的是形象，希望我能做一些其他员工做不了的事，比如通过研究来提高公司的形象等。我觉得他很抬举我这个新人，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出乎意料，公司给我安排了相当好的工作环境。首先，公司给我买了一台最新的激光打印机，主要是供我拆解和改造用的。此外，公司还专门给我配备了一个搭档，名字叫吉村，比我大三岁，已经在公司工作了五年，有着丰富的经验。因为他擅长数字电路，所以他的工作是激光打印机的电路改造。跟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还有一个设计小组。小组里有机械设计员和电路板设计员，还有我最羡慕的软件开发员。如果我跟吉村有需要的话，这些人员随时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协助。说出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因为员工中就我一个中国人，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我暗自发誓要干出点像样的事儿来。

我做的第一步是拆解激光打印机。机壳里有一个六棱角的反射镜，镜子后面有一个长条形的镜头。激光打印机物理部分的基本原理是，六棱角的反射镜高速旋转，把激光光束反射到镜头上，再通过镜头的聚焦，在打印纸上精确地扫描出一条条的直线。激光打印机之所以价格昂贵，主要原因在于对六棱形反射镜和长条镜头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加工费用非常昂贵。公司要我们研究的，是利用计算机合成全息摄影技术，计算出干涉条纹的形状，把它做成光栅零件。从原理上讲，这个光栅零件，因为可以取代六棱反光镜和长条形镜头，会很大地降低激光打印机的成本。

前途是美好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工作起来也是很枯燥的。要精确地测量打印机内部空间的尺寸，要仔细地分析打印机的电路图，要查阅各种各样的文献，要进行极其繁琐的计算。我很努力，每天在办公室里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同事们中有人说我是一个“工作狂”。翻来覆去做同样的事，美代子经常问我会不会感到厌烦。我说烦，又说烦也得做，因为工作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啊。几个月后，上司和同事们在下班后会招呼我去居酒屋坐坐，从某个意义上说，我想是他们认可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其实，之所以我能如此努力并在短时间内跟其他的员工打成一片，应该要感谢三个人。

首先是美代子。每天早上她跟我同时起床，我出去跑步锻炼，她一边做早饭，一边就把孩子们和我的午饭便当做好了。她做的便当既好吃又好看。虽然我不是小孩子，但沾孩子们的光，也是那种卡通式的便当。在日本，卡通式便当还有一个名字，叫“爱妻便当”，是妻子爱丈夫的象征。到了午饭时间，只要我打开便当，同事们都会凑上来看。人人都赞颂美代子，以至于我真的有了一种“被妻子深深地爱着”的得意之感。卡通便当持续了很久，直到孩子们觉得丢人，让美代子做普通的便当为止。

其次是搭档吉村。日本是纵向社会，前辈通常都比较严厉，发号施令的人也多。但是，他对我总是循序渐进地给予指导。他的脸天生很黑，说话的声音也很低，给人温和亲切的感觉。他教了我很多有关电路和机械的知识，后来我用来挣钱吃饭的那些实用的本领，都是从他那里学到手的。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生存的恩人。

最后是几个可爱的女孩子。办公室的隔壁是附属公司的工作室，里面有十几个员工，都是女姓，都二十岁左右。她们的工作是数据入力，动手不动脑，非常简单。或许跟她们的工作性质有关，她们看起来很单纯，爱说爱笑爱打闹。当时的我是二十五岁，跟她们是同代人，所以见了没几次面就打得一片火热。休息的时候，我会跑到她们的工作间蹭咖啡喝。下班后想娱乐的时候，我会约她们去居酒屋。节假日的时候，偶尔会跟她们一起去爬山或者滑雪。为了取得她们的好感，我会故意将一些简单的制图拜托她们去做，让她们觉得我非常重视并信任她们。她们令枯燥单调的工作变得快乐，但这是我心中的秘密，从来没有对她们说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跟吉村开发的新产品到了试做阶段。结果是，利用纳米加工技术，轻而易举地在透明的玻璃上刻出了干涉条纹的形状，而这就是所谓的光栅。说真的，这个项目搞了将近一年，凝聚了我跟吉村，以及所有给予过支持和协助的同事们的心血。我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众目关注下，我跟吉村小心翼翼地把光栅安装在打印机上。跟原来的打字机相比，现在的构造明显简单了很多。没有了反光镜，没有了长条镜头，只有一个圆圆的看上去五颜六色的小光盘。我合上打印机盖，插上电源，然后在计算机上发出了打印指令。一阵轻微的机器的转动声后，一张纸被传送出来。我看见纸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一行行工整的文字。眼前的事实告诉我新产品成功了。所有的同事都为我和吉村鼓掌。

一个月以后，我跟吉村去总公司做现场演示和技术发表，我负责讲解理论，他负责述说打印机的改造方法。也许是成功给了我们自信，两个人讲得都非常自如。看到台下听讲的人睁大着眼睛，我有了一种新鲜的感觉，好像我跟吉村是两个发明家。会场上还来了几个记者，拿着照相机拍照。技术研发部的部长做了总结发言，并用坚定的神气宣称要申请专门的预算，将产品市场化。最后，他当场向我跟吉村提问：“你们有信心吗？”我跟吉村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

新发明的打印机，运行了不到两个月，就出现了字体模糊的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我跟吉村拆解了打印机，拿出圆盘光栅后，发现上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黑色粉末。因为粉墨附着在光栅细微的沟堑中，严重影响了激光的折射效应。就因为光栅的表面有着凸起的沟堑，粉墨一旦附着上去，连清洗的办法都没有。可以说，这个缺陷是非常致命的。我跟吉村都傻了眼。我觉得很内疚。这个项目花了公司的大量资金，轰轰烈烈地折腾了将近一年，鼓捣出来的，竟然是一个毫无实用价值的破烂货。自尊心想让我将研究继续下去，但责任心告诉我，即使研究下去也未见得会成功，最主要是投资，难免又要花一大笔钱。我跟吉村眼对眼，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让支社长做决定。

听了我跟吉村的汇报后，支社长抓了一会儿头发，说决定停止这个项目的研究。没想到他竟然嘱咐我们，千万不能把失败的事情上报到总公司。为了弥补一定程度上的损失，他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办法，将圆盘光栅申请专利。按照他的话来说，虽然没有实现产品化和产品的市场化，但圆盘光栅对激光有着扫描和聚焦作用的理论，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被分配到设计开发室，从事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这正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打印机的失败，使我在良心上和面子上都深受伤害，开头的几个星期既痛苦又沮丧。好像是为了安慰我，公司不断地给我安排工作。工作量越来越大，工作的性质越来越困难，我已经忘记了痛苦和沮丧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公司这么做也激发了我的积极性，我有机会学习更多最新的知识。

新的环境中，我工作得很好很顺利。有几个成功的项目美代子不是很懂，我得向她解释。

在东名高速公路上开过车的人，都知道中途有段扇形的道路容易堵车，所以提前要给开车的司机显示这部分的交通状况。这个显示系统是我们公司承包的，其中的软件部分则是由我编制的。这个项目的技术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令我激动的是屏幕的位置。东名高速是连接东京和名古屋的一条大动脉，每天的车流很大，而屏幕就安置在高速公路的正上方，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司机在看它，并凭借它的显示选择路段。除了对美代子，我甚至想对全中国的人宣布：东名高速公路上那个必不可少的地标性显示屏，它所显示的每一个信息，都是由一个叫王建军的中国人设计的。

接着是一家火力发电厂的控制项目。工作的内容并不难，作为客户的东芝公司，项目的负责人已经把控制逻辑图画得清清楚楚的了，我们只要把逻辑编写成计算机代码就可以了。但我在大学学过自动控制理论，看完客户提供的逻辑图后，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欠点，就是很多地方其实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对我直言不讳提出的改善建议，东芝公司欣然地接受了。项目结束后，东芝方面的负责人，一个叫小野的课长，专门来我们的公司答谢。上司叫我到会议室，将我介绍给他。他说他来就是想来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提供了高效率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想看我长什么样子，觉得一些日本人的想法很滑稽。

再接着是一个电视台的图像处理项目。不是我夸张，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超时代的高科技项目。具体到工作内容，电视台要求能同时控制八台录像机，还要对录像机输出的信号做各种各样的即时处理，人为地制造一些五花八门的影像效果。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公司特地购买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UNIX计算机，还从位于名古屋的本社调来了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员工。这两位老员工，加上我，组成了一个开发团队。说真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感到很兴奋了。进入公司后，我还是第一次有了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念头。我发誓要把自己所学到的几何知识、数学功底以及计算机编程技术，都发挥个淋漓尽致。

但是，全部的问题，我再说一遍好了，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我觉得步上了真正的轨道，人生却发生了想不到的变化。这一次变化，或者可以说是遭遇，直到今天都令我不堪回首。

也许是儿子觉得我喝醉了，催促我结账回家，不等我回话，他已经站了起来，先是跟陪酒的女孩道谢，然后跟老板娘道谢，连着鞠了几次躬，看起来从容自如。老板娘朝我走来，我递上信用卡让她刷。走到大街上，我的步伐踉踉跄跄的，正巧有一辆出租车朝这边开过来，我赶紧伸手拦住了。回到家，我抽了一根香烟，喝了一杯牛奶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手机里有一封大女儿的来信。信的内容是她一直考虑的换工作的事。她告诉我，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决定辞去现在的工作。我觉得很可惜。前面也说过，大女儿就职的公司附属于日立集团，是一家有三千多员工的上市公司。员工们每年有二十天的带薪假日和两次奖金。她入社的第三个月，刚刚结束了研修阶段，因赶上发奖金，竟然拿到了四十万日元。这时候的她，根本没有为公司做出过一丝一毫的贡献呢。入社第一年，她的收入竟然达到了四百多万日元，相当于日本工薪层的平均收入。最主要的是，公司规定员工不允许加班，这在日本几乎就是罕见的。其实，好几次我都想劝她打消辞职的念头，但想说的话，每次都像滚烫的小笼包似的，在舌尖上转几个圈，就被我咽下去了。我是觉得她的分析也有道理。虽然公司现在的状况看起来不错，但一直看不到实在的业绩。营业额年年下滑，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少，很多员工都感到公司的前途非常渺茫。

大女儿就职的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车载音响和导航系统。一段时间里，这些产品曾经非常畅销，举例来说的话，比如音响设备，曾经是日本汽车的首选，而电子通讯系统曾经被安装在美国的卫星上呢。但是，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物美价廉的中国制产品越来越多。到日本的电器商店里转一圈，几乎所有的电器产品都标注着“Made in China”。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所带来的冲击势不可挡。很多来日本旅游的中国客人，回国后大失所望，因为特地去日本买的电器，到家后却发现是“Made in China”。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解释一下，并非日本电器比不上中国电器的质量，是日本电器的价格太贵，大多数消费者都跑去买便宜的中国电器了。质量再好，产品卖不出去的话，也免不了被放弃的命运。有前车之鉴，比如三洋，比如卡西欧，比如夏普，都放弃了音响等一部分产品的生产。

大女儿在信里说，由于业绩下滑，为了消减人员成本，公司已经辞退了外协公司的所有员工，现在正在内部招募提前退休的员工，待遇是退休金加倍。除了这个原因，也因为她大学的专业是化学，进电器公司本来就有些专业不对口。她说要趁着这次机会，给自己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给她回了一封信，说我虽然有点儿担心，但如果是她的选择，我愿意支持她。我还说看好她，因为她风华正茂，有的是机会和余地。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其实挺佩服她的。她有勇气面对现实做积极主动的选择。

同样是离开公司，我的情形却可以说是非常糟糕。不是我主动辞职，是公司辞掉了我。自觉干得风生水起的我，到了第四个年头，突然遇到了难以预料的灾难。这个灾难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遭遇。一九九一年的日本经济，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房地产泡沫般破裂，房价暴跌，银行倒闭，股市的日经指数从顶点的四万点一落千丈。那个电视台的项目，突然被告知终止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平时空空荡荡的公司，一下子被几百人挤满了，大批被派遣的员工，都被客户的公司退了回来，而公司根本找不到新的客户和项目。员工们没事可做，每天都静悄悄地待在公司里，从早到晚感受着内心的动荡和不安。

老板决定裁员，为了公平，采取了所谓一刀切的方法。凡是三个月没有重新上岗的员工，一律被辞退。

日本社会是一个缺少个性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公司辞退一个员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提前一个月告知本人，就可以无条件地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任何N+1之类的赔偿制度。我不是派遣员工，以为不可能轮到我，但十月的一天，支社长找我谈话，委婉地通知我，公司跟我的合同到十一月底结束。不再续签合同就是不再聘用我了，我被公司炒了鱿鱼。这个通知宛如晴天霹雳，我惊讶得半天喘不上气，跟着全身发软，似乎随时都可能晕倒。就在这时候，支社长以淡淡的口气对我说，之所以在十一月解除劳动合同，目的是想省下钱来发年终奖金。他劝我看在公司多年培养我的份上，能够主动地提出辞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是一大块无法形容的空虚。沉默了很久，我用手背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说我需要时间想一想，需要回家跟妻子商量一下。他说“好”。我默默地走出会议室。

我很痛苦，但我意识到这痛苦并非来自于公司解雇我的决定，而是来自于我内心的某一种认知。一想到至今为止我竭心尽力地为公司所做的一切，心就会痛起来。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一种绝对的权力存在，而个人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它或者控制它。一瞬间就跌到深谷的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生平第一次，我领略到无条件地被人家独断处理掉的滋味，好像脸上突然挨了重重的一拳，瞬间变得晕头转向。生平第一次，我哭到酣畅淋漓。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推开大门，美代子抱着儿子迎上来，笑微微地说了一句：“你回来了，辛苦了。”我很惊讶，没想到看到儿子后，内心的慌乱不安一下子就逝去了，忽然变得理性。儿子是九月二日出生的，刚刚才满一个月。是的，我的心里只剩下一个想法，就是要面对现实，尽快地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从美代子的手里接过儿子，我让她坐到饭桌那里，然后我抱着儿子坐在她的对面。她紧张地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是，然后把支社长跟我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跟她重复了一遍。听完我的话，以为她会哭，她却默默地去了厨房。半个小时后，她在饭桌上放了两盘刚刚炒好的热乎乎的菜。接着，她从冰箱里拿来了一瓶冰啤酒。她为我斟上酒，静静地说：“这几年，真的是辛苦你了，先借机好好地休息一下吧，至于工作，总会找得到的，用不着过于担心。”她还想继续安慰我，但是我谢了她，不让她说下去。她已经尽可能地表示了作为一个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她不可能不知道我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除了儿子刚刚才满月，另外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她自己正在休产假，一家四口的吃喝怎么办呢？她只是不愿意增加我的负担罢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她安慰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安慰她自己。我就坐在她的对面，可以感觉到她喘气比平时急了很多。她是紧张的。

结婚以来，我第一次觉得美代子是一个很完美的妻子。她没有哭，没有闹，也没有责备我。回家之前，我觉得自己孑然一身，很孤单，但现在她像一股力量支撑了我。

度过了漫漫长夜，痛苦和失望变得比昨日轻微，但我的身体却觉得非常非常累。拖着沉重的腿走进公司，我去支社长的座位找他。他把手放在写字台上，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答复，他都已经有所准备了。我说了我的决定，就是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在十一月底主动辞职。他先是愣了一下，不久用过意不去的神情谢了我。

我被解雇之后，反反复复地想了很多问题，慢慢地觉得不再怨恨公司。大学毕业后，是公司将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青年，培养成一个业务熟练的社会人，还给我提供了各种成长的机会和空间。话说整个日本都陷入了经济危机，我不过是大环节中的一个不幸的极小的死点。这一次遭遇是时代赋予我的，我只能默默地承受下来。公司跟我一样，也是时代的受害者。

我开始为找新的工作做准备。中国有句俗话，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给应聘的公司投简历之前，我把自身比较有利的地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一直学习和工作在日本人的世界里，连妻子也是日本人，日语水平相当不错。我是个中国人，日本语加上中国语，使我不仅能做日本人做的事，还能做日本人做不到的事。日本公司招人，基本年龄限制在三十五岁以下，以三十五岁为标准的话，我还算是年轻的。我给在东京的几个做计算机关联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拜托他们帮我留心哪里招募类似于有我这样条件的人。然后，未经跟美代子商量，我擅自去银行取了五十万日元，买了一台笔记本式的电脑。我买的是最新式的NEC。我还用剩下的七万日元买了一套C++的编译器。当时，虽然Windows的操作系统已经开始流行，而大多数公司的工作环境还是主流的UNIX系统。我有一个直觉，就是Windows系统一定会席卷世界，至少会席卷日本。我想尽早地掌握Windows的原理以及开发技能。

十一月三十日，是我在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下班后，公司给我举办了欢送会。公司原本有一百五十名员工，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人了。引起我兴趣的是所有的员工都参加了欢送会。宴会期间，有人说我的欢送会是公司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欢送会。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么隆重地欢送我，并不是我人缘好，而是员工们的心理危机所致。或许员工们把我看成他们跟公司约定的某个地点，先过来观察一下。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根本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样的话。以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似乎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一个人对他人所拜托的事情，能牵系在心里的时间并不长，这话是真的。结果是拜托帮我找工作的几个朋友都没有给我回话，我想他们是忘记有这么一回事了。我在网上搜索到一家位于东京的公司，名字叫讯腾计算机会社，虽然东京对长野来说过于远了一点儿，但我还是决定碰运气。老板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看了我的简历后，让我去公司面谈，之后就聘用了我，还给我安排了员工宿舍。

令人震惊的是，进了这家公司，跟里面的员工一起工作后，我发现当时跟计算机有关的中国精英，差不多都聚在这里了。跟他们熟了以后我才感知到，其实是梦想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他们给我的最大慰藉，是令我觉得自己的这一次选择是多么幸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甚至感谢技研株式会社解雇了我，觉得那一次遭遇正是所谓的塞翁失马。我这个人，以前是只重视未来的，但现在开始重视起过去了。有谁想到，过去会将我引到这样的未来呢？一个人的经历真的都有它的意义。

公司的总裁姓李，大我两岁，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专攻的是外语，并不懂计算机技术，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他打交道的人都喜欢他，我也喜欢听他说话，因为他的语言幽默而且睿智。公司的很多客户都是凭他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他非常适合做公关。都说同类为了竞争会互相踩压或者憎恨，但是他不一样，没有人会想着要踩压他，因为他把公司做到上了市，而他本人也成了大富豪，甚至进过日本的富豪榜。他是留学生们的榜样和目标。我很崇拜他，觉得他属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公司的常务姓谢，福建人，虽然年龄比我小，但是比我早两年到日本。高考的那一年，就是福建省的理科状元。我进公司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跟他一起做的。他的头脑对事物的反应极快。用电脑时，他不看键盘快速点击的速度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在他牵头的一个项目中，因为他的提示，我第一次应用了递归的编程技巧，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结果。他不仅才华横溢，相貌也出众，被认为是公司里的第一美男子。

公司的另一位常务姓周，大我九岁，所以我把他当大哥。他当过海军通讯兵，高考恢复后考上了中国科研大学，毕业后又到了日本。技术上的事不说了，最主要的是，他这个人非常平易近人。公司里什么人有烦恼或者困难了，第一时间肯定找他商量求助。他说自己是泥巴，哪里有缝隙就会糊在哪里。我最喜欢他的歌声。或许因为唱一嗓子好歌，他特别喜欢去歌厅。除了技研株式会社的入社典礼，我第一次去歌厅就是他带我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会工作，会享受，拿得起也放得下，是一个很幸福洒脱的人。

那个姓刘的是我的小兄弟，入社后一直跟着我做项目。表面上我是他的领导，但他可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首席毕业生。他是满族人，而且是正黄旗的，所以长得白胖白胖的。平时，我跟他说话最多，因为志趣相投。比如都喜欢粉红色的衣服，都喜欢讨女孩的欢心，都认真工作。可惜他后来跟我一样，也离开公司了。他成了一家保险公司的CIO，负责全公司的计算机业务。

子公司的名字是科技之星。里面的技术负责人跟我同一个姓，出国前是中国科研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子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是我牵的线，他负责开发，之后我们合作了很多项目。如果要问我跟他的关系，可以用“挚友”来形容。他是我一辈子都能用一个鼻孔出气的朋友。后来，他也离开子公司去深圳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他做的平安保险业务系统在国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成功之母，正是我们一起做的日本KDDI通信系统的一个项目。他在中国保险业名声大振，已经无人不晓他的大名。对了，他是湖北人。湖北人很聪明，也很努力。有句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真的领教过了。

同样是项目组员之一的小李，也是子公司科技之星的员工。他上中国科研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时，还不满二十岁。他就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少年班大学生之一。项目启动后，我刚对大家讲授了C++的编程要点，他就用一个星期编出了七千多条C++的程序，而且全都准确无误。干我们这个行业的都知道，一个合格的软件工程师的月产程序量是三千条，而他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两个月的工作量。我在上一家公司工作时，一直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很高，一个人顶三个人，但跟他比，我觉得那时不过是卖弄了一些小聪明而已。我想我第一次见识了所谓真正的天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的原因，我放弃了对技术的追求，把自己定位到市场开拓上。虽然我不是他那种天生的技术型天才，但是会唱歌，会打球，会察言观色，还能说会道，在人与人的交流上，也算是一技之长吧。

一天，公司来了一桩大生意。客户也很大，是大手企业的NTT。NTT希望我们公司做一个全国各个营业支店的资产移行管理系统，简称“CUSTOM移行系统”，时间上的要求是半年内完成。从基本设计开始到系统上线，只有半年的期限，太紧迫了，连NTT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都摇头说不可能。公司之所以接下这个项目，是因为NTT将会提供一亿日元的开发资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NTT指定系统必须要在Windows的平台上开发，这就使老板很苦恼了，因为公司的技术大腕都是干UNIX出身的，有劲使不上。趁这个机会，我向老板提出了想干这个项目的愿望。为了让他相信我，我把之前买Windows笔记本电脑和软件开发工具的事跟他说了，把我如何潜心钻研的事也跟他说了。他问我真的没有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我的自信令他满意，立刻同意了由我负责这个项目。他答应给我七个人，让我组建一个开发小组。他肯定地说这七个人各有擅长，都有开发经验，肯定能够帮助我。前面我介绍的几个人就包括在七个人中，明显的是，跟他们一起工作，他们的才能使我“非常震惊”。

本来以为开发这个系统，免不了会少吃、少喝、少睡地拼一场，没想到我只是动了动嘴皮子，将Windows平台开发的基本要点讲解了一遍，成员们就用他们的智慧和技能把系统搞定了。可以这么说，这个项目是唯一我一条程序都没写就完成了的项目。具体的情形是，队友有问题的时候我给予解答，客户有疑惑的时候我给予解释。从头到尾，我只动口说话而已。

NTT如愿以偿，因为我们公司按契约规定，半年内准时完成了系统的开发。系统上线后的测试也证明了我们的开发是成功的。

NTT举行了庆功会，副社长亲自致的贺辞。我跟开发小组的成员参加了庆功会，并作为代表发了言。我的发言主要是一连串的感谢。感谢客户的信任，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我们公司。感谢开发小组所有成员的默契配合与努力。感谢我们自己的公司赋予我们个人的成长空间，让我们有机会进步等等。说真的，发言结束后的掌声让我在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的预测和努力都得到了回报。

在晚间的宴会上，我吃了很多生鱼片，因为太新鲜了。我还喝了好多酒，这种时候喝酒的感觉真是很舒服。但回家的路上，我觉得头重脚轻，还想吐，不得不中途下车，临时在上野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一个晚上。

年底，老板给了我一百五十万日元的年终奖，我拿出几万给美代子买了一件礼物。她把项链戴在脖子上，问我是不是很贵。我说不懂多少钱才可以说贵。于是她埋怨我，要我不要把钱花在她身上，最好是花在孩子们的身上。埋怨后她又笑起来，说她还是很感谢我。晚上，她做了好几个菜，饭桌都有点儿放不下了。我还是很兴奋，又喝了很多酒，连站都站不稳了。

我每天都要在相同的时间乘电车去公司上班，基本的顺序是，早上七点半从公司的宿舍出门，八点到上野站换日比谷线，经仲御徒町、秋叶原、小传马町，到人形町时是八点二十分。然后走十分钟路，八点三十分到公司。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肯定要提前半个小时到公司。上下班的高峰期，所有的电车都十分拥挤，车里的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连喘气都会觉得费劲。因为是这样的情形，上班族的“通勤”也被称为“痛勤”。不仅如此，不知道是男权自由的原因，还是日本色情文化的自食恶果，电车里的痴汉特别多。根据日本警视厅在二○○○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十三点七的女性在电车里遭遇过痴汉行为。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大阪发生了一起由于电车痴汉事件引发的强奸事件，就是“地下铁御堂筋事件”。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民间成立了“不允许性暴力的女性会”。在这个会的推动下，一九九四年开始，大阪的车站里贴出了“痴汉就是犯罪”的广告传单。一九九二年，全国的铁路警察成立了“痴汉被害相谈所”。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出现了一股捉拿电车痴汉的大风潮。到了二○○○年，日本已经有了女性专用的电车车厢。由于捉拿痴汉的风潮过热，而一部分人对“犯罪”的认识比较混乱，所以出现了一些“被怀疑有痴汉行为”的人。等待这些人的结果很糟糕，基本上百分之百地被逮捕、被判刑。所以呢，一旦被怀疑做了痴汉，一些男人的选择就是立即逃跑。我可不想惹这种无聊的麻烦，所以在电车里，如果身边有女性，干脆用两只手抓头上的那个吊环。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大多数日本人也不会忘记这一天。这是很多人遭难的日子，也是我死里逃生的日子。

虽然我单身赴任在东京，但每个周末都要回长野见美代子和孩子们。到了星期一，我必须乘从长野站始发的特急电车，赶在八点到上野站。明明是三月，夜里却无端地下起了大雪。早上推开家门，发现雪地像一面大镜子将天空衬得蔚蓝。俗话说的倒春寒，我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电车路过轻井泽时，雪越发大了，车里的广播通知乘客，说电车晚点了三十分钟。自到新公司工作，我一次都没有迟到过，所以觉得这场大雪太不凑巧。心急火燎地赶到上野站时，已经是八点半了，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平时的话，这个时间我已经在公司里了。我想我得抓紧时间换车，如果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在九点之前赶到公司。我早早移到了电车门前，几乎在门打开的同时就冲了出去，拼着全力向地下铁的方向狂奔。

地下铁站的入口处挤满了穿西装拿公文包的上班族，每个人的神情都充满着焦虑和不安。我的身高有一米八三，越过茫茫的人群，看见车站内站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和一些忙忙碌碌的消防队员以及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身边的人都说车站被封锁了。我使劲儿挤到了人群的最前边，气喘吁吁地问警察发生了什么事。警察犹豫了一下，说好像发生了瓦斯爆炸事件。这时候，我注意到身边的人都在议论瓦斯爆炸的事。有人说气味呛人，当场晕倒了很多人。有人说听见很多人喊嗓子痛。有人说看见很多人眼睛看不见了等等。相隔几米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排排的担架，担架上躺着的人多半是不省人事，有的人甚至还戴着氧气罩。

等着乘电车的人越来越多，空气中开始涌动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让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致可能发车的时间，回答是不知道。我想我肯定要迟到了，必须打电话通知公司并解释一下原因。我又重新挤回人群的外边。给公司打的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好像就在等我的电话。听到是我，接电话的人兴奋地说太好了。我问什么太好了，回答说你没出事太好了。我问出了什么事，回答说正好是你平时乘的那班电车有瓦斯爆炸了，死伤很多人，大家都在担心你呢。

我只穿了一套西装，并没有穿大衣，这时候却觉得热。前面有电子屏幕的地方，看起来人比较少，我就走了过去。正巧电子屏幕上有一条消息显示出来：

因为发生了沙林毒气事件，电车暂时不能运行。

后来我从新闻上得知，这天早上，在五次有组织的袭击中，行凶者在上班的高峰时段，向地下铁三条线路的五个车厢内投放了沙林神经毒剂，造成了十三人死亡和五千五百多人受伤。而我乘坐的日比谷线是重灾区，小传马町站和人形町站出现的伤亡人数最大。

这次恐怖事件是由日本奥姆真理教组织策划的。后来村上春树写的长篇纪实《地下：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实录》，令人信服地讲述了正常人遭遇反正常现实的状况，生动地记录了暴力与恐怖。

我无法阻止脑子里涌现出来的万千思绪，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意识到，那天的我，跟死亡擦肩而过，而我没出事，纯粹因为长野突然降临的那场大雪，真可以说是侥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也许我命没让我遭受这样的灾难。

轮到我离开讯腾计算机公司了，但这次并不是老板解雇我，是我主动辞的职。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跟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有关，因为美代子不希望我乘东京的电车了。另一个原因跟她的身体有关，因为她又怀孕了。她这一次的妊娠反应非常强烈，不能吃生东西，连生东西的味道都不能闻，闻了就恶心。她说她每次去超市都像是受煎熬。她每天还去市政府上班，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而肚子已经大了起来。她让我认真地考虑一下，最好能够回长野找一份工作，除了可以帮她照顾孩子，还可以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说她希望一家人可以团圆生活。至于我回长野后的工作，她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她说得很诚恳，而我是她的丈夫，她需要我在身边照顾她和孩子们的时候，我当然要成全她。我什么废话都没说就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信。

回长野的前一天，公司为我举办了欢送会。五十名员工来了四十八名。没来的两个人，一个是张女士，因为刚刚生完孩子，正在坐月子。另一位是廖女士，没来的原因她不说，我也不问。在社会上混，再小心，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廖女士比我大两岁，一直独身。其实她在工作上蛮优秀的，就是脾气大一点儿而已。我对她一直敬而远之，怕的是她冲我发脾气。她发脾气的时候很可怕，跟教训人似的。

回长野找工作，并没有美代子说得那么容易。首先长野很少那种上了规模的大公司，能雇用外国员工的公司就更少了。但日本是一个人情社会，找工作的时候，有人介绍和没有人介绍，成功率完全不同。如果找一个有社会信用的名人做介绍，成功率几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我就工作的事跟佐佐木秋男讨主意，意思就是想拜托他帮我的忙，因为他在长野市的政界和商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其实也算我跟美代子的名誉爸爸。按日本的习惯，男女结婚时将证婚人叫爸妈，而他就是我和美代子的证婚人。他说他跟江户川事务所比较熟，先去那里问一问。江户川事务所的所长是江户川太郎，曾经做过日本的外务大臣，他儿子是日本众议院的议员。有江户川事务所的推荐，一家叫北岛的软件公司答应让我去面试。据佐佐木秋男说，公司有一百六十名员工，所以在长野市也算数一数二的大公司了。

面接的那一天，佐佐木秋男陪我去公司见北岛社长。说是面接，北岛社长不过在做了自我介绍后，问了问我的年龄、学历和愿望，都是一些普通的问题。然后他感谢佐佐木秋男为公司介绍人才，顺便也感谢了江户川事务所的推荐。他突然挺直了身子，说两个月前刚刚在公司的会议上宣布了新的目标，就是将软件的开发国际化。佐佐木秋男说这个目标好，于是他又热情洋溢地说他想跟中国和印度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想跟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还说几年前就想在中国成立一个分公司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佐佐木秋男指着我对他说：“最合适的人选就在眼前。”我没有表态。说真的，我心里有些不安，不知道他对我的印象好不好，会不会聘用我。

准备离开的时候，出乎我的意料，北岛社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公司有王桑的加入，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相信国际化的目标一定会实现。他这样说，我就知道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回家等通知了。

几天后，我成了北岛软件公司的正式员工。我很惊讶，因为上班的第一天，我就被赋予了“课长辅佐”的职位，成了公司最年轻的管理人员。也就是说，我一步就跨进了公司的干部阶层。在日本，很多公司施行干部年俸制，虽然工资比较高，但无论加多长时间的班都拿不到加班费了。我对美代子说我不太想拿年俸，总觉得加班等于白干。她让我千万不要在公司里说这样的话，更不要跟北岛社长提这个问题。她说我这样想的话，一定会“因小失大”。

四月进公司，六月就接到了跟中国有关的一个项目，我的运气真是不错。NEC软件公司在上海有一个生产计算机的海外分社，为了给这个分社的生产管理系统配套做几个统计功能模块，需要找一个看得懂Windows中文平台的技术人员。这个项目并不难，意外的是NEC软件公司竟然答应出五百万日元的资金。后来我只用两个星期就搞定了模块，让北岛赚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新做的功能模块需要在现场安装调试，我理所当然地以出差的名义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的出差期间是六月底到七月初的那个星期。调试工作只用了两天时间，剩下的三天没事干，但被我安排得很好。一九九七年的上海，很像一个庞大的工地，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

第一天去了向往已久的南京路，整条街马达声轰隆隆地响，一圈走下来，我几乎是蓬头垢面地回到了旅馆。

第二天去了城隍庙，人很多，道路被人挤得水泄不通，我觉得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而城隍庙本身给我的感觉则是陈旧和破烂。城隍庙的周围有大片的民宅，民宅的阳台和窗口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内衣内裤。因为不舒服，我早早地离开了。说心里话，虽然喧闹嘈杂令我觉得难受，但我十分明白上海正开始新的建设和发展，下一次再来，肯定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和神情。

这次出差，名义上是日本NEC本社派过来的人，可以说是“钦差大臣”。我到的第一天晚上，分社的中村部长就设局宴请我，地点是和平饭店顶层的老上海菜馆。虽然我还没有去过和平饭店，但早有耳闻，听说是犹太商人修建的，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腥风血雨，至今仍屹立不倒地矗立在黄浦江畔，成为上海外滩有名的地标。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也是在和平饭店举办的。知道晚餐订在和平饭店后，我一直处在兴奋的状态里，真想时间过得快一点。我想早一点儿去。

中村部长订的座位临窗，外滩和浦东尽收眼底。外滩被路灯、车灯、霓虹灯照得发亮，天空泛着金色。浦东的东方明珠，白天看上去觉得是一枝独秀，但在夜里就会跟黄浦江连在一起，银光倒影，不由得使我迷离恍惚。我对中村说：“夜上海真好看。”他同意我的说法，但又笑着说：“夜上海很热闹。”酒足饭饱之后，中村说什么也要带我去夜总会体验一下夜上海的热闹。按日本的习惯说法，这也叫“二次会”或者“梯子酒”。我当然想体验一下魔都上海的热闹，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了夜总会。上海的夜总会好像是消费和享受成为主调，那里有着浑浊的气息，浸透了活色生香。感受到强烈的感官刺激，我觉得眼睛都痛了。

第三天是七月一日。白天我哪里都不去，一直在饭店里睡觉。我这样睡是为了保证夜里不睡觉。要知道，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香港回归祖国。我想上海人可能会在夜里狂欢庆贺，所以打算去街上见证一下。不过，上街之前我通过旅馆里的电视看回归仪式。最先看到的是中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接着是英国的米字蓝旗徐徐地落下，接着是江泽民主席满面春风般的笑容，接着是撒切尔夫人凄然流下的泪水。

然后我走出旅馆来到上海的大街上。

我住的饭店附近有一个卖果丹皮的小摊。果丹皮是我儿时的最爱。我去小摊那里买了几个果丹皮，一边咀嚼一边往街中心走。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令我觉得好笑的是不少人竟然穿着睡衣和拖鞋。不久，在一棵树下，我捧着肚子蹲了下去。我的肚子绞痛，然后开始呕吐。有一个人用上海话跟我说了一句什么，但是我没有听懂。不过，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知道是刚才吃到肚子里的果丹皮让我中枪了。

迷迷糊糊地回到旅馆，我直接去服务台要胃肠药，但那个很漂亮的女孩说医生已经下班了，而她没有药房的钥匙，没办法给我药。我心里想，新锦江酒店真的是五星级酒店吗？连个值班的医生都没有。酒店又不是医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认为酒店里应该有医生。我想去医院看急诊，可又想再看看情况。拖到深夜，上吐下泻的我，连去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了。真倒霉，没有在街上滞留，也不知道上海人在那天晚上有没有狂欢。好在第二天我就起死回生了，年轻就是好。

日子到了十月，日本的一家大商社组织了一次对中国软件行业的考察旅游，参加的二十来家公司中就有我们公司。本来都是老板参加，因为我是中国人，能做向导和翻译，所以北岛社长推荐我做了干事。考察团一共有二十多个人，看起来浩浩荡荡的。

所有的行程都是我安排的。

最早考察的地方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一位我没记住名字的专家介绍了中国软件行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他大力宣扬了中国软件开发人才的实力，强调了外包市场的美好前景和经济潜力。他讲话的目的我听得很明白，就是想把日本的工作拿到中国来，用中国廉价而优秀的劳动力，赚取日本人的外汇。当时，大名鼎鼎的中国电子公司CEC，已经这么干了。CEC跟日本的NEC合作，成立了一个外包开发中心。

其次参观的地方是故宫。在九龙壁，我指着白龙下面一块褪了色的木雕说，这本来应该也是瓷砖制作的，但在完工的前一天，工匠不慎将瓷砖脱手摔碎，为了逃避不能按期完工的杀头厄运，只能用木头雕刻，涂上白漆拼凑上去了。几百年后，瓷砖的部分依然鲜艳如初，但是木头的部分就跟看到的一样，腐朽褪色了。所有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一天晚上，我带大家去了前门的全聚德烤鸭店。事先我预订了其中最大最豪华的包间。选烤鸭店纯粹就是为了我自己，这很自然，在日本想起来就流口水的，一个是爆肚，一个就是北京烤鸭了。同样也是为了我自己，我选择了茅台酒助兴。我觉得心满意足。

有了上海的那一次经验，我猜想这些大老板或许想体验一下夜北京的热闹。果然，刚结完账，马上有人提出要去那种能一边喝酒一边有女孩陪跳舞的店。为了安全起见，我事先对这种店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大致归纳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比较清纯的店，可以选为代表的是位于东三环京信大厦附近的京美丽。去那里消费的日本人形形色色，但以第一次到北京的人居多。因为大多数女孩都会说日语，所以，即使不懂中国语也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心理上有安心感。此外也有一些常年居住北京的老客户，对京美丽有一种“自家人”的感觉，几乎是天天去。店老板姓李，懂得笑会生财的道理，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一律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仅如此，店里的酒水全部都是明码标价，顾客不用担心被宰。可以用信用卡结账。甚至给小费也可以使用信用卡，真的是很方便。

第二类是风俗店，可以选为代表的是位于东三环麦子店附近的れいこ。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的只有这个日语名字。翻译出来的话，可以是玲子、丽子、礼子、玲香、怜子、黎子等女人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竟然是“怜子”这个名字。店铺在某居民小区的地下室，进去的时候要下十几个台阶。本来就是地下，加上店内的光线非常昏暗，整体的感觉就是黑乎乎的一大片。其实，这家店的酒水也都是明码标价的，但最大的卖点，却是那些出台的小姐。

第三类是日式酒吧，日语叫スナック，因为大众化了，鼎盛期甚至超过了上百家。因为这个原因，很难找出哪一家店做代表。不过，跟前两类一样，大多数店都聚集在东三环一带。通常来说的话，这种店都比较小，没有包间，客人也都是常客。即使是新来的客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房间里喝酒聊天，马上也就混熟了。不光是男人去这种店，一些女人也会去。要我说，到这种店的人，大部分都是懂得享受时光的人。这种店最大的特点就是“静”。客人可以坐在吧台上，静静地看调酒师如何调制一杯鸡尾酒，然后跟陪酒女孩一边慢慢地品酒，一边很温馨地聊天。这里的女孩在穿着上是比较知性的，年龄也稍大，多半在三十岁以上。她们的存在是为了舒缓客人昼间留在心底的压力，所以只陪酒不卖身。她们最拿手的也是聊天。跟她们聊天，会觉得她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仅关心自己，还敬重自己。可以这么来形容，这种店是客人情感和心理上的避难所。

我把三种类型的店跟团员们介绍了一遍，让他们自己决定去哪里。不出我的所料，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去“れいこ”。我打了一个电话，立刻来了一辆大巴，二十多个人鱼贯而入。

我们刚刚在位子上坐下来，老板娘就带着一群女孩进来了。她们脸冲着我们站成一排，一边训练有素地鞠九十度的躬，一边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多多关照。接下来，老板娘告诉我们可以挑选自己中意的女孩陪酒。女孩们都挺好看的，所以二十多个人挑花了眼。大家都选定后，只剩下我了，老板娘盯着我，让我也挑一位女孩，还用中国语小声地说我的酒水全部免费，因为我为店里带来了这么多的客人。我谢了她，但让她一定要收我的酒水费，因为不收白不收，是日本人付费。她说那就不客气了。我指着站在最后边的女孩，说请她好了。我们喝到了深夜，一起离开回酒店。

这一次考察旅游引发的一些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北岛社长喜欢上中国，将我从系统开发部调到了业务管理部，专门负责对中国的业务联系和管理工作。而我呢，无疑早就在等这样的机会了，既能跟国内的公司合作，又不花自己的钱，不用承担风险。

我马上跟位于北京的科技先锋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联系。这是一家私人公司，老板姓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软件所的工程师。认识他就是在上一次考察时的宴会上。那天他就坐在我旁边的位子，跟我说了很多话。他告诉我他私下有一家软件公司，有机会的话，很想跟日本合作。我那时就承诺他，如果有了机会，肯定第一个联系他。还记得他使劲儿地握了握我的手。回日本后我也一直记着跟他握手的那种感觉，很真诚，也很强劲。

北岛社长跟杨老板，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早已经等待的一次拥抱，合作的事一拍即合。我想，我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报效祖国的机会来了。一个星期后，我带着项目再度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但这次杨老板把我接到了他私人公司的办公室。他像上次似的使劲儿地握了握我的手，说他太高兴了，希望能够合作得愉快。他给我组成了一个五人的开发小组，每个成员都有着丰富的开发经验。跟中国的技术人员做事，真的很快活。同样的情形是，我只是把技术框架和业务流程讲解了一遍，大家就迅速地进入自己的角色。每天上午十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所有人都挤在同一间屋子里埋头工作，根本不在乎时间。我在北京的两个星期，天天都看见这样的情形，甚至怀疑一些员工可能就住在公司里。我总是跟杨老板说：“你的员工们真勤奋、真拼。”实际上，谁都不知道，就在我感动不已的时候，却被杨老板不经意说的一句话伤了心。

一天，我跟他在他的办公室闲聊，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北岛有股份吗？”我想都没想地回答说没有。于是他问，你知道我的员工们为什么这么拼吗？我摇头。他说公司里的每一个员工都有自己的股份。我从来没有想到员工也可以持有公司的股份，很惊讶。他接着说了一句话：“原来你是纯打工的啊。”

日语里没有“打工”这个词，而按照中国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指的是一个人背井离乡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去工作。对留过学的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陌生的词，但被人用在自己身上还是第一次。说起来真的是很蠢，因为心理在作怪，我喜欢人家说我是上班或者工作而不是打工。我在日本经历了三家公司，技研株式会社也好，讯腾计算机会社也好，现在的北岛公司也好，从头到尾我的感觉就是去上班。我为公司做奉献，公司给我相应的报酬，天经地义。至于杨老板的话，我什么都没有回答。我不能跟他解释我是怎么想的。

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很多人想当老板，想赚大钱，说得好听点儿，就是胸怀大志。而相比之下的日本，却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的时代。看过《东京白日梦女》《我不是结不了婚，只是不想》《家族的形式》等影视作品的人，相信已经了解到当今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工作只是为了能吃上饭，即使有很多钱在手也懒得去消费。这些现象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人们在低迷时选择并追求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是会受环境影响的，在中国刚刚待了一个星期，我的心理就失去了平衡。是的，中国的新时代所施予的机遇，在我的心里燃起了一股激情。

我在北京要待上两个星期，但工作上的事，只用一个星期就交代完毕了，剩下的时间由我自由支配。公司给我的待遇不错，酒店当然是五星级的，此外每天有一千人民币左右的额外补助，还有交际费和交通费等。我是这样想的，既然公司给我这么多钱，不如利用这次出差的机会尽兴地考察个够，顺便也看看有没有自己做老板的机会。每天上午，我一大早去杨老板的科技先锋公司，向大家打声招呼就离开，然后去见同学和朋友。使我烦恼的是，我特别想在同学和朋友面前“潇洒”一次，换句话说，就是想带同学和朋友去夜总会狂欢一次。但是，单凭公司的出差补助，请同学和朋友在普通的饭店里吃喝没问题，至于每人五百或者六百元人民币的消夜却是非常不够的。毕竟我陪北岛他们去过，知道夜北京的行情。我想我得收敛一点儿。

就在这时候，前不久我辞职的讯腾计算机会社的常务周桑到北京办事，知道我也在北京，打电话来，说是要请我去王府井的某家歌厅喝酒。辞职后我跟他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很高兴地答应了。约好了在王府井大街的路口见面，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等了几分钟了。半年的时间说不短也不短，见了面后，我跟他都有点儿激动，竟然在大街上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膀。然后他让我跟他走。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跟他走过全聚德烤鸭店，走过王府井百货大楼，到了东安商场。我觉得很纳闷，在我的记忆中，东安商场应该是一个平房的大卖场啊。在灯市口路朝右拐，走过天伦王朝，前面是一家叫凤凰的大酒店。周桑告诉我，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这家酒店。我想他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太轻车熟路了。他带我穿过酒店的大堂，走进一个装潢华丽的大门后，马上有一位艳丽的女孩迎上来，一连说了好几次欢迎光临。我知道，这里就是酒店的歌厅了。我还是第一次进中式歌厅，与日式歌厅的简洁与优雅相比，虽然看起来豪华气派，但金光闪烁下的大红大绿令我觉得有点儿俗气。

领班女孩径直将我跟周桑带进了一个包间，这使我更加相信刚才对他来过这里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跟他坐到沙发上，他点了一支烟，问我要什么酒。我说随便。不久，老板娘进来了，身后跟着一排如花似玉的女孩。周桑让我先挑，我不肯，让他先挑。他推脱了几次后，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位女孩的牌。那位女孩个子不是很高，长发，穿红色的旗袍，看上去略显羞涩，我想是南方人吧。我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几个女孩，一直不点牌。周桑问我，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吗？怎么说呢，女孩们长得都不错，就是身上多了点儿我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脸上那种卖弄风骚的做作表情。后来老板娘直接带我去了休息室。

休息室里一共有二十多个女孩，看见我进来，一下子都安静了。在她们的凝视下，我从头到尾地扫了一遍，最后将目光停在一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身上。她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所有人中，似乎只有她是不愿意被我点牌的。我觉得她最合我的意，于是走过去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喝酒聊天。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不冷也不热，但似乎藏着一丝寂寞和胆怯。她不说话。我问她：“不行吗？”她用眼睛看站在我身边的老板娘。老板娘对我说，她是领位。我沮丧地“哦哦”了两声，不死心地想对老板娘说我可以出高价，但却没有将话说出口。我怕领位女孩觉得我用钱来评价她是不尊重她。老板娘很聪明，看出了我心里的意思，跟她商量说，姗娜，你陪陪这位先生吧，看样子先生是位好人呢。那天我穿了一身西装，十分小心自己的言谈举止。她默默地点了下头，站了起来。原来她的个子很高，身材也好。她在整体给我的感觉好像电视里看到的那些模特。她看我的目光变得坦率起来。我谢了她，老板娘笑着对我说，今天可是破例了啊。

周桑一直是一个人在唱歌，每唱完一首歌，陪他喝酒的女孩都会为他鼓掌。我一直在喝酒，但是没有勉强姗娜陪我喝。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想隔着雪白的连衣裙搂她的肩膀。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听听跟她有关的故事，比如她的年龄、她的出身、她的经历什么的。或许我的行为令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也或许她过于聪明，明白了我的意思，竟然在聊天的时候把我想知道的都告诉了我。

姗娜出生于哈尔滨，今年刚满二十岁，但十七岁时就到北京工作了。她一直在餐厅上班，挣的钱不多，而且差不多都寄回哈尔滨的老家了。除了爸妈，她老家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她之所以到这家歌厅工作，原因是几个星期前的一次偶遇。按她的话说，那天正好是大年除夕，北京的街头上爆竹声不断，而举目无亲的她，刚刚跟男朋友分手，无处可去。她一个人在王府井附近的大街小巷徘徊，路过凤凰大酒店门口的时候，歌厅的老板娘看上了她，请她进歌厅聊天。

姗娜说的故事很像某个小说里的一个无奈的情节，也许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但是我信。看着她发亮的牙齿，我花了好几秒钟才克制住自己去抚摸她。我觉得她的处境很可怜，想帮助她，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她说。同时，我觉得心里有一扇门被打开了，而我在门里面等着她进去。

晚上分手的时候，趁着周桑和老板娘没看见，我偷偷地塞了五百元人民币给姗娜，她应该是当作小费收下了。那时候歌厅时髦给小费，基本的行情是两百元人民币。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直到回日本，我每天晚上都跟姗娜见面。开始的时候，我去歌厅找她，因为不敢花北岛社长的钱，就花我自己的钱跟她一起唱唱歌。可惜我只会唱样板戏，在歌厅反而觉得无聊，干脆将约会拖到她下班以后。跟她的约会大多就是去一些安静的小店吃夜宵。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但她总是穿一件黑色的薄羽绒服。看着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的感情很混乱，总是想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想给她温暖和安慰。实际上，不用明说我也明白，我有点儿喜欢她。

回日本的前一天晚上，我请姗娜吃晚饭，地方定在长城饭店顶层的那家旋转餐厅。映子教授后来到北京来跟我见面的时候，我也是在这家餐厅请她吃的饭。

那天晚上，我跟姗娜吃了什么、聊了什么，如今全都回忆不起来了，但围在她脖子上的白色的毛茸茸的披肩，却是历历在目。记得我跟她是过了深夜才从饭店里出来的。我们在路灯下站了一会儿，因为风比较大，我帮她围好白色的披肩。一辆小轿车，从我们眼前经过，停在饭点的大门口。我告诉她她长得很漂亮，她吃吃地笑了起来。我给了她一千元人民币，还特地解释这点儿钱不是小费，是我的一点儿心意。她收下钱，谢了我。不得不说再见了，我让她先走，她离开我的身边后，我一直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感觉她把我心里的那扇门也一起带走了。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都在下决心，一定要在北京开公司，要像杨老板那样有自己的公司，等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公司，就可以天天跟她见面了。去飞机场前，我特地早一点儿出发，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去了一家音像书店。我买了一张光盘，名字是《中国流行十大金曲》。下一次去凤凰大酒店的歌厅时，我想在她的面前显露几首歌。

回到日本，生活和工作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不过，我办公桌的抽屉里，多了几张在北京时给姗娜拍的照片。我时不时地打开抽屉看几眼，照片中的她让我的心直痒痒。一天，晚饭后，美代子问我最近有什么好事。我反问她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我过去洗碗筷时都是默默的，但最近却一直在哼鼻歌。她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爱上哪个女人了。她笑的时候，我的心又痒痒起来了。我向她保证，我高兴是因为跟中国方面的合作非常顺利，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找到自己当老板的机会。她高兴得不得了，还说要带着孩子们陪我一起去中国。

我说过的话，就像一个巴掌打在自己的脸上。一个月后，发注给科技先锋公司的工作，陆陆续续地提交给了我。我满怀喜悦地验收，但打开程序后，立刻就傻眼了。虽然各种功能和运算都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准确无误，但字体不统一，线条也非常混乱，如果用文字来形容的话，就是太“潦草杂乱”了。日本人在工作的时候，不仅仅是内容，形式上也讲究精益求精，对完美的追求可以说到了刻薄的程度。归根结底，如果我原模原样地将科技先锋公司的程序给北岛社长看，估计跟中国的合作就告吹了，而这个结果是我最不愿意接受的。另一个方面，跟客户交货的时期只剩下十多天，让科技先锋公司再来一遍，或者再找新的合作伙伴，都已经来不及了。怪就怪我在北京的时候，把精力都用在姗娜身上了。如果我那时做更详细的讲解，每天都盯在现场，或者花时间检验一下小组的工作，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这样的结果是对我的惩罚。我只能自己拼了。现在我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了。对抽屉里姗娜的照片，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没有时间看了。

一天晚上，北岛社长去参加了一个宴会，结束时已经是深夜了，回家的途中路过公司，发现五楼办公室的窗口还亮着灯光。他觉得好奇，想上去看个究竟，结果发现我一个人在聚精会神地工作。一定是我的样子很疲惫，因为他很关心地询问了项目的情况后，劝我早一点儿回家休息。他留了一罐绿茶给我才下了楼，看样子很感动。不久以后，他在北京开分公司，全权都交给了我，究其原因，就是他在这天晚上看见了我一个人在加班的事。这件事被他提及了好几年。他每次都这样说：“通过这件事情，感觉王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可以放心地把一切工作都交给他。”每次听他说这句话，我都会觉得很羞愧，好像欺骗了他。

公司发年终奖时有十个档，最高档为十。那年拿到十档奖金的人就我一个。发奖金的当天，北岛社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十档并非他一个人定的，是公司的部长和科长推荐的。他说我的存在使公司的业务在国际视野上得到了开拓。最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今后，关于跟中国的业务，请继续发挥你的智慧。”

就是这样，凡是跟中国有关的事，北岛社长对我的建议绝对是言听计从。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一连向科技先锋公司发注了几个项目，并建议北岛社长与科技先锋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专做对日本市场的软件开发。对于我的建议，董事会并没有做深刻的讨论就批准了。章程、投资额、董事会人选都按照我的意思确定下来，剩下的就是合资公司总经理的人选了。我特别想成全自己。只有欲望不会老也不会死。

公司里就我这个中国人会说中国语，加上北岛社长对我言听计从，总经理这个人选理所应当地就归了我。一切都像是自然形成的，简直跟天经地义似的。我觉得惊奇的是，因为我未尽心尽责，导致了科技先锋公司的潦草杂乱，而这失败竟然成全了我的梦想，真的是歪打正着。一想到合资公司成立的日子，我就兴奋得不得了。

北岛社长将我去北京分公司赴任的日期定在十月一日。而且，赴任期间，不仅日本的工资全额保留，在北京的合资公司还可以领一份总经理的工资。此外，他允许我配备总经理的专用车和私人秘书。我觉得自己的命运放在了风口上。生活突然令我觉得兴高采烈，最重要的是，我想实现的梦想已经开始出发了，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路上有整整的人生可以企望。

有一件事我不好意思说，在我准备为做出巨大事业而全力以赴的时候，除了希望妈妈和姐姐早日知道这个好消息，我的脑子里都是姗娜。

五

好不容易熬过炎热的夏天。话说今年的夏天热得出奇，连夜里的温度也在三十摄氏度以上，我已经有好几个晚上被燥热搞得难以入睡。当年盖房子的时候，我并没有装空调，三台空调都是后来追加的。不装空调的原因，除了没想到地球变暖会这么快，主要还是在于长野的气候。前面也说过，长野是日本有名的避暑胜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到了夜里，温度也自然会降至二十摄氏度左右，不盖被子睡觉的话，反而会受凉。因为这个原因，长野的人家几乎不装空调。

装第一台空调是为了小黑，它那身又黑又厚的毛，谁看了都会替它感到闷热。它基本上是在客厅里吃喝拉撒睡的，所以我在客厅里装了一台空调。装第二台空调是为了儿子，换句话说，是为了儿子的女朋友。他喜欢邀女朋友到家里住，在我的想象中，一对年轻的男女在一起，不可能只是睡睡觉而已，儿子肯定也不会开窗。作为过来人，我索性给他的房间装了一台功能最先进的空调，不仅能感知人体的位置和温度，还可以自动地调节冷风的速度和方向。装第三台是为了小女儿，她已经进入到高考的冲刺阶段了，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对于高考，她很自信，在一次模拟考试后说她有信心考上旧帝。她的话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好几圈。要知道，所谓“旧帝”，就是明治年代成立的帝国大学的总称，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名古屋大学、筑波大学。八所大学都属于超难关大学，倍率相当高，很难考上。首先我就不太相信她能考上。不过我也不太在乎她能不能考上。我这个人，想问题的时候挺实际的，尤其事情涉及到自己的女儿就更是如此了。在日本，大多数的女孩结婚后都要辞职在家照顾孩子和丈夫。与高学历相比，我更希望可爱的小女儿嫁给一个好男人。她真的考中旧帝的话，我反而担心没有人敢娶她做太太了。

我一直建议小女儿考埼玉大学。琦玉大学也是国立大学，而且距长野市并不算远，坐新干线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此外，美代子的姐姐就住在琦玉大学附近，万一小女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有个亲人照应一下。二○一五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中，有一个人就是埼玉大学的教授。我觉得琦玉大学的教学水平应该不错。

顺便说一下二女儿。私下里我跟美代子形容她是“吃钱的虫子”，就是很能花钱的意思。其他几个孩子都是应届考上了大学，就她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其他几个孩子上的都是国立大学，就她上了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学费比国立大学高一倍以上，而作为家长的我，动不动还要给大学一些寄附金。她去冲绳学潜水，刚回到长野没几天，突然又提出要去澳大利亚留学。我当然同意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相似，钱花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教育。

在日本养活四个孩子并不难，但如果四个孩子都上大学、大学院，都去海外留学的话，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有一个日本朋友跟我开玩笑，让我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这样对我说，你一个中国人养着五个日本人，其中还包括四个高材生，绝对是世界的唯一。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又想到钱了。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就是万万行不通的。我这样看重钱连自己也感到厌烦。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那天，一个普通的日本会社的员工，因为赶上并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成了位于北京的一家合资企业的总经理。仿佛奇迹一般，我从一个人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大笔大笔的钱开始流进我的钱包。

身边有很多人说我的运气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带着由日本老板组成的旅游团，去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考察，不知道算不算运气。当杨老板的公司提交的项目太潦草时，我一个人拼力挽救的时候被北岛社长看见，不知道算不算运气。公司里有一百六十名员工，而中国人只有我一个，不知道算不算运气。

有人问我，一个公费留学生，拿着国家的钱留学，学成后为什么不回国报效呢？我羞愧地回答了两个字：“潮流。”无论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好多人在学成后都做了留在留学国的选择。我确实觉得羞愧。我的愧意表现在，当我表白自己爱国的时候，总觉得底气不如回国的人足。我至今没有放弃中国国籍，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放弃对中国的那份情感。还有，我千方百计地想在北京搞合资公司，也许正反映了我的“事后补偿”心理。信不信由人，内心深处，我是真想为祖国做点儿贡献的。我一直在寻找一条可以将我跟祖国扭在一起的带子。我找到了，就是跟科技先锋公司合办的这家公司。我想说我一直爱国，但就因为我选择了在日本生活，我说的这份爱似乎就失去了所谓的高尚性。关于这一点，从问我话的人的神情中就能看出来。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晚上，立刻去位于王府井的凤凰大酒店找姗娜，但歌厅的人说她已经辞职了。至于她去了哪里，老板娘也不知道。我竭力抑制住自己的失望，想她也许已经回老家哈尔滨了，或者是在什么公司正式就职了。她没有给老板娘留下她的联系方式，说明她根本就不记得我在长城饭店跟她的约定。我答应她再来北京的时候，一定会到凤凰大酒店找她。既然如此，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向她传递我的思念了。对于她来说，我是被遗忘的，或者是不存在的。她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合资公司的起步比想象得顺利。有北岛社长和杨老板做后台，我拥有了一个由三十多人组成的软件开发队伍和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其实，在软件的开发方面，表现得最积极的是日本的NEC公司，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自己的开发中心，还大张旗鼓地扩充协力公司，我管理的合资公司也被列在协力者的名单之中。我注意到，人真的有很大的潜力，条件是要给人相应的环境和机会。在日本工作得久了，我有了一种生理上的感受，就是无法容忍有的中国员工在工作中表现的那种潦草。我把自己的办公桌设到了开发现场，员工有什么疑惑，现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在第一时间内解决。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到公司上班的，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实际上，我还经常在下班后请员工们喝酒或者消夜，除了我想增加跟员工之间的亲和关系，也因为我喜欢交际吧。跟人相处的时候，总会有什么人给我带来新奇的刺激。还有，我到底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歌舞厅那些震耳的音乐，令人眩晕的舞姿，女人耳际的香气，被醉意扭曲的笑容，都带着恣意的激情将我摇晃着抬到空中，令我感受到狂欢时的心醉神迷。

有两件事令我焦虑烦恼。一件事就是姗娜。虽然我总是劝自己理性下来不再想她，但是不管用，我就是会想起他。所有关于她的回忆，都掺和了一种失败的感情。另一件事是我所持的护照。为了将公派护照转成私费护照，我必须去一趟燕京航空学院。虽然我在那所学院只学习了半年，但终究是我心目中的母校，我经常会怀念它。

看见那熟悉的由秦砖汉瓦建筑的教学楼时，我有点儿激动了。十六年前，我曾经在这里一遍遍地上下楼梯，一遍遍地走过楼道，一遍遍地穿过后门去图书馆。站在教务处的大楼前，阳光覆盖了我。我是站了很久才推开大门走进去的。一位中年女人接待了我。听了我的说明后，找来了一个黑褐色的纸袋。纸袋的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王建军1981级3系3班”。我很兴奋，一边谢了她，一边伸手接有关于我的档案资料，但是她说需要缴纳管理费，即使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拿着档案袋走出教务大楼，出了校门后，我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眼校门口的牌子，发现已经不是我入学时的“燕京航空学院”了，新名字是“燕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来在我踏上另外一个旅途的时候，这里也发生了变化。

虽说了结了一桩大事，但心情郁闷了很久。晚上下了班，不跟员工们消夜的日子，我总是直接回居住的酒店，睡觉前会一个人喝点儿酒。

一天，老妈来电话，说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找我，因为我不在家，特地留下了手机号码并拜托老妈转告我。所有知道我家电话号码的人中，只有姗娜联系不上，我想打电话的女人肯定就是她了。我赶紧照着那个号码打电话，收听的却是让我把电话号码和要事留言下来。我留下了姓名和手机号码，说话的时候尽力做到吐字清晰。我开始等她的回电，等待的过程中，觉得她不留余地地占领了我的心，时间好像都凝固了。虽然我想立刻接到她的电话，但等了一下午也没有她的来电，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极其漫长。晚上，手机的铃声终于响了，因为兴奋得过了头，我说话的时候竟有点儿喘息：“你好，我是王建军。”她的兴奋不减于我，同样是喘息着说：“王建军，是我，姗娜。你好吗？好想你啊。”

在我跟她来往的那段时间里，她从来只叫我“王先生”，但今天却直呼我的名字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传递了她对我的某种情感。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她告诉我，之所以辞掉凤凰大酒店的工作，是因为台湾饭店给她更好的待遇和工资。我顾不上听她说这些事，一心想马上见到她。她让我去台湾饭店的歌厅见她，我立刻就出发了。

十月下旬的北京不算太冷，但夜里的寒气还是很凉。我穿了一套银灰色的西装，系了一条藏青色的领带。想了想，我又在西装上披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出门前，我在镜子前转了两个圈。我将车子开得飞快。

台湾饭店看起来并不起眼，但紧挨着饭店的歌厅看起来却是灯火辉煌。特别是正门上方的大广告牌，“雅客”两个字被霓虹灯照得闪闪发光。我走进去，对领位小姐说找姗娜，她让我坐到沙发上等。时间刚过八点，但大厅里已经热闹无比。我默默地观察着，也许是灯光的原因，男人们的头发都是油光光的。比起他们的头发，我倒是更加觉得系着大红色领带的男人有问题。我点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后觉得心情平和了不少。

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我熟悉并想念的声音。我回头，姗娜就微笑着站在眼前。她给我的印象跟以前完全不同，紧身的红色套装使她在我的眼里仪态不凡。而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跟白色联系在一起的，白色的连衣裙，白色的披肩。不过，红色似乎也很适合她。霓虹灯在她的脸上闪烁，看起来像花。

姗娜带我去了一个包间。我们相对而坐，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觉得她含笑的眼睛在发光，很想吻她。她说可以一边喝酒，一边听歌，一边聊天，但我更想把新学会的歌从头到尾地唱给她听。我唱了杨钰莹的《黄金一笑》，唱了费翔的《读你》，唱了梁雁翎的《像雨像雾又像风》，还唱了《心雨》《粉红色的回忆》《长相依》等。唱歌的时候我把她的小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她不时地小声笑着，有几次还为我的深情喝彩。她笑或者喝彩的时候，我的心就会痒痒。这次相聚令我们觉得很开心，我甚至用手指跟她拉钩，答应她以后常来唱歌。据她说，她现在是这个歌厅的领班，我觉得更要常来给她捧场。反正公司要招待客人，反正我要招待同学和朋友，钱花在哪里都是花。

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天天夜里跑去雅客。有时候我会想，除了我想见姗娜，也因为我喜欢体验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唱歌时的巨大欢快。特别是喝了酒以后，觉得一些美丽的幻觉都变得真实了。同样是超乎我的想象，好一阵子，我似乎没有想念美代子和孩子们，而我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因为跟姗娜的厮守已经成为我最大的乐趣。我陷在深不可测的可怕的情景中却不自知。

跟姗娜重逢后很快过去了半年，已经是四月了。春暖了，花也开了，我自觉对她有了一种生理上的向往。这让我也大吃一惊，原来在我的心目中，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真正的红颜知己，而是被她的美丽吸引了。我一向以为，爱会苛求某些东西，而现在我一心想要的只是她的身体。如果将我对她的欲望归结为某一种形象，她就是我喜欢的一种香水，一个风景，一种食物。换句话说，她使我感受到一种活着的原始的渴望。有时候我会回过头去想，如果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长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话，我会不会跟她继续交往。至今为止我的竭尽全力，也许只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习性罢了。话是这样说，我还是愿意相信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丁点类似恋爱的那种感情。

我约姗娜星期六一起去爬长城，她高兴地答应了。我住的地方是位于王府井的皇冠假日酒店，所以让她上午十一点到酒店的大厅，因为我会在那里等她。

我起床的时间比较早，没事做，干脆提前到大厅喝咖啡。虽然是一大早，但已经有很多人在吵嚷了。想象姗娜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来到我面前，严肃地对我说：“先生让我给你算算命吧。”他穿了一套带格子图案的西装，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的小皮包。我想他是靠算命在赚钱。我不喜欢人家给我算命，所以先谢了他，然后又拒绝了他。听我说“不信命”“不需要算命”，他似乎有点儿急，急切地说我需要有人“指点迷津”。我拼命地克制心里升起来的怒火，客气地说我真的不需要算命。我还故意谢了他。他使劲儿地盯了我一会儿，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后来我常常会想起这个人，特别是我的人生有新的遭遇时，更加会想起他的诡异。如果那时候我让他为我“指点迷津”的话，也许就不会遭遇那么多的苦难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十一点，姗娜准时出现在酒店的大厅。我远远地跟她打招呼，发现她即使穿休闲装，也还是会让我心痒痒。我没有马上带她出酒店，跟她说把照相机忘在房间里了，让她陪我一起去取。她笑起来，想都没想就跟着我去乘电梯。她笑的时候，我的心痒痒得更厉害了。

早上，我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外边，并将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我故意关着窗帘，房间很昏暗。姗娜走到窗前，伸手想拉窗帘的时候，我突然从后边用双手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腰。我将嘴巴贴在她的耳际，小声地说我喜欢她。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难过地说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她的声音和神情都变了，还用双手捂着脸。虽然听不见她的哭声，但给我的感觉似乎是在抽泣。没想到她会是这样的反应。她要么就是对我没有兴趣，要么就是告诉我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人。气氛变得尴尬。不是因为她拒绝我，是她呼吸急促、不容分说的大惊小怪的样子令我觉得她“土气”，她完全可以好好跟我说话的。我有点儿失望，心开始隐隐地痛起来。我一再跟她解释，说我这样做不过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还举了好几个例子给她听。我说她实在太美，以至于我不由得心思摇荡了。我还说连老板娘都会聘她这样一个陌生的女孩到自己的歌厅工作，何况我一个男人呢。我恳求她原谅我。她原谅了我，但是说她不想去长城了。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决定带她去酒店的餐厅吃午饭。吃饭的时候她一直不说话。不知为什么我开始胡思乱想，觉得她可能真的不喜欢我。如果我没有钱去歌厅为她捧场的话，她可能不会搭理我。不过，我怎么想也是瞎想瞎猜，事实是我未经她的同意就侵犯了她对我的信赖之心。我也不说话，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意识到是我侵犯了她，我连怨言都没有了。吃完饭我们又去酒店的大厅坐了一会儿，还是没说话。有一个事实是，我不愿意为这件事失去她，至少我还希望以后可以去歌厅见她。我试探她，说夜里想去雅客喝酒。她点头，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夜里我真去了雅客，不过我没在包间里唱歌，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姗娜默默地给我添酒，也不劝我少喝。外边的歌声传进包间，喧哗中我觉得自己的心情有些不可理喻。接下来的一天，再接下来的一天，我都去雅客喝酒。坦白地说吧，我还没有死心，我打定主意，要用我的长情去感动她。慢慢地，她果然忘记了那件不愉快的事，又跟我一起唱歌了。

情场失意职场就会得意，这话也许是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加上时代的潮流，不想成功都难。日本忽然掀起了一股大潮，不管哪行哪业，物要美，价要廉，越美越便宜才是好。创造并领导这一潮流的是优衣库。优衣库的产品设计不失新颖，尤其制作是在中国，这就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短短的几年时间，优衣库竟然风靡了整个世界，优衣库的老板也一举坐上了日本首富的宝座。在IT业界，最先模仿这一模式的是NEC公司，几乎将所有的项目都拿到中国的分公司制作。顺应这一时代的潮流，中国的软件公司如雨后春笋在各个地方冒了出来，而其中大多数公司的业务内容都是对日本开发软件。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因为既可以扩大就业，也可以创收外汇。日本想省钱，中国想赚钱，两者一拍即合，外包行业一时期内备受青睐。

在这百年不遇的机会中，我手下的北京中软喜思公司也发展得非常顺利，不到两年，员工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人，成了一家规模较大的软件公司。我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权限，想去日本就去日本，想回北京就回北京。我说过爱有很多苛求，比如我就是在公司有了规模后，经常邀请美代子跟孩子们来北京。每次他们来，我都会亲自开着那辆漆黑发亮的桑塔纳2000，带他们去天安门广场，去故宫，去长城，去北京烤鸭店，去海南。我之所以做这些事，就是想他们觉得欢喜和快乐。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没有去雅客，原因是手头的一个项目被日本方面的客户催得非常急。为了鼓舞士气，我身先士卒地在现场工作，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一天，姗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好久不去她那里了。我跟她说了情况的紧迫性，她嘱咐我小心身体，要劳逸结合。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在我想挂电话的时候，说她好几天没见我，非常想念我，还说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意外。跟她说话的时候我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她的话让我一屁股跌坐到沙发上。我有点儿伤心地对她说：“我何尝不想你啊。”她沉默了一会儿，开口后小声地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在今天夜里抽点儿时间去看看她。她说她会陪我喝酒，还说想帮我释放点儿压力。最后，她说了一句“我等着你”就挂掉了电话。我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好久没有这种冲动了，所有的情绪被见她的欲望扫荡一空。我跟员工们打了声招呼，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公司。

很奇怪姗娜没有安排我去包间，而是让我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她给我倒了一杯伏特加。也许是夜太深了，大厅里只稀稀拉拉地坐了四五桌客人，舞台上的女歌手唱着邓丽君的歌，但我想不起歌的名字是什么。也许是身体过于疲劳的原因，我只喝了一口伏特加就觉得头有点儿晕。我半闭着眼睛，矇眬中感觉姗娜一直都在凝视着我。

不知我睡了多长时间，姗娜拍醒我的时候，大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了。她趁我睡着的时候换了一套休闲衣。我跟她说对不起。她说我睡得跟死过去一样。这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衬衫开着领子，领带松懈地挂在脖子上。我还想起今天早上没有刮胡子。最后，我意识到白天工作时曾经出了一身的大汗。我很难为情，但是她扶着我站起来，轻声地感叹我太疲劳了，让我别回酒店，直接跟她回家好了。我的头一下子就不晕了，也忘记了身体的疲惫，要知道我等这个时刻已经很久很久了。我问她真的可以吗。她红了脸，苦笑着说可以。我的内心深处出现了一条无底的裂缝，而我能看见里面的眩晕。我高兴地答应跟她去她家。

大约过了十分钟，出租车抵达了位于永安里的一个居民小区。姗娜让司机在一幢楼下停车，我跟着她下车，跟着她走过一段漆黑的楼道，接着攀了三段楼梯才到了她的公寓。

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房间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柜。房间里一尘不染。姗娜递给我一条毛巾，示意我去外边的洗手间洗澡。我从浴室回到房间的时候，她已经把床铺好了。她的温柔令我有点儿感激涕零。她去浴室，回来时穿了一套粉红色的睡衣。令我感到新鲜的是卸了妆后，她的素颜比化妆的时候更好看，有点儿孩子气，很清纯。她冲着我笑，用手指着床说：“就一张床，委屈你睡靠墙的那一边。但事先说好了，睡觉的时候，你可不能乱来啊。”有了上一次在酒店的经验，我暗暗发誓要管束好自己的手脚。我小心翼翼地上了床，脸对着墙，侧着身躺下去。她关了灯，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背对着我，也慢慢地躺下来。我清晰地听见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跟她仍旧背对背，但我的肩膀开始发酸，忍不住翻了一个身，她身上特有的柠檬味道让我的心痒痒得受不了。我真的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人，说好了管住手脚，当她温暖的身体靠着我，我终于没有办法控制住慢慢伸出去的手。日后的很多事都证实了我所有的不幸，除了时代交到我手里的那张糟糕透顶的牌，也因为我缺少抗拒欲望和诱惑的能力。我的手就要触到她的身体了，她突然“嘘”了一声，说她姨妈在。我很吃惊，坐起身问她姨妈在哪。她哈哈大笑。知道她是在跟我开玩笑，我就把她搂到怀里。我把嘴对着她的嘴亲起来，接着亲她的脸。这一次，她没有拒绝，跟我在床上滚了好长时间。

从这个晚上开始，我在北京也有了一个家，从而进入到一个放荡逍遥的时代。虽然酒店里有洗衣服务，但我更喜欢姗娜帮我洗衣服，帮我熨衣服。不过，她从来没有做过饭。她不会做饭，偶尔想在家里吃饭的时候，都是我做给她吃。不久，我出钱为她重租了一个大点儿的房子，还买了一张新的双人床，晚上干脆跟她住在一起了。不知道的人看我们，肯定以为我们是夫妻呢。我还兴致勃勃地带她一起学打高尔夫球，连球包都是成对的那种。我的是黑色的，她的是红色的。她学得很快，因为身材好，打球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既舒展又美。那个很急的项目结束后，我三天两头地带她去各个有名的高尔夫球场。广东的佛山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一共有两百多个洞，我们一共打了五天。深圳的高尔夫球场多，我们一天换一家，打了一个星期。说到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我想都集中在海南了。我们从海口打起，一路向南，到博鳌，再到兴隆，最后到亚龙湾。不过我们最常去的还是位于北京西郊的金龙湖高尔夫球场，因为离我们近啊。有一次，她居然打出了一杆进洞。

除了打高尔夫球，每三个月我会带姗娜出去旅游一次。这么说吧，除了新疆和西藏，其他的地方都走遍了。

还记得在爬黄山的路上，发现半山腰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林之间有一个湖泊，湖水清澈见底。姗娜说这里就是电影《藏龙卧虎》的拍摄场地。我看了看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于是脱光了衣服，扑通地跳到湖里游起来。过了一会儿，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几个游客，其中的一个人竟然举着照相机拍我。我犹豫了一下，打算趁早上岸穿衣服，没想到脚下打滑，当众摔了个四脚朝天。姗娜站在游客中笑得前仰后合。我觉得这个洋相出得很开心，但也许只有这么一次，跟姗娜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想起了美代子，想起了那次去滑雪时摔倒的情形。

那时候的九寨沟还没有机场，我跟姗娜从北京乘飞机到成都，又从成都坐了十个多小时的汽车。虽然路上很颠簸，但有她在身边陪我，尤其九寨沟美到极致，令我有了一种远离尘嚣的感觉。

搞笑的事发生在丽江。跟姗娜玩了一个上午，两个人的面颊和脖子就被阳光晒成了棕色，而且火辣辣地疼，第二天早上都不敢洗脸。我们忍不住嘲笑自己的无知，戴一顶帽子不就没事了嘛。

要隐瞒姗娜的存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根本也没想要隐瞒。美代子跟孩子们住在日本，只要我不邀请，一定不可能突然跑到中国。员工们跟美代子更是八竿子打不着。虽然我过的双重生活绝对安全，但还是免不了身边的各种传言。身边的人都说我的私人生活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情人。我斗胆将姗娜介绍给姐姐，并自满地问“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姐姐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还担心我跟美代子的关系。她这样问我：“你不怕美代子发现你跟姗娜的关系吗？你还跟她住在一起，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的打算到底是什么呢？你想跟美代子离婚吗？”我说我爱孩子们，不可能跟美代子离婚，再说我也不讨厌美代子啊。而且我敢肯定地说，美代子永远不会知道姗娜的存在。姐姐说：“好端端的一个家，你却非要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也管不住你，只希望你的人生不要因此而被搞得乱七八糟。”我让她放心，说绝对不会乱了自己的人生。姐姐让我把握好分寸。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在北京右安门内的万博苑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子的名义是我跟美代子两个人。这件事我连姐姐都没告诉。房子的装修和设计由姗娜一手操办，明显的是，在趣味上她是尽可能地往我这边靠近了。她对我了解的程度很深，似乎连她的身体都会出现感应。映子教授来北京开会，我带她出去玩的那天晚上，刚回到家，她就冷不丁地问了我一句：“你去见那个映子教授了吧？”我说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她撒谎。她以一种古怪的神情看了看我，但看不出有什么不快。我只是想不通，她是通过什么知道映子教授来北京了呢？最好的解释也许就是所谓的心灵感应吧。这一段时间里，我跟她的灵魂好像纠缠在一起了。

还是那句话，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那个我崇拜的讯腾计算机会社的总裁，突然来北京办事，期间特地到我的合资公司来参观。我带他在公司里转了一圈，然后请他去我的办公室。我跟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一名女员工送来热乎乎的茶。他喝了一口茶，很客气地对我说，讯腾计算机会社跟SOFTBANK要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如果我愿意的话，希望我出任合资公司的总经理。SOFTBANK就是软银，光是这个名字就很不得了啦。更没想到的是，他说软银愿意出注册资金三千万人民币，这可就是不得了加了不得啦。办公室很亮，没有挡窗帘，有几秒钟我没有说话，因为太兴奋了。他想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声音都变了，回答说我愿意。我谢他给我这样的机会。他很谦逊，说应该感谢的人是我，因为他们想找的正是我这样的人。离开的时候他跟我握手，还祝我们的合作愉快。

命运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冲，我一转身就到了新的合资公司。公司的名字叫AH电子商务技术有限公司。合资公司的中方股东是中国科研大学。公司的总部也设在了A市。至于“电子商务”四个字，可是当时最流行的词语了。说句实在话，“电子商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也是一头的雾水，到现在也无法解释清楚。

序幕拉开之前，我特地回了一趟日本。讯腾计算机会社的总裁亲自率队，加上我和其他四个人，一起去软银拜见社长孙正义。我经常会通过电视屏幕见到他，他实在太有名气了，可以说是日本商业界的风云人物。我根本没想到能亲眼看见他，并跟他一起工作。他在会议室里跟我们座谈，用非常谦和低调的语气，对中国市场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展望，还对今后的合作寄予了极大的鼓励。

公司的成立大会是在A市举行的。中国科研大学的校长也参加了典礼。新公司的气派非常大，大到哪里呢？举例来说的话，公司的地点设在A市的高新开发区，全部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办公用品也全部都是新购置的。我一个人使用的总经理办公室，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如果我坐在椅子上跟坐在沙发上的客人谈话，根本听不见对方的声音。有客人来的时候，我通常会坐在沙发上跟客人谈话。此外，公司有规定，总经理出差的时候，坐飞机的话一定要坐头等舱，住酒店的话要住五星级的。难忘的是软银公司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年会，地点是位于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金茂大厦在当时是中国的最高建筑。会务通知上明确注明，与会者必须住上海的最高级饭店。因为有这样的理由，我将住宿定在离金茂大厦比较近的香格里拉大饭店。我要的是商务间，一天三百五十元美金。我觉得一个人住这么贵的房间过于浪费，干脆把姗娜也带去了。白天我去参加会议，她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晚上我带着她到处消夜，回酒店后就在床上滚几个回合。那几天，我甚至有了“跟姗娜一起度蜜月”的可笑的感觉。

顺便说一句，因为软银给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投了资，所以，马云也参加了年会并做了发言。可惜他说的是英语，我只听懂了几句，还都是寒暄之类的词语。

虽然是新公司，但我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变，还是开发对日本的软件。这么多年下来，这个行当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上任不久我做了两件干净利落的事。一件是把新公司的会计给换了。当时的会计是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她跟她爸，一个管我，一个管钱，而我这个总经理等于架在空中，没有实际的权力。我把当时的出纳调到了会计岗位，还把她的工资从一千五百元人民币升到五千元人民币。虽然我觉得喘气比以前舒服了，但这件事也为我日后的处境埋下了隐患，从此那董事长再也没有给我好的脸色看。另一件事就是我成立了北京分公司，理由除了我觉得A市比较闭塞，也因为我不想长期离开姗娜。就这件事，我是在董事会上提出建议的，没想到很顺利地通过了。我带着大笔资金重新回到了北京。

我在A市的时间不长，也没有遇到什么铭心刻骨的大事，但在A市机场的一次巧遇，却让我多少感慨了一阵。我有一个朋友姓谭，在日本开一家小公司，自己做小老板。我当上了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后，给他设了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当然，这个头衔是空的，我并不给他发工资。不过，我答应他来国内的费用可以当差旅费和营业费在公司里报销。公私兼济，我叫他来A市转转。一天，吃完了晚饭，我跟他无事可做，就带他去街上找了一家歌厅。进去后，我叫了包间，然后吩咐老板娘叫女孩。老板娘一脸歉疚地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没有哦。”怎么会呢？歌厅里没有女孩的话，生意怎么做啊。我问她们都到哪里去了。老板娘说：“今天有一个演唱会，她们都去听演唱了。”我问是谁的演唱会。她说了一个名字：“刘德华。”我看了谭桑一眼，无疑他也不知道刘德华是谁。我问她刘德华是谁。她惊讶地回答说：“连刘德华都不知道啊，他可是香港的四大天王之一呀。”不过我没有再往下问，因为谭桑对我说：“算了，就我们两个人喝酒也挺好的，清净。”他说得对，那天晚上我跟他一边喝酒，一边聊了很多事，有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说起来也真的是太巧了，第二天早上，我跟谭桑乘飞机去北京，刚到A市机场，就看见去上海的安检口处，有一群人拥着一个人，非常热闹。我还注意到所有的人都盯着他看。他的身材算中等个，细身，而且脸上一直挂着迷人的微笑。我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谁。跟谭桑过北京的安检口时，我忍不住问了一下女安检员：“上海安检口那里很热闹，被围着的男人是什么人啊？”女安检员以奇怪的神情看着我说：“他就是刘德华呀。”这是我第二次听说这个名字了。通过这两件事，我知道刘德华在国内非常“火”，国内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多少年后，我看电影《天下无贼》，男主角正是他演的。想不到他除了唱歌还会演戏。银幕上的他似乎比本人好看，但对我来说，他好看不好看似乎并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看影星的脸就像看脸谱。我始终不知道，那些影星到了什么情况下，脸上的表情才是真实的。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熟人的父亲的葬礼，他的家人全哭了，我也跟着流了几滴泪，但那几滴泪是我害怕死者觉得我不够真诚，是特地流给死者看的，多少也有着演戏的成分。想起“人生如戏”这个成语，我的内心滑过一丝莫名其妙的滑稽感。

言归正传。北京分公司的成立也非常顺利，没过几天，我就组建了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其中有技术开发的人才，也有市场销售的人才。办公楼的地点设在复兴门金融街的国际企业大厦，是5A级的写字楼。当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但我决定购买最先进的服务器。我构建了一个中国人才网，把传统的对日软件开发的业务扩展到网上。具体地说，就是可以在线考试、在线面试，还可以在线学习日语。我情不自禁地想，既然日本有优衣库，那么我这里就有人才库。连日本的客户也在我们的人才库中，挑选合适他们的人才。后来我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电子商务吧，但我也不敢肯定。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马云在网上推荐东西，那么我就在网上推荐人才。

我的工资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两年前来北京时已经翻了一倍，这次就任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又翻了一倍，相当于同龄日本员工四倍的工资。人有了钱容易膨胀，这话是真的。大把大把的钱使我的灵魂出窍，几乎天天招待友人或者客人，大吃大喝之后就去夜总会尽享歌舞升平。

钱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以至于影响到我跟美代子之间的关系了。虽然我单身赴任在北京，但每个月会回长野一次，原因是我想念孩子们。姗娜从来不用我做家务，所以我无聊到用她跟美代子比。我心里想，为什么我非得给美代子当牛做马呢？现在的我可是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手里有花不完的钱，并且还给了她多于以往四倍的生活费呢。

我擅自买了一台全自动的洗碗机，擅自雇用了一位菲律宾的家政妇。以为美代子会高兴，但她埋怨我，说“家是唯一的私人场所”，绝对不允许有第三者的存在。她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对她辞掉家政妇的事，我觉得情有可原，但没想到她连全自动洗碗机也退货了。问她原因，她说作为我的妻子，给我生了四个孩子，而能让她具体地感受到我对家、对她、对孩子的珍惜和爱的事，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会帮忙做一些类似洗碗刷盘子的这种家务了。她还提醒我，说我当合资公司的总经理之前，本来就是承担这些家务的。我觉得她不尽情理，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故意逃避她，尽可能少回家，回家也尽可能少待几日。但我会想念孩子们，所以趁着放假的时候邀请他们来北京玩。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的家取代了长野的家。

结婚后，我还是第一次跟美代子正面闹翻了。那一天我回日本，早上从A市乘最早的航班到北京，中午又转机到东京，到了傍晚才乘上了回长野的新干线，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说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疲惫。

家里静静的，客厅里亮着灯，美代子和孩子们已经睡觉了。我去客厅，看见饭桌上的碗盘一片狼藉，突然异常地想念起姗娜的温柔体贴。我叹了口气，打算休息一下再收拾饭桌。我去冰箱取了一罐啤酒，刚拉开啤酒盖，还没来得及喝的时候，突然听见卧室那边传来了美代子的吼声：“一进门就喝酒啊。”

美代子跟姗娜是正对立的存在。姗娜不会指使我做任何事，也不会大声呵斥我。明明知道我今天回家，美代子不仅不等候我，还特地留了一桌子碗盘等我洗，还找茬吵架。我觉得忍无可忍，“噌”地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到厨房，把一口都没喝的啤酒罐狠狠地摔到洗碗槽里。我头也不回地冲出家门。我心里想，我已经受够了，既然美代子想惹事，那么我就教训教训她。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径直去了长野最繁华的夜店一条街。街里有一家上海女孩开的酒吧，我走进去，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酒。深夜的时候，我接到了谭桑打来的电话，说美代子很着急，打电话给他，拜托他劝我早一点儿回家。他这样劝我：“你赶紧回家吧，有什么事的话，可以在回家后慢慢地商谈。”我不能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就谢了他，还答应他办完了事就回家。但实际上，我在酒吧里喝了整整一夜。我告诉上海女孩不想回家，她不问理由，却说能够理解我的心情。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睡在酒店的一张床上。

不是我想回家，是我想在孩子们起床之前赶回家。我不想孩子们知道昨天晚上我在外边过夜的事。这么说吧，我不想毁坏我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终究是一次次的妥协。出租车到家门口的时候还不到八点，正碰上美代子从大门口走出来，我知道她是赶着去区政府。看见我，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以极其淡然的口气对我说：“你回来了啊。”她的样子告诉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什么都没有介意。孩子们正在客厅的饭桌上吃早饭，看见我回来，都高兴地跟我打招呼，似乎对我在外边过夜的事情毫无察觉。我松了一口气。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再也不跟美代子吵架了，但夜里也不再跟她同房共寝。我在二楼最小的那个房间里睡觉，没事的时候也不会主动跟她说话。我这样做，已经不是为了惩罚她，而是因为跟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说到底，钱和隔山隔海的距离，以及时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一些事情。后来我跟谭桑聊起了那天晚上的事，跟他说了实话，我无奈地对他说，如果美代子能跟姗娜似的善解人意并温顺体贴就好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也是男人，我们男人之间是最容易相互理解的。”

说到姗娜，因为跟我同居好几年了，不知不觉也自然地叫我“老公”了。从法律的角度上说，我跟她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了。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对劲儿了。一连发生的好几件事，虽然都事出有因，但大致可以理解我说的“不对劲儿”是怎么回事儿。

一次，我带着几个日本客人去雅客喝酒，不巧遇上了警察的大排查。警察把陪酒的女孩们从包间里统统带出来，让她们在大厅里站成几列。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姗娜。警察知道客人是日本人，所以用动作让日本人离开。我不敢说中国语，怕被列到她们的队伍里，故意夹在日本人中间，跟他们一起离开了雅客。之后我带日本人去了那家叫京美丽的酒吧，在那里喝到天明。白天我直接去公司上班，晚上一回到家，姗娜就冲着我大发雷霆，骂我是个见死不救、无情无义的小人。“你知道的，姗娜，”我对她说，“我当然担心你，但是我救你等于把我自己也陷进去了，更麻烦。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把我也闹到警局，就会牵连到公司。何况这种事对我来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她说我在诡辩，因为我真爱她的话，自然会奋不顾身。我承认她说得对，但我不再跟她讨论下去，怕话赶话，说出什么“你不过是我的情妇”这种卑劣的话来。她一连问了好几次：“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迟疑了一下，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你觉得我爱你的话，我就是爱你的；你觉得我不爱你的话，我就是不爱你的。她看起来很生气。

还有一件事，跟我新买的房子有关。房子有一百多平方米，一平方米七千多块人民币。虽说不到一百万人民币，但我把工资的一半交给了美代子，另一半花在了交友上，手头还真没有太多的现金。再说金利不高，大家都愿意贷款买房子，我也不例外。按照当时的规定，有妇之夫的我，房子的名义必须是夫妻两个人的。也就是说，姗娜跟我住在我和美代子联名的房子里。因为这个原因，她一直觉得很尴尬。“至于这件事，”她有一次对我说，“我总觉得你是在欺骗我。房子没有要求非得是夫妻两个人联名的，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买啊。”我没回话，因为我觉得跟美代子联名买房子既合法又合理。对于婚姻中的夫妻来说，财产也是一种责任。

想不到姗娜会逼我离婚。那天我过生日，她特地在北京郊区的蟹岛订了一个房间，还背着我事先做了一些安排。我们是开车去蟹岛的，进了预订的房间，我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束怒放的鲜花。她捧起鲜花走到我面前，一脸严肃地说：“老公，祝你生日快乐。”我开心地接过鲜花。她又说：“老公，我们结婚吧。”我苦笑了一下，说跟她结婚等于是犯重婚罪。她说：“老公，你可以跟那个女人离婚啊。”不等我接话，她接着说：“我们结婚后，我会好好工作的，两个人一起挣钱，你可以给你太太和孩子们足够的抚养费，保证她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虽然我跟美代子的关系走下坡路，但我们有四个孩子，就冲着这一点，我也绝对不可能跟她离婚的。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四个孩子唯一的母亲。再说了，我之所以能跟姗娜维持如此长久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她从来不用什么事情烦我，甚至也不需要我为她承担什么责任。事到如今，她突然逼着我跟美代子离婚，我这才意识到我跟她的关系变味了，而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开始，我打算好好地跟她解释，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同居了几年，但我拥有自己的生活并且不想去扰乱它。她让我再考虑考虑她的请求。我说这种事考虑多少次都没有意义，因为我绝对不可能离婚。她开始流泪，我突然心烦，觉得她至少不该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说这些事。我把怀里的鲜花放回到桌子上，或许用力大了点儿，几个花瓣掉到了地上。她蹲下去收拾那几个花瓣。有一瞬间，我觉得那花瓣很像她此刻破碎了的心，但我也不能同情她。我让她别哭了，还说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她哭丧着脸，说想生生世世跟我在一起。过生日的心情完全被毁了，我警告她不要再说下去了，如果再说下去的话，恐怕只能跟她一刀两断了。

夜里我跟姗娜睡在同一张大床上，但是什么都没有做。

从此姗娜再也没有跟我提过“离婚”两个字，我以为她接受现实了，但是我错了。她后来的表现更加糟糕，有时候都令我无法招架。比如我带客人去饭店或者酒吧，她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审查我跟什么人在一起。如果跟我在一起的客人令她有猜疑，她会当着客人的面拍桌子、踹椅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慢慢地，周围的人开始传说我的身边有一个母老虎，这使我去那些熟悉的饭店和酒吧时，所有的女孩子都对我敬而远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她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像走向离婚的一对夫妻。她不再是迷人的小妖精，是让我不得安宁的烦人精。但我比谁都明白，姗娜变成这种样子，其实是我一手造成的。

软银财大气粗，根本不在乎眼前的盈利，目标不过是十年后能否有更大的发展。讯腾计算机也富得流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到不亏损，把跟软银的合作关系维持到本公司上市。但中国的股东，也就是科研技术大学的想法则完全不同，年年都要求盈利和奖金。我花钱构建网站，花钱搞市场营销，花钱招待四面八方的客人，偏偏没在乎公司的经济管理。这样过了一年，年终决算的时候，发现公司竟然亏损了四百多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当然是科研技术大学不能接受的，所以决定取消今后的合作。而对于讯腾计算机来说，这个数字似乎也破了能够承受的底线，所以董事会上决定更换总经理。自以为驰骋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但结果却告诉我，我不过是狐假虎威，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棋子而已。属于我的翅膀只有一只，而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也飞不到目标地的。我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引咎辞职。

天时地利都有了，我却没有飞起来。究其原因，我想是我的能力不足以做帅。是的，我没有管理规模宏大的公司的能力。令我羞愧难当的是董事长盖棺论定的一句话：“王总就是个花花公子。”他的话令我无言以对，如果当时我没有更换会计，继续让他女儿做的话，也许就会早一点儿发现资金出问题，公司也不会亏损四百多万人民币了。

我给合资公司选定了新的接班人，是一个湖北人，姓董。我第一次在A市见到他时，虽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但他在分析中日市场时所表现的清晰的见解和睿智都令我惊叹。对了，他身上有一股“泥土”的气息，而这气息，正是我们留学海归派最为欠缺也最为宝贵的东西。他接我的班，凭他的资质，我觉得有可能力挽狂澜。

这时候，谭桑说如果我觉得有什么需要的话，他愿意为我做点儿什么。我谢了他。

北京分公司举办了一次散伙酒会，员工的一半都喝醉了，我更是醉得不省人事，被员工背着回到了酒店。我整整昏睡了一夜，醒来时天已经亮了，一种无尽的悲凉浸透了我的整个身心。

几天后，我又回到了中软喜思公司。几个月后，我又有了新的机遇。这次机遇可以说是守株待兔，真的，那个时代的机遇真的是太多了。

这次的风是从南边吹过来的。源江大学下属企业的源大网新公司，动用两千万人民币投资对日本的软件开发事业。网新公司选择了中软喜思公司和另外的一家公司进行合作。合资公司起了一个新名字，叫京野网。想不到过去的经历在这个时候又帮助了我，我被任命为三大总裁之一。办公室选在白石桥的腾达大厦，是一个有两千多平方米的大办公楼。

我曾经失去了一切，现在又要重造一切，但我的心情还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觉得自己有特别重的分量。说得具体一点，我觉得我变得小心而谨慎了。我开始倾听周围人的看法和意见，一些没有把握的大主意让更加精明的人来做决定，我更喜欢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也不再天天去歌厅了，只偶尔陪客人去喝点儿酒。

不久，公司很幸运地约到了日本最大的IT公司——野口综研的一位部长。本来，当天出席的人不是我，但因为应该出席的人因事不能参加，任务就阴差阳错地落在我身上。

晚饭安排在银座的一家高级寿司店。我跟那位部长一边喝日本酒，一边吃寿司，一边聊工作的事。介绍公司的背景、技术实力以及想跟IT野口综研合作的愿望时，我尽量将话说得非常诚恳。看起来部长也听得很入神，似乎对合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酒足饭饱之后，我又带他去了上野的一家叫龙宫的酒吧。为了助兴，我给谭桑打电话，把他也叫来了，三个人在酒吧喝到凌晨四点。从吃寿司算起，我跟部长在一起待了将近十一个小时。是他先跟我谈起了合作的事，对此我表示很荣幸。想不到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一起喝酒很投机，相信合作也会愉快的。”

一个星期后，我作为公司的代表，去IT野口综研的会议室参加合作项目的讨论会。一个月后，IT野口综研给了京野网第一个项目，投资高达五百多万人民币。对于新成立的公司来说，这个数字也许可以形容为“母奶”。从此，上野的龙宫酒吧成了我跟野口综研部长商谈业务的固定场所，见面的时候必在那里喝一杯。这个习惯一直维持了十多年。

部长的名字叫神宫路。说到神宫路，当时在中国的对日软件开发行业中，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背地里还为他总结出“了不起”的三个地方。首先，他做事雷厉风行。虽然他身居高位，可以控制上百亿日元的预算，但他肯定亲临现场做实际的调查，一旦裁决，立即实施。其次，他在钱上清清楚楚，很有信义。跟我们公司合作以来，全部的项目都是当月结账。据他说，他是想减轻中国公司在资金上的压力，以便可以专心致志地为合作的项目做事。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就是他做人很有担当。就说二○○三年吧，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暴发，举国上下一片恐慌，出差到中国的日本人纷纷撤离中国，他反而在这个非常时期来到了中国。从上海到北京，他将所有跟IT野口综研合作的公司，都拜访了一遍。每到一处他都会安慰那些中国员工，结果，SARS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愿意为他鞠躬尽瘁。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跟人家相处几个小时，也可以让人家感动一辈子。我曾经问过他：“你不怕染上SARS吗？”他回答说害怕。我觉得他很敬业，以至于到了不惜自己生命的程度。

跟神宫路相比，我的经历真的不愿意说出来。我其实也经历了一场“大难不死”的惊险。二○○三年二月，我跟姗娜去香港过春节，那时香港的疫情非常严重，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幸运的是，虽然每天到处吃喝游玩，竟然没有被传染上SARS。三月，我带着神宫路等四位日本员工去广州平安保险公司考察。这家保险公司是跟我做过同事的王桑创建的。我们一行人到广州时，疫情其实已经蔓延过来了，因为内地的电视没有报道，我们只凭据日本新闻的一点儿消息，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就是出门戴口罩而已。此外，我们把原本预订好了的百蛇宴，临时改成了喝煲粥。不知道是否跟这点儿防御有关，我还是没有被传染上SARS。四月，我回到北京，正赶上北京疫情的高发期，我一样没有被传染。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简直就是百毒不侵。

一天，技研株式会社的前任杉浦课长居然给我来电话，让我抽时间去东京一次，说是有业务要跟我商谈。我觉得奇怪，因为技研株式会社的本社在名古屋。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去东京，按照他说的地址找到了技研株式会社。前台服务员可能早已经知道我要来，听我报完姓名，直接带我去了一间会客室。她让我坐到沙发上，给我上了一杯热茶就退下了。

我喝着茶，听见门外有脚步声走近，心想一定就是杉浦课长了。果然，他满面笑容地推门而入。我赶紧站起来，先是跟他紧紧地握手，然后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了。他看起来很感叹，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见过面了。他说得对，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但他看上去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头上新添的白发反而让他增添了几分华丽的气质。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名片夹，取了一张名片递给我。我看了一眼名片，吓了一跳，没想到他现在已经荣升为公司的常务。要知道，常务就等于公司的三老板，属于高级管理职。我对他说：“十年而已，你从课长高升到常务，真的要祝贺啊。”他谢了我，问我是否知道我离开后公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我听人说过一点，就是我离开公司的第二年，新人的入社典礼选在名古屋的中心广场，内容是让新员工们清扫街道。还记得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很感叹，觉得关口社长不愧是风云人物，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竟然会采用这种别出心裁的举动来吸引媒体的眼球。那一次入社典礼的确让他本人和公司在电视上大大地曝光了一次。

我问杉浦：“社长还好吗？”他反过来问我：“你问的不是现任社长，是关口社长吧？”我又问：“关口社长退休了吗？”他回答说：“说来话长。”

接着杉浦跟我说了许多事。我离开公司后不久，关口社长决定在北海道投资建养马场驯养赛马，还决定把公司的闲置人员都派到北海道去养马。消息传出后，公司上下一片哗然，不知是什么人牵头，全体员工举行了罢工游行来反对他的这个决策。董事会也站在了员工的立场上，不仅否决了他的决策，还罢免了他，把他解雇了。我私下觉得，罢免关口社长的背后，肯定有所谓的“政变”。杉浦之所以从课长平步青云到常务，难说他不是“政变”的参谋之一。他对我说：“关口社长的决定太夸张了。不仅是技研株式会社，整个日本其实都处在经济滑坡期。让员工们突然从生活得好好的地方离开，还要离开妻儿父母，实在太不近人情了。不过，我到底还是要佩服他，他带着自己的钱真去了北海道，真开办了养马场。你知道吗？一九九六年的日本ダービー，就是他养的马。”

虽然我对赛马不怎么感兴趣，但也知道一匹冠军马有多么厉害。据杉浦说，马主关口后来还转战海外，在美国也拿下冠军，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美国取得优胜的日本人。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望着他。我还是第一次发觉他有一张非常匀称的脸，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情。说真的，离开技研株式会社后，我对后来发生的很多事都不知情，因为没时间也没有心情关心。再怎么说，那里毕竟是炒我鱿鱼的地方啊。我奇怪他为什么要找我商谈，所以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也看好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想在中国成立培训中心，培养人才，开拓业务范围，但因为对中国不太了解，想让我这个身在风口的人为他出出主意，或者提供点儿机会。他问我：“可以吗？”我说：“我很愿意尽力。”

我把几年来在中国创业的事一一说给他听。我讲得很细致，每次说到比较关键的地方，都会问他的感受：“你觉得怎么样？”他总是频频地点着头，似乎在告诉我他也深以为是。

一个月后，杉浦跟着我飞到了H市，并在我的建议和陪同下拜访了源江大学。作为技研株式会社的代表，他向源江大学正式提出了成立合资技术培训中心的建议。因为我事先跟源江大学有过沟通，所以他的建议马上得到了通过。按照契约，源江大学不仅可以得到技研株式会社非常实用的设计技术，还可以给毕业生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技研株式会社则可以得到大量的优秀人才。双方都很积极，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晚上，源江大学在大饭店招待了我们。因为座位就在窗边，正好能够看见美丽如画的风景。陪我们进餐的竟然就是那位说我是“花花公子”的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令我惊异的是，他的变化很大，跟我在公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在饭桌上，他一直谈笑风生，给人的感觉十分开朗。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餐后他竟然带着我跟杉浦去了一家夜总会。那时候，带着外国客户去夜总会，似乎对做生意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我有意观察他，发现在夜总会喝酒的时间里，他从头到尾都两眼发亮，放射着激情。

继技研株式会社公司的杉浦之后，我又带着NEC软件公司的关社长拜访了源江大学。当然也是谈合作的事，不过这一次跟软件开发有关。都说冤家路窄，每次去吃饭或者消夜，陪我跟关社长吃饭喝酒的肯定是董事长。

我去H市差不多有十次了，之后事情突然又有了新的变化。日方决定从京野网撤资。作为日方代表，我理所当然地跟着卸任离职，但我不想责怪日方。说到撤资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似乎是中方股东不尊重日方的意见，日方的话语权越来越少。如果让我说实话，其实是日方与中方在经营思想上有根本的区别。日本人做事谨小慎微，三思而后行。中国人做事大刀阔斧，在行动中寻求改善的地方。格格不入的两伙人，散伙是迟早的事。

虽然京野网只维持了两年，但我觉得内心无愧。无论如何，公司赖以生存的野口业务是我开拓的。源江大学成立的两个业务中心也是我精心策划的。

离开京野网公司后，我没再找其他的公司就职。以往的经验让我得到了很多启发，我决定自己当老板，并在北岛社长的资助下，于二○○二年六月成立了新天地公司。公司的业务内容自然是对日本的软件开发。虽然是新公司，但我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多年，不仅轻车熟路，人脉资源也丰富，不到两年的时间，手下已经有了一百三十多名员工。

我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一次的问题却属于私人问题。我是公派留学生，护照延期时，必须将公费改成私费，因为我是擅自留在日本的。但更换护照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开门见山，原因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国家资源比较匮乏，实行配给制，比如粮票、油票、蛋票、煤票等，买东西的时候要有户口本才能买到。也许是国家想节省资源，对那些长期出国在外的人的户口，一律采取注销制。因为这个原因，有一段时间，我在国内是没有户口的，也就是黑户口。我想将公费护照改成私费护照的话，第一步必须先恢复户口。

我先去中国大使馆开公费人员回国证明，然后去北京语言学院出国人员服务部，调出出国前填写的小卡片。凭小卡片，工作人员为我写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去燕京航空学院调出档案，再把档案落在当时所在公司的户头上。之后，我需要去五道口的东升派出所恢复户口。意外的是，警察们翻箱倒柜地找到我的户口存档后，告诉我户口已在一九八二年转到了长春市的南岭派出所。我想跟我在东北师范大学日本语预备校待了一阵子有关。我只能去长春了，但当时我的护照已经过了有效期限，没办法买飞机票。我是坐火车去长春的。在火车上晃荡了一夜，天亮时我找到了南岭派出所，但警察说不知道这件事，不给我办理。我又去东北师范大学，找到留日预备学校的副校长。听我说明了原委，副校长二话没说就给我开了介绍信。我拿着介绍信再次去南岭派出所，警察这才找出了我的户口存档，给我开了户口注销证明。我很感叹，想不到一封介绍信，比所有的事实都更容易解决问题。拿着所有的资料，我回到北京，再次去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再次拜托工作人员帮我开落户介绍信。这时候他们才告诉我，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按国家政策，回国还可以把户口落在北京。如果我是大学生毕业的话，户口就只能一辈子都放在长春了。不过我只想早一点儿恢复户口，至于户口是在北京还是在长春，其间的区别似乎不大。我拿着介绍信去丰台区长辛店的张郭庄派出所，向警察出示了所有的介绍信和证明后，拿到了一张表格。我把自己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等工工整整地填满表格，交给警察。不久，我被通知恢复了北京户口。这么说吧，从开始申请到恢复户口，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把更换护照的经验介绍给同是公费留学的两个朋友，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恢复了户口。因为省掉了很多麻烦，他们从心底感谢我。他们俩一个姓陈，一个姓俞。陈桑是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为了感谢我，把三菱公司的手机测试业务给了我所在的公司，让我痛痛快快地挣了好几年的钱。俞桑呢，为了感谢我，特地请我去他所在的冲绳经济大学做有关软件的讲演。讲演时间不过是一个小时，但他付给我的旅费有三十五万日元。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钱给我。问他，他诡秘地笑着说，我的旅费是从北京到东京，再到冲绳的往返路费，而且是商务舱标准。我心领神会，干脆笑着把钱收下。其实，我是从长野到东京，再到冲绳，还带着美代子和两个孩子。在我看来，我是带家人去冲绳旅游，顺便到大学做了一个小时的讲演。他把全家的旅费都给我了。那个时候，日本的各个企业都很有钱，花起来大手大脚的，现在可不行了，前几年谭桑也去冲绳经济大学讲学，整整一个星期，才给了十万日元的费用。

我让姗娜辞掉工作，把她养起来了。俗话说金屋藏娇，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那时候，在海归的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买套房，买辆车，每月再给一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在国内包养一个绝色美女了。这话反映了当时的现状，但并不适合我。毕竟我是真的喜欢姗娜，而且我喜欢她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我也每个月都给她一万元人民币。她考取了驾照后，我还给她买了一辆小轿车。一般地说，我并不是一个抠门的人，但在给她买车时却小气了点儿。我没给她买当时女孩子们喜欢的“银富”，买的是“奥托”。但一年后我还是给她换了一部当时最流行的新款“帕萨特”，因为她个子高，坐在小巧的“奥拓”里，怎么看都显得寒酸。实际上，谁都不知道，她本人也不知道，我在心里多少把她当成我的一块招牌，要是招牌看起来寒酸了，我这个老板也就跌份了。对新车“帕萨特”，她好像也觉得很满意。

我也是自食恶果，发现做错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纠正了。我很后悔让姗娜辞去工作，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家里。除了面对无限的孤独和寂寞，她还要承受来自于道德和世俗上的压力。话说我给她的钱足够她奢侈了，但她告诉我，她最害怕的就是过节放假，因为过节放假的时候我就回日本了。她一个人在北京独守空房。使她深感痛苦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象另外一个女人躺在我的怀抱里，会觉得痛不欲生。最初，我让她学会放弃“嫉妒”，但她说我不理解她。她让我想想一个女人一直在终结点上的爱是多么绝望。我说我永远也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是男人。丧失感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痛苦。慢慢地，她的性情变了，开始暴躁起来，言语也带着暴力。她经常会为一件小事找茬跟我吵架。吵架时，她会掀桌子、砸瓶子。同时她开始拘束我，整天打探我在什么地方吃饭喝酒，然后像猫捉老鼠似的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待她不薄，她却胡搅蛮缠。有时候我甚至想把她甩了。终于，有一天，我跟她的事情闹大了。记得那天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跟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王桑从广州到北京来了，约我一起吃晚饭。本来，姗娜的一个朋友过生日，晚上有一个生日派对，而她叫我陪着她一起去。其实我并不想去，因为她的朋友圈比较杂，有房地产老板的情人，有名人政客的公子，还有一些来自于台湾的生意人，但今天我放假，没有拒绝的借口，只好答应陪她一起去。王桑的电话像救世主，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一起吃晚饭。她急了，一再强调我跟她有约在先。我说王桑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下一次见面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再说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她变得声嘶力竭，说她并没有拘束我，而我是一个大男人，大男人就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说她朋友的生日派对有她参加就可以了。

我换了西装，打算往外走的时候，姗娜将身体靠在门上，不让我出去。她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不行，我就是让你遵守我们的约定。我用手拽门的把手，一边对她说：“够了，你就闹到这里吧，反正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要去见王桑。”她说：“我不让你走。”我问她：“你真的不让开？”她铁青着脸说：“不让。”我气汹汹地对她说：“我就是要走，看你能怎么样。”我使足全身的力气拉开大门，门撞到了她的头，她“扑通”一声地栽倒在地。我看见她用双手捂着头，鲜血渗过她的手指缝流出来。我本来打算扶她起来，却是不断地用双手摇晃着她的肩膀喊她的名字。她的脸上都是血。她问我：“这样还不够吗？”我赶紧回答说：“够了。”她说：“别傻呆着，快帮我叫救护车啊。”

说话的工夫，救护车已经到门口了。我搀着姗娜下楼，跟她一起上了救护车。我坐在她身边，一直对她说对不起。她说：“你又不是故意的。”我的确不是故意的，但我当时真的想要教训教训她，我问心有愧。这件事后，我再也不跟她吵架了，她好像也学乖了不少。比如，美代子和孩子们来北京玩的时候，她不仅主动腾出房间，还给孩子们买礼物。我带美代子和孩子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她会收拾好房间，甚至连我们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而孩子们相信我的谎言，以为她是我花钱聘的家政妇，非常喜欢她。

觉悟到姗娜还是出去工作比较好，我就劝她找了一份工作。她开始工作后，对我们两个人真的是一种解脱。对于她来说，工作不再是为了赚钱，变得跟消遣差不多，所以她每一份工作的时间都不长久。各行各业她都想试一试。她在青鸟健身做过前台，在中国企业网做过销售，后来又去高尔夫球场卖过会员卡，还与朋友合作在北京组建过美女高尔夫球队。

这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公司也一帆风顺，新项目不断，日进斗金。我的职责好像变成了三陪，陪吃陪喝陪旅游。北岛社长给我的公司投了很多资金，是公司的董事长之一，差不多每三个月都会来一次中国。他每次来中国都先到北京，然后由我陪着他四处周游。除了北岛社长，美代子和孩子们也经常来，还有一些日本的客户也经常来。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专业导游。我带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海南。我喜欢海南，美代子和孩子们也喜欢海南。海南的高尔夫球场很高级，海鲜很丰富，歌厅很新潮，可以形容为人间天堂，或者形容为世外桃源。

有人说我“爱折腾”，但这次折腾却因为谭桑是我的挚友，我想帮助他。

我当京野网的总裁时，谭桑的公司不过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终日陪吃陪喝陪旅游的时候，他的公司却是项目不足，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一天，他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公司介绍点儿项目。他说他也想跟日本公司合作，做一些长期稳定的买卖。我们是同行，是竞争对手，他拜托我，除了我是他的朋友，也因为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想我不能伸手不救，就决定帮助他。我马上联系IT野口综研的神宫路，大致介绍了谭桑的公司后，问他愿不愿意去C市实际考察一下。他说可以，但要我陪行。公司的经营层也知道了这件事，所有人都反对我这么做，有人甚至很露骨地说我“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扭”“给公司培养竞争的对手”。其实他们说的都不对，有了竞争对手的存在，才会有提升自身的机会。神宫路很认真，随我去C市的时候，还带上了IT野口综研采购部的水广部长。

谭桑的公司虽然小，却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他自己其实也很出色。他是大阪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公司设在一个商住两用楼的三层，会议室非常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黑板。

首先是谭桑用三言两语介绍了公司的大概情况，然后把话题转给了一个姓钱的同事。没想到钱桑的日语非常棒，直接用一口流利的日语，详细地介绍了公司的技术积累和项目经验，神宫路和水广都听得津津有味。接下来是一个姓牛的同事介绍丰田项目的开发经验和品质管理的方法。在他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个词汇，就是“品质担保”。水广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眼睛一亮，然后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插嘴说：“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听到这个词汇。我曾经考察了几十家中国公司，其中不乏上百人的大公司，有这种意识的员工，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水广评价这么高的话，谭桑公司的前景就有希望了。晚上，谭桑以公司的名义在饭店招待了我们。那天他叫的菜真的很好吃。五粮液很烈，但真的很芳醇。饭后，他本来还想请我们去酒吧，但被我拦住了。

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谭桑从包里掏出一沓子钱塞给我。他说我为了他而辛苦，他如愿以偿，这点儿钱是他的一点儿心意。我推辞了几次他都执意要我收下，我也就不客气了。回到北京后我数了数钱，竟然有一万元人民币。后来我还听说，当时他的公司穷得连机票都报销不了，真不知道这一万元人民币是从哪儿搞到的。

过了几天，我问神宫路对谭桑的公司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很满意，愿意把一些项目给谭桑的公司做。以后的事情，甚至出乎我的意料，IT野口综研给谭桑的公司的项目，每个都被做到了最好，项目源源不断。过了没几年，谭桑的向阳公司就变得大名鼎鼎，在IT行业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向阳的员工都把我看成他们公司的恩人，谭桑也说没有我就没有向阳。我就解释说，机会是平等的，即使我不介绍IT野口综研，别人也会介绍其他的合作者。谭桑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他跟同事们的聪明才智以及艰苦的奋斗。

因为有了上述的因缘，当谭桑想把他的公司做到上市时，自然就想到了我。他希望我能够把自己的公司跟他的公司合并。说真的，我有点儿犹豫。前两次是日本软银和源江大学投资，我做成功了更好，即使不成功个人也没有什么损失，但这次的投资可是谭桑和他的员工们的血汗钱啊。如果我答应谭桑的话，结果只能成功，绝对不允许失败。在做出决定之前，我想试一下自己是否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毅力。当时我的体重有九十三公斤，看起来大腹便便。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在三个月内将体重减到八十公斤以下，就跟谭桑联合起来轰轰烈烈地干事业。

我开始减肥了。每天早起，起来后就顺着二环边上的护城河快走一个小时。饭量减半，油水大的食物都不入口。唯一戒不掉的就是酒。啤酒长肚子，我就喝烧酒。三个月后，我的体重减到了七十九公斤。正如我跟谭桑说的那样，减肥还是值得的，它增加了我的自信，令我觉得可以挽起袖子大干一场。

我必须征求投资的北岛社长的同意。他再来北京的时候，我去他的酒店房间，跟他把牌摊了。他默默地抽了一支香烟，直率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他不同意我把公司跟谭桑的公司合并。他希望将现在的公司作为自留地，一直为他在日本的本社服务。虽然表面上我是老板，但公司的股份几乎都是他的，我只能再一次提出辞职。他同意了。我们分手说再见的时候，相互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为了买向阳公司的股份，我决定卖掉跟姗娜一起居住的房子。一开始，她当然不同意，但是听了我对公司前景的描述后，也相信向阳四五年后就可以上市，认为现在卖房买股票是对未来的投资。我答应她几年后买更大的房子，过更奢侈的生活。

姗娜跟着我净身出门了。

不过，卖房子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打着另外一个小算盘。马上就到二○○八年八月了，奥运会将在北京市举办。奥运会之前，房地产价格肯定会出现一时性的虚高。我是想趁房价高的时候卖掉房子，等奥运后房价跌的时候再买一个大一点儿的。此外，我真的需要钱。虽然我挣的钱并不少，但我在日本公司的工资都给了美代子，在国内公司的工资都给了姗娜，捞的外块都花在酒吧里了。

房子卖了一百五十多万人民币，比我想象得多了不少。一平方米七千元人民币买的房子，住了七年，出手时竟然卖出了一平方米一万三千元人民币的价格，便宜捡大了。看到这样的结果，姗娜认为买房子不仅保值，今后肯定还会升值，她劝我再买一套房子，先付上定金就行。但这个时候的我太贪心了，觉得房价上涨得不够快。我觉得还是把钱投到公司比较好，每年最少增值百分之三十。再说四五年后公司就可以上市了啊。我用一百万元人民币买了谭桑公司的股票，剩下的五十万元人民币给姗娜买了一辆白色的宝马车。

我很快就明白了，人算不如天算。我二月卖掉了房子，八月就爆发了经济危机，房价随之下跌。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庆幸自己房子脱手得是时候，政府却抛出个四万亿的王炸，房价马上起死回生，短短的一年就翻了一倍。接下来不用我说了，经过一轮轮的调控，一波波的上涨，北京的房价已经是那时的十倍了。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卖掉房子，现在出手的话，最少也能卖到一千万元人民币。说起房子的事，周围的好多朋友都替我遗憾，觉得我“亏大了”，但我认为是命。我说的是心里话。一个人，一辈子吃多少穿多少挣多少，都是命中决定的。是我的失不去，不是我的也求不来。虽然我不是一个迷信主义者，但在有些问题上还是会相信命运。

卖掉了房子的我，一身轻松地到了向阳，成了公司的总经理之一。这时候的公司，已经搬到了交大西门的数码港大厦，仅作业场所就有八百多平方米。半年后，公司的员工有九十多个人了，办公室给人的感觉很拥挤。这时我就跟谭桑商谈，说客户的项目接连不断，很多客户甚至提前预定了下一年度的开发体制，而这些开发项目都是需要五十人小组或者八十人小组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根本就应接不下来。我建议在数码港租一层两千四百平方米的办公室，并把员工的人数发展到三百五十人的规模。他看起来很兴奋，跃跃欲试地说没问题。

后来，我跟谭桑真的将公司搬到了数码港，并招聘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可是，就在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二○○八年八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九月七日，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九月十五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同样是十五日，美国银行发表声明，愿意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九月二十一日，因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一个个地倒下，美联储宣布将最后剩下的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由投资银行改为商业银行，无限风光过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名词。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世界，当然也波及到了我跟谭桑的公司。

主宰命运的永远都是偶然。

新办公室刚刚装修完毕，客户们却一个接着一个地取消了跟我们合作的项目。办公室宽敞明亮，有崭新的工作台，有几百名员工，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死气沉沉。不久，我跟谭桑算了算，据当时的业务范围，公司只能保留三十名员工。这意味着公司要解雇几百名员工。而这些员工里，不少是日日夜夜一起奋斗过来的战友。

飞往目标地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出生地、继承、时代、历史、甚至随便世界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大事，都会影响到翅膀的飞翔。发生在技研株式会社的悲剧，今天在向阳重新上演了。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是被人解雇的员工，这时候我是决定解雇什么员工的人。我在心里问自己，到底哪一方的立场更残酷呢？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想着手这件事，于是将裁员的权力交给了总务部长贾桑，平时我一直叫她贾姐。她说看在“姐姐”的份上，愿意替我做一次恶人。但我经常看见她跟员工约谈时，板着脸进会议室，流着泪走出来。我猜想她一定很痛苦。公司能做到的，就是给那些被辞掉的员工一个月的补偿金。至于谭桑呢，明明遇到了一场大风暴雨，但却表现得格外平静。他以个人名义买下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员工的股票，将所有的灾难都扛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呢，对所发生的一切很难过，尤其在公司关联生死的关键时刻，没勇气跟谭桑一起背负灾难，至今都还觉得歉疚。其实，我真的想把失败归在“碰巧”赶上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但早在二○○七年四月，美国的新世纪金融公司就申请了破产，可惜我没有看出这件事是后来一系列危机的苗头。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决定引咎辞职，也算是对自己的惩罚吧。后来我一直都想，如果我没有建议租数码港的办公室，如果我没有建议将员工扩展到三百五十人，也许向阳撑得过这一次经济危机。是的，我总是以为这一次灾难是我造成的。在这次灾难里，有我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我又失业了，因为心情沮丧，每天什么都不想做。一段时间里，我只是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时间，觉得已经没有这里和过去，没有现在和那里，只有痛彻心扉的孤独与失落。有时候，我会憎恨上帝，觉得上帝不厌其烦地给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户，但每次都在窗前偷偷地挖一个大坑让我掉进去。我已经鼻青脸肿了。

百无聊赖地过了三个月，手里的一点儿存款都花光了，我也不想让姗娜养着我，于是决定回到最初的老巢，也就是北岛社长和杨老板在中国成立的合资公司。有句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我已经别无选择了。说到那家公司，在我的眼里也是面目皆非了，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同样也没有绕过它。三菱手机从北京撤资了，最出利润的手机测试工作也失去了，软件开发业务的规模缩减了一半。五百多平方米的开发现场，只坐着三十几个员工，看起来既冷清又死气。

我的一个同学建议我为自己搞点儿副业，并保证给我飞机零件的加工业务。看见我犹豫，他建议我从他那里接单，发给地方的工厂制作。我照他的建议做了，第一单发给了陕西阎良飞机制造厂。我前前后后去了西安十几次，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单。不管怎么说，拿到钱的时候，我还觉得数目不小，打算跟同学进一步合作。可是，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跟同学合作的事儿就那么半途而废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尝到了中介人的甜头，我跟一些朋友开始了石油化工业务。我在日本疏通厂商拿设备，朋友在国内贿赂客户卖产品。做了几次，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想跟朋友评理的时候，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接着，我又通过别人的介绍，做起了LED灯带的业务。从广州的工厂进口，卖给日本的蘑菇厂商。开始做得很顺利，钱也没少赚，但随着灯带卖得多起来，废品的数量也跟着多起来。不久，日本的蘑菇厂将制造方换到了韩国。

这种小打小闹的赚钱方式，使姗娜跟着我过上了居无定所的颠沛生活。我们先是在西直门外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两年后又换到了附近一个只有一室的小公寓。但出门的时候，我们却开着宝马招摇过市。很明显，我生活在重重的矛盾中。

祸不单行。命运给我的人生留下斑斑点点的疤痕时，姗娜的家里出事了。说真的，这时候的我已经是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心情和精力管她家里的事。我故意不问她家里都发生了什么，但是，据她说，她急需一笔很大的现金。她说现金是用来送礼、求情、买通关系的。说我是在回避也好，说我是渣男也好，都随便了，反正我就是没有帮她。有一天，她突然冲着我发火，说我在钱上不帮忙没有关系，但不能“表现得这么麻木不仁”。我对她说：“你的事我当然会负责到底，但你们家里的事，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家里人的问题。你了解我的现状，即使我想帮忙，也没有能力了。”她看起来很惊讶，以一种很古怪的神情看了我很久，仿佛我已经令她觉得彻底失望了。我知道她不痛快，在怨恨我，但我也精疲力竭了。

过了没多久，我打算开日式饭店，先是在双井附近租了一个餐厅，然后从日本请来了厨师。从我筹备饭店的时候开始，姗娜就坚决反对，苦口婆心地劝我回归主业，继续做擅长的软件开发。按她的话来说，开饭店的话，什么样的客人都有，我这种“文化人”绝对应付不了。不过我没听她的话。饭店开始运行后，没想到地道的日本菜，并不合乎中国人的口味。比如说烤秋刀鱼吧，在日本是连内脏也吃，但中国客人却大发雷霆，责备厨师偷懒，没有将鱼洗干净。再比如，在日本吃的寿司，米饭里是要加醋的，但中国客人却要求更换，说米饭发酵了不能吃。横滨有一个中华街，卖的都是中国菜，但已经是日本风的中国菜，是按照日本人的口味调整过的。我的饭店将日式菜原模原样地照搬过来，可以想象客人的反应了。正如姗娜所说，这时候的我不知如何应付，于是她只好挺身而出，承担起里里外外所有的协调工作。她是想把我腾出来，让我回归本行踏踏实实地做软件。来饭店吃饭的朋友，都以为饭店是我为姗娜开的呢。

一年后，投资到饭店的一百多万人民币赔了个精光。姗娜对我说：“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加上她家里出问题的时候我没帮忙，在我决定关闭餐厅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夜里我们不再干那种事了。她动不动就对我说：“再也没有以前的那份开心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姗娜晚上没有回家，我等了一夜。第二天、第三天，她都没有回家。夜里，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将头枕在她用过的枕头上，依旧能够闻到她留下来的气味。我心里很明白，她离开我了，去什么地方了。至于她能去哪里，因为我的想象力太丰富，反而猜不出她去了哪里。我觉得茫然，想找她，但知道找到她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我对她的爱不够分量，不能给她安全感。最主要的是，我已经什么都懒得做了。跟她的关系很像我买下来又卖掉的那个永远也回不去的房子。

六

一年一度的元旦又到了。在日本，吃年饭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去年的年饭是美代子亲手做的，但今年只能去超市买现成的了。按照日本的传统，家里有人去世的话，一年之内都属于服丧期，要停止一切娱乐庆典活动。所以，今年我没有给任何朋友发贺年卡，也没有安排旅游。

我是早上六点钟起床的，先沏了一杯清茶摆到美代子的佛坛，之后又上了一炷香，祈祷她的在天之灵可以保佑家人的平安，保佑小女儿的高考顺利。

小女儿离统考只剩下两个星期了，所以，虽然是元旦，我还是要在八点送她去寒假补习班。今天有很重要的模拟考试。反而儿子和二女儿却在尽情地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昨天夜里，两个人看红白歌唱比赛到半夜，今天大概要睡到中午才起来吧。到底是大女儿，美代子去世后，她尽可能地替我分担一些责任。比如今天早上，她早早地起床，把昨天晚饭后没来得及收拾的锅碗瓢勺洗干净，又煎了几个荷包蛋做弟弟妹妹们的早餐。

日本有句话，说的是“寝正月”，意思就是睡着过年假。很多日本人，在新年的假日期间，早上睡懒觉，中午睡午觉，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看电视。不过，一家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榻榻米上看电视或者手机，的确很惬意。我呢，骨子里到底是中国人，相信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不想糟蹋新年伊始的明媚阳光，约老大陪我一起出去健走。二○一八年的第一天早上，大女儿陪我走了一万多步。我觉得神清气爽。

一月十五日是美代子的生日，跟她活在人世的时候一样，我依旧买了五十七朵玫瑰花。

一月十六日，早上我睁开眼睛后就开始紧张，因为是小女儿统考的第一天，是决定她未来命运的不平常的一天。我烤了小女儿最喜欢吃的三文鱼，煎了荷包蛋，还做了生菜沙拉。吃完饭，我开车把女儿准时地送到了指定的考场。往年的考场都设在新洲大学，轻车熟路，我闭着眼睛都不会迷路，但今年的考场却设在了长野女子短期大学，因为是第一次来，所以用了导航。小女儿下了车，定神看了看我，两只眼睛里放着光。我跟她摆了一下手说：“平常心就好，别紧张。”她谢了我。我知道我说的话毫无意义，我自己都紧张。看着小女儿的身影消失在学校的大门里，我想看看回家的路，却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似乎曾经到过这里。导航时我输入的是学校的名字，于是想确认一下学校的地址。我很惊讶，竟然是三轮。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跳出来。千鹤的家就在三轮。三十年前，我曾经跟她出没在三轮的大街小巷，甚至还在三轮住了很久。

忽然，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竟然带着差不多可以说是希望的心情，想看看我曾经住过的千鹤家的房子。还有，如果我坐在车里，刚好看见她或者她妈妈从大门口走出来，我会死死地盯着被我抛弃了的女人看吗？如果跟她碰了个正着，我会对她说：“千鹤，是我，王建军。”她会惊讶地长大了嘴巴尖叫吗？她会甩手而去吗？她是我被引爆的过去。我不由自主地将脚踩到油门上。车子朝记忆中的千鹤家开去。

路很窄，我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那幢棕色的两层小洋楼的前面。院子里的停车场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棵松树看起来更粗壮了。我有点儿喘不上气来。我故意放慢车速，将车子慢慢地驰过千鹤的家门口。我特地巡视大门旁边的名牌，发现名字已经由青柳变成了白鸟。不用说，千鹤跟一个姓白鸟的男人结了婚，成了白鸟夫人了。我把车停在一棵树下，有三分钟的时间一动也不想动。栅栏、花园和车库，唤醒了我心中一种熟悉的情感。这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难堪的往事。不久，我感到四周是一片的寂静。又过了一会儿，我朝回家的路开去，感觉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很像失去的时光。

过了正午，天开始下起了小雪，气温一下子下降了很多。小女儿去考场时，既没有带伞，也没穿羽绒服，万一她提前答完考卷出来的话，我怕她会冻感冒了。不到四点，我就等在离学校大门口最近的地方。我调低了车座的靠背，平躺下身体，眯上了眼睛。

自从美代子得了癌症，我就回到了日本，到今天已经有五年了。这五年，也许是我结婚后最为动荡的时期。美代子生病，化疗、手术、国外治疗等等。此外，大女儿的考研、毕业、就职、搬家。儿子的考研、美国留学、毕业、就职、搬家。二女儿的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考大学、搬家、澳大利亚留学。小女儿的高考。等等沉重的细节，使我对一些不了解的日本的事情，几乎都了如指掌了。

十七日，同样是我开车送小女儿参加第二天的高考。天气很糟糕。风雪交加。

连着两天，回家的路上我都问小女儿对考试的结果有什么感觉。她看起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十之八九没有问题。话是这么说，回到家，她总是直接去美代子的佛坛，跪下来后，将高考答题的备份，恭恭敬敬地摆到美代子的照片前。然后，她会上香并合掌祈求美代子的保佑。做完了这一切，她才拿起答案备份到客厅去对分数。她把哥哥也叫来一起对。这时候，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兄妹俩一惊一乍地对分数，感觉很新鲜。

按照日本的高考制度，统考结束的当天，网上就会公布正确的答案。考生可以对照答案，算出自己统考的总成绩。然后，再根据各个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报考自己有希望上的大学，参加大学本校命题的二次考试。小女儿想报考的埼玉大学工学部的分数线是七百分，我担心她的成绩没有超过七百分。

地理九十一分。国语八十四分。近代文学七十九分。英语一百六十分。英语听力六十八分。数学A七十七分。数学B五十四分。化学八十八分。生物八十三分。总分七百八十四分。小女儿在原地蹦了好几个高，儿子冲着她竖大拇指，我为自己冲了一杯烧酒，对小女儿说了一句祝贺。

但小女儿得到的还仅仅是希望，二月下旬，她还要参加埼玉大学的二次考试。虽然说二次考试只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三十，但在没有得到合格的通知之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板上钉钉的事。从第二天开始，小女儿比以前更加勤奋地学习。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二月十一日，美代子去世整整一年了。这天是日本的建国纪念日，全日本都放假。按照日本的习俗，我又操办了一次隆重的法事。至于法事的经过，因为跟前面说过的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话说我家附近，姓柳泽的人家特别多，几乎都是“本家”。所谓的“本家”，指的是直系血亲，具体地说，就是同性同血缘。举例来说的话，爷爷、叔叔、伯伯、弟弟、堂兄、堂弟都属于“本家”。当一个家族太大的时候，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需要将一部分人分出去。同样举一个例子来解释。假设大家族里有五个孩子，虽然老大和老二很优秀，但老二比老大更优秀，可惜老二顺位比老大低，没有继承权。为了防止未来老二为了继承权跟老大闹别扭，也为了让老大安心理家，就会分一笔钱给老二，让他自己开宗立派。“分家”是同血缘不同姓，或者同血缘同姓但放弃了继承权。所以，本家和分家加起来就是一族，也就是以姓氏为基础的氏族，很像原始社会构成部落的一个单位。想更具体地理解“本家”“分家”的人，可以看日本的动漫《火影》。里面木叶村就是由宇智多一族和千手一族为中心，加上猿飞、日向、奈良、秋道、山中等组成的。

现在的本家叫柳泽雄次，跟我很熟。他曾经在长野当地的一家大公司当董事，专门负责IT业务，跟我属于同行。法事后的宴会开始后，我第一个给他敬酒。他突然按住我的手，一脸严肃地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木田映子”的女人。我说不认识，但认识一个姓及川的映子。他拍了一下手说：“就是及川映子，婚后随丈夫的姓，成了木田映子了。”说真的，我有点心虚，怀疑他从什么人那里知道了我跟映子教授曾经有过一段暧昧关系。我小心翼翼地说：“她是我在新洲大学时的老师。怎么你也认识她吗？”他说：“当然认识了，我们是小学同学啊。”我很感叹：世界就是这样小。我还是感到困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提起映子教授。不过，不等我问，他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柳泽雄次参加了一个小学同学的聚会。会上，他跟木田映子交流的时候，知道她在新洲大学工作，自然就想到了我，于是问她是否认识一个叫王建军的中国留学生。木田映子说不仅认识，还因为一起打乒乓球所以特别熟悉。他对木田映子说我是他的亲戚，还把我跟美代子结婚的事以及美代子去世的事，都说出来了。他说他很惊讶，因为木田映子听了他的话后，忽然哭了起来。他觉得不理解，想问问我为什么。映子教授改姓木田，我想她后来离了婚又再婚了。不知道她离婚跟我有没有关系。但愿现在的男人有能力爱她这种内心纤细、感情丰富的女人。跟我交往过的女人，她是付出最多得到最少的了。我希望她生活得快乐。我对柳泽雄次说我在新洲大学里一直教几个老师中文，映子教授是我的学生之一。她对所有的留学生都很关照。我感到奇怪，按照她的年龄来看的话，现在应该退休在家才对，怎么还在大学工作呢？问柳泽雄次原因，他回答说，木田映子退休后，又被学校返聘，专门负责留学生的接待和照顾工作。我觉得血冲到脑门，也许在看不见我的情况下，她依然还爱着我，不然她不会这么大的年纪了，还特地从事跟留学生有关的工作。有一种人，会持续地爱一辈子。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渴望，想跟映子教授再见一面，觉得这一次或许会带着我的真情抚摸她。但是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从来都没有爱过她，现在的渴望也不是爱，是一时的感动而已。我不能再折腾她了，得有点儿理智。

二月二十六日，小女儿参加埼玉大学的第二次考试。三月六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埼玉大学发表合格者的应考号码。本来我尽可能装得若无其事，但到了两点的时候，我已经紧张得不行，早早地坐到电脑前，紧盯着大学的网页。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我能听见时间走动的声音。终于，发表的时刻到了。我颤抖着双手，轻轻地点开发表页。天啊，我看见了“602201-2263X”。这是小女儿的应考号码。为了不弄错，我又确认了一遍。我快步冲到一楼，但看见小女儿时，却欲言又止了。她正跪在美代子的佛坛前，两手合十，紧闭着双眼在祷告。我想她的祷告得到回应，希望她知道她妈妈真的会保佑她，于是又蹑手蹑脚地回到了二楼。不久，我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小女儿冲进房间，不等她开口，我用右手做出“V”字，抢着对她说：“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合格了。やったね。”她点了点头，突然伸开四肢躺倒在我的床上。

三月上旬，二女儿如愿以偿地去澳大利亚留学了。三月下旬，我带着几个孩子去泰国旅游了一次。四月一日，儿子作为社会人，第一天去了工作岗位。四月四日，小女儿作为半个社会人，成了埼玉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为她在大学的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她开始了自炊的独立生活。

一天，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脸上非常清晰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意识到生活始终都在延伸着我，上述的所有的回忆，都跟美代子床头的明信片一样，旧了。如果把一生比喻成一天，就是我本来想做好几件事，结果只做了两件事。美代子去世后，我第一次觉得孤独。自从小女儿去了埼玉县，儿子搬到公司附近的公寓，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能跟小黑说说话，只能独自一个人吃饭，这样的生活令我觉得难以忍受。但是，对计算机的兴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溜掉了。计算机行业对我来说已经是一艘快要沉掉的船。有一种疲惫隐藏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我再也不想像西西弗斯那样把滚下山的大石头推上山头。疲惫本身成了那块推上去又滚下来的大石头。我已经不想见证人生是怎么回事了。感受到软弱和孤独，我知道我开始“老了”。或许是出于对安全感的寻求，我常常会生出一种熟悉的渴望，就是找一个女人在身边陪伴着我。一个人，不知道在哪个方面，也许是爱情，也许是事业，总会有一次终结。也许是天生的体质和气质，孤独的时候，我的脑子就会想到女人。我需要女人，就像女人是一件我觉得温暖的衣服。是的，我需要埋葬过去继续生活。

关于我的前半生，说了这么多，感觉是爬到了一座山的中间，只剩下一半的路了。年轻时，我总是无法满足现实，想体验接近于完整的人生，但到了五十五岁，财产、经历、成就、知识，甚至包括智慧和责任等，都有了相当的积累了。无论从哪个方面上看，我都算是一个有“资产”的人了。跟日本的泡沫经济一样，虽然最终我没有飞到目标地，但也算是安全着陆了。还有，五十五岁也可以说是“一把年纪”了，到了这把年纪，不由得会变得胆小怕事以及软弱。话是这么说，但是人永远都有那么点儿不满足和不知足。我做了人生中两个很大的决定。一是决定退休，将在北京的公司转让给南京的多益公司。饭店经营失败后，我成立了新的软件公司，在长野照顾美代子期间，一直由我指定的人负责。公司的业绩还不错，有一百多名员工。作为回报，多益公司给了我一个名誉总裁的头衔和不算多也不算少的工资。另一个决定是我真的再婚了，新妻就是那个叫苹果的女人，我一直都在打她的主意，想把她追到手。我结婚的这一年，连小女儿都大学毕业了，在资生堂公司从事化妆品的研发工作。二女儿这时也辞去了在日本的工作，跑去悉尼的一家公司做贸易。她的男朋友就在这家公司工作。儿子呢，如愿以偿地被公司派遣到北京的分公司，并在北京爱上了一个女孩。大女儿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对于我的再婚，儿子从一开始就表示祝贺，二女儿和小女儿只是淡淡地表示“知道了”，只有大女儿反对了一阵子，后来虽然同意了，却明确表示“只能把她当成个外人来友善对待”。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感受，年纪大了，婚姻更像是两个人在做伴。

不知道姗娜是怎么知道美代子去世的消息的，她通过共同的熟人加了我的微信。她一直用微信联系我，说她一直都没有结婚，想跟我结婚。她在信中常常回忆我们在一起时的一些事和人。她表示一直都爱着我。她解释说，虽然当年她没能做好情人的本分，以令我不满意的方式结束了同居的关系，但现在想跟我一起生活的感情是真的。她在我的人生中待的时间真不算短，但最终成了一个过客。我把跟苹果再婚的事跟她隐瞒了，因为我不想她再一次受到我的伤害。我对她说：“结婚太麻烦了，打算一辈子不再婚了。”她没有表示异议，回信说“理解”，但每天都给我微信，就像没完没了的要求。对我来说，她的文字枯燥无味。她不知道，我跟她，永远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了。为了脱身，我三天两头地重复那句话：“姗娜，我们是好朋友。”我对新妻苹果发过誓：“我永远都不再找其他的女人。”这话是真的，我不想再折腾了，也觉得没有心情或者精力再折腾了。再说了。每次听到苹果的声音，我都觉得自己身处的房间，连角落都是温暖充实的。以前那个我极力想靠拢的世界，已经令我觉得咄咄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