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晋阳 朱鸿羽

摘要：云冈石窟作为北魏修建的第一座大型石窟，其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形象的出现与北魏塑造正统性的传统有关。文章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结合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面貌，推断云冈石窟中二佛并坐像的出现与北魏文成帝有关，这一造像形式在当时具有证明政权和帝位正統性的功能。

关键词：二佛并坐；云冈石窟；正统性；南北正朔之争

一、经典依据与云冈造像

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形象来源于大乘经典《法华经》，该经在南北朝时期流传甚广，西晋竺法护首译《正法华经》，之后鸠摩罗什又译《妙法莲华经》。二佛并坐源于《妙法莲华经·多宝塔品》，经中所说多宝佛塔庙为证明释迦佛所说经文为正法而出现。

这一形象在云冈石窟中分布广泛，作为北魏文成帝时期修建的皇家石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在云冈第三期造像中都可看到。在早期石窟中，二佛并坐像虽没有作为主像被安排在正壁，但出现在东、西、南壁的不同小龛中。这些造像面向正前方，佛像高肉髻，面相丰腴，装饰较简单，没有雕刻身光。据考察，在云冈早期的五座石窟中，第18窟中出现二佛并坐像多达27龛，第20窟有1龛，第19窟中小龛的主要造像也为二佛并坐像。在第二期造像中二佛并坐像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且在洞窟设计中由侧壁转向正壁，使其地位得到提升，如在第7窟后室北壁上就分布有高3.75、宽4.50米的二佛并坐龛。这一时期，造像的刻画更加丰富，将原来的平面并坐改为侧身并坐，空间感得到加强。佛像着袒右肩袈裟，跌迦坐于须弥座上，飞天、力士环绕周围，使其更加精美。可以看出，此时二佛并坐像在云冈石窟中地位更加突出。对于云冈晚期造像来说，二佛并坐像仍然居于主壁位置，但在规模上有所减小，佛像装饰与中期相比，虽不如其华丽，但多了几分朴素。对于该造像在云冈石窟中的大量出现，学界的解释主要分为法华信仰和“二圣临朝”两种，这两种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二佛并坐像的出现，但对其进一步深思，可以发现这两种解释或周而不备，或简而不周。为此，笔者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发现该题材的出现有证明政权和文成帝帝位正统的含义。

二、法华说之评议

对于二佛并坐像的研究，学界成果丰富，认为这一造像形式的出现与法华信仰有关，并从这一角度给予解释。如林伟在《佛教“法身”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意义》中认为二佛并坐是用来阐述法身的唯一性、永恒性和平等性的[1]；张元林在《北朝——隋时期敦煌法华经艺术研究》中对敦煌地区的二佛并坐洞窟进行研究，认为其一方面反映了“法华三味禅法”，另一方面反映了与无量寿佛信仰的交融[2]；王友奎在《云冈石窟第三期洞窟图像组合分析》中对云冈石窟第三期洞窟进行分析，认为其图像内涵反映的是《法华经》中的一佛乘思想和弥勒上下生信仰[3]；宿白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认为释迦多宝像与弥勒像联系在一起，是想表现当时所流行的“法华三味观”[4]等。这些以佛教义理来分析佛教艺术的方法，虽能够很好地解释其图像的含义，但仍然有三点不足之处：

第一，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中具有特殊性，其在修建之时就已包含极大的政治意图，是一项政治性工程。因此，云冈石窟造像特别是早期造像是包含着一种极大的政治性的，譬如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象征五位皇帝等。正如徐婷、车莉在其研究中所说的那样，云冈石窟图像符号从统治身份的神圣化、等级社会的合理化、道德伦理的符号化三个方面对社会规则与秩序进行约定和表达。[5]故在云冈石窟中，佛教艺术是位于政治性之下的。也就是说二佛并坐像作为《法华经》的象征虽然无误，但是当其作为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形式而披上政治面纱时，其包含的意义便很有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考察这一图像时，特别是其在云冈早期出现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政治性，其次是佛经思想，最后才是其艺术性。即便主持修建石窟的高僧想要表现佛经思想，也要将其佛教义理与政治性进行进一步的结合。

第二，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并不纯粹，僧侣在传教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与方术联系在一起，以此来吸引信众支持。如《高僧传·佛图澄传》载：“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6]因这种传教方式，佛教在民众心中几与神仙方术雷同，正如阮荣春先生所研究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僧人兼具胡人、巫者等身份。[7]虽然以神异为手段能够吸引统治者与民众，进而更好地传播佛教，但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视佛教乃至于信仰佛教却是因为重视其独特的神异能力，是为求利，而非纯粹的信仰。在这一背景之下，即使主持修建的高僧想要表现佛教义理，进而教化众生，也只有极小的可能性将其表现云冈石窟的造像题材中。因为对于接受皇家赞助的石窟来说，其修造样式和造像题材必然是经过统治者仔细挑选后才选定的。而文成帝虽然爱好佛法，但对于佛教义理的研究却不深入，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北方佛义之兴由于孝文。[8]可见对于文成帝来说，佛教只是帮助其维护统治的一种工具，断不可能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仅仅表现佛教义理。

第三，如果云冈石窟想表现法华信仰的话，为何在《法华经》诸品之中偏偏青睐《见宝塔品》，对它的表现也最多？难道其背后含义仅限于法华信仰？值得深思。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以法华信仰来解释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坐造像并不合适。

三、“二圣临朝”诸说评议

对于二佛并坐像的说法，还有从“二圣临朝”的角度进行解释，学界针对云冈第二期双窟以及二佛并坐像大量出现的现象，认为其与这一时期孝文帝和冯太后“二圣临朝”这一政治现象有关。如徐婷在《论云冈石窟图像符号对社会规则的约定和表达》中认为云冈的二佛并坐代表了北魏皇帝和太后共掌朝政的格局[9]；高金玉在《回归——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中认为云冈石窟中的“双窟”和“二佛”都是“二圣”的映现，具有独特的政治寓意[10]。这种说法过于直白，且在云冈石窟中，二佛并坐像在云冈第一期造像中就已出现，这一时间要远远早于孝文帝时期，因此“二圣临朝”的说法不能采信。

近年来学界对于二佛并坐像的研究又有新进展，如张保珍在《二佛并坐像在中原地区的初流布》中对二佛并坐像的经典来源与表现形式进行梳理之后，认为二佛并坐像在五世纪下半叶后受民间观念影响逐渐拥有特定身份，即“捐造者父母”[11]，这一观点具有启发性。古代的宗教艺术并不纯粹，其与政治因素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联系。因此笔者选择政治作为视角，密切關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二佛并坐像在云冈石窟修建之初出现，很可能是希望能够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来起到证明政权与帝位正统的政治功能，而之后二佛并坐像的大量出现很可能是这一政治功能成熟的一种表现。

四、对二佛并坐像正统功能的探讨

二佛并坐像作为中国特有的佛教艺术形象，其在云冈石窟中出现是通过《法华经》中多宝佛发下的誓言——“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借多宝佛之口说出“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的故事[12]，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这一佛教题材造像来表明北魏政权的正统性，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北魏开国以来的正统性建设传统、当前正统性建设的需要以及佛教在此时的面貌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

自晋失驭，风警四起，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赵汉夏秦燕凉先后建国，成一方霸权。然值此时，尚有胡汉之分，以胡众之小驭华夏之大，亦是一大难题。且华夏常视胡人为蛮夷，受其统治心中多有不平，故胡人统治中原时期，统治基础并不牢固。为此，胡人竭尽全力试图证明其所属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希望能够借华夏传统观念中的正统性来缓和矛盾，进而维护统治。比如刘渊在颠覆西晋之后宣称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将自己的血脉远溯至汉朝的方式，来证明其所建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