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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前期对女真人的防御

2023-08-07

关键词:女真人土官世宗

王 桂 东

朝鲜王朝前期对于女真人的防御无疑是成功的,所以在二百余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操控着其与女真诸部交往的主导权。直至“万历朝鲜之役”后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强势崛起,朝鲜与明朝的实力相对式微,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平衡被彻底打破,朝鲜对女真人的防御手段才日益失去往日的效能。但是结果不能完全抹杀过程,朝鲜的防御手段毕竟有着二百余年的成功实践,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与探讨。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从单纯的军事层面进行论述,而且还仅仅只是关注军事领域中具体的某一两个方面,(1)[韩]金纯南(音译):《朝鲜中宗朝对北方野人的驱逐》,《朝鲜时代史学报》2010年第54辑;刘阳:《朝鲜王朝前期的北方沿江行城建置及其防御功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韩]李正日:《15世纪后半叶朝鲜的西北面防御及明朝在辽东的挺进》,《历史与谈论》2018年第87辑。至于全面且深入地揭示出朝鲜两百余年防御成功的真相,国内外学术界还尚未见有系统研究。笔者认为,朝鲜前期二百余年来对于女真人的防御,其实质是一个关涉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诸多层面的整体性工程,即诸措并举且互为补益,最终形成防御上的合力,这恰恰是其获得防御成效的关键。

一、军事层面的防御举措

朝鲜王朝对于女真人所采取的军事层面的防御,无疑是其整体防御体系的重中之重。这其中包含着防御设施的构建、先进兵器装备的应用以及攻防兼备的用兵方略等。

(一)防御设施的构建

修建行城也是朝鲜王朝前期针对女真人开展有效防御的重要措施,(8)[韩]柳在春:《朝鲜前期之行城筑造》,《江原史学》1998年第13辑,第153-190页。朝鲜的行城与明朝的长城相类似,(9)刘阳:《朝鲜王朝前期的北方沿江行城建置及其防御功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第82页。是修筑于边境地区的连续成线条状的边墙,号称“千里行城”。世宗在位时期,有感于中国历代修筑长城防御外族入侵的经验,极为认同“筑长城于东西两界,则贼不得侵突,边民自安矣”这一防御理念,因此于正统五年(1440)二月派遣皇甫仁“为平安、咸吉道都体察使,托以检沿边防戍城堡增减为名,其实盖欲筑长城计也”。(10)《朝鲜世宗实录》卷88,世宗二十二年二月乙未;卷90,世宗二十二年九月甲寅;卷93,世宗二十三年九月戊申。行城筑造之役历来工程浩繁,朝鲜内部的反对声浪也此起彼伏,但是世宗仍旧顶住压力,行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11)《朝鲜世宗实录》卷111,世宗二十八年正月戊戌、二月丁卯。

除筑城外,设置木栅则是朝鲜方面防御女真人的另一种有效设施。永乐二十年(1422)十月,咸吉道都节制使“请置木栅于要路高郎歧伊等处,选强勇千户率军百名,守护农人”,世宗准请,次年四月,“咸吉道庆源府高郎歧木栅成”。(12)《朝鲜世宗实录》卷18,世宗四年十月甲午;卷20,世宗五年四月辛未。按:高郎歧伊,即高郎歧,系指同一地方,将“高郎”与“歧伊”点断,从而认为是两处地方,误也(参见《朝鲜世宗实录》卷24,世宗六年五月乙未)。又如,宣德元年(1426)正月咸吉道监司郑招启曰:“今于镜城郡富居站设木栅,复立镜源(庆源)府寓治,以安边以北军人轮戍于高郎歧木栅及龙城木栅”;宣德七年(1432)十月,兵曹据平安道监司关启曰:“江界府江边不远里民,则令各入保附近木栅……高山里口子屯守军人,则合入万浦木栅,并令守御”。(13)《朝鲜世宗实录》卷31,世宗八年正月己未;卷58,世宗十四年十月丁未。可见,木栅广泛地分布于咸吉道与平安道边境各处,其建造成本低、机动性强,是城堡防御的重要补充。

(二)先进兵器装备的应用

拥有了稳固的防御设施还不够,先进攻防兵器装备的充足供应对于防御女真人的进犯也是绝对必要的,因而朝鲜王朝前期的历代国王及其臣下大多对此格外重视。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咸吉道都观察使柳思讷上疏于太宗曰:

防牌,捍御之具,古干盾之遗制也。兵阵之间,固不可无,近来本道奉教制作,共计二百四十六部……片箭,我国之长技,其机括至为精巧,虽使庸人射之,犹可及遐,摧锋陷阵,莫此若也。(14)《朝鲜太宗实录》卷35,太宗十八年正月甲子。

防牌与片箭分别是朝鲜军队用于防御和攻击的利器,经过对出土文物的考古学研究得知,早在新罗时代之前防牌就应用于朝鲜半岛各国军队的御敌作战中。(15)[韩]李成勋:《韩半岛出土之三国时代防牌等武器的特征变化》,《韩国考古学报》2015年第97辑,第170-207页。至于片箭更是作为朝鲜引以为傲的撒手锏,在当时的整个东亚世界都威名远播,女真人对于片箭也甚是畏惧。实事求是地讲,论单兵作战能力出身农夫的朝鲜王朝士兵与长于狩猎的女真勇士相比,无疑是处于下风的,但由于片箭的威力则极大地抵消了朝鲜士兵单兵作战能力差的劣势。然而,女真勇士的作战特点也是“长于弓矢”,由此朝鲜防牌的作用便得到了彰显。永乐二十年(1422)七月,据咸吉道兵马都节制使启曰:“兀狄哈、兀郎哈等杂种,不甲冑,不成列与战,长于弓矢,难以应当。请用木造立防牌,每当战时列于前行,令骑枪、骑射者居后,虽怯弱者,必不北走”。(16)《朝鲜世宗实录》卷16,世宗四年七月癸酉。可见,防牌在防御女真人的实战中颇为有用。

火器则堪称是朝鲜防御女真人的尖端武器,朝鲜不断对火器予以更新改进,特别是后来从日本获取到更为先进的火器技术,使朝鲜军队的火器应用长期在东亚世界处于较高的水准。(17)经朝鲜改造过的鸟铳在明后期传入中国,成为明朝军队获取鸟铳的重要中介力量,参见庞乃明:《火绳枪东来:明代鸟铳的传入路径》,《国际汉学》2019年第1期,第141-149页。铳筒的小型化无疑是火器应用的重大变革,不但使其更具机动性,而且操作起来也更为简便,甚至妇女儿童皆可以手执放射。(18)朱晶:《古朝鲜引入与改进火药和火器的历史研究》,《东疆学刊》2008年第1期,第35-42页。至宣祖在位时期,鸟铳这种更为先进的火器在朝鲜军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朝鲜宣祖实录》卷113,宣祖三十二年五月戊申。朝鲜方面对先进的兵器装备情有独钟,这虽然多少有点“唯武器论”的嫌疑,但是面对像女真人这样冷兵器时代的强悍对手,先进武器装备的作用自然是不可低估的。

(三)攻防兼备的用兵方略

制定并实施正确且实用的战略战术,也是朝鲜有效防御女真人入侵的重要保障。笔者经归纳分析认为,朝鲜实际上是在执行着“平时以防为主、必要时以攻为守”这一攻防兼备的用兵方略。

朝鲜王朝前期女真诸部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各部互不统属,(20)[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977-4978页。偶尔有入犯朝鲜边境的情况,也仅仅是数十人或几百人组成的小股力量,因此朝鲜边将一般只是将其击退,顺便夺回被女真人掳去的人口和财物,而少有越过国境深入追击的情形发生。例如,永乐二年(1404)四月兀狄哈部酋长金文乃等寇掠庆源之苏多老,兵马使朴龄率兵与之交战,“有一人献计曰,野人善射,难与争锋,若执短兵鏖战,则胜负决矣。即突阵而入,众从之,杀文乃子,野人乃掠牧马十四匹而去”。(21)《朝鲜太宗实录》卷11,太宗六年二月己卯。金文乃兵少,其子又被杀,因而无心恋战,携带着从苏多老掳掠的马匹逃离朝鲜,而庆源兵马使朴龄也是点到为止,并不越境追击,以免落入女真人的埋伏圈。又如永乐十六年(1418)八月吾郎哈(兀良哈)40余人寇闾延郡,“掠闾延郡居民男女七十人、牛八首以归,知郡事朴自俭领兵追之,尽夺所掠而还”。(22)《朝鲜世宗实录》卷1,世宗即位年八月乙巳、九月甲寅。兀良哈人此次前来寇掠的兵力只有区区40余人,但却掳获颇丰,不料朝鲜官军行动迅速,将兀良哈人所掠之人畜又尽数夺回。诸如此类的案例几乎每年都要发生若干起,朝鲜军队一般皆是“以防为主”,将女真人逐出境外后并不穷追。

宣德十年(1435)正月,忽剌温女真2 700余骑来围闾延城,(23)据河内良弘先生考证,此次入侵闾延的女真人并非兀良哈部,而是忽剌温境内的野人那列秃。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年,第158-159页。自辰时至未时,长达三四个时辰。此次闾延之役与以往的小股人马寇边事件相比,危急程度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意图已不仅仅是掳掠些人畜,而是要攻城陷地。尽管女真人攻城无果最终撤退至江对岸,但朝鲜军队怀疑女真人于江边山谷设伏,也不敢贸然越江追击。

朝鲜军队立足防守,不贸然越境追击来犯之敌,无疑是谨慎可行的作战方案,因为一旦越江到境外,不但地形不熟,而且极有可能遭到女真军队的伏击。正统二年(1437)十二月,“野人三千余骑寇碧潼,焚碧团木栅而还,知碧潼郡事辛晋保与碧团副万户许惟刚率三百余骑追之”,一路越江追至30里,结果“与贼相战,败绩,惟刚战死”。(24)《朝鲜世宗实录》卷79,世宗十九年十二月庚午、十二月辛未。

“以防为主”是朝鲜防御女真人进犯的常态,但也不排除在某些特定时段朝鲜会主动出击,而且动辄就是派遣万人以上的军队深入到女真人居住的腹地作战。朝鲜方面指称此类军事行动为“北征”(主要进攻兀狄哈人与毛怜卫)或“西征”(进攻建州三卫),(25)[韩]黄善熙:《世祖朝初期与女真的关系及北征》,硕士学位论文,西江大学,2007年,第11-18页。主动出击且深入女真腹地作战是朝鲜防御女真人的非常之举,其目的即是通过“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女真人施加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事实上,朝鲜的每次大规模征讨都会给女真人带来重创,使其长久都无法恢复元气,这也就为朝鲜边境在一定时间内免受女真人成规模的寇掠创造了可能性。

永乐八年(1410)兀狄哈人寇掠庆源,兵马使韩兴宝战败,中矢而死,太宗遂“命吉州察理使赵涓,往伐兀狄哈”。朝鲜此次出征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主将赵涓立功心切不仅越江征讨兀狄哈人,而且还顺手牵羊地对兀良哈及吾都里部展开大肆杀戮,特别是在图们江边设计“诱杀毛怜卫指挥把儿逊、阿古车、着和、千户下乙主等四人,纵兵歼其部族数百人”,(26)《朝鲜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二月丁未、三月乙亥。其战果之大早已超出了太宗君臣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把儿逊(朝鲜文献称其为“波乙所”)乃明朝封授的毛怜卫首酋,(27)《明太宗实录》卷49,永乐三年十二月甲戌条。太宗不得不担忧明朝因此而问责于他,于是遣中军总制李玄携奏本赴明朝向成祖皇帝辩解。(28)王臻:《朝鲜太宗与明朝争夺建州女真所有权述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09页。此役过后,女真人虽仍频繁地骚扰朝鲜边境,但是却很难组织起有规模的寇掠队伍,(29)刁书仁、王剑:《明初毛怜卫与朝鲜的关系》,《明史研究》2001年第7辑,第265页。特别是杀死了把儿逊这一潜在的危险对手,避免了毛怜卫短期内做大做强。

朝鲜王朝这种为了追求单方面的所谓“绝对安全”,竟不惜滥用武力,给女真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朝鲜虽然取胜,但也是胜之不武,显然是防御失当的一种典型体现。

二、政治层面的防御举措

军事层面的防御往往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但政治层面的防御举措也是不可或缺的,它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不仅能够破除某些制度上的障碍和弊端,而且还可为军事及其他层面的防御举措创造出必要的有利条件。至于朝鲜王朝在政治层面的防御举措,其具体内容则包含了边疆地区行政区划的新建与调整、土官的设置、朝官对边防的巡视与监察、移民实边以及协调内地诸道对边境防御的支援等。

(一)边疆地区行政区划的新建与调整

建文四年(1402)四月,朝鲜在平安道“初置昌城郡、石州、理州”,昌城处于两界中较为凸前的位置,但防御的力量却很薄弱,将其升格为郡,便可以有效地整合其周边的军事资源,大大提升防御作战的能力。而防御位置同样凸前的汝安府,也于永乐十四年(1416)七月升格为闾延郡,“始置知郡事”。(32)《朝鲜太宗实录》卷3,太宗二年四月丁丑。又如永乐十三年(1415)十一月提升咸州的政治地位,咸州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发展程度、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要远优于当时永吉道的首府永兴,因而永乐十四年(1416)九月,“升咸州牧为咸兴府,复以永兴府为和州牧,改永吉道为咸吉道”。(33)《朝鲜太宗实录》卷32,太宗十六年七月甲寅;卷30,太宗十五年十一月甲辰;卷32,太宗十六年九月丁酉。如此,咸州改名咸兴并取代永兴成为一道之首府,界首官由永兴变更为咸兴,所以永吉道也被更名为咸吉道。咸兴位置居中,开发程度较高,这对于整合咸吉一道的军事行政资源无疑更为有利,也便于合全道之力防御女真人的进犯。

咸吉、平安两道边境地区原本郡邑不多,所以各处负责的防区范围难免过于广大,容易在防御中出现鞭长莫及的窘况,因此在防御疏阔之处设置一些新的郡邑和军镇势在必行。宣德八年(1433)六月吏曹启曰,“时蕃江边慈作里,在闾延、江界之间,实为要冲之地,别置郡邑,称号慈城,割属附近两处民户”。闾延与江界之间过于疏阔,其中慈作里又为防御要冲,因此在其间新设一郡便显得尤为必要,这便是慈城郡设置的初衷。咸吉道的防御压力更甚于平安道,因而宣德十年(1435)七月“割会宁四百户,置郡称钟城;割庆源三百户,置县称孔城,皆兼佥节制使”。钟城是朝鲜沿图们江防御线上的重要节点,新设钟城郡可以使咸吉道的防御链条更为严密。正统三年(1438)六月,鉴于昌城的重要地位,世宗批准议政府的启书,“平安道昌城郡,升为都护府,设镇,置一二品守将,加设判官”。升昌城为都护府,设立军镇,并差遣一二品的武将镇守,这对于提升昌城的防御能力,其效果不难想象。正统六年(1441)五月,世宗又“升稳城郡为都护府,置教官”,(34)《朝鲜世宗实录》卷60,世宗十五年六月壬午;卷69,世宗十七年七月戊子;卷81,世宗二十年六月戊寅;卷92,世宗二十三年五月戊午。而咸吉道后来更是形成了六镇并立的防御格局。(35)可参见刘阳关于“六镇”设置的系列论文《朝鲜王朝北方“六镇”之庆源镇的设置沿革》,《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13辑;《朝鲜王朝北方“六镇”之稳城镇的设立》,《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4年第15辑;《朝鲜王朝北方“六镇”之庆兴镇的设立》,《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6年第17辑。

朝鲜除了在边疆地区新设置了一批郡邑及军镇之外,还对某些行政区划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不但便于行政上的管理,而且对于巩固军事防御也有着突出的作用,如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将原咸吉道闾延郡划归平安道管辖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闾延郡与咸吉道其他地方因山水阻隔而交通不便,但是却与平安道往来较为方便,(36)《朝鲜太宗实录》卷33,太宗十七年五月戊戌。闾延的防御位置凸前,一旦发生女真人围城事件,由咸吉道派遣援军非常有可能会救援不及,而改隶于平安道无疑可以大大提升闾延郡的协同防御能力。

(二)边疆地区土官的设置

在朝鲜王朝土官是相对于朝官、京官、京职而言的,(37)[韩]李载龙:《朝鲜初期的土官》,《震檀学报》1966年第29、30合辑,第117-128页。与中国明清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土官”性质上并不相同。朝鲜王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土官大多来源于当地土著中的显赫之家,以及有功于国家特别是立有军功的边民。(38)《朝鲜世宗实录》卷39,世宗十年三月己酉。在边地任用土著为官,不但可以省去由国家发放俸禄,降低财政负担,(39)土官只受地禄,即在其任职所在地量给一块田地作为其俸禄,而国家不再承担其任何的官俸(参见《朝鲜太宗实录》卷13,太宗七年三月癸酉)。而且也有利于增强边地土著对国家的向心力。边地是土官的故乡和家产财富的集聚所在,因而其参与协助防御女真人入侵的热情自然就不会低。

咸吉、平安两道的首府咸兴与平壤均设有土官,而边境最前沿的防御紧要之处也设有土官。正统二年(1437)二月闾延节制使洪师锡启曰:“请将本府防御军五十并所温梁居民俾戍本梁,择有武略者差万户;且昌城、碧潼两郡徙治江边,脱有事变,守令空城往救,实为未便,于昌州、碧团两口子,亦宜置千户、万户”。可见在所温梁以及昌州、碧团两口子设置土官,对于边境防御确实大有裨益,因此朝鲜世宗准其所启。又如正统二年(1437)六月因平安道都节制使的建议,朝鲜“新置平安道高山里、西海、山羊会、清水等四处口子万户”。(40)《朝鲜世宗实录》卷76,世宗十九年二月庚辰;卷77,世宗十九年六月壬申。高山里在江界、西海在慈城、山羊会在理山、清水在义州,四处地方无一不是位于防御女真人进犯的关键节点,而且所谓的“口子”更是女真人入侵朝鲜时常选的突破口,故而朝鲜通常会筑造石堡于各处口子,此次新设的四处土官,级别是土官的最高级别之一的万户,不难看出朝鲜通过设置土官提升四处地方防御能力的意图。

为了激励土官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对边境防御的热心,朝鲜对于土官的授职与升迁都会有许多优待。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今咸吉、平安道各官土官受职人内,或以队副、或以白身为副司正,且以从八品为从七品,以从七品为从六品,以从六品为从五品,如此超等受职人,颇多有之”。(41)《朝鲜世宗实录》卷77,世宗十九年六月己卯。可知在两道的土官封授中,竟有人从白身越级被授予副司正,而且许多土官的品级都超出了制度上的规定。(42)土官与朝官的品级并不对等,世宗朝时规定“以土官五品,准朝官六品,以此递降其位次,各从从品之末”(参见《朝鲜世宗实录》卷43,世宗十一年正月丁卯)。此举虽有超等授职、造成官爵冒滥之嫌,但激励土官立功升迁的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三、经济层面的防御举措

任何军事领域的活动都离不开经济层面的物质保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流行于古代东亚世界的军事格言,也恰恰道明了经济因素对战争成败的巨大制约作用。朝鲜王朝在对女真人的防御过程中自然也不能够对此予以忽视,其中具体的突出表现包括粮饷的筹措与调集、鼓励屯田、开辟新地以及发展采矿业等。

(一)粮饷的筹措与调集

咸吉道与平安道在朝鲜王朝初期尚处于开发程度较低的蛮荒之地,即使是后来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也不能完全满足两道驻防官兵的粮饷需求,因此由国家层面进行粮饷的筹措与调集便尤为重要。首先,根据距离远近会优先考虑本道之内的调集。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朝鲜太祖“命都堂输端州以北州郡军饩一千石于庆源府”,(43)《朝鲜太祖实录》卷13,太祖七年四月己亥。咸吉道(东北面)南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业开发水平皆远优于北部边境,且驻军数量不多,因此可有盈余用于支援本道北部边境地区的防御需求。再如永乐九年(1411)三月,朝鲜太宗下令“移西北面安州以北州郡米粟于义州等处”,(44)《朝鲜太宗实录》卷21,太宗十一年三月丙寅。同样也属于平安道内部的粮饷调配。然而咸、平二道毕竟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因而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饷缺口,还应该是从内地诸道予以调集。永乐八年(1410)五月,议政府启曰:

东北面军资,唯六万石,今防寇戍卒几八九百,除夏三月经费与还上分给之数,则其余不过二三万石,防寇之迟速未可知也,请漕江原道军资于东北面,庆尚道安康以北军资于江原道。(45)《朝鲜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五月戊子。

可知,为补充咸吉道(东北面)军需之不足,需要从邻近的江原道漕运调集,但江原道也并非经济富足之地,其军需运往咸吉道必然会造成本道的需求缺口,因此只能是再从朝鲜国最为富庶的南方“下三道”之一的庆尚道调集军资补充江原道。如此,这种大规模的接力式的军资调集,必须由国家经济层面的整体调控方可得以实现。而江原道补充咸吉道军需、黄海道补充平安道军需、南方诸道再补充江原道和黄海道,便成为朝鲜国家军需调配的基本方略。(46)《朝鲜太宗实录》卷21,太宗十一年三月丙寅;卷27,太宗十四年六月辛酉;《朝鲜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朝鲜中宗实录》卷16,中宗七年六月丙辰。

(二)鼓励边地屯田

所谓屯田之策,自西汉赵充国首倡以来历代中国王朝皆不乏仿效者,朝鲜的宗主国明朝在边疆各地更是大兴屯田,尤其是与朝鲜有一江之隔的辽东都司,甚至因广开军屯而实现了粮食自给。(47)周远廉、谢肇华:《明代辽东军屯制初探——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二》,《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第53页。据朝鲜使臣的记述,辽东地区“土脉膏润,辟田野坦道路,鸡犬相闻,牛羊布牧,居民疏密”“里落相望,民皆乐业,颇有田园之趣,不比边塞之地”,(48)[朝鲜朝]丁焕撰:《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68-69页;[朝鲜朝]李安讷撰:《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0页。这些成功的案例无疑为朝鲜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因而也要求咸吉、平安两道开垦屯田,进而达到补充军需、保障防御的目的。正统五年(1440)十二月议政府据兵曹呈启曰:

沿边各官闲旷之城,置屯田以补军需,古之美法。除咸吉道新徒(徙)钟城、多温新邑外,其余各官并依都体察使皇甫仁所启,置屯田。(49)《朝鲜世宗实录》卷91,世宗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

皇甫仁久任边将之职,深谙边境地区的地理状况与民情风俗,(50)刘阳:《朝鲜王朝北方“六镇”之稳城镇的设立》,《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4年第15辑,第173页。因而建议广开屯田提升军需的自给比率,这样既可以减少军需长途运输产生的诸多弊端,也可以大大降低国家的财政负担。为了使边地屯田真正取得实效,朝鲜为此还推行了一套激励性措施。正统六年(1441)五月议政府启曰:

今咸吉道沿边闲旷之地已置屯田,若无管掌之人,则徒费民力,实为无用。宜择公廉勤谨之人掌其耕耘刈获等事,每三年一次通考,所收多者或除京职、或除土官,听从其愿,以凭劝励。(51)《朝鲜世宗实录》卷92,世宗二十三年五月癸丑。

对于屯田成效显著者,授予其京职或土官作为奖赏手段,吸引力不可谓不大,也必然会产生积极的激励效果。

四、外交层面的防御举措

朝鲜在防御女真人的进犯上还有不少外交和“统战”层面的举措,外交层面即是指请求其宗主国明朝介入朝鲜与女真人的冲突之中,借助明朝的力量阻遏女真人的入侵;而统战层面则属于争取同盟者的范畴,如拉拢一部分忠于自己的女真人,合力对抗参与抢掠朝鲜边境的女真部落,当然也包括朝鲜与辽东地方建立起的针对女真人的情报联络与共享机制等。

(一)请求明朝出面干预

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向明朝称臣纳贡,而明朝作为宗主国也有保护属国朝鲜的义务。自明成祖永乐年间以来,辽东以北以东的绝大部分女真部落都已被纳入明朝的羁縻卫所管控体系之内,女真人作为接受明朝管理的边疆部落,明朝自然有权力制止其对朝鲜边境地区的骚扰与抢掠。因此,朝鲜也断不会放任这一外交资源而不加以利用,特别是当朝鲜国力衰微之际,更是寄希望于明朝的干预与调停。而明朝出于维持朝鲜对其“恭顺为最”的属国形象(52)[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46《海防·四夷》,《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86册,第445页。,同时借助朝鲜的军事力量阻遏女真人对辽东边境的寇掠,从而确保包括辽东地方在内的国家本部的安全,(53)王桂东:《明朝对于朝鲜同女真人交涉的介入和处置》,《满学论丛》2017年第7辑,第187-204页。大多也会对朝鲜的请求予以回应。宣德七年(1432)海西女真酋长木答兀、沙笼加等率部寇掠朝鲜边境,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明宣宗于宣德八年(1433)敕谕木答兀等曰:

尔等能敬顺天道,归心朝廷,在于边境居住,谨守法度,朕心嘉悦。比闻尔等去年抢了朝鲜人口、头畜,敕至,尔等即根寻追取原抢人口、头畜,交付百户王钦、舍人王武,同指挥佥事孟捏哥来、百户崔真等领去,给还朝鲜国王,尤见尔等敬顺朝廷之美意,故谕。(54)《朝鲜世宗实录》卷61,世宗十五年九月庚子。

海西女真各部落与朝鲜关系比较疏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建州女真,为了追索回被掳掠的人畜并阻止其再度寇掠朝鲜,请求明朝介入调解无疑是一条可走的捷径。再如万历末年随着努尔哈赤的强势崛起,刚刚经历“壬辰倭乱”战火荼毒的朝鲜根本无力应对来自建州女真的威胁,因此屡屡请求明朝禁戒努尔哈赤抢掠朝鲜。万历四十年(1612)二月因努尔哈赤部属频繁来至朝鲜边境,引发了朝鲜君臣的警惕与恐惧心理,因此左副承旨李志完建议光海君移咨于辽东御史衙门,“使之晓谕老酋曰,彼此疆场截然,尔宜严束麾下诸胡,后勿任意逾越”。(55)《光海君日记》卷50,光海君四年二月丁卯。努尔哈赤当时尚未公然反叛明朝,因此对于辽东方面的调解,朝鲜还是寄予很大希望的。(56)《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己丑条。

(二)借助女真人的力量巩固边防

在朝鲜王朝前期女真人由于部落分散,互不统属,各部之间又彼此纷争互相仇杀,这就使朝鲜能够借机拉拢一部分女真人为己所用,成为其军事上的同盟者,(57)朝鲜太祖李成桂能够成功取代王氏高丽,以李之兰为代表的女真势力亦助力颇多,参见王永一:《李之兰研究:朝鲜建国与女真势力》,博士学位论文,高丽大学,2003年,第51-77页。从而利用女真人的力量协同打击入侵朝鲜边境的其他女真部落。(58)王桂东:《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62-71页。按照关系的亲疏,朝鲜大致将女真人区分为四类,即向化女真、城底野人、近境住居女真及深处住居女真,向化女真、城底野人以及少部分近境住居女真是朝鲜在边境防御中颇为倚重的力量,而大部分近境住居女真及深处住居女真则是朝鲜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正统五年(1440)八月,朝鲜世宗传旨于咸吉道都节制使曰:

今来指挥加里告于礼曹曰,前此居于东良北地面,虑为亏(兀)狄哈侵掠,愿移住会宁,随节制使防御。其志可嘉,卿其从愿使居之,曲加存恤,以安其业。(59)《朝鲜世宗实录》卷90,世宗二十二年八月辛巳。

诸如加里这般与深处兀狄哈部落有仇的境内住居女真人主动投靠朝鲜,通常都是诚心归顺,一旦边境有变是极有可能为朝鲜所用的,因此朝鲜也会主动加以招徕,如朝鲜前期著名大臣申叔舟曾言曰:“女真遗落,已为编氓;肃慎余民,相继款服”,(60)[朝鲜朝]申叔舟撰:《保闲斋集》卷16《笺·在咸吉道谢恩笺》,http://db.mkstudy.com/mksdb/e/korean-literary-collection/book/8255/。朝鲜将绝大部分留居在其境内的女真人集中安置到咸吉道“六镇”之城底,而城底野人又大多与诸姓兀狄哈人结有深仇,因此容易使其成为朝鲜防御境外女真人入侵的同盟军。弘治四年(1491)四月朝鲜与兀狄哈发生冲突,城底的斡朵里人加入朝鲜军队的战斗序列,据永安道观察使许琮汇报曰:“斡朵里强勇者三百余人,而其中有军器者百余人,此辈与兀狄哈旧有仇嫌,欲啖其肉,以此辈为先锋,则必尽心效力”。(61)《朝鲜成宗实录》卷252,成宗二十二年四月丙辰。此外,朝鲜还在女真人中培植间谍,利用间谍的女真人身份秘密搜集其所在部落的重要军事情报,以便做到“先知敌之情伪,预设备御之策,然后可以临机制胜矣”。(62)《朝鲜世宗实录》卷92,世宗二十三年三月丙午。

五、结语

诚然,朝鲜王朝在对女真人的防御上有时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之处,甚至还有过几次较大的失误并酿成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这毕竟只是问题的支流。(63)朝鲜对于女真人多次使用非必要的过度暴力,给女真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恃强凌弱,甚至于无差别杀戮的行为是应该给予谴责的,也是非人道的。对此,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探论。事实上,朝鲜王朝前期两百多年间对于女真人的防御,从总体上来评判无疑是成功的,而这才是问题的主流。至于朝鲜方面取得防御成功的原因,自然有彼时女真各部尚未统一,力量分散,实力与朝鲜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一客观因素,但朝鲜王朝长期坚持并执行着正确的防御策略及行动,方是其取得突出防御实效的关键。

朝鲜方面在同女真人的长期交往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即一手招抚、一手防御,抚御结合、张弛有度。(64)王桂东:《朝鲜王朝前期对女真人的招抚》,《满学论丛》2021年第10辑,第231-254页。朝鲜通过“抚”和“御”的两手,牢牢地把控着与女真人交往的主导权。而通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外交等诸多层面的整体性防御手段,使其对女真人所采取的抚、御两手中的“御”字诀上,可谓是做足了工夫。总之,朝鲜王朝在军事层面上构建坚固的防御设施、运用先进的兵器装备、选拔任用能臣及精兵强将守边以及实施攻防兼备的用兵方略,使其在与女真人的战争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新建与调整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土官以及派遣朝官巡视与监察边防,不仅能够破除某些制度上的障碍和弊端,而且还可为军事及其他层面的防御举措创造出必要的有利条件。在经济层面上大力筹措与调集粮饷、鼓励屯田、开辟新地及放垦岛屿,为边境防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在外交层面上请求宗主国明朝介入和干预,通过借助明朝的力量阻遏女真人对朝鲜的入侵;并拉拢一部分忠于自己的女真人,合力对抗参与抢掠朝鲜边境的女真部落,又与辽东地方建立起针对女真人的情报联络与共享机制,从而使其在防御过程中并不缺乏“同盟者”。

如此诸措并举,互为补益,最终形成防御上的合力,也正是基于这一整体性的防御方略,朝鲜王朝前期得以维持了边境地区长达二百余年的安定局面。然而,随着明末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朝鲜自身力量又日趋衰落,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朝鲜王朝先前诸多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至此则日益运转失灵,在一个更为强悍的对手——后金(清)走上历史舞台之后,东亚的国际秩序也不可避免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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