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与AI之共存共生，往往涉及感觉、信念和思考这三个重要面向。而人对AI之思考，又始终难以回避说谎这个根本的难题。本文不妨分三个步骤对这个难题进行回应。首先，我们应该回归哲学史，梳理其中围绕说谎这个问题所展开的义务和功利之间的辩证。其次，由此就引向自欺这个核心的难题，而我们亦试图用EFP这个全新的范式来取代SIT的传统模型。在EFP范式之中，问题取代了真理，表达突破了语言的范域，并最终将自欺视作以虚构和想象为特征的充满创造力的思考之源。ChatGPT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作一部名副其实的谎言机器。最后，我们试图转向萨特的另类而极端的自欺理论，并意在打开绝对否定这另一个反思视角。

关键词：说谎； 真诚； 自欺； ChatGPT； 绝对否定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3）04-0038-10

从人类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挥之不去的近乎终极的恐惧就是：AI真的会毁灭我们吗？或者，如果它现在还没有，那么以它那几近失控的发展速度而言，在未来它会不会在某个时刻，于瞬间之际就轻而易举地将整个人类化为乌有？

对于这个究极的追问，同样还是基于人类的立场，本文大致可以给出三个正面而肯定的回答。首先，我们“感觉”不会。即便AI本质上只是代码和算法，但它们总还是人类的好帮手和好伙伴，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总倾向于在它们身上投射人类的感情和体验，将它们最终接纳为人类家庭的一个新的、未来的成员。但“共情”（Sympathy）或许往往只是一个脆弱、含混而不甚稳固的纽带①，由此也就很自然导致第二个选项，即我们“相信”它不会毁灭人类。无论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多少或明或暗的危机，无论技术的未来是怎样的扑朔迷离，我们总还是执着（或执拗）地相信，未来会更好，技术注定会引领人类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②。

虽然信念要比感觉更为稳固和坚定，目标也更为明确，但它仍然欠缺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其理由是：“为何我们会有此种信念？基于何种原理和证明，我们得以抱有、支持此种信念？”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转向第三个选项，那正是思考，尤其是深刻的哲学思考。换言之，我们不仅“感觉”“相信”未来会更好，而更应该凭借深思熟虑的思考得出“AI不会毁灭人类”这个有理有据的结论。显然，这三个选项颇为契合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对绝对精神的三阶段发展运动的描绘（从感性到信念再到理性），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此种发展最终导向人类思考对于自身的“最大限度的反思性与……最大限度的自觉性”［3］，但在本文的语境之中，这个思考却最终必须突破人类思想的范域，面向一个差异甚至陌异的他者，那正是AI。

当然，人类对AI的思考，不应该是零敲碎打、随性为之，而更应该全面深入收集资料，进行归纳、比较和综合；亦不应该只是基于一些现成的抽象而普遍的原理，而更应该深入了解AI自身的运作规律和法则，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对预设的前提进行修正乃至否弃。但即便我们尽心尽力地做到了这一切，仍然有一个严重的隐患难以根除：我们怎么知道AI没有说谎？我们如何判定它呈现在人类面前的形态不是刻意的遮蔽、扭曲甚至伪装？难道我们在直面AI进行思考的时候，不是往往会有这样的隐忧：我们自以为掌握了、洞察了AI自身的本质性法则，但在那背后，会不会还有一个隐藏的、“回撤”（Withdrawal回撤这个概念，我们借自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4］。）的核心，如物自体那般是人类认知永远无法最终触及的呢？本文就试图对这个难题进行三重层层递进的回应。首先，我们将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大致梳理说谎这个问题所包含的要点和难点，并由此概括出SIT（Saying、Intending、Truth）这个基本模型；其次，自欺这个独特的说谎活动引出对SIT的重要修正，并导向了EFP（Expression、Fiction、Problem）这个全新的范式，我们也就由此对ChatGPT何以作为谎言机器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最后，我们将尤其结合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与虚无》之中的论述打开自欺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即绝对否定性，并意图最终得到一个看似有几分极端的结论：在一个真理从大写转向小写的所谓后哲学、后真相的时代，如果说真诚（Truthfulness）与谎言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莫辨，那么是否确乎可以如诸多学者所暗示的那般，经由自欺而导向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真诚，并由此启示出数字时代的主体性之重建的别样契机？

一、何为“说谎”（Lying）？——义务与功利之间的张力

说谎虽然是一个日常生活里极为常见的现象，甚至不妨说“人人都会说谎，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马克·吐温语，转引自伊恩·莱斯利的《说谎心理学》［5］前言X。，但几乎直到希塞拉·博克（Sissela Bok）于1978年出版的名作《说谎》，才算是正式出现了第一部全面深入思考这个主题的哲学专著。这本就是非常令人深思的一个现象。在第一版的引言之中，她就不留情面地指摘了说谎这个重要主题在哲学研究领域之中的明顯缺席，并进而甚为偏激地指出：“哲学家对欺骗问题几乎未做分析。”［6］16当然，博克的这番激烈措辞的最为重要的意义，除了警示之外，或许更在于唤醒研究者们进一步深思，为何哲学家们面对谎言会如此一致而长时间地保持集体沉默？而鉴于她在该书中〔包括后续之作《秘密》（Secrets）〕并未给出相关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和论证，接下去我们不妨给出自己的兼顾史与论的脉络梳理。

首先，我们不可忽视，谎言这个问题虽然备受忽视，但几乎从未在西方哲学史中彻底缺席。正相反，它的出场甚早，著名的“克里特岛人悖论”就是明证。但颇令人深思的恰恰是，这虽然是一个明确与说谎相关的命题，然而古往今来围绕它所生发出来的大量思辨和研究几乎全都聚焦于数学和逻辑这些“形式化”的方面，而近乎全然遗忘了“说谎”这个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直到法国著名科学史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说谎者》（The Liar）一文刊出，忽视和遗忘才首次被正视和重视。比如：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的语义内容的命题，它亦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关于克里特岛人的道德品行的判断（“所有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者”），这显然就不包含任何的悖论。但更为关键的要点还在于柯瓦雷自这个命题引申出的第二个形式：“如果我说我正在说谎，那么我到底在说谎还是说出了真相？”［7］这个形式不仅涉及自欺这个后文将详述的核心难题，还首先引发我们对说谎这个活动本身所固有的一些基本环节进行初步的思考：“我在说谎”，这并非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谬，空洞无意义的命题，还至少“实实在在”地涉及三个基本的方面，即关于什么说谎（What），谁在说谎（Who），以及在说谎之际，我与他人，进而最终与自身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How）？不妨将其概括为思考说谎的“WWH”三元框架。

既然柯瓦雷在该文中只是暗示出这些要点，而全然无暇甚至无意深入阐释，那我们就不妨首先回归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围绕WWH进行简要的梳理。在进行这个工作之前，还必须对WWH这个框架做一点更为明确的厘清。实际上，它并非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地从柯瓦雷的文本之中得到的灵感和启示，而更是明确呼应着20世纪下半叶日渐兴起甚至火热地对谎言的哲学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呈现出乱花迷眼的样态，但其起点和本质几乎从未偏离西格勒（Frederick A.Siegler）最初给出的关于说谎的哲学界定。在1966年问世的《说谎》这篇名文之中，西格勒开篇就将说谎明确清晰地界定為：“当一个人在说谎之时，他怀着欺骗听者的意图说出了明知道为假的话。”（When a man lies he says what he knows to be false in an attempt to deceive the listener.［8］）由此，他进一步引申出说谎的三个基本面向，也即“说出”（Saying）、“意图”（Intending）和“真相”（Truth）。这恰好对应着WWH这三个环节并将其落到了实处：“我”在说谎，我在“关于”真相而说谎，我试图通过“说出”谎言而欺骗别人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欺骗自己。我们可以将这引申出来的三元框架简称为“SIT”模型。

这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引导我们对谎言的哲学史进行大致梳理了。在古希腊，虽然爱智、求真是哲学的根本宗旨，但一方面，真理远非是一个现成的答案，甚至也不是普遍的共识关于真理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文化和哲学之中的多义性，尤其可参见伯纳德·威廉姆斯在《真理与真诚》［9］（Truth and Truthfulness）一书附录之中的概括。；另一方面，面对真理时，我们也始终存在着怀疑乃至游戏的态度，而远非只是遵循或服从尤其可参见福柯在《知识意志讲稿》［10］（尤其是1971年1月6日和1月13日这两次课）中对亚里士多德和诡辩派之间争辩的深入阐释。。既然真理本身尚且处于多元、含混或变动的状态，那么评判真与假、真诚与谎言的标准也同样如此。这或许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说谎从未在古希腊哲学之中成为一个焦点议题。比如：在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中，说谎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故事（359—360）。再如：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虽然从理论上阐释说谎的篇幅增加了一些（1127 a-b），但显然远远算不上是怎样重要的一个主题。

而与古希腊哲学形成鲜明对照，谎言在中世纪哲学之中却转而成为一个明确的问题乃至难题。遍览整个哲学史，关于谎言的最为重要的论著几乎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论说谎》和《驳说谎》、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神学大全：第41卷》中对于谎言的细致深入的论辩，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之所以会有如此鲜明的转折，其中的缘由似乎也不难理解。无非是因为，在中世纪的哲学家眼中，真理的内容不仅是明确无疑的，而且对于真理的坚持和捍卫的立场也断然是无可动摇的。诚如奥古斯丁所明言，谎言之所以“无可容忍”，那正是因为十诫里面对其明确给出了绝对的禁令［11］703。就WWH的框架而言，一旦真理这一极被明确限定，那么“动机”和“表达”这另外两极也就随之得到了充分广泛的讨论。谎言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哲学问题，也正是由此开始。而这个起点的最为鲜明的标志，正是奥古斯丁对于谎言的“本体论界定”［11］704。在他看来，思考谎言，若仅局限于其外部的表现和产生的效果，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真正直面谎言之真正“所是”，那正是动机这个根本维度。我们看到，虽然奥古斯丁的阐述成文甚早，但对动机这个本体论维度的突显和强调至今仍然在西方学界关于谎言的哲学讨论之中占据核心地位。不过，无论怎样强调内在的动机，它都不可能与外显的各种语言、行动乃至环境脱离开来。也即：谎言之动机与谎言之表达始终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本质性面向。一旦落实于外部的表达，那么具体的情况显然就会变得尤为复杂，甚至往往含混莫辨。由此，奥古斯丁才会对谎言的类别和程度进行细致辨析，而后来阿奎那也同样指出，“谎言可以与真理并存”［12］，而这也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谎言都是不可宽恕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对真理的绝对性和谎言之禁令有所迟疑或动摇。正相反，所谓的“并存”关系仅涉及内在动机和外部表达之间的关系，而一旦直面动机这个本体论维度，则谎言“本身”绝对是、始终是不可容忍的。这个立场后来在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达到了极致。在《从利他主义的动机谈所谓谎言的合理性》这篇简短但却有力的檄文之中，康德就将奥古斯丁意义上的说谎的本体论直接推进至真诚的义务论：“因此说真话（如果必须说）就是一种无条件的义务。”[6]271为了捍卫此种义务论的立场，康德自己甚至援引了一个引发后世无数激辩的案例，即哪怕是面对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也必须履行真诚的义务，进而将躲藏起来的“受害者”如实供出[6]269。

如此决绝的义务论的立场，自然会引发众多的质疑乃至批判。在反对者的阵营之中，更为强调后果的功利主义显然首当其冲。但从内在的动机转向外部的表达、行为和结果，这种单向度的颠倒和逆转是否也同样片面而偏激呢？由此，博克自己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斡旋和折中［6］63，进而更强调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之中对各种谎言的类别、效果和危害性进行具体而微的辨析。但即便她的初衷是美好的，也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扎实研究，不过最终所取得的功效仍然很难令人满意。一方面，她的立场明显还是更偏向于功利主义，只不过试图进行一些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通观她全书所论及的那些“善意的谎言”的大量案例，我们很难不得出一个令人焦虑的印象，即她往往从标准的多元性、灵活性、开放性慢慢滑向了标准的含混性，相对性甚至彻底消失。既然每个谎言都是在具体的现实之中所发生的具体事件，而每个具体事件又总是牵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时空之中不断变化，那么我们到底有何种标准（哪怕是“相对”的标准）得以在某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时间地点对某个具体的谎言进行评判呢？我们又到底有何种理由（哪怕是“暂时”的理由）得以对站在面前的那个人说“你在说谎”呢？没错，亚里士多德每每强调实践智慧就是“因地制宜”时，那背后还是有着至高善的形上学体系的终极支撑。而在一个真理日渐小写的后真相时代，评判谎言的标准又究竟何在呢？或者不妨再极端地追问一句：区分真相和谎言，在如今这个时代还真的可能、真的有意义吗？

二、何为“自欺”？——自我的分化与说谎的大脑

面对此种窘境，众多有识之士致力于给出自己的回应与解答。比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之中，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呼吁我们应该在一个后哲学的时代做一个谦逊而又宽容的反讽主义者，也即：明确放弃大写真理的立场，进而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持有的前提和立场的历史性、偶然性及开放性。但难题恰恰在于，如何在这样一个小写真理的时代保持真诚呢？在罗蒂看来，哲学思考显然无所助益，我们更应该转向文学和艺术，因为它们才能够唤醒每个人对于自身的有限性及真理的偶然性的真切体验，再由此进一步激发出人与人之间的深切共情：“在自由主义的反諷主义者看来，重要的不是发现这类理由（Reason），而是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她会注意到它的存在。”［13］真诚因而就是直面自身有限性的根本体验。真理总是具体的、流变的、多元的，但面对这样的小写真理，我们每个人仍然可以保有一份面对自身及面对彼此的体验之真实，并由此生发出共情之相通。

但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名作《真理与真诚》之中所给出的或许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解答。首先，他其实颇为认同罗蒂对当下时代的判断，也承认大写真理之式微和衰落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又如何在这样一个真理与真诚彼此分离甚至断裂的时代重建真诚之根基呢？看似威廉姆斯给出了一个颇为极端的回答，即“是否可以脱离真理来保持真诚？”［14］6不过，在这个极端的表象之下仍然包含着两重关键启示。一方面，他并未也从未彻底放弃对真理之追求和捍卫，而只是试图将真理从超越和大写的立场带回到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之中，他所坚持的所谓“常识”立场无非正是此意。这也是为何，他在后文会将面对自我的真诚（Sincerity）和面对事实的“精确”（Accuracy）概括为求真之德性（Virtues）的两个基本面向。另一方面，看似他的这一番倡导颇有几分古希腊的遗风，但实际上，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才是贯穿全书的基调和引线。在出自《快乐的科学》的那段重要引文之中，既清晰呈现出捍卫真理的终极立场，同时又展现出面对自我之真诚的终极态度。“无条件的求真意志——它是什么？它难道不正是那个不让自己被欺骗的意志？……‘我不想欺骗自己。”［14］1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与罗蒂之间的关键异同。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皆将面对自身的真诚视作小写真理时代的一种重要的生存状态。但威廉姆斯又比罗蒂更进一步，他在苦痛的有限性体验之外、之下，又深刻挖掘出“自欺”这个尤为重要的面向。要想保持面对自身的真诚，那就既要不被他人欺骗，更要防止被自我所欺骗。

但是，自欺远非是看起来那般司空见惯的现象，而是包含着极为棘手的难题。对此，威廉姆斯似乎估计不足。在集中阐释谎言和欺骗的第五章之后，他仅在第六章起始处蜻蜓点水地触及了这个要点，简要指出了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之不同，进而强调了“尊重自我”（Self-respect）之重要性［14］125-126，随后便彻底搁置了这条线索。暂且不论威廉姆斯自己的考量，仅就我们本文的论证来说，自欺是一个尤为突出的要点，它既是在小写真理时代捍卫真诚的一个关键环节，又同时导向了人与AI之相通这个重要主题。我们不妨首先对自欺之难题稍加阐释。

就此而言，似乎没人比巴恩斯（Annette Barnes）谈得更为全面透彻。他的《看穿自欺》（Seeing Through Self-Deception）堪称是有史以来研究自欺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代表作。在其中，他首先明确揭示了自欺的悖论所在。也即：看似在日常生活之中，每个人总是经常会自欺，但从逻辑的观点看，自欺却是一个相当自相矛盾的悖论：作为欺骗自己的人，我必须首先相信自己对自己说的是谎话；但与此同时，作为被自己欺骗的人，我又必须相信我对自己所说的是真话。这两个截然相悖的面向是如何在同一个自我身上同时并存的呢？［15］18对于这个难题，向来存在着一个看似理所应当，但实则困难重重的解决方案。很多哲学家都会想当然地基于“欺骗他人”（Other-deception）的视角来对自欺进行分析，进而将后者仅视为前者的一个子集、一类特例。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相当明显：当我欺骗他人之时，欺骗者和被欺骗者是明确分离的两个人，但当我欺骗自己之时，欺骗者和被欺骗者却始终难解难分的就是同一个人。既然如此，似乎就仅存一个别无选择的方案，那就是在同一个自我的内部人为制造一种分离，将自我分隔为进行欺骗和被欺骗的两个部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意识和无意识的划分虽然并非直接针对自欺，但显然可以对其做出相当合理自洽的解释［15］19-20。同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虽然不会认同精神分析的立场，但他对自欺的解释也颇为相似地导向了自我内部的划分。人的意识和思维总是一个开放变动、复杂交织的系统和网络，因而在其中，往往包含着可见与不可见、显与隐的不同面向。从可见的角度看，人看似做出了一个明确而真诚的论断，但这个有意识的、合乎理性的论断，却完全可能是背后所隐藏的不可见的种种“非理性”的“心理原因”（Mental cause）的结果［15］24-25。

当然，弗洛伊德和戴维森的自我分化的自欺模型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驳，如马克·约翰斯顿（Mark Johnston）。但这已并非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关键点。接下去，我们更意在从自我分化这个模型出发，揭示人与AI之间的内在相通。简言之，说谎不仅是人类的特权和本性，也同样是AI所擅长之能事。能够说谎或善于说谎，这甚至可以被视作AI身上最具有“人性”的部分，也是最能拉近人与AI之距离的“亲密”纽带。

我们可以从两个要点入手来展现这个相通性。首先，自我并非一个明确的中心和基础，也远非仅局限于意识的层次，这个立场晚近以来已经越来越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对“非思”（Unthought）的深入阐发，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对自我的三层次模型的细致描绘尤其可参见他在《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16］第三部分中对于自我的三个阶段的细致分析，即原我、核心自我、自传体自我。，都是明证。其次，仅就自欺的现象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简明而令人信服的解释。自我究竟如何欺骗自身？自我究竟凭借何种力量能够欺骗自身？那或许并非是幽深莫辨的本能和本我，亦非是含混不清的所谓非理性动因，而其实就是人的大脑。对这个要点，伊恩·莱斯利（Ian Leslie）在《说谎心理学》中给出了生动全面的阐发。他在第六章开篇就援引了《化身博士》中的名句，强调“人并不是一种单一存在的个体，……人是由多种多样、独立存在又相互矛盾的因素所构成的一种复合体”［5］111。而大脑恰恰就是在这些差异又多样的因素之间起到连贯和交织作用的重要媒介和平台。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什么是哲学？》中曾将大脑称作蕴生、创生人类思考的“内在性平面”［17］，亦正是此意。

大脑可以填补裂隙、弥合间距，可以建构整体，但它又能维系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张力。当大脑的机制良好运作之时，我们感知到的是一个自洽、连续、平滑的世界。而一旦大脑的机能失调，也就会将自我重新抛入冲突、矛盾、碎裂的深渊。“人人都有会说谎的大脑？”［5］120或许如此，但更恰当的说法其实理应是，大脑所揭穿的恰恰是自我的中心化和同一化的“谎言”，并由此向每个人呈现出自我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这个更为重要的“真相”。由此看来，自欺不仅不是一种缺陷，而更是人的天性，正是它不断唤醒着、激活着人的思考之中的那种生生不息、不可穷竭的创造性潜能。从奥古斯丁开始，哲学家们大都倾向于将以欺骗为主观意图的说谎与善意的玩笑、虚构的艺术进行明确严格的区分，如果说前者是道德上的恶习乃至恶行，那么后者则正相反，它所带给被欺骗者的更多是审美的愉悦和积极的快感。但若基于“自欺的大脑”这个预设，我们反倒发现，其实说谎和虚构的边界远非如此截然而清晰，说谎固然会导致生活里面的诸多大大小小的恶行，但从根本上来看，它指向的恰恰是大脑这个内在性平面所展现出来的虚构和想象的创造力之源。因此，“智慧因欺骗而来”（《说谎心理学》第一章的标题）或许并非是一个过于骇人听闻的说法，我们甚至不妨由此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那个经典命题修正为：“我思即自欺，自欺乃创造”。

三、“AI会说谎吗？”这个标题我们化用自约翰·莫里斯的那篇经典论文的标题：“计算机真的能说谎吗？”（Can computer ever lie？）—— ChatGPT作为谎言机器

但这也随之要求我们对WWH这个基本框架进行根本性修正，并由此探寻人与AI之间的深刻相通。根据说谎的哲学史脉络，在WWH及SIT的三元架构之中，最为关键的恰恰是说谎的内在动机这个奥古斯丁意义上的本体论维度。一旦我们正视自我的分化，并由此深入到非思的层次，则必然要对这个内在之本原进行修正，不再将其视作一个明确而固定的中心，而更是将其展开为多元而差异的平面。这也就会导致对真理和表达这两极的重要修正。在传统的义务论的框架之中，真理是绝对而无可置疑的；到了后哲学时代，真理虽然下降为小写的事实，但其作用和地位仍然相对明晰。如果我们接受“我思即自欺”这个本体论的前提，那么改变的就并非只是真理的形态和地位，而更应该用“问题”取而代之。问题并非现成的答案，而是不断引发动态的思考；问题并非既定的方向，而是致力于展现一个开放的平面；问题并非线性的演绎推理，而更是将差异要素关联在一起的网络。因此，如果与真理相对应的内在动机是真诚，那么似乎唯有问题才能真正与自欺相对应“问题是考验和遴选。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在问题内部形成了一种真理的发生、一种思想之中的真的生产。”［18］。这也就使“表达”这个外在的维度发生了变化。莱斯利（Leslie Stevenson）曾在区分欺骗和谎言时指出：“欺骗是囊括了任何形式的、具有误导意味的企图……；而谎言则主要指的是言语上的东西。”［5］13［6］19但如果自欺本就与虚构之间的边界模糊，那么它也就不必被局限在言語或符号的狭域之中，而更是可以且理应拓展至人类的创造性表达的方方面面，从科学到艺术，从哲学到宗教。基于上述考量，我们也就有理由将SIT这个经典的WWH进一步修正为EFP的三元架构，分别对应于表达（Expression）、虚构（Fiction）与问题（Problem）。

也许并非偶然的是，西方学界较早一篇涉及AI谎言的论文也恰好就是围绕WWH这三极所展开的辩证，那正是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发表于1976年的《计算机真的能够说谎吗？》这篇早年的论文。关于机器与谎言的关系，其实向来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一个迷人主题。但在以往，机器要么被视作制造谎言的工具（如电影），要么反之被视作揭穿谎言的工具（如测谎仪），但关于“机器自身能否说谎”这个问题，却鲜有人提及，遑论深入论述。即便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关于说谎的哲学文献日渐增多，但关于机器说谎的集中讨论，还是几乎唯有莫里斯这篇旧文。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的文献如此稀缺，那或许主要还是因为研究者们都普遍质疑这个问题的意义和价值。“机器能否说谎？”这初看起来是一个极为荒诞的问题。人能够说谎，根本上是因为人有内在的心灵，人可以在内心深处隐藏起说谎的内在动机［19］394。机器有心灵吗？AI有意识吗？计算机有内在的精神领域吗？如果都没有，那么谈论“它们能否说谎”又有何意义呢？比如：迈克尔·斯克里文（Michael Scriven）在重要论文《心灵的机械性概念》（The Mechanical Concept of Mind）之中就持此种立场［19］400。这根本上就是一种赖尔（Gilbert Ryle）所谓的“范畴错置”，即将一个只能在人身上发现的现象错误地运用到了机器那里。

但结合我们前文的讨论，似乎不难揭穿此种所谓经典立场的偏见乃至谬误。暂且不纠结于“机器是否有意识”，甚至“人是否有意识”“意识是否真实存在”这些旷日持久的争论，仅明确局限于说谎和自欺这个要点，如果从SIT向EFP的转变确实能够成立，那就得以顺理成章地得出“AI能说谎”这个看似荒诞的结论。莫里斯在这篇论文之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这种转变，也似乎无意对SIT进行根本性的修正，但他所启示出的要点仍然极具启示。首先，说“AI具有一种内在的领域”似乎并不为过，只不过这里的“内在领域”并非在传统西方形上学的意义上指向与世界相分离和对立的内心世界，其实只在揭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AI的思考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本就具有可见与不可见、显与隐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缺一不可。AI的算法运作本来就远非一目了然、一览无遗的过程，它始终包含着明暗交织的各个层次和维度。如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等人所每每强调的算法和程序背后所隐藏的“黑箱”（Black Boxes）效应，正是此意［20］。

既然如此，那么AI当然也可以有表达的活动，因为表达并非注定是如人类心灵那般将内在的观念形诸外部的文字符号，它本也可以如AI那般仅仅是将隐藏的思考部分展现为可见的、明显的形态。进而，它才能够引导此种由隐到显的表达过程，或许并非只是明确的真理或现成的答案，而更是具有激发性、启示性、动态生成的“问题”及“问题域”。从真理和真诚的角度看，AI堪称典范和楷模，因为严格精准地遵守规则，坚定不移地执行命令，毫无私心地恪守立场，这本就是人类之所以发明AI的题中之义。但这些真的就是AI的全部能力所在吗？或许不尽然，或许远非仅止于此。基于EFP这个全新的框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显与隐、思与非思、真实与虚构之间所不断生成、展开的表达之游戏，或许才是AI的真正创造力所在。

而ChatGPT这个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阶段，或许堪称有史以来最具有EFP特征的谎言机器。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它还有着朝向未来的众多可能与变数。因此，当我们在这里对其进行哲学反思的时候，也并非意在给出一种盖棺论定的结论，而更想以说谎和自欺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对它的未知潜能进行一番“悬测”（Speculation）。其实，当我们在这里深思ChatGPT之时，它的下一代（或几代）的新版本已然初现雏形。即便这个更新换代的步调异常迅速，但其中仍然还存在一些本质特征始终持存。那就从三个方面来展开思考：首先，ChatGPT到底是什么？其次，与之前的、别样的人工智能形式相对比，它到底具有何种优势（或劣势）？最后，为何我们可以将说谎与自欺视作它的一个相当关键的、不可还原的特性？

下文的讨论我们将着重围绕贝克（Pam Baker）的《ChatGPT傻瓜书》进行展开。诚如作者开篇所言，这不仅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全面”介绍这个主题的专著［21］1，而且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傻瓜书系列的大多数作品不同，该书之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并非是在介绍操作的技巧，而更是对ChatGPT作为一种全新AI形态的本质特征进行极为深入的思考。那么，首先要给出的正是对ChatGPT的清晰精准的定义。就此种技术的初始目的和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大致可以概括出三个要点［21］5：第一，它从属于生成式AI这个更大的类别。“生成式”（Generative），这也就强调着它的功能并非仅仅是执行现成的指令，甚至也不止于摹仿人类智能的现有形态，而更是展现出相当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这与“Generative”这个概念的古老的拉丁词源“Genesis”的双重含义〔“起源”（Origin）与“生成”（Becoming）［22］〕也頗为呼应。

第二，它依托于极为庞大的数据库，建立起大语言模型（LLM）。ChatGPT不仅在短时间内就高效掌握了人类历经漫长历史才逐步成形和成熟的各种民族语言，而且更是与时俱进地将整个互联网都作为它自己的知识储备［21］32。正是这一点让它体现出胜过其他同类APP的明显优势。贝克在书中进行了很多比较。我们在这里仅提及一个要点。比如：ChatGPT首先就是对之前的聊天机器人（Chatbots）技术的巨大提升［21］15。ChatGPT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上下文的背景，给出相对全面完整的对话和叙事的线索，更是依托庞大的数据库得以突破现有的答案甚至问题框架，给出极具开放性、可能性和创造性的选项与思路，由此也就能将它与人类的对话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步调之中，不断深入和持续推进。这些都是以往的技术形态所难以实现的。如果说传统的聊天机器人至多只是一个简单而粗糙的手边工具，那么ChatGPT则完全不同，它已经具有相当的能力成为与人类平等的“对话者”。

第三，它能够如此顺畅自如地与人类展开对话，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我们自身的思考，打开格局，推陈出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它采用的是人类自身所固有、所善用的自然语言的方式。自然语言不同于专业的、人工的语言，它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活生生的语言形式，不需要任何的专业背景，也不存在任何的技术瓶颈。这无疑瞬间就拉近了它与人类对话者之间的距离。当然，也有人会说，在今天的人机互动之中，早就有各种对人类相当友好的生动、灵活、直观的界面在运作了，比如：大家得心应手的表情包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人机情感沟通的数字界面，那么ChatGPT与它们相比的优势又在于何处呢？一个明显的区别正是感觉和思考之分。如今的数字界面，大多以丰富、激发人的感觉能力为要务，尽力让抽象冰冷的数据和代码带上人性的温度。但如ChatGPT这般能够以简洁的界面、便捷的操作来直接激活人类的思考，遍览AI发展至今的历程，确实史无前例。Prompt这个独特的操作恰为明证，它的作用并非仅仅是向AI发号施令或提出问题，而其实更是向作为发问者的人类去提出问题，进而引导我们自身去不断探求答案［21］49。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ChatGPT已经完美无缺了，而至多只能说明它走在一个相对正确而光明的发展方向之上。仅就当今的情况而言，它还有相当多的缺陷乃至危险。比如：因为用户输入聊天界面的文本是完全公开的，这当然就涉及极为敏感的隐私保护的问题。再如：现阶段的ChatGPT充其量还只是发展的初期，因此它的表现状态往往不太稳定，起伏比较明显［21］18。不过，这些缺陷或许伴随着技术的发展都可以得到逐步的解决，但贝克全书反复提到的另外一个堪称“致命”的症结就很令人焦虑了，那正是说谎这个我们全文关注的焦点。贝克在开篇就明确提及，与之前的、别样的AI形态相比，ChatGPT有一个“难以企及”的“特长”，那就是它可以说出“赤裸裸的谎言或胡话（Hallucinate）”，也即那些“言之凿凿（Convincing）但却完全虚假”的回答［21］8。这正在不断对用户造成程度不等的困扰乃至伤害，而且AI编造的谎言一旦流转，势必会对社会生活带来各种难以预估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案例已然屡见不鲜。那么，这只是技术在发展初期注定会遭遇的困难吗？是否伴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它也注定会克服这些暂时或局部的症结？对于ChatGPT来说或许远非如此简单，否则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OpenAI的CEO）就不会专门发推警告世人：“目前，将重要之事一股脑都推给它（ChatGPT）是错误的。它只是进步的一个预演（Preview），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提升它的稳定性和真实性（Truthfulness）。”［21］36虽然奥特曼未曾明言，但这里的“Truthfulness”既可以理解为“真实性”，但又可以且理应本着我们迄今的思路来理解为“真诚”。真实性更多涉及技术的改进，而且其实算不上什么棘手的哲学难题。人会犯错，机器也会，而且一直都会，但解决方案也很简单，就是对照一下现实，不断用事实来检验那些看似可疑的结论就可以了。知识的进步也就是一系列的试错和证伪。

但真诚可就不同了，因为它涉及的是ChatGPT作为一种生成式AI的本性，它展现的是其自身的（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根除的本质性特征，甚至由此会导致我们对AI之普遍本性进行一番甚为不同的别样反思。当贝克有意无意地提到ChatGPT的“内禀的不可靠性”（Inherent Unreliability）之时［21］79，或许已然明确透露出此种忧思。而他在短短一页之后又简短带出的两个要点更引人深思。首先，他试图为ChatGPT辩解和开脱：“机器不会有意地（Intentionally）说谎。”［21］80但显然，这只是基于SIT这个经典的模型，若根据本文发展出的EFP模型，则“有意”显然算不上是一个根本的环节。其次，贝克接下来的评述就耐人寻味了。他指出：“如果你将知识等同于确定性（Certitude）的话——这往往是西方思想中的实情。”那么似乎就应当颇为极端地说，ChatGPT“一无所知”（Knows Nothing）［21］80。但由此我们当然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到底何为确定性？知识一定要追求确定性吗？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到底哪个才是知识的“生成性”动力？求真意志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诚如尼采所言，这个意志本身不是还要指向、回溯至开放、差异、流变的“谬误、谎言和幻念”［23］？这当然并非我们的一己之臆见，因为贝克自己在概述ChatGPT的根本局限性之时就颇为明确地指出，那种不可遏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既是它的原罪，但同时又是它的法宝。说是原罪，是因为这确实给了很多人进行口诛笔伐的证据。说是法宝，是因为它只有凭借此种“无根基”的想象、赤裸裸的谎言才能有力地挣脱现实的局限［21］35，突破陈规的框架，打开未知的方向。不妨借用休谟（David Hume）在《人性论》开篇对于想象的著名界定：“想象可以自由地移置和改變它的观念。”［24］就此而言，能犯错、会说谎、善想象或许才是生成性AI的真正的生成性力量之所在。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ChatGPT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说谎机器或许并不为过。

四、结语：另一种自欺，另一种真诚

然而，在当代哲学中还有另外一种颇为极端的自欺理论与EFP模型形成了对照乃至反差，那正是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著名论述。或许是因为其晦涩的表述及深奥的辩证，这个思路在晚近的谎言之哲思中从未成为主流，甚至连一个关注的焦点都谈不上。但它对于推进我们对ChatGPT的别样反思甚为关键，不妨在全文的结尾处稍加阐释。

这里不可能详尽展开萨特的论证细节，只需突出它与EFP理论之间的三个根本差异。首先，如果说EFP最终是一种肯定性的立场，那么萨特的自欺则正相反，可被称作绝对否定的运作。EFP虽然否定了有意识的主观动机的中心地位，但那只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肯定人类思考以及AI所激发的人机协同思考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之源。但《存在与虚无》第一卷第二章中的论述则正相反，它所描述的自欺恰恰是“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25］78，是将绝对的否定和虚无引入自我和意识的最深处。它不是对自我的肯定、接纳和创造，而恰恰是最为直接彻底的拒绝。拒绝任何一种既定的意识状态，拒斥任何一种固化的自我之本质。

其次，这就涉及对真理与真诚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在EFP的模型之中，真理的地位被降格，进而被开放性的问题域所替代，真实与虚构、真诚与谎言之间的边界也就模糊莫辨。但在萨特看来则又相反，绝对否定的自欺反倒是导向了另外一种不同形态的真理和真诚，那不再是肯定性的真理（世界之“所是”，自我之“所是”），而恰恰是否定性的：“自欺的目的何在？是使我按‘不是我所是的样式是我所是。”［25］101进而，真诚的立场也发生了鲜明的转变，那不再是对明确的真理（无论大写还是小写）的恪守和捍卫，而更是以毫无保留、毫不妥协的态度毅然决然地对世界和自我说“不”。

最后，这样一种如此离经叛道的自欺理论到底意欲为何呢？那正是为了以最为极端的强度、最为彻底的程度来捍卫人本身的自由：“因为我承认了它而针对它提出了我的自由，我的未来是空白的，一切对我都是许可的。于是，真诚的本质结构与自欺的本质结构没有区别。”［25］100正是在这个要点上，萨特的绝对否定的自欺或许克服了ChatGPT式的EFP模型的最大隐患，那正是主体性的消解。EFP固然能够极大地激发人类思考的创造力和可能性，也能够颇为深刻地揭示从隐到显、从非思到思的生成性运动，但它的时间性特征更接近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物质与记忆》之中所阐释的记忆本体论，即“我当下的思考的前提是整个人类历史之中的一切过去的思考”。在柏格森那里，这或许只是一种哲学的玄想，但如今有了强大的ChatGPT的加持，这种“带着整个过去进入当下”的思考方式似乎已然是唾手可及的现实这个模型恰可以用柏格森那个著名的倒椎形象来生动例示［26］。。但萨特的自欺则展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时间性：在当下，在此刻，我为何一定要对所有的过去说“是”而非说“不”呢？为何我就不能拒绝所有的过去，以极端的方式重新开始呢？

如果再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就不难发现，ChatGPT所辅助和激发的人类思考的自由毕竟是有前提的、有背景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有限的自由，甚至是“打了折扣”的自由。但萨特所言的绝对否定的自由则清除了一切的前提、基础、预设、本质，将人的自由带入一种无条件的纯粹而绝对的境地。这两种自由显然都皆有凭有据，但到底哪一种才能在一个AI席卷、技术加速的时代重建人类的主体性呢？或许后一种更为希望。但如何在ChatGPT和未来的AI之中实现此种绝对否定的自由呢？目前，这还只能是来自哲学的单方面的愿景和期许，但当人类的思考不断与AI的思考互动交织之际，或许就会激发出朝向未来的别样的创造性可能。与“AI能否毁灭人类”这个问题相比，我们或许更迫切地需要或希望借助AI之力来激活我们面对自身的那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自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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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娅）

ChatGPT： the Machine of Lies

JIANG Yuhu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China，200241）

Abstract：The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AI，generally speaking，involves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feeling，belief and thinking.In the case of human thinking about AI，it is alway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elling lies.In this paper，we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this dilemma in three steps.First，we should return t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rt out the dialectic between obligation and utility that surrounds the issue of lying.Second，this leads to the central dilemma of self-deception，and we attempt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SIT with the new paradigm of EFP in which questions replace truths，expressions break out of the linguistic paradigm，and ultimately self-deception is seen as a source of creative thinking characterized by fiction and imagination，so ChatGPT is in this sense a veritable machine of lies.Finally，we try to turn to Sartres alternative and extreme theory of self-deception，with the intention of opening up an alternative reflective perspective of absolute negation.

Key words：lying; truthfulness; self-deception; ChatGPT; absolute negation

收稿日期：2023-05-07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

作者简介：姜宇辉，男，上海市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对共情这个概念在近代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论）之中的发展脉络及批判性反思，尤其可参见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第三章》［1］。

②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无疑是此种立场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精神恰可以凝练概括为这个基本命题：“所有技术都可被视作是我们天生的人类能力的一种增强。”［2］

收稿日期：2023-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

作者简介：姜宇辉，男，上海市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对共情这个概念在近代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论）之中的发展脉络及批判性反思，尤其可参见霍耐特（Axel Honneth）的《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第三章》［1］。

②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无疑是此种立场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精神恰可以凝练概括为这个基本命题：“所有技术都可被视作是我们天生的人类能力的一种增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