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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梁庄十年》,梁鸿才改变了“姿态”

2023-07-28廖梓君

博览群书 2023年7期
关键词:梁庄梁鸿乡土

廖梓君

“乡土”作为中国文学中重要的意象,历来为众多作家书写。作家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孕育自己的乡村充满深沉的情感,故土的物华风貌、人情冷暖都埋藏在他们心底,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乡愁。无论他们离开故乡前往何处,记忆中的乡关永远是心之所系,因此将乡土作为笔下创作的题材,把故乡定格为一幅幅风情画、风俗画、风景画,也不足为奇了。《梁庄十年》(梁鸿:《梁庄十年》,三联书店2021年版)作为“梁庄系列”第三部推出,依然采用非虚构写作的形式,围绕河南穰县的村庄“梁庄”,记录了自2010-2020十年以来乡村社会、风俗人情的巨大变化,为观察十年来急剧变革的中国农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从《中国在梁庄》里作为返乡者面对现实中与回忆形成巨大反差的故乡所流露出的震惊、迷惘,到《出梁庄记》作为记录者走遍全国各地聆听梁庄离乡者在城市打拼故事的心酸、反思,再到《梁庄十年》,梁鸿重返故乡,以“在场”的乡村女儿身份,发现梁庄日常生活之美,三部作品为读者认识中国乡村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解读视角。如果说在前两部中,“梁庄”还以复杂的空间概念出现,由地理真实的梁庄、村庄内部的居民、离乡打工的“候鸟”所拼贴组合而成,而在《梁庄十年》中,时间维度的加入使得梁庄成为更为开放、多元的时空结构。梁鸿对梁庄十年发展演变的客观记录,使得梁庄摆脱以往乡村停滞不前、颓败落后的刻板印象,成为变动不居,甚至焕发活力的存在。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记录了梁鸿对家乡“梁庄”进行的整体性观察,然而随后疫情的冲击、父亲的离世等一系列变故冲击了梁鸿的思想。同时与梁庄居民的亲切交往、接触融合也让她情感发生转变:

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我就像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依赖梁庄,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我的爱多得我自己都兜不住,要溢出来。

温情和热爱削弱了梁鸿书写的批判锋芒,她更加重视探讨生命的价值和发掘日常生活的意义。同时,当代乡村的混乱现实也溢出了“观念”的框架,原有的书写模式再也无法适应当代乡村的变迁。梁鸿搁置了先验的问题预设,摒弃了对宏大叙事的迎合,凭借自己的感官,挖掘呈现梁庄人们的琐碎生活细节与真实生存状况。这从文本的篇章结构中也能窥见一二,《中国在梁庄》“蓬勃的‘废墟’村庄”“救救孩子”“离乡青年”等章节标题对应当代乡村破败落后、留守儿童心理教育、农民工进城引发乡村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被认为过于“整饬”,仿佛是整个当代中国农村的“问题集”,而《梁庄十年》“房屋”“芝麻粒儿大小的命”“土地”“回乡”“生死之谜”的章节标题则截取了梁庄日常生活的側影,不再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色彩。

十年前,梁鸿提出了破败衰颓、劳动力出走导致空心化的梁庄发展往何处去的疑问。如今,《梁庄十年》里给出了答案。无论是进城务工的梁庄人,还是业已在城市定居的人,都回乡盖房,导致新房林立:

梁庄的新房在不断增加,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它们以日落西山的姿势顽强地支撑,几面破败的山墙,一段残垣,腐朽断裂的屋架,点缀着梁庄的风景。新房和旧房,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如果只是一个旅行者,他所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北方村庄。

新房内部装修同样元素混搭:

外观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青瓦白墙,画梁飞檐。房内是抽水马桶,空调,大理石地板,厨房有洗碗机、消毒柜,院子里有花园、假山,等等,各样现代产品、现代景观,非常齐全。

城市化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在混搭和拼贴中被模糊。同时,相较前两部出现频次明显变高的名词“吴镇”也表明城镇对乡村的扩张和吞并,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城镇乡三元结构取代,体现了现代化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冲击与融合。但梁庄内部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循环性特点,以及梁庄作为日常空间的狭窄和封闭性,仍然制约着人们的观念世界。梁庄居民世世代代劳作繁衍、从生到死都在这个村庄,梁庄的日常生活世界给予了人们一种“在家”的熟悉感、安全感和亲近感,生活在此是应然、给定的,因此梁庄居民对于梁庄土地充满了深切甚至执拗的寻根意识和眷念之情。贤仁生意在南阳周边,疫情期间担心封锁,顶峰冒雪单车骑行一百多公里也要赶回梁庄;学军已经加入西班牙籍,也返回梁庄,低调盖起两层小楼。可以说,梁庄日常生活以现代化、城市化为外壳,但核心仍是乡村、传统的。大多数老梁庄人心里都存在着两个两个梁庄,一个是花大力气修建、装饰打造的自己家,而另一个是“人家的”、公共的、和自己毫不相关的梁庄,反映出梁庄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与自私。但不同于之前书写里梁庄似乎无可救药、不可避免走向衰败的结局,外出“候鸟”回流、城乡文化交融的过程,暗含了乡村梁庄未来发展的生机。栓子本来在葫芦岛干活,但梁庄没人愿意担任村支书,身在外地的栓子接下了这个职位。农民工栓子对于自己身份感到焦虑,他想回乡干出一番事业,为梁庄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得到认可与赞同。在治理过程中,栓子面临大量的乡村债务、政府推行政策不易、村民不理解等一系列难题,但他没有放弃他的长期目标。对比老梁庄人,作为新一代的梁庄年轻人,“与前几年的迷茫相比,栓子神采奕奕,目光坚定”。在《梁庄十年》的结尾,“我”遇见了少年阳阳,他和一群同学一起,在阳光下向“我”打招呼,礼貌、欢快、充满活力;相遇之后,“我”和阳阳又各自向前走去。正是栓子、阳阳这样新一代的返乡年轻人给看似颓败落后的梁庄注入了生命活力,使梁庄成为时间长河里变动不居的存在,让人看到了生机与希望的存续。不同于《中国在梁庄》里作者仓皇逃离的面目全非的故乡,《梁庄十年》里梁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

在《梁庄十年》中,梁鸿的叙事视角发生了变化。她在后记里自述:

从最初的“看山是山”,看到了梁庄、五奶奶和无数的亲人,到“看山不是山”,每种事物、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赋予无数的镜像,现在,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

从初次返乡时对故乡变化深感震惊、意图从梁庄总结中国乡村普遍问题,到这十年里多次往返故乡,记录与亲人、朋友、邻里交往的日常见闻,梁鸿尽量规避了外部知识分子返乡的“俯身”视角,取而代之融入内部居民的“在地”视角。《梁庄十年》中,梁鸿仍然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来讲述亲历见闻、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来记录梁庄居民的口述实录、外聚焦的客观视角来补充资料事实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但三者的内容和文本呈现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中,梁鸿剔除了以往主观的评判议论、情感抒发,仅仅以梁庄女儿的视角记录了村民与“小清”的亲切往来。不再依靠父亲、哥哥作为接近村民的媒介,梁鸿已自然地融入梁庄的日常生活之中。看到村里脾气顶好、爱开玩笑的五奶奶和孙女坐着粉红色小电车,梁鸿能够亲切地和她打招呼,询问她大清早上哪;在吴镇上遇到吴桂兰一个人在路中央跳舞后,梁鸿和姐姐也经常前去捧场,甚至带动其他村民一起加入这自由肆意的狂欢。梁鸿已成为梁庄的一分子,可以自然地参与到乡村日常活动中,“五奶奶、大姐、二姐、霞子妈、霞子、我,围着圈儿坐在院里的矮凳上,聊着闲天。”少数的学理思辨,连同外聚焦的客观视角补充的资料史实都以脚注的形式呈现。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梁鸿对于谈到的二堂哥、大堂哥等梁庄男性都会详细写出名字,对于梁庄女性却习惯性地以“韩家媳妇”“建昆嫂”“花婶”“虎哥老婆”等称谓代替,她根本没想到,也根本不知道她们究竟叫什么名字。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梁鸿在《梁庄十年》的脚注里反思了乡村女性依附男性而存在的低下地位、出嫁后丧失主体性的现状以及语言所透露出的集体无意识,并未以过多个人思考干扰正文发展。除此之外,梁鸿还在脚注里引用了《穰县县志》里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记录,以及《穰县政府工作报告》对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的总结等,与正文梁庄面貌变化的描写形成互文,既保证了正文文本的连续性,也将梁庄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中。而第三人稱限制视角下的村民“口述实录”,无论是远嫁在外的女性燕子、春静、小玉对围绕自身流言蜚语的辩白,霞子对自己父亲辛勤劳作、无私奉献的一生的回顾,还是灵兰大奶奶对明太爷因为南水北调的河道占地赔偿纠纷,多年来耿耿于怀最终死去的事迹讲述,都充分发扬了受访者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梁庄居民的真实生存、精神状况,为研究十年来中国乡村发展变迁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

通过多重视角的穿插切换,《梁庄十年》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复调叙事。在非虚构创作中,叙述者与作者的身份往往合二为一,一方面作者以主人公身份与文本其他人物进行对话,众多叙述声音平等地各抒己见;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主体批判意识又促使其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他人的观点看法进行价值审判,难免“把相互对话的主体降格成为他者和客体,因此也就间接形成了对复调叙事的终结”(徐文泰:《启蒙的反向叙事与非虚构文学的突围与困境——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为考察中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9年第4期)。梁鸿《梁庄十年》的叙事在约束作者主体性与展现知识分子责任感之间谋取了一个平衡,放弃了口述实录加主观评论的叙述方式,而是采取闲聊的模式,成为对话中的一分子,使人物内在特性更加真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即使文中人物与自己看法有相左之处,也不复以往激烈批判的写作态度。梁鸿和大姐去河坡地散步,路遇河边一片桃林被铁丝网围住,无法过河,遇到中年男子与他争执起来。中年男子认为他租地种桃,为免人偷用铁丝网围起来天经地义;而梁鸿则认为河流是公共场域,围起来变成私人的,阻碍了正常交通。在男子与梁鸿姐姐交流沟通一番之后,尽管心有不甘,但梁鸿也自嘲了自己的天真,“可不就是傻吗?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又懂得啥呢?”正是因为十年来,和梁庄居民有共同的经历和感受,梁鸿对于梁庄的“在地”书写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历史中的一分子,消融在梁庄,和梁庄人一起,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共同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

20世纪的“乡土小说”结出累累硕果,各种题材、类型的乡土写作层出不穷。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社会与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的书写模式已难以适应复杂的乡村现实,展现当今乡村新景观、新经验、新人物的乡土文学作品——“新乡土写作”开始涌现并发展壮大。梁鸿即是从事“新乡土写作”的一员。针对当下作家写作与乡村现实脱离的现象,她敏锐地指出: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嬗变、痛苦与生存状态,这些作家几乎没有书写,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缺失……即使作家有对乡村现实的想象,也多显得非常虚假、苍白,没有击中现实的内核。(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P7)

作为应对,她选取非虚构的形式对故乡梁庄进行书写。非虚构强调“在场的真实”,而梁鸿正是通过在这十年内无数次返乡,和邻里乡亲的多次交往闲谈,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口述实录等多种混合文体形式,才能真实地反映出十年来城市化浪潮冲击下的乡村梁庄面貌变化。对比在怀旧乡愁的影响下,《中国在梁庄》对于梁庄荒凉破败的过度书写,《梁庄十年》里的乡村是更加复杂多元、生机与混乱并存、变动不居的真实存在,“一个面目含混、明亮与灰暗并存的乡土中国不会引起全社会的热议,也不符合众人心目中的乡村图景,但却有可能更接近事实本身。”(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6月号)

此外,梁鸿对于梁庄的非虚构写作凸显了她独立的写作立场和反思意识。当下乡土书写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性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在其视野里,乡村文化被蒙上了传统和落伍的衣衫,处于待启蒙和待拯救的边缘位置。”(贺仲明:《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文艺争鸣》,2013年7月号)在《中国在梁庄》里,梁庄以亟待拯救的破败故乡形象存在,而章节名“成年闰土”“救救孩子”无不显示梁庄书写对鲁迅启蒙书写传统的承续。身为阔别故乡多年的归乡者,梁鸿在地理与心理上都与乡土产生巨大隔膜,故而采取外在的“俯身”视角来书写梁庄,写作者与受访者之间并未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出梁庄记》中,梁鸿同样以局外人的身份发表过对离开梁庄的农民工所居住的城中村厕所设施的震惊、对食物卫生状况的难以忍受:

饭桌上,我竭力避免对我们吃的菜展开联想。我吃得很起劲,以一种强迫的决心往下吞咽,为了向自己证明:我并不在意这些。粗粝的食物横亘在喉咙,我的眼泪被憋了出来。

尽管梁鸿坚持以梁庄女儿的身份进入故乡,但启蒙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是遮蔽了其对城乡关系、现代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直到《梁庄十年》,梁鸿才真正摆脱了博士式的“俯身”视角,在写作者与受访者的主体性之间取得平衡,平等地参与、介入到梁庄居民地日常生活之中,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启蒙叙事模式的突破。梁鸿父亲去世前曾几次提出修缮老屋,都被她拒绝,理由是没人居住,“太过虚荣”。但父亲真实想法却是将老屋变成图书室,让全村人都可以看书聊天,造福乡邻。她反思了自己高高在上的傲慢知识分子立场,“我突然有些羞愧,这羞愧其实已经暗藏在心中已久了。这美丽的村庄,我其实并没有在心里真正重视过它。”梁鸿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拆解了知识分子启蒙的权威性,重新审视了乡村日常生活的价值。在原有乡土叙事模式之外,梁鸿在《梁庄十年》中致力于探索一条新的写作道路,即借助非虚构形式介入当下乡村现实,通过平等的“在地”视角呈现一个多元复杂、动态发展的梁庄。十年岁月,回望故乡,梁鸿写作仍未停止,梁庄未来拭目以待。

(作者系文学硕士,重庆市第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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