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君

元顺帝至正初年的一天，接近知命之年的杨维桢将自己在会稽时期出入史传、日课一诗的千余篇诗作取来复读，忽然自笑曰：“此岂有诗哉！”于是，命书童尽数焚毁。

焚诗之际，正是其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至正元年（1341），杨维桢服丧期满，满怀希冀地从家乡诸暨来到杭州，申请补官。然而，天不遂人愿，补官之事被莫名搁置，妻儿老小却亟需给补，无奈之下，只能游走于苏杭之间，以教授生徒为业。这样看来，杨维桢焚诗之举，似乎是被现实无情打击后，对昔日政治理想的绝望，或是“补天无术者的沉落”（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按照一般推测，此后的杨维桢或许如某些怀才不遇的古人，在失意与牢骚中，以诗获得人们的共情；或许也如宋末江湖诗人一般，以日常卑近的题材和晚唐体的手法，作诗以维持生计。

但是，杨维桢并未按照逻辑的套路“出牌”。“焚诗”一事载于至正六年其弟子吴复撰写的《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中。据序文，“焚诗”之事正是杨维桢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一是其在钱塘、太湖、洞庭间所创作的一些“古坳”的诗歌，开始刻意塑造自己独特的诗人形象；二是诗学观念由“出入史传”转而强调“性”与“神”，主张“先情性而后体格”，突出诗歌的个性与情感；三是以全新的创作和观念为基础，尝试以新的方式组织诗坛。

这一转变其实与他多舛的仕途并无直接关联，倒是更多缘于他两次唱和经历。第一次是泰定年间参加会试的归途中，他在姑苏结识好友李孝光，发表了一番古乐府有“味外之味”的见解，两位青年诗人一见如故，相与唱和。第二次是在至正元年，二人故地重逢，以韩愈《琴操》之高难度诗题再次唱和，杨维桢以其才情，连写11篇，李孝光惊呼“杨廉夫，铁龙精也”，甚至认为“铁雅辞行，退之不得称千古独步”。

两次唱和促使杨维桢意识到，在诗歌创作中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以及邀人唱和、聚合兴趣相投之友的重要性。

真正使杨维桢名气“传于海内”的是至正初年寓居杭州时，他组织的那场“西湖竹枝”集咏酬唱。他在《西湖竹枝集序》中说：

余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张雨）、苕溪郯九成（郯韶）辈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沉胸次，洗一时樽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

（《全元文》第42册，P497）

“西湖竹枝”唱和，似一道“江湖召集令”，迅速传开而流布南北。然而，楊维桢掌握的“流量密码”远不止于组织唱和，就在唱和结束不久的至正八年，他在做客顾瑛玉山草堂的间隙，便着手汇编《西湖竹枝集》，将唱和成果及时推送。

《西湖竹枝集》收入120人的唱和作品，其中既有达官显宦、诗坛泰斗，如虞集、王士熙、马祖常、杨载、柯九思、揭傒斯、贡师泰等人；也有地方名流，如顾瑛父子；还有蒙古、色目诗人，如同同、甘立、边鲁、不花帖木儿、燕不花、别里沙等；甚至妇女商贩、僧侣道士等社会群体，如曹妙清、张雨、释照等人，基本上就是元代后期诗坛的集体展示。杨维桢本人及作品置于集首，他又广收铁门弟子诗作，因此，是集编撰也可视为“铁雅派”的首次集中亮相。

也正是这样的诗坛聚合，消解并改变了元中期馆阁文人以政治、权力形成的诗歌场域，成为一种全新的诗坛组织形式。吃惯甜头的杨维桢，在此后的人生中极力张扬自我，以奇绝兀傲、狂放任性的行为方式和诗歌风格，冲破元中期“雅正”的金丝鸟笼。

作为一位性情十足又满腹才气的诗人，杨维桢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这倒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而是元末动荡的政局，失去效用的科举，以及统治者疏于管控所致之文化环境的宽松，促使诗人功利剥落，文人价值回归。参加“西湖竹枝”唱和的文人或许是为了诗名，但更多是出于兴趣；出席玉山雅集的文士，虽来自不同阶层，而到此只有一个身份，即“诗人”。“张弛系乎理，不系乎时；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熊梦祥《春晖楼题句序》）。这是那个时代文人的追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杨维桢以其率真洒脱之诗崛起东南，号召诗坛，一呼百应。兴趣、自由、率真、自适，这是馆阁诗人不可能充分享受的；即便再往前追溯百余年，脱离“体制”、进入文化市场的宋末江湖诗人，其活法也不能完全称得上快意洒脱。

杨维桢能够以兴趣相投的唱和活动聚合当时诗坛，得益于当时地方豪富的财力支撑，以及相应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他们既不依赖朝廷俸禄，也不凭借贩诗鬻文，更多的是往返奔赴于东南各地的觞咏文会，参与各种诗歌评裁和诗集评选活动，比如至正年间昆山顾氏父子以其家资不断举办的雅集之会，至正十年春嘉禾濮氏出资操办的“聚桂文会”，同年七月松江大户吕良佐创办的“应奎文会”等。此时的乡校里评之会，岁不乏绝，以诗投卷者，时获奖金，“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而诗名最盛的杨维桢由此便可轻松换取衣食无忧的生活，进而自在地标举“艺术至上”“情性至上”“趣味至上”了。

虽然杨维桢的诗名并不是靠政治、仕途助益而获得，但他的一生却徘徊于庙堂、江湖之间，其主盟诗坛之路或多或少受此影响。

早年的杨维桢抱负满怀，积极用世，用心经营着每一个职务。在天台县尹任上，他惩治恶吏，致使自己受到牵连而被免官。此后调改钱清场盐司令，仍不减为民请命的热情。晚年徜徉山水的他，亦不曾无意于时事，侨居钱塘时，致书其同年索廉使，敦促其察行善政，佐明天子耳目之寄。

杨维桢在政治上尤为出色的一笔，是他撰写《三史正统辨》。至正二年，朝廷诏修辽、金、宋三史，怀揣“道统者，治统之所在”的儒家治世理想，他作《正统辨》千言，以《春秋》大统之义，人心是非之公，论辨正朔之统，认为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元代接续宋之正统。当时修史总裁官欧阳玄对此极为肯定，认为“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宋濂《杨君墓志铭》），将推荐他加入修史之列，然而最终却因论辨不予采纳而荐之无果。

作《正统辨》时，正是他寓居杭州、等候补官并组织唱和之际。因论辨未被采纳，以之获得些许政治资本显然无望，但《正统辨》却在朝野之间引起较大反响，不仅得到翰林学士欧阳玄的赞誉，就连空门中人也“窃尝诵夫子《三史统辨》数千言，至今口不忘”（杨维桢《毛隐上人序》）。《正统辨》增重了杨维桢的名气，使他由诗人转变为名士，将庙堂与江湖沟通。这种沟通很快在“西湖竹枝”等唱和活动中显现出来。在《西湖竹枝集》中，他把自己放在最前，其小传主要突出了两个层面：一是他的进士身份以及《三史正统辨》等，二是直言其狷直傲物的性格和古乐府创作成就。这当然是张扬自我，也是他沟通庙堂、江湖的根据所在。紧随其后的是“前任诗坛盟主”虞集以及久负盛名的馆阁诗人，这些人实际上并未参加唱和。据杨维桢《西湖竹枝集诗人小传》交代：虞集的《竹枝》诗并不是为西湖而赋；王士熙的《竹枝》诗是其在滦阳时所作；马祖常的《竹枝》诗是馆阁唱和之作。诸人被杨维桢拉来，实则是为其张目，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再下来才是其他的唱和友朋。在所有诗人小传中，杨维桢不藏人善，向世人展示了民间诗人的诗歌水准。

杨维桢在元末诗坛获得成功，不仅在于他组织或主持了诸多大型的诗歌唱和、结社活动，以及拉拢、聚合了各阶层诗人共同参与，而且在诗学观念上尝试调和雅、俗及道统诗学、情性诗学的关系，使之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清人顾嗣立说，杨维桢在元末诗坛“标新领异”，进而臻于“元诗变极”。事实确实如此，但却非其初衷。杨维桢本人追求诗歌的奇谲新异，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在“雅”的辐射范围之内。在他本人及同时代诗人的叙述中，“铁雅诗”“铁雅派”是约定俗成的诗体、诗派名称。他的弟子吴复尝云：

鐵崖先生为古杂诗凡五百余首，自谓乐府遗声，夫乐府出风雅之变，而闵时病俗，陈善闭邪，将与风雅并行而不悖，则先生诗旨也。

（吴复《辑录铁崖古乐府序》）

可见，“与风雅并行而不悖”正是他追求的诗歌旨趣。他认为“风雅”的对立面只有晚唐和季宋，指向的是摹拟和情感的缺失。按照这样的理解，诗人不分尊卑，诗体并无好坏。无论释子诗、闺阁诗，还是律诗、古乐府、今乐府、宫词，甚至如香奁诗等艳诗均可为“雅诗”。“雅”在内而不在外，“铁雅”的实质在于以瑰丽奇崛的外表来表达“雅”的实旨。这样一来，铁雅诗派的门槛就被放宽了，因此，在元末诗坛吸引了浩浩荡荡一众队伍参与其中。在杨维桢的意识中，诗人可具有充分的自信，其本人更是“艺高人胆大”。比如时人弃而不作的宫词、香奁诗，在他那里却作得津津有味而一本正经，他说：

云间诗社，香奁八题，无春坊才情者多为题所困，纵有篇什，正如三家村妇学宫妆院体，终带鄙状，可丑也。

（《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卷3）

他甚至笃定自己的香奁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能例以艳歌小词视之。进而他以陶渊明《闲情赋》自附，以为《闲情赋》不害陶渊明的处士节，自己的香奁诗亦不能损其铁石心。

然而杨维桢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在他看来发乎情止乎礼的香奁诗却不胫而走，成为万口传播的艳诗，书肆争相兜售的风流小册。无论他再三辩解，终归没有逃过世人的诟病；而多数铁门弟子其实也并没有深究杨维桢的诗学内旨，只是仿效了他瑰丽奇崛的创作风格。铁雅派浩荡的诗人群体，把一股炫怪诗风吹遍了元末诗坛，在西湖岸边，在玉山佳处，在云林隐居，在嘉禾濮院……而杨维桢拟以“风雅”观念聚合的诗坛早已被淹没在包括他在内的龙鬼蛇神之吟咏中，这也是他被新朝重塑和批判的重要原因。

杨基《铁笛歌为铁崖先生赋》写尽了杨维桢的诗意人生。诗云：铁崖道人吹铁笛，官徵含嚼太古音。一声吹破混沌窍，一声吹破天地心。一声吹开虎豹闼，彤庭跪献丹扆箴。

……？……

掉头王署不肯入，

直上弁峰绝顶俯看东溟深。

王纲《正统》著高论，

唾彼传癖兼书淫。

（《眉庵集》卷4）

“掉头王署不肯入”是他放荡不羁的写照，“王纲《正统》著高论”是他坚持道统的姿态。游走于庙堂、江湖间的杨维桢，在兴奋和迷茫中走过真实的一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