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蓓蓓

星河流转，世事沧桑。这忙碌的世界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人顺风顺水的通达，有人多灾多难的坎坷；有人“一日看遍长安花”，有人感叹“人生失意无南北”；有人乘时而起，有人沉埋无用。纷繁的众生百态，演绎着真切的人间世相。

理性来看，得志和通达毕竟是少数的、阶段性的，而失意和坎坷则是更为普遍的人生常态。“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这些失意者的心声，带着深沉的人生喟叹和强烈的情感力度，更易打动人心，更能得到同情和共鸣。

总体观察这些失意者的心声及其应对方式，我们会发现，其间包蕴着无穷无尽的人生智慧，体现出恒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而这些智慧和力量又都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厚土，带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千年以还，仍然魅力不减，熠熠生辉。“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宝剑虽已沉埋，但光芒不掩，气冲斗牛，精气神曾不减分毫。这样的诗句完全可以砭顽起懦，振聋发聩。

如果应对得当，失意人生完全可以结出硕果、开出奇葩。失意的陶渊明缔造了一个精神高地和心灵家园，贬谪的苏东坡留下了千古绝唱和天下行书，落魄的杨维桢完成了“铁雅”体的锻造，困顿潦倒的曹雪芹创制了震古烁今的小说丰碑。他们把失意活成了诗意，把坎坷变成锻炼自己的试金石，把人生低谷转化为戛戛独造的主阵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坎坷和磨难玉成了陶、苏、杨、曹等的伟大成就。由此来看，只要精神独立、初心不改，即便是失意，那也不过是人生常态而已，失意中的心性更为沉静，更利于精神生产和智慧创造。

基于这样的考虑，四位青年学者分别撰写了关于陶渊明、苏东坡、杨维桢、曹雪芹的文章，主要立足于其人生失意与诗意来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借此来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寓意于垂鉴当世、砥砺人生。

——杜志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私谥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活于东晋末至刘宋初期。陶渊明的一生可以大约分为三个阶段。29岁之前为第一个时期，为闲居读书的少年时期。29岁到41岁为第二个时期，这期间他曾五度出仕，先后任江州祭酒、桓玄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最终选择归隐田园。42岁至去世为第三个时期，他躬耕田园，不再出仕。离开官场之后的陶渊明一直处在贫穷与疾病中，但无论生活多么坎坷艰辛，他始终能够平和地面对，无论身处何境，都能怡然处之，他超脱旷达、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符号，是士人追慕的典范。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外祖孟嘉任桓温参军。但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他的父亲在他8岁时病逝，生计艰难，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追忆了自己少年时的家境：“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可见他们一家经常需要靠借贷维持生活。但毕竟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陶渊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饱读诗书，研习四书五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影响，怀抱济世之志，“憶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他充满着建功立业的豪情，树立了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29岁的陶渊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出任江州祭酒。这一次出仕是为养家谋生，“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饮酒·十九》）；当然这同时也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契机，但公务的琐屑繁杂与官场的束缚让陶渊明深感“不堪吏职”（《宋书·隐逸传》），他不满于官场的阿谀奉承，不久便辞任归家。

享受着田园生活的陶渊明依然密切关注时局，希望能够有所作为。隆安三年（399），孙恩暴乱，东晋政府派谢琰镇压，山阴一战，谢琰阵亡，北府兵败。此时桓玄乘势而起，剿灭乱臣，匡正朝纲，一时深得人心。陶渊明也似乎看到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入仕为桓玄幕僚。但很快，他发现桓玄有谋反自立之心，这与陶渊明的志向抱负完全相反，他耻事二姓，欲退隐归田。隆安五年（401）冬，母亲孟氏逝世，陶渊明便以回乡守丧为由辞官，不再辅佐桓玄。

虽然多次出仕失败，但陶渊明依然存有济世之志。桓玄称帝后，引起多方不满，刘裕遂趁势而起，讨伐桓玄。“时来苟冥会，暂与田园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这正是“时来冥会”、实现抱负的好时机。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可是，理想便很快被冷酷的现实打破，刘裕与桓玄一样意欲称帝，他们都是为了图谋自己的地位，全然不顾天下苍生。这样的行事明显违背陶渊明的意愿，为遵从本心，陶渊明必然离开刘裕。旋即陶渊明又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刘敬宣以军功多次升迁却遭到无端排挤，最后自表解职。陶渊明意识到官场的残酷与仕途的险恶，“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选择了回归田园，保全自己的名节。

面对“幼稚盈室，瓶无储米”的生活困境，41岁的陶渊明为寻生计，经叔父陶夔的推荐，再度出任彭泽令。督邮来巡察，他不愿拍马逢迎，不再委曲求全：“吾不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耶！”（《晋书·陶潜传》）仅在任80余日便辞官归家。陶渊明从满怀政治热情，经历几度仕与隐的矛盾，看清了时局的动荡与官场的黑暗，放弃了追名逐利，最后选择坚守“质性自然”的本性，回归田园，躬耕二十余年。颜延之称：“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陶征士诔》）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便选择独善其身。

41岁的陶渊明告别官场的尔虞我诈，开始了躬耕田园的生活，他不再随波逐流，而是按照自己的志向去享受的生活。在回家的路上，他写下《归去来兮辞》以表心迹：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表明陶渊明以迷途知返的心情回归田园，脱身官场得以自我解脱。

陶渊明热爱田园乃是天性使然，他自言：“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归隐田园是其本性，就好像困于笼中的鸟回到自然一般，“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获得了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回归田园，陶渊明也不因此而自恃清高，而是保持平常心，“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投身田间，祈盼丰收，在劳作的辛苦中寻求快乐。“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颜延之《陶征士诔》），闲暇时，常与亲朋好友相聚饮酒，畅谈乐事，忘怀得失。阅读典籍，徜徉书海之中，快意非常，“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他在诗文中大量描绘了田园生活的快乐，饮酒、抚琴、读书，欣喜于农家生活的安逸，在简朴的日常琐碎中发现乐趣、享受乐趣，安于平淡。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义熙四年（408），夏长风急，一场大火烧掉了陶渊明位于上京的房屋，多年积蓄毁于一旦，一家人只能暂时栖居于一条小船之上，不得不忍受饑寒之苦，生活困窘。面对现实的种种困难，陶渊明自我精神始终是自由的。在他看来，相比于宦海沉浮，经历了一天的辛苦劳作，虽然身体疲乏，但却没有更多的忧患，远离了官场的尔虞我诈，还能够惬意地饮酒，他不禁发出感慨：“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在远离世俗的田园之中“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感士不遇赋》）。

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尖锐，以陶渊明的才学与名声，想要谋得一份差事是比较容易的，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污浊的官场。在他看来，做官违背本心，比挨饿还要难以忍受，所以他选择固穷守节。陶渊明并不追求外在的物质享受，其言：“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其一）但仅靠几亩薄田的耕种难以维持生计，所以其晚年的诗作中大量描写贫穷、疾病，“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就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陶渊明54岁之时，接连遇到自然灾害，旱灾、虫灾、洪涝，导致庄稼歉收，生计艰难，如他写乞讨的诗：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乞食》）

乞讨本是难以启齿的事情，陶渊明却坦然记叙，在得到主人慷慨帮助后，陶渊明又高兴地饮酒赋诗了。面对贫困生活积极乐观，他借幽默自嘲以自我调整。

陶渊明所住房屋年久失修，以至于灌木丛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陶渊明却并不苦恼于困窘的生活，“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其十五）。在陶渊明看来，和悠长的宇宙相比，人生是多么短暂，不应总是执着于身外之物。通过投身自然山水，饮酒赏花，陶渊明领悟了人生的通透与达观：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其五）

居住在人境也不觉喧闹，只因心中抛弃功名利禄，完全沉浸于自然之中，达到了物我为一的妙境，悠然自得，这即是王国维所言的无我之境。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屑于趋炎附势，独立而不羁。对功名“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认为，身死之后，万事皆空：“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不必在乎身后之名，只求问心无愧。长期的贫困生活使得陶渊明疾病缠身，不过50多岁，便写下“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杂诗》其五），“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杂诗》其七）之类的诗句。常年生病使他对生死有着独特的思考，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探讨生死：“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人生在世，终究逃不过死亡。面对死亡，不论贤愚老少，人人平等。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淡然处之：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神释》）

他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去看待死亡，不必惧怕，顺其自然就好。陶渊明63岁，有感于大限将至，写下《拟挽歌辞》三首，“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人都难免一死，进而他想象死后的经历和闻见，充分体现了面对死亡的冷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身死之后，是非、荣辱都不值一提。又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亡不过是归于本宅，死后身体化为山川，回归自然，不用为此悲伤和恐惧，他视死如归。

陶渊明乐天知命，在看待人生中的现实问题如名利、贫富、荣辱、生死等，已然挣脱了外物的束缚，实现了精神超越现实，获得了心灵的自由。

对于陶渊明的认识，人们多赞其不慕名利、超脱旷达的人格。当时的文坛大家颜延之与陶渊明相交，互为知己，陶渊明去世后，颜作《陶征士诔》，盛赞陶渊明品格之高洁。稍后的萧统为陶渊明编撰诗集，他赞赏曰：

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陶渊明集序》）

长恨不能与陶渊明同时，可见其评价之高。到了宋代，迎来了评陶的高潮局面，大都认为陶渊明人品、诗品都独具一格，尤其以苏轼为代表，不仅创作了大量和陶诗，更倾慕其风，自言：“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对陶渊明推崇备至。此后，陶渊明便成为隐士形象的典型，与之相关的“采菊”“无弦琴”“桃源”成为固定的隐逸文化符号。

陶渊明生逢乱世，几度仕隐后，他不再随波逐流，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完成对人生的思考，不被名利所羁绊，始终坚守本心，独立不改，洒脱自由；即便在逆境之中，也能乐观从容，坦然面对贫困、饥饿、死亡，达观自适，精神富足，这也让他成为高洁、自由、旷达的理想人格的代表。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