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成荣

没有文化力的综合国力论是一种片面的国力观，就是说讲综合国力，不能只讲军事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有文化力。

获悉贾春峰老师不幸去世的消息，颇感震惊。贾老师是一位学人，一生著作等身，有“文化力之父”的美誉，也是中国企业文化学界的第一代大师。

改革开放初期，贾老师曾任职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担任理论组副组长，是高层决策的智囊团成员。1982年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陆续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

贾老师从1983年兼任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时，开始接触并关注企业文化；进而，1993年在《党校科研信息》上发表了那篇奠定他一生学术地位的文章——《加强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研究》。

这篇文章，以及以后陆续出版的《文化力》《文化力观》《文化力启动经济力》《文化力制胜》《贾春峰说文化力》等一系列著作、论文，创造性地阐明了“文化力”的内涵，以及“文化力”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出了“文化力”是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判断，概括了现代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特征，预言2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因此，贾老师被学界公认为“文化力研究第一人”。

贾老师把“文化力”学说落地于企业文化研究，出版了《企业力》《贾春峰说企业文化》等著作和大量文章，在企业文化战略、企业形象工程，以及企业文化落地实施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成为企业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轰轰烈烈，但也出现了一些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带来的道德迷失问题。贾老师以他哲学专业的眼光，跨越经济、文化两个领域的任职、研究与观察视野，敏锐地发现当时存在“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两者不说话”的奇怪现象，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纯经济的行为，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市场经济中蕴含着一种内在的文化、道德和伦理的力量，而且市场经济发展中非经济的因素作用，文化力的作用越来越重大、越来越显著。”进而，明确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呼吁各界加强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研究。

他特别提出：“没有文化力的综合国力论是一种片面的国力观，就是说讲综合国力，不能只讲军事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有文化力。”

“文化力”学说的创立，从宏观上对于为市场经济注入先进文化，抑制市场经济中的消极因素，促进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微观上也唤醒了企业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为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实践推广铺平了道路。在学术上，“把文化力和市场经济连为一体，为市场经济的研究、为企业的研究、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与贾老师的接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1987年，韩天石、张大中、张同舟等老领导创办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 那时，研究会的学术研讨活动比较多，贾老师基本上每会必到。而且，他发言时总是从兜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写发言稿，一二三讲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在会上迎合别人的观点，更不会现场发挥、信口开河“侃大山”，表现出一个学人的独立与严谨。

后来，我有幸成为研究会最年轻的副理事长，并且进入令我“仰视”的“学术委员会”，成为一名学术委员，与贾老师有了更近的接触。而且，在这个学术平台上，我的《企业经营文化论》《儒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的冲突与融合》等论文，都得到贾老师等学者们的充分肯定，获得过优秀论文的奖励。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研究会号召大家领衔课题研究，我牵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名牌战略研究》，贾老师不仅亲自给予悉心的指导，而且还向相关学者大力推荐，从而顺利通过了立项。经过三年的潜心研究，1999年课题圆满结项。当我有意出版一本专著时，贾老师又给予我很多帮助，亲自为我确定了《中国名牌论》这一简洁大气的书名，并为这本书作了序。他在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这本书在名牌研究上的“开创性和创新意义”，并认为其为创建名牌学“做出了必要的重要的理论准备”。《中国名牌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名牌理论与国家名牌战略的著作，引起了较大反响；贾老师在《人民日报·市场报》专门发表了对本书的书评，使本书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当年金秋十月，新华书店特邀请我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做了签名售书，这在学术著作的推广上是较为罕见的。《中国名牌论》奠定了我在名牌、品牌研究上的基础；以后，我出版的《品牌价值论》《品牌价值的评价与管理》《老字号品牌价值》《老字号非遗研究》等相关著作，都是本书内容的深化与延伸。

2000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计划编写《企业文化》教材，在全国遴选教材主编，我有幸被选中。中央电大对“上星课程”教材的编写，要求之高、标准之严，近乎苛刻。本书的大纲，以及书稿，经过了双重专家组的审定。在两次审定中，贾老师都是专家组的组长。他不仅对教材大纲的结构、书稿的内容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而且对最终书稿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本书是他“最近几年来看到的有关企业文化的一本最好的教材”，并希望“把本书作为一个企业文化范本，除在电大系统使用外，也推荐给全国经济类大专院校使用”。贾老师等专家的指导、鼓励与加持，确保了本书的研究质量，使本书成为电大的优秀教材，应用20余年，发行近30万册。

在企业文化学术活动上，我与贾老师交集较多，经常与大师为伍、同台演讲和参加研讨交流。2006年8月，我与贾老师同被邀请参加“中国职业经理人发展高峰会”和“中国名企之旅”，一起参观蒙牛集团现代化牧场，在峰会上，我和贾老师及蒙牛创始人牛根生等先后上台发言，各抒己见，其情其景，犹在眼前。

2008年11月，在中外企业文化2008南宁峰会上，我与贾老师又不期而遇。我们畅谈学术，交流心得，不亦说乎。特别是与贾老师相处，经常听到他讲一些只有他的经历才会知道的“名人轶事”，更感新鲜和有趣。

那次峰会，恰逢改革开放30年和研究会创立20年，峰会颁发了改革开放30年全国企业文化“杰出贡献人物”“杰出品牌组织”和“优秀企业文化单位”奖。在论坛上，贾老师作了题为《文化力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主题演讲，我除作了题为《“五门事件”的文化思考》的演讲，还主持了企业文化管理对话论坛。现在回想当时的开会情景，以及与老朋友交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与贾老师的合影，想不到成为我所找到的与贾老师的最后一张合影——一份永远的纪念。

与贾老师接触，感觉到他在生活上没有更多奢求，吃穿朴实无华，重儿女亲情。贾老师曾经为官，但没有一点官气，正直、独立，善于思考，不同流俗，与人交往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满身清气，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在他晚年，“文化力”这三个字，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他的“心灵帷幕”，正像他在《贾春峰说“文化力”》一书中所说：

每当深夜，读书与写作成为一种习惯。市声渐远，万籁俱寂，长夜漫漫，小屋静静，通过“文化力”，似乎在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对话，与异彩纷呈的现实对话，与人类的明天对话。此时，展现在眼前的，有烟云滚滚的历史，有一曲曲千古绝唱，有回味无穷的世间哲理，更有那跃然纸上的不同心灵。

如今，这位喜欢在深夜读书写作、通过“文化力”与历史、现实和明天对话的著名学者离开了我们，我深深地怀念他。贾老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精神、思想不灭，清气永存。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倡导的“文化力”学说，他研究了40年的企业文化，一定会后继有人，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