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蔓

摘要：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对自由的逃避是社会进程的产物。逃避自由的第一种机制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而臣服于权威。权威并非必然是来自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机构，也可以来自如道德良心之类的无形压迫。如果前者被称为外在权威，那么后者就是一种内在权威，且内在权威像外在权威一样实行严厉统治。电影《寻枪》作为一部悬疑片，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人的自由困境，主人公马山丢失的手枪便是权威的象征。他只有在臣服于权威并寻回手枪后，才能重获自由。

关键词：自由；内在权威；枪

美籍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于1994年出版了他的心理学著作《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该书是弗洛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同时，对一定时期的社会心理进行综合考察的成果。虽然他在书中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对20世纪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分析上，但其中关于孤独、自由和权威等问题的讨论，对于当代的社会心理分析仍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于2002年上映的电影《寻枪》是由陆川执导、姜文主演的一部悬疑片，其中的主人公马山（姜文饰）作为一名警察，在丢失了配枪后的种种行为和心理，都可以借由弗洛姆的理論作为一个切入点对其进行解读和阐释。因此，本文拟将对弗洛姆的自由和权威主义相关观点进行一定介绍后，以电影《寻枪》作为其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自由”向来是理论家们孜孜不倦地探讨的话题。马克思对人类自由的研究是在社会历史的范畴内进行的，康德的审美自由是从认知结构的审美判断去谈的，而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作者更多是将自由视为一种心理学问题。

（一）对自由逃避：社会进程的产物

弗洛姆是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心中潜意识和非理性部分的发现的基础上，分析整个社会进程对个人心理所起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生物冲动，但社会又会对那些不符合文化要求的冲动进行抑制，而这些被抑制的冲动会成为文化发展的基础。不过，弗洛姆虽然肯定了弗洛伊德对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分析，但不认同他对于人的本能冲动的过分强调。弗洛姆认为，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不是每个人的本能需求的满足或受挫。他假设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

“这并非好像一方面是满是天然冲动的个人，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社会，或满足或挫败这些与生俱来的嗜好。虽然人人都有诸如饥、渴、性等某些需求，但是，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恐惧或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的抑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成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1]

换句话来说，社会对人不仅具有压抑的功能，还有创造的功能。人的天性、激情和焦虑等情感很有可能都是一种文化产物。

自由问题也同样可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弗洛姆认为，人在一定时期内追求自由，又在另一个时期内逃避自由。人类的社会历史起源于他在自然世界的一体状态中，而在与周围的自然及人（母亲）相分离之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便是自由的发端。这种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被弗洛姆称为“个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方面，自我力量在不断增长，也即有组织的、完整的人格在个人意志和理性的引导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个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分离的个体，要独自面对强大无比的世界，因而孤独感日益加深。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因此，为了克服这种消极情绪，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individuality）的冲动，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进一步说，个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但自我的增长却被一些个人及社会的原因妨碍了。这两个趋势持续拉开的距离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导致逃避心理的产生，也就是弗洛姆所说的逃避机制。

如果把那种个人逐渐脱离自然、摆脱外在的权威的阶段称为“摆脱束缚之自由”，而把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谋求个人的充分发展的阶段称为“自由自在之自由”（皆为弗洛姆语），那么在现实中，这两种自由存在着一个鸿沟：人挣脱了束缚自由的纽带，但又缺乏积极实现自由和个性的可能性。由此，后者的自由可以被称为一种滞后的自由，这种滞后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地逃避自由，建立新的纽带的关系，或至少对自由漠然视之。”[2]20世纪的欧洲法西斯主义便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此处不详谈。当然，逃避自由并非避免消极情绪的唯一方式，个人还可以与大自然和他人自发地联系，从中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这也是人与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提。不过，现实并不总是如此顺利，这也并非本文的重点。

（二）权威主义性格

从弗洛姆的分析中我们得知，自由问题具有两重性，即个人摆脱社会传统纽带（如欧洲的中世纪对人的宗教压抑）的束缚，获得自由，但同时他又会感到孤独和焦虑（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从而选择逃避自由，后一种面对问题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臣服的特征。这也是弗洛姆在书中说到的逃避自由的第一种机制——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臣服于自身之外的人或物（也可将它们统称为权威），以获得自我所缺乏的力量。这种机制的更明确的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这都有利于除掉自由的负担，帮助个人摆脱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而且，这些冲动还会使人企图成为自己之外的一个更大更强的整体的一部分，让人想要融入这个整体并分享它的荣耀。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自我消失了，个人的生命意义和个性都将由那个整体决定。

由于逃避自由的这种机制总是指面对权威的态度，所以这种性格又被弗洛姆称为权威主义性格。在弗洛姆看来，权威并非必然是来自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机构，也不一定是一种公开的强制要求，而是可以来自诸如道德良心之类的无形压迫。如果前者被称为外在权威，那么后者就是一种内在权威。对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处在一种“他所想所说的东西都是别人的所想所说”的境地，他并未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除此之外，现代人在生命活动中虽然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在权威的束缚，但忽略了公共舆论或道德之类无名权威的作用。在后一种权威的压迫下，我们非常急于与别人对自己的期望保持一致，同样也害怕与众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在政治和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力量，外在权威慢慢失去光彩，而个人的良心和责任等内在权威的束缚更为明显，因此不难看出，内在权威正不断取代外在权威。值得注意的是，如良心这样的内在权威像外在权威一样实行严厉统治，甚至更为残酷，“而且人的良心所发布命令的内容常常完全并非受制于个人自我的需求，而是受制于以伦理道德方式出现的社会需求。”[3]因此，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变成统治他自己的权力，它使人永远得不到自由，并且难以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总的说来，权威主义性格者并不缺乏行动、勇气或信念。对他们而言，行动是由于他根本上的无能为力感，并想借此克服它。这个意义上的行动是指以比自我更高大的某种名义去行动，诸如责任、义务等。权威主义者没有结束苦难或至少减轻痛苦的勇气，他们不是去改变命运，而是臣服于它，这便是权威主义性格的英雄主义。

二、电影《寻枪》中的自由问题

如前文所说，自由问题是各个领域、各个阶段都绕不开的话题。在上映于2002年的电影《寻枪》中，现代人的自由困境也得到了体现。该电影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马山（姜文饰），作为一名民警在妹妹的婚礼宴席中丢失了自己的配枪后如何尽力将它寻回来的故事。马山在丢枪事发后的种种行为和心理都向我们表明，配枪俨然成为他心中一把捆绑他的枷锁。

（一）枪：权威与责任

从电影中可以看出马山拥有较为体面的家庭：妻子是小学教师，自己是当地民警且为先进个人，他们还有一个活泼的儿子。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似乎可以活得自由自在了。然而，在马山参加完妹妹婚宴的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配枪不见了。众所周知，民警丢失配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轻则撤职处分，如若因此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后果，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可见，配枪对于民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一个负担。在影片中可以看到，马山在发现自己配枪丢失的那一刻，十分震惊、惊慌失措并且翻箱倒柜地試图寻找。在寻找无果并冷静下来后，他去派出所向所长报告。由于马山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进门低头汇报问题时，已经紧张并恐惧到满头大汗，双手颤抖，甚至丝毫没有发现他的面前并没有人，他是在对着空气说话。他只管下意识地重复道：“我的枪不见了……我的枪不见了……”并承诺一定把枪找回来。之后，他便试图寻找配枪丢失的线索，他怀疑一切人，怀疑他的小儿子，怀疑他的老战友老蒋，怀疑办假酒厂的周小刚以及偷包的小偷。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配枪在马山心中意味着什么。

枪首先意味着公安局的权威。马山丢失配枪的事被汇报给市局长后，派出所里警务人员垂手肃立的严肃气氛、市局长针对马山仔细且严厉地盘问，都向观众展示了公安局作为一个国家政府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威严所在。其次，枪还是民警的责任和良心所在。马山丢失的配枪不是一件寻常物品，而是带有极大杀伤力的武器，它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正如局长所言，在丢失配枪的二十个小时里，凶手足以坐上汽车逃到省城，坐上火车逃到北京。如果落在职业杀手手中，手枪里剩余的三颗子弹可能会带走六条人命。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局长的这番分析既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手枪丢失有一定的潜在风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暂时还没有关于丢失配枪的任何头绪时，直接把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党和国家的安全，并假设枪落到职业杀手手中能够带走六条人命，这不得不说是有夸大渲染的成分。但马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分析的不合理之处，而是全盘接受了它，甚至自己还要将问题的严重性再次夸大，设想三颗子弹能带走九条人命。这便体现出他对权威的臣服，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现在已经处于权威的对立面，从而使自己陷入更深的恐惧与自责中。作为民警，他的职责本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但是现在丢失配枪的他，却有可能亲手导致恶劣的局面出现，他内心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手枪还维系着派出所的荣誉。在事发之前，马山本是受所长关照和看重的警务人员，还获得了“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他所在的派出所也是经常受到表彰的单位。可是，在丢失配枪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山满怀愧疚地站在满墙的荣誉红旗前面，听任市局长的训斥。此前，所里分发奖金的喜悦在此刻都变得颇为讽刺，而这一切都归因于马山把手枪给弄丢了。可见，枪对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已然成为折磨他内心的枷锁。

（二）寻枪之后：重获自由

对于马山而言，找到丢失的手枪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套用弗洛姆的话来说，执法机关的威严以及局长对于找回手枪的强制命令作为外在权威，要求着马山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另一方面，马山自己作为民警的责任感与良心的内在权威，也令他无法心安理得地坦然接受丢失配枪的事实，尤其是当第一枚子弹被凶手打出后导致了他昔日情人李小萌的死亡。尽管派出所、邻里朋友以及家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他做的，但是马山自己心里清楚，他要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且由于死去的李小萌还是他过去的相好，他内心本已沉重的权威在压力之下又掺杂进了情感道德，这便让他更加痛苦。因此，在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的双重压迫下，马山已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内心的不安转化为寻枪的行动。

寻枪成为马山接下来生活的重心。他在各个朋友之间四处奔走，为的是寻找偷走手枪的人的线索；他半夜骑车追踪可疑车辆，并因此发现了周小刚的假酒厂；他与偷包的小偷骑自行车竞速，还缴获了小偷手中的假枪；在第一件命案发生后，他配合派出所扮演凶手帮助周小刚进行罪犯指认；甚至在摸清凶手的杀人动机——即找周小刚复仇后，他主动与周小刚互换身份，假扮周小刚坐车出走引诱凶手现身，还为此不幸中枪。马山所做的这一切，看似目的明确，实则全由内心的不安所驱使，别无选择。他在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他的所思所想已经拥有了统治自己的权力，没有其他空间可挪动，他早已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山在最后去了一趟小学，为儿子送上弹珠，为妻子送上野花——作为最后的礼物——意味着他已经做好了以身犯险的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对权威的臣服与靠拢。在凶手——那个卖羊肉粉的刘结巴出现的时刻，马山已经中枪倒地了，但他还是微笑着说：“枪里头还剩下一颗子弹。”他之所以露出欣慰以及稍微松懈地微笑，是因为剩下一颗子弹说明手枪的危害性已经减半了，它由最多能枪杀六个人变成能枪杀四个人，到现在只能杀两个人。尽管这第二颗子弹是打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也在所不惜。不过，马山没有就此完全放松，他依然与刘结巴对峙着，挣扎着要把手枪拿回来。他举起假枪威胁着刘结巴回来，导致刘结巴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再次朝他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这时，尽管肉体痛苦，但马山还是开心地笑着说：“你的枪没子弹了。”并把前来抢假枪的刘结巴用手铐铐住了。接下来他似乎功成圆满地喃喃自语：“所长……枪和犯人我都抓到了。”可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内心惦念着的还是那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手枪。他臣服于枪所象征的权威，只有在枪被找回来并确保没有危害性时，他才能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丢失配枪的民警，而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父亲，是一个丈夫，他的眼前才能出现蔚蓝的天空以及灸热的太阳，才能出现小学里儿子认真上课的模样和妻子专心教书的情景。因此，在派出所的警察们前来缉拿刘结巴时，尽管马山的肉体已经倒地身亡，但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亢奋起来了，他狂笑不止，似乎在庆祝自由的重新来临。

综上所述，弗洛姆关于自由、权威的理论探讨，即使对于21世纪的现代人，也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显然，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力量，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很难挣脱开来。以马山为例，选择加入警察这一行或许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但警察配枪——像一个定时炸弹般挂在身上，却不是他自己所能支配或改变的，更不用说还有作为民警身上肩负的种种责任，他必须忍受它们作为一种潜在的负担随时出现。即使他最后不再为这个职业身份所困，但他仍然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他还需要对家庭负责。其实，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兼具着各种身份，这些身份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我们的言行。所以，绝对自由似乎是难以企及的东西，我们只有选择哪一种不自由的自由。可见，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似乎是不可逃避的命运。

参考文献：

[1][2][3][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7，24，110.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