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论来源及现实意义进行分析，特别是借鉴了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公平正义社会的分析论述，对当代中国立足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指南，特别是对高校党建工作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意义，从坚定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视野到实现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高校在党的领导下育人的实践导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正义；实践；党建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4.008

追求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们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期许。如何立足中国国情，以马克思的正义观为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高校党建工作的实践意义与价值十分必要。

1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内涵

1.1 古希腊时期的公平正义思想及内涵

“正义”一词来源于荷马史诗中希腊女神“狄刻”的名字，意为：我制定，而在古希腊语中，“正义”是指对“正直”的道路的阐释。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出现了阶级的划分与国家的存在，“正义”的范围演变为维系社会发展的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就在思考“善”“美德”对人生存发展的意义所在，这是对人生存的一种内在信念的支撑。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对“美德”的反思基础上，提出“普遍的美德”，表明“美德”是通过人的活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探索。毕达哥拉斯认为，正义就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每个公民间的平等。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们要想达到幸福的生活就要为“正义而斗争”，正义体现在“与灵魂作斗争”，是可以为了“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其他一切”。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构建的城邦制度就体现了当时社会中对正义的理解与向往。他认为“智慧”“勇敢”“节制”“公道”是四种公认的美德，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就在于看他是否“侵犯别人的财产”，而个人如果为了一己私利侵犯他人财产就会“把国家毁了”。

这一时期哲学家们对公平正义社会的构建侧重于某些“精神”或“美德”，把对理想社会的构建诉诸于道德层面或社会公民的自我约束，他们所论述的观点可以视为一种规则意思，对世界的“本原”的认识与体现，表明了在社会上已经形成的这种规则意识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1.2 近代西方思想家对公平正义社会的构建

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创始人的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理性即“自然法”是人类得以“安全”存在的“保障”，而要想得到受到保护的权利免于别人的侵害，就要建立国家，由国家替他们行使权利，即订立“契约”把自然权利移交给政府行使。事实上，洛克的这种自由主义正义观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理论，为摆脱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而卢梭认为“自然状态”的人是没有“道德感”这个观念的，人的活动仅仅是一种生物的被动与本能，如何区别人与动物，他认为关键在于人的自主选择权，并且他主张由于财产的私有制导致了人的不自由。

德国古典哲学流派对正义问题的探讨，更多的倾向于“经验”“精神”的表达。比如在康德看来，人的行为要符合人性，不能“把人当作手段”，他认为人的行为总是指向自己的义务。康德虽没有直接提到“正义”，但是他的观点中体现的人的实践理性要受到“道德律”的指引并规定自己的行为。在黑格尔看来，“精神”作为理性的“实体”具有无限的权力，也就是说，一切东西只有在“理性”的范围内它才能存在和发展，并且这种“理性”并非远离人们生存的现实世界，而是存在于一切“世界历史”的现象之中。

1.3 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探索

近代中国晚清政府腐败无能，民生凋敝，处于封建制度的落后的清政府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侵略几乎无还手之力。无论是“自强”“求富”的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及农民运动都归于失败，没有能把近代中国从贫穷落后中挽救出来。列宁认为“落后的”亚洲人，要通过“运动斗争”实现民族的从“愚昧”开始“觉醒”。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同志，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中提到了中国人民在近五百年来，受到的来自“资本主义武装”的铁蹄践踏，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广大劳苦大众的积极意义，并希望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人们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这篇文章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获得解放的呐喊。陈独秀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中指出，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民主革命运动是民族“觉悟”的体现，是“扶人类之正义”以求救国“活路”的体现。恽代英在《世界大势》中指出，美英等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俄国由于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否认外债遭到各国的仇视。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开始觉醒，“被压迫民族”与资本家的对抗取得胜利，世界才会得到“永久的和平”。

2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的内在诉求

2.1 以人類主体生存状态为出发点

无论是从自由、法制、公平、分配等角度谈正义观点，都表达了人们对内心价值的一种展示以及基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向往和对自我肯定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指出了选择职业时应以“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为准则。马克思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如果脱离开实践活动，人们自身价值难以实现。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主要围绕平民在这一立法活动中的被动地位进行了合理辩护，立法者为了维护自身特殊权益要求平民解释木材的来源，也就是说，无论是立法者的“高尚人物”还是法令本身，如果不顾这一法令颁布后的后果而只顾个人利益，不仅是对公民“粗暴的侵犯和侮辱”，并且还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依靠军队对森林进行保护，不得不说，这已经构成对公民安全的“威胁”。从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来看，他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进行辩论，体现出人作为“类”本质对自身生存的合理性、实在性、规范性、目的性进行合理的展开。

2.2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合理表达

美国当代哲学家路德宾克莱指出，人之所以能对自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是由于人的活动不是盲目的，是在“善”的指引下对理想生活的自我探索，体现出人的理性活动是和目的性、规律性、理想性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正义的精神实质，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展开的自我否定的生活方式，而人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不是封闭的自我否定，是人通过实践所形成的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探索与追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离不开他的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人的自由的表达，是人类社会的自我证明。”在人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下，人类本能的体现出对自身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生活方式与状态的诉求与向往，而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正是对这种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构筑的自由表达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2.3 为构筑人类生存价值的必然选择

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指出，马克思在他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中提到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英国大炮所给予的”，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属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帝国主义的“干涉”，会使得中国“革命运动”趋于“凶猛”。李达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中认为，社会主义为解决社会制度不公正以及劳动者的权益问题，由劳动者组成自由联合体，建立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能激发起青年责任的当属五四运动，这是由青年学生所主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它开启了近代中国自强自立的新纪元，其中向世人所传达的“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誓死力争”的观点，体现了青年人在面临民族危亡时所体现出的担当精神，其所渗透的“民主”“科学”的理念为当时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国家指明了出路和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在当代中国，五四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爱国主义价值，这种精神构筑了当代青年责任担当的理论源泉，为党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南。

3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对高校党建工作的实践意义

自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始终追求的奋斗目标。高校党建工作要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首位，拥护党的领导，践行育人职责与担当，为了做好育人工作，即培养政治立场坚定、胸怀国家和人民的青年人。将理论应用到解决现实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融入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3.1 指导人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高校党建工作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国首个党支部即北京大学党支部在1920年成立，这为当代早期创始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与革命实际需要，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的革命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做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主张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目的是鼓励全社会积极上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在新世纪，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向前迈进，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讲话时指出，党和国家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人民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贯彻了党的初心使命。

在高校党建工作中，关键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而从受众群体来看，高校中有领导干部、教职工、后勤工作人员以及大学生群体。在开展党性教育中，以“三会一课”为依托，开展“四史”教育，立足地方红色文化基地，开展教育、宣讲活动、实地考察等活动，使“紅色基因”入脑入心，代代相传。

3.2 提升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视野

近代，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生产关系随之转变，由简单的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的生产模式，人们之间的关系由家庭劳动、师徒关系转变为生产雇佣关系。在私有制条件下，公正、正义更加倾向于资产阶级利益，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生存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所导致的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西方社会的频发性经济危机。如何探寻生存的正义性、合理性是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的研究或侧重于理论批判、或侧重于实证分析。对于理论本身而言，它的作用在于应用到客观实践中指导实践。虽然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但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这一命题把正义只是作为一种“形式”，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只要与国家的生产方式相符合就是正义的。美国学者齐雅德·胡萨米在《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指出，虽然塔克和伍德都指出了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但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正义性。

3.3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导向

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上改善落后的经济面貌，但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从事实来看，盲目复制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在中国是“错路子”；另一方面政治上不能再中国搞“代议制”，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现实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帮助劳苦大众摆脱被压迫局面，实现生产工具“公有”，摆脱“劳动界困苦”，实现阶级“觉醒”。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释疑》中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是有“有计划的增殖”，“极公平的分配”，“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能极大的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后，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工作的喜悦”，是愉快的，并非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指出的劳动是“可怕的”。

从社会发展看，广大人民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后，会关注自身权益的合理性诉求，希望生存的社会体现出其本身的公平正义，作为这一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青年群体的自我反思意识以及对合理社会制度的关注更显得适应时代发展步伐，人们更加关注在公平正义社会制度下自身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们探求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导向，即“中国式正义论”。伴随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过大、收入悬殊、党内腐败等问题亟需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公平、正义成为政府工作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中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在新时代的10年，党带领人们建成了小康社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党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不断结合的过程，这一探索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前瞻性、时代性与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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