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含眸 赵玉荣

摘 要：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双碳”背景下研究能源—经济—碳排放协调发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本文梳理了能源、经济和碳排放关系的相关研究；从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测算、能源—经济—环境三元系统向多元系统的协调水平测算三个方面分析其研究现状；最后进行研究展望，提出未来研究要测算能源—经济—碳排放的协调水平并进行动态预测。

关键词：双碳；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4.013

0 引言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科学论断。“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出台一系列决策部署，并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围绕“双碳”目标的一系列部署再次夯实了我国坚持统筹能源、经济和碳排放协调发展的决心。

在能源经济和环境经济领域，能源、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受三者关系影响下的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进而备受瞩目。“双碳”目标提出后，碳排放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但关于“能源—经济—碳排放”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基本都是围绕“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开展分析。本文首先对能源、经济和碳排放关系的经典与前沿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分别从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测算与演化分析其当前研究现状，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以期拓展“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经济—碳排放”协调发展研究。

1 能源、经济和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对能源、经济和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具體可分为三个主题：能源与经济的关系，经济与碳排放的关系，能源、经济、碳排放三者的关系。针对能源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视角之一是考察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齐绍洲和李杨（2018）使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欧盟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另一视角是研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率或者能源强度等的影响，如Mahmood和Ahmad（2018）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欧洲国家能源强度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的反比例关系。

针对经济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涉及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李国志，2018）、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协调（安超和雷明，2019）、二者的因果关系研究（张恪渝和廖明球，2019）以及二者的脱钩研究（周彦楠等，2020）。如周彦楠等（2020）运用脱钩指数研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耦合关系，发现经济规模的增长对碳排放增长整体呈现正向驱动作用。

针对能源、经济、碳排放三者的关系，除了研究三者的互动关系（赵明轩等，2021），还涉及清洁能源发展对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的研究，如王帅（2020）研究得出，能源使用绿色化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 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2.1 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

协调发展是指为实现整个系统目标，各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协作、促进而形成的一种良性循环态势（孙立成等，2012）。肖宏伟和温志超（2021）深刻阐释了新时代经济、能源、环境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逻辑内涵，内涵之一是“推动经济能源环境协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高质量发展、能源高效率利用和环境高水平保护分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路径选择和奋斗目标；内涵之二是“经济能源环境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协同”，体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能源高效率利用和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支撑，能源高效率利用离不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倒逼，环境高水平保护离不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能源高效率利用的促进。

2.2 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测算

众多学者基于统计数据对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测算的地理范围包含了全国层面、区域和省级层面、城市层面及世界其他国家，相关研究梳理如表1所示。

在全国层面，崔立志和江海峰（2016）建立PLSPM-GIA模型，对我国1996-2014年能源—经济—环境每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进一步基于灰色关联模型测度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度，发现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最高，能源子系统次之，环境子系的发展水平最低，整个3E系统处于失调状态。在区域和省级层面，Wang等（2022）基于我国2004-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研究了工业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和演化特征，发现三者的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其空间格局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在城市层面，Wang等（2020）评价了济南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表明济南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初级阶段。

关于其他国家，王宪恩等（2016）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美国、法国、英国等17个国家1961-2011年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特征开展研究，发现工业化完成国家的3E协调度呈“U”型变化趋势，后工业化国家的3E协调水平位于“U”型曲线右侧的上升阶段，而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的3E协调水平位于“U”型曲线左侧的下降阶段。

2.3 从能源—经济—环境三元系统向多元系统的协调水平测算

对能源—经济—环境协调水平的测算经历了从三元系统向多元系统的演化，表现为在能源—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科技”“人口”等开展分析，相关研究梳理如表2所示。

王林钰等（2022）测算了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15-2019年的能源—经济—环境—社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发现江苏省的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协调性较好，城市间的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协调性差异明显。李国柱和黄琪骏（2021）、于洋等（2019）分别对京津冀和我国东部地区的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协调水平进行了评价。段海燕等（2017）建立人口—经济—能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预测模型，预测吉林省2030年人口—经济—能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但作者在研究中未清晰地交代用于协调度预测的指标值的来源。

3 研究展望

通过对已有的众多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发现研究还存在以下可以突破的地方：

第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对象的突破。已有研究对能源—经济—环境协调水平的测算实现了从三元系统向多元系统的演化，或者对其中的“某一元”具体界定，但在致力于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虽然有众多关于能源、经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暂时还没有文献测算“能源—经济—碳排放”的协调发展水平。

第二，协调发展水平测算时间范围的突破。已有研究对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历史统计数据的测算，但在实践中我们更关切未来的协调发展水平如何演化。因此，研究有必要对“能源—经济—碳排放”的协调水平进行动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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