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宇

关键词：当代书法；古今文字；字法；用字理据

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包含了文字、文学等方面的内涵。其审美建立在观者对内容了解的基础上，故规范的文字是审美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古今文字角度探讨当代书法创作的用字问题。

一、古今文字的范畴

最初的“古文”之名，是从西汉发现的战国齐鲁系（或以为属于楚系）“孔壁古文”而来，又有“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1]。与之相对，当时的隶书称为“今文”。从广义的角度看，古文字以篆书为代表，经由战国中后期的“隶变”演化出今文字，即八分隶、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等。其间篆文的象形性遭到破坏，其改变在于文字之“形”。

书法创作中的用字问题多体现在书写者采用谬误字形，核心亦在于“形”。此类问题已见于赵宧光《寒山帚谈》：

魏鹤山作“鄉”字从“邑”，世人之效颦者写“卿”亦“邑”，识者举以诮之。余谓岂直一字一人之谬已乎，近时后生，见“具”字三画，并“且”字亦三；见“真”字从匕，并“直”字亦“匕”；见“處”字从“処”，并“據”字亦“処”；见“禸”

蹂字左出，并“内”字亦出；见“耑”“豈”首倾，他“山”亦倾；见“有”“右”首屈，并“左”“在”亦屈之类。书法诲人粗识篆体，余则以为惟其粗识，乃有此误。粗识者，大谬之端也。医道称初知药性者，不治。[2]

文中指出习书者须对篆体有深入理解，知其“形”更要知其“义”，故能避免似是而非的用字问题。进而言之，对今文字的错误理解与使用皆因不通古文字。

故本文对当代书法创作中的用字问题借用上述古今文字概念，以古文字为根本分析用字问题。

二、字法（草法、篆法）问题

字法问题在当代书法创作中较为明显，即使古人亦无法避免，然古今的书写环境、用字习惯、字体繁简程度大不相同，难以一概而论。古人受客观条件制约，一些错误未能更正，时有因袭。如今出土文献丰富，文字学有长足的进步，对古人的一些用字辩证对待尤为重要。

记号表意的今文字取代了象形表意的古文字，然而许多字符仍保留了象形因素，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字符的重要依据。这种象形并非单纯的象物之形，也有早期文字構造之形。比如草书由篆书、古隶和少数八分隶演变而来，一些草书部件除了承接早期字形，对笔画形态也有继承。下面以草书为例进行说明。

“水”部草法形态如图1。《草诀歌》云：“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讠。”书写者常将“水”部写作“一笔直下”的形态。如“河”“注”就会与“何”“住”混淆。古人强调“有点”的目的即是防止字形混淆，同时保留了古文字中“水”部的象形因素。当然也存在“水”部一笔直下的情况，如“落”（图2）。这种情况极少，因“落”字构形绝不会因为缺“点”而与其他字混淆。

《草诀歌》云：“退迨尚参差。”“退”“迨”（图3、图4）二字易因部件相似而混淆。要点在于“艮”部左侧竖画应略长且直，“台”部连接上下的为牵丝，宜短而促。如此乃是对隶书构形的继承。

“疗”（图5）左侧撇画外翻呈杏仁状（图6），外翻笔画不仅起到连带作用，也是代表“疒”左侧表示床腿的部件。与之相应，“廊”（图7）字从“广”，古人草书中几未见撇画外翻的情况。即便外翻，亦须与撇画紧贴，以求草法之精确，如“原”（图8）。

“狂”字（图9）除左侧竖画应略直以外，中间牵丝亦应较长以与“夜”（图10）区别。“憧憬”二字“忄”部两点若书写拖沓，则易与“幢幜”混淆。相关问题也见于“木”部与“扌”部、“艹”部与“竹”部、“如”字与“女”字等，不一而足。

篆法问题在当代书法创作中较为普遍，书家多因袭古人字形，又缺少对讹形的分辨，故使用一些讹形，这早已形成“共识”。经清朝段玉裁、桂馥等学者考据，一些讹形已然得到纠正。当今文字学界对《说文解字》的勘误成果丰富，书家对古代字迹须辩证继承。下面以篆书为例分析。

如《说文》中“欠”（图11），《说文》曰“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商甲骨文“欠”（图12）与秦诏版“欠”（图13）区别在于头部中间有无竖画，并不影响释读。睡虎地战国中后期秦简中的隶书“欠”（图14）字形同《说文》小篆。由此可知《说文》字形上部作三斜笔状是错误的，此讹误应从秦隶字形而来，代表手臂的笔画因与上部头状距离接近、方向一致而被误认为是上部笔画，而下部为保持完整性，又增补了代表手臂的笔画。《说文》有“象气从人上出之形”这样的误解。

传世法书中，如李阳冰《篆书〈千字文〉》、邓石如《篆书〈千字文〉》、吴让之《崔子玉〈座右铭〉》中“欠”（图15至图17）均沿袭了错误写法。习书者若以《说文解字》《篆书字典》等为据，不免出错。

以上字法问题可参考李学勤主编的《字源》、季旭升《说文新证》、黄天树《说文解字通论》、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侯学书《中国书法史绎·隶变》等。

三、用字（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理据问题

“古今字是指古今两个时代先后产生的记录同一个词的两种字形。先产生的叫古字，后产生的叫今字，两者即构成一对古今字。”[4]205当代书法创作中的古今字杂用很难定对错，属于用字观念问题。比如杜甫《绝句·其二》：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异体字是指形体相异，读音、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4]210其又称“又体”“或体”，《说文解字》中称之为“重文”。甲金文中异体字已有不少，至隶变时期，古隶中出现了大量异体字，涉及多种书体，多是因书写的需求而产生的。如草书“头”（图19、图20）、“边”（图21、图22）、“白”（图23、图24）。书家使用异体字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书写中避免形态雷同是重要驱动因素。比如李阳冰篆书《谦卦碑》中重复字多融入杂形篆，多受诟病[6]，郑板桥也多用异体开一时风尚。

因书写失误（如增减笔画、连断不明）而讹错的字可归为狭义的异体字中。当今书作中的异体字多为此类。比如“攴”部与“支”混淆，“發”字“弓”部断开写作“讠”，“壬”字下部横画延长写作“ ”，“占”因牵丝误连写作“古”，“初”字增笔画误作“ ”。

“繁简字是指一个字笔画繁简不同的两种写法。繁简字着眼于笔画的多少，笔画多者为繁体，反之则为简体。”[4]213现代书家创作中繁简字误用的情况常见。如“喫”作“吃”，“贯徹”作“贯彻”，“上昇”作“上升”等。然而繁简字的使用有复杂性，目前汉字简化备受关注的问题有将原来不同的字简化成一个字，或简化为原来就存在的另一个字。比如“範”简化为“范”，与姓范的“范”易混；“徵”简化为“征”，与征程的“征”易混；“乾”与“幹”都简化为“干”；“曆”与“歷”都简化为“历”。除此之外，一些繁简字的某些义项存在通假、古今等关系。如“才”义为“刚刚”时，与“纔”通假；“只”义为“仅仅”时，与“祗”通；“制”与“製”在“制作”义项上本为古今字，后因分化导致“制”指“规定、命令、法规”等义，“製”专用于“制作、剪裁”义，并不相通。即因义项须选取特定的繁简字形，皆需书家多方考察，不可妄作，以防混淆。

四、创作用字问题的标准

用字标准可参考民国张树侯《书法真诠》：

习字固属美术之研究，与攻《说文》者异其撰。要于字体亦宜讲究，如俗书“刘”“国”“难”“过”“凡”“边”“怀”“旧”“对”“汉”等字，笔致纵极优美，而或有一于此，直是佛头着粪矣。即未能尽合六书，或汉碑中所习见者，尚不妨稍与通融。但其中亦不无笔误与刻误者，不可以不辨也。若元魏石刻，往往随意增减，实多谬戾无理。又字体往往于右方加点，自汉已然，唐人尤甚，又何取乎？吾乡书家，如梁、薛诸老辈无论矣，即其次如李享、王显谟，又其次如程湘艇、李曙庵，虽无大渊源，要其无一俗字，是亦先辈典型之可师者。

或问，苟简俗字，诚不可用矣，若参用古体字，则如何？曰古体字与近体不甚相远者，尚可参用。若李少温《谦卦》文，小篆中参用绝不伦类之古篆，已為识者所讥。譬如民国时代，依然服用马褂小帽，未为不可；若依然顶戴翎枝，朝珠补服，岂非笑话？又如乌巾半臂，其制绝古，今犹沿用，不以为奇；若参用纱帽绛袍，或冕旒玉带，谁不笑之？古体字之参用，亦犹是也。[7]

张氏明确反对使用俗字。正字与俗字的界定，古人多以《说文解字》及相关字书为准，“六书”为内在理据。然而汉字在历史长河中会因书写不一致等产生种种讹误，正、俗二体交互发展，当今之正体往往是前代的俗字，有时俗字的使用范围大于正字，且不妨碍识读，故而这种界定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文字的选取并非设立标准一刀切，如张氏认为：“即未能尽合六书，或汉碑中所习见者，尚不妨稍与通融。”这种正字、俗字的界定，又多涵盖古今、异体、繁简等概念。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某些问题并不局限于单一概念，且一些概念之间尚有交叉混淆之弊，往往令书者难以抉择。所以我们不妨先借用相关文字学概念以框定范围，进而以“六书”作为理据选取字形，如此，则上述固定之字法与字理可以兼顾。

书家因个人习惯导致的字法讹误古今皆有，如《兰亭序》中“崇山峻岭”作“崇山峻领”。今人依样选取古人字迹须考量雅俗、正误等问题。实则大部分用字问题都与书家不通古今字理有关。若通字理，即便偶参古今字、异体字亦无不可，各体字法与繁简体选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下各类展览设立了审读环节，目的是“评判作品文化水准，着意发现笔墨与文辞兼善、两者和谐统一的作品”，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书家文化水平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此我们不妨参考清人王澍的观点：“隶出于篆，然汉人隶法，变化不同：有合篆者，有离篆者，有增篆者，有减篆者，为体各殊，讹舛错出，须要合篆乃为正则。林罕言‘非究于篆，无由得隶，此不刊之论也。”[8]

约稿、责编：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