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江

音乐影像志，作为一种音乐学、影视学在人类学理论方法框架下并接而成的音乐调查方式与研究创作文本，近十年来，在海外与中国音乐学界与人类学界均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积极的实践。电影作为一种视听媒介，较之文字，更适于建构包含音乐、舞蹈、空间等感官元素在内的多模态学术成果，提供具身性的文化感知与语境强化的知识系统，而人类学在社会研究范式、文化理论框架与田野调查方法等领域有其独到之处，以至于在音乐学界，甚至有学者主张设立“影音民族音乐学”（Audiovisual Ethnomusicology）这一新的分支学科：如意大利学者列奥纳多·达米科（Leonardo D'Amico）所言：“在该学科内，民族音乐学与影视人类学趋向融合，共享它们大多数的理论模式、观念与方法论，与此同时又强调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影音民族音乐学的主要对象是民族音乐学影片，即通过影音的方式，来描绘音乐家的生活、分析音乐的结构、对音乐表演进行民族志式的进入，即便它能够被学界认可为一种在自我语境中表述音乐的有效方法，但这一概念犹未定型，仍在进程之中。”①Leonardo D'Amico.Audiovisual Ethnomusicology:Filming musical cultures,Bern: Peter Lang,2020,p.22.

一、蜡筒留声机的发明与民族音乐学的萌芽

在“影音民族音乐学”这一交叉领域，音乐学界较之人类学界更有学科建构的激情，后者作为一种相对被动的理论方法供给系统，似乎较少提供主导性的学术表述，但实际上，人类学界利用影音方式从事田野调查—也包括音乐、歌唱等声音文化调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爱迪生发明蜡筒录音与电影视镜之时。从人类学叙事史的角度对音乐影像志进行梳理，并反思其学术范式的变迁过程，同样也是理解影音民族音乐学的一条路径。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加速，欧美各国科学家在声学、光学和化学等领域陆续有所突破，不断涌现的新发明改变着人类的社会面貌，其中代表性的发明之一为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Edison，1847—1931）团队于1877年研制成功的蜡筒留声机（Wax Cylinder Phonograph）。存世至今最早的录音资料之一，是其录制于1888年的一段由英国作曲家亚瑟·苏利文（Arthur Sullivan）创作的乐曲《逝去的和弦》（The Lost Chord），足见音乐作为声音文献的重要价值。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安东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在他为“民族音乐学”写下的定义中认为：“尽管民族音乐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哲学家、穆斯林学者或者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但托马斯·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的蜡筒留声机对于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却有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录音机使得旅行者们能够在遥远的地方采集声音，再将它们带回来，交给专家们进行分析，再用特殊的装置将它们保存在类似于博物馆的机构里，就好像人类学家保存他们收集到的资料与文物那样。”②Anthony Seeger.Anthropology -Ethnomusicology |Britannica,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anthropology/Ethnomusicology（accessed 20 August 2022）.

1892年，爱迪生团队又发明了电影摄影机／电影视镜（kinetograph／kinetoscope）系统，其初衷便是“为眼睛做那些留声机已经为耳朵做过的事”③Neil Baldwin.Edison: Inventing the Century. New York:Hyperion,1995,p.274.。爱迪生手下的摄影师们拍摄了最早的一批动态影像，1894年，威廉·肯尼迪·狄克森（William Kennedy Dickson，1860—1935）作为该摄影机的实际发明者，还摄制了一部有声短片《狄克森实验有声电影》（Dickson Experimental Sound Film），以测试一种名为“留声电影机”（kinetophone）的同期声电影摄影机。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对着留声机的收音喇叭拉小提琴，另外两名男子随着音乐抱在一起跳舞的场景。在很长的时间里，《狄克森有声实验电影》的录音蜡筒都被认为早已遗失，只有电影画面保存下来，因而此次实验并没有被视为成功个案。直到20世纪后期，根据一份1964年登记的“爱迪生国家历史遗址”（Edison National Historic Site）文物清单，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卷名为《WKL·狄克森在摄影机旁拉小提琴》的破损蜡筒，1998年，蜡筒所录制的声音最终与《狄克森有声实验电影》的影像部分结合且完美匹配，这部影片也得以被正式认定为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尽管它的最终完成经历了105年的时间。从这部影片开始，影音结合，特别是电影同期声技术的不断尝试，是20世纪电影发展的大势所趋。以爱迪生团队为代表的发明家们，也为人类社会的影音记录、保存与传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二、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中的音乐录制工作

19世纪晚期，人类学逐渐从书斋走向田野，从文献研究走向实地观察。如何开展系统有序的田野调查，成为早期人类学家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在这一时期出版并不断增补更新的工具书《田野调查技术手册》（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试图提供一套较为完整的田野方法，其中也包括对“音乐”的现场调查：“每个人的音乐，不管是唱出来的还是弹奏的，都有自身的特色，可供调查员根据准确的记录来正确的评价。”但手册作者也承认，“总体来说—甚至是欧洲学院派音乐家—除非能复制他们的嗓音和唱词，否则这些印象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为了产生价值，可用记谱或留声机、电唱机等手段记录音乐”④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田野调查技术手册》，何国强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7页。。

1898年，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C. 哈登（Alfred Cort Haddon，1855—1940）率领剑桥大学人类学考察队，前往位于南太平洋的托雷斯海峡进行实地调查，这也是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端。在此次考察中，哈登不仅携带一台电影摄影机，拍摄了几组托雷斯海峡岛民舞蹈和钻木取火的影片，揭开了影视人类学的序幕，他同时也带上了录音设备。哈登在一篇预告文章中提及：“除了常规的人类学测量仪器之外，我们还将准备两台机械式留声机，用来记录土著的歌曲、音乐和语言。”⑤Alfred Cort Haddon.The Cambridge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and Borneo.Nature,1898,Vol.57,No.1473,p.276.而在考察结束之后的报告中，他又写道：“只要时间许可，我们都会用留声机记录那些古老的圣歌。”⑥Alfred Cort Haddon.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and Sarawak.Nature,1899,Vol.60,No.1557,p.416.在考察队拍摄的一幅照片中（见图1），一些托雷斯海峡原住民正对着一台留声机说唱，留声机前面的圆筒上印有“爱迪生家用留声机”的英文字样。剑桥大学人类学考察队在托雷斯海峡录制了101卷留声蜡筒，迄今都保存在大英图书馆，且其中的92卷已被转为数字音频文件，另外9卷因材质损坏暂时无法解析。

图1 托雷斯海峡岛民录音现场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队录制的当地歌曲主要分为仪式歌曲（ceremonial songs）与世俗歌曲（secular songs）两大种类，其中，他们在梅尔岛（Mer Island）采集的仪式歌曲又包括“玛鲁”（Malu）、“凯博尔”（Keber）两个系统。“玛鲁”是指“玛鲁·博迈”（Malu-Bomai）信仰系统，在1871年英国传教士进入梅尔岛之前，它曾是当地人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凯博尔”歌曲与一种名为“瓦伊特”（Waiet）的信仰系统相关，主要是在丧葬活动中哀悼亡者时演唱的。当地的世俗歌曲相对比较随意，如收录于蜡筒录音中的一首“克拉普”（kolap）歌，就是一首男性岛民们在玩陀螺时吟唱的歌曲。

1898年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队录制的留声蜡筒数量较多，因年代久远，标识模糊，声音质量欠佳，所以仍在持续的整理、研究过程中。它们被视为大洋洲最早的民族志录音档案，因而具有十分显著的学术价值，但考察队录制的电影资料与声音档案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各自独立，尚未构成音乐影像志的基本形态。

三、鲍德温·斯宾塞与鲁道夫·波赫的人类学影音采录工作

1901年，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沃尔特·鲍德温·斯宾塞（Walter Baldwin Spencer，1860—1929）与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朗西斯·詹姆斯·吉伦（Frances James Gillen，1855—1912）开展了一场调查澳洲中部原住民文化的民族志考察之旅。与哈登率领的托雷斯考察队一样，他们也配置了照相机、电影摄影机与蜡筒留声机等当时的“高精尖”科考仪器，以期获得多样化的土著民族志材料。除了拍摄到更为丰富的电影和图片等视觉资料之外，斯宾塞等人在澳大利亚中部阿伦特（Arrernte）、安马泰尔（Anmatyerr）、凯特叶（Kaytetye）、瓦茹孟古（Warumungu）、鲁瑞特亚（Luritja）以及阿拉巴纳（Arabana）等部落生活的地区，用留声机录制了36卷蜡筒资料。斯宾塞在《澳大利亚荒野游历》（Wanderings in Wild Australia）一书中，曾对此有所记录：“我们不得不使用的蜡筒是如此巨大—它们直径约在五至六英寸之间，以至于我担心携带它们继续北行会冒更大的风险，不仅是因为天气炎热，还因为骑骆驼旅行是我们此行唯一的交通方式，所以我觉得就在我们驻营的夏洛特·沃特斯（Charlotte Waters）将它们全部用掉，应该会更为安全。就在这里将它们打包并送去南方，能够避免骆驼运输的很多麻烦。即便如此，尽管我们包装严密，但总计36卷蜡筒当中的8卷仍然在运送过程中破裂和毁坏了。”⑦Baldwin Spencer.Wanderings in Wild Australia Vol.Ⅱ.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8,p.361.

在史蒂文森河边靠近一眼泉水的宿营地，斯宾塞邀请几名原住民也在附近扎营，他乐于提供面粉和烟草给他们，同时，也便于实验他手上的那台留声机。斯宾塞写道：“留声机是爱迪生牌的。一番好说歹说，我们才说服了那几位土著民凑近留声机的收音喇叭唱歌，而他们通常十分惧怕这些机器。效果很不错，我们得到了几首从来没有被录制过的歌舞会歌曲（corrobboree songs）。本地土著很少对于白人的行为或器物表现出特别的惊讶，因为他们单纯地认为白人的魔法比他们的强大。这是我第四次看到他们震惊… …就在我们的营地里。这台留声机有一个扬声器，当土著们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以及歌舞会的歌曲从里面传出来，他们不仅惊慌失措，而且完全迷惑不解。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是一种名叫‘德比尔·德比尔’（debil debil）的怪物藏在箱子里，当他们俯身面对喇叭的时候，他就会抓住他们的声音。只有当我们要求他放开的时候，他才会松开他们。幸运的是，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控制‘德比尔·德比尔’的能力满怀信心，他们相信是我们抓住了这个家伙，密封在箱子里，并且让他试图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邪恶力量归于无效。如果能够听到他们在朋友当中散播这一白人新魔法的言论，想必会是非常有趣的。”⑧Spencer 1928,pp.356-357.

斯宾塞用留声机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互动、录音，并获知其文化释义的经历，是人类学家试图理解“他者”思维与行为的一次有趣尝试，它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系统在接触与碰撞时的具身性应激反应，声音、歌曲的录制与播放，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营造出一种意味丰富的交流场域，一方面揭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本土知识对异文化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斯宾塞等早期欧美人类学家在面对“人类进化链末端”的土著居民—特别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无知和“迷信”时，并不掩饰的讥嘲之意。据统计，斯宾塞于1901—1902年考察澳大利亚原住民部落所录制的蜡筒，分别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博物馆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影音档案馆等机构。近半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学术界对这一宝贵的声音民族志遗产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很多原住民专家的介入，为这些歌曲的意义解读提供了主位的信息与观点：“他们的解读详尽而有价值，揭示出每一首歌的歌词与已知的传统遗产和神话之间的关联。更有甚者，他们给出的信息还显示，斯宾塞和吉伦录制的一些歌曲—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其来源地与他们考察的阿伦特部落领地距离遥远，这为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歌舞曲目的跨地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⑨Jason Gibson.Central Australian Songs: A History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heir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Earliest Recordings.Oceania,2015,Vol.85,Issue 2,p.169.澳大利亚原住民专家提供的另一种重要意见，是对于斯宾塞所录制的部分仪式歌曲之神圣性与禁忌性的强调。例如最初在史蒂文森河畔录制的一首歌曲，被四位当地辨析者认为其歌词在西部沙漠地区的仪式中极为秘密与神圣，只能在青年男性的割礼仪式中演唱，否则会对聆听者，特别是妇女儿童带来严重的伤害。

如果将斯宾塞的音乐录音与他同一时期拍摄的电影、图片、手绘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会发现他所记录的部分影、图、音资料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表述系统。以斯宾塞在1901年记录的“提津嘉拉歌舞会”（Tjitjingalla Corroboree）为例（见图2），他不仅在多部民族志文本中详细描写了这一仪式性舞蹈的程式和动作细节，还采取多媒体方式采集其视觉与听觉信息。3月22日，斯宾塞先是在史蒂文森河畔的营地录制了“提津嘉拉歌舞会”的歌曲，他还在蜡筒最开端录下了一段自己的声音：“这个歌舞会，也就是提津嘉拉歌舞会，最早由罗斯博士在中昆士兰北部描述过，随后又由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居民表演，也就是爱丽丝·斯普林斯的阿伦特部落。”⑩Song of Tjitjingalla Corroboree,Stevenson Creek,22nd March 1901.http://spencerandgillen.net/objects/4fac699d023fd704f475b641（accessed 30 July 2022）.4月28日，斯宾塞与吉伦在现场观察并用摄影机记录了一场“提津嘉拉歌舞会”的表演，他们拍摄了大约八个影片段落，用留声机录制了一段歌曲，还拍下七十多张照片，记录阿伦特部落表演者的个体形象、舞蹈姿态、仪式过程与表演现场的整体环境等。这种强调文化记录整体性的努力，使得鲍德温·斯宾塞成为最早有意识地建构音乐影像民族志的人类学家之一。

澳大利亚学者杰森·吉布森（Jason Gibson）认为：“斯宾塞和吉伦或许并不太清楚他们录制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但幸有他们当初的努力，我们如今拥有了一笔在那个社会、经济、语言都快速变迁时期澳大利亚中部土著文化生活的非凡记录。这些早期录音也进一步证明了建构于社会之中的音乐文化，经常会发生更替、调适与发明的情况。我们如今更多地了解了录音的历史语境，并且能够将其与澳大利亚中部的贸易网络、文化交流、语言传播以及跨文化的殖民历史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感谢斯宾塞适逢其时的录音，以及后续研究者关键性的解读工作，我们才得以获知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歌舞传播更为完整的一幅图景。”⑪Gibson 2015,pp.178-180.

继鲍德温·斯宾塞之后，另一位接受哈登的建议，将影音采录设备带入田野的欧洲人类学家，是奥地利学者鲁道夫·波赫（Rudolf Pöch，1870—1921），他于1904—1906年前往新几内亚以及1907—1909年前往南部非洲考察时，都装备有电影摄影机与蜡筒录音机。在新几内亚，波赫拍摄了（或存留至今）约10分钟的电影素材，并录制了七十余段当地的歌曲（见图3）。在非洲，波赫则拍摄了约30分钟的影片，同样用留声机采录了大量蜡筒录音资料，特别是歌曲部分，被认为是有关克瓦桑语族（Khoisan-speaking）复调声乐的最早记录。在波赫的影音文献当中较为著名的片段之一，是他于1908年在西南非洲贝专纳（今博茨瓦纳）摄录的内容，这段时长56秒的影片展示了一位名叫“库比”（Kubi），年龄在60岁左右的布须曼人（Bushman），对着一台留声机的话筒讲述了附近一个水坑里一群大象的滑稽动作。在录音的同时，波赫还拍摄了他的动态影像。1984年，奥地利科学院声音档案馆的研究员迪特里希·舒勒（Dietrich Schüller）将这一场景的影像与声音合二为一。按照英国学者保罗·亨利的观点：“这段影像与声音只是大致同步，而且库比的嘴在大多数时间都被留声机的话筒遮住了，使声画关系不易细察。但即便存在着同步的缺陷，以及事实上影像与声音是在摄录75年之后才被合并在一起的，这部《布须曼人对着留声机讲话》短片仍被广泛承认为民族志电影史上最早的一部同期声影片。”⑫Paul Henley.Beyond Observa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20,p.39.鲁道夫·波赫也因此成为民族志电影以及音乐影像志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图3 鲁道夫·波赫在新几内亚用蜡筒留声机录音

四、弗朗茨·博厄斯的民族音乐学田野影音调查

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因其在人类学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在学术界素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尊称。而在民族音乐学界，博厄斯也具有学科先驱者的地位。西恩·奥内尔（Sean O'Neill）在《民族音乐学的博厄斯遗产》一文中认为：“从其职业生涯的开端，博厄斯便在人类学的方法论中为音乐开辟了一片主要的场域，甚至将音乐资源作为一种理解世界观或内部视角的方式。… …事实上，当他于1883年来到巴芬岛（Baffin Island）并正式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时候，博厄斯就开始抄录因纽特人的歌曲，并将这些成果发表于翌年出版的田野调查报告《1883—1884年戴维斯海峡西岸坎伯兰湾之旅》当中。”⑬Sean O'Neill.The Boasian Legacy in Ethnomusicology Cultural Relativism,Narrative Texts,Linguistic Structures,and the Role of Comparison.Regna Darnell;Michelle Hamilton;Robert L.A.Hancock and Joshua Smith;eds.,The Franz Boas Papers Vol.1: Franz Boas as Public Intellectual:Theory,Ethnography,Activism.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5,pp.133-134.博厄斯主张的整体主义（holism）人类学观念，将音乐置于社会的系统结构之中，与同一文化语境中的故事、诗歌、舞蹈以及象征、语法甚至词汇联系在一起，用以理解和阐释当地生活的文化细节，尤其是美学与信仰仪式等传统。

1897—1902年，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负责人的博厄斯领导了一次先驱性的“杰瑟普北太平洋科学考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活动，考察的初衷是探讨北美与亚洲西伯利亚土著族群的早期交流与迁徙问题，当时的人类学者如贝特霍尔德·劳弗（Berthold Laufer）、利文斯顿·法兰德（Livingston Farrand）、瓦尔德马尔·乔切尔森（Waldemar Jochelson）、瓦尔德马尔·博格拉斯（Waldemar Bogoras）等均参与了此次为期五年的人类学考察项目。除了搜集实物之外，博厄斯还将新近发明的蜡筒留声机带入田野，用于采录北太平洋沿岸居民的声音资料，他本人于1897年与詹姆斯·泰特（James Teit）一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的“汤普森河印第安人”（The Thompson River Indians）部落，录制了45卷蜡筒，内容包括多种音乐与歌曲。在1900年出版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备忘录》第二卷中，博厄斯与泰特指出：“汤普森河印第安人使用的乐器很少，他们唱歌跳舞主要由击鼓伴奏，鼓是用木制边框和兽皮鼓面构成的。鼓身通常绘制着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 …印第安人有非常丰富的歌曲，被他们分为不同的类别。最主要的一类是抒情歌曲，主要涉及爱情、善行与勇气等主题，还有舞蹈歌曲、战争歌曲、萨满歌曲、在蒸气房唱的歌曲、哀悼歌曲、祈祷或宗教歌曲、赌博歌曲和摇篮曲等。”⑭Franz Boas.Memoirs of The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Vol.Ⅱ: Public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New York: Order of the Trustees,1900,pp.383-384.

除了最早由博厄斯录制的这一批录音蜡筒之外，利文斯顿·法兰德于1898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录制了34卷奎诺特印第安人（Quinault Indians）以及10卷奎略特印第安人（Quileute Indians）的音乐、歌曲录音蜡筒，考察队的俄国成员乔切尔森与博格拉斯在1901—1902年，先后访问西伯利亚沿海地区的科里亚克人（Koryak）、通古斯人（Tungus）、雅库特人（Yakut）以及楚克伊人（Chuckhee），用132卷蜡筒记录了他们的民间传说、民俗音乐和萨满神歌。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田野录音蜡筒，连同考察队在当地拍摄的400多幅照片，以及数以万计的农具、武器、乐器、服装、仪式用品等藏品，构成了19—20世纪之交北太平洋沿岸各原住民族的生活景观。

1930年，72岁高龄的博厄斯最后一次来到凝聚他毕生学术心血的北美西北太平洋海岸，开展一项关于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调研项目。他携带一台16毫米电影摄影机与一套蜡筒留声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鲁珀特堡（Fort Rupert）居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10月21日到12月26日，博厄斯和本地助手乔治·亨特（George Hunt）持续拍摄和录音工作，在给其长子恩斯特（Ernst Boas）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电影胶片和录音蜡筒，我又向别人借来了更多。”⑮Rainer Hatoum.Franz Boas and George Herzog Recording of Kwakwaka'wakw Chief Dan Cranmer (1938),https://www.loc.gov/static/programs/national-recordingpreservation-board/documents/Boas-Herzog_Recording-Dan-Cramer.pdf (accessed 15 August 2022).博厄斯在夸扣特尔人的村落中最终录制了156卷蜡筒的声音资料以及51分钟的电影素材，内容包括音乐、歌曲、舞蹈、演讲、传统技艺等文化行为，作为其最终仍未完成的“节奏与手势”（rhythm and gesture）研究项目的田野素材。近年来参与该影音文献整理、研究的夸夸嘉夸人（Kwakwaka'wakw，夸扣特尔人的自称）学者托马斯·切尔德（Thomas Child）指出：“这些电影与录音资料是我们理解上世纪30年代鲁珀特堡文化的宝贵财富，它们是我们集体历史的一部分，属于所有的夸夸嘉夸人。我们需要将它们重新带回生活世界。”⑯Kans Hiłile (Making it Right) | Burke Museum https://www.burkemuseum.org/collections-and-research/culture/bill-holm-center/kans-hilile-making-it-right（accessed 16 August 2022）.（见图4）

图4 博厄斯使用的录音蜡筒及其整理的北美原住民部落乐谱

博厄斯以电影摄影机和蜡筒留声机为媒介，同时记录北美西北海岸原住民文化的调研方法，显示出他作为一名学术界的领导者，对于人类学影音民族志的开拓精神与实践能力。虽然在其生前，这些影像与声音素材并没有合成为一部音乐影像志—这一工作正在以《行之正确：1930年博厄斯夸扣特尔人影音文献协同重构》（Making it Right-A Collaborative Reframing of Kwakiutl Film and Audio Recordings with Franz Boas,1930）的多媒体计划付诸实施—实现完整的文化表述，却为他的学生们：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人指引了一条更为广阔、鲜活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路径，其中，贝特霍尔德·劳弗于1901—1904年在中国录制了约400卷蜡筒，这笔声音文献近年来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乔治·赫尔佐格（George Herzog）甚至成为了美国民族音乐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正如西恩·奥内尔所强调的：“通过将音乐视为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博厄斯为音乐之所以能在人类学占有核心位置找到了理由。音乐也在博厄斯许多的智识工作中——从对抗种族主义，到记录语言，甚至在田野调查中理解日常生活的展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⑰O'Neill 2015,p.138.

五、爱德华·柯蒂斯与北美印第安人影音文献记录

如果说斯宾塞在其1901—1902年的澳大利亚考察之旅中，完成了36卷蜡筒的土著音乐录音工作，已经令现当代学者视为一笔重要的声音文化遗产，那么在北美洲，美国摄影师兼民族志调查者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Sheriff Curtis，1868—1952）在影音民族志资料搜集、创作领域做出的贡献更为显著——虽然在正统人类学界，柯蒂斯不仅身份边缘，且颇受争议，但他完成的实地考察与文化采录资料篇幅浩帙，品类多样，具有丰厚的民族志价值。

根据研究者的统计，从1900年至1930年间，“柯蒂斯走访了80多个部落，拍摄总计约4万张摄影底片，进行了难以计数的有关行为举止与风俗习惯的访谈，记录下原本都是口述传承的部落历史，并格外关注其中的故事、传说与神话。他也开展语言学调研，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用一台早期的爱迪生蜡筒留声机，记录下音乐、歌曲与吟诵，并在后续工作中转换为音符的形式。举例而言，75种印第安语言或方言系统便是用这种方式记录的，此外还有超过1万首歌曲也被录制了下来”⑱Hans Christian Adam.Edward S.Curtis and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Edward S.Curtis.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The Complete Portfolios.Koln: TASCHEN GmbH,2015,pp.17-18.。在他随身携带的装备里，通常会包括几台照相机、一部电影摄影机，以及录制歌曲用的留声机。因此，与柯蒂斯更为知名的“摄影师”身份相比，“民族志工作者”（Ethnographer）的称号其实更符合他整体记录的工作性质。

柯蒂斯从一开始涉足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调查，就注重对音乐、歌曲和语言资料的搜集。根据其传记作者蒂莫西·伊根（Timothy Egan）的研究，他在1899年参加“哈里曼阿拉斯加科学考察团”（Harriman Alaska Expedition）时，便学得了如何操作蜡筒留声机来存录各地的歌曲或语句。1900年，当他前往蒙大拿州，第一次参加派岗印第安人（Piegan Indian）举行的太阳舞仪式（Sun Dance）时，就携带了一台蜡筒留声机。令柯蒂斯惊讶的是，派岗部落的首领禁止他用照相机拍摄太阳舞的过程，却允许他用“魔盒”（Magic Box）—也就是留声机，录制他们在舞蹈时吟唱的歌曲。⑲Timothy Egan.Short Nights of The Shadow Catcher,The Epic Life and Immortal Photographs of Edward Curtis.New York: b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2,pp.41-61.而在柯蒂斯主要的印第安文化考察行程中，“录音设备是其进入田野时携带的常规器材，仪式与歌曲被录制下来，记录在录音蜡筒上的内容继而被专业的音乐家转记为乐谱，最终成为《北美印第安人》出版物的组成部分”⑳Mick Gidley."The Vanishing Race" in Sight and Sound:Edward S.Curtis's Musicale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 Life.Prospects,1987,Vol.12,October,pp.59-87.。（见图5）

图5 《北美印第安人》第一卷阿里卡拉印第安人部分歌曲乐谱

爱德华·柯蒂斯在其1900—1930年的北美印第安人田野调查中，究竟录制了多少卷留声蜡筒，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且柯蒂斯后半生穷途潦倒，资料散佚，这些蜡筒也多半下落不明。此外，在20世纪前半叶，录音蜡筒作为一种可被重复利用的录音耗材，并不被人珍视，即便是作为文化搜集者的柯蒂斯，也更关心可被转记并出版的乐谱文本，而不是蜡筒录音这种原始素材，因此，根据收藏柯蒂斯蜡筒录音资料最多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库（Archives of Traditional Music）之介绍，“在三十年中，柯蒂斯使用蜡筒留声机记录了那些由杰罗尼莫（Geronimo）、坐牛（Sitting Bull）等著名首领领导的印第安部落的语言、音乐和歌谣资料。柯蒂斯录制的蜡筒，已知仅有276卷存世，保存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传统音乐档案库中”㉑Edward S.Curtis Collection.https://mdpi.iu.edu/collections/edward-s-curtis.php（accessed 20 July 2022）.。印第安纳大学保存的录音蜡筒，主要是爱德华·柯蒂斯于1907—1913年在美国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新墨西哥等州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录制的，采录对象为夸扣特尔（Kwakiutl）、夏延（Cheyenne）、海达（Haida）、阿里卡拉（Arikara）、曼丹（Mandan）等30余个北美印第安部落，录音内容为治疗歌曲、战争歌曲、鬼舞（Ghost Dance）歌曲、太阳舞歌曲、野牛舞歌曲、儿歌等，可谓林林总总，其中很多印第安部落的声音资料已经十分珍稀，例如海达人（Haida）：“在与欧洲人初次接触之前，大约有1.5万海达人生活在阿拉斯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但是当柯蒂斯到访时，只有880个海达人幸存。在当代，能操海达语者只剩下20人，它是一种濒临灭绝的语言。”㉒United States,Western States and Canada,British Columbia,North American Indians,1907—1913. Sound Recording,collected by Edward S.Curtis.https://iucat.iu.edu/catalog/1395529 (accessed 1 August 2022).柯蒂斯在一百多年前存留的原始声音文献，就显得弥足珍贵。

除了拍摄图片和搜集整理录音资料之外，爱德华·柯蒂斯或许还是最早运用电影摄影机实地拍摄北美印第安人仪式活动的民族志工作者。1904年5月22日出版的《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曾报道：“柯蒂斯前往纳瓦霍印第安人的领地，他为这次旅程准备了一台电影摄影机，此前他从未使用过这种设备。在亚利桑那州，除了那些面具舞者和‘愚者’的单幅照片之外，柯蒂斯还带回了一部有关这个舞蹈（指纳瓦霍部落的‘耶比柴舞’，Yebichai Dance），将这部影片投映到银幕上，观众就能看到这个舞蹈真实、鲜活的画面，而在此之前，从没有一个白人曾看到过它。”㉓Seattle Man's Triumph.Seattle Times,Magazine Section.22 May 1904.“耶比柴舞”的电影片段至今仍可看到一部分，是该仪式最早的动态影像记录。此外，1904—1906年间，柯蒂斯还曾多次观看霍皮印第安人（Hopi）的蛇舞（Snake Dance），甚至作为特邀成员，参与这一神秘仪式，并用电影记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与哈登、斯宾塞等职业人类学家不同，柯蒂斯更倾向于将他搜集的印第安影像与音乐资料进行再创作，并展现在公众面前。1911年，柯蒂斯创作了一部名为《正在消逝的种族》（The Vanishing Race）的“影像音乐剧”（Picture Musical），在全美各大城市巡回展演，海报上的宣传语为：“此前从未讲过的诗意故事，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生活内景与仪式奇俗。由迄今最为光彩、美丽的影像艺术—兼有静态与动态影像—描绘印第安人的生活。真正的印第安音乐！由柯蒂斯交响乐团演奏。”㉔Gidley 1987,p.61.柯蒂斯将他的摄影作品与电影片段结合在一起，并以现场音乐建构一种沉浸式的北美印第安文化体验。他聘请著名作曲家亨利·F.吉尔伯特（Henry F.Gilbert，1868—1928）为这部影像音乐剧谱曲，还提供给他一些在印第安部落采录的留声蜡筒以资参考（吉尔伯特此后还为柯蒂斯的《北美印第安人》项目转记了很多蜡筒录音的乐谱）。根据一份保存至今的表演台本，柯蒂斯在演出当中，会系统地讲述他在北美各印第安部落游历的过程，以及这部“影像音乐剧”的创作细节。柯蒂斯指出：“关于音乐，每一段乐章都是由吉尔伯特先生为了配合各个影像段落而亲力创作的。他所采用的基础资料，大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用录音蜡筒采集的印第安歌曲与吟诵，这使得音乐创作带有真正的原始色彩，与影像关系和谐，并传达出作曲家自己的理解和阐释。”㉕Gidley 1987,p.76.

人类学者米克·吉德利（Mick Gidley）认为：“总体而言，吉尔伯特在某些给定的音乐构想——如霍皮部落少女汲水或平原印第安战队冲下山坡，与他从蜡筒录音中听到的歌曲——如苏族印第安人的仪式吟唱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折中，并将其演绎为真正的交响乐曲。”㉖Gidley 1987,p.61.《正在消逝的种族》呈现出一种音乐影像志的早期形式，即作曲家以原住民音乐为启发性元素，创作出交响乐风格的音乐作品，并与影像的视觉呈现以及讲述者的现场叙事紧密联系，兼具非虚构的内容与戏剧性的展演结构，形成多种媒介交融配合的表达场域。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像音乐剧”相比早期形制粗陋的默片电影，能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感受。当然，柯蒂斯所刻意营造的“消逝的种族”场景，也将北美印第安文化异化为一种被白人社会消费并他者化的“野蛮人景观”——一场残酷的人类“进化论”挽歌。

结 语

从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将蜡筒留声机列入他的新发明清单，人类学便与这种能够采集与播放现场声音的“魔盒”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学者背着沉重的录音设备与蜡筒远赴天涯海角，记录那些来自古老部落或远方国度的语言与歌曲，并将它们与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交织在一起，构建出整体性的知识体系。这一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与音乐学逐渐合流，形成了以多元音乐文化为核心对象的新学科系统，也就是在现当代日渐兴盛的民族音乐学。19世纪末，同样由爱迪生率先推出的电影摄影机也在人类学田野考察工具箱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得到哈登、斯宾塞、博厄斯、波赫与柯蒂斯等人类学家或民族志工作者的有效运用。尽管早期电影技术无法采录同期声，且摄制难度高，胶片极易损坏，但这些先驱者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民族志影像资料，并通过各自的方式，努力建构一种基于同一场景的影音记录，从而实现视、听互馈的早期影像文献，特别是歌曲、音乐录音与仪式、舞蹈影像的同时空关联，形成了音乐影像志的萌芽形态。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同期录音技术的出现，“伟大的哑巴”（默片电影）开始歌唱，人类学音乐影像志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