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威

[摘 要]随着19世纪英属开普殖民地养羊业的迅速发展，当地的人、兽、羊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逐渐被打破，大面积拓展的养羊场最终促使豺患问题的产生。豺患治理随着人们对豺患问题了解的深入而有所调整，历经从官方主持的害虫消灭运动到民间自发组织的灭豺行动再到政府主导、民间主动参与三个阶段。虽然历史上一系列滅豺措施为南非联盟时期豺患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以至于迟至20世纪中期豺患才得到遏制。了解英属开普殖民地时期豺患的形成与治理，不仅能加深对英帝国统治范围内全球化现象的理解，而且能启发人们对人地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英属开普殖民地;豺患治理;人地互动;环境史

南部非洲历史上共有两种豺，其中最常见的叫“黑背豺”（Canis mesomelas），又称“红豺”（rooijakkals）、“黑背胡狼”，是一种小型食肉动物，主要以昆虫、小型啮齿动物和小型羚羊等动物为食，①遍布非洲南部和东部。②19世纪中后期，开普殖民地养羊业发展，经济攀升，黑背豺也随之泛滥，由此展开的灭豺行动几经波折。这场豺患究竟因何产生，开普殖民地又是如何应对的，背后是否只是一场简单的物种竞赛？

以往的研究对于开普殖民地养羊业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③但对豺的关注却较少。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单纯的自然科学史研究，记载南部非洲各个历史时期豺的具体种类、习性、分布演变等情况，④但是对于豺及其种群的诸多变化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分析;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开普殖民地的豺等捕食者与羊、人的互动，①但是有些问题并未提及，部分论述也值得进一步深化。如威廉·贝纳特（W. Beinart）《南非自然保护的兴起》②一书中的专门章节和贝雅特丽丝·康拉德（Nicoli Nattrass）等人所撰《南非西开普省掠食者、牧羊人和政府简史》③一文，均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从殖民者到达之前到南非联盟成立后这一长时段的豺患历史，但却以知识普及为主，对于豺患的产生与治理缺乏深入的分析。兰斯·范思特（L. Van Sittert）在《遏制敌人：1889—1910年开普殖民地野生食肉动物的灭绝》④和《常规化种族灭绝：约1889—1994年开普省消灭有害动物的政治和实践》⑤两篇文章中都涉及了1889年以后开普殖民地的灭豺行为，并且分析了这一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但对于豺患的形成、1889年以前的灭豺历史及豺害的产生及实质缺少相应的关注。本文基于上述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试图对英属开普殖民地养羊过程中豺患的形成及其治理进行探析。

从历史文献来看，对上述豺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除了殖民地相关的政府报告能够提供养羊业的官方数据、豺患问题的具体防治手段和效果之外，1896年罗伯特·华莱士（R. Wallace）等人编著的《开普殖民地的农业产业》，⑥消灭害虫特别委员会的历次报告，⑦以及众多殖民者旅居开普的游记、日记，如诺布（John Noble）的《开普殖民地描述手册》⑧等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此外，菲茨西蒙斯（Fitzsimons）等人编著的多卷本《南非自然史》⑨和斯金纳（John D. Skinner）等人编著的《南部非洲次区域哺乳动物》⑩，从自然史的角度梳理了南非诸多哺乳动物的特征、习性及历史演变情况，亦为探讨豺患问题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一、养羊业的拓展与豺患的形成

早在20世纪初，便有很多关于黑背豺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都认为，黑背豺属于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腐肉、骨头、各种小型哺乳动物以及任何它们能抓到而不会有太大风险的东西，如昆虫、白蚁、爬行动物甚至植物，尤其是浆果和草。①豺和秃鹫一样，被誉为“自然卫生队”，②通过迅速清理各种尸体客观上控制了疾病的发生。

但在19世纪中后期，豺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科莱特和鲁比奇两家的农场日记均记载了他们的农场定期受到捕食者攻击的情况。19世纪30年代科利特在日记中提及，农场最大的威胁来自野狗，虽然还有豹子（被称为老虎）和豺等，但出现的频率很小。到了19世纪中期，鲁比奇日记中豺变成了主角，豹子和野狗逐渐沦为配角。③在1815年，豺的赏金仅为豹子的二十五分之一;而19世纪末，豺的赏金已经是豹子的百分之七十。④1896年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称：“在1893—1894年间，因食肉动物（豺）捕食、盗窃造成的损失平均占绵羊数量的2.3%，占山羊数量的1.7%。相比于环境因素和微生物的影响，小型食肉动物（豺）的威胁要严重得多——这简简单单的百分之几，意味着一年就有160多万只绵羊和山羊死于食肉动物（豺）的嘴下。”⑤而为了防止豺的偷猎而大规模营造围栏系统，也使得羊被限制在一小片土地内，极大地增加了疾病死亡的风险。根据农场主鲁比奇的计算：25年间，他的农场中的产羔率从90%下降到65%。⑥他认为，“我们的农场已经被围栏系统彻底地破坏了，而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它也会产生巨大的财务负担——每年的成本将会超过500万英镑”。⑦由此可见，在19世纪中后期，豺的角色已经由“自然卫生队”转变为农场主眼中的“心腹大患”。

为何杂食性的豺会对养羊业造成如此大的损害、从而发展成为人们眼中的“豺患”呢？原因就在于19世纪开普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独立，第一英帝国也逐渐向第二帝国转变，随之而来是帝国殖民地中心由环大西洋世界慢慢转移到亚洲世界，⑧南非作为中转站的职能也愈发重要。1798—1801年，法国军队占领埃及，掐断了英国通往印度的海峡联运道路，英国只得派遣舰队、军队以保障好望角航路的通畅。大批的军队及军舰驻扎开普，对食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1807年，英国总督卡勒登伯爵在与英国陆军兼殖民大臣卡斯尔雷的通信中就提到：“驻军数目庞大和泊港船只增多，对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加。”⑨

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东方殖民地如印度等作为原料产地、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航行于两洋之间而停泊于开普港的船只数量急剧增加，仅1829年一年，停泊开普港和伊丽莎白港的船只就达301艘，而在1835年则增至569艘。⑩人们在远洋航行中，通常需要新鲜食物以预防坏血病，但由于瓜果蔬菜容易腐烂，南非的羊肉便成了食物补充的“主角”。仅1829年向这些船只供应的活羊就超过3.4万只，1835年更达到6.4万只。①而除了用于供应食物，绵羊还可供应羊毛原料，这使得开普殖民地羊的养殖量快速增加：1821年绵羊总数为185万只，1828年增至218万只，1833年再增至294万只;山羊的数量在1834年也达到162万只。②

另外，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羊毛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质地太过于粗糙，不适于制作服装。③产自西班牙的美利奴羊的羊毛后来居上，成为主要的衣料来源。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羊毛纺织品的产量迅速增加。④但国内的羊毛产量没有跟上，羊毛是从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以及欧洲其他国家购买的。1801年，英国大约加工了1.01亿磅羊毛，其中700万磅（约占7%）是进口的。至1835年，加工羊毛总量达到了1.8亿磅，其中4200万磅（约占23%）是由进口羊毛加工而来的。⑤

1827年，开普殖民地开始从澳大利亚引进美利奴羊。1836年，大约300只美利奴羊在伊丽莎白港登陆，受到了东部各省农民的极大欢迎。至1855年，开普殖民地美利奴羊的数量已经达到650万只，其中75%用于羊毛生产。此时开普殖民地的羊毛生产虽然在国际上占比较小，但是对于殖民地经济却变得越来越重要。⑥到1851年，羊毛占开普殖民地所有商品出口总量的59%。表1所示1838—1865年开普殖民地羊毛的出口数据，说明了该行业的快速发展。

而随着开普殖民地钻石（1866年）和黄金（1884年）的发现，对食物（包括羊肉）的需求也随之增大。食物需求最初在金伯利（Kimberly）迅速增长，随后扩展到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山羊和绵羊的数量因此激增，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2300万只;虽然在南非战争期间跌至1500万只，但很快又恢复了;在1910年南非联盟成立时，数量已经突破了2500万。⑦

但是，南非气候干旱、降水稀少且土壤贫瘠，农牧业很难实现集约化经营。牲畜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因此，六次“卡弗尔”战争随之爆发，大量科萨人的土地沦为英国殖民者的牧场。诺布尔（ John Noble）在1875年出版的《开普敦殖民地描述手册》曾提及：“每个养羊场大小不一，总平均数在3000摩根①以上……甚至，也有一些养羊场是这个范围的四到五倍。”②

与土地扩张相伴而行的，还有狩猎活动的兴盛。猎人们总是越过定居地的边界去寻找动物。随着狩猎边界的后退，这些猎人被吸引到大陆腹地中，经常充当进一步扩展定居地边界的先锋。野生动物制品也是黑人和白人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大多数边疆猎人也是贸易商。在1835年之后的迁徒过程中，狩猎也是布尔人的一项重要补贴。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高地上的猎物迅速消失，狩猎边界延伸到祖鲁兰和莫桑比克南部，向西延伸到卡拉哈里的茨瓦纳狩猎场，最终向北越过林波波，进入现代津巴布韦的领土。③

而以上种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体现在小型食草动物的命运中：1878年斑驴灭绝了，④羚羊、角羚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从卡鲁灭绝了，⑤其他物种如黑色角马、红色角羚、大羚羊出现的频率也可以忽略不计。⑥较大的食草动物也只有跳羚仍然“有迹可循”。但是随着牲畜和人口的增加、围栏的影响、狩猎和随之而来的干旱天气等多重影响，跳羚的脚步也随着19世纪的结束而消失。⑦这些小型哺乳动物的消失，虽然意味着羊成为了南非这片大地上的唯一“统治者”，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成为了捕食者唯一的食物来源。

而对于大型食肉动物而言，羊圈的扩张、狩猎活动也在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狮子灭绝;豹子被迫离开草原，前往山林之中区苟延残喘。⑧在20世纪早期，同为大型食肉动物的野犬除了在干旱的北部和西北部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活动外，南部非洲这片大地上已经很少能见到它们的身影。⑨而豺凭借其不起眼的体型与杂食性的特征，在这场“白色风暴”中蛰伏了下来，这也意味着豺羊之战一触即发。

二、豺患治理的历史过程

英属开普殖民地对于豺患的治理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从治理主体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795—1828年）

早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南非本土居民就已经与捕食者处于竞争之中。1652年，当简·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南非本土居民科伊科伊人（“Khoikhoi”或“Khoekhoen”）那里购买肥尾羊时，这些土著牧民的衣服就有用黑背豺的毛皮制作的。①自荷兰人第一次定居于此开始，狮子就攻击殖民地的牲畜。②于是荷属开普殖民地便开启了赏金制度：政府通过悬赏鼓励民间除害，以减轻捕食者带来的經济损失。英国殖民者占领开普殖民地以后，继承了荷兰人的除害赏金制度：1815年，政府为一只豹子支付25个里克德勒，为一只野狗支付20个里克德勒，为豺和野猫支付1个里克德勒。③此时外地绵羊尚未入侵，开普殖民地的生态链还处于健康的状态，豺的危害暂时被其他捕食者所掩盖。当时野狗（通常被殖民者称为“狼”）和狮子被认定为最危险的动物，并没有专门的灭豺行动。

但是，在荷兰占领时期，东印度公司对开普殖民地的定位就只是一个中转站，并不舍得花钱去建设，甚至连派遣一名牧师的钱都不舍得花费。④而英国接管以后，实行的经济政策与荷兰一般无二。⑤此时的开普殖民地并没有什么支柱性的产业可以维持日常开销，故而1828年政府宣布废除防治有害动物赏金制度，这也意味着对于豺等捕食者的治理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民众自身。

（二）第二阶段（1828—1886年）

19世纪40年代，在赏金制度取消、殖民者狩猎活动增加、美利奴羊和安哥拉山羊的引进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豺逐渐在一众的捕食者中“脱颖而出”，而与之相伴的是殖民地牧羊人的焦虑。于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灭豺行动由此展开。但此时人们还没有与豺竞争的经验，只能采用以往对付野狗、豹、狮子等大型捕食者的诸多措施，如布置陷阱、使用猎狗追踪捕猎等，结果收效甚微。

为何为对付野狗等大型捕食者而设置的陷阱很难在豺身上发挥作用？这与豺的生活习性紧密相关。夜猫、豹等捕猎者都将活动范围限定在巢穴的附近地区，而豺的栖息地不仅种类繁多，活动范围也大得多，尤其是当它们有幼崽时，其活动范围至少可以覆盖其巢穴附近直径长达15英里的土地。⑥成年的豺狼甚至还有跟随猎物迁徙的习惯。⑦因此，人们很难找到豺的巢穴。且豺生性谨慎，成年母豺不会和幼崽长时间生活在洞穴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母豺会连夜把它们的幼崽转移，所以固定的捕兽夹之类的陷阱很难发挥作用。

引进猎犬原本是19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者为猎狐而实行的措施，⑧随着猎物越来越少，其狩猎的主要目标开始变成豺。据统计，到1891年，开普殖民地已经拥有了30万只猎犬。⑨人们使用各种方法训导猎犬捕杀豺：让母羊给幼犬哺乳，以培养它们对羊群的忠诚和对捕食者的仇恨;让它们驱赶落入陷阱的豺;在春季的繁殖季节训练小猎犬捕杀躲在洞穴里的幼豺;等等。①

但是，猎犬似乎很难在猎豺这件事上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猎犬依靠嗅觉来狩猎，当地面潮湿、气味很容易被发现时狩猎效果极好，但在茂密的灌木丛或部分有篱笆的乡村就没什么作用了。②其次，豺不喜欢自己挖洞，它们喜欢占领现成的洞穴，如白蚁、猫鼬尤其是土豚的洞穴，③这些洞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深而复杂——不仅远离地表，而且结构复杂、进出口众多。当洞穴中的豺面对猎犬的攻击时，它们会将幼崽藏在侧边隧道并用泥土挡住，更能利用这些洞穴进行防御。④

在此阶段，人们并没有专门应对豺的经验，而原有用于对付其他捕食者的措施又很难发挥作用，民间自发展开的猎豺行动很难继续推进。随着养羊业的进一步拓展，人豺矛盾也在不断加深，故以1886年的开普狩猎法修正案为界限，豺患的治理再次进入政府管控阶段。

（三）第三阶段（1886—1910年）

由于羊养殖业在开普殖民地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而民间对于豺患的治理收效甚微，豺患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殖民地政府开始介入，豺患治理进入一个政府主导、民众主动参与的阶段，主要措施包括投毒、恢复赏金制度以及大面积的围栏行动等。

随着钻石矿、金矿的开采、开普殖民地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豺患的日益猖獗，新一轮的有害动物悬赏在1889年正式得到国家的补贴，并在1895年转由地方政府支付。19世纪90年代，每猎杀一只豺可获得政府奖励7英镑，在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期间则提高到10英镑。⑤以至于在确立了地方政府补贴后的13年间里，地方政府支付了大约145，000英镑，赎回了50多万张悬赏凭证（其中三分之二是豺凭证）。⑥

19世纪末，官方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展开投毒运动，包括：以无味的士的宁[也称“马钱子碱”（strychnine）]为投毒的首选，并由官方对士的宁的采购进行补贴;成立投毒俱乐部（Poisoning Clubs），组织、教授民众“毒豺”;利用1887年成立的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及其在1889年创刊的《农业期刊》（Agricultural Journal），对这场投毒运动进行广泛宣传。⑦1890年举行的投毒俱乐部年度大会制定了一系列毒杀捕食者的要求，国务卿乔治·帕尔默（George Palmer）分享了使用毒药的技术。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豺人员，对豺的敏感性有着深刻的理解：

一只死去的小山羊或羊羔是很不错的诱饵之一，但最好的诱饵仍然是一只被捕食者亲自杀死、但又没有完全吃掉的猎物，因为它肯定会在48小时内回来吃完……你给这只未吃完的猎物投毒，肯定能将捕食者毒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你不应该用手去碰猎物的尸体，而是应该用刀尖在尸体上割开一个口子，把毒药插进去——因为许多动物对人的气味有强烈的反应。①

而所谓“围栏行动”，就是为了保护自由放养的羊不受捕食者的伤害，农民们把黑背豺赶出营地，用防豺的金属网栅栏将营地围起来，并往金属网栅栏里面装满石头，防止它们再次进入，并且时常在围栏内猎杀黑背豺。1883年有一项法案《规范分隔围栏的架设和维护》（To Regulate the Er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Dividing Fences）迫使相邻的居民们在划定的分区或区（field-cornetcies）中分担边界围栏的费用，而1891年的一项修正案将这一要求大规模扩展到当地居民。19世纪80年代，《围栏法案》（The Fencing Act）在中部地区正式宣布通过，在接下来的10年里逐渐向西传播，并在开普北部和东部的定居农民用围栏包围当地的过程中达到顶峰，从1891年的410万摩根增加到1904年的1250万摩根，增加了3倍，防害栅栏被吹捧为解决豺患问题的新办法。②

其實早在19世纪50年代，卡列登农民迈克尔·范·布雷达（Michael van Breda）就进行了防害栅栏的尝试：他在7000 摩根（约14000英亩）的土地周围修建了一堵四英尺半的墙，然后用一群猎狐犬清理了该地区。第一年他杀死了24只黑背豺，其后年捕杀量下降至两到三只。③但是，这一经验无法广泛地复制，因为造价昂贵。直到19世纪90年代工业铁丝网的出现以及第二次布尔战争后钢丝编织机的使用，才有了更便宜的防害栅栏替代品。④一位住在开普敦的瑞典酿酒业巨头安德斯·奥尔松（Anders Olsson），在他7万英亩的土地上建立铁丝网栅栏，以此杀死围栏内的食肉动物，让羊、外来鹿和鸟类在那里繁荣发展，由此也证明了铁丝网栅栏的有效性。⑤

1910年南非联盟成立以后，采取的治豺措施与英国统治时期一般无二。根据1917年《防治有害动物条例》（Vermin Extermination Ordinance），豺害治理分为17个小组委员会，由地方省级顾问和区议会任命人员组成。这些委员会定义了投毒俱乐部的职责：制定投放毒药的条例、监督用狗打猎的行为以及管理赏金制度。⑥圈层委员会（Circle Committee）可以授权狩猎俱乐部在未经土地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进入私人领地，并向他们收取5倍的赏金。⑦同时，官方悬赏每头豺10先令，每头野狼15先令，由区议会支付，其中三分之二可以向省政府索回。①1905年颁布的《藩篱法》（Fencing Act），鼓励农民建立藩篱合作社;1912年颁布的《藩篱法》[修订版，（1922年再次修订）]，通过提供贷款鼓励邻居的联合行动，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措施的推广。②在1951—1957年间，开普省行政部门逐步取消了赏金制度，以一些更具可持续意义的项目取而代之，即通过建立猎犬繁殖和研究站，以进一步帮助猎人管控捕食者。③

1950年前后，动物学家埃勒曼（J. B. Ellerman）对南非的黑背豺进行了测算，他认为：“虽然它们仍然散落在南部非洲的土地上，依旧能对牲畜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我相信，在狩猎保护区以外已经很难再看到它们的身影了。”④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府正式宣布：虽然豺依旧是羊的主要捕食者，但通过狩猎、诱捕和投毒，它们被相对较好地控制住了。⑤相反，人们认为野狼的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在一些地方成为了绵羊、小羚羊和猎鸟的主要捕食者。

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英国统治时期对豺患治理措施的探索，才为南非联盟时期豺患的减轻、消除奠定了基础。

三、豺患治理措施的漏洞

虽然英属殖民地时期对于豺患治理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诸多措施为南非联盟所沿袭，但为何有诸多先天优势的南非联盟，在成立近半个世纪以后才将豺患肃清？据估计，到1916年，开普地区1500万只羊毛羊中，每年依旧有7.5%—10%被捕食者杀死;而到1924年，灭害委员会（the Vermin Extermination Commission）估计每年依然会损失150万只羊。⑥同时，在1914—1923年间，还有超过317000只黑背豺被捕获。⑦这一现象的成因不仅在于豺患治理措施的漏洞，还有其他方面的掣肘。

首先，赏金制度极易引发腐败行为。如1899年和1904年，开普议会任命特别委员会调查悬赏制度的运作。1899年的委员会特别关注欺诈性索赔：由于只需要提交黑背豺的尾巴作为悬赏凭证，有人用其他部位的皮毛制成十分巧妙的人造尾巴充数。⑧甚至连一些官员都没有销毁这些假证，而是自己领取赏金。在殖民地以外的商人，如贝纳特地区和德国西南非洲，都从其他地区收购诸多尾巴转售给开普殖民地的地方官员。当地一名官员称：“喀拉哈里沙漠和偏远地区原本到处都是有害动物……但是很快它们就被德属西南非洲的人消灭得一干二净……因此，殖民政府正在为邻近州饲养和繁殖的有害动物买单。”①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开普殖民地的农民抱怨：“由于高额的赏金，当地人……已经变得过于依赖悬赏，无法正常工作。”中部以外的农民也指责赏金制度鼓励了懒惰和偷窃。②

1923—1924年间，南非联盟开普省设立灭害委员会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是为了审查灭害运动的进展情况，而且也是为了评估一直在负责收缴所有灭害证据的当局。由于这项奖励超过了大多数物种的皮毛市场价值，他们必须时刻小心。委员会更是想出用一个明显的穿孔标志来防止这种腐败。③

此外，投毒也并非“万能灵药”，农民们在投放士的宁毒杀豺时总是遇到麻烦。士的宁作为一种没有气味的毒药确实是理想的诱饵，但它有一种强烈的苦味，这种苦味必须隐藏起来，否则豺便能够分辨有毒的肉，并很快将其反刍出来。④虽然人们很快发现晶体状的士的宁能减少诱饵的苦味，但是新的缺点又随之出现：晶体状的士的宁的毒性也随着苦味的降低而降低，并不能立刻杀死黑背豺，这就使得它有机会逃窜，人们便无法找到其尸体换取赏金。同时，跟随着人们打猎的猎犬也容易因误食诱饵而中毒，因此许多农民拒绝使用士的宁。⑤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对“有用物种”的误伤，特别是一些猛禽和秃鹫，因为它们的数量减少会使当地老鼠大量繁殖并啃食植物的根部，⑥从而破坏整个农场的生态平衡。

成本高一直是广泛采用防害围栏的主要障碍，最便宜的防害栅栏（vermin-proof fencing）的价格是传统铁丝网栅栏的2倍。虽然《围栏法》（The Fencing Acts）迫使毗邻的土地所有者分担在部分地区建造防害栅栏的费用，但这些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建造防害栅栏。农民们痛苦地抱怨：“不公平……那些竖起防害栅栏的人遭受了痛苦，因为他们必须承担全部费用;有些人则占便宜、免费把他们的农场围起来。”贝德福德的一个农民说：“对富人来说，用防害栅栏把他的农场围起来是很好的，但也许他的邻居买不起。”埃滕哈赫（Uitenhage）的议会会员也断言：新法案只会“让富人受益，穷人却无力承担……这样一来，大部分的农场就不会被围起来了，只有小部分富裕农民的农场才会被围起来，免受捕食者的困扰”。⑦

同时，并非所有的南非农民都受到豺患的影响。豺患主要是小型养畜农户所面临的问题，而以牛为主的养畜农户则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豺很少攻击牛。在潮湿的沿海地区，一些耕地农民更是看到了养豺的好处，因为可以由此控制损害农作物的野兔数量。而未充分利用的大型农场和未分配的皇家土地，也为豺提供了繁殖地。①

故而，虽然南非联盟继承了英属殖民地时期治理豺患的种种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制约，以至于迟至20世纪中期才遏止了黑背豺的泛滥。

结 语

在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之后的几十年里，开普殖民地一直处于英帝国的边缘地区，扮演着可有可无的角色，但在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异军突起，成为英帝国经济体中的重要一环，这直接受制于英帝国全球经济网络重心的转变：随着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②为了保卫通往印度的航线，开普殖民地成为英帝国重要的海军基地与中转站;为了满足过路船只的生肉需求，开普殖民地的养羊业迅速发展;为了保证英国本土的羊毛供应，开普殖民地引进了美利奴羊和安哥拉山羊，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的生态变化，致使豺患泛滥，成为了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当地人眼中的“胡狼瘟疫”。可以說，开普殖民地的这场豺患正是英帝国带来的全球化产物。因此，我们对于英属开普殖民地豺患的考察，不能忽略19世纪前期这一时段促进豺患的累积因素，更不能缺少全球背景下的思考与审视。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开普殖民地引进美利奴羊这一行为，实质上代表着一种人力，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改变力;而豺患则代表着一种地力，即自然对于人类行为的一种回击。羊豺之争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地互动”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其体现的是消极的一个方面。20世纪豺患的减轻乃至消失，一定程度上也与南非联盟养羊业的衰落密不可分。因此，开普殖民地在发展经济时对生态因素的忽视，引起了自然的报复。近一个世纪的豺患事件再一次证明：如果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先，而忽略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必定要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

责任编辑：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