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 顾金土

[摘 要]随着越来越多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同栖息在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产生冲突的频率日渐增加，这不仅需要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而且需要城市居民观察、接纳附近“视域”中的野生动物，学习与“新邻居们”共存。与带有审判、监督含义的“凝视”不同，“观察”不仅指的是一种简单的视觉感知，还是指生命体对附近的生活世界保持高度敏感，以促进信息流动、情感关联并引导行动改变。因此，应该超越“凝视”，从经验层面研究人们的观察行动。观察行动有三个具体的维度，即行为认知、情感卷入与行动实践。即便面对同一个物种，人们对它的观察行动也大相径庭。不同的观察野生动物的行动对“人-野生动物”关系的影响也不同，其中科学与日常观察有利于提高居民对野生动物的认知，缓解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构建和谐、友善的社区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的附近“视域”中，与他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观察。

[关键词]野生动物;城市人兽冲突;观察行动

无论是城市扩张导致野生动物原本生存空间的“城市化”，还是城市生态修复带来的动物“进城”或“回城”，都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开始与人共同栖息在城市空间，成为人们生活附近的“城市市民”。尽管野生动物是城市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并未受到所有城市居民的欢迎，也不是所有物种都能得到人们一致的认可与接纳。野生动物可能破坏公共设施、威胁人类生命。居民也可能过度接近野生动物，干扰其生存与发展，甚至导致其死亡。但城市从来都不仅仅是人类专属的生活空间，城市化必然伴随着一部分动物①对城市环境的适应，这就要求城市里的人们学习如何与“新邻居们”共存。①

野生动物在城市空间不断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同时也通过自身活动影响人类社会。若不能恰当处理居民与城市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问题，对二者均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南京城区的野猪在破坏城市基础设施、导致居民安全感下降的同时，也有部分居民热衷于投喂、跟拍野猪，过度干预野猪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人猪矛盾”。居民与城市野生动物的冲突并非偶然。一方面，这种冲突的发生与环境、生物因素息息相关，如处于特定生命阶段（筑巢、交配等）的物种更容易卷入冲突。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经济背景、文化价值观也是决定这种冲突走向的因素。②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冲突的态度、包容度各不相同。因此，缓解居民与城市野生动物之间冲突的关键在于促成一种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社会认知。

但是，通过改变社会认知缓解居民与城市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并非易事。早已有人提出动物管理体系应该加入“人类维度”，考虑“居民如何影响野生动物及其管理决策，以及居民希望如何管理野生动物”，但困难在于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观念和态度存在严重分歧，难以形成社会共识。有的居民对与野生动物共享城市感到兴奋，但也有居民感到恼怒或害怕。③因此，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引导人们观察野生动物，建立人与野生动物的情感联系，促进人们对多物种城市的想象与接受，进而实现人与动物共存。④如通过“刺猬项目”邀请居民参与对刺猬进行科学观察，不仅使居民了解刺猬的行为，认识到人与刺猬之间的生态联系，而且使居民领略动物的魅力，接纳其在城市生活。⑤可见，对“观察动物”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非人类动物融入人类社会的过程。

虽然现代社会主张“自然-文化”“动物-人类”二元划分，但自然与文化、动物与人类的界限并不清晰，二者也并非完全处于分离状态。我们不能误认为野生动物只生活在遥远的“荒野”，而完全忽略生活在居民附近的城市野生動物。⑥项飙看到了人们生活的“附近”是一种“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不断相遇”“将不同的立场带入同一视野”的视域。⑦在作为“视域”的附近中，我们不仅会遇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体，也会看到许多非人类动物，并与之建立联系。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将相遇能够塑造双方自我与行为的作用称为“相遇”的价值（encounter value）。⑧当居民在生活附近与野生动物相遇时，“相遇价值”体现为人们可以通过观察野生动物，增进对野生动物的认知，建立相互间的关系。正如项飙所言，在生活附近的场景中，人们因关注不同的诉求、了解不同的观念而具备了观察附近他者的能力。①

观察不仅是一种视觉感知行为，更是一种改变认知、建立关系的行动。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经验层面的“观察”抽象为具有审视、监督意味的“凝视”。他们将动物置于人类的“凝视”中，以探究非人类动物在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身份和地位。②这类“动物凝视”研究忽略了“凝视”一词原本就具有深深的“不平等”烙印，它依旧是权力机制或欲望表达机制的核心。因此，本文试图超越凝视，回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野生动物最初的感知过程，即观察动物的过程。利奥多斯（Vasilios Liordos）等人发现，经常观察到某些野生动物的人们，往往对其有着更为积极的看法。③但我们尚不清楚人们观察野生动物的行动具有哪些维度，不同的观察行动在这些维度上是否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表现又会对居民与城市野生动物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试图以S市X社区人貉冲突问题为例来解开这些疑惑。

一、社会学中的非人类动物研究

（一）非人类动物的隐退

许多学者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非人类动物一直在社会学研究中处于隐身（Invisibility）状态。④但通过对古典时代社会学作品的梳理，研究者发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社会学家作品中涉及动物的内容远比当代主流社会学要丰富得多。⑤也就是说，非人类动物在社会学研究中经历了一段“隐退”的过程。早期社会学家关注动物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研究人与动物的边界，定义“人”“社会”的概念，并进一步探寻人类行动的起源。但关于人与动物的边界，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家存在严重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明确的界线，人类因文化、社会而具有高于动物的独特性。例如涂尔干（ [é][E]mile Durkheim）指出，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差别是动物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实在与社会生活，这种差异使得人类具有了与动物截然不同的本质，且二者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的比较。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具有连续性，可以在二者身上找到一些相似的特征。例如对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来说，人类也是动物中的一员，人类与其他动物差异主要是在某些方面的程度不同。⑦

对人与动物界限的看法，直接影响了学者们有关人类社会道德起源、群体等级差异的观念。涂尔干虽然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描述了信仰体系中的诸多动物，但他坚持人与动物的差异，认为人类社会道德起源于宗教。⑧同时，他更加强调等级差异，如原始文明不如现代文明，①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更少参与社会生活。②韦斯特马克则反对不同生命形式（包括不同社会）之间明显的等级差异，认为基本的道德情感（moral emotion）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并且一些道德情感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例如报复性情绪、利他情感、同理心等。③

涂尔干与韦斯特马克分别代表了社会学研究中关于“人-动物”关系的两种观念。后续社会学研究主要继承、发展了涂尔干的观念，使得非人类动物在社会学研究中逐渐“隐身”。正如米德（George H. Mead）等符号互动论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互动只存在于具有自我意识的互动者之间，由于非人类动物不具备自我意识，故不应被社会学研究所重视。④不断强化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界限，直接导致了过去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将“动物”物质化为资源或审美化为景观，同时也忽视了围绕动物权利或福利展开的社会运动。⑤

（二）非人类动物的回归

1979年，布莱恩特（Clifton D. Bryant）在社会学年会的总结中指出：“社会学家倾向于不承认、忽视动物的影响，以及它们对我们的社会行动、人际关系、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⑥但他的呼吁并未在社会学领域激起波澜。正如阿鲁克（Arnold Arluke）所直言的，社会学关于非人类动物研究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社会学内部。⑦托维（Hilary Tovey）等人也发出号召：“‘自然社会学——无论是环境社会学还是农村社会学——都需要特别将动物纳入对社会的分析中。”⑧直到21世纪初，部分学者紧跟邓拉普（Riley E. Dunlap）和卡顿（William R. Catton）对人类例外论范式的挑战，打破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界限，开始强调人类社会是根植在由许多物种组成的世界之中，非人类动物对人类社会具有深刻影响，诸如食物供给、生产劳动、病毒传播、文化发展等。⑨因此，若要处理好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就需重新思考“社会”“社会关系”概念，以将非人类动物包含其中。⑩

将动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纳入社会学分析并不困难，因为这只需要将“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自然环境加入动物，就能借鉴已有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对动物进行分析。但想要从经验层面进一步分析人与动物的丰富关系，就需要增加人们与其他动物的交流互动，这对现有社会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基于此，非人类动物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回归，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个方向：现实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互动主义。

在现实主义看来，社会和自然是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影响的两个系统。社会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阐明二者关联的产生路径，以及应对各种变化的社会、生态机制。基于这一看法，研究者主要关注人与非人类动物相互间的生态作用，如从健康视角看待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强调二者共同面临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①

社会建构主义提出自然环境、非人类动物等并不仅仅是一种只能被开发利用的生态资源，而是处于与人类相互联结、作用的网络之中。②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应当关注人们对非人類动物认知的生成过程。③人类社会通过政策制订、科学研究、风险感知、符号象征等过程不断对非人类动物进行构建，进而塑造与改变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比如在灾害应急管理过程中，不同的应急措施对动物的身份建构、角色期待不同。④

虽然社会建构主义摆脱了现实主义将非人类动物视为物质的局限，但它依旧忽视了非人类动物的能动性，将非人类动物的身份、地位、角色统统视作被人类社会所建构的元素，这导致我们错过了进一步探究人与非人类动物丰富关系的机会。正如拉图尔（Bruno Latour）所提出的，需要通过生态化建立一个人类与非人类共享的美好世界。⑤通过广义对称性，非人类动物的能动性凸显出来，成为与人类同处一张网络中的行动者。除了物质性的生态联系、建构性的文化联系之外，人与非人类动物之间还存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如动物救助与伴侣动物饲养中的支配与情感互动、动物养殖中的权力与抵抗关系等。因此，有学者开始采用互动主义，研究人们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动物视作具有自我与能动性的行动者。⑥欧文（Leslie Irvine）指出：“以往社会学研究对动物自我的忽视是因为研究者长期混淆了自我（Consciousness）与意识（Selfhood）的区分，误以为只存在一种能够进行高水平的语言表达的具有复杂意识的自我。”⑦欧文在秉持互动范式的同时，超越米德等人对自我与语言能力的认知枷锁，提出人与非人类动物的日常互动能够促进动物自我的发展;且动物自我一旦发展起来，即使没有人与动物的关系，也能独立存在。欧文将自我概念的四个层次即能动性、统一性、情感性和自我史应用于动物。⑧唐纳森（Sue Donaldson）等人则将公民、居民、主权者身份分别赋予家养动物、边缘动物、野生动物，以此探究人与非人类动物的丰富关系。⑨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互动主义对非人类动物的身份以及“人-非人类动物”关系的设想均不同，具体参见表1。现实主义视角下非人类动物被物质化为自然、经济资源，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被简化为生态联系，即动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或者人类社会对其他物种生存繁衍及其栖息地的干预。这一视角不断强化人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界限，忽视了非人类动物早已嵌入人类文化、社会关系、制度政策、道德体系之中。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非人类动物被构建为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性符号。当然，这一建构过程具有双向性，当动物的身份或地位被构建时，也是人类自身身份或地位的形成。互动主义视角下的非人类动物成为具有自我、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能够积极与人们建立社会关系，融入“行动者网络”。通过互动主义的视角，人们能够超越现实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限制，看到人与非人类动物之间丰富多彩的互动实践与关系类型。

二、互动主义视角下的观察动物实践

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个体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动物的“去个体化”。一方面，在现有动物管理中，动物以一个整体的形象成为专业知识的对象与管理实践的干预目标。①“动物”一词的暴力就在于将所有物种视作一个整体，忽视了生命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养殖中，动物被大量集中豢养在远离售卖场所的养殖区，被完美地“去个体化”。这些动物只能以肉类食品的形态呈现在消费场所，它们的痛苦经历丝毫不会展现在人们眼前。②

那么，面对动物的去个体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何以能够形成对野生动物合情合理的社会认知呢？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许多城市野生动物就生活人们的附近，并不需要刻意到特定的区域进行观察。正如贝恩（Collen Bain）所提出的：“问题的一部分是人们忽视生活在我们附近的动物，对它们缺乏认同。”③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居民通过观察居住区域附近的野生动物，普遍感觉更接近自然，更加认同野生动物的审美价值以及保护实践。④蒂尔（Tara L. Teel）进一步指出，参与观察动物实践可以缓解人兽冲突的原因在于通过观察城市野生动物，人们开始反思自身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不仅了解了有关野生动物的知识，也明白了人类行为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改变了对野生动物的消极态度，学会了如何通过采取行动防止与动物发生负面互动。⑤

观察为何具有塑造人与非人类动物关系的力量？哈拉维曾提出的“相遇价值”，意指不同物种之间由于相遇形成了一个“结”，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它不同于交换价值，是指不同物种在相遇过程中不断塑造对方的自我、行为。①观察则是“相遇价值”产生的途径之一。一方面，这些观察不断强化着人们感知自然世界的能力，使隐藏在生活附近的野生动物凸显出来。②另一方面，观察能够作为一种互动方式，促进对“他者”的理解。正如视点主义（Perspectivism）所认为的那样，人与非人类动物可以遵循一定的逻辑进行视觉交流，以突破二者之间原有的物种界限。③

在理论层面，研究者们更常用“凝视”一词来表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如“用来描述行为体对某种对象长时间聚精会神地观看”。④在动物研究中，研究者用“凝视动物”来表达对动物身份、人与动物关系的反思，⑤但他们只是从抽象层面借用“凝视”的概念，忽视了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具体观看动物的方式。同时，他们忽视了“凝视”原本带有不平等的审判、监督的含义。⑥正如福柯将“凝视”视作权力机制的核心：“如此众多的权力不过是目视的王权——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建立过程中的众多形式。”⑦

为摆脱来自于“凝视”的权力审视，研究者提出要从“我看他，他看我”的相互凝视转变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状态。⑧汪伟进一步提出要超越“凝视”仅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将其视作一种具有积极内涵的对话行动，这主要涉及对行动的理解、心理紧张或情绪变化、行动或角色期待、行动实践等情景。⑨在这一论述中，作为对话行动的“凝视”已不再具有审判、监督的内涵。有学者呼吁用“观察型社会”取代“监督型社会”，并指出在一个善于观察的社会中，人们对不同的对象、生活方式保持着高度敏感，而不是通过“监督”去控制或征服对象。⑩因此，本文试图在经验分析层面用“观察”代替“凝视”，并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将“观察”界定为：对附近的生活世界保持高度敏感，主要涉及与他者相关的行为认知、情感卷入与行动实践。

结合研究材料，本文将居民观察动物行动的具体过程细化为行为认知（行为理解、关系态度）、情感卷入和行动实践（命名实践、互动实践）。行为理解是指行动者对动物行为的理解，并赋予其一定的意义。关系态度是指人们对于人与动物相处模式的倾向，也包括对动物角色与行动的期待。情感卷入是指人们面对动物的情感体验，如喜爱、恐惧、愤怒等。行动实践包括命名与互动两个方面，即通过对动物命名，将人们对动物的行动理解、关系观念、情感体验整合起来，并促发进一步的互动实践。通过分析人们在不同类型的观察中所涉及的行动理解、关系观念、情感卷入、命名实践、互动实践，既能看到不同行动者持有的行动策略与认知视角，也能从中探索出一条适合居民与城市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路径。

三、研究案例与方法

（一）案例介绍

貉主要生活在山野、森林、河川附近的荒地草原、灌木丛等地区。①但由于环境污染、城市建设等原因，貉群在一些地区曾濒临灭绝。在2021年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②中，貉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增加，貉群数量开始恢复，部分貉群重新回到城市地区，成为“城市居民”。截至2020年12月，S市至少147个小区发现了貉，预估全市貉数量超过2000只。随着貉群在S市的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貉与居民“相遇”的機会大大增加。但相遇并非总是和谐，居民与貉群难免发生冲突。因此，缓解人貉冲突，实现居民与貉群和谐共生，成为貉群能够与居民共享城市空间的先决条件。

为分析对动物的观察行动何以缓解人貉冲突，本文选取S市X社区作为调查地。S市地处长江下游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随着城市生态的建设与恢复，野生豪猪、貉、秃鹫、獐等野生动物陆续出现在S市的各个社区之中。S市X社区生态优美，西临号称“S市后花园”的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人工河道贯穿其间。X社区主要为居住区，商品房主要修建时间集中在2005—2008年。据居民回忆，貉最早出现在社区的时间是在2012年左右。从2015年开始，居民明显感受到貉群数量的增加。但由于2017年前后貉群爆发皮肤传染病，数量逐渐下降。直到2019年，貉群再度暴增。以ML小区为例，小区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绿化率约为31%，截至2020年小区貉多达60只，居民直呼：“晚饭过后下楼走走，有时候可以看到十多只貉在垃圾桶附近找吃的，十多双眼睛直勾勾盯着你，吓死人了，很怕它突然冲过来咬我们！”。随着貉群数量陡增，居民与貉的冲突日益激烈，主要表现在貉群深夜吵闹影响人睡眠、威胁公共安全（貉咬伤宠物、撞伤行人等）、破坏居住环境等方面。貉生性胆小怕人，不应与居民发生冲突。“是什么让胆小的它们攻击人类”，成为当地居民与技术专家心中的疑问。为缓和人貉冲突，实现居民与貉群的和谐共处，当地技术专家协同社会组织实行了“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居民参与城市貉群调查。同时，在社区工作人员、技术专家的宣传引导下，部分居民也开始接纳貉群在城市社区活动，并养成了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貉群的习惯。由此可见，S市X社区“人貉冲突”是当下“动物进城”过程中城市野生动物与居民冲突的典型缩影。基于此，本文选取X社区人貉冲突案例，以分析在居民与貉群关系变迁中对动物的观察行动所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通过对当地居民、物业、社区工作人员、技术专家的深度访谈，并结合观察记录等文本，对S市X社区的人貉冲突及治理过程中的观察动物行动进行分析。访谈主要涉及不同行动主体对貉群的认知、情感卷入、互动实践等内容，以梳理居民观察行动的类型与具体过程。

四、观察行动

深陷人貉冲突中的居民将貉群的活动视为危险。为躲避危险、寻求安全，居民对貉群时刻保持监视，本文将这种观察方式称为“危机观察”。试图缓解人貉冲突的行动者，如公民科学家、动物爱好者等，他们选择了与危机观察不同的角度，本文将其分为科学观察与日常观察：前者意指对动物种群的数量、分布、习性进行理性观察，关注人貉之间的生态联系;后者是指并非抱有目的地刻意观察动物，而是在与动物相遇时留心观察动物的行为与状态，并采用“拟人化”来理解动物行为。

（一）危机观察

当2012年貉群陆续出现在该社区时，大多数居民将貉视作“陌生客人”。他们并不熟悉貉的生物习性，也无法以合适的态度与行为对待貉群。由于貉体型粗短肥壮，介于浣熊和狗之间，部分居民凭借外观把它们当作“小狗”。如居民所言：“最初大家好奇这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长得跟狗一样……它们晚上才出来，（晚上）光线不好，得用手电筒。你用手电筒往那草丛堆里一照，运气好就可以看见（貉）……我拍下来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好多人说它是我们社区小宠物嘞。”

但随着貉群数量增加，当地居民与貉群关系逐渐走向冲突。2020年上半年是人貉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社区居委会、小区物业接到居民投诉貉群的数量直线上升。居民普遍反映貉群争食打架的吵闹声严重影响睡眠，也担忧貉群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如乱窜的貉群可能撞伤小孩或老人并传播病毒等。居住在底楼的部分居民还反映，他们在自家庭院种植的蔬菜、绿植被貉摧毁，甚至出现貉跑进底楼住户家里的情况。随着人貉冲突愈演愈烈，居民不再将貉当作“社区的小宠物”，开始认为“貉”作为野生动物应该生活在无人的荒野，它们出现在城市意味着种群的过度泛滥，是城市生态被破坏的表现。正如一位居民所言：“野生动物就该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可现在跑到我们城市里来找吃的。一来发现有吃有喝还不错，就住下来了，结果把我们城市的生态给破坏了。所以，我们向社区、物业反映，为了咱们的安全，要把这些野生动物清理出去。”

在对貉群的危机观察中，貉群被建构为一种“生态危机”，部分居民认为它们严重影响到自身的社区生活。居民将貉群视为“入侵”城市的野生动物，最终需要回归到人烟稀少的荒野中。此外，貉群的捕食、运动等正常生理行为被编码为一种“偷吃”“攻击”等充满敌意、对抗的暴力行为。正如一位居民所言：“野貉刚入侵我们小区的时候，我被它吓得都不敢晚上出门……有一次，我看见它在那个池塘附近，偷吃里面的鱼。可恶得很，小区环境都被破坏了！”

对貉群行为的“暴力”编码，进一步激化了人貉冲突，引起了多数居民恐惧、憎恨、愤怒的情感体验。在“貉群可能传播疾病、攻击他人”的认知下，居民对貉群普遍感到恐惧，惧怕貉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伴随恐惧而来的是居民对貉群的憎恨或愤怒，抱怨貉群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负面情感不断积累之下，多数居民开始主张“将野生动物清理出去”。这一主张折射出居民倾向于相互“隔绝”的关系态度，希望通过将貉群迁移出城市，阻止貉进入人类活动领域。这不仅剥夺了貉群在城市空间生存的权利，也杜绝了任何人貉和谐共享城市空间资源的可能。人们试图通过建立严格的空间边界，构建一种人貉永不相遇的“和谐共生”。

在暴力编码、负面情感、隔绝态度下，貉群被人们赋予“野兽”“害虫”等具有浓厚否定色彩的名字。这些名字印记着貉群整体的性格与行为，如“野兽”突出了貉的粗暴危险、不受控制的野性，“害虫”意味着居民将貉群行为视作破坏社区环境的“貉患”。

面对“野兽”“害虫”，部分居民“委曲求全”，选择主动躲避貉群，如减少夜晚外出次数、底层住户关闭门窗或者修建防护栏、改变遛狗时间等，还有一些居民购买“棍棒”用以防身。部分积极的居民带头成立了“貉解决群”，目的是为了及时在网络平台分享有关貉活动的视频或图片，制造公共话题，吸引有关部门与媒体关注。正如一位居民所言：“……我这才意识到‘貉患问題太严重了，它已经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在我们业委会群里提议，大家成立一个群，要是遇到貉，及时拍下来，然后发到微博、朋友圈，让外界关注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积极动员居民向小区物业、社区以及林业部门反映这个问题。”由此看来，居民无力实现“人貉隔绝”，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主动避免相遇、携带防身工具、引入外界力量等互动实践。但这些互动实践依旧将居民与貉群放置于对抗之中，试图通过各种实践来征服、驱赶貉群，以营造安全、舒适的没有貉群的生活环境。

（二）科学观察

面对部分居民的强烈反映，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地方林业部门邀请相关技术专家进入社区出谋划策。为帮助社区居民了解貉群的生物习性、活动特征，消除居民对貉群的恐惧，技术专家联合社会组织通过“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居民参与到监测貉群的科学活动中。“公民科学家项目”秉持现实主义，关注居民与貉群之间的生态关系。各位技术专家带领报名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对貉群进行科学观察，并学习与貉群正确相处的方式。如项目负责人所言：“公民科学和社区保护有点像，其实就是号召公民的力量一起来做调查、保护，可以很好地弥补科学家和专业保护工作者在人力和地域范围上的覆盖差异……除了貉的栖息地和它们在上海迁移扩散的廊道分析，大家也会关心貉平时吃什么，于是开始研究它们的食谱，做食性分析。”①

“为何貉群要攻击居民或宠物”“为何貉群数量异常增加”，这些是专家和公民科学家首要考虑的问题。弄清貉群在城市社区中的活动规律、种群变迁，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这要求人们遵循动物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安装监测设备与追踪器、收集粪便与毛发等方法对貉群的行为进行全面客观的科学观察。

通过科学观察，人们对貉群的行为有了新的解读，发现貉群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存在“暴力倾向”，反而“天性胆小”，它们基本只在人少安静的边缘地带活动。“貉攻击居民”并不是貉的主观意图，部分原因是幼年貉性情活泼调皮，喜欢嬉戏打闹，并非恶意攻击。同时，通过监控还原一起“貉攻击宠物”事件发现，貉并非无缘无故攻击宠物犬，而是因为刚生育不久的母貉为保护幼崽才将宠物犬视作威胁。对于某些小区貉群数量增加异常的现象，专家和公民科学家观察到城市中貉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不仅繁殖速度、幼崽存活率均高于郊区，而且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城市环境，堆积的厨余垃圾、居民投喂流浪猫剩余的猫粮成为貉群的食物来源，进而造成貉群过度集中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小区。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言：“我们的城市需要接受貉群的存在，因为它们是我们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貉冲突的很多原因都在于人类自身。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行为对它们的影响，比如厨余垃圾没有准时清理、猫粮投喂等行为改变了它们的饮食习惯，才导致了它们数量的无序增加，破坏了人貉和谐。”

可见，在科学观察中，技术专家和公民科学家对之前人们对貉群的行为理解进行解码，并重新编码。通过观察记录貉的活动偏好、生活习性、种群数量、地理分布等，他们改变了早先对貉的看法，如“野性”“貉具有攻击行为”“貉数量过多”等，将“野性”转为“天性胆小”，将“攻击”转为“调皮”“护崽”，将“数量异常增加”转为“适应能力强”。

在情感卷入方面，由于科学观察需要准确有效的数字记录，所以专家、公民科学家始终保持着客观、理性的态度，以避免过度的情感卷入。但面对部分居民与貉群的冲突，专家、公民科学家往往会产生愤怒与委屈。对于居民投喂、追赶貉群的行为，他们感到愤怒，强烈指责这些居民对貉群生存的负面干预。对于部分居民对貉群“撕咬宠物”“乱撞人”等无端指责，他们会替貉群感到委屈。一位参与者直言：“一些居民不管好自家宠物，随便散养它们，导致冲突。貉做错了什么？反而要怪罪它们。”

由于貉“天性胆小”，专家、公民科学家们认为由貉主动对人发起进攻的可能性较低，貉群适合生活在人类居住的环境中。他们担心的是由居民不恰當行为引起的人貉冲突，如居民投喂、追赶等。因此，他们对于人貉相处的关系态度倾向于一种“视而不见”，主张貉可以生活在城市社区，前提是对居民与貉群各自的活动空间进行合理规划，要求人们根据“不害怕、不投喂、不接触”原则与貉群“同居”，形成一种相互“视而不见”的关系。

在命名实践中，科学观察与理性认知使貉群摆脱了“野兽”“害虫”的负面标签。在跟踪调查貉群行为的时候，人们使用数字对貉进行命名。数字命名既能保证观察的客观性，避免过多的情感卷入，也能使人貉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杜绝干扰貉群生存活动的行为。

在互动实践中，专家、公民科学家们采用一种非接触的互动方式，即在了解貉群的活动偏好的基础上，通过生境改造来引导貉群活动。正如一位公民科学家所言：“通过前期观察，我们能够看到貉群喜欢哪一类城市环境。那后续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疏离人貉冲突较为严重的地区里的貉群，避免貉群与人们频繁见面。”“生境改造”主要是对食物、水、隐蔽处三个方面进行限制，以促进貉群的分散流动，避免貉群在某一小区内扎堆活动。比如对小区内的河流景观、人造瀑布进行断流，使貉群缺少水源;加强对垃圾回收的管理，定点定时开放垃圾投放站，控制貉群的食物来源;对隐蔽的洞穴数量进行控制，并通过警示牌提醒居民远离隐蔽处。

（三）日常观察

并非所有居民都排斥貉群或乐于对其进行科学观察。如一位居住在底楼的居民，他家的庭院常有貉群“光临”，庭院的一处墙角还成为貉的巢穴，但他从未抱怨或排斥过貉群，甚至还会在朋友圈分享貉群活动。这些热爱动物的居民对貉群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他们从不主动接触貉群，避免干预貉群活动，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观察记录着貉的活动，本文将这一观察方式理解为“日常观察”。

在日常观察中，这些居民从互动范式的视角对貉群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拟人化（anthropomorphizing）解读。如《上海貉帮》一文所言：“看的次数多了，有人甚至能总结出貉族群之间的某种‘鄙视链……总体来看，徐汇和黄浦的貉战力比较强悍，可能和当地饭店多有关”、“……有的貉从小就被家长强迫学习如何分辨慈眉善目的人类，以便乞食，一些居民在小区的花园或公园假山周围常能看到一群貉在‘开会。”①以往有学者批评拟人化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动物，使人们对动物的看法充满感性与不确定性。②但若从互动视角来看待拟人化，则是人们在尊重动物自我的前提下理解动物，并赋予其行为意义的工具。③正如居民将貉群的集群行为理解为“开会”、将其打闹行为理解为“鄙视链”等等。

在对貉群行为的拟人化认知中，居民既没有陷入人貉冲突的恐惧、愤怒中，也没有像科学观察一样避免情感卷入，而是恰当地表现出自己对貉的喜爱。一位居民在对貉的外观描述中说道：“小家伙们长着粗短的尾巴和小腿，一副憨态可掬、萌萌的样子，讨人喜爱呢。”

喜爱貉群的居民对人貉关系的态度倾向于“人貉共享”，他们将貉群视作城市社区居民。正如多位居民所言：“它们愿意留在这里就留在这里呗，又不会影响我们”“只要你不欺负它，它干嘛攻击你。它又不是什么吃人的野兽”“它说不定还能帮助我们吃老鼠呢”。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貉群能够充分享受居民的权利。部分居民认为貉群选择在哪里生活，这是它们的自由，人们只需要尊重它们的选择。

基于对貉群的拟人化认知、喜爱以及共享态度，这部分居民将一些亲昵的称呼赋予貉群，如“小家伙”“小明星”等。亲昵化的命名实践，为貉塑造出友好、可爱的形象，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人貉之间积极的互动实践。一方面，居民会约束、规范自身行为，比如为防止投喂社区流浪猫的猫粮被貉群食用，干扰貉的正常捕食行为，居民会改变投喂方式，不再将猫粮广洒在地上，而是定点定时投喂。另一方面，居民会关注貉群的健康状态，对受伤或生病的貉施以救助，比如将情况上报给林业部门或社会组织。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观察行动中，人们的行为理解、关系态度、情感卷入、命名实践与互动实践各不相同，进而与不同的人貉关系相互对应，如表2所示。在危机观察中，貉群一些正常的生理行为被人们解读为“暴力行为”，使原本的紧张关系更具张力，人貉冲突越发激烈。在科学观察中，人们借用保护生物学的研究方式对貉群行为进行观察、解读，关注貉群在城市社区中的生态位，强调人貉之间的生态关系。在日常观察中，居民通过对貉群行为的拟人化解读，接纳貉群成为“新邻居”，形成互帮互助、各不干扰的邻里关系。

五、观察的积极效应

与深陷人貉冲突、参与危机观察的居民不同，参与科学观察、日常观察的居民与貉群建立起相对和谐的生态关系或邻里关系。可见，观察的积极效应成为人貉和谐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科学观察，人们既生产出有关貉群的生态知识，改变了对貉群的暴力编码，又基于科学理念与多方行动者协商方案，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通过日常观察，人们不仅认识到貉群的“动物自我”，而且认同了貉的道德地位。

（一）科学观察：知识生产与方案协商

S市对貉的科学观察采用“公民科学”形式，邀请当地居民参与到监测貉群的科学活动中。“公民科学”通常指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人员、普通民众参与到科学研究项目中，负责数据收集、处理等。在针对貉群调查的“公民科学”中，居民与专家一道负责安装红外触发相机、为貉带上GPS定位项圈、收集粪便等，以收集貉群的活动信息、轨迹等，并将收集到的信息纳入数据平台，开放给所有参与者、相关机构使用，以帮助人们进行决策。以往研究表明，“公民科学”项目往往具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促进科学教育、提高公民科学素养为目的的实践进路，另一种是以实现社会与科学共同参与政策决策为目的的政治进路。①结合本文来看，针对貉群调查的“公民科学”显然是两种进路的混合。一方面，通过吸引公众参与科学观察貉群的项目，使公众了解貉群的习性、活动特征，破除公众对貉群的恐惧、排斥心理，使公众学会根据“不害怕、不投喂、不接触”原则与貉群“同居”。另一方面，针对人貉冲突问题，专家邀请参与项目的公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公众的声音，确保解决方案的背后既有科学知识支撑也有社会公众的支持。

（二）日常观察：认识动物自我

在日常观察中，居民通过拟人化地理解貉群的日常行为，认识到貉的内在自我。“动物自我”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能动性、统一性、情感性和自我史。能动性是指动物处于与人类的社会关系之中，它们的行动总会被自己与人类所处的各种情况所改变。在日常观察中，居民通过拟人化的方式理解了貉群的能動性，认识到貉除了捕食行动之外，还具有社会行动、教育行动等。自我统一性是指动物具有相对固定的自我边界，能够保证不同时间、空间中的行为具有稳定性。人们通过命名的形式来表示动物自我统一性，如称貉为“小家伙”“小明星”等。这些亲昵的名字表明，无论在哪里貉都具有友好、可爱的形象。情感性是指动物能够体验、表达不同类型的情绪。在访谈中，居民表达了对貉情感能力的解读。在专家将“貉攻击宠物犬”解释为貉的“护崽”行为时，大部分居民不仅不再抱怨，还感叹“护崽”行为背后的“母爱”“亲情”等。自我史是指动物自我具有连续性，过去的行动、情感都会融入自我之中，并进一步被保存在相对稳定的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中。擅长日常观察貉群的居民将长期与貉相处的历史固定成为一种“邻里关系”。总之，通过日常观察，居民与貉群保持着一种“不接触”的互动，通过非语言交流，居民认识到貉的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城市环境的复杂性、非人类动物的能动性，单一的观察行动并不完全适用。对于既参与科学观察又热衷于日常观察的居民而言，他们同时受益于通过科学观察获取知识与通过日常观察理解动物自我，进而践行着一种自觉的共享模式：既能掌握一定的有关貉群的生态知识，自觉保持与貉群的距离，遵守“不害怕、不投喂、不接触”原则与貉群“同居”;也能在日常生活中与貉群建立情感和文化联系，认识动物自我。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言：“在项目中对貉进行观察和我平时观察貉是两种不一样的角度。在项目中，我们要对貉的照片、活动信息进行整理，这要求我们保持理性。从中我也明白了不投喂、不接触它们的道理，因为它们与我们一起生活，是存在生态关系的。在项目之外，我也喜欢在平时观察我们小区里的貉在干嘛，它们也有灵性，可聪明呢。我们小区人也是非常好，能够让它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哦。”

结 论

若以行动者的视角重新审视非人类动物，它们不再仅仅是一种被管理和利用的生物资源，而是具有能动性且能与人们发生互动的行动者。②本文通过理解“观察动物”行动，分析非人类动物融入人类社会的具体过程。“观察”与“凝视”两个词都可以表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但二者内涵存在天壤之别。“凝视”带有不平等的审判、监督的意味，是权力机制的核心。多位研究者提出，要摆脱“凝视”带来的权力审视，采取一种对话互动的策略。①这已经改变了“凝视”原有的含义。于是本文提出超越凝视，采用“观察”一词。“观察”意指人们对附近的生活世界保持高度敏感。在“观察”过程中，人们不断理解他者的行为，并卷入情感与付出行动实践。

研究发现，人们对动物的观察行动丰富多样，具有不同的行为认知、情感卷入和行动实践，进而产生不同的效应。深陷冲突漩涡中的居民在危机观察中将貉群行为“暴力化”，对貉群时刻保持监视。参与科学观察的居民，根据动物行为学研究范式对貉群行为进行解读，关注人貉之间的生态联系。参与日常观察的居民在平常生活中留心动物的活动，采用“拟人化”来理解动物行为。科学观察与日常观察的积极效应，成为缓和人貉冲突、提供居民对动物的认知的关键。通过科学观察，人们生产出有关貉群的生态知识，参与协商动物管理方案，改变对貉群的暴力编码。通过日常观察，人们认识到貉群的“动物自我”，认同了貉的道德地位。由此可见，在作为视域的“附近”中，“观察”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视觉感知，也会促进信息流动、情感关联，进而引导行动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动物的观察行动并非随机的。施洛斯伯格（David Schlosberg）提出，视觉政治（Politics of Sight）意味着人们的视觉具有政治性，因为观念、文化、政策决定了人们所能看见和不能看见的东西。②正如工业社会原本所崇尚的“自然-文化”二分的价值观将人们与动物的关系隐藏起来，使得人们严格划分了居民生活与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这说明，动物之所以能够摆脱“隐身”状态，被城市居民所注意与观察，与社会因素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后续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究与观察行动相关的社会因素。

总之，“后人类”思潮在质疑人类中心主义、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解读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关系。拉图尔等人将能动性赋予非人类动物，使其成为处于社会网络链条之中的行动者。非人类动物开始以全新的姿态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这不仅有利于看见非人类动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有利于对现有社会学概念进行反思，从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视角增强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这意味着，与将他者放置于审视、监督之下的凝视相比，构建和谐、友善的社区更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的附近“视域”中，与他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观察。

责任编辑：胡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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