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斯提比文 魏琛译

[摘 要]生態语言学的跨学科属性集生态、认知、叙事与语言学为一身。文章旨在从传统叙事中发掘故事，对其进行结构化叙事改述，摈弃旧叙事的破坏性力量，倡导新叙事的有益性功能。作者首先统一了已有文献中关于“叙事”的术语，同时从生态与认知的视角重新考量了“叙事结构”“叙事文本”，分别将其定义为“叙事结构是人们头脑中的故事，涉及一系列在逻辑上相关联的事件”以及“叙事文本是一种特定的口头叙述、书面作品或其他表达形式，它叙述了一系列时间和逻辑上相关的事件”;而后重点阐述了“自我、生态与起源叙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倡导人们摒弃金字塔型的“人类中心论”模因，倡导生态互联型模因，人类应以更谦逊的态度来看待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世界环境之间的生态联系。作者坚信，经过认知叙事改述过的、存储于人们头脑中的故事不仅可以影响人们思考和谈话的方式，还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而思考人类与其他物种和世界环境以及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人类与其他所有物种的福祉，而且理应成为生态语言学的新分析范式和研究方向之一。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认知叙事;叙事结构;叙事文本;生态叙事

一

中篇小说《雷云之子》（Son of the Thundercloud）讲述了一个被人们遗忘的传统故事的时代：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生活时，地球是绿色和肥沃的……讲故事的人走遍全国，向人们讲述故事，传播欢乐和希望……但当讲故事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杀害时，人们慢慢忘记了他们所听到的……并允许自己的大脑接受黑暗。因此，干旱来临便成为人们拒绝快乐故事而接受黑暗故事的结果。①

这部中篇小说由伊斯特琳·基尔（Easterine Kire）创作，她是印度东北部纳迦兰地区安加米族（Angami）的一位获奖作家。显而易见，上面摘录的欢乐故事秉承口述文化的传统叙事，将知识传递给后代，告诉他们如何在当地环境中可持续地生活;②而黑暗故事则是工业文明的故事，它导致人们被贪欲控制，从而破坏环境。

《雷云之子》借鉴了纳迦（Naga）传说，以一种向当代人讲述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形式呈现了这些传统叙事。①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神话故事，修正并充分利用了经典的“英雄之旅”结构，②主角贝利因干旱和饥荒而被迫离开村庄，开始了一段发现和转变之旅。有一个主题将旅程中所有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水——“你能找到的最纯净的生命形式”。③起初，有一场持续数百年的严重干旱，后来雨水归来生态便得以迅速恢复。有一条被村民们称之为“母亲”的河为人们提供食物，一种“‘暴雨怪兽会摧毁房屋和田地”，④雷云之子自己也由雨滴孕育。这个故事将水、人类与生态系统的繁衍和繁荣、气候变化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它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当传统文化被忽视、人们变得贪婪或充满仇恨时，生态灾难便会降临。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充满力量，是因为它的叙事结构——一系列事件，它们将前因后果联系起来，让读者提取其中所传达的信息，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

叙事是《雷云之子》最有力的故事形式。正如达尔斯特伦（Dahlstrom）所指出的那样，叙事在“动机和兴趣、分配认知资源、细化并将其转移到长时记忆中”均有积极作用。“有鉴于此，叙事认知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思维的默认模式，其结构指向现实”。⑤叙事将人物、事件和地点交织在一起，描述其间的意图和动机，将前因和后果以及行为和结果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从生态角度来说，叙事可以传达伦理和表述责备。它用鼓舞人心、令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方式来达成这一切。

不同的理论家以多种方式使用“叙事”（narrative）、“故事”（story）、“情节”（plot）、“寓言”（fabula）、“叙述”（narration）以及“文本”（text）等术语，但通常的做法是将叙事的底层结构与其作为特定文本的表现形式分离开来。就本文而言，“叙事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这一术语用于表示系列事件之间的基本框架（basic scaffold）及其逻辑联系：

叙事结构是人们头脑中的故事，涉及一系列在逻辑上相关联的事件。

与本文所列其他类型的故事一样，叙事结构被认为是认知的，⑥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之中。它们还可以作为社会认知广泛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形塑主流世界观方面起作用。术语“序列”（sequence）表明事件之间所具有的时间联系;“事件”（event）则表明采取行动的地点、主角及其经验。⑦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需要读者在叙事推理过程中推知（infer）。

叙事结构可以非常简单。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下述文字是一个包含两个事件的结构：

一年半前，我不和任何人说话，除非确实必要，但后来我找到了说话的理由。⑧

这两个事件发生在一个序列中，通过以不说话为对立面，然后有说话的理由（即气候变化），使二者在逻辑上联系在一起。

在另一次演讲中，桑伯格再次使用了相同的叙事结构，但文字不同，细节也略有不同：

后来我被诊断为……选择性缄默症。这基本上意味着我只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说话。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之一。①

除了“我”和“说话”之外，这段话里的每一个词与前一段都不同，但它仍然具有相同的底层结构。本文使用术语“叙事文本”来描述隐藏在这类文本背后的底层结构：

叙事文本（narrative text）是一种特定的口头叙述、书面作品或其他表达形式，它叙述了一系列时间和逻辑上相关的事件。②

叙事文本有多种类型，科汉（Cohan）和夏尔斯（Shires）只列出了其中的一些：“小说、短篇故事和电影……还有报纸、广告、历史、神话、信件、轶事、笑话、大众娱乐和公共仪式。”③作为认知结构而非语言结构，叙事结构也可以在其他传达模式中表现出来，比如视觉图像、手势或音乐。为方便起见（并遵循惯例），本文使用“叙事”一词来指代叙事结构及其在叙事文本中的表现。

敘事结构可以很简单，也可以极其复杂和精细（intricate）。它们可以像昙花般短暂地出现，然后被人们遗忘;也可以反复出现，进而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中回荡、产生共鸣。比如有一种特殊的叙事，即被民俗学家称之为“ATU328”的“男孩偷走了食人魔的宝藏”。达西瓦（Da Silva）和特拉尼（Tehrani）利用系统发育分析，④将这种叙事追溯到“深入印欧史前”的数千年前，其影响出现在诸多欧洲文化之中，例如《杰克和魔豆》（“Jack and the Beanstalk”）这类常见的童话故事就符合这一叙事结构。

本文将使用小写字母来象征（indicate）叙事结构，比如我们使用“jack and the beanstalk”来代表这一认知结构，莱科夫（Lakoff）称之为“助记符”（mnemonic）。⑤该结构代表存在于“知道故事”的众人记忆之中的、具有时间和逻辑关联事件的基本框架。诚然，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版本，而且记忆永远不可能完美，因此存储在人们脑海中的确切细节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讨论这些叙事结构之间的原型性（prototypical）却是可能的。

“jack and the beanstalk”的原型叙事结构（prototypical narrative structure）始于杰克和他母亲的故事。他们很穷，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卖掉奶牛。杰克用奶牛换来了魔豆，愤怒的母亲将魔豆扔出了窗外。它们长成了一棵巨大的豆茎树，杰克顺着树茎往上爬，却发现一个巨人正打算吃掉他。杰克偷走巨人的金银财宝，并杀死了他。后来他变得非常富有，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对这类叙事结构中所包含的事件序列的简要总结，区别在于具体的叙事文本将由不同细节填充。叙事文本可以是特定的书籍、电影或现场讲故事等形式，如同汉尼（Hanne）所指出的那样，⑥书面形式与以时间为序列的口述传统截然不同。约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1892年的版本使用了这样的开头和结尾：

（开头）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寡妇，她有一个独子叫“杰克”，还有一头牛叫“米克·怀特”。①

（结尾）杰克和他的母亲变得非常富有，他娶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②

叙事文本增加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被视为“卫星”，因为它们对正在展开的故事并没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③至于奶牛叫什么名字、杰克是否娶了公主都无关紧要，而豆茎树生长等“核心”事件（kernel events）对故事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卫星元素（satellite elements）可以“对叙事的意义和整体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并赋予“一部作品以力量和意义”。④

对生态语言学而言，叙事中潜在的信息或道德判断才是特别重要的。这些信息或道德判断可被提取出来，独立于叙事之外，并可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本文称之为“叙事蕴涵”（narrative entailments），它被视为叙事结构的一部分，就像隐喻蕴涵（metaphorical entailments）是隐喻结构的一部分一样。

在童话故事中，叙事蕴涵有时可从其叙事文本中明确提取出来。例如，《野兔和刺猬》（“The Hare and the Hedgehog”）写道：“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无论他有多伟大，任何人都不应该纵容自己嘲笑地位更低下的人。”⑤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其蕴涵义是隐性的，需要读者根据提示和线索提取。正如麦钱特（Merchant）所指出的：“文献中的意象可以在文化中起着规范性作用。意象（images）控制可以用作道德约束或道德制裁——就如同微妙的‘应该或‘不应该一样。”⑥

安德鲁·兰（Andrew Lang）版本的《杰克与魔豆》中有一个仙女，她给了读者一个强烈的暗示，告诉读者应该带走什么。仙女告诉杰克：

你表现出求知欲、勇气和进取心，因此你应该站起来;当你爬上豆茎树，你就登上了财富的阶梯。⑦

如果说这里的垂直隐喻（verticality metahpor）将“攀爬”映射为“进取心”，将“上升”映射为“成功”;⑧那么，从“阶梯”到“财富”的隐喻便固化（entrench）了个体通往物质财富的途径这一主导故事。

一些蕴涵可以显性地提取出来，而另一些则需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暗示出来。在“jack and the beanstalk”的叙事结构中蕴涵的意思便是：（我们）可以伤害那些与我们不同的、邪恶的人，窃取其财富，进而迈向金钱所带来的幸福之路。读者可以根据生态哲学观来分析、判断其潜在的叙事蕴涵。本文的生态哲学观呼吁关注所有人的福祉，关注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以便在降低总体消费的前提下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上述故事的再分配仅仅实现了从以前的富人到现在的富人的变化，而未触及、也未消除杰克那贫穷的邻居这一深层问题，一切如旧。重要的是，我们应将读者视为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他们能有选择性地为自己提取故事所蕴涵的隐性内容，接受或拒绝故事或显性或隐性地鼓励他们接受其中蕴涵的内容。

麦克拉伦（McLaren）使用了“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这一表述，即“我们自述的那些塑造我们世界的、令人恐怖和狂喜的故事”。①他认为，“如果叙事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叙事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对我们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的”，因为“叙事可以成为社会转型的政治性促动因素”。为此，他提出一种他称之为“批判性叙事学”（critical narratology）的教育理念（pedagogy），质疑了“社会中‘金贵的帝国叙事或权威叙事存量（magisterial narratives）”。②

批判性叙事学不会试图禁止诸如“jack and the beanstalk”之类的文化叙事，这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它鼓励人们对叙事的潜在蕴涵进行批判性认识，将其与替代叙事进行比较。关于“jack and the beanstalk”的另一种叙述可以在儿童读物《吉尔在杰克爬豆茎树时做了什么？》（What Jill Did While Jack Climbed the Beanstalk）中找到。③在这个故事中，杰克有一个妹妹叫吉尔，她也收到了魔豆。她种下魔豆，收获了大量的豆类食物，不仅养活了一家人，而且还与朋友和邻居分享了食物。这克服了传统叙事的负面蕴涵，倡导为更广泛的社区而非个人财富获取收益的模式。就“垂直”这一术语而言，它赞美的是与肥沃土地之间的亲密接触，提升共享的覆盖面（horizontality）。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灰姑娘的解放者》（Cinderella Liberator）中讲述的灰姑娘的故事也具有类似的结尾，当凶残的姐妹们意识到：

如果你能恰当地分享，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足够的爱、足够的家、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蜡笔，人们便可彼此成为朋友。④

倡导共享的蕴涵与本文的生态哲学观交相共鸣，因为通过节约资源可以促进福祉和保持最低限度的环境消耗。复述主流叙事确实具有使其重获新生的重要生态潜力，克劳利（Crowley）和彭宁顿（Pennington）也曾描述过于强调规定性或再确认带来的陷阱，⑤这无法真正颠覆原型带来的刻板印象。诚然，不管故事的新版本是怎样的，若要受欢迎并得到传播，甚至取代原有的故事，它都需要像之前的版本那样生动、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寻找值得信奉和践行的新叙事的另一种可能，便是使用传统的讲故事技巧来创作新的叙事，用以讲述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短篇小说集《敲门声》（Knock at the Door）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其中包含了数十个“艰难时期的现代民间故事”。⑥这些叙事有助于读者思考其需要做出的改变，以超越“一種推动不平等、摧毁精神家园并侵蚀支撑我们生命的生态系统的经济体系”。⑦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在小说集前言中写道：

故事是理解世界的最古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人类的想象力极为重要，当我们试图过上美好生活，与此同时又似乎在破坏这个世界时，它却转向探索人类遭遇的种种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或更令人鼓舞的了。①

简·迪安（Jan Dean）的《魔术师之家》（“The Magicians House”）是这些现代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它有力展示了隐喻和叙事结合的强大之处。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吉尼特（Genet）为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而与一名魔术师签订了一年零一天的劳务合同，工作的内容只是为房子点上灯以保持明亮。房子很小，工作很容易。然而，当房子的数量突然开始呈指数级增长时，记涅必须马不停蹄地为不断出现的新房子点灯。房子数量增长飞快，很快就遍布世界，而所点灯火的热量融化了南北两极的古老冰川。合同期到了，当记涅想要离开时，故事的最后一句却写道：“可是，她没有做到。因为现在房子就是所有一切。”②

在这个叙事中，一年零一天里发生了一系列逻辑上相关的事件：从合同的签订到房子的数量不断翻番，再到记涅最后无处可去、试图离开。处在逐渐融化的极地之中的房子，其意象是一个线索，说明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魔术师房子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关于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自然世界侵蚀的隐喻。它生动地说明了有限行星上的指数增长所带来的后果，从而将长时段尺度上发生的复杂过程简化为一个易于想象的、简单事件序列的结构。

对于“the magicians house”叙事结构的隐喻分析可以采用与普通隐喻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不同之处在于：其使用的不是源框架（source frame）而是源叙事（source narrative）。源叙事将工业增长的目标域结构化。在上述叙事隐喻中，记涅映射到被剥削的工人，房屋映射到工业文明，房内所点之火导致的两极融化映射到人为气候变化。这个隐喻蕴涵着工业文明的指数增长摧毁了地球上的生命。叙事和隐喻通常以这种方式协同工作，迈克尔·汉尼（Michael Hanne）的一系列作品对这两种语言手段的融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③

叙事结构是发生在一个序列中的逻辑关联事件的骨架，但也正是叙事文本充实了细节、使之生动起来。如果叙事文本足够生动和有力，那么听众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在从这些事件之中汲取他人的经验。安妮特·西蒙斯（Annette Simmons）描述了“个体经验如何传递深层次理解，使人产生真正的同情心”，例如让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里工作，然后要求他们坚持为供应商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然而，当个体经验的传达不可行时，叙事文本便会接过接力棒、提供最好的他者经验，西蒙斯将故事定义为“以足够的细节和感觉来叙述重新想象的体验，使听众的想象力将其视为真实体验”。④

叙事拥有的力量之一便是能够让人们想象其他人和其他物种的生活经历。正如赫尔曼（Herman）所描述的那样：

叙事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用以模拟非人类他者经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强调他们所经历过的碎片化或被彻底破坏的利害关系。⑤

因此，叙事可以非常有效地凸显（salience）在当代话语中经常被删略（erased）的自然界元素。马丁·李·米勒（Martin Lee Mueller）的《成为鲑鱼，成为人类》（Being Salmon， Being Human）一书便是这样的绝佳例子，该书凸显了动物的生活经历。作者在前言就已明确提出这一目标：“我们正处于一场系统性的生态屠杀之中……是时候放弃将人类置身其外（humanity-as-separation），同时也是时候促使与我们过去所信奉和践行的信条完全不同的故事呈现（emergence）了。”①米勒为寻找我们所信奉和践行的新的生活故事做出了贡献，他首先批评了鲑鱼产业的表征形式：

（生态学术语）“生物量”是渔场定义鲑鱼的方式。（生物量）是一个具体等式的代名词：生物等于肉;肉等于质量;质量等于数字;数字等于经济表现。②

然后，米勒从关于鲑鱼的民间故事中汲取素材，如美洲土著人的故事《鲑鱼男孩》（“Salmon Boy”），致力于从中寻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叙事。神话故事《鲑鱼男孩》讲述的是一个男孩违反了与鲑鱼的协议，对它们造成了伤害，但当他溺水时，鲑鱼不计前嫌仍将他救起来。之后鲑鱼更是把男孩当做贵客，在它们的水下庄园以礼相待。回到社区后，男孩呼吁村民们尊重鲑鱼。③米勒在谈到这个故事时说，它“开启了听众的体验，使其融入充满生机的地球”。④他描述了故事中的鲑鱼如何扮演老人的角色，通过让男孩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生物造成的影响，帮助男孩获得成熟的观念。米勒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故事使得那些将鲑鱼视为“资源”或“存量”的想法变得难以置信。总而言之，在叙事中将时间和逻辑联系以及生动的意象描写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将破坏生态的行为与其对世界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传达了促进环保行为的隐喻蕴涵。

除了借鉴本土故事外，米勒还创作了自己的微叙事故事（micronarratives），用以推动其向新故事的转变。《鲑鱼成长记》（“Being Salmon”）便是其中的一篇，它追溯了雌性鲑鱼从出生于溪流中到返回大洋的成长历程。故事生动地捕捉到了雌性鲑鱼第一次遇到海水时的情景：

她关注着其他鲑鱼。她的眼睛，她的舌头，她的侧线，她肌肉发达的鳍……她的感觉在她的神经系统之间来回流动，周围的河流以及一切的一切……她颤抖的肌肉，她的鳍，她的鳞片，有东西在她的神经网络呼啸而过——触及整个跳动的身体的边边角角：盐！⑤

故事密切关注鲑鱼的心理和身体体验，帮助读者切身感受到另一个体的思想、感觉和身体体验。这里有一个“注意”（attending to）的心理过程，即上面关于身体部位的一系列词语，其中最有效力的是使用了连续的动词现在时“流动（来回）”、“颤抖”、“呼啸而过”和“跳动”。这些动词生动地捕捉到生命體血肉之躯内的律动过程。赫尔曼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叙述手法（writing）在创造超越人类体验的同理心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描绘非人类动物的瞬间体验的故事中，可叙事性（narrativity）常常从想象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智能生命体是如何建构世界的过程之中浮现出来，以及通过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参与，反过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和非人类经验之间的关系。①

口述故事拥有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所创造的叙事文本不仅包括文字，还包括语调模式、手势以及与观众和场地之间的互动。南森（Nanson）这样写道：

在讲故事的时候，讲故事的人和听众之间，听众与听众之间，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和他们所处的场所之间，编织起一张相互连接的网络。如果这个场所是户外，那么它与其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界的方方面面都有联系。②

虽然口述故事在工业社会中早已被书面叙事（writing）所湮没，但越来越多的口述故事者正在用他们的口头叙述技巧挑战工业文明的主导故事，以期推广那些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更具生态效益的故事。③南森描述了这些故事讲述者是如何使用口述故事来“弥合现代社会与自然疏远的沟壑，并用植根于生态平衡、社区共益和同理心的价值观来平衡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逻辑”。④

南森的一个故事是《信鸽》（“The Passenger Pigeon”），这是一个关于灭绝的故事，试图为它的主人公——一个完整的物种创造共情感。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信鸽曾经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北美所有鸟类中可能有40%是信鸽。早期的欧洲定居者惊讶地看到如此庞大的鸟群，延绵数百公里，里面有成千上万只鸟。⑤

故事紧接着描述了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信鸽被猎取、被残杀越来越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般的行为（mechanised）。故事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直到只剩下一只。他们叫她玛莎……她于1914年9月1日下午1点去世。随着她的死去，曾经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信鸽灭绝了。玛莎的尸体被……塞满填充物并放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展出。她至今仍被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⑥

这个叙事结构的基本架构包括：（1）时间序列：从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到现在;（2）数量序列：始于大量的鸟，终于最后一只鸟的死亡;（3）因果关系之间的逻辑序列：陈述了信鸽数量减少，直至灭绝的原因。然而，叙事文本却超越了其嶙峋的骨架，以生动的血肉传达了这些事件，唤起人们对鸟类的同情，提醒人们不要让曾经的生态灾难重蹈覆辙。

要想创造出生动的形象以还原出像“灭绝”这类抽象的概念困难重重，但南森却借鉴了自然学家约翰·J. 奥杜邦（John J. Audubon）的证词，后者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信鸽走向灭绝。以下段落的叙事通过视觉、声音和嗅觉中的明喻和感官形象让听众在脑海中如临其境般见证上述事件：

他（奥杜邦）说，天空中到处都是鸟，中午的太阳像日食一样暗了下来。鸟粪像雪一样从天而降，那么多翅膀拍打的声音淹没了他的感官……里面的气味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降落在树上的声音像雷声，他们的求爱声像铃声……

叙事文本通过一组“杀戮”的动词来象征信鸽数量的锐减：杀死（killed）、被猎杀（hunted）、被摧毁（destroyed）、被屠宰（slaughtered）、被抹杀（obliterated）、被射杀（shot）和被射下（shot down），这些动词暗示着行为发出者的蓄意之举。它还包括了行为操作中涉及的一组技术，如枪械、捕鸟网以及作为屠杀工具的机枪;电报作为协调活动的一种方式;铁路则把这些信鸽带到市场。这类词汇集合以及“例行公事化”一词则触及一种技术性的叙事框架，将其与杀戮和灭绝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叙事挑战了工业国家的主流故事，即技术进步是一种纯粹的商品。诚如南森所说：“我所介绍的这个故事，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表达上，都表明了我们对失去这种生物的哀悼，以及我们对导致这种灭绝事件发生的发展模式的质疑（challenge）。”①

叙事文本最有可能唤起同理心的一个方面便是它以何种方式结束：聚焦最后一只信鸽——玛莎。她的名字、她的生活细节（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生，活了多久）以及她死亡的精确时间——“1914年9月1日下午1点”，这些非同寻常的凸显都赋予其鲜明的个性。

除文字之外，这种叙事文本的口述表现形式还包括语调、停顿、手势、眼神交流以及与听众的互动。南森描述了他是如何在写到“这是最后一次有人开枪或看到野生信鸽”这几个字之后停顿下来（pause），陷入沉思，以纪念历史上的这一时刻，然后在“被捕获的信鸽一只接着一只死去”后戛然而止。②

像这类灭绝叙事的力量在于，它们可以浓缩一个抽象的、在很长时间内发生的过程，并通过让听众在想象之中有血有肉地体验具体的关键事件（key events），唤起听众对整个物种的同理心。正如海斯（Heise）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多样性、濒危物种和灭绝事件的本源是文化问题，是一个我们应该重视什么以及我们应该讲述什么样的故事的问题”。③

总而言之，生态语言学家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在工业社会中广为流传并塑造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旧叙事。更重要的是，寻找我们信奉并践行的新叙事，这些新叙事可以是新写的，也可以是从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口头叙事中提取的，它们的生命力很强（sustainably），已经在当地存在了成百上千年。正如马驰拉蒂（Machiorlatti）所描述的那样，“土著居民的许多传统口头叙事直接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即所有造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具有广泛的循环性波动和对生命、关系、转化与复甦的表达”。④一旦发现了有益性叙事（beneficial narratives），它们自身便可得到升华，融入教育、政治、政策或竞选的话语中，为我们提供可信奉和践行的新故事。①

二

202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题为《为保护我们的星球，我们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者转变为以生态为中心的领导者》。②该文的叙事从地球所面临的麻烦开始，然后辨识其原因——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故事，这些故事都将人类视为处于“独立的、占主导的、优于自然的”地位，而自然则成为人类“购买、出售、提取和利用的商品”。最后，它明确了未来的解决方案，即领导者应采用“以生态为中心的心态——我们应感激和尊重自然，而不是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一叙事方式使用了问题/解决方案结构将两类事件联系起来：一类是当前发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者的实践），另一类是未来发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实践）。在践行过程之中，它在主流经济学中为自然界的内在固有价值发出了罕见的呐喊声。

除了本文的叙事之外，还有一个以可视形式表征的叙事图：如图1所示，左边是一个金字塔，位于顶端的是人类，下面是其他动物;图的右边是一个圆圈，人类和其他动物在一起。事实上，这张图是一种常见的互联网模因图，以稍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许多网站上，图1是其中一张。

图1的视觉设计是一种经典的新-旧信息结构（a classic given / new structure），③其中左侧的旧信息是假定观众应该熟悉的、现有事态;右边的新信息才是“问题”与“要点”所在，是一种新发生的或备受期望的事态。这个模因中的旧信息是“自我”（Ego）一词及其金字塔形象，代表以人类为中心的等级结构故事，其支撑体系是工业文明;而新信息是“生态”（Eco）一词及其圆圈结构，代表着我们寄以希望的、未来的生态文明形式。左侧的人类位置处在金字塔顶部，是遵循了垂直隐喻“向上是优越的”逻辑形式;右侧圆圈中人类所处的位置则颠覆了上述的逻辑，因为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完全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在克雷斯（Kress）和范利文（van Leeuwen）的术语体系中，两者之间的箭头表示的是一个向量（vector），它通过在序列中连接两个事件来实例化（instantiate）视觉叙事。④然而，即使没有箭头，它仍然可以是一种叙事表征形式（narrative representation），这是因为新-旧信息结构提供了时间和逻辑连接。

在图像搜索引擎中，使用检索式“生态—自我—模因”可以检索到不同版本的模因。比如图2中表征的模因下面会出现另外两幅图像：左侧是一片被摧毁的土地、干燥的沙漠，右侧是一片绿土、生机勃勃的动植物。该视觉叙事（visual narrative）传达了与上文相似的信息：“为保护我们的星球，我们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者转变为以生态为中心的领导者”。而在另一个版本（图3）中，模因出现在金字塔下方左侧，同时引述了《创世纪》（1：26），内容如下：

（让人类）统治海洋中的鱼类、空中的鸟类、地球上的所有野生动物以及所有爬行动物……

这里重复使用了词语“over”，该词与人类在金字塔顶部的物理位置具有相同的垂直隐喻结构。右侧圆圈下方引用了物理学教授劳伦斯·麦克斯韦·克劳斯（Lawrence Krauss）的一句话。（见图2）

你体内的每个原子都来自爆炸的恒星……所有对进化和生命至关重要的东西……都是在恒星的热核熔炉中创造的……

以韩礼德（Halliday）的“出发点”来审视，第二个引语的主题（theme）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里指读者身体中的原子。然而，“进化和生命”的表述则隐含着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因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起源于恒星。当模因中引用了《圣经》和科学家的言论时，其从关于生命和宇宙起源的根深蒂固的叙事中汲取了力量，这些叙事在潜在地（potentially）塑造人类与其他物种和物理环境的关系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这些更深层次的叙事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在《创世纪1》关于创世神话的叙事中，有一系列清晰的事件，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temporal order）發生，通过列举每日的创世事件，该叙事的时间性得以强化。简而言之：在第一天，首要的事件是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是光和第一个昼夜;第二天，创造天空和水，然后是陆地和海洋;第三天创造草、草地和树木;第四天创造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创造海洋生物和鸟类;第六天创造陆地动物，然后是他心目中的人类，接下来上帝授予人类对动物和地球的统治权。然后，他给人类种子植物和果树，为人类提供食物，并将绿色植物提供给其他生物作为食物。

叙事结构在不同的叙事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充实，从最初的希伯来语版本到数百种语言的不同译本，再到戏剧、电影或图画书中出现的，其叙事实际上都具有相同的底层结构。比如，《创世纪》（1：28）就有以下两个版本：

新国际版：“填满地球，征服它。你要管教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和地上一切活动的活物。”

詹姆斯国王钦定版：“补充并征服地球：统治海洋中的鱼类，空中的飞鸟，以及地球上一切活动的生物。”

它们使用了不同但同义的词语来描述相同的叙事结构（填充/补充;规则/拥有支配权;鸟类/家禽;生物/生物;地面/地球）。

与所有的叙事一样，这些都引出或凸显了不同的叙事蕴涵。从人类最后被创造出来的时间序列来看（即以叙事结束为焦点），可以引出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的必然性。事实上，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唯一存在，是唯一被赋予统治其他造物的权力的存在。在一篇经典论文中，林恩·怀特（Lynn White）认为“基督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以人类为中心的宗教”，①因为“上帝计划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和统治;物质创造物中的任何物品都没有任何目的，只有服务于人类的目的”。②怀特对比了创世叙事与早期异教徒关于自然精神的叙事，认为自然精神必须得到考量和抚慰。他总结道：“通过摧毁异教万物有灵论（pagan animism），基督教使人们有可能在对自然物体的漠不关心的情态下利用自然。”③

不足为奇，怀特的强式观点在其发表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引发了大量的争论。④查尔斯·卡莫西（Charles Camosy）则表达了一种迥异的观点：

《创世纪1》和《创世纪2》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亲动物文本（pro-animal texts）之一。非人类动物和人类是在同一天被创造的。两者都具有生命的气息。上帝命令人类吃植物……的确，在圣经叙事中，上帝允许诺亚及其后代（适当）吃肉，这明显表明原罪发生在创造秩序之后。⑤

卡莫西含蓄引出的关键蕴涵（key entailments）是：（1）人和动物是平等的，因为两者共享生命气息，是在同一天创造的;（2）基督徒应该以植物为食物。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卡莫西将《创世纪》描述为一种有益性叙事（beneficial narrative），因为它倡导了以植物为食物之基的生活方式，而怀特则将其描述为一种鼓吹人类例外论的破坏性叙事（destructive narrative）。然而，两者都具有促进生态意识（ecological awareness）的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使用创世叙事（creation narrative）的目的显然不同于上文：用其否认气候变化。在2017年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的一次演讲中，他重申了之前的主张，即气候变化的既定科学是“绝对的垃圾”。他将气候变化描述为一种新的宗教，“我们为气候之神牺牲了工业和生活水平”，因为社会已经“忘记了《圣经》中关于人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并负责征服地球及其所有生物的内容”。①这表明宗教故事是如何深深地根植于文化背景之中，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浮现出文化之表，进而实现有益于生态或破坏生态的目标。

诚然，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创世神话需要探索。阿莉达·格尔西（Alida Gersie）的《地球故事：變革时代的故事讲述》（Earthtales： Storytelling in Times of Change）提供了有用的资源，②因为它汇集了来自土著和传统社区关于生态问题的故事和神话，描述了叙事可以在教育中实际使用的方式，开拓了新的思维方式。该书以“地球是如何形成的”（“How the Earth was Made”）为开始，复述了夏安人（Cheyenne）的创世神话。这个神话与《创世纪》的创世故事有一些相似之处：有一个创造者，伟大的灵魂马休（Maheo），起初他处于一无所有的黑暗中，但后来他创造了咸水，然后是鱼，然后是生活在水上的鸟。然而，与《创世纪》不同的是，鸟类不仅是被动“创造”出来的，而且承担了激活者的角色。它们是言语创造过程中的发言者（Sayers），与马休交谈，要求在土地筑巢。然后，它们被进一步激活，成为“飞行”“寻找”“潜水”“游泳”等物质创造过程中的代理角色，在帮助马休创造土地的同时带回物质。最终他们找到了泥土，巨甲鱼奶奶把泥土放在背上，这便成了陆地。在此之后，马休创造了人类，之后，陆地动物才会出现。将创世的代理权授予鸟类和海龟，将创造人类置于中间而不是序列的末尾。这都表明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一个更卑微的位置，进而否认了人类是最后被创造出来的或者似乎是进化顶峰的故事。正如吉尔德勒斯（Gilderhus）所说，在《创世纪》的故事中，“上帝是独立的，并未从其创造物中得到创造性协助”。“上帝是神圣的”，而在夏安人的叙事中，“所有生物都参与了创世的过程，这赋予所有事物以神圣性”。③

关于宇宙起源的科学叙事同样可以接纳批判性分析，其原因在于宇宙的历史是浩瀚的，它们必然会选择聚焦特定的事件。“大爆炸”是一个明显的起点，但从那时起，宇宙向各个方向扩张了140亿年，因此其叙事可能会局限于特定的太阳系、特定的行星，以及一系列日益复杂的生命形式的进化事件。而叙事的终点让人尤为感兴趣，是因为它与特定种类的动物、现代人或人类文明的出现密切相关吗？还是与人类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对未来更具生态敏感性（ecologically sensitive）的文明形式的期望密切相关呢？

《生活科学》（Live Science）网站上的《文明大爆炸》（“Big Bang to Civilization”）是一个不错的例子，④它在标题中就已明确了起点和终点。在“大爆炸”之后，它描述了以下事件：恒星的形成、太阳系、有机分子、真核生命、恐龙统治地球的时期，然后是流星撞击导致了它们的毁灭。接着该文写道：

但在地下挖洞的小型绒毛类哺乳动物幸存了下来。它们一直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之中，但随着恐龙的消失，它们现在可以茁壮成长。它们成为地球的新统治者。最终，哺乳动物进化为灵长类，然后是类人猿，然后是原始人类，最后是人类谱系——人类的诞生。①

词语“had been”“now”“been”“new”“finally”“then”“finally”都是时间标记词（temporal markers），它们将事件连接至一个序列之中。“哺乳动物谱系进化为灵长类”这一表述删略了除继恐龙之后进化的灵长类之外的许多其他类别的哺乳动物，而事件序列则表明人类是所有进化物种中的最后一个物种。除此之外，“地球的统治者”一词建立了一种自然的等级制度，其蕴涵的意思便是人类最终处于顶端。而“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这两个词语与《创世纪》故事某些版本的措辞则遥相呼应。

如果起源叙事随着现代人的进化而停止，那么就有可能得出这样的推论，即人类是在一系列日益复杂以及“更好”的生物体中进化而来的最终物种。事实上，《文明大爆炸》一书写道：“生活在东非，在多巴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人类似乎是智人的一个崭新而更优的版本。”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2020）的一个教育项目通过设置隐喻“进化是阶梯”（这个也是垂直隐喻）来专门对抗这类蕴涵的引申，但随后用层次较低的“进化是一棵树”代替了它：

人们很容易将进化视为一个巨大的进步阶梯，智人处于顶端。但进化却是一棵树，不是一条阶梯——我们只是树上众多树枝中的一支。③

在人类出现之后，《文明大爆炸》描述了人类早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出现。然而，它试图通过选择性地列出一系列特征来阻止读者得出现代文明是宇宙最高成就的结论，这些特征使其有了一个全面但又负面的评价：“中央集权政府和权力、军事力量和战争、制度化宗教、父权制、货币体系、贫困、大规模农业、贸易网络和帝国。”④其结尾这样写道：“但是，这种模式（文明）是仍然可以很好地为我们服务，还是人类已经为进入下一次大跃进做好了准备？”这个反问句明确地表明：是时候从当前的工业文明转向新的文明了，以此弥补叙事中的一些等级蕴涵。

艾美奖获奖纪录片《宇宙之旅》（Journey of the Universe）为宇宙的起源提供了一种与之前基于科学的叙事不同的叙事。它以极其简洁的叙事为终点总结了整部电影：

这些深刻的科学发现正引发一个崭新的宇宙故事。这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故事。在140亿年的过程之中，氢气转化为山脉、蝴蝶、巴赫的音乐、你和我，这些穿行于我们身体的能量可能确实会更新地球的面貌。⑤

该片篇幅虽短，但其文本还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地方。首先，第一句话便直指事实性（facticity），表明宇宙的故事似乎直接源于科学的发现，而没有中介体（intermediate agent）的参与。其次，被激活的特征是“氢气”和“能量”，它将创世的力量归位于宇宙的物理法则，而不是神。这种力量被描述为通过人类引导，其超越了生态本体的同一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遍同一性”（universal identity）或“宇宙同一性”（cosmic identity），在那里，人类只是作为宇宙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该叙事中，各类角色都处于被激活的状态（passivated），均以明确的秩序呈现出来——首先是“山”，它可被视为象征物质环境的转喻;其次“蝴蝶”象征“动物”;“巴赫音乐”象征文化成就;最后，“你和我”则象征人类。对西方作曲家巴赫的选择赋予叙事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的一面，而这一序列以人类为结尾。然而，最后一句话中的能动性（agency）不是人类的能动性，而是物质宇宙的能动性推动了人类世界的运作，最终的焦点是能够保护地球生命的生態行为（ecological action），该焦点隐性地蕴涵了倡导有益性生态行为的结果。这句话只是电影叙事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蕴涵在更宽广的叙事之中。除电影叙事之外，它还可以表现为一本配套图书、一个网站、一个TED演讲，抑或是一门在线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既可以是复杂多变的，也可以是多模态的。

类似的项目，如《深度时间漫步》（Deep Time Walk），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手机应用程序，某种意义上说，它带领听众漫步于一个自由之旅中。以下是对该应用程序的描述：

《深度时间漫步》是一段关于活地球所走过的4.6千米的有声历史。将其展开，将带你从46亿年前走到今天，你走过的每一米都代表100万年。①（从一个傻小子和一个科学家的叙事中）你将了解到我们的星球是如何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进化的……。②

除了该应用程序之外，《深度时间漫步》项目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户外工具包，以供人们自主决定漫步的节奏，这为听众根据地方以及文化语境创生新叙事提供了资源。

当听众漫步时，应用程序将测量他们走过的路程，并根据斯蒂芬·哈丁（Stephan Harding）和彼得·奥斯瓦尔德（Peter Oswald）撰写的评论为听众描述地球历史演化时间表中的相应事件。③该评论被结构化为两个角色之间的对话——科学家与傻小子。而就在开始漫步之前，傻小子解释道：

我们将步行40600米，

也就是，46亿年，

地球诞生于爆炸之中，

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可以带上另一个人，

他就是你的听众。跟我们来吧。与我们同行吧。④

这些文字将物理距离与时间跨度对齐（align），并将这两个维度映射到叙事的开始和结束事件之上。将直截了当的称呼和命令式传达给听众，并让他们置身于叙事之中。这一经历最具有感染力的一面便是，通常看来，200年的工业文明似乎很长，但其充其量只不过是这40600千米的漫步之旅中最后的0.2毫米。这有助于凸显这样一个事实，即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展起来的生命，在地质时间中只在最短暂的一闪之间便被摧毁了。

《深度时间漫步》中最后10万年的视觉隐喻则由一个统治者的形象来表征（如图4所示）。这把量尺参照了斯蒂芬·哈丁最初亲自沿着南德文郡海岸所进行的深度漫步。在其行走的终点，哈丁在地上放了一把黄色的卷尺，描述了一些事实，比如：自上次冰河时代以来的时间刻度反映在尺子上有12毫米、自巨石阵建成以来有5毫米、自工业革命以来只有0.2毫米。

《深度时间漫步》中所使用的“活地球”和“我们的星球进化了”这两个表述将地球视为一个有机体，而这一框定（framing）时常出现在叙事之中。在27亿年前（或行走1.9公里）的某一个特定点上，发生了一个关键事件，触发了该框架：“盖亚①的诞生”。从这一点来看，哈丁的评论使用了“盖亚夫人”和代词“她”来拟人化地球。在后来的叙事文本中，在人类进化之后，这位科学家哀叹人类的意识中既缺失了“盖亚偏爱自己生存的天赋”，也缺失了人类对正在毁灭的地球应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叙事的最后，这位科学家直接用第二人称代词对盖亚说道：“如果我们伤害了你，那死去的便是我们……我们与你之间根本没有鸿沟，我们就是同一事体（thing）！”因此，这个故事建构了一个我们的星球具有生态同一性的蕴涵，即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作为生物体出生和进化的活行星的一部分。我们正处于毁灭这种有机体的危险之中，这样做也会毁灭我们自己。

一个关键问题是，是否有任何实证证据表明，这类可替代性起源叙事及其所对应的世界观将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泰勒（Taylor）等人在统计分析了328名告密者的宗教信仰（以有神论信仰和进化观为视角）和关于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信仰（以谦逊为视角）与他们的环境行为（侧重于食物、运输和能源使用）之间的关系之后，得出以下结论：

那些持有人类中心主义和一神论宗教观点的人，常常对环境、宗教和宇宙表现出更不谦逊的态度，与那些持有生态中心主义、有机主义/盖亚主义、泛神论、万物有灵论观点的人相比，他们不太可能从事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大体来说，那些观点反映了人类在世界上处于一种谦卑的位置。①

虽然这项研究有其局限性，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支撑，但它至少表明了观点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换句话说，人们头脑中的故事不仅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谈话方式，而且影响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类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持更谦逊的看法与人类积极对待环境有关。

本文只是简要介绍了几个叙事故事，还有大量的多模态材料需要探索，诸如从世界主要宗教的创世故事到科学、小说和电影的起源故事，再到世界各地传统和土著文化的神话。显然，关于宇宙和生命起源的叙事可以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物种和物理环境以及我们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们对生态语言学而言至关重要。

[此文选自Arran Stibbe，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iti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181-201. 原章節题目为《叙事》（“Narratives”），经译者与原作者商议，本文以《认知叙事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新分析范式》为题。认知叙事既是生态语言学的新分析范式，也是新研究方向，它的提出将拓展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并丰富其研究方法。本文在翻译原则上参照、遵循陈旸、黄国文和吴学进翻译的阿伦·斯提比《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采用的术语体系，比如将“The Stories We Live By”译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等等。本次翻译已获得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王俊暐

责任校对：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