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钿，佟宇竞

（1.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东广州 510410；2.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澳门 999078；3.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65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当前“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9 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意见》；2019 年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18 个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2020年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能更直接反映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多个方面开展城乡融合发展量化分析。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王艳飞等（2018）[1]对中国地级市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城乡协调发展因素中，城镇化、三农投资、经济规模的扩大等因素有助于提升城乡协调发展，但是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还不明显；全华信（2018）[2]分析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后带来的社会意义，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其中不利因素主要有“城乡二元结构”、管理体制系统性不足、人才不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等；许久（2018）[3]对基层政府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应对能力进行了分析，认为所选取的基层尤其是乡镇级政府调研对象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存在定位模糊、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意识欠缺、政策执行有偏差等问题；刘春芳等（2018）[4]使用相关软件及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识别了目前城乡关系研究的热点，梳理了学者们在理论探索，影响因素，测度与评价，空间组织及推进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着重对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研究进行了总结；许成科（2018）[5]对西安市高新区促进乡村发展方面进行了研究，总结了该地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有盘活农村资源、加快特色小镇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王哲等(2011)[6]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活、人口、生态环境等五个方面融合度的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安徽省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评价；郭岚(2017)[7]同样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上海市城乡一体化综合水平进行了测度与评价。范昊等(2018)[8]构建了城乡关联-共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不同区域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整体上处于城乡互动融合发展格局当中，而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各地区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推进城乡关联-共生发展策略。张子珍(2016)[9]从城乡产业一体化的状态、动力和保障等层面选取指标，构建了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各区域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发现中国城乡产业一体化水平由高到低的区域空间分布态势基本与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市场化发展程度态势具有一致性。孙德营(2011)[10]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构建了城乡一体化水平测度方法，并以河南济源、湖北潜江等4 个省直管市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省直管市与所在城市群（都市圈）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发现省直管市体制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1 指标体系构建

1.1 指标体系

依据全面性、科学性、数据可得性原则，选取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居民生活差异合理化等3 个指标为一级指标，城镇化率等9 个指标为二级指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指标体系

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通过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发展，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分配，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本文选取了城镇化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农林水支出比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比重这3 个指标来代表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情况。信息网、交通网及医疗、社保、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的载体，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农业人口人均公路里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每万人医生数来代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情况。城乡居民生活差异合理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结果，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和协调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本文选取了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之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这3个指标来衡量。

1.2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广州、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重庆、苏州、成都等8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各市统计信息网上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市相关部门的官网，选取了8 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

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框架，首先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包括正向化处理和标准化处理。数据正向化处理：指标体系中有些指标对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有些指标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是逆向的，正向指标的值越大，则说明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越高，逆向指标的值越小，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高，因此在下一步分析之前首先要对逆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具体方法就是取倒数。标准化处理：将某一年份各城市相应指标最高值设为1，其他城市相应指标得分为该指标基础数值与各城市相应指标最高值的比值。标准化处理的同时，也消除了选取的指标存在的度量单位的差异，具体公式为：

（1）式中，Atij为第t 年第i 个城市第j 个指标的比较得分，xtij为第t年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基础数据。

1.3 权重的确定及比较得分计算

对于指标权重，一般有两类方法，第一类是以层次分析法为代表的主观赋权法，这类方法的缺陷是主观性较强，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因素对测度结果的影响较大；第二类是以熵权法、因子分析法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法，这类方法克服了第一类方法主观性较强的缺陷，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采取的是第一类方法，赋予各层次指标相等的权重。

利用正向化和标准化后的数据及权重，就能计算出各城市各指标比较得分和评价总目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

2 各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

通过计算，得到2010—2019 年广州、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重庆、苏州、成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居民生活差异合理化等一级指标的“比较得分”（即当年该城市各指标在这些参与比较城市中的相对得分），如图1和表2～表4所示。

图1 各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趋势

表2 一级指标“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比较得分（2010—2019年）

表3 一级指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比较得分（2010—2019年）

表4 一级指标“城乡居民生活差异合理化”比较得分（2010—2019年）

从2019 年各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来看，北京和杭州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最高，北京为0.84 分，杭州为0.83 分，苏州和成都并列第三位，比较得分都为0.75 分，广州紧随其后，比较得分为0.73 分，上海、重庆和天津排名靠后，比较得分分别为0.70分、0.70分和0.67分。

从2010—2019年各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的发展趋势来看，广州的比较得分在2010—2014年有所提升，2014 年以后的比较得分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指标在2014年以后出现下降。2010—2019 年成都、杭州和重庆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不断提高，2019 年成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为0.75分，比2010年提高了0.16分，2019 年杭州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为0.83 分，比2010 年提高了0.09 分，而2019 年重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为0.70 分，比2010 年提高了0.10 分。2019年，北京和苏州两个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与2010年相比有小幅提升，上海和天津两个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与2010年持平，而广州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比较得分与2010年相比则有所下降。

3 结论与建议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主要城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促进城乡融合，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深度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对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遵循城乡发展规律，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突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努力构建促进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相互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2）针对农村新业态新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一二三产业融合不深等问题，围绕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机制，激活特色农产品价值，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促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3）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衔接。

4）全力促进农民就业，完善城乡一体的均等化、专业化、智能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规划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示范基地、农村众创空间，推动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