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科 刘俊 王瑾

【内容提要】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全球话语竞争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亟须把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这需要准确把握话语体系“价值观念、政治理念、表达方式、呈现形式”的多层结构；系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话语体系打下坚实基础；注重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化和国际化表达；打造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工程，着力夯实基础性话语，聚焦斗争性话语，扩大共通性话语，强化引领性话语；善用战略叙事作为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以中华优秀文化为中国话语体系赋能；注重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关键词】话语竞争 对外话语体系 软实力 国际关系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话语竞争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在国际竞争中就能更多占据主动地位，更有利于实施国家战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当今全球形势下，世界强国无不注重全球话语权建构。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在夯实硬实力的同时，提升以全球话语权为代表的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内宣外宣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格局逐步形成，外宣媒体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①但同时必须意识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我国的超预期快速崛起使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深刻调整，东升西降的国际发展格局日益显现，但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短期尚未改变，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形势，还经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傳不开”的尴尬境地。②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将中国的对外话语系统上升到一种新的战略高度。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实践创新，以更好地掌握国际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一、话语体系的多层结构

话语体系是由话语实践的语言文字等符号，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言语活动系统。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无论是口头或文字表达的话语，还是采用音视频等多模态手段表达的话语，都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情感、理论和知识的信息载体或符号。也就是说，话语体系是一种多层表达结构，其内核为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外层为表达符号和表达方式。话语体系的结构由内而外可依次划分为：价值观念、政治理念、表达方式、呈现形式。话语体系的多层结构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串联关系，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是由内而外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话语体系的传播梗阻。

价值观念是话语体系的灵魂，它是话语体系建构和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依据。价值观念是对是非曲直、美丑善恶进行评判的认知和理念。它虽然隐藏在话语体系的最内层，但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影视文学作品，都渗透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价值观念。只有真正体现价值观念的话语体系才有生命力，才能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真正的作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是既具有鲜明中华标识和文明精髓，又能够为全人类所共享的共同价值观念。这样的价值观念“能够跨越文化的藩篱唤醒受众的共情能力，形成范围逐渐扩大的群体认同，获得全人类的凝聚力与认同感”③。

政治理念是话语体系的筋骨。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④。软实力是一种同化和吸引的力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软实力，软实力的核心在于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打破西方关于“民主—专制”等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讲好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中国政界、学界、媒体界有责任向世界说明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要能够跨越文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障碍，用能够被其他国家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话语讲述中国发展道路的故事。⑤讲好中国故事，核心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其内涵十分丰富且具体，包括执政党与人民的血脉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表达方式是话语体系的血脉。对外传播的过程往往面临着符号的二度编码⑥与高低语境文化差异⑦等传播障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很大，如果使用的语言或者表达方式不当，可能会引起误解和不良影响。因此，在对外传播中，需要注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采用适当的表达方式来传递信息。例如，我国在日常交流中往往会把军事术语应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像称呼边境地区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桥头堡”本意是指为控制重要桥梁、渡口而设立的碉堡或据点，泛指作为进攻的据点，如果直接使用，恐怕会引起外方不必要的猜测和误解。

呈现形式是话语体系的皮肤。伴随着媒介传播载体的变迁，人类传播的形式从平面向电子、从印刷文字向图片视频等多模态演进，每一次传播技术的跃迁，必然带来信息呈现形式乃至传播内容的深刻变化。我们需要做好分众化、差异化传播，针对不同的媒介载体，选择最佳的内容表达方式和呈现形式，达到传播效能最大化。特别是应高度重视视频语言在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中的作用，实现国际传播的视频化战略转型。⑧

二、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

系统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成的基础。没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支撑，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变革的奇点，大国竞争更趋于激烈化和常态化，既有贸易、经济、科技等有形产品竞争，也有渗透在思想文化等无形产品和社会思潮的竞争，现代化道路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更加明显。我们要做好长期准备和长期努力，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做好国际话语的支撑。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系统，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只有具备自主创新的知识体系，才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物质基础，要从伟大的中国实践中提炼富有学理性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表述，建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解决好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發展模式等方面的问题，⑨对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对外增强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声音的说服力。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的需要。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发展，世界的发展也有中国作出的贡献。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全球各国更真切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合作，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强烈需求。

三、大众话语的转化和国际化表达

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面临多种传播障碍，主要表现在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都具有一定的专业壁垒和复杂性，其应用场景往往是限于学术界或政界内部，其语言表达方式与大众话语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政治话语还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上因素可能导致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难以被普通公众接受和理解，因此需要推动这些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同时，还要注重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国际化表达，使之更加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能够跨越不同文明和语言文化的传播障碍，使海外受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注重政治话语的大众化和国际化表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历史传统。例如，在延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污名化宣传，澄清国际社会猜疑，中国共产党就采取多样化对外话语叙事策略，书写多层面进步革命话语主题，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并且身体力行，做好中国故事的“第一主讲人”，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发表署名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很少使用晦涩难懂的政治术语，而是用“讲故事、摆事实、举例子”等方式，实现政治话语的大众化和国际化表达，让文化背景迥异的听众听得懂、记得住、感兴趣，快速拉近彼此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使用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述，赢得国际认同，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等理念，在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善于使用融通中外的典故表述，既彰显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能够深度激发文化共鸣；善于讲述个人故事，以小见大，凸显真情实意，例如通过讲述梁家河的变化，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对外话语构建的过程中，要善于做好精准传播、在地化传播，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进行表述，把理论和政治理念寓于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中讲述，提升对外传播实际效能。

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提升工程

鉴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要把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坚持系统化思维、工程化推进、项目化实施，着力夯实基础性话语，聚焦斗争性话语，扩大共通性话语，强化引领性话语。

夯实基础性话语，关键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牵引，用具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明演进、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11通过丰富生动的当代中国实践向国际社会更好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凝练中国精神，体现中国价值，创新中国话语，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和话语支撑。

聚焦斗争性话语，就是要为开展国际舆论斗争提供话语支撑。美西方对华持续开展或明或暗的信息战、舆论战、认知战，在舆论场和认知域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持续展开攻势，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和长期作战的准备。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12掌握对“和平、发展、人权、民主、自由”等关键核心概念的定义权和使用权，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开展舆论斗争，全面阐述我国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帮助全世界认清楚谁在大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谁在高筑贸易壁垒、破坏全球经济自由流动，谁在不断挑起事端、对外输出战争。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13

扩大共通性话语，就是要深入挖掘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对美好的向往，代表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永恒的话题，如对“和平”的向往，对“爱”的追求，对“家庭”的责任，对“平等”的渴望，对“忠诚”的坚守等。例如，古今中外，无论是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都将珍视“和平”作为一种基本美德和共同价值观。14《论语》强调“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古兰经》指出，和平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实现人类幸福和安宁的基础。《圣经》也多次提及全人类和平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应该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和发展。共通性话语能够跨越不同的国家、民族、文明、信仰，在国际传播中找到最大公约数，产生同频共振。

强化引领性话语，要求我们在人类发展、文明进步、国际关系等领域提出原创性、引领性话语，并能够被全世界广泛接受、认同和使用，这是国家话语权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成效的显著标志。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重要理念，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强化引领性话语建设方面责无旁贷，需要厚植中华沃土，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提出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为全人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五、作为大国竞争话语武器的战略叙事

战略叙事是在大国竞争中，“决策者关于中长期目标或愿景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故事性表达”15。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工具性话语分析、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三种话语分析路径，分别指涉“话语强制、共识沟通与身份认同”三种战略叙事功能。话语强制是指基于物质实力的威胁性话语给对方制造压力以达到预期目标；共识沟通是指通过沟通协商说服对方，而非依靠物质实力优势进行强制；身份认同则是对“我是谁”的回答，是对自身身份的建构。因此，以战略叙事为话语武器，既能依靠实力压制对手形成话语强制，也能通过争论性沟通协商制造共识，还可以凝聚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削弱对方合法性基础。16

以美国的相关措施与理念为例，其首先在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不仅依靠军事武力或经济手段威胁，还依靠话语霸权迫使对方屈服，压制对手话语空间，削弱对手合法性；其次在内政外交等各个层面，通过沟通协商叙事维护其战略声誉，赢得支持；此外还通过对“他者”的妖魔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凝聚自身共识。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使美国感到了“威胁”，它害怕一个“非西方”国家的迅速崛起，将对美西方在国际秩序上占据的主导地位造成冲击。美国基于冷战经验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使西方世界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挑战，将中国视为“共同的敌人”。17

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我方应保持清醒头脑，在战略叙事方面，应坚持“斗而不破、巧妙周旋”，以共识沟通为主基调，促推两国从意识形态论争回归到现实利益层面的共益空间。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叙事以话语强制为主基调，根本目标在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然而对华“脱钩”和全面走向对抗的战略动向与重振美国发展的最终目标实质上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受到全球性问题的影响，包括遏制全球变暖、控制核扩散等重大国际事务，都务须中美这两个大国协同合作。双方在存有分歧的背景下维护和拓展合作，达成符合21世纪发展进程的议程，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之一。中国对美舆论的话语基调，应坚持“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原则，有效管控分歧，扩大共识空间，务实开展对话。

六、以中华文化赋能中国话语体系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都是全面構建中国话语和叙事内容体系的有效方式。

首先，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对外传播。对接国际受众的文化需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精神遗产、历史事件、人物故事等内容进行全面梳理，推动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影视传媒艺术、网络文艺、动漫、游戏、会展等丰富多样的形态，有组织有体系地转化为具有现代感同时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国际传播素材。

其次，要大力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传播力的大众文艺和文化创意产品，创新中国话语和叙事的呈现方式。把国际传播的内容体系向流行文化、游戏动漫产业、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兴领域拓展，推动本土原创文化创意出海。利用小说、动画和游戏等具有较弱意识形态但广受全球用户欢迎的柔性载体，持续提高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纵深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国内外在大众艺术和创意文化产业领域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机构和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将产学研和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对接，推动国际传播产品的孵化和培育，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落实在产品创意及其全球传播的具体实践之中。

七、注重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2022年11月，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一经推出就引发全球关注，发布4天后用户量达百万级，推出仅两个月后，月活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人，成为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应用程序。2023年3月，GPT-4正式上线，并且支持图片、视频等多模态产品自动生成。

此类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能为国际传播领域带来新的变革和机遇。首先，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国际传播的共情力。以往，我国在对外传播时经常因文化差异而遭遇瓶颈，不同的话语体系对高效的沟通交流产生一定影响。而语言的障碍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民众对彼此国家文明的理解，导致文化异化。而当下的AI技术产品如翻译设备等，不能较好地传递交流双方对彼此话题中有关文化背景的理解，造成共情力的缺失，从而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沟壑。GPT诞生在美国，OpenAI团队用于训练GPT的大规模语料库基本来自西方数据库，其“思维模式”更贴合西方受众。通过多种语言互译，极大降低了不同国家公民的沟通成本。若能利用GPT提高我国国际传播的共情能力，引起外国受众的情感共鸣，则有利于完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

其次，运用GPT提高跨文化内容生产的效率。GPT的知识储备量远高于人类，可对任何给定的主题形成文章和其他形式的内容，且行文流畅、通俗易懂，极大提高了新闻写作的时效性。同时，GPT的训练环境来自西方，可以认为其掌握了比国内记者更加地道的英文写作手法，会以外国读者更容易接受的阅读习惯进行创作，提高国际传播的表达力。对于专业新闻机构而言，GPT将有望重塑媒体内容生产流程，降低了不同国家新闻从业者对目标国家受众的理解门槛，促进国际新闻生产的效能。使用GPT进行内容生产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助于将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工作者从繁重的前期工作中解放出来，仅需在发布前担任把关人的角色，对发布内容进行修改、校对与润色，将节省下的时间投入于策略研究。

第三，GPT的用户导向激活受众创作热情，有助激活国际传播的用户赋能。GPT的使用是一对一的问答形式，用户输入需求，GPT接受需求并且在极短的响应时间内给予用户反馈，通常这个响应时间不过短短数秒钟。与以往的搜索引擎不同，根据GPT得到的结果更加聚合，用户无需在海量信息页中筛选符合自己需求的内容。这一方面节省了用户时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信息的精准投放。信息的精准投放可以革新现有的国际传播方式。若能借鉴类似GPT以用户为主的使用模式，使用类似的人工智能方式优先考虑受众的意愿，化被动为主动，化“推流”为“拉流”，既增加了传播过程的互动性，又激发了目标受众的求知欲，能够为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新思路与新途径。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BGA220159）的研究成果。

郭晓科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俊（通讯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瑾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白杨班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年第7期，第1-2页。

②韩震：《高校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好主力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6期，第27-35页。

③马龙、李虹：《论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现代传播》2022年第2期，第77-83页。

④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1990. p.3.

⑤郭晓科：《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页。

⑥麻争旗：《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现代传播》2003第1期，第12-16页。

⑦[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9-111页。

⑧廖祥忠：《视频天下：语言革命与国际传播秩序再造》，《现代传播》2022年第1期，第1-8页。

⑨石云霞：《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8期，第61-74、160页。

⑩王海军：《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延安时期中共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多重叙事》，《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7-127、156页。

11同①。

12同①。

13同①。

14陈先红：《中华文化的格局与气度——讲好中国故事的元话语体系建构》，《人民论坛》2021年总第31期，第31-35页。

15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and Laura Roselle.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23.

16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第51-79、157-158页。

17朱锋：《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为什么忧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0期，第18-30頁。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