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沁 周庆安

【内容提要】在一系列全球危机与风险事件的冲击之下，当前各国、各文化间对话陷入停滞与僵化状态：历史性冲突场景的循环再现推动西方各国进入民粹周期，技术变革为个体赋能的同时使微观情绪的可见性不断上升，并為全球博弈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之下，面对个体身份认同弱化、全球对话传播失序等时代问题，中国应重新理解国际传播，回归战略性、故事性叙事逻辑，引导全球传播规范与秩序重构，在深层维度上推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关键词】全球传播 叙事体系 共同体意识 全球治理

一、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回归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本质，其内核始终是中国故事的选择、讲述与流动，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中国也在此过程中实践其全球属性。①当前，面对多重冲击形塑而成的世纪变局，以及随之日益复杂的全球舆论环境，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应回归本质叙事逻辑，以故事为核心，重构中国对外传播叙事新体系。

语言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即叙事的历史，叙事是人类日常生活本身，“所有阶级、所有群体都有他们的叙事，叙事是跨国家、跨历史、跨文化的”。②放之于全球语境，跨国传播始终面临在地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矛盾与拉扯；③与此同时，媒介技术不断推动信息革命深化，全球范围内，传播与对话的主体与场域正在经历颠覆性重构，并带来全新挑战。面对经典与新生命题，以围绕人类共同经验与情感的叙事为载体，推动凌驾于文化、种族等藩篱之上的“叙事性认知”（narrative cognition）与全球共识形成，为共治共赢奠定观念基础，或将成为未来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核心方向。

二、全球传播叙事的功能内核与现状描摹

当前，全球传播叙事体系正在面对技术发展的强烈冲击。作为身份认同和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承载方式，叙事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建构功能，但叙事的场景和话语的组成，又受到了社会变迁的影响。

（一）经验纽带：基于叙事的全球传播

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R. Somers）指出，叙事之于人类社会，已经跳脱出了作为纯粹信息的框架局限，而成为社会建构的部分，隐于日常之中，影响着公众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与解读。④这一观点呼应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社会学领域发生的“叙事转向”趋势，即沿袭建构主义视角，强调以事实为核心展开的叙事过程中，其对符号和语言的选择、化用，实为对经验世界的影响与构建，意义由此产生。⑤

基于此逻辑脉络，个体唯有通过个人叙事与宏观经验的共性联结，才能实现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多维度的连续性和连贯性。⑥换言之，以叙事为纽带，个体实现自我定位与群体归属，从而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回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如何不同于他们”等身份认同与他者划定问题。⑦在此基础之上，叙事与身份认同相互建构又相互限制，形成复杂互动关系。⑧

回归传播学领域，聚焦叙事研究的学者着重考察话语符号、叙事框架等内容元件如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推动社会经验与群体认同的形成。在全球传播方面，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叙事为主要内容构成。费尔德曼（Feldman）认为，国家叙事的核心为权力，无论呈现形式为何，其叙事的实质都是对权力的标榜或争夺，呈现出浓郁的“类型化”色彩，此类特征也会作用于国家公民的个体叙事形式——具体言之，国家叙事成为个体的认知基础，也成为其自我叙事话语的养料，所有的个性化解读与呈现之外，作为内容根基的国家叙事始终以或隐晦或鲜明的形式存在其中。⑨基于此，在全球传播过程中，个体叙事极大程度上仍是国家叙事的延伸，形成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的映照。在聚焦微观层面解读个体叙事话语及其逻辑脉络时，往往无法脱离宏观层面的国家叙事语境，跨国、跨文化个体交流同样带有国别对话的影子，各维度协力合作，以叙事为核心形成国际联结。

在促进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的联结形成外，在全球舆论场中，国家叙事也作为反映国家社会整体动态变化的经验流而存在。⑩具体言之，在全球化进程的波动之中，原本孤立发展、演变的民族国家经验被不断整合进入全球性经验体系之中，并在与其他经验主体的纠缠、互动之中发生新的跃变，让全球经验图景增添新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地方经验在全球叙事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国家叙事在全球传播中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保证着叙事体系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如上所述，全球人类正是在叙事过程中实现经验共享与情感共鸣，无论是国家叙事，抑或是个体叙事，人们以意义为深层羁绊，超越种族、性别、文化等天然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紧密的建设性关系，促进稳定共识的形成与发展。11

（二）流失的确定性：叙事中的身份迷失与秩序颠覆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民众正在共同目睹与亲历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促使全球发展博弈格局发生巨变，而伴随着历史性冲突场景的不断再现，西方多国逐步进入典型民粹周期，逆全球化趋势渐显，全球安全与信任体系面临冲击与挑战。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普及同步推动全球社会进入新的传播与对话结构，社会观念冲突伴随着个体情感的放大与声量的扩大日渐外化与显著。与客观环境的流变相对，全球传播叙事正在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1.数字化时代的身份认同弱化

叙事的经典功能之一体现为对于意义的揭示，其中亦包含对个体及群体身份意义的界定。叙事内容大多产生于特定社会情境中，如何解读叙事内容直接影响着对身份意义的建构。因此，个体通过叙事实现经验接入，并形成认识层面的共同体，获得所谓的身份认同。

然而，进入技术时代，层出不穷的数字媒介创造了一个异于传统民族国家的新型全球空间，其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同样与现实结构存在较大区别。在这一全新空间内，行动者缺乏共同想象，在历史、缘起和情感上无法形成传统身份连接，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平台化和异质化，对身份认同的时空观形成了根本影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不断兴起也推动了数据垄断论的担忧。例如相关学者从“数字石油”的视角切入，强调叙事行为所依托的媒介技术实质上被操控以服务于利益集团，并在有目的的数据控制论上进一步提出“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概念，其核心内容包含数据掠夺（Data Extraction）、数据关系（Data Relations）与数据导向逻辑（Data-driven Logistics）。12作为结果，全球性的数字化最终将导致叙事的失效与自我的消解：纯粹个体在数字流中彻底透明化，叙事意义也在隐形的资本控制规律中被淡化，公众最终只收获了一无所有的社会生活。13

身临技术时代，作为行为主体的人被边缘化、客体化，沦为被“放逐”的牺牲品，而失效的经验叙事与感知联结也直接导致了全球公民自我与群体身份认同的混乱与缺位。传统意义上，公民的自我和群体身份认同高度依赖于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在数字发展的基础上，公众经历着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的大幅重构。技术驱动与信息过载两重逻辑使得更为直观、感性的视觉传播在大众传播领域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前公众的信息行为。以短视频、信息图、数字迷因等为代表的信息形式同样在极大程度上形塑了受众的知识体系，进而对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讨论与叙事产生影响，并将带来数字身份的重新建构。除了传统的政治身份，可选择和可重构的数字身份也影响了公众的全球叙事。

外部事件或生理的刺激影响使公众的情绪唤起，主体基于情绪进行社会性的表达形成情绪共享，通过扩散与内化的过程实现共鸣，会将短暂的情绪转化为一种长期性、社会性的情感。受众将体验感作为认知的基础，将群体无意识作为放大的理由，将个体情感作为极化的方式，将时效作为观念更替的动力。当情绪代替理性在公共空间横行，全球身份认同也将伴随民粹叙事的兴起而进一步被消弭、弱化。

2.技术时代规范缺位下的传播秩序颠覆

在全球传播范畴内，身份与规范存在对映与互动的核心关联性。规范作为全球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约束和塑造国家的对外行为及其互动，进而引导不同行为主体构成对身份的认知与偏好。由上述论述可知，微观层面的个体身份认同在当下已趋近溃散；而在宏观层面上，国家身份认同同样因规范传播的波动而受到影响，进而使全球传播秩序转向未知发展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国际组织曾经两度推动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构建，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传播规则。

当前，在以国家为主要行动者的全球舆论生成、扩散等环节中，存在所谓“规范争论”（norm contestation）的现象。国家主体社会化互动的过程中，会形成关于国家主体行为合适与否、“善”与否的认知，这种“合适性”的逻辑，即为国际规范（norm）。宏观的规范具有更强的道德价值取向，而微观层面的规范是标准化的措施与管理方法。身处当下的技术时代，数字空间中的规范既要面对现实空间中宏观规范的现存争议，又要面对微观层面的经验空白。

无论是对经典议题的回应，还是从零开始设置规范模式，全球数字空间中的规范发展与传播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此过程中，叙事的实质是对规范的重新确立，并且更多地转向重建。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规范的缺位始终影响着不同国家主体对“自我”与“他者”的确认，进而撼动既有全球传播秩序。

除此之外，数字化技术的介入正在推动全球传播场域内网络化结构的形成。整体可分为利益的网络、技术的网络和叙事的网络三类。后者以前两者为基础，因此在极大程度上遵循其底层组织逻辑。具体而言，网络化结构对于叙事的最大影响，在于其推动了叙事对象的杂糅。换言之，以网络化结构为基础的叙事延续了传统叙事的基本要素，但对其进行了重组，进而使得场域内的传播与对话结构重组再构。与此同时，网络化叙事模式的形成推动了去权威化、扁平化的结构变迁。在这一进程中，政治要素等传统资本不再是话语博弈过程中的核心资本，叙事受众逐渐偏移关注基本叙事要素的持有者，最终的权力博弈格局由此悄然生变。

简言之，当前全球传播叙事正在面临个体身份认同迷失与群体传播秩序颠覆两大核心问题。伴随着全球叙事失效下共同体联结的持续弱化，全球安全与发展格局亦面临危机与挑战。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全球治理已然成为核心需求，全球叙事与其同样存在天然的内生关联：一方面，各国家主体通过叙事行为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行为不断为国家主体提供全新叙事资源。在此循环过程中，全球治理范式得以确立，多元有机叙事也由此获得持续生成的动力机制。14基于此，对中国而言，其“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定位要求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立足客观现实，实现叙事体系的革新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引导全新身份共识与传播秩序的形成，使各国共治共建的和谐局面成为可能。

三、叙事体系创新：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寻找话语支点

中国的叙事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的国家经验，即与文明、国家和执政党都密切关联的国家经验，这个经验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成就，更充分证明中国治理的有效性；另一个方面是中國的身份认同，中国的身份认同是多样的，是文明、国家和时代认同的结合体。这个认同的过程不仅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文化多样性和发展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验的珍贵性在于其兼具地区特色与全球共性。对于全球叙事而言，理想的叙事体系同样应兼备本土特色与世界属性。如学者赵欣所述，中国叙事的根本目标，不仅是在于向全球受众传递正确、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更在于通过以中国故事为核心的叙事在不同文明族群间建立沟通对话的桥梁。中国叙事应紧密围绕跨越一切分类标签的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关切，在精神与情感层面唤起全球公众的共同体意识，弥合群体间观念差异，为长远未来的互助共赢打造坚实基础。15因此，在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的创新过程中，寻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平衡处作为叙事话语支点是必由之路。

（一）立足全球问题，回应共同焦虑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这一框架下，对外传播叙事体系的世界性，应精准体现在对全球问题、时代焦虑及社会矛盾的关切与聚焦。全球各国共同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全球转型之下的种种考验与挑战。在此“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之下，中国对外传播叙事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立足全球共同的风险议题与焦虑情绪，强化世界各国合作与连接，在国家主体间构成全球治理框架，形成全新共同体。

基于此，对全球共同问题的聚焦既是现实需要，同时也与朴素共情逻辑相契合。日本心理学者岸田秀指出，国家叙事于国家主体的核心意义之一是对各国国民情绪的引领，即“囊括最大范围的国民情绪”16，而这往往倚赖于对具体阶段内群体集中情绪的感知与把控。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情感提炼与共情传播贯穿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回归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的构建，相关工作者应直面当下全球范围内的焦虑与担忧情绪，剖析作为其来源的问题内核，并在相关叙事中给出中国式方案或观点。基于共享的情感基础，中国叙事得以突破客观限制，唤起全球受众的认可与关注，为其后的叙事内容与环节铺设良好开端。

（二）围绕群体经验，讲述中国故事

在立足全球困境、保障全球视野的基础之上，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应进一步关注党的政策、国家主张和个体命运，并围绕普遍经验讲述具体中国故事。中国的对外传播叙事并非对于自身形象的叙事性描摹，而是一个更为立体的、为中国赋意、赋能的过程。具体言之，这是从中国视角出发重新阐述、确定人类共同价值与追求的过程，也是选择具体案例生动呈现中国式共同体理念的过程。

在全球话语场中，各国公众始终在对价值与追求等问题进行对话与讨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世界各国迫切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以聚力共谋。20世纪后半叶，西方各国对话语权的把控使其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主流，并为较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效仿，但此类西化改革并未能如预期一般为其带来复兴与强大，反而加重了国家内部的混乱与撕裂。此类乱象也逐渐唤起了全球社会对西方价值体系与方法体系的质疑与再思，人类共同价值的取向与实现路径仍是横亘在世界各国人民心头的经典命题。17对此，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应给出融合自身经验与全球现实的独特答案，为各国的共同实践提供切实帮助。

2015年9月28日，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其后，在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进一步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由是可知，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上，中国始终超越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的局限，以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为最大追求。围绕这一群体经验与价值内核，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应进一步选择有态度、有温度的故事案例作为内容支撑，鲜活可感地让世界理解何为中国式共同体理念。也正是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之上，身份共识的重构与全球规范的书写得以实现。

在方法论层面，要实现上述叙事目标，传统的结论性叙事已经面临其局限性，战略性、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成为当下主流。而要搭建这一叙事方式的对应支撑机制，应从两方面凝聚共识：其一，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战略共识；其二，对叙事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共识。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入手，方能有效构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体系，为实现高效叙事提供支撑。

（三）放眼发展前沿，超越时代局限

无论是立足时代前沿，抑或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其根本意图旨在构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跳出既有框架，回归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诉求与长远图景，回归中国自身漫长的历史与无限的未来，为世界提供一套全新的话语与叙事体系，唤起植根于全球公众内心深处的认同与联结。要在实际操作中實现这一目标，则需要以历史与全球为参照，重思话语与叙事力量的根本来源。

观照历史，实质是回归人类的纵向发展维度，通过承继既有叙事体系的逻辑与架构，促进当下的叙事体系实现超越性发展。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的内核，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就是对历史理念的成功借鉴。如何在此基础之上持续从历史积淀而成的古老智慧中汲取前进力量，是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在今后不断发展、不断演化需时刻思考的问题。

观照全球，本质上则是回归人类的横向发展维度，确保叙事体系无偏隘色彩，超越各类认知与对话藩篱，精准把握人类族群共性，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高效传播。具体而言，中国的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应立于人类文明共同对话与发展的高度，全面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同时，对叙事体系的建构过程亦是中国重新理解自身的宝贵契机：从全球视野出发看待自身、实现自我定位，并思考、解读中国如何嵌入与影响世界，在当下的不确定性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否发生了重构。

基于上述三个维度，我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得以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确定话语支点，实现内容、架构与发展思路的共同创新，进而在当下以共同经验与价值为联结，推动全球公众重塑确定性与身份认同，使良性对话成为可能。

四、小结：以全球治理为导向的国家叙事

如前所述，技术变革与风险冲击之下，全球范围内的确定性感知被不断弱化，公众同时面对着被放大的个体权力与时代不确定性，进而让全球发展博弈更添变数。这个时代的叙事一定是多样化的、碎片化的，甚至是冲突的。但是同时，这个时代又格外需要清晰和连贯的叙事，来满足经验传承和身份重构。尤其是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治理模式的争论，核心是经验和身份的争论。这个时候的叙事目标和叙事逻辑尤为重要。

面对客观存在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应聚焦共同议题、提供自身经验、超越时代局限，用巧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传播叙事体系。中国故事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故事，更是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叙事。未来中国应以全球叙事为抓手，引导各国走出“民粹周期”，建立和谐、稳定、可持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良性全球治理，在时代的浪潮中协力互助，开辟全新未来。

李涵沁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周庆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注释」

①王昀、陈先红： 《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7期， 第17-32+126页。

②Barthes， R.， & Duisit， 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5， 6（2）： 237–272.

③同①。

④Somers M. R. “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1994， 23： 605-649.

⑤Sarbin， T. R.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86， pp. 3-21.

⑥Cohler， B. J. “Personal Narrative and Life Course”. Life 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p. 205-241.

⑦Schiffrin， D. “Narrative as Self-portrait：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1996， 25（02）： 167-203.

⑧劉子曦： 《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第164-188+245页。

⑨Feldman， C. F. “Narrativ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Group Narratives： Patterns of Interpretive Cognition”.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Amsterdam， NED： John Benjamins， 2001， pp. 129-144.

⑩周翔、仲建琴： 《智能化背景下“中国故事”叙事模式创新研究》， 《新闻大学》2020年第9期， 第79-94+122页。

11赵欣： 《国际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故事叙事之道——“第一主讲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涵的国际分享》，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 第5-25+126页。

12Couldry， N.， & Mejias， U. A.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The 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9-22.

13Couldry， N.， & Mejias， U.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19， 20（04）： 336-349.

14蔡拓：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第94-106+207页。

15同11。

16赵新利： 《共情传播视角下可爱中国形象塑造的路径探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9期， 第69-74页。

17唐润华、曹波：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时代特征》，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 第33-37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