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莉莎

【摘要】 韩国女性主义文学家吴贞姬的短篇小说《中国街》是以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韩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中出现了姥姥、妈妈、梅吉姐姐三个女性形象，她们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女性的缩影。在韩国传统男权文化的束缚下，小说中的三位女性既出现了自我意识的萌芽又不自觉地屈从于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价值观，使女性形象变得矛盾而又复杂。本文通过韩国女性是如何处理婚姻关系和母女关系的问题角度对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女性主义；女性自主意识；婚姻关系；母女关系

【中图分类号】I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3-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3.0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1年度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海外韩国学孵化型事业支援研究项目（项目编号：AKS-2021-INC-223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绪论

韩国“中短篇小说大家”吴贞姬生于1947年，幼年时期经历了朝鲜战争，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男女平等主义作家，她的作品常常出现深刻的隐喻，将战争时期的女人意识加以小说化。吴贞姬幼时所经历的那充满血与火的战争，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街》讲述的是发生在朝鲜战争刚结束的仁川一个为美军服务的妓女村附近的惨况，这段记忆成了吴贞姬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在小说《中国街》里出现了三位主要的女性人物形象，分别是主人公“我”的姥姥，妈妈还有妓女梅吉姐姐。小说围绕着这三位女性展开，故事发生在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女性受到传统男权社会影响，她们的女性自主意识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小说中的三位女性角色自我主体意识在觉醒的同时又反复挣扎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当中。

学界中对吴贞姬代表短篇小说《中国街》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大部分的关注点都放在女性成长的主题上，并围绕主人公“我”的经历展开探讨，很少有学者研究除“我”之外的女性角色，例如姥姥、妈妈、梅吉姐姐等。本文将运用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女性自主意识觉醒为主线，探讨这三位女性在处理婚姻关系和母女关系中的状态，以此了解朝鲜战争后的韩国女性的家庭生存状态，有助于我们对于女性解放問题做出更深入的思考。

二、婚姻的矛盾关系

（一）伸张女性自主和屈从夫权的矛盾

小说《中国街》中，“我”的姥姥是一个传统的韩国妇女。她与姥爷结婚三个月不到，姥爷便出轨了姥姥的妹妹，姥姥一气之下离开了姥爷家独自生活，最后跟随她的继女——“我”的妈妈生活。自尊心极强的姥姥在被出轨后选择的是离开姥爷独自生活，在当时那个仍然受“三从之道”等纲常伦理约束的社会中，她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而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姥爷家。姥姥患上中风之后，她变得不能生活自理。妈妈以“姥姥老了去老伴儿身边还是最好的”（吴贞姬 2007：171）为由，将神智不清醒的姥姥送回了姥爷家。姥姥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回到姥爷身边，失去神智的她做出了将姥爷的手强行摁在自己胸口上出格的行为，这意味着在她的潜意识里，她仍然将她的丈夫视为自己最终的归宿，最终还是屈从于夫权。

姥姥在这段婚姻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是其伸张女性自主却屈从于夫权的矛盾，为何会有这样的矛盾可以从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内在原因，姥姥是一个强势且自尊心强的女人，她接受不了她的婚姻里有第三者的插足，不能容忍丈夫对她的不忠，但是性格要强的姥姥即使内心渴望得到姥爷的关爱，她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与她的内心背道而驰，因此从姥姥自身的个性来看她的形象是内心与行为矛盾的体现。从外在原因来看，姥姥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到朝鲜战争之间，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韩国女性受到了严重的压迫，这种压迫既来自日本入侵者又源自一种变形的家长制。在这一时期，女性近代意识在阻碍中艰难成长。《中国街》中的姥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故步自封的同时，树立起带有近代进步意义的婚姻观念。

（二）追求生育自主和沦为生育机器的矛盾

小说中所描述的妈妈无一例外都和生育有关。由于爸爸一直不愿意出去找工作，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妈妈迫不得已挺着孕肚上街贩卖烟草。妈妈怀着第七个孩子的时候妊娠反应严重，主人公“我”每天早上上学之前都要拿一个小盆，去码头买新鲜的蛤蜊和牡蛎，只有新鲜的蛤蜊牡蛎才能聊以慰藉妈妈翻江倒海的胃口（吴贞姬 2007：157）。妈妈在姥姥得了中风，生活不能自理之后，妈妈为姥姥擦身子更衣时不断感叹着姥姥因从未生过孩子的身材姣好，腹部紧致。这一描写可以看出妈妈十分羡慕未生育的姥姥，她也希望自己能像姥姥那样不需受到生育带来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痕。但是某天回家的“我”看到妈妈正蹲在下水道旁干呕，“我”心里默默祈祷着妈妈不要再生什么弟弟了，再生孩子的话她一定会死的（吴贞姬 2007：169）。即使“我”再怎么祈祷妈妈不要再怀孕了，但妈妈还是怀上了第八个孩子，在生产第八个孩子的过程中悲剧还是无法避免地发生了，妈妈因难产死去了。

这部小说中，爸爸是一个战后无法承担起应有责任的一个角色，作为家庭核心人物的爸爸，在《中国街》中虽然最终得以从战场回归家庭，却没能履行家长的责任。“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看作生产者，他的生存之正当性被他为群体做的工作所证实。”（波伏娃 1998：488）父亲本应是生产劳动者，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保障者，父亲这一身份也因此得到尊重，但是小说中的父亲无法就业，失去家庭经济能力。妈妈不仅要代替父亲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职责，同时还要履行怀孕、生产等男性不可替代的义务。男人不断地将女性挤压到内在性当中，迫使她们完成生育的职能，并使她们甘愿依附于男性。在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下，男性认为女性符合他们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女性也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本身就是服务于男性。这位妈妈甘愿承担起家庭和生育的双重重担，而生育如同枷锁一般将向往自由美好的她禁锢在家庭里，最后也因生育悲惨地死去。妈妈理想中追求生育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由于自己性格的软弱胆小和畸形的社会舆论压力使得妈妈现实中不敢违背社会对女性的必须生育的要求和无法做到掌握自主生育权。所以妈妈的人物形象体现的是她追求生育自主与沦为生育机器的矛盾。

（三）追求婚姻平等和备受欺凌的矛盾

妓女梅吉是一个善良可亲的女人。作为妓女的她面临的不仅是美军对她的凌辱，还要忍受同性之间的竞争，她渴望有人可以在她的生活中保护她，由于长期的妓女生活使她长期情感麻木，因此她也有着数不清地对爱情的美好幻想。美军基地驻扎在仁川的中国街附近，中国街上住着许多为美军服务的妓女，梅吉也是其中之一。误入红尘的梅吉渴望拥有一份男女平等的爱情，她遇到了一个美军黑人并且言语上承诺愿意做保护她生活的人。她期待着一个黑人美军能给她一个夫妻相爱的婚姻，并且能带她去美国，逃离中国街。但现实中，黑人美军仅仅将梅吉当成服侍自己的仆人，他哄骗梅吉会与其做国际结婚，而梅吉显得很幸福还乐此不疲地跪着替黑人美军擦洗身子和修剪脚，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黑人美军对她拳打脚踢，她也毫不反抗，最后在这个黑人美军醉酒的状态下，梅吉惨死在黑人美军的手里。波伏娃（1998：635）在《第二性》中提到：“在妓女生活的环境当中，男性极其优于女性”，这种所谓的爱情让长期情感缺失的妓女有安全感，“因此这也是妓女在爱情当中乐意放弃自己的权利的原因”，妓女在她的男人的力量优势与暴力下，找到了证明她的男人有男性气质的证据，愈发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和她的男人在一起，妓女懂得了女人陷入情网的快活。所以梅吉在这种情感缺失的状态下也彻底失去了自我，没能拥有平等的婚姻。

三、母女的依存关系

三位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展现了韩国女性受压迫丧失自我同时伴随着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体现出女性意识的萌芽，女性意识在阻碍中艰难成长。小说讲述了以姥姥和妈妈以情感为基础的母女关系、妈妈和主人公“我”以亲情为纽带的母女关系、妓女梅吉与私生女婕妮以伦理为背景的母女关系。

（一）以情感为基础的依存关系

小说中的姥姥与妈妈并不是一对亲生母女，妈妈是姥姥的妹妹与姥爷所生的女儿，是姥姥的继女。姥爷在姥姥嫁过来不到三个月便出轨了自己的小姨子，得知真相的姥姥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姥爷家独自生活，随后又跟随妈妈也就是她的继女生活。在这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姥姥和妈妈的关系在伦理层面上是对立的，但是连接姥姥与妈妈的关系更多的是她们之间的情感。

文中的妈妈由于丈夫不外出找工作的原因，生活经济压力的重担压在了妈妈身上，养育七个孩子的妈妈也从未排斥姥姥与他们一同生活。在姥姥生病倒下后，媽妈将姥姥送去了姥爷身边，只有妈妈最清楚姥姥被出轨但依然想要得到姥爷的关心是姥姥一辈子埋在心里的恨和遗憾，因此妈妈想要替姥姥完成未完成的心愿。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无人愿意照看姥姥，最终姥姥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孤独地死去。得知姥姥是因为疏于照顾而去世的妈妈摸着姥姥用过的柜子，哀号地哭了好一会儿（吴贞姬 2007：173）。妈妈没有想到将姥姥送去姥爷身边依旧没能完成姥姥最后的心愿，反而姥姥还因为无人照顾去世了，后悔莫及的妈妈哭嚎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自责与不舍，她与这位和她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母亲终究是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在妈妈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姥姥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她毫无同情心。妈妈总是说，姥姥有洁癖而且冷漠是因为她没生过孩子（吴贞姬 2007：164）。冷酷无情的姥姥跟随着妈妈生活，对于她的这位继女，姥姥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关心关爱。但是在妈妈出去贩卖烟草谋生的时候家里七个孩子全都由姥姥照看，即使姥姥没生过孩子，在照看妈妈的七个孩子时姥姥还是任劳任怨。小说中作者还运用象征的手法描述了姥姥残害家中母猫生下的七只小猫，但姥姥却给母猫送去海带汤。从这可以射影现实中的妈妈生下了七个孩子还在不断地怀孕，即使姥姥十分厌恶这七个孩子，但她仍然尽心照顾妈妈。对于妈妈不断生孩子的行为，姥姥是既心疼又不能理解的，但是由于她不善于表达对妈妈关心的情感，她带着畸形变态的心理残害了刚出生的幼猫以此劝诫妈妈不要继续怀孕生育了。因此姥姥与妈妈这一对母女是在一个关系复杂且畸形家庭中形成的以情感为基础的依存关系，她们互相离不开对方。姥姥需要依靠妈妈生活，妈妈是姥姥生活物质提供的保障者。妈妈在感情上依赖姥姥，将姥姥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来供养，姥姥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妈妈承担家庭重担的压力。

（二）以亲情为纽带的依存关系

主人公“我”和妈妈的关系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保护性关系。波伏娃（2015：873）认为母亲的天性存在于每个女性身上，只是有些明显而有些是潜藏着，即便女性自身也不容易察觉。但一旦女性成为母亲，在孩子的影响下会渐渐唤醒她的母性，而母性的作用往往又会影响女性性格的发展，尤其在备受压迫的男权社会，母性会成为促使女性反抗的重要力量。小说中的妈妈为了养活她的七个孩子，走上了艰难险阻的贩卖烟草道路，这条路上荆棘丛生，随时都有可能会因为被发现遭到警察抓捕而丢失生命。但是只有贩卖烟草的暴能在短时间内保证一大家子人不被饿死，妈妈出于天然的母性，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困难重重的道路。

妈妈怀着第七个孩子的时候妊娠反应严重，主人公“我”为了减轻妈妈的妊娠反应，每天不辞辛苦地跑到码头买蛤蜊牡蛎给妈妈吃。但是某天回家的“我”看到妈妈正蹲在下水道旁干呕，尽管“我”再怎么祈祷妈妈不要再怀孕了，但妈妈的肚子还是不可遏制地在裙底鼓起来，妈妈又怀上了第八个孩子，在生产第八个孩子的过程中妈妈因难产死去了。“我”担心妈妈会因为不断生孩子伤害身体，源自“我”和妈妈刻在骨子里的血缘亲情，看到妈妈饱受生育的痛苦我十分同情沦为生育机器的妈妈。“我”和妈妈的母女关系是妈妈保护着“我”，而“我”也通过妈妈悲惨的结局促进了自己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为后面主人公“我”在男权压迫下分起反抗，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与妈妈是以亲情为纽带的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

（三）以伦理为背景的依存关系

有学者认为，母性是女人的天性，而波伏娃（2015：339）则否认了这种天性，她认为“母亲的态度是由她的整个处境和她承受的方式决定的”女人不是在孩子身上找到了一个异己的存在，她面对孩子不再是他者，而是把孩子当作他者，把自己确立为主体。母亲与孩子的关系由母亲的处境所决定，而这一关系也构成了母亲处境的一部分（刘湘 2016：15）。

误入红尘的妓女梅吉与美军白人生下了非婚生女婕妮，但是美军白人抛弃了梅吉和婕妮母女倆，梅吉只能独自生下并抚养婕妮，但是对于生性单纯的梅吉她感受到了背叛，她将女儿婕妮认为是她一切痛苦的根源，以至于后面梅吉遇到了黑人大兵，妄图通过黑人大兵嫁去美国便对他百依百顺，黑人不喜欢婕妮，她便将女儿关在壁橱里。她对婕妮不管不顾，只是给婕妮一些吃的来保证婕妮不会饿死。梅吉对婕妮也仅仅停留在抚养，她并没有尽到母亲应有的责任，她从不教育她的女儿，婕妮五岁了仍然不会说话，不会自己穿衣服，连吃饭都不会，喂她吃饭也会从嘴角淌出来。可这看似敌对的一面也包含梅吉对女儿婕妮复杂的情感，独自带着私生女生活的她完全可以弃婕妮于不顾，可是她还是忍受着被世人唾弃，哪怕生活艰辛，对美军黑人低声下气也只为从黑人那里讨一口吃的给她的女儿。在人伦道德的影响下，使她于心不忍抛弃她的孩子，梅吉与她的女儿婕妮相依为命。因此梅吉与女儿婕妮是处于只养不育的以伦理为背景的依存关系。

四、结论

吴贞姬短篇小说《中国街》里的三位女性形象姥姥、妈妈和妓女梅吉在婚姻关系中呈现出一种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的矛盾状态。在母女关系中，三位主人公无论是从情感，血缘亲情还是伦理方面来看，她们都与她们的女儿建立着相互依靠的依存关系，而在社会的错综关系中，姥姥是思想与行为都极度保守的形象代表。妈妈是思想较为保守，但是她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愿意牺牲自己和敢于在社会上铤而走险的形象代表。妓女梅吉是首先试图摆脱现状的女性角色，她不断地尝试逃离中国街，但是她将逃离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并没有做到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即使她在行动上付出了诸多努力，最终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逃离中国街。因此小说《中国街》里的三位女性角色既出现了自我意识的萌芽又不自觉地屈从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使女性形象变得矛盾而又复杂。

吴贞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朝鲜战争后的韩国女性的家庭生存状况进行细微观察，在《中国街》中隐晦地叙述了韩国女性遭遇背后所蕴藏的含义，意在唤醒女性意识。在我们身处的现代，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性别歧视的现象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国街》中看到祖辈女性的家庭生存状态，以此来引起现代女性在如何处理婚姻关系和母女关系上的思考。同时也能够使越来越多的男性思考两性之间的关系，意识到性别压迫带来的负面危害。

参考文献：

[1]（韩）吴贞姬.老井：吴贞姬短篇小说自选集[M].许连顺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2]（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4]刘湘.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研究——以《第二性》为例[D].苏州大学，2016.

作者介绍：

黄莉莎，女，汉族，广东广州人，吉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韩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