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山　王春玲　马赫　孟凡鑫　王晨馨

关键词：北京中轴线；古都营建；空间格局；城址考古；先秦城市史

一、以中为尊的传统城市空间特征研究现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北京中轴线申遗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段王权时期的都城规划和建筑营造范例，以北京中轴线为代表的空间格局的形成原因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与中轴线相关的城市规划、建筑营造、空间结构、艺术特色等方面成果丰硕，认为其通过择中而居、轴线对称的城市景观营造，完整地展现了《周礼·考工记》所描绘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虽然历代古城规划实例中并未真正发现王城图所描绘的“九经九纬”式完美九宫格城市平面格局，但中国古代的地图一向是一种主观描述。葛兆光先生认为，地图的地理想象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政治和文明的想象，在这种想象的历史里隐藏着很多观念的历史，因此它是思想史的内容[1]。城址是聚落的特殊形式，其选址、构筑、使用过程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选择、利用与改造。同时，城址的形制、布局、功能等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定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特征。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文明早期的聚落形态考古、宫城等重要建筑的格局形态、唐代以后城市总体轮廓发展方面均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郭超等系统梳理了中轴线的变迁过程[2]。但关于宫殿、宫城、主要街道与城市轮廓之间的组合关系的研究视角尚较为缺乏，有关“以中为尊”的城市设计思想何时起源、关键性要素是什么、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较少讨论；而且，早期聚落、城址以及后来的传统城市规划设计难免受社会治理需求和礼制文化的影响，目前有关考古所见的城市遗址与社会治理需求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缺乏，单纯依靠文献记载有可能形成误导，尚需运用二重证据法进一步加以论证。显然，北京中轴线这种坚持中庸之道建筑空间布置的文化渊源，至少可以追溯至龙山晚期和夏商周三代时期。其中，对《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在古代城市规划营造范式上所发挥的作用讨论最多，部分学者认为其是周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总结；另有学者对其成书年代存疑，有春秋末期、战国、西汉三种说法，并认为《考工记》所记述的城市规划理念是后世牵强附会，不具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实践意义。笔者认为有必要依据文明探源、考古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成果客观看待《考工记》，追溯其思想源流和实践落地的实际情形，既不夸大、也不贬低其历史作用，从中华文明史的大势中发现其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很明显东西方文明都在城市规划营造中出现了这种“以中为尊”的理念，尤其是在文明起源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后逐渐分道扬镳分别形成了以中心点为尊和以中轴线为尊两个不同的分支，针对该问题进行源流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城市营造与社会治理思想之间的关系。

本文结合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梳理了中原地区为主的既往城市史研究成果特别是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空间营造“以中为尊”的规划思想落实在城市规划实践中，至少有三个几何特征可以作为合理的判定要素：第一，城市外围城墙、护城河轮廓以方形、长方形、圆形等相对规范的几何形状营造，尽量避免随形就势；第二，祭祀性坛庙、宫殿、重要衙署等公共建筑或城内主要街道位于城市平面的相对中心的位置；第三，主要建筑物或街道营造出轴线的特征，呈现左右对称之势。

这三个要素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家国理想、尊重礼法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文化。关于文化对于社会秩序维持的作用，埃尔曼·塞维斯开宗明义地表示，人类社会正是通过文化来控制和管理它的成员，并创造和维持这种复杂的社会组织。文化也具有技术、经济、宗教、艺术、娱乐等多种功能，而这些都有赖于文化的政治方面来整合和保护社会。我们应该为某些功能背景谨慎地定义一些标签，以便能分析提及的一些政治问题以及相关的行为方式。肯定的是，普遍的问题只是维持——维持社群内部的社会秩序，以及抵抗外来者，以维护社群自身安全。日常社会生活中维持内部秩序的最普遍形式，应该就是礼节和规矩。接下来就是道德教化及其内在化形成的是非观[3]。

二、秩序需求和早期聚落、城邑规划的萌发

目前的考古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国家诞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平等社会、酋邦社会、等级社会三种治理形态。无论哪种形态，有关神话和宗教的起源是考古學、人类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中指出了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思考宗教：与语言同理，这是进化的产物。任何人可能反对宗教，但是所有的文化都包含宗教思想（即使遭到政府禁止）[4]。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幸运的是这些信仰文化的蛛丝马迹尤其是宗教信仰拥有的强大力量，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早期文明聚落、祭祀遗址和城池公众建筑上。因此，虽然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社会组织状况缺乏足够的存世文献证据，聚落遗址考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反映。这些遗迹所反映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考古学家正在进一步收集整理相关证据。研究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无论是聚落还是建筑本身，在格局上都没有形成严格的几何范式，既有方形的聚落、也有圆形、椭圆形和因地制宜的不规则聚落形态。严文明先生指出，社会组织结构对聚落整体形状的影响不如对聚落布局和内部结构的影响那么明显，但也可以看到一些迹象。例如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常呈圆形或椭圆形， 后来变成不大规则甚至呈散点形， 再后出现的城址又变成方形或稍稍变动的形式。新石器时代之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各地聚落都发生明显分化。不但有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之分， 在中心聚落中又还有较高级房子和一般住宅之分[5]。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等地的兴隆洼文化遗址、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都有比较完整的仰韶时期聚落发现，这类聚落部分设有濠沟，一般在围濠外还有成片的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场， 几乎成为一种定式。因此仰韶前期的聚落特征可概括为内部有分划的向心式的联合体[6]。这些聚落格局和房屋分布特征，反映了家庭和小型氏族的管理秩序已经初步形成。

在相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 往往因为文化传统、居住者的家庭状况和建筑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单体住宅的形态各不相同。例如仰韶文化早期西部的房子多为方形或长方形，东部则多为圆形，这很明显是不同文化传统的反映。通过考古遗迹能够见到木柱在建筑营造中已经起到了基础性作用，甚至同一处遗址发现的房屋平面布局既有方形，也有圆形，例如半坡遗址。其中半坡遗址在居住区的中心部分，发现一座规模相当大、平面约为12.5米×14米近于方形的房屋，可能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7]，也呈现了聚落的向心模式，聚落外围设有近似圆形的壕沟作为防御工事。兴隆洼文化发现了距今约7千年的白音长汗三期聚落遗址，是一个典型的向心聚落案例，最大的房屋建筑位于聚落中部，次之规模的建筑物环绕分布（图1）。此时的聚落中心既不是阶层明显的宫殿类建筑，也不是宗教祭祀类场所。距今约5千年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有意规划的墓葬和祭祀类遗迹，以N2Z2墓冢所见，最重要的M1墓葬设置在碎石所堆积的正方形高台中间，外围发现了多重方形界墙遗迹，“以中为尊”的规划建设意图很明显（图2）。

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城邑肇始阶段，除了军事防御功能，营建对象更多的是考虑治理秩序，以统治者为中心[8]。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的仰韶晚期版筑夯土城墙遗址，年代距今约5450～4970年间，平面形状近似圆形，处于逐渐向方形过渡的阶段；设有城门和外围壕沟，防御工事日渐完整，也证实了古代夯土城起源于环壕聚落[9]。其他发现还有安阳后岗、辉县孟庄、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襄汾陶寺、章丘城子崖等城址，城址多建于自然台地之上，由原始聚落发展而来，古城寨城已发现有宫庙一类的建筑。近年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芦山峁等黄土高原不规则形状城址或大型中心聚落陆续得以发现和研究，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城址考古研究资料，神木石峁遗址还发现了皇城台与两重城址并用的布局（图3）[10]。

其中，芦山峁遗址发现的三座院落建筑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布局考究，应是在成熟的建筑规划设计思想指导下修建的，无疑具有较高的礼仪性和等级性。一号院落的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是国内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大型院落式建筑（图4）[11]。该组建筑修筑于山梁顶部，因地制宜，院落四周围以夯土院墙，院内建筑物总体上出现了大致的规范营建和左右对称特征，主体建筑居于院落中部，有门阙和主干道。这种围合式院落布置方式对商、周时期的重要建筑营建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涧李家崖、扶风云唐、岐山凤雏、凤翔马家庄等地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均承袭了类似“主殿居中、左右对称、层级分明”的四合院落格局。与普通住宅建筑区不同的是，这些高等级建筑院落内没有发现灰坑、陶器坑等常见生活遗迹[12]，墙面涂刷有白灰装饰和黑红相间的壁画，表明其建筑群落营建和利用应具有很高的神圣性、严肃性。大范围的考古调查显示，该大型建筑群也处于区域性聚落中心地带，周边分布有众多小型居住建筑，遗址本体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13]。但根据现有的重要考古遗址所见，龙山晚期的院落虽然已萌发了重要建筑居中布置的格局，尚未达到商周时期横平竖直、严谨对称的规整几何形平面状态。

三、城池总体平面格局和轮廓逐步出现规范趋势

从地缘关系上看，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乃是两个世界。此前中国的世界体系在东亚，东亚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成长起来了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石家河和良渚文明。此后中国的世界体系一变而成为欧亚，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有一次衰落过程，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②，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14]。海岱、河套、巴蜀、江汉以及中原周边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各种平面格局均有发现，包括椭圆形、圆形、长方形城址等，但中原地区（不包括黄土高原地区）的规范性更为明显。尤其是平粮台城址，根据C14测年距今约有4500年的历史，平面格局几乎为正方形，是已发现我国最早的、规划最严整的高等级龙山晚期城址（图5）[15]。

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设防聚邑至少有12处，主要分布于今河南、山西境内。大部分城池平面呈现近似的长方形，个别有因地制宜的弧形轮廓城墙和城壕，同时受文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显示出二里头文化时期夏王朝设防聚邑的地理空间布局是有意规划的结果，其反映了夏王朝因地制宜的管辖理念，进而采取不同的控辖模式。城内发现夯土墙体，可能是大型夯土建筑的残留，还出土有玉器、铜器、卜骨等高规格遗物，显然有重要的统治机构位于城中[16]。虽然多数城址内部的宫殿衙署或祭祀建筑详细规划情况尚不清晰，这12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实施了考古调查发掘的，均在城内发现有大型夯土遗迹或者高台遗迹等高等级建筑遗址，大体上居中布置，俯瞰全城，但选址并非城市的几何中心，而是随机性较强。

城池整体平面格局方面不规则形状或圆形约占25%，大体方形或近似方形约占75%，尽管还需要更大范围考古调查和客观城址统计信息，目前的信息也反映了尽量追求方形城池轮廓的营建理念成为普遍趋势，由圆至方的转变基本完成。其中，新郑望京楼、郑州东赵、登封南洼、登封王城岗等中原地区城址均为近似方形轮廓，同时也显示出城池平面轮廓尚未大规模规范至横平竖直的几何形程度，部分发现有两重或者三重城池空间结构。杨庄、南洼等城址出现的窄环壕，应是精英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居住界限。二里头城址的整体轮廓反而为不规则形状，但已经发现规整长方形的宫城建筑群，宫内有多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宫城城墙格局具有明显的几何形特征（见表1）。

有关夏代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初步研究表明，应處于酋邦社会与早期国家形态，多数的研究学者认可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典型的夏文化，且已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17]。国家治理体系的初步成型，首先集中反映在宫城、宫殿以及重要公共建筑规划布局方面，重要建筑单体的平面基本呈现规范的长方形，且多数设置在城内中部区域（图6）[18]。城内街道布置方面因调查发现较少，尚不清晰。

四、城内重点宫城空间秩序的营造与发展

至商、周时期，随着分封制的施行，国家统一负责军事、外交等重大事项，而各诸侯国拥有更多的社会自治权力，因此以礼乐为核心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更为适合的选择，以便维系国家的统一和秩序，并应对草原文明等周边区域带来的冲突升级。代表性的商代城址是偃师商城等。根据商代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建筑布局考古研究，已发现宫城整体的中轴对称布局特征，宫城内各单体建筑的建筑轴线也明显存在。偃师商城的小城基本呈南北长方形，宫城正位于小城南北中轴线的中部偏南的位置。宫城南墙中部设有一个门道，由此门道向北一条道路形成宫城的南北中轴线，将城内的宫殿建筑基址分成东西对称的两组。商代宫殿建筑基址是整个城址的核心区域，考古研究表明，宫殿建筑区是城内最早建设的区域，即，先宫城、后城池。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商王朝的建设步骤均是先规划营建宫殿区或者宫城，再营建外围的城郭及其他建筑和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19]（图7）。

从后世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不断想象和追忆中，足以体现周礼在中国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持续性作用[20]。商、周时期是中国礼乐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周公制礼作乐是指周礼在商礼的基础上对以祭祀活动为中心的礼乐进行了系统的归整和分类，严格地划分了等级、增加了新的内容，形成了系统的典章制度、仪式及各种繁文縟节确立了亲亲、尊尊体制，进而从神治走向人治。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两次礼制变革，又引“德” 入礼，强化了祖先祭祀与崇拜，使之最终成为节制或调节人人社会关系和人们一切活动的至尚准则[21]，逐步形成宫室居中的制度，宫殿与宗庙两种功能二合为一。从考古发掘成果看，宫殿和宗庙的地位已经上升，发现了大量明显具有中轴对称特征的宫殿和宗庙建筑遗迹，并形成了“左祖右社”之制；《逸周书·作雒解》载：“诸（侯） 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大社”即“太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国中”即都城内的中心位置。1976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周原遗址里，发现一座西周早期坐北朝南的大型宗庙建筑遗址；2014年在这座宗庙建筑遗址西南约80米处，发现表面平铺大形鹅卵石、中心树立长方形石表的社坛遗址。这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符合“左祖右社”的（宫城）营国制度[22]。可惜的是，目前尚未发现洛阳地区西周成周城与西都丰镐城四周的城墙遗迹，其都城整体格局尚待研究。

由于周公是辅佐西周建立和礼乐制度创设的开国重臣，其封地鲁国故城的营建最接近周王朝的都城，墓葬规制、出土礼器等考古资料已经显示，与周王朝开国封臣、姬姓氏族亲缘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礼制靠近周王朝的程度。近年来，鲁国故城陆续调查发掘了周代建筑遗迹，使我们对鲁国都城有了更多了解，也可以帮助探究周王朝都城的整体格局的可能情况。该城总体平面格局呈现扁四边形，但只有南城墙较直，其余三面呈弧形。部分学者认为鲁国故城存在明显的城市轴线，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采用中轴线布局形式最早的一座故城（图8）。尽管上述评价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既有的考古工作研究了周公庙所在高地和周围大面积夯土遗迹、道路遗迹等，城内发现宫庙区以及东西、南北两个方向各5条主干道连接城门；顺南北中轴线延长线至南城外，甚至发现有类似祭坛的夯土台基址（舞雩台）。总体格局上，城垣从自然高地向东、西、南、北四面大致等距扩展确定；干道路网以自然高地基本呈中心对称分布；连接高地中心与舞雩台的直线是周代鲁城的中轴线所在[23]，表明中心高台、中轴线、干道对整个城市的格局起了重要作用。依据最新考古发现，周代鲁国故城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时期。今后需要进一步求证的是上述鲁国故城是春秋时期的城市格局还是周朝创立初年既已形成。

以目前考古研究所见遗址，两周时期 “以中为尊”的几何特征首先体现在建筑的单体和贵族的大型墓葬形制中。西周中后期到春秋时期，考古材料所见两次礼制改革和社会变革清晰地反映在东周城市的发展和宫殿重要性的增长上，宫殿、宗庙这时开始独立地承担权力的形象作用[24]，“以中为尊”的理念在鲁国故城等城市有了初步清晰的体现。已有学者对东周时期典型的封国城市、郑州地区先秦城址平面格局进行了研究，《考工记·王城图》所设想的理想城市模型并未在东周时期的所有重要城市中得以严格执行，尚未明显扩展至城市总体规划级并按照礼制所约定的范式营建。

战国时期增多的城址中，很多城池平面形态基本沿袭了自龙山晚期起以方形为主的基本特征，例如东平陵故城、城阴城、谷阳城、高平寺汝阳故城等，城池平面呈现为四四方方的正方形，城内发现有对称的街道（图9）。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规划特征并非出现在所有城池营建上的，即便是在国家统一的西周时期，各个氏族或者封国也执行了具备差异性的礼制，比如有些氏族的大型贵族墓葬以墓道的多寡作为礼制要求之一，而有些并没有以此为等级约束，更何况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城市规划理念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尽管如此，战国时期发现更多“四四方方”规整轮廓的城池遗址，显示出对城池总体轮廓进行几何形规划渐成趋势。

五、城市整体空间秩序的逐渐固化与传承

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洛阳城尚未呈现出礼制在总体规划中的强制约束性作用。孔子曾试图让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他的治世原则，但没有成功，拉铁摩尔称“孔子的意义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他是封建制最佳统治理念的集大成和规划者，而同时又是可以不断更替的一种新秩序倡导者”。秦朝治乱之后过于严苛的法度，让汉代逐渐尊崇了儒家为主的社会治理思想，强调家国治理的一致性。孟德斯鸠指出，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看似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其实并非与中国的基本政治无关，中华帝国构建在治家的理念之上[25]。公元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国家。中央统一、层层任命官员的治理制度显然更适应复杂多民族大国的社会治理需求。汉代，以皇权或者中央集权授权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治理，佛教、道教逐渐成为士大夫生活和民间社会生活的补充。这种国家治理体系的早熟，在两汉时期古都城市布局和建筑营造上亦开始有所有体现，各地纷纷筑城以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配套的城市体系。目前，西汉至北朝时期的长安城总体格局已经较为清晰，平面基本呈方形，城墙四周各开三门，主要街道横平竖直、经纬分明。城内主要是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以多宫制为特征，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南部[26]。宫城中间地带少量布置了重要官员的宅邸区和武器库、东市、西市、手工业作坊区。西汉长安城宫殿区域竟然占到整个城市面积的42%，大量的城市居民安排在城外，从 “三要素”视角下看，整体空间特征并不明显。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重修了一组皇宫，却已偏安于长安故城东北一隅，礼制依然未在城市总体规划级别突出体现。

东汉洛阳城在周代成周城和秦、西汉洛阳城的基础上重建，采用南宫、北宫的“吕“字形宫殿布局，南宮用于朝政、北宫用于生活，南宫之前还出现了南北轴线大街，有了城市南北轴线整体格局雏形[27]；严肃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苑囿生活隔离，体现道法自然的思想文化。按照本文开篇所提出的“以中为尊”传统城市规划空间格局三要素对历代重要城市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对于周礼所体现的城市规划思想的落地实践出现在曹魏时期。完整的“以中为尊”三要素同时出现是在曹魏的邺城、曹魏西晋洛阳城，这个时期都城形制的变化，也受到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割据政权统治者以汉地正统王朝自居这一思想意识的影响。从承继关系上，曹魏洛阳城虽然是在东汉多宫制的都城基础上重新营建，但其新的都城格局明显受到曹魏王都邺北城形制布局的影响。因此，曹魏邺北城的城市格局具有肇始性，是由其作为王都的级别和功能需求而设置的。而曹魏洛阳城，则是新王朝创造新都城格局的发生地，其形制结构代表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多宫制到单一宫城制重要转折时期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后世都城竞相模写的汉地都城的典范[28]。

此后的东晋南朝建康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唐长安城均努力承襲了这种礼制和城市空间布局。特别是由鲜卑民族在中原汉地建立的北魏政权，其对汉化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以强化统治秩序的正统性。受战国时期流传的周王城图影响所建设的都城，都是长方形或略为方形的，而且全国各地的各类城池也大多都是方形的，大城周边各开三门，小城开一门，城内修筑十字大街，总体空间格局相对趋于一致[29]。唐代，城市总体平面格局的控制最为严谨，城池轮廓方正规整、宫殿的居中配置、街道里坊左右对称（见表2、图10）。

类似的古代城市总体规划思想，一直影响至明清时期；北宋东京城的内城严格遵照了“九经九纬”的街道和城门格局范式，辽上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在此前礼制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多重城墙结构，以恢宏壮丽的北京中轴线收尾。

值得一提的是，《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典型城市布局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祖”即太庙，祭祀祖先的宗庙；“社”即社稷坛，祭祀土地神灵与五谷神灵和国家江山的场所，祭祖与祭神的宗庙建筑依然重要，但与王权相比地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王宫往往是规模最宏大、居于城市核心位置的建筑群，祭祀建筑的位置相对就不那么核心，祭祖安排在城内宫殿的周边，祭天、祭地往往安排在城市郊区，称为郊祀。明清北京城的天、地、日、月四个重要祭坛，就是分布于古都北京旧城的东南西北四个近郊区域的。这与欧洲地区历史城市一直将神庙、教堂作为核心的城市布局是不同的。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试图“以中为尊”城市空间格局界定所需的城市轮廓规范、礼制建筑居中、轴线左右对称等方面三个几何特征判定要素，尽可能以客观的考古遗址发现讨论中国传统城市规划营造源流问题，同时避免以往倚重礼制文献的城市史研究方法带来的过多干扰，显然礼制的约束在古代城市总体规划级别的实践是滞后的。虽然讨论的范围仅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粗略看到，中国传统古代城市以平面几何格局有规划地呈现“以中为尊”的理念大体上经历了由小至大、由局部至整体、由圆形至方形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即首先是重要墓葬、重要礼制建筑，其后是宫殿区与院落，再后是宫城格局，然后是整体城市。肇始早期虽然与西方文明同样受泛神信仰的影响，随着中国王权治理体系占据主导地位而呈现了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种演进过程，从偃师商城宫殿、周原凤雏宫殿建筑、马家庄宫殿建筑基址看，商周时期建筑单体和院落、宗庙建筑、郊祀建筑乃至宫城等部分建筑群已呈现严谨的“以中为尊”和轴线对称格局[30]，显然早于该礼法文化对整个城市空间格局的统领实践，本文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更多细节留待今后新的考古遗址发现及其数据统计等工作进一步深化、研究、纠正。有些议题尤其是先秦城市规划营造范式尚缺乏足够的案例，周原、丰镐等周代都城的宫殿建筑考古已有较多成果，但城市整体格局的研究视角和大范围统计数据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期待今后有更多的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成果，能够补充完善这些讨论。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布局是伴随社会治理需求而逐渐发展的，向心的聚落和城池布局在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的泛神信仰时代即已体现，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有意识规整方形的城市轮廓开始并缓慢普及，黄土高原的石峁、芦山峁等城址仍然维持了向心的格局特征但尚未在城市轮廓方面形成范式；夏代，多重嵌套的规整方形城池已在中原地区较为多见，兼具社会治理和军事防御特征；商代已发现宫室居中、轴线对称的特征，尤其是偃师商城是其中的规划范例；周代大体延续的商代的做法初步形成“左祖右社”的礼制。但周礼的形成是否立即在城市整体轮廓和空间格局方面产生直接的统领性影响还有待考古和城市史研究来确认，从目前东周的城市规划营建案例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而在两汉时期儒家礼制思想得以广泛推崇后才在曹魏时期城市整体范式上得以实践，在后续重要都城的规划实践中得到持续性传承和发扬，与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和文化成熟过程是基本同步的。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礼制”和“三要素”几何空间特征的综合源流研究，不仅有利于北京中轴线等传统城市轴线的价值内涵比较研究，对如何看待周代以降城市营造与中国传统古建筑群营造特征和价值，也颇具有重要的意义；且这种传统礼法文化基因和社会治理智慧，对于传统文化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可持续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开展活态遗产保护实践、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等，也颇有助益。

（责任编辑：张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