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智尧

关键词：江右；赣语方言区，风土建筑；谱系；基质

从1957年刘敦桢的《中国住宅概说》出版算起，地域风土建筑研究经过60多年的发展，当下已成为建筑学和文化遗产学的热点。但我国地域风土建筑及聚落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城区的扩张和村镇撤并集聚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系统已被打破或改换，风土特征也在不断地消失。如何保存和传承风土建筑精华是目前亟待开展的重要研究方向。在此之前，弄清传承的对象乃是抢救性研究的基础，即发掘和提取地域风土建筑谱系中具有可识别性的基质。

“基质”的英文为“matrix”，词根“matri”具有母亲、母性的意思。基质最初是生物学用词，是指微生物从中吸取养分借以生存的物质，如营养液等。后被景观生态学借用以表达人文地理景观特征，景观由若干景观要素组成，其中基质是面积最大、连通性最好的景观要素[1]。本文的“基质”概念即为构成某一风土建筑谱系的基本特质，谱系基质具有普适性和可识别性的特性。

“江右”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它与唐宋“江南”文化圈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①。现代的江右文化圈的地理范围可用赣语方言区来指涉，由于“作为历史上维系民族和民系的纽带，‘语缘的作用一般而言仅次于血缘，是地缘文化认同的重要根基”[2]。因此，植根于文化习俗的风土建筑，其谱系分布规律可以“语缘”为背景来进行研究。

本文不同于以往相关研究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对地域风土建筑进行采风记录和样式分类[3-5]，而是从人文地理的视角，以赣语方言区为参照，梳理出江右赣系匠作的中心，在聚落形态、宅院形制、结构类型、装饰特征和匠作风习五个方面提炼出其谱系基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江右赣系建筑谱系与东南地区其他谱系之间的关联和影响。

一、文化地理背景

（一）地理环境

江右民系的文化圈中心在环鄱阳湖流域，这主要得益于其优越、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和便利发达的航运交通条件。

鄱阳湖流域是一个盆地平原，东南西三面环山，东临武夷山脉与闽浙相连，西枕罗霄山脉与湖湘相接，南濒大庾岭、九连山与粤省相接；中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北部依长江与鄂皖相望，中部赣江纵贯南北，抚河、信江、饶河、修水连接东西，从而形成山水相连、“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地理格局。其适宜的温度、充沛的降水、绵延的山岭、连贯的河流，为江右粮食和经济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图1）。

（二）航运交通

商业、手工业、制造业和经济作物产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交通运输的支撑。鄱阳湖流域由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水五大河流构成，北边湖口与长江相连，这些水系形成了沟通全国和连接周边地区的交通主干线②[6]。这些交通路线对江右地区的制瓷业、纺织、造船、造纸、刻书等手工业，粮食漕运、经济作物、木材，以及围绕这些产业所发展起来的市镇、商人群体，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7]（图2）。

（三）人文环境

宋明清期间，江右地区的科举人才和文学大家的数量常名列全国前茅。“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③正反映了江右的科举盛况。其中，吉水、临川、南城和南昌是江右科举文化最为昌盛的城市。

江右的文学人才在《宋史》列传人物有143人，《明史》列传人物有204人[8]。这些杰出的人物对江右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他们的影响力，江右文化的声誉和地位才得到了认可。

（四）风土区系划分

赣语方言区内各方言片区的风土差异就形成了风土区系，风土区系相当于亚文化圈。风土区系的划分和认知，可为建筑谱系基质的提取和归纳提供一个内部参照。结合江右历史的发展情况和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划分出三个主要的风土区系，即：以抚州为风土重镇，以抚广片方言片区为核心范围的临川风土区系；以南昌为风土重镇，以昌靖片方言片区为核心范围的豫章风土区系；以吉安为风土重镇，以吉茶片方言片区为核心范围的庐陵风土区系（图3）。

二、风土建筑谱系基质构成

風土建筑谱系基质可从5个方面进行提取，即聚落形态、宅院形制、结构类型、装饰特征和匠作风习。由于江南地区文化交流频繁且“语境”相近，在建筑形态上会有一些趋同，但更多的是因其植根于不同的风土背景而具有“拓扑”变换的特征。因此，对于建筑谱系基质的认识，既是对自身特质的剖析和归纳，也应在比较的视野中反观自身。

（一）聚落形态

聚落形态，即聚落嵌入环境地貌的构成方式，反映着自然条件和文化风俗的双重作用，其各种层级和类型在不同地形地貌中因循了各自的相似构成规则。聚落形态的研究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归纳，即聚落的外部环境构成和内部结构组织。

1.聚落外部的环境构成

江右赣系聚落外部环境构成规律可概括为三点，即：两重山水，“以水绕田，凿池而居”，双层防御（图4）。“两重山水”是指在典型风水选址意象的基础上，在聚落的前后利用自然或人工创造出另一重山水环境。与徽州聚落外部环境的峻山险水不同，江右赣系聚落一般不会紧靠峻山选址，山是“远山”，水是“离水”。河流或溪水主要是从农耕灌溉的角度来考虑的，聚落前一定会安排有池塘以方便生活使用，即所谓“以水绕田，凿池而居”。双重防御由无形和有形的边界所构成。庙宇的空间位置界定了聚落占有自然资源的边界，是第一道无形的防御；由于江右赣系聚落处在平原丘陵地区，没有峻山险水做屏障，聚落围墙就成为第二道有形的防御，即双层防御。池塘与围墙之间是展示权力关系的主街。

2.聚落内部的结构组织

江右赣系聚落的内部结构组织，可以概括为“前礼后居，长列布局”和“礼居分离，向心布局”两种方式。在此基础上，还拓扑衍生出三种特殊的变体，即并列、对称和从厝。

第一种方式“前礼后居，长列布局”，即聚落把与“礼”有关、象征着荣耀和权力的各类宗祠、功名牌坊和庙宇沿着主街一线排开，其后是正格与变格的宅院和大型府邸，宗族各房支占有的空间领域沿着主街横向依次展开分布，主街可在村前，或村中央（图5A）。典型例子如南昌县黎家自然村、丰城市三江镇前后万村和金溪县疏口古村等。

第二种方式的“礼居分离”，是指居住建筑中的仪式空间被压缩，而进行礼仪的各类宗祠在数量和规模上又被极大地增加、增大。住宅的“小”和宗祠的“大”的极端对比是其突出的特征。“向心布局”是指各房支空间领域自然分布，在每个领域里住宅以家祠、支祠为中心，形成明显的向心关系（图5B）。典型例子如吉安市陂下村。

具有聚落性质的建筑组团是它们的拓扑形态。此种建筑组团的结构组织方式有并列、对称和从厝三种。“并列”布局是“长列布局”的变体，是村落大型府邸常采用的形式。“对称”和“从厝”是“向心布局”的变体，强调宗祠对其他建筑的统领关系（图5C）。“从厝”的护厝是闽语区和客家话区风土建筑的特点。“从厝”类型多分布在赣语方言区的西部山区，这一带地区在清中期接受了大量闽、客、浙移民，其匠作受到了其他建筑谱系的影响。

如果把“前礼后居，长列布局”和“礼居分离，向心布局”看作是系列聚落形态的两端，那么在它们之间就存在无数种拓扑变形的聚落形态。

（二）宅院形制

宅院形制指的是源于宗法关系的汉族宅院，有着与地理气候条件和人伦秩序相关联的多种合院构成规则及样态④[10]。江右赣系的宅院以上下厅及左右厢房构成一进或两进的天井合院为主。在空间使用上，以敞式厅堂与天井的融合成一体为突出特征（图6）。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明堂”格局与比例

江右赣系天井式宅院保存了周代“明堂”和士大夫宅第的特征。如敞开的厅堂、天井坑池处分左右两边道进入上厅，若把后边井及边房部分看作“后寝”，便会呈现出一个“前堂后寝”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宅院基本单元（上厅部分）的通进深与通面宽之比保留了7：9的比例，下厅部分为5：9。7：9或5：9的基本单元有规律地组合并控制了宅院空间构成[11]。典型的例子如江西永修雷家祖屋（图7）。

2.過白、四水归堂与明堂坑池

对于四合的江右赣系天井式宅院来说，“过白”就是在后座建筑内（上厅）的某一视点往前看，后座建筑的遮挡物如屋檐、关口梁或顺枋等与前座建筑的屋脊之间会形成一线天的效果。“过白”是组织和控制天井式宅院各空间要素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则[12]（图8A）。

“四水归堂”描述的是天井四边屋檐的连接和排水方式。通常有三种方式，即四檐同高、一高三低（上厅檐高）和三高一低（下厅檐低）。出檐位置决定了底下坑池的形状和大小，其深度和高度对“过白”影响也很大，因此在设计中，需先定檐口位置，后进行屋面的坡度设计（图8B）。

“四水归堂”必然涉及到室内排水的问题。天井地面分为蓄水和不蓄水两种。从实用上看，不蓄水的天井地面要比天井坑池要好。采用天井坑池尤其是“土星明堂”⑤主要是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所决定的，如“蓬莱仙岛”“通天神山”或“明堂辟雍”等（图8C）。

3.“居仓合一”与塾院

徽州和吴地宅院常采用楼居，江右赣系天井式宅院的厅堂部分，有作一层、用彻上露明，也有设二层楼阁，其他部分与楼阁相通。楼阁最初只作储粮之用，类似于干栏式谷仓。此种“下居上仓、居仓合一”的宅院样态与江右发达的农耕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至明清时期，商业城镇里的宅院与商业相结合，发展成“前店后宅，下居上仓，店居仓合一”的形式（图9A）。此时上仓主要用作商品和金钱的储藏，防火防盗的功能要求日益突显。宅院最开始以土石为墙，民间称呼为“土库”，而后随着砖的普及，清水砖空斗墙内填泥浆便成为宅院外墙的主要形式[13]。

闽地宅院把敞开的厢房（榉头）直称为“书房”。由于江右赣系天井式宅院的天井空间狭促且昏暗，不利于读书，因此在主体建筑之前设有塾院，即“前塾后宅”的形式。因此宅院也就形成了先从偏外门入塾院，后转正门入宅的空间序列。例子如江西丰城白马寨村的宅院（图9B）。

（三）结构类型

结构类型包括承重和围护两部分。江右赣系建筑的承重体系主要为穿斗式结构，围护结构为清水空斗墙内填泥浆。穿斗式结构体系的柱、穿枋、顺枋和檩的不同构建方式体现出各风土建筑谱系的木构匠作特征，而宅院围护结构的构造及表现方式也是重要的谱系基质之一。江右赣系建筑谱系的结构类型基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字”扇架

江右赣系匠作把五柱落地的穿斗扇架称为“金字平”或“金字”扇架（图10），它在尺度构成和形态上有以下特点：（1）厅堂进深尺度与宋《营造法式》记载的五等材四架椽屋厅堂（清五架屋）相近（按进深24尺算）。由此推测，江右赣系穿斗扇架的尺度构成可能保持了唐宋庶人屋舍的遗制，并用5根落地柱表述“五架”。（2）与徽系、吴系和闽系宅院穿斗结构相比，穿枋截面高宽比要大。（3）与江南其他建筑谱系相比，穿枋分布面更大。如闽地扇架上部穿枋与下部板壁的比例为5：5，江右赣系为6：4，其受力更加合理。（4）穿枋形式多样，除了直线形外，二穿及以上的穿枋也常做成月梁的形式，或为板作，或为半圆作（一根圆木切半作穿枋）。（5）柱础多见木柱櫍，骑柱与穿板连接处常用莲花头或讹角斗。

2.插接抬梁式结构与“一檩三件”

江右赣系的祠堂、书院、庙宇和官厅在厅堂中常用插接（梁头插柱身）抬梁式结构和减柱扛梁（复梁）的做法，偶见担接（梁头担在柱头卯口内或大斗上）抬梁式结构。插接抬梁式结构实为用穿斗的建构思维和方式去模仿抬梁的样态，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更为宽敞的空间效果，更在于借用了抬梁式结构的等级象征意义（图11）。

江右赣系的顺枋具有高薄的特征，它不仅设置在两檐柱和两扶柱间，还常设置在檩条下方，成为“檩—垫板—檩”的形式，即所谓“一檩三件”。清代用“一檩三件”取代攀间的做法，有可能受到此种顺枋与檩条相结合做法的影响。

3.穿枋挑檐和插接或搭接檐檩出檐

江右赣系天井式宅院的出檐方式以穿枋出挑承檐和插接或搭接檐檩出檐最具特色。穿枋挑檐是指二穿枋直接穿过檐柱出挑承檐檩。由于二穿枋一头承檩，一头插接在栋柱内，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杠杆，此种方式最为稳固和合理。插接或搭接出檐是指用一根较粗大的檐檩插接在两厢房的角柱上，或搭接在厢房的檐檩（额、楣）上，以承接上方的檐口。它们是“四水归堂”天井檐口处理的独特方式，既能出檐，也加强了厢房与主体建筑之间的连接（图6）。

4.清水青砖空斗墙

江右赣系建筑外墙的构筑做法及表现形式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构筑材料和方式多样。墙体分为墙裙、墙身和墙头三大部分。墙裙采用石板贴面，内部眠砌砖块，或用石板作空斗，内填碎石。墙身分两段，下段采用7～11层的眠砌，上段为多种砌法的清水砖空斗墙内灌黄泥浆。一堵墙变换3～4次的构造做法，不同材料的结合用不同的构造方式。（2）墙面质感丰富。江南其他建筑谱系，常把墙体结构隐藏在繁复的装饰或浅薄的抹灰之下，而江右赣系宅院的围护结构把材料的质感和构造方式真实地呈现出来，并转化成富有美感的形式语言，与当代建筑倡导的“建构”思想十分吻合（图12）。

（四）装饰特征

在中国古代，彩绘通常有等级象征的作用，民间建筑一般禁止采用彩绘。因此雕刻成为风土建筑装饰的主要手段，即“雕梁”不“画柱”。明清时期，随着徽、浙商帮的鼎盛，徽雕和浙雕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两者在建筑装饰艺术风格上具有浓厚的雕饰化倾向和情趣。徽州在建筑室内所有露明构件上都精雕细镂和增繁弄巧，更是令人赞叹。就雕刻的手法、材料和主题内容而言，江南的建筑雕刻不免有些趋同，但各地仍各具特点。江右赣系建筑谱系的装饰特点并不在雕刻手法和题材，而在于装饰与建筑的相互关系上。

1.扁平的雕饰

在江右赣系建筑雕刻中，虽然圆雕、镂空雕和高浮雕（剔地起突）等强调光影和立体感的雕刻手法也会有所运用，但整体上多采用“压地隐起华”和“减地平级”的雕刻手法，并表现出对“线描”的喜爱和强调，其原因是由建筑构件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建筑的穿枋、顺枋及镶在其上的装饰面板多以小木枋拼接而成，厚度较薄，不适合做强调立体感的雕刻手法。最为典型的做法是在暴板作线刻（图13A）。此种雕刻风习甚至对室外的牌坊石雕也产生了影响，牌坊身上布满各种精细的雕刻图案，但只有少量几处用了高浮雕的手法，与徽州强调雕饰光影效果的牌坊有明顯的差别。

2.构造化装饰

构造化装饰即把构造做法作为一种表现形式，与雕刻装饰融为一体。在建筑上，外部的门楼、门罩和内部天井厢房的界面是装饰的重点部分。而在这些部位的构造装饰化特征尤为突出。如门楼檐口部分用特制的装饰砖块向左右两边按不同的角度有序倾斜排列，形成非常强烈的动感和立体感。青色石材门框与墙体既能在色彩上融合在一起，又有纹理和质感的差异，或红色石材门框与墙体形成强烈的对比（图13B）。

3.乐平的戏台雕饰

江右赣系建筑装饰特征也有“尚富金银气”的雕饰风格。如在景德镇和乐平等地，建筑的雕饰化倾向就与徽州十分相近。乐平当地还流传着徽州“三雕”的匠人是从他们那里请过去的说法。

历史上的乐平素称“赣剧之乡”，著名的“乐平腔”（又称“高腔”）是赣剧的主要支派。正因如此，乐平古戏台数量和样式全国闻名。戏台雕刻主题以戏曲故事为主，运用圆雕、镂空雕和高浮雕等手法吸引观众是符合其特定建筑氛围的（图13C）。由于地缘相近的原因，清中期徽州和浙西的建筑雕刻以戏曲故事图案为主题的明显增多，有可能受到了乐平戏台雕饰的影响。

（五）匠作风习

匠作风习是指从选址、建造到建成使用过程中一系列具文化象征和心理学“自我暗示”作用的习俗讲究。它是建筑谱系基质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定点、定向和定时

定点、定向和定时的观念对江右风土建筑营造有重要的影响。定点即指择地，意在取得地下所聚之生气；定向即指宅院的朝向；定时是指营建的那一年必须与当年的“流年”方向相合，或指进行建造仪式的吉利日期。定点习俗对聚落形态中的池塘、主街和长列布局有很大的影响。定向对门的方位、宅院布局、天井在地下排水渠的路线、建筑开间和进深尺寸的“压白”吉数等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们相互牵连成为整体。定时让仪式象征与人的人生规律搭接了联系。

2.游梁和金斗屋

在建造诸仪式中，上梁是最为重要的⑥。江右地区最有特色的上梁仪式是游梁。游梁是指上梁前要由儿辈扛梁，绕村一周，沿途鸣放鞭炮、敲锣打鼓吹唢呐，然后回到新屋厅中。目前，抚州、吉安和宜春等地区仍保持着游梁的习俗。

金斗屋是风水对宅形的一种禁忌，即厅小堂大，五柱落地的住屋称为“金斗屋”，居住最为吉利。“金斗屋”的风水禁忌在江右地区十分流行和普遍，甚至在建筑的外轮廓上，也表现出此种前小后大的形态。

3.“压白”尺法、梁纱帽、莲花撑和扶栋檩

江右风土建筑营造普遍使用“压白”尺法⑦。匠师所采用的营造尺（木工尺）会因时因地存在差异，这对风土建筑尺度构成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难。由于“压白”尺法与木工尺的长度存在一定的关系，可通过“压白”尺法反推求得具体案例所采用的营造尺长度。

“梁纱帽”即是山尖横木，与《营造法式》中的“丁华抹颏栱”、《营造法原》的“山雾云”位置相同，其起源最初可能是作为上梁时匠师的踏脚木而存在的[14]。“莲花撑”和“扶栋檩”常与“梁纱帽”同存。“莲花撑”和“扶栋檩”寓意为屋主人有贵人相助。

三、匠系分布与谱系关联

上述五个方面的谱系基质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个别基质也许会在不同谱系中存在，如插接式抬梁结构也常见于闽系，但长列布局、四水归堂和天井坑池等基质是闽语谱系没有的。再如徽州也有天井坑池，但不存在过白讲究。对某一风土建筑谱系的认知，首要的是抓住其谱系基质的整体构成。从中心与边缘的视角来看，越靠近谱系中心的地区，谱系基质越明显，在边界处则呈现相互交错、纷杂模糊的状态。因此，找到谱系中心最为至关重要，其认定的主要依据就是谱系的基质。

风土区系中心与某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关系，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是基于具体的地理环境。风土区系的重镇很可能与建筑谱系的中心重叠，如江左吴语方言区的苏州，但也有可能存在错位的现象。

风土建筑谱系中心通常就是匠系的中心。围绕匠系中心，还会存在多处匠作发达的地区。这里所谓的匠系是指匠作谱系，它阐述的对象是匠人群体，包括匠人的组织、文化、营造技术及传承方式等。匠系与建筑谱系基质有直接的关系。建筑技术和文化的传播现象，不同匠系的联系和交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以著名匠作谱系所在地为中心，风土建筑谱系的影响力会向周围发散。因此，了解匠系的分布与中心既是对建筑谱系基质构成作进一步解析的基础，也可呈现不同建筑谱系之间的关联域。

（一）匠系的分布与中心

以谱系基质为判断依据，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地方文献和匠人采访等信息，本文认为赣语方言区风土建筑谱系的中心为南昌和抚州，它们也是江右风土区系的重镇。匠作发达地有永修、进贤、乐平、金溪、丰城、吉安和富田等（图14）。

永修是样式雷家族发达的祖居地，紧挨着清代江右四大经济名镇的吴城镇。永修的匠系在吴城镇和南昌活动较多。进贤素有“东南之藩蔽、闽浙之门户”，是通往闽、浙两条省际水运路线的开端和集散地。进贤匠系发达，在本地和周边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进贤的木工，抚州的泥瓦匠”的说法。“抚州的泥瓦匠”是指进贤县南边的罗针镇。罗针人自古以“一把泥刀闯天下”，在江右被誉为“建筑之乡”。丰城处于赣江中下游边上，是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的故乡，现仍有一些大木匠人世家在从事营造活动。金溪是南宋陆九渊的故乡，古代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美誉。金溪在临川区系不仅大木匠人出名，而且有著名的印山石，建筑石雕工艺是赣系里最好的。乐平在戏台及木雕装饰上尤为突出。吉安是庐陵地区的风土重镇。虽然吉安自清中期以来在文化上迅速衰落，但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匠系的影响力可沿着赣江上游过客家直到广府地区。富田镇是吉安匠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谱系中心和匠作发达地构成了江右赣系的主要脉络，是我们对江右赣系建筑谱系进行认知和基质构成解析的重点研究区域。

（二）谱系的关联

造成不同风土建筑谱系之间存在某些基质相同和相似的现象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不同时期的移民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匠系之间的交流是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古代，水路要比陆路远为便利，水运把不同地方的人、文化和物资联系起来。所以，要认识不同建筑谱系之间的关联，首先要从地理上了解它们是否存在便利水运的路线。

对于江南地区，“依托长江和太湖、鄱阳湖、千岛湖，徽饶水道（祁门—浮梁的阊江，婺源—乐平的乐安河 ），徽杭水道 （ 分为新安江—富春江—桐江—钱塘江四段，支流通东阳 ），杭甬运河 （ 当代改造前的几段 ） 等漕运系统，基本上可以把江南赣、吴、徽3个方言区的匠作谱系中心连接起来”[15]。其中，赣与吴的风土建筑渊源深厚，明中叶后，徽帮渐兴且后来居上，清代在民间建筑中影响尤大[16]。

具体而言，在这些基质的拓扑变异中，如徽系的住宅类形制与赣系的宅院形制比较相似，其祠堂类建筑则与吴系尤其是以东阳为匠作谱系中心的地区相近，也就是说徽系的祠堂与住宅有可能受到了不同建筑谱系的影响，富裕的徽商不断地把这两地的匠人请到徽州去营建，匠作之间的交流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另外，赣江—大庾岭—珠江的漕运路线一直是南方最为重要的南北运输干线。但赣系与粤系的關联，移民的因素可能是比较突出，而不像徽、吴和赣的关系。沿着这条南北漕运干线，会发现多个匠作发达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江右赣系建筑谱系的影响。如聚落形态中的长列布局、明塘与主街的关系、吉安地区的小型住宅与大型宗祠的关系、结构体系中“子母榫卯”节点所造成的高低错开的梁额形式等等，在粤系的风土建筑中都可看到其拓扑变形的关系。可能自宋以来，江右赣系建筑谱系的影响就开始沿着这条水运路往南传播（图15）。

四、结语

本文以赣语方言区的地理分布为背景，通过文献和实地调研提炼出江右赣系建筑谱系的基质，然后据谱系基质找到该地域风土建筑的谱系构成和中心所在，在此基础上，从移民和匠系交流的角度分析了赣系与吴系、徽系、粤系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对该地域风土建筑的体系化认知、文化遗产价值的研判和保存，以及传承与再生实践，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有利于风土建筑的体系化认知。风土建筑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民间体系，与文化习俗有着直接的关联，民系或文化圈的地域分布常是跨省级行政区的，而以往风土建筑研究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因此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难以把握建筑谱系及其不同谱系间的相互关系。我国风土建筑谱系尤其是东南区域的建筑谱系，在移民和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表现出“大同小异”的特点。差异性是识别不同建筑谱系和提取谱系基质的关键，只有在文化地理的视角下突破行政区划的地域局限，通过仔细地比较分析，才能在“大同”中见“小异”，从而达到谱系的认知，见木见林。二是无法准确提取建筑谱系基质。某一行政区划可能包含几个不同的文化圈，若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具有普适性的基质将难以得到同类归纳。以文化圈的地理分布为参照，捉住风土区系的中心，风土建筑的特征才会出突显出来。

（2）有利于风土建筑遗产价值的研判和保存。截至目前，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99个，传统村落6819个。随着城乡改造进程发展，名录还会继续增加。作为风土建筑的“标本”，这些遗产的保存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以价值为导向的保护实践中，风土建筑遗产的地域特征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整饬和修缮的过程中，常出现地域特征“张冠李戴”的现象。究其原因，乃是未能把握谱系基质要素所导致的。因此，谱系基质的提取对风土建筑遗产价值的判断和保存，以及遗产名录的筛选，可提供参照。

（3）有利于风土建筑文化传承与再生实践。面对量大面广的风土建筑，纳入名录的“标本”式保存仍属于被动的保护方式。要实现风土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再生，则需变被动为主动，即将风土建筑谱系基质通过转化，融入到当代的现代建筑创作中去。转化和融入的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对谱系基质的准确把握和对其与自然环境和文化习俗的因应关系的理解。因此，对地域风土建筑谱系的整体认知和基质构成分析，对地域风土建筑的演进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江右是宋明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入清以来虽稍有没落，但仍持续得到发展。由于风土建筑研究受学术团队地域分布的影响，相对于徽系、吴系和粤系而言，江右赣系风土建筑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作为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该地域风土建筑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