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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谏厉王弭谤》的文章学艺术

2023-05-30唐魁

文学教育 2023年1期
关键词:艺术特色

唐魁

内容摘要:《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由于召公出色的谏言而展示了突出的记言特色,然而文章在整体的结构布局、情节铺展、文风收放以及叙事技巧、形象塑造等方面也别具一格,具有卓越的文章学艺术,有效地完成了史传散文在历史事实与文学叙述上的高层次结合,是《国语》乃至先秦散文中的典范之作。无论是文章昭示的历史教训还是文章积累的艺术成就,都可资镜鉴,值得深味。

关键词:《召公谏厉王弭谤》 史传散文 历史叙事 艺术特色 文章学

《召公谏厉王弭谤》是出自文化典籍《国语》的一篇文章,全文仅263字,篇幅简短,但结构精巧,叙事说理详略得当,人物刻画饱满生动,故事情节紧张有致,文风冷峻简直,展现了先秦史传散文卓越的艺术成就。由于全文主要篇幅为召公谏言,故后世评论多以分析召公谏言为要,突出关注《国语》的记言特点,而忽视了文章整体的艺术特色和写作技法。如《讽谏的艺术——学习<谏太宗十思疏><召公谏厉王弭谤>有感》从进谏的时机、角度和对象三方面分析召公谏言失败的原因,探讨说话的艺术[1](p124-125);《语言朴素,道理深闳——读<邵公谏厉王弭谤>》着重论述阐释召公谏言的部分,突出文章对话的艺术和语言的特色[2](p40-41);《能纳众流,乃成河海——浅谈<召公谏厉王弭谤>的记言特色》则主要从召公的讽谏技巧探讨文章的艺术成就[3](p9)。然而作为“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4](p21)的《国语》,即使曾作《非国语》的柳宗元,亦认为“其文深闳杰异”[5](p1265),文章的艺术成就远不止于其記言特点。因此在篇章结构、情节叙事、文风收放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都极有值得阐发和探讨的空间。

一.结构精巧稳健,叙事详略得当

《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虽然以召公谏言为主要内容,但是文章反映的却是“国人暴动”这一历史事件,只不过当时的时政背景和社会现状在文章中是通过精巧的结构布局和详略叙事表现出来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略写,从厉王入手,极其简练地刻画了厉王之厉;第二部分详写,大篇幅地记录了召公的谏言,突出召公之贤;第三部分又略写,简要地交代了召公讽谏的结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从布局上看,文章整体结构简单明了,一目了然,简单的结构丝毫不影响文章在篇章内容上的逻辑架构。文字上略写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蕴涵的事理反而搭建了文章的骨架,详写的第二部分恰恰是内嵌于其中的部分。比如如果没有第一部分厉王之厉的描述,第二部分的召公之谏便没有依托,无从谈起;而第三部分“王不听”和“流王于彘”的结尾既是第二部分召公谏言的逻辑结果,同时又从历史价值上进一步反证和反衬了谏言的意义。因此可以说,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虽然从文字上看是略写,实际上却是略写不略、“字去而意留”。在第一部分中,厉王之厉其实让人印象深刻。“厉王虐,国人谤王”,文章开篇简要的叙事就架设起文章主要的矛盾冲突,唯其简略才见出冲突之鲜明强烈,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以此为背景,更预设了文章结尾“流王于彘”之结局的根源。然后“王怒”、王“杀之”“王喜”和“国人莫敢言”、“乃不敢言”以及召公的第一次谏言都以极简的手法完成叙事,作者似乎置身事外,却在不动声色中夯筑了一种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这既是召公讽谏的前提和逻辑背景,也是文章作为史传散文的材料准备。文章第三部分仅仅三句话,既对召公讽谏的结果作出了回答,又对厉王的专制统治之后果作出了回答。紧紧接续召公谏言,作者没有半句多余的话,言简意赅地给出了两个结果,为文章作了结。如此安排,一方面说明了召公谏言在厉王面前的不值一提,直接否定,衬托了厉王之厉;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厉王的结局在作者看来同样不值一提,“流王于彘”是历史的必然。文章结尾戛然而止,令人深思。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整体结构的精巧稳健不仅在于三个部分的设计互相呼应,详略处理恰到好处,而且文章还巧妙地内含两条线索。一是厉王与召公的对话作为明线构成文章主体,二是厉王与国人的对立对抗这一暗线推动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束。两条线索共同完成了文章的布局谋篇,使《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言之有序,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附会》所言:“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6](p481)

二.人物形象饱满典型,情节紧张有致

史传散文虽然讲究按实而书,直笔贵信,但要使后人居今识古,有所体认和殷鉴,必也“立象以尽意”(《易传·系辞上》)。《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集中塑造了两个典型人物:召公和厉王。两者形象饱满,性格典型,召公之贤和厉王之厉针锋相对,令人难忘。在文中,通过两次进谏和大篇幅的发言行为,召公的贤能形象得以刻画,充分展示了《国语》通过记言来评说人物的特色,也成功地在历史上留下了贤者之如召公这一类形象。显而易见,召公之贤主要是通过其匠心独运、逻辑严密的第二次谏言中所体现。在谏言中,召公层层深入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宣之于口”,深入浅出地道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深刻哲理,论断中闪耀着问计于民、听政于民的民本思想光辉,而天子听政全赖民言、斟酌而行的理论总结正是召公作为“贤者识其大者”(《论语·子张》)的体现,召公作为有识之士的远见卓识、作为股肱之臣的耿耿忠心和良苦用心昭然若揭。在进谏的过程中,召公设喻明理,“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凡作两番比喻……真乃精奇无比之文。”(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三)不仅如此,召公谏言语语格言,笔意纵横,论据材料旁征博引,笔法新警异常。“贤,才能也。”(《说文解字》)召公的论说“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极具修辞立说才能,贤者形象不言自明。

在召公之贤的映衬下,与之相对的厉王形象也格外鲜明。可以说,召公形象有多么贤能,厉王形象就有多么酷厉。第一,召公进谏分为两次,一略一详,先略后详,何也?自古批“龙鳞”,逆“圣听”,本来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又何况是劝谏“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厉王呢!因此,在不知道厉王想法意图的情况下,作为臣子,召公第一次只是试探性地感言式地发表对现实的看法:“民不堪命矣!”语气委婉,言辞简略。既充分体现了召公作为贤臣的担当和担忧,也暴露出厉王的暴虐和淫威。而第二次进谏时,厉王正“喜”并主动“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于是详谏。第二,召公进谏后,对于厉王的反应,文章的描述极其简略但却字字有力,非常成功地刻画了厉王之厉。比如对于厉王的情绪,文章只用“怒”“喜”两字则把厉王列入了暴君的行列,勾勒出其反复无常的性格;对于厉王的行为,文章只用“得卫巫,使监谤者”“杀之”三个直接利落的祈使语句,就完成了厉王弭谤杀人的过程,见出其视人命如草芥的暴虐;对于厉王的决定,文章只用“王弗听”三个字,这既是对天子听政的公开否决,更是对召公苦口婆心之劝谏的漠视,见出厉王的刚愎自用,其与民作对之心丝毫没有动摇。

从历史与叙事的关系角度来看,历史离不开叙事。黑格尔指出,“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7](p56)作为史传散文,《召公谏厉王弭谤》如果仅仅罗列历史人物,它不可能使得“国人暴动”这一历史事件获得解释和理解,既不能记录这一历史史实,其本身又不成其为文学(散文)。因此正是文本的叙事性,才使历史得以书写。而所谓文本的叙事性既包括文章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更在于文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巧妙地完成历史情节的叙述。在《召公谏厉王弭谤》中,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情节)正是由历史人物的言行构建,并跟随人物形象的逐步确立而紧张有致地推进。文章一开篇,就架设了王虐民怨的矛盾,基于周厉王重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等佞臣,实行“专利”政策,对内封山占水,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禁止老百姓采樵、渔猎,断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计;对外兴师动众,征伐四方,不断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朝野上下危机四伏,其倒行逆施、横征暴敛的行径已经引起了广大臣民的强烈不满,统治危机、政治危局日益严重,并且已然长期存在。但是如何打破这一处于爆发前的沉默?文章引入贤能之士召公,揭开危局的面纱。而逆耳忠言考验的是王的形象,接受劝谏还是拒不纳谏决定着王的结局,厉王对于召公谏言的反应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文章的走向。在此逻辑下,情节也就自然向前发展。可以说,由于有召公的谏言和忠告,王“怒”王“杀”王“喜”“王弗听”这一系列的言行才得以发生显现,厉王暴虐凶残、刚愎自用的独夫形象彻底浮出历史水面。而独夫的进一步言行最终导致冲突升级,国人起义。历史通过文章的叙述得以还原和理解。因此,《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历史的必然性及其启示性在此得到清晰地诠释。先秦散文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在此实现了统一。

三.文风严峻冷静,语言张弛有度

区别于诸子散文或犀利好辩,或汪洋辟阖,作为史传散文的《召公谏厉王弭谤》文风严峻冷静,清切简直,篇章修辞艺术别有用心。文章记录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公元前841年发生在西周镐京的“国人暴动”,也即文章最后写明的“流王于彘”一事,通过该史实表达“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史教训,实现《国语》文章“求多闻善败以监戒”(《国语·楚语下》)的编撰意图。可以说,“流王于彘”这一事件应该是文章的基本内容,呈现“国人暴动”的历史场景将有力地印证厉王拒不从谏的严重后果,让读者更为轻松地完成对这一教训的接受。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文章对于“国人暴动”的历史史实却只有只言片语,完全省略了这一极其富有画面感和在场性的事实描述,以一种“不写”之写的文章结尾完成人物的结局和史实的记录,使文章呈现别样的风格,也成为文章极具意味和艺术的高明之处。第一,“不写”并不意味着事实缺失,而是无需多言。在召公进谏之后,特别是其第二次苦口婆心、义正辞严的谏言之后,作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最关键一环已经完成使命,能言之人已经说完,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只在于厉王的抉择。也就是说,厉王纳谏则危机可解,厉王不听则暴动必来。事实是,“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厉王被推翻的结局可想而知,显而易见,无需赘言。第二,“不写”比写更能丰富文章内涵。把“流王于彘”的暴动写出来,读者只能跟随文章的描述被动接受既定事实,结束阅读,情感情绪宣泄有限。而“不写”可以让读者更为自由地释放“道路以目”的历史境遇所产生的凝重心情,在自己的想象中还原历史场景、暴君下场以及人间正道等等,文章言有尽而意无穷。第三,“不写”也以一种冷峻简直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作者的评判。整篇文章把重心放在召公谏言的描述上,矛头指向的却是君王统治者。在接二连三地苦谏下,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对于这样一个暴君独夫,其结局在此不值一提,“不写”反而让作者的不屑鄙夷之意溢于言表,以一种“春秋笔法”实现了文章的微言大义,使之呈现出历史叙事的客观冷静。

显然,上述文章风格的呈现很大程度上落实于语言。正是通过语言组织的张弛有度、词句运用的朴实尚简使文章意图的表達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召公谏厉王弭谤》全文篇幅非常短小,史实内容却丰富,文约而事丰。全篇多用短句,内涵意蕴却丰富,词约而义丰。刘知几《史通·叙事》中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8](p399)如塑造人物形象时便可见一斑。在文章的描述中,厉王引以为傲的弭谤,方法简单粗暴,手段凶残蛮横,对于批评者,只有一种结果,“以告,则杀之”,从中既可见出厉王对待批评者的草率野蛮,又反映了厉王对于自己统治不容置喙的态度,由此也反衬出勇于纳谏的召公之胆识与贤能。在确保篇章逻辑清晰、语意内容清楚的同时,文中简短的句子使文章在表现形式上也极富力感,形成了一种果敢利落、简要直接的文风。在先秦散文语言由古奥到通俗的发展过程中,是像《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样的《国语》文章逐步奠定古文语言基础,使之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口语,以至逐渐成为古代散文创作的语言。[9](p4-13)

作为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史书《国语》中的一篇,《召公谏厉王弭谤》的艺术特色显然不仅仅体现在人物语言上,其价值成就也不唯独在于召公谏言方面,文章的整体结构布局、叙事技巧、文风的把握以及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推动都别具一格,富有特点。这些特点使文章既忠实地完成了历史事实的还原和记录,以资镜鉴,又卓越地实现了文学叙事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树立了史传散文的典范。

参考文献

[1]王斌.讽谏的艺术——学习《谏太宗十思疏》《召公谏厉王弭谤》有感[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0,(05).

[2]朱人天.语言朴素,道理深闳——读《邵公谏厉王弭谤》[J]中文自修.1995,(02).

[3]王茂恒.能纳众流,乃成河海——浅谈《召公谏厉王弭谤》的记言特色[J].语文天地.2003,(07).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柳宗元柳宗元集·非国语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8]赵吕甫.史通新校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9]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J].文学遗产,2007,(04).

基金项目:新时代消防精神视域下的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与方法研究(YJZD2022005).

(作者单位: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基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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