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兰

内容摘要：《第五个孩子》是多丽丝·莱辛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蕴含深刻的生态关怀和女性意识。文章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小说中海蕊以及她第五个孩子班的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在男权制社会中被物化为生育工具、沦为失语他者的女性生存现状以及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统治下以班为代表的异形边缘人如动物般遭受的残暴压制，以期让读者进一步理解莱辛关于接受差异、积极建构两性对话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消除性别不平等、应对人类生存危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第五个孩子》 生态女性主义 男权制 人类中心主义 压迫

多丽丝·莱辛（1919-2013）是战后英国最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伟大的女性作家，素有“多产”和“难懂”之称。自1950年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问世到21世纪初期，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莱辛共创作了近60部作品，包括27部长篇小说、16部短篇小说集、7卷非虚构作品、2部自传、3个剧本以及一些诗歌。200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莱辛诺贝尔文学奖，盛赞她“书写了女性经验的史诗，以怀疑、激情、想象的力量审视了一个分裂的文明”（Carlin Romano，2007）。

于1988年面世的《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开启了莱辛后期现实主义创作回归的先河，获意大利Grinzane Cavour 奖，应届毕业生票选当年最佳作品，被评论家们称为“小典范”（默文·罗森斯坦，1990：7）。作品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的英国市郊为背景，描述了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幸福梦因为第五个孩子班的出生而破碎的故事。早产儿班不但样貌丑陋，而且天生蛮力、极具攻击性，甚至嗜血。不堪其扰的父亲最终将班送进了所谓的“疗养院”，在那里班受到监禁，遭遇不人道的对待。而自责不安的母亲又将“可怜的班”接回家中，致使短暂平静之后的家庭再次风波不断。通过一个正常家庭如何对待异于常人的孩子，莱辛阐述邪恶的本质，残酷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面向。

《第五个孩子》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部作品的研究多聚焦在主题研究、象征意义研究、互文性研究、写作风格和叙事技巧研究等，研究视角涵括女性主义视角、伦理学视角、空间批评视角、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视角等，但较少学者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作品进行解读。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莱辛在《第五个孩子》中关于女性、人类生存问题的思索，以期为读者打开新的解读视角。

一.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的可置换说法包括女性环境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性女性生态社会主义以及性别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gender and the environment）等（韦清琦，李家銮，2019：20）。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并具有环境视角的批评理论，是对各种压迫之间的联系进行测试和理论化的重要场地”（Val. Plumwood，2000：150-153）。它强调女性和自然联系的概念，反对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正如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者与践行者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1993：117）所言，“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如其名所示，是关于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或女性与自然的，还基于以下前提来讨论环境恶化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即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密不可分”。换言之，“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女性主义伦理，致力于研究相互关联的概念结构，这些结构认可了对一系列群体的压迫：女性、有色人种、动物、GLBT人群以及自然界”（格里塔·加德，2018：109）。它不仅仅是关于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或女性与自然的，还关注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以及人类相互对待的方式，即对当今世界中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冲突、性别不平等以及人类生存危机等问题提出发人深省的思考，倡导人与自然契合，人与人平等，呼吁重塑人类精神价值。

由此可见，在为研究文学提供了新的批评范式的同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也为重新解读、评价多丽丝·莱辛的《第五个孩子》提供了新的视角，更是为重新挖掘莱辛塑造海蕊和班的文学形象之真正用意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第五个孩子》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第五个孩子》中的生态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对主人公海蕊及其第五个孩子

班身上。

1.海蕊——男权制文化中被物化的生育工具与失语的他者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制统治逻辑下，男性与女性对立，“女性与自然、繁殖、物质、他者性被归为一类，男性与文化、生产、形式、自我性被归为一类，这是西方男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贬低自然和女性寻找合理性”（韦清琦，李家銮，2019：11-12）。小说中戴维对待海蕊的态度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第五个孩子》中外人眼里的“好丈夫”、“好爸爸”戴维出身中产阶级，七岁时父母离異，而后又各自组建了家庭，虽然“拥有两个家，在两个家都有房间”，但“心理上不舒服，甚至不快乐”（多丽丝·莱辛，2016：5）。这种生活经历使得戴维善于伪装并且自我，对择偶有着自己独特的标准，“他的妻子必须与他有下列共同点：他们都知道幸福在哪里并知道如何护有它”（多丽丝·莱辛，2016：6）。这才有了在公司联谊会上，他一眼就相中了来自传统家庭的普通又保守的海蕊，一个在60年代性观念开放却还是处女的女孩。因为他非常清楚，这样的女孩成为妻子后，将会是将丈夫、孩子和家务视为重心并愿意给他生“六个”（多丽丝·莱辛，2016：7）甚至更多孩子的完美妻子。果不其然，海蕊在怀孕后第一时间辞去了工作，甘愿做一名“因害喜与一整个星期都在刷地板、洗窗子而脸色发白、筋疲力尽”（多丽丝·莱辛，2016：11） 的家庭主妇。在母亲劝他慎重考虑多个孩子给家庭和教育带来的种种问题时，戴维毫不留情地讥讽她，“你不是母性的类型，这不是你的本性。海蕊是”（多丽丝·莱辛，2016：12）。这充分反映出，在戴维的认知中，作为女性，尤其是作为妻子，生育是本性，是价值所在。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他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让海蕊在六年间接连生了五个孩子，更是在第五孩子——异形儿班出生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在海蕊身上，疏离她并不顾她的反对，执意要把班送走。

戴维和海蕊的相处模式表明，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并不被视为具备完整人格的个人，女性的价值是在满足男性需要的过程中实现的（韦清琦，李家銮，2019：76）。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价值理念影响下，海蕊丧失了主体性，把自己当成是“用美丽包装纸层层包裹，等着慎重送给正确对象的礼物”（多丽丝·莱辛，2016：3），把制图设计师的工作当作“用来打发婚前时光”的玩意儿，“从不烦恼要不要做职业妇女”（多丽丝·莱辛，2016：5）。她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在男性身上，“某个男人将交给她一把开启她王国的钥匙，在那个王国里，她将找到本性渴望的一切”（多丽丝·莱辛，2016：6）。性与生育本来是女性天然的属性与正当的需求，但是在男权社会中被社会化了，女性因而沦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韦清琦，李家銮，2019：75）。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海蕊对自我价值为什么会有“除了养育孩子，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本事”（多丽丝·莱辛，2016：38）这样惊人的论断。

也正是这种被物化和主体性的缺失，使得海蕊在班的去向上彻底沦为失语的他者。在传统的男性意识形态中，女性如同自然，是无序、混乱的存在，是个需要被征服和控制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女人和大自然一样，具有双面性：养育孩子的母亲在给家庭和生活带来和平的同时也会带来灾难和风暴。因而，作为班的母亲，除了照顾孩子，她还得承受大家的谴责，认为异形儿班的到来都是她的罪过；在班的去留问题上，公公和丈夫才是主导，不容她反驳：

菲德烈率先发难（海蕊认为这颇不寻常），说道：“我说海蕊啊，你该面对现实了，班必须被送去疗养院。”……莫莉也认同。他们两人立场一致，一旦他们认定眼前的事是危机（甚至还间接危及他们），态度便绝不含糊。……戴维……低头凝视桌面，嘴巴紧闭。他同意父母的看法（多丽丝·莱辛，2016：81）。

……戴维说：“听着，我同意。海蕊迟早得同意，现在该是时候了。”…就这样，班的命运已定。……几天后，菲德烈打电话来说已经找到地方了，他们会派车来接班。很快，就是明天。……海蕊顿悟他们背着她进行了一切（多丽丝·莱辛，2016：81-84）。

在其著名的缺席指涉（absent referent）理论中，卡罗尔·亚当斯（1990）指出，在男权制文化中，女性往往根据男性的需要被物化，具备完整人格的个体“人”这一原本的指涉因此而缺席（韦清琦，李家銮，2019：71）。海蕊在班去留问题上话语权的丧失充分体现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语境下，压迫者通过缺席指涉剥夺被压迫者原有的主体性，从而巩固其自身的主导地位并剥削被压迫者；被压迫者沦为失语的他者，被斩断了与其对应能指的关联”这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韦清琦，李家銮，2019：72）。

2.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的困兽

加德（1993）曾指出，我们对待自然或动物的方式与我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密不可分。这种观点在《第五个孩子》中的班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班的遭遇折射了人类对待自然和动物的影子。

班是海蕊在第四个孩子保罗尚未周岁时怀上的，他的意外到来让戴维和海蕊措手不及，因而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在这个家庭不受欢迎的命运。尚在娘胎时，班就经常拳打脚踢，让海蕊痛苦不堪，以至于不得不服用镇定剂来让她这个称之为“敌人”、“野蛮东西”、“怪物”（多丽丝·莱辛，2016：43，46）的胎儿陷入沉睡，来获取片刻的安宁：

“……她服用了大量的镇定剂。……她用意志力指挥它不来影响她，只对胎儿——这个让她陷入生存苦斗的东西——发挥作用。……如果它出现苏醒迹象，开始殴打她，海蕊便再吞一颗镇定剂。”

她沉默地警告蜷曲在她子宫里的东西：“闭嘴，不然，我就再吞一颗药。”它好像听见也听懂了（多丽丝·莱辛，2016：46-47）。

而出生后，由于外貌的返祖特征，班受到了父母进一步的厌恶与漠视。“他……根本不像个小宝宝。他的肩膀厚实，背儿隆起，躺直在那儿都好像蜷曲着身体；额头很宽，从眼睛往后倾斜到头顶；头发模样奇怪，头上有两旋，从那儿形成一个V字形（或三角形）往下一直长到额头，额前的头发往外窜，一团粗硬的黄发，两旁和后面的头发则贴着往下长。他的手又厚又重，手掌心有一团肌肉……可怜的小怪物，他的母亲这么讨厌他……海蕊心想，天知道什么样的母亲会欢迎这样的小孩——异形怪物。……可怜的班，没人爱他。她当然无法爱他！好爸爸戴维几乎连碰都不碰他。”（多丽丝·莱辛，2016：55-63）

由于力气惊人，富有攻击性，他常常被父母像对待野兽般关在窗户钉着大木条的房间里。“班会站在窗台上，手抓着栏杆用力摇动，观看外面的世界，发出阵阵刺耳的怒吼。整个圣诞节，他都被关在房里。……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时，总是听到他响亮、愤怒的呐喊，看到他站在窗沿試图推到栏杆。”（多丽丝·莱辛，2016：67-69） 家庭的其他成员对他也异常排斥，父母偶尔“把他放出小监狱，让他下楼和其他孩子一起，只要班一现身，就能让一屋子的人噤声或者离开，他们随便编个借口走开”（多丽丝·莱辛，2016：69）。

班由于返祖现象而遭受压迫的情况在被送往疗养院达到了极点，“地上…躺着班。他不省人事，仅穿着精神病患的束身衣，淡黄色舌头伸出嘴外。他的皮肤呈死灰白色，带点绿色。房间到处——墙壁、地板、还有班——沾满了排泄物。…班一动也不动，躺在那里，好像砧板上的一条死鱼”（多丽丝·莱辛，2016：93-94）。在这里，班就如同待宰的动物，无法逃脱。

班遭受的种种压迫和排斥皆因其异于常人的外形和举动，被视为怪物和外来者。社会包括他父母、亲人在内，皆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用审视动物的眼光审视他，觉得他不应该存在于这个社会，却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本身。就如同小说中季莉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直话直说，骆维特太太。问题不出在班，而是你。你不怎么喜欢班。”（多丽丝·莱辛，2016：119）是在娘胎里来自母亲的暴力镇压（吃镇定剂）、出生后父母的嫌弃和兄弟姐妹的排斥、抵触让班越走越远。

人们对班的态度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凸显，是对人身上动物性的彻底否定。在探究人的本质问题上，聂珍钊（2011：5）曾提出将斯芬克斯视为理解人本质的一把钥匙。他认为人类身上一直保留着“斯芬克斯”因子，而所谓的“斯芬克斯”其实是由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两部分组成的，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聂珍钊，2011：5）。但是，在工业化进展的过程中，人类无限放大人性的力量，却忽略了人与动物身上所共有的兽性因子，从而造成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膨胀。莱辛对班的刻画反映出“人类自身的生物性等原始动物本性在混乱无序的生存秩序之中将会更加凸显，环境的生物场性与非人类中心化趋向也将愈加明显”（（韦清琦，李家銮，2019：123）。

3.自然——女性独特的避难方式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体现在两者象征性的天然联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男权社会的压迫所导致的两者命运的相似上。卡林·J·沃伦（Warren K J．1987：3）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查伦·斯普瑞特奈克（2011：64）则认为，“大地和子宫都遵循宇宙的节奏”。女性子宫的周期性变化，就如同大地上的河流起落随月的盈亏变化，因而，女性和自然都能孕育生命，但又都处于边缘地位。而且，从本质上看，女性与自然都是受压迫者，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正是这种本质上的相似性，使得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默契，让女性在遭受苦难时不自觉地向自然靠拢，寻求自然的庇护与安慰。在《第五个孩子》中，在怀第五个胎儿——班时，海蕊异常辛苦，“她脾气变坏、爱哭与焦躁”（多丽丝·莱辛，2016：38）。丈夫戴维不理解她的辛苦与不舒服，反而觉得海蕊爱哭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某种誓约规定”，因为在戴维心中，“眼泪与悲苦一向不在他们的生活规划里”（多丽丝·莱辛，2016：39）。“夜里，戴维听到她呻吟、啜泣，他不再抚慰她”，“戴维不再像往日一样，和善地抚摸她的肚皮”（多丽丝·莱辛，2016：43）。得不到丈夫理解和安慰的海蕊，只好“开车出城，到附近的乡间道路上快步疾走”（多丽丝·莱辛，2016：45），来抵御胎儿拳打脚踢给她带来的疼痛、苦恼与不适，从自然中获取舒缓与安宁。在班出生后，海蕊的家庭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所有人都在责怪她把班这个怪物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孩子们纷纷远离班、远离父母，其他亲戚不再来和他们一起庆祝节假日，丈夫也和她日渐疏离。为了重拾昔日温馨，修复与丈夫的亲密关系，海蕊选择回归自然，“她恳请戴维与她一起外出度假。……他们选择了一家安静的乡间旅馆，长时间在外散步，互相体贴”（多丽丝·莱辛，2016：106）。随后，即便面对再多的责难与寂寞，海蕊依然有勇气把班留在身边。

在沃克看来，人和自然是一家人，是同一个家庭的组成部分（Winchell，Donna Haisty，1992：133–135）。而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女性和自然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关春玲，1996：27–28.）。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在面对磨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多是自然，因为自然给予女性关心、包容、支持、以及安慰，让她们重获信心与勇气，接受生活的洗礼与挑战。

人们对待海蕊和班的方式折射出人类对待自然/动物的方式。从本质上看，“虐待动物（自然）的行为根植于父权制文化理念”（刘彬，2015：146）。换言之，女性与动物/自然的遭遇是相似的，都在压迫者的暴力之下变成缺席指涉。要反对压迫，就要消解缺席指涉，恢复女性及动物/自然的实质指涉地位，重建与其原有能指的关联。

莱辛对《第五个孩子》中海蕊的形象刻画深刻体现了她对女性生存现状的担忧。而对于许多如同海蕊一样的女性来说，要摆脱这种状况，或许较为理想的方式在于通过改变内在思想，重构自我的主体性，寻求两性对话而非两性对抗，因为女性主体的重塑、价值的实现和发展均离不开两性共存的现实基础。而莱辛对班的返祖现象的描述，其实是她对人与非人类动物生物性的凸显，以及对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下生存困境的担忧。要走出这种困境，关键在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渗透下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绝对权力架构。通俗来说，就是人类应该秉持同情心、爱与包容来看待万物，并接受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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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本文章属于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202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20XJKY12。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